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

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精选9篇）

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 篇1

谭顶良先生1995年定义学习风格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持续一贯的带有个性特征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倾向。根据H.Gardner于1985年提出的多元智能概念, 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视觉学习者, 听觉学习者和触觉、动觉学习者。

视觉学习者是指需要通过教师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充分了解一节课内容的学生, 听觉学习者是指通过口头演讲, 讨论, 谈论话题以及听别人说来达到最高学习效率的学习者, 触觉、动觉学习者是指通过切身经历的方法, 积极探索其周围的物质世界来达到最好学习效果的学习者。通过根据指令的表演, 他们可以很好地记住复杂的知识。根据上述的分类及对国内相关学者的阅读, 笔者将其研究分为以下四大类别:

一、学生感知学习风格概况

田红梅描述了三种不同的学习者的特征, 长短处及其未来比较适合的职业;李景光在其研究中揭示了当前中学生感知学习风格的分布状况;王富民的研究发现三类学习者的数量差异不大, 但动觉型学习者的数量比其他两类学习者的数量略多。吴炫露采取Kinsella的感知学习风格分析发现高中生对在学习风格上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 但就数量上来说视觉型的学习者比其他两种的要多。而吴采取的问卷时外国的问卷并未经更改就直接用于对中国学生的测试, 难免会有不适合的地方。

另有学者对大学生的感知学习风格类型进行了调查, 鲁明召和李梅发现倾向于视觉型的学生最多, 为倾向听觉和触、动觉的学生要少得多。此外, 陈聪和马洪认为学生的风格差异并不明显, 而视觉型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最小。

从上述的这些研究中不难发现, 学者并没有在初高中生的感知学习风格的偏向研究中达成一致意见。此外, 学者们的调查对象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某一个或几个学校的学生, 这样的调查对象之间的特征非常接近, 调查所得到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学生们的共同经验的影响且很难代表整个地区。

二、学生感知学习类型和英语学业成绩的关系

笔者发现对于感知学习类型和英语学业成绩关系的研究, 大部分是关于针对学生学科的整体成绩的探究。王富民发现听觉型和动觉型的学习者英语听力成绩较好, 而总体上来说触、动觉型与英语学业成绩成正相关 (王富民, 2006) 。吴飒等人发现三种不同的学习风格和英语成绩均呈正相关, 触觉型学习风格与英语学业成绩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宋艳梅和王春玲利用Reid与1987年编制的《感知学习风格偏好问卷》调查而发现, 听觉和动觉学习风格都和学生的英语成绩成正相关的关系, 同样的结论也呈现在李宗强和张萌的调查中。另外有学者同样研究了初中生的学习风格和学业成绩的关系, 郭整风和范轶雪发现视觉偏好的学生的成绩更好一些, 他们的阅读成绩和词汇成绩也较高。听觉型的学习者的听力成绩最好, 而触、动觉型的学生的写作成绩最高。

从对这些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总结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学生的英语学业成绩并没有太大的相关, 但学生的感知学习风格对学生学习某一英语语言技能有一定的影响。

三、学生感知学习风格对教学的启示

近年来, 研究多集中在学生感知学习风格与英语学习中的某一技能的提高二者关系上, 具有更强的单一技能针对性, 比如针对词汇、阅读、听力、口语等, 各位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学生在词汇学习中, 要眼看, 耳听, 手写, 嘴说, 口读, 多种感官齐抓共管, 多种感官相结合的记忆比单一感官记忆的效率要增加许多倍。”此外, 叶顺丽提出匹配教学及错配教学的概念及其与英语教学的关系。匹配及错配教学明显优于不配教学 (即传统教学) , 用错配方式学习单词的成效高于匹配方式, 其优势在于听觉组在错配组单词的成绩。这很有可能与多感官教学的优势相关。

比较各研究者论文发现, 关于听、说、写的多感官研究结果相对较少, 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研究更是贫乏。中国传统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 绝大多数的学生养成视觉型学习风格, 即习惯于通过阅读书本及板书等书面的材料来学习, 又因为学生们大部分的考试都是以书面的形式进行的, 他们便从中受益。也正是如此, 教师在教学中忽略了听力的重要性, 而更多地将重心放在了语法和词汇教学上, 导致学生的听力水平不高。

纵观以上内容, 笔者认为多感官教学是针对不同感官学习风格最好的方式, 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也十分一致, 在不同的技能领域给出了十分细致的分析和指导, 并且提出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将课堂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但是, 在调查对象上还是缺乏一定的广泛性, 是否具有代表性?同时, 在少有人涉足的调查领域, 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开拓, 为英语教学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四、不同学习风格对学习方法策略的需要

许多的研究者在研究成果中均分别提到视觉型、听觉型以及动觉型三类学习者适合的学习方法以及对教师的教学策略要求, 近几年的研究中, 韦敏在《从学生感知学习风格探讨基础英语的教与学》一文中较早提出了以上三类学习者的学习策略以及对应的教学策略。随后, 李郁在前者的广度上增加了对“场依存一场独立型、聚合思维——发散思维型、沉思——冲动型”学习者学习情况的研究, 对他们的性格和学习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策略。

学习者风格的差异要求教师不仅仅是停留在了解、知道的层面上, 更要全面有效地进行分析总结, 从而实现更好地教学。由远及近、由繁到简、由泛泛到具体, 关于学习者的研究经历了这样一个时代, 并且会继续下去。

通过以上分类我们不难发现, 国内有关感知学习风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与教学实际的结合, 尤其是对英语教学的启示的研究数量尤多。而相对来说, 具体探究不同风格学习者对学习方法策略的不同需要的研究较少。

摘要：本文对国内有关感知学习风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阐述, 并对感知学习风格的实际运用价值和指导意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感知学习风格,学业成绩,教学

参考文献

[1]Gardner, H.Frames of mind: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NewYork:Basic Books Inc, 1985.

[2]陈聪, 马洪.感知学习风格与中学生英语学业成就的关系[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 (10) :248-249.

[3]陈苹.多媒体教学对初中视觉型学习者的影响及对策[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10 (6) :232-234.

[4]陈树英.感知型学习风格在英语口语训练中的应用[J].海外英语, 2012:60-61, 65.

[5]郭整风, 范轶雪.感知学习风格——学习策略与英语成绩的相关性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社会版) , 2013 (1) :102-104.

[6]李景光.基于中学英语课堂的学习风格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5.

[7]李光辉.运用思维逻辑记忆英语单词[J].中国电力教育, 2010 (18) :217-218.

[8]李涛.一项关于学生感知学习风格的调查[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 (基础英语教育) , 2004, 6 (2) :11-16.

[9]李郁.认知风格差异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26) :225-227.

[10]李宗强, 张萌.初中生英语学习风格调查研究[J].基础英语教育, 2010 (4) :32-36.

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 篇2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计量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摘 要

超导材料技术是21世纪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极具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本文主要从美国、日本、欧洲国家、韩国等国外国家的相关研发计划、政策以及主要科研机构的研发概况出发，结合中国发展现状阐明目前国内外超导材料技术的研究政策和方向。

关键词：超导材料技术；超导计划；超导应用；超导发展；研究方向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 materials

***（College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Superconduct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are strategically high-tech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have highly potential andmarketprospects.This paperanalyzed the R&D programs and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European countries, SouthKorea, as well as R&D priorities of majo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troduced the current progress of superconduct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research policies and priorities abroad.Keywords: Superconduct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Superconductivity Projects, R&D institu-tes,Research priorities

0 引言

超导材料技术是二十一世纪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极具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世界各发达国家政府纷纷制订相关计划和加大研发投资，积极开展超导材料技术开发和应用。美国、欧洲各国、日本、韩国和中国都竞相开展高温超导电缆、超导故障限流器、超导变压器、超导电机和超导储能装置等的研究，竞争十分激烈。超导材料技术的发展趋势是不断探求更高温度的超导体，实现高温超导材料产业化，使超导材料技术应用更加广泛，主要包括能源、交通运输、电子技术、医疗卫生、军事、重大科学装置等领域，也必将引起这些领域的重大变革。

在国际上超导材料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政府和相关行业也将目光投向这一高科技含量的领域，在我国2006~202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高温超导技术被列为前沿技术被列为新材料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高温超导材料的发展历史

1911年，荷兰莱顿大学的卡林·昂尼斯意外地发现，将汞冷却到-268.98℃时，汞的电阻突然消失；后来他又发现许多金属和合金都具有与上述汞相类似的低温下失去电阻的特性，由于它的特殊导电性能，卡末林·昂尼斯称之为超导态。

自卡末林·昂尼斯发现汞在4.2K附近的超导电性以来，人们发现的新超导材料几乎遍布整个元素周期表，从轻元素硼、锂到过渡重金属铀系列等。超导材料的最初研究多集中在元素、合金、过渡金属碳化物和氮化物等方面。至1973年，发现了一系列A15型超导体和三元系超导体，如Nb3Sn、V3Ga、Nb3Ge，其中Nb3Sn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Tc）值达到23.2K。以上超导材料要用液氦做致冷剂才能呈现超导态，因而在应用上受到很大限制。

图1超导材料的发展历程

1986年超导材料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IBM瑞士研究中心J.Georg.Bed-norz和K.Alexaner.Mueller发现了超导转变温度为35K的La-Ba-Cu-O，镧系）高温氧化物超导体。镧-钡-铜-氧（氧化物的发现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研究超导材料的新热潮。1年后，即1987年，美国科学家朱经武和中国科学院赵忠贤院士发现了材料临界转变温度（Tc）达到90K以上的钇-钡-铜-氧（Y-Ba-Cu-O，简写YBCO）化合物，至此，超导材料的研究进入了液氮温区。随后短短的数年内，人们又相继发现了稀土系（主要是Y-Ba-Cu-O，Tc为93K）、铋系（铋-锶-钙-铜-氧（Bi-Sr-Ca-Cu-O，BSCCO），Tc为93K）、铊系（铊-钡-钙-铜-氧（Tl-Ba-Ca-Cu-O），Tc为120K）和汞系（（Hg-Ba-Ca-Cu-O），Tc为130K）等氧化物超导材料，在加压条件，Hg-Ba-Ca-Cu-O氧化物的最高Tc可达160K。这类氧化物超导材料的临界转变温度远高于25K，可以工作在廉价的液氮（Tc为77K，价格1元/L）环境中，所以这类氧化物超导材料被称为高温超导材料。到目前为止，发现的5000多种超导材料中，高温超导材料约有50多种，但是研究较多的是镧系、稀土系、铋系、汞系、铊系和新型超导体二硼化镁（MgB2，Tc为39K）6类材料。到目前为止，研究最广泛的是铋系、钇系氧化物和二硼化镁。

2008年2月，东京工业大学研究小组合成了氟掺杂杉氧铁砷化合物，把该化合物中的一部分氧离子转换成氟离子，它就开始表现出超导性，并且在26K时具有超导特性。同年，中科院物理所科研小组报告，锶掺杂锢氧铁砷化合物的超导临界温度为25k，该发现最大的意义在于实现了高温超导基础研究领域上新的突破，为新型高温超导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铁基超导材料将激发物理学界新一轮的高温超导研究高潮。国外高温超导体的发展现状

目前，高温超导材料已进入实用化的研究开发阶段，氧化物复合超导材料的耐用和稳定性引起材料科学家的广泛重视。下文将对国外的有关研究进行概述。2.1 美国超导材料技术

2006年6月美国能源部DOE发布了超导技术基础研究需求报告，指出超导技术在应用、涡旋物质（vortexmatter）超导理论、新现象和超导材料5个方面的基础研究挑战，明确了新超导体的探索与发现、原子级超导体的结构与性能控制、优化超导材料输电能力、理解和开发竞争电子相、超导性能与超导体理论预测、揭示高Tc超导性的基本理论、发展涡旋物质科学等未来7个优先研究方向，以及合成、表征、理论集成新工具和超导利用新能材料2个交叉研究方向。表1为美国超导技术基础研究现状与挑战[15]。

表1 超导技术基础研究现状与挑战

基础研究

  目前现状 铜酸盐超导体

涂层导体制备 YBCO涂层 MgB2

钉扎涡旋和弱键连固态涡旋物质钉扎 输电能力限制 结构涡旋变换 MgB2双超导能隙 涡旋中心微观理论



挑战

第二代导体研究与开发 

更高的临界电流、交流电损失 

沉积动力学与反应 

低温学支撑技术研发:冷藏系统、低温电介质、低能电子学 

发展交流电磁场下涡旋玻璃态理论

 超导应用 





接



发展涡旋钉扎微观理论

涡旋物质









了解各界面和断层处涡旋钉扎行为 

开发新方法增强涡旋钉扎，提高临界电流密度达到理论极限 

理清累积钉扎效应性能 

了解极高超临界电流下涡旋电气力学 

自组装纳米周期阵列设计，实现高密度一对一涡旋钉扎方案



表1（续）超导技术基础研究现状与挑战

基础研究 涡旋物质 

目前现状



未来超导体的涡旋性能



      超导理论

挑战

利用铁磁缺陷设计磁性钉扎方案 开发新一代成像工具，如洛伦兹显微镜、磁力显微镜等 超导BSC理论

超导态:电子对相干态 将电子结合成对的超导胶 提高Tc:寻找不同的超导胶 探索临界温度的基本限制 检测新型超导体的新工具，如扫描隧道显微镜、光传导、角分辨光电子谱、非弹性中子散射光谱 赝隙相性质

超导涡旋中心的电子态

平面隧道和Andreev反射光谱学 高临界场是否适于电子对分离 量子相转变作用 量子物质新兴形态 新兴实验技术 电磁磁化综合制图 原子尺度电磁结构成像

电子与电子对动力学过程与作用 新型超导体探索中的理性设计 新型合成方法 纳米尺度超导结构

 

 新型超导体

     新现象

高温超导体    



超导材料   探索新型超导体 材料先进合成技术 纳米超导材料

  

2003年7月，DOE在公布的《Grid 20300A National Vision for Electricityps Second 100 Years》报告中，把高温超导技术列为美国电力网络未来30年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该报告制订了2010年、2020年和2030年美国在电力方面高温超导的发展目标，2010年前验证超导技术主干输电网络的可行性，实现10英里长多相超导电缆应用；2020年前HTS发电机、变压器和电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并实现长距离超导传输电缆应用；2030年前建成国家超导主干输电网络。2.2 日本超导材料技术的发展

日本超导材料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国际上处于先进地位。早在1987年9月日本就建立了Super-GM（Eng-ineer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Superconductive Gene ration Equipment and Materials）计划，其长期目标是发展超导电动机及相关的电力应用。1988年，日本成立了国际超导产业技术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Superconduc tivity Technology Center ISTEC），致力于超导技术的调查研究和基础研究开发，并积极促进超导材料技术的国际交流。超导研究开发预算由日本新能源产业综合技术开发机构NEDO下的新能源技术发展部所控制，但其中大部分的预算均用于电力和电子应用的研究开发中。这表明日本政府在超导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NEDO对超导技术研究项目进行大力支持，近年其开展的超导技术研究项目见表2。

表2 日本超导材料技术主要研发机构及其研发方向

研发机构

物质材料研究机构超导材料中心

产业综合技术研究所能源技术研究部超导技术研究小组 国际超导产业技术研究中心 理化学研究所

电报电话公司基础研究实验室超导量子物理研究小组 高亮度光科学研究中心Spring-8加速器部门

2.3 欧洲超导材料技术的发展

主要研发方向

新超导体探索、金属和氧化物超导体高品质导线开发、高品质超导材料制备分析、新超导器件的开发、SQUID的开发与应用、高场超导磁铁开发与应用等

高温超导氧化物应用、大面积超导氧化物薄膜、故障限流元件、超导薄膜限流器

超导块材、带材、线材、涂层导体、低温超导器件实验技术的研发，超导技术国际交流与合作，超导标准化等

超级计算机、加速器等科学装置 超导磁通量子

超导扭摆器（wiggler）

欧洲为促进超导电力技术和超导材料技术的发展，欧洲国家应用超导联盟（The Consortium of European Companies Determined to Use Superconductivity, CONECTUS）成立于1994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领导欧洲公司全面超导技术商业化，促进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

1998年，欧洲基金会ESF（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发布了极端尺度和条件下超导涡旋物质项目计划。该计划涉及15个欧洲国家、68个研究团队。NES综合研究设施和技术包括5个层次，第一层为现代样品制备和纳米结构技术；第二层为涡旋可视化局部探针技术和纳米尺度冷凝物波动函数成像；第三层为下一代共享研究设施；第四层为新应用开发的实验平台；第五层为理论方法和技术。大部分的超导研发资助还是来自欧盟各国家项目，主要是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2.4 韩国超导材料技术的发展 韩国政府在启动21世纪前沿研发计划（21C FrontierR&D Program）中，明确表示选择一些高新技术与产业，加大力度开发，以期望得到快速发展。2001年7月韩国科技部成立超导应用技术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Techn-ology，CAST），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促进和利用商业化超导技术，负责管理“应用超导技术发展先进能源系统计划”DAPAS（Development of Advanced Power System by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 Tech-nologies）的实施。

DAPAS计划在2011年前发展和商业化HTS，以及超导地下电缆、变压器、限流器、马达等超导能源设备，为社会贡献一个环境良好、能源损耗小且高等级信息社会的能源架构体系。DAPAS计划确定了未来发展阶段目标：2001-2003年为核心技术开发阶段，发展HTS电缆和系统技术；2004-2006年为预商业化阶段，改进第一阶段技术，发展原型设备；2007-2010年为商业化阶段，进行现场测试，发展商业化工业技术。表3为DAPAS工作分工、DAPAS计划发展路线图。

表3 DAPAS计划工作

种类 项目 电缆 变压器 限流器 马达 数字逻辑器 HTS-PLT线材 HTC-CC线材

参与单位 KERI 韩国理工学院 韩国电力研究院（KEPRI）

KERI

韩国光技术院（KOPTI）KERI/韩国机械与材料院

（KIMM）KERI/韩国原子能研究院

（KAERI）Neuros公司 Gyeongsang大学

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KBSI）

KERI 超导电力设备

超导数码设备

超导通用技术 低温技术 绝缘技术

HTS线圈理论技术（如连接、交流损耗等）电力系统应用技术 国内的高温超导材料开发进展

3.1 我国在超导领域地位的国际比较

我国在超导研究，特别是高温超导领域处在世界前沿，在1987年在铜氧化物超导体的时候，中国当时就是世界领先。2008年铁基超导体从日本开始。最后中国科学家取得铁基超导研究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但在整体水平上，包括应用物理方面的研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尽管有差距，很有潜力在国际上能够走在前面的[3]。

在国家“863”专项计划及产业政策的扶持下，我国在超导带材制备、超导强电应用、超导弱电应用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部分领域还建立了相关示范线。我国超导技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有：

① 2001年12月1日，我国首条铋（Bi）系高温超导带材生产线在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在一代Bi系高温超导带材产业化方面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② 2004年4月19日，由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和云南电力集团主导的33.5m、2kA/35kV三相交流电缆在昆明普吉变电站挂网运行，这是我国第1组并网运行的超导电缆，也是世界第3组超导电缆；

③2004年12月，75m、10.5kV/1.5kA三相交流超导电缆在甘肃省白银市完成了安装、调试和并网运行，此高温电缆项目由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牵头，甘肃长通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超导电缆的制作；

④2008年1月7日，由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参与研制的35kV/90MVA超导限流器样机（饱和铁心型）在云南普吉变电站进行了挂网试运行；

⑤2011年2月，国内首个超导变电站在甘肃白银建成，在同年4月正式投入运行，该变电站包含了高温超导电缆、高温超导储能系统、高温超导变压器和高温超导限流器，代表了我国超导技术的最先进水平，创造了多项第一；

⑥2012年1月7日，国家电网天津电力公司首台高温超导限流器（220kV/800 A）在天津石各庄调试完毕并运行，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和天津市百利电气有限公司共同参与了该项目。3.2 对当前我国超导技术发展的认识 3.2.1 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国已经实现了Bi系高温超导带材的的产业化，也建立了多条超导示范线，为我国超导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整体技术水平看，与国际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在长距离二代超导带材的制备、超导电流引线、超导电动机、低温制冷技术和终端接头技术等方面[6]。3.2.2 原始创新成果较少

我国在超导领域缺少原始创新，科研上一直跟随他人的脚步。要想缩小这种差距，就必须在成果上有创新突破。尽管近几年我国超导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论文和专利数量也有了较大增长，但在原创性及基础研究领域和产业化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3.2.3 超导产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2012年2月22日，《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出台，明确提出超导材料作为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的方向之一，超导材料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强电领域是超导技术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智能电网”建设正式写入“十二五”规划，对现代电网运行的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和电能质量有了新的要求，超导技术成为可能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之一。另一方面，电网的复杂性，也为超导技术应用提出了新的挑战。3.3 对我国超导技术发展的建议 3.3.1 继续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的推动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尤其是在超导产业处于规模化前夕这一关键时期。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扶持作用，尤其是资金上的扶持极为重要。日本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发展组织，1999-2008年期间累计投入626亿日元，开展高温超导电缆、变压器、飞轮储能、发电机、故障限流器等方面的研发工作，其中材料与设备的开发几乎占了总投入的一半；韩国政府耗资1.44亿美元发展高温超统。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政府在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的同时，应增加经费的投入比例，争取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把握机遇，以期在国际竞争中缩小差距。

3.3.2 以国家政策为先导，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超导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外，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方政府在资源协调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以国家政策为方向，明确发展重点，有助于超导产业的加速发展。如我国第一条超导电缆及首座超导变电站，都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才顺利实现了试运行。以上海为例，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由上海电缆研究所牵头，联合上海市电力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电缆厂有限公司、上海三原电缆附件有限公司，成立了上海高温超导电缆产业化及工程应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明确以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重点发展超导电缆等相关超导电力应用技术和第2代高温超导带材。以联盟为支撑，上海交通大学李贻杰教授成功研发了百米级2代高温超导带材，填补了国内空白。

3.3.3 继续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鼓励企业进入超导产业

超导产业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前景好但回收周期长的高新技术产业。过去，研发主体（或参与者）主要是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有实力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经费来源单一，基本是来自于政府拨款，资金有限。研究方向也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即使取得了成果，也难以进行中试乃至产业化。另一方面，企业产品虽接近市场，资金实力强，但研发实力薄弱。若将产学研三者联合，各自发挥优势，使得研发与市场紧密结合，优势互补，必有助于推进超导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此外，企业进入超导产业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可以参与超导项目的研发，另一方面又可为项目的产业化提供后备保证。现代企业已经深深意识到超导产业的巨大商业价值和开发前景，国内企业已经开始蛰伏超导产业，提前布局，抢占市场先机。结语

超导技术在交通、能源、电力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市场价值。美国科学家认为，超导技术就像半导体一样会引起社会工业的巨大变革。但从目前来说，超导技术并不具备规模化的条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估计，超导技术实现产业化，至少还需要5～1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如何把握机遇、推进超导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化、参与国际竞争，是政府、企业和无数科研工作者需要思考的战略性课题。

致谢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江老师的热情帮助。她为人随和热情，治学细心严谨，而且还很关心我们。在论文的写作和措辞等方面她也总会以“专业标准”严格要求我们，从选题、定题开始，一直到最后论文的反复修改、润色，江老师始终认真负责地给予我们深刻而细致地指导，帮助我们开拓研究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正是老师的无私帮助与热忱鼓励，我的这篇论文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衷心的感谢江老师为我们的辛勤付出。

另外，还要感谢学校图书馆这个平台，它为我们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让我从中收获颇丰。也感谢这篇论文所涉及到的各位学者，本文引用了数位学者的研究文献，如果没有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帮助和启发，我将很难完成本篇论文的写作。

参考文献：

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 篇3

一、制药废水的基本概况

制药废水是指在药物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由于生产的药物品种和生产工艺不同，所排出的废水的成分也有着千差万别，主要包括合成药物生产废水、中成药生产废水、抗生素生产废水以及各类制剂生产过程的洗涤水和冲洗废水四大类，其特点是成分复杂、有机物含量高、毒性大、色度深和含盐量高，属于较难处理的高浓度有机污水。

二、制药废水的危害

制药废水绝大多数极易挥发，使空气中的化学物质浓度超过环境本底值，引起大气污染；如果制药废水进入水体， 能长时间残留在水体中，通过食物链逐步进入人或动物体内，较强的毒性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各种危害。

三、制药废水处理技术进展

制药废水处理有较为成熟的工艺，有诸多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地研究。常见的制药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技术进行分类，可分为以化学氧化法为主的Fenton法、湿化氧化法、光催化氧化法、臭氧氧化法、超声声化法、电解法、催化铁内电解法以及物理方法如混凝沉淀法、气浮法、吸附法和膜分离法。另外还有多种方法联合处理更加高效的处理制药工业产生的废水。

混凝沉淀法：混凝沉淀法处理制药废水，主要被广泛用于废水预处理及后处理过程中，原理是让混凝剂（如氯化铁、聚合硫酸铁、聚合氯化铝、聚丙稀酰胺等）中和废水中的胶体物质，使胶体微粒相互集结、失去稳定性，最终沉淀聚合，是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一种水质处理方法。但混凝沉淀法会导致二次污染，因为沉淀会变成大量的污泥，难以处理；并且经过处理后的水质仍然盐度高、pH值低，氮、氨元素的去除效果也不好，因此不常作为水处理工艺单独被使用。

电解法：电解法处理制药废水正逐渐被人们重视和青睐，因为该法具有效率高、操作易等优点，对有色废水进行脱色作用较好。大量实验表明，利用内电解技术处理化工制药废水，对污染物有明显的降解作用，废水COD（化学需氧量）去除效果最佳，最高去除率可达65%以上，并可以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通过厌氧生物的后续处理出水可达到二级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但电解法能耗高，并且与混凝沉淀法类似、也会产生大量的污泥，从而引发二次污染。

3.吸附法

吸附法处理制药废水是物理处理法，是利用多孔性固体吸附剂（如活性炭、活性煤、腐殖酸类、吸附树脂等）对废水中的一种或几种污染物进行回收，从而达到对废水净化处理的目的。但是此法用途面狭小，一般仅在中成药或各种西药等产生的制药废水预处理中使用，且吸附剂容易发生脱落、被腐烛等现象，无法广泛使用于其他废水处理工艺之中。

氧化法：氧化法处理制药废水的方法有很多，常用的有湿化氧化法、光催化氧化法、臭氧氧化法和微波诱导催化氧化法等。

湿式氧化法是由Zimmerann最早于1944年提出，初期被应用于造纸废水处理，但其技术条件的苟刻。后又发展了如催化湿式氧化技术和催化湿式过氧化物氧化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处理后COD去除率可达81%。Shemer等在H2O2/Fe2+方法中加入紫外光的照射处理（光催化氧化法）含甲硝唑模拟废水， 结果表明，UV/ H2O2/Fe2+对甲硝唑去除率明显提高， 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65期2014年第3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废水去除率达94%。臭氧氧化法是利用臭氧的极强的氧化能力处理废水， 反应灵敏，操作简单，且氧化过后变成氧气，没有二次污染，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领域。但生产臭氧的电耗较高，且臭氧不稳定，需加强对臭氧气体与水接触方式和接触设备方面的研究。

Fenton试剂法：Fenton试剂法一般用在制药废水的预处理过程中，Martinez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过氧化氢和亚铁离子的加量分别为3mg/L和0.3mg/L的情况下，COD去除率可达56.4%；如果反应超过10分钟， COD去除率即可达90%。这种处理方法反应时间速度快，处理效率高，处理效果比较理想。Fenton法还常常与混凝沉淀法、电解法、氧化法等方法联合使用，Yu Yang等运用Fenton法与氧化法联合处理高浓度制药废水，COD去除率可达到57.53%。

膜分离法：膜分离法处理制药废水也是一种物理处理法，利用了某些材质的膜具有选擇通透性，能阻止例如污水中的各类有机物大分子通过，仅允许小分子通过，从而达到净水的目的。膜分离法能耗低，无相变， 而且设备简单，可根据水处理量的变化而调整装置规模，操作方便安全，运行可靠性高，不会二次污染环境，并且可能在产生环境效益的同时，又产生可回收有用物质，具有双重效益。

其他方法：处理制药废水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气浮法对庆大霉素、土霉素、麦迪霉素等制药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处理具有明显优势；用超声声化法处理制药废水中TPPO时，COD去除率为54%左右，在加入lmg/LFe2+后，COD去除率明显提高，可以提高至60%，且随着Fe2+浓度的增加，COD去除率也显著提高；厌氧水解处理作为预处理时， 不需曝气，不仅生产运行成本低，还可提高可生化性，降低后续生物处理的负荷；絮凝沉淀+水解酸化+SBR工艺处理制药废水是一种经济合理的处理工艺。

（作者单位：培力（南宁）药业有限公司）

[1] 齐旭东， 李志会. 制药废水微波辅助类芬顿预处理技术的影响因子优化.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13，39（12）：1898-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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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翻译能力研究概述 篇4

关键词：翻译能力,要素观,认知观

一、“翻译能力”在本研究中的界定

笔者在中国知网期刊论文中以“翻译能力”为篇名进行检索,检索到的记录近千条。但是通过阅读全文发现不少文章所指的“翻译能力”实际上指的是在听说读写等英语基本能力影响下的可以进行“译” 的一种潜在能力或技巧, 与本文所探讨的“翻译能力”差别较大。

关于“翻译能力”的定义、构成以及发展,不同的翻译学家持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借鉴PACTE小组对翻译能力定义即翻译能力为翻译时所需的内在知识系统和技能, 包括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两部分,尤以后者为主,并强调发展翻译技能。

二、西方关于“翻译能力”研究概况

1976年威尔斯首次谈到翻译能力为“(襁褓中的翻译应用科学)无法回答译者的资质和能力问题,因为翻译能力,也就是翻译工作的资格,是根本不存在,或许也是无法定义的。” 之后翻译能力出现了自然观、最简观、要素观和认知观。

首先,威尔斯等人提出自然观,认为双语能力是构成翻译能力的基础,并提出自然翻译的三个阶段。自然观实际上将翻译能力单纯视为双语转化能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忽略了双语中文化的不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皮姆提出了翻译能力的最简观,将翻译能力定义为⑴为同一源文本产生译文本的能力⑵遵从特定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选择合适译文的能力。最简观虽实施上具有难度,但是以翻译目的和读者需求为导向,为翻译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良好的奠基。

西班牙PACTE小组在大量的实验后,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翻译能力模式,包括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专业知识、工具能力和策略能力,占据了翻译能力研究重要地位,这是国内借鉴的主要模型。

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推到了从认知观研究翻译能力。施里夫指出翻译能力是一套认知图式对文化规约下的翻译进行影射。而格特则从关联理论出发,对翻译的性质、特征和过程进行论述,并将翻译视为跨文化交际活动。认知观是翻译能力研究的新兴点,对于翻译能力习得问题的再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国内翻译能力翻译视角

当今社会,翻译能力这一论题可以作为翻译学家的研究课题和教师的教授内容,笔者之前已总结翻译能力对教学的影响,在此主要分析国内翻译家研究流派来指导翻译教学与实务。国内学者主要借鉴西方的要素观和认知观来发展自己的翻译思想。

1.要素观的发展。要素观由来已久,同时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多在总结其他学者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创新性地提出自己的翻译能力模式。如2002年姜秋霞从翻译能力和翻译行为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语言能力、文化能力、审美能力和转换能力,此外还要具备“应付各种不定因素的能力”。文军(2004)介绍了翻译能力的概念,以实例说明了翻译能力由语言/文本能力、策略能力和自我评估能力构成。苗菊(2007)将翻译能力划分为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钱春花(2011、2012)基于不同的研究方法构建了较完整的翻译能力要素体系,包括内驱动力、知识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5个一级要素以及28个二级要素,并验证了一级要素之间的驱动关系。

2.认知观的发展。运用认知观来认识翻译能力的研究是国内外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而且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冯全功(2010)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能力的研究,从认知视角探讨了翻译能力的构成,认为翻译能力由翻译图示和认知机制两个范畴构成,并分析了两个范畴的具体构成成分。张瑞娥(2012)从范畴化理论视角分析了翻译能力构成,通过解构传统翻译能力对翻译能力进行再范畴化,建构了包括上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的翻译能力体系。两者为国内翻译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研究展望

翻译能力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对其正确的认识有助于提高翻译能力教学,从而提高职业翻译能力,这早已引起国内翻译家的注意。但国内对于翻译能力的研究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1.从研究内容上,国内研究方向缺乏新颖性,研究方法陈旧。未来研究可多借助于眼部追踪仪、有声思维、录像软件等增加实验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2.未来研究可增加对于译入语和译出语翻译能力的具体要求考察,不同语言在词汇、句法、语用和语义层面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单纯笼统的概述缺乏说服性。

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 篇5

1徽州、徽学与徽州文化

徽州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 (即从1121年至1911年) , 同时也是一个地理 (古徽州地区的一府六县) 、历史、文化和思想的概念。古徽州地处东南, 文教昌盛, 名人辈出, 宋代时在全国已有相当大的影响, 自从元代起就被称为“东南邹鲁”, 深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徽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综合性学科, 它是以徽州文献、文书和文物遗存为依据, 以历史上徽州的区域文化为直接研究对象, 并通过它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徽州文化是由徽派建筑、徽商、徽菜、徽派盆景、徽州牌坊、徽州教育、徽州刻书、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剧、新安画派、徽派雕刻、新安医学、徽派篆刻等诸多文化特质组成的地域文化综合体。这诸多文化特质既相对独立, 又都与某些代表性特质有着密切联系, 共同展示出徽州文化特有的神韵。

2 “十一五”期间徽州文化研究成果

2007年1月13日, 安徽省徽学学会二届二次理事会暨“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会后出版了《安徽省徽学学会二届二次理事会暨“徽州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论文集中包括刘伯山《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徽州文化》, 郭因《关于徽州社会现代转型问题的一点想法》, 方利山《徽州学之和文化及当代价值》, 罗会定《清代至民国时期徽州社会的赡养方式——以徽州“分家书”为中心》等多位专家学者的近期研究成果, 大会对近年来的徽学研究做了回顾与前瞻, 并就徽州社会的和谐理念与实践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徽学研究的方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据不完全统计, “十一五”期间, 出版徽州文化相关书籍20多部, 其中有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王启敏、简文乐《天上徽州——徽州文化十大流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 , 秦俭、龚美玲《皖南古韵》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年出版) , 秦俭、龚美玲《婺源乡村》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年出版) , 赵焰、张扬《发现徽州建筑》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 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 郑建新《解读徽州祠堂:徵州祠堂的历史和建筑》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出版) , 黄山学院《中国徽州文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出版) 。

徽州文化研究成果论文的发表刊物, 除了相关的如《安徽史学》、《安徽大学学报》、《学术界》、《江淮论坛》、《民俗研究》等专业刊物外, 安徽省各大中专院校的学报也刊载了不少。总计发表论文994篇, 研究方向集中在《徽商》477篇、“徽州村落和建筑”162篇, “徽州宗族”68篇, “新安医学”67篇, 徽州文书60篇等, 这些研究成果占了总量的88%。下面是徽州文化中关注度较高的徽商、徽州村落及徽州建筑、徽州宗族、徽州文书和新安医学等方面的研究观点简述。

3徽州文化主要问题研究观点

3.1 徽商的研究

徽商的研究成果在徽州文化研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范围广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主要包括明清时代的徽商在全国各地的经营活动和生存拓展方式以及对当时相关行业的影响、徽商的商儒价值观和人文精神、家庭商业教育、徽商的兴衰对现代企业的借鉴意义等方面。陈恩虎、吕君丽在《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一文中认为:“明清时期, 徽商给巢湖流域的市镇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对于沟通城乡市场, 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建萍、樊嘉禄在《从清代扬州务本堂看徽州盐商商儒价值观的内涵》一文中提出了“徽商对传统农商观的思辨, ‘利’、‘义’契合的经营价值观的确立和业儒弘儒的人文精神的践行”, 是徽商商儒价值观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体现;徐孟林, 于清树在《徽商兴衰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借鉴意义》一文中指出, 徽商的兴衰启示人们:我国现代企业管理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在基因, 创新企业管理理论;要以人为本, 着眼于以制度和文化建设为重点的人力资源的开发;要有与时俱进、融入时代潮流的眼光和勇气。

3.2 徽州村落及徽州建筑

对于徽州村落和建筑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徽州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以及旅游开发, 徽州村落和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徽州建筑风格和人文精神及雕刻艺术等方面。王邦虎在《人与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论徽州古村落的生态学价值》一文中对徽州古村落的生态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 即自然的人格化、人居空间的自然化、“人自”关系的伦理化;吴宗友在《论徽州古村落的文化及学术价值》一文中指出徽州古村落是徽州文化的文化特质丛, 是研究徽州文化的“活化石”;是徽州文化的符号、象征与标志;具有超越地域文化的价值, 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传统文化的缩影与代表;是徽州文化由抽象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文化载体;崔木扬、文佳在《徽州建筑中的人文精神》一文中, 分析了徽州建筑的成因, 从村落选址、民居建筑模式、室内陈设及雕刻艺术等方面阐述了徽州建筑中传达出的深厚的人文内涵, 并指出徽州建筑以其独特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建筑史上独树一帜。

3.3 徽州宗族和文书

徽州宗族在中华氏族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对徽州历史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十一五”期间, 对于徽州宗族和文书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徽州宗族社会关系和文化、文书的种类、内容及其特点的研究。赵华富在《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一文中, 指出南宋以降, 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 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沈昕在《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沈昕在《安徽省图书馆所藏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研究》一文中指出了明清祁门善和程氏宗族文书具有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种类齐全、关联度强、保存完整、民间性突出等特点。

3.4 新安医学

徽州文化的昌盛始于唐代, 此后研究医学的也逐渐出现。到明、清时代, 名医辈出, 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自宋代至清末, 共有名医466人, 其中197人撰写了355部医学著作, 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安医学专科齐全, 世代相传, 形成很多的“家族链”, 至今不息。如始于南宋的“医博”黄孝通的“黄氏妇科”, 至今已有二十五世, 代不乏人, 延续至今的还有明代余午亭和吴正伦创办的“内科”, 清代王雪健创始的《新安王氏医学》、郑于丰、郑于蕃创始的“南园喉科”、“西园喉科”等。“十一五”期间对于新安医学的研究, 范围较广, 既有从文化视野谈新安医学的, 也有从新安医学的传承中讨论中医教育的问题, 特别是由新安王氏医学传承人王键教授领衔编撰的《新安医学精华丛书》的出版发行, 将新安医学的魅力所在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3.5 其他

2005年, 徽州文化全书出版发行, 该套丛书全面、系统介绍了徽州文化, 从历史文化学的角度, 多层次地研究徽州的文化现象, 并探索各种文化现象的形式、演进情况, 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把对徽州文化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为徽州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以及徽州文化及其载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打下了良好基础。“十一五”期间, 如何利用徽州文化, 发展经济, 构建和谐社会, 也引起了大家广泛探讨和研究。如王传满在《徽州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一文中认为, 朱子理学和徽骆驼精神可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 徽州人追求民主、崇尚法治、讲究公平、主张正义、安定有序、诚信为本、孝悌仁爱、急公好义、崇尚自然、注重环保的精神传统构成了和谐社会和谐精神的不同侧面, 而弘扬徽州社会重视教育, 重视文化的传统,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则可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物质基础。朱生东、章锦河、杨效忠在《徽州文化旅游整体开发模式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物质文化开发重在景观展示, 制度文化开发重在深度体验, 精神文化开发重在氛围营造”, 并以徽州文化为例进行了实证。总之, “十一五”期间, 研究徽州文化的多部书籍的出版和大量研究成果论文的发表, 把徽州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体现了徽州文化的历久弥新。

摘要：“十一五”期间, 研究徽州文化的20多部书籍问世和大量研究成果论文的发表, 把徽州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批准建立, 为徽州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良好环境。“十一五”期间, 在对徽州文化的研究中, 徽商、徽州村落和建筑、徽州宗族和文书、新安医学占了研究成果总量的88%, 此外部分学者还对徽州文化对于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徽州文化,“十一五”,徽商,徽州,新安医学

参考文献

[1]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78-80.

[2]王启敏, 简文乐.天上徽州——徽州文化十大流派[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6:100-102.

[3]秦俭, 龚美玲.皖南古韵[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7:36-40.

[4]秦俭, 龚美玲.婺源乡村[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7:78-80.

[5]赵焰, 张扬.发现徽州建筑[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8:24-28.

[6]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社, 2008:80-82.

[7]郑建新.解读徽州祠堂:徵州祠堂的历史和建筑[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120-125.

国内外高校公寓化管理研究概述 篇6

从目前文献检索来看, 国外对高校后勤学生公寓化的研究有很多。近几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生公寓管理的服务质量理论研究。现今, 欧美已有不少高校成立了服务质量研究机构, 以服务质量研讨会 (Qusi, Quatliyni Sevriec) 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会议相继召开, 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据美国学者菲斯克 (Ryamnod Fisk) 等人于1995年所做的一项文献调查, 服务质量是迄今为止服务管理研究方面最为集中的问题。

1980年, 格罗鲁斯 (Christian Gronroos) 在一篇关于服务质量的论文中提出了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概念并对其构成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从而完成了对服务质量这个最重要概念的界定, 由此也标志着对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研究的全面开展。此后, 相继有众多学者开始对服务质量进行研究, 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可感知服务质量模型、差距分析模型、SERVQUAL评价模型等。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奠定了国外服务质量管理研究的基本框架。而将服务质量的研究成果应用于高等教育服务领域是目前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管理的新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高等教育服务的质量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 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服务质量理论开始被普遍应用到高等教育服务领域, 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保障的有效方式和手段。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学者对于公寓管理领域的研究专著较少, 一般以章节的形式散见于学生管理或高校管理改革等方面的著作中, 而且多为宏观的介绍。但是, 在各期刊杂志中却汇集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学者们关注高校公寓管理的角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高校学生公寓物业管理模式。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后, 新的运行机制还处于摸索状态。在这种新旧制度变更的背景下, 学生公寓管理暴露出一些问题。袁传品认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后, 学生公寓管理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投资者的经营思想与培养人才目标不一致增加了管理难度;管理权限不清;高校后勤部门人力资源的“过剩”与“不足”影响了学生公寓的有效管理。傅炳银提出了大学公寓管理的新思路:转变观念, 由管物到育人;领导重视, 组织健全;制度完善, 规范管理。彭维对大学生公寓管理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 认为应该实行“多元化”管理。总体来说, 在管理模式上, 研究者们普遍的观点是:首先要通过设置学校公寓管理委员会、公寓管理中心、校院公寓管理系统, 及学生自治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来构建学生公寓的物业管理模式;其次, 要通过学生公寓的配套服务与综合管理的模式来构建学生公寓的物业管理模式;最后, 要通过借鉴ISO9000～2000质量标准服务体系来构建物业管理新模式。

笔者认为, 目前已有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学生公寓管理与社会公寓物业管理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育人方面和微利方面。但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深入, 管理主体的变化导致对学生公寓功能认识、定位未达到统一;二是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学生公寓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 但在管理主体多元化的前提下, 没有明确各主体的主要职责及其相互关联。对各主体的机构配置、人员的配置、规章制度的健全上, 标准服务化评价体系建立等方面仍处在一种探索与争执的阶段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办法来发挥这个公寓阵地的作用。

(二) 高校学生公寓教育管理模式。

国内多数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当前高校学生公寓教育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主要对策。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第一, 公寓教育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未完全理顺;第二, 学生公寓内特别是校外学生公寓文化设施缺乏, 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第三, 学生公寓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不能有效承担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大部分研究者主要从实际工作出发,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如李春如建议要努力构建良好的公寓环境。吴秀芳建议转变管理理念, 形成齐抓共管管理模式。刘永锋认为要引导学生参与公寓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有些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构建了富有特色的学生公寓教育管理模式。其中, 有代表性的是南昌大学党团学组织进公寓、党团学干部进公寓、宣传文化阵地进公寓的“三进”公寓管理新模式以及山东科技大学的党政团组织进公寓、学生政治辅导员进公寓、计算机网络进公寓、心理咨询及健康进公寓、学生社团、学生会组织进公寓的“五进”公寓管理模式。山东科技大学的“五进”公寓模式与南昌大学的“三进”公寓模式有相似之处, 其相似之处在于都是通过寓德育于管理中, 把公寓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来建设。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学生公寓管理。

学生公寓是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 公寓具有场所固定、人员集中流动性小等特点, 具备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良好条件。近几年来, 学者们开始积极探索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背景下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 进公寓的新途径。聂平莉等人认为, 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学分制实施的进一步完善, 传统意义上的班集体作用逐步被公寓所代替。大学生呆在公寓里的时间占整个课余时间的80%以上, 公寓已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和休闲的主要场所, 也是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李辉艳等人探讨了高校公寓管理的教化功能。认为高校公寓管理具有养成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化功能、文化教育功能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赵金崇认为当前高校学生公寓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公寓管理工作与思想教育工作脱节, 公寓管理工作过程缺乏双向互动, 其空间和内容日益扩大。董宏等以浙江大学为例, 介绍了浙江大学现有的思政工作与宿舍管理相结合的模式, 提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学生宿舍, 是宿舍管理发展的方向, 也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方向。

(四) 高校学生公寓文化建设。

大学生公寓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它从属于校园文化, 公寓文化建设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周珊详细论述了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障碍发生率呈上升趋势”的现象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 认为不良的公寓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人际关系环境都会影响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引起心理障碍的产生。故而学校和学生双方应主动积极合作, 构建良好的公寓文化环境, 促进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现阶段,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 高校公寓文化被赋予了许多新内容。张恩明认为教育者应该努力拓展高校文明公寓建设的内涵, 扩大文明宿舍建设的外延, 努力营造宿舍文明、高雅、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赵守政论述了学生公寓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群体文化”的涵义。要建设好公寓文化, 必须健全公寓管理制度, 依托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 以思想政治文化为基石, 加强知识文化和娱乐文化建设, 提升文化品位、增添文化气息, 逐步形成文化层次多样化的公寓文化体系, 使公寓成为集教育、休憩、娱乐三位一体的大学乐园。

从以上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出, 受2005年新《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的影响, 目前学者对于高校学生公寓管理方面的研究在量上有了较大的提高, 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新政策相对于旧政策做出调整的地方, 比如:管理模式的变化、后勤社会化对高校学生公寓管理的影响等。此外, 相对于政策层面的探讨, 关注实践层面的文章相对较多, 主要原因在于, 对公寓管理进行研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主体大都是在实际公寓管理工作中的实践者。因此可以说, 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生公寓实际管理经验的总结。而且, 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管理者的视角出发, 多是政策性的建议, 而对于公寓生活的实际主体———学生的关注程度不够。因此, 公寓管理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方面为本研究开拓了思路, 奠定了理论基础, 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 对研究关注点的忽视也为本文留下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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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 篇7

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收集了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资料, 阐述心理危机预警机制运行的四个环节:完善心理危机预警的组织架构;确定预警的对象;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指标体系;评估预警信息。

心理危机危机预警系统研究

一、前言

社会的快速发展, 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它的快节奏、高风险、强竞争在激发和调动人潜能的同时, 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心理危机, 这个不曾为人们所熟悉的词汇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危机管理的重点在于预防, 在于付出最少的成本把可能出现的危机及损失减少到最小。因此,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试图构建一个合理的危机预警体系, 以达到较少乃至消除危机的目的。笔者收集了近些年的相关研究资料, 试图以此为依据, 简单论述国内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研究情况。

二、心理危机的概念

1954年G.Caplan开始对心理危机进行系统研究, 并首次提出“心理危机 (mental crisis) ”的概念。G.Caplan认为, 当一个人面对问题情景, 而他先前处理问题的方式及其惯常的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眼前的处境, 即他必须面对的困难情景超过了他的能力时, 这个人就会产生暂时的心理困扰, 这种暂时性的心理失衡就是心理危机。KristiKanel综合各种定义后认为, 心理危机实质上都包括三个基本部分, 即危机事件的发生;对危机事件的感知, 导致当事人的主观痛苦;惯常的应付方式失败, 导致当事人的心理、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功能水平较突发事件发生前降低了。

国外对心理危机的研究已有五十余年, 而国内则起步较晚, 甚至对心理危机的界定都尚欠统一, 但凭借“心理失衡”来诠释心理危机已达成共识。

三、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

国内一些高校发生的因学生心理危机问题而导致的恶性伤人或自伤事件, 给学校、家庭、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 建立有效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 对于预防危机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心理危机预警是对心理危机进行的早期预测。通过对预警信息的评估, 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或现实的危机因素, 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 必要时发出危机警报, 以减少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

郭兰等针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研究中提出, 预警系统包括预警的对象、预警指标体系、预警信息四个方面。陈香等指出,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构成包括心理健康普查制度、心理健康汇报制度、心理咨询记录分析制度和心理危机评估制度。马建青认为, 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主要由预警信息子系统、预警分析子系统、预警信号子系统、应激处理子系统等组成。孔晓东认为, 大学生心理危机系统由早期筛查、中期评估和定期警报三部分组成。综上所述,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涵盖了心理危机预警的组织架构, 预警对象, 预警指标, 预警信息评估等环节。

1.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组织架构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的建立, 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支持与配合, 建立以学校为主导, 以个体为中心、以家庭、社会为补充, 以心理咨询与治疗机构为保证, 相互配合、相互影响的整体预警模式。

许志红以浙江林业大学为例, 以由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书记、学工部人员、心理咨询专家组成的预警领导小组为最高决策机构, 以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为核心, 以班级为根基的心理危机预警系统, 通过对辅导员、心协会员、班级心理委员不定期地培训, 提高对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和对危机信息的准确预测;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 评估并反馈预警信息;开通网络咨询和心理健康热线, 随时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惑。

黄勇明提出了一级领导决策机构, 二级执行机构, 三级信息提供机构的危机预警系统。与此类似, 郑小芳提出了校、院、班三级预警网络。

2.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的对象

预警对象主要针对危机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危机时间发生概率较高以及正在遭遇危机事件的个体或群体。郭兰等认为群体对象包括贫困生、复读生、优秀生、独生子女;个体对象是指具有某些人格特征、家庭教养环境和行为表现偏常的不特定个体。唐闻捷的研究指出, 人际困惑、学习困难、情感困扰、经济困境、网络成瘾这五类困难学生应被视为预警对象。

郑爱明等认为以下几类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遭遇突发事件而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学习困难而出现心理异常的学生;个人感情受挫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人际关系失调后出现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性格过于内向、孤僻、缺乏社会支持的学生;严重环境适应不良导致心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家境贫困、经济负担重、深感自卑的学生。

胡远超所认为的重点群体包括本身就存在心理障碍或某种心理疾病的个体、面临重大的生活事件者、存在某些严重生理疾病的个体。

从理论上来说, 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是心理预警工作的对象,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不可能把精力平均分配到每个学生身上, 因而确定相应的重点群体或者高危人群, 可以增强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保证心理危机干预的工作效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学生心理健康汇报制度、设立心理咨询室、网络途径等确定预警的对象和范围。

3.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的指标

预警指标是依据预警对象 (事件、个人) 的情况建立一套有监测功能的预警指标体系, 并通过预警指标, 利用某种理论与经验, 分析确定预警对象与危机情势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此进行危机早期预测。

国内学者对此研究的不多, 预警指标的选取多采用文献分析法、专家访谈法、问卷调查法, 并通过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 任何指标都包括定性和定量两部分, 即指标是什么, 指标到达什么程度。当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的水平, 指标权重分析研究的较少。

郭兰选取了4组共15个预警指标作为预警信息分析的依据:个体发展状态指标, 包括学习动力、兴趣、成绩、就业信心等;社会环境指标, 包括与家庭成员、父母的关系、家庭及教养环境等;人际交往指标, 包括与大学同学关系和满意度、对亲情、的看法和满意度等;负性情绪指标, 包括负性情绪类型、强烈程度、持续时间、排解方式等。

陈香等提出负性情绪指标、躯体症状指标、应激源指标、个体发展状态指标、社会环境指标等。顾广玲等认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应包括情绪指标、学习指标、人际交往指标、生理指标和家庭背景指标。

许红艳依据seley的应激模式建构了包括以应急源、应激反应、个体特征为一级指标的指标体系, 二级指标包括自主与独立压力、学习压力、家庭与经济压力、人格、应对方式等。

4. 心理危机预警信息的评估

一般学者认为预警信息评估包括评估危机者的精神状态, 评估危机的严重程度, 时间因素以及危机个体的情绪承受程度或应付能力, 因此排除虚假信息, 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 是预警信息分析的重要方面。

但也有学者提出危机预警信息的评估包括危机环境分析和预警信息分析。环境分析是对可能或已经引起危机发生的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分析, 从而敏锐地察觉环境的各种变化, 保证当环境出现不利的因素时, 能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 趋利避害。

对警情的预报, 现在的研究多借鉴气象中的灾害 (下转第85页) (上接第34页) 预报, 随着心理危机程度的增加, 分别用绿、蓝、黄、橙、红表示学生的心理状况。

摘要：当代大学生面临诸多压力与冲突, 其心理危机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因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是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收集了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资料, 阐述心理危机预警机制运行的四个环节:完善心理危机预警的组织架构;确定预警的对象;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指标体系;评估预警信息。

二语词汇习得途径国内研究概述 篇8

词汇是语言的基石,听、说、读、写各项技能都离不开词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词汇学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如何扩大途径帮助学习者获得大量词汇,成为二语词汇习得研究领域的焦点问题。一种研究倾向为关注学生如何在课外自主学习词汇,聚焦词汇附带习得;另一种则是围绕课堂词汇教学效率,词汇的呈现方式成为探究的主要议题。

2.词 汇附带习得

什么是“词汇附带习得”? 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是大多数研究者对“附带”一词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学习者获得的词汇能力是一种“副产品”(by-product)。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专门有意地学习,学习没有集中于特定的目的上。相对来说,研究者Laufer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同,而她的定义来自实验心理学。20世纪初,实验心理学开始使用直接/有意识学习和间接/附带性学习这两个术语。所谓间接/附带性学习, 就是指在要求学习者执行一项信息加工任务之前, 预先不告诉学习者任务完成之后要对信息的记忆效果进行测试。Laufer和Hulstijn(2001)将其推广到二语词汇教学与研究领域,指学习者的最初目的不是词汇,而是学习别的方面。

词汇附带习得的研究比较广泛,一般来说,在培养其他语言技能的同时,如听、说、读、写,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词汇附带习得。母语学习者往往具有大量词汇,这些词汇的获得不可能来自直接教学,阅读被认为是其主要来源。这一思路为二语词汇学习带来了启示。通过阅读,二语学习者也可以获得大量词汇。因而附带词汇习得的阅读(reading plus task)得到的关注颇多。

Laufer和Hulstijn (2001) 在认知加工层次理论 (theory of depth of processing) 和大量的词汇习得研究基础上 , 从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提出了“投入量假设”(the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以解释词汇的附带习得。该假设认为 ,不同的任务之所以造成不同的词汇习得效果, 是因为学习者对词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认知加工。认知加工的程度可以用“投入量”表示。“投入量”又可从三个方面来权衡 ,即需要、搜索和评估。投入量和词汇习得的效果成正比。

“投入量 假设”被 提出后 , 国内学者 进行了大 量的实证研 究来检验 该假设 (黄燕 ,2004;武卫 ,许洪 ,2004;吴建设 ,郎建国 ,2007;李燕 ,2008等 )。尽管大 多数实验 结果和该 假设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阅读可以促成附带词汇习得,产出型任务促成的词汇习得效果优于输入型任务。例如黄燕(2004)研究了阅读任务(涉及目标词的多项选择题、用目标词填空和用目标词造句)对词汇附带习得的影响,部分验证了“投入量假设”:在即时记忆中,造句和填空任务的记忆效果好于选择题任务,这与“输出假设”也相一致。造句和填空任 务都要求 学习者理 解并使用 目标词 ,是一种“输 出”行为;而选择题只要求受试理解目标词的词义,是一种输入过程。依据“输出假设”,“输出”行为可促使学习者从语义加工转向形式加工, 所以比单纯的语言输入更易获得好的学习效果。

王同顺、姚禹(2012)以非英语专业两个班的140名大一新生作为实验对象, 考察了在听或读完实验文章并完成互动或写作任务后二语词汇附带习得的效果。研究发现,当学习任务相同时, 学习者在听力模式下可以通过语境刺激输入附带习得英语新词。相比阅读输入,在某些条件下,如在听的过程中提供给他们新词表并让他们参与互动或写作等任务, 听力输入可以产生与阅读输入相同甚至更好的词汇习得效果。雷蕾等(2007)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通过写作附带习得词汇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两种不同的作文任务(查字典理解生词后写作文和根据生词注解写作文) 对英语学习者附带习得词汇的影响, 并将之与阅读任务对学习者附带习得词汇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受试不仅通过写作附带习得了词汇,而且其附带习得的词汇量和一周后的保持量都比完成阅读任务时的要大。这说明二语学习者通过写作习得词汇比通过阅读习得词汇效果更好。

从以上实证研究可以得出,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在非教学环境下的词汇附带习得,听、说和写作可以作为阅读教学的有益补充帮助学习者附带习得词汇。

也有研究者探究引起词汇附带习得的条件, 比如注意和语境对词汇附带习得具有重要影响。徐浩(2012)通过有声思维的方法,探索阅读任务中词汇附带习得的注意过程,以及时间压力和语境识别对附带习得的影响。结果发现:阅读理解障碍是促发学习者对生词进行注意的重要原因; 注意过程对词汇附带习得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但注意过程的类别差异对附带习得的影响不大; 语境线索越接近注意过程中的语言输入,学习者对生词意义的再认就越容易。

大量研究表明,附带词汇习得是二语学习者获得词汇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也有研究者对词汇附带习得提出了质疑,如王哲希(2010)认为单纯的附带性词汇习得对于大多数中国英语学习者来说效率很低,不适用,因为依据二语习得的信息加工模型,多种因素(输入量、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及语境因素等)导致二语习得过程中必需的注意、理解和记忆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因此,必须采取其他补充方式,比如通过直接教学、学习策略训练或者教学干预等方式,以弥补词汇附带习得的不足,提高词汇学习的效率。另外,罗卫华、邓耀臣(2009)的研究揭示出自然语篇中词汇的低重复特征不能为学习者提供足够的语言输入,难以帮助学习者将短时记忆的词汇转入长期记忆中,可能是附带性词汇习得困难的原因之一。

3.词 汇刻意学习

二语学习者学习单词的另一种常用方法是对词汇的直接刻意记忆, 如何呈现词汇就成为很多二语教师和二语词汇习得研究者关注的议题。词汇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词汇表、语义场和语境三种方式。

词汇表是无语境呈现词汇的一种常用方式。词汇表通常按照字母顺序列出单词,给出词性、简短的英文解释及汉语对等词。背诵词汇表有以下好处:首先,学习集中,短时间内可以达到扩大词汇量的目的。其次,学生可以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但是有学者(桂世春,1988)认为背词汇表的做法费时费力、劳而无功,因为这种做法把单词从语言和语境中孤立出来,不利于有效的长时记忆。许多学者认为把词汇组成有语义联系的语义场能促进词汇记忆,利用语境学习词汇是词汇学习的主要途径。桂诗春认为(1988)语词的学习只有通过语境才能学到, 输入的材料决定学生对词汇的理解和记忆。许多语境为解读目标字词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在语境中学习生词是课堂词汇教学的重要手段,也是词汇自然习得的主要途径。

国内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了不同词汇呈现方式对词汇习得的影响。何家宁(1998)考察了词汇表、语义场和语境三种词汇呈现方式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记忆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从记忆量来看,词汇表和语义场方式的记忆量比语境方式的记忆量更大, 而语境方式的保持率却优于词汇表和语义场的保持率;其中词汇表方式的保持率又以语义场的更好。曾建湘(2007)通过教学实验,考察了主题聚类和语义聚类两类共三种词汇呈现方式对三组共90名中等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学习英语新词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主题聚类方式呈现单词优于语义聚类方式的呈现; 提供语境和对生词间的关系进行加工,直接有助于二语学习者的词汇学习。

最初的语境研究与教学均局限于基于文本的平面语境。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 已有研究者开始研究构建基于目标语视频的虚拟语境,改革传统词汇教学呈现方式。刘凌子(2008)通过一个先导研究,探讨了建立视频语料库、构建虚拟目标语语境的具体方法及可行性。刘凌、秦晓晴(2014)考察了词汇表、图片/动画/影像、附带语境三种呈现方式在英语词汇教学中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三种呈现方式对词汇学习与短时记忆的影响均无显著差异,总体而言,图片/动画/影像呈现方式对词汇记忆与输出的效果显著,词汇表和附带语境呈现方式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4.结语

附带词汇习得和刻意词汇习得是词汇获取的两种常用途径,我国在这两方面的研究大都以实证研究为主,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怎样将附带和刻意词汇习得结合起来,帮助学习者更有效地扩大词汇量是后期研究的焦点。

摘要：词汇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带习得和刻意习得是二语学习者习得词汇常用的两种途径。本文分别对这两方面的国内研究作简要梳理。

国内语感研究概述论文 篇9

近世以前的中国, 自秦始皇大一统后, 历来就以强权治理著称。延至明清时期, 强权治理伴随着专制皇权的集中而日趋强化, 与此相对的则是地方权力的逐渐衰微, 地方治理的日益没落。钱穆曾就此评论道:

“当知中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地方没落, 已经有它显著的历史趋势, 而且为期已不短。地方官一天天没有地位, 地方政治也一天天没有起色, 全部政治归属到中央, 这不是一好现象。”

鸦片战争后, 中国逐渐进入了近世时代, 随着通商口岸、边疆商埠的不断开辟及西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 西学也随之大量传入了中国。一方面, 它加深了国人对世界的了解, 使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所谓的“天朝上国”, 另一方面, 它以“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道理激发了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变革的力量。从早期经世思潮的萌发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相继推行,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缓慢的改变举步维艰地进行着。辛亥革命后, 虽然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事件接踵而来, 但扫清了皇权专制枷锁禁锢的中国社会却迎来了社会治理模式试验的“黄金时期”。随着“乡村建设运动”“县政建设运动”“苏区根据地建设”等多元社会治理样式的开展, 中国社会治理迎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建设运动的发展, 不仅扭转了长期强权治理模式造成的沉闷, 还为日后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 因“阶级斗争”史观的错误指导,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治理史的研究, 常常与政治史联系在一起, 被作为“人民革命史”的反面教材而大加鞭挞, 因而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 中国学术界迎来了“解冻”的春天,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念的逐渐深入, “阶级斗争”史观遭到不断批判与摒弃,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也因此初露萌芽。“南巡讲话”后, 中国迎来了经济社会快速增长期的黄金时期, 伴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快速发展, 为适应指导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产生了一批初步成果, 其中主要有:涂文学的《近代中国社会控制与赌博之禁》 (《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 郭剑林的《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 (《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 , 庞松的《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 (《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进入新千年后, 由于相关史料的开放及治史理念的革新,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在深度、广度上均有了较大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有:李里峰的《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 任吉东的《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中国农史》2008第1期) , 李昊鲁的《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由此, 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达到了一定水平。

一、研究状况及评述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研究大体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整体到个案的演进。具体而言, 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开拓:

(一) 乡村治理模式的研究

乡村, 源自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村社, 发轫于河流与沃野的交汇处, 是世界主要文明的孕育地。在乡土中国, 则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既是地方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聚居之地, 又是国家政令条例贯彻实行的必经之路。因此, 在地主社会时代, 为有效维护统治, 自汉武以后的君王大多强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治理百姓。儒学思想经过各地长官对世家大族首领的传达, 再由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家族成员的讲述, 进而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乡规礼法”, 从而完成由上及下的治理流程。黄仁宇曾就此评论道:

“如此一来, 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 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 也务必有亲疏之分, 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

血缘关系的“纽带”, 再加上“榜样”力量指导下的“乡规礼法”示范, 中国乡村社会在长达数千年的地主社会时代一直保持着稳定状态。正因为如此, 在近世社会来临之后, 它因其传统气息浓厚、思想较为陈旧, 而被激进人士冠以“保守”“落后”等字眼。

进入近世后, 伴随着国门日益开放, 欧风美雨飞驰而来, 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发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变化。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参与乡村管理的力量多元化、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农民的自觉性日益增强。因此, 研究近代乡村治理主要围绕着这三个变化开展。任吉东的《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讲述了在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下, 科举制制度的废除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对直隶省获鹿县的影响, 并指出随着教育兴办权的下放, 各级村庄因集资办新学而带来了近代化的变革, 从而促进“村庄由传统向近代的蜕变的速度, 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深刻的变更, 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来源机制与运作模式, 为乡村近代化打下了初步的资源与基础。”夏松涛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 以抗战时期中共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切入点, 梳理了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 为坚持抗战、团结民众、保障供给, 中共采取了“行政治理+社会治理”模式的双重结合, 除严格落实“三三制”之外, 还大力发展群众团体、保障群众权利, 从而改善了边区群众生活, 并改变了其“在乡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 促进了“政民关系的和谐发展”。唐元平的《清末广东农会与县域治理——以香山为例》, 则就清末新政时期广东香山县的新兴组织——农会为研究点, 通过将地方农会置身于当时环境背景中, 从而传达出地方农会“名为农民团体, 实则士绅操控”的局面, 并指出“香山的个案表明, 农会的兴办、农会组织, 农会活动都是极为复杂的……故要回答清末农会是否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问题, 必须因时因地去分析农会与既有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之关系。”研究近代乡村治理的论文还有:裴巧燕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构建和谐社会研究》, 马欣荣的《中国近现代乡村治理结构研究》, 宋传伟的《山东根据地的村政改造》等。

(二) 人物治理思想的研究

“问题是时代的口号, 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不是平顺坦直, 而是充满着未知的诸多变数。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身的挑战, 而挑战的到来却又总能激发它内部最具变革思想者的内心激荡。当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会如熔岩地火般的迸发出来。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 其最大的梦想无非是获得“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的荣耀。然而, 饱读儒学经典的士子们不能不对其中关于“仁政爱民”“治国安邦”的理念有所触动。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中国知识分子是关心政治, 并企图将所学之儒家精神贯穿于施政理念的。即使在文网最严密的清代乾隆帝统治时期, 这一举动也未曾有过较大变化。对此, 孔飞力教授评价道:

“然而, 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 自帝制时代之初起, 文人们在接受教育时便将考虑政治问题当作自己的天职……在中国精英分子的政治使命感中, 从来就包含着一种对于全国性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政府品质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遍兴趣”。

鸦片战争后, 随着一大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中国在屈辱中迈入了近世时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探求国富民强的政策。伴随着“社会契约说”“天赋人权说”“主权在民说”等西方学说相继传入, 国人的视野被进一步拓宽, 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立足时代情况结合西学精华, 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礼”与“器”的结合, “体”与“用”的互补, “现代”与“传统”的交汇。对此, 研究也大体沿这三个聚合点延伸。吴静在《论魏源的社会控制思想》一文中, 指出魏源在变局出现的情况下承继“经世派”的关心时政之风, 同时又融合了西方初到的社会治理思想, 在礼治规范、经济富民、慎选良吏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意的见解, 言其“社会控制思想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散发着经世致用、整合社会的浓厚的近代气息。”刘艳庆在《冯桂芬的理想社会》一文中, 指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是其思想在窥探社会变迁后的重要结晶, 其思想内核是使西方的部分先进制度及理念, 在传统中国可承载的范围内, 为其走向富强打开一条可实行的道路。为此中国需要实行“选乡官”“统度量”“强武力”“择良师”等改革举措, 进而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余飞跃在《孙中山对中西社会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一文中, 指出孙中山的的社会治理思想来源主要植根于传统中国, “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 又结合西方现代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 “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 再加上个人心得感悟, “吾所独见而创获”, 最终得以自成一家。研究近代人物治理思想的论文还有:戴仕军的《李鸿章督直期间对直隶河流的治理》, 马啸的《左宗棠与新疆生态环境的治理》, 赵明远的《张謇构建的近代南通社会保障体系》等。

(三) 制度治理变化的研究

国家产生后, 伴随着各种问题的层出不断, 为更好地治理国家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 统治者便根据已成文的条例及不成文的习俗制定出人人都有义务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 由此便产生了制度。西方启蒙时代来临后, 随着“社会契约论”学说的深入发展, “制度”本身所内含的平等公约精神开始逐渐扩大, 范围涵盖了上至王侯, 下到黎庶的所有社会群体。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 综合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的观点, 结合身处时代特点对此曾解释道:

“基本公约不仅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 反而以道德和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 因而, 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体力和智力上不相等, 但由于公约和权利的保证, 他们人人都是平等的。”

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有关“制度”的论述, 已经实现与当时西方民主思想潮流的有机结合。即不再将制度看成是维护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得失, 而将其看作是服务公众的天道法器。

自秦始皇横扫六国, 以地主社会取代封建社会后, 中国进入了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皇帝成为中国最高权力的统治者, 以其为核心的各项制度, 伴随着历朝历代的更迭, 大体经历了“新建—补充—完善—定型”的过程, 伴随清代中叶大一统格局的最终形成, 中国的各项制度也由此完备至臻。虽然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 少数开明统治者因维护自身需要, 曾在几个时代里设立或开创了较有民主性的制度。但伴随地主阶级的整体没落, 各项制度逐渐趋于保守、僵化。其中尤以君主专制危害最大,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对此曾批判道: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向使无君, 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呜呼, 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乾嘉时期, 传统中国因人口膨胀及体制落后等因素, 已经出现“衰世”的征兆。鸦片战争后, 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蜂拥而至和西方学说的东移, 近世中国出现了“新陈代谢”的变化, 一方面, 大量新制度随着“洋人”的到来而纷纷建立, 另一方面, 大量旧制度在内外力的作用下, 呈现出或“新旧相存”, 或“除旧布新”的变化。对此, 关于制度治理的研究领域主要表现为:“旧”与“新”的相斥;“旧”与“新”的互通。李昊鲁在《从清末立宪反思宪政之根基》一文中, 指出清政府当时推行立宪运动、设立各项有关制度是顺应潮流而为, 本身是值得肯定, 故以“骗局”形容有失公允, 但受制于当时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因素, 再加上后期决策失误、用人不当, 致使“清末立宪因此出现了以悲剧告终的结局。”周本贞在《1949—1957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一文中, 指出新中国建立后, 随着西南地区的相继解放, 少数民族治理成为近世中国遗留给新政权的问题之一, 对此, 党和政府从少数民族问题的实情出发, 在尊重其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背景下, 相继采取了“设立县区”“民主改革”“完善机构”等措施, 并配套了相关多元化的调解机制。最终, 在“旧”与“新”的有机结合下, 实现了“社会治理上的目标与国家的政治目标”。张东刚在《商会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与变迁》一文中, 指出自西方商业法令及契约精神的相继传入, 中国传统商会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则是法规条例在保障正常的商业运作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明晰了产权关系”研究近代制度治理变化的论文还有:刘旺的《近代中国外事警察制度研究》, 黄鸿山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江南为中心》, 朱婷的《近代上海租界政体制度与城市经济发展》。

二、若干思考

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 逐渐初具规模, 研究呈现出“碎片化”与“整体化”并存的发展趋势。这进一步证明:树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 通过融合西方先进的治史理念, 进而达到了一种全新高度。

但是, 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归结起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碎片化”与“整体化”发展不均, 缺乏宏观的专著总结概括, 社会治理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 受西方年鉴学派的影响, 开始逐渐对社会史重视起来, “进村找庙, 进庙找碑”式的研究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然而, “细致入微”的探究, 最终是为了实现“破镜重圆”的新组合。反观这一时期的社会治理史, 虽在“碎片化”研究上成果斐然, 却乏“整体化”研究上综合佳作, 而这一点的缺失却又使研究在未来理论的构建上可能出现“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局面, 对此, 必须适当地分阶段性予以总结概述;二是研究领域亟待开拓, 中国社会治理的变化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杨念群曾说到:“中国社会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项流动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 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翻阅近二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 “大人物、大历史”的研究层出不断, 而“小人物、小历史”的研究却鲜有著述。须知, 任何一项社会治理的载体都是广大人民群众, 普通民众对近世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变化的承受度究竟达到几何, 对政府实施政策的认知多少, 这些都是大有可为的课题。此外,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信息获取的日益便捷, 致使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热度不减, 近代中国社会治理具体改革举措涉及民族、生态、卫生等诸多新领域, 因此, 在涉及到相关领域的具体研究中可以采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方法, 用生态学、心理学、医药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种种变化及历史作用, 并通过引入政治社会学、民族政治学等相关学科来拓宽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新领域与新路径。

三、展望未来

解决现阶段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弊端, “借智海外”不必言喻, “反躬自身”更需注意。近世中国, 因其特有的政权并立且思想争鸣的特色, 故在社会治理上颇具多样性、创新性。因此, 相关近代中国社会治理史的研究可作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参谋”, 而进一步开拓发展。这样以来, 中国的发展便会在融古贯今中走上一条良性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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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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