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职科研研究述评

国内高职科研研究述评（共7篇）

国内高职科研研究述评 篇1

创业教育目前已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及就业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 对提高学生的竞争能力、促进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国外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研究现状

国外高等院校 (包括高职院校) 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各具特色, 但一般都体现并密切结合其学科特点与资源优势, 力求达到创业教育的最佳效果。如百森商学院创业教育系统性、实用性和研究性并重;哈佛大学注重对学生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的塑造和培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则非常注重应用导向和学科间的优势互补, 创业教育结合学生个人能力、专业特长以及面对的外部环境, 来规划学生创业个案[1]。纵观国外高等院校 (包括高职院校) 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发展历程, 随着其对创业教育认识的不断深入, 从理论到实践都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1.1 课程丰富, 形式多样

国外很多高校不仅开设了创业课程, 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丰富教学内容, 完善课程结构。目前澳大利亚在原有创业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实行课程结构改革和调整, 并开发了四套模块化教材。在美国有l600所以上的大学提供了2200门以上的创业课程, 277个与创业有关的职位, 44种相关的学术刊物, 核心的管理杂志也对创业非常关注, 有100个以上的创业中心。[2]

1.2 注重实践, 强调应用

国外创业教育非常关注学生创业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积极组织和开展各种学生创业实践活动。美国的高校, 在教学内容上十分注重学生对创业教育有关内容的体验, 通过这种体验让学生能够获得创业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教师组织学生设计商店店面、寻找商店地点、给商店取名、判断销售目标、讨论预算、开发广告等活动, 循序渐进, 体验创业活动[3]。1983年, 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举办了首届商业计划大赛 (类似于我国的“挑战杯”创业计划大赛) 。接着,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 每年都举办这一类的竞赛, 并很快波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而这其中, 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生商业计划大赛影响最大。从1990年开始, 每年都有几家新企业从大赛中诞生, 并有相当数置的计划以高价转让给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由商业计划直接乳化出来的企业中, 有的短短几年即成为营业额为数十亿元的大公司。

1.3 创业教育渗透每一教学科目

美国创业教育涉及面十分广泛, 所有教学科目均体现创业教育思想, 因而所有科目的教师均须能够教授与创业教育有关的内容。英语教师要能够讲授企业语言或教授通过国际网络与其他国家作生意的方法, 历史教师能够将企业家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介绍给学生, 引导学生阅读杰出企业家的事迹, 并使学生了解企业家们失败之后获得成功的原因。在商业、市场和教学等学科中, 创业教育单元包括商业成本, 利润概念, 资金流动计划, 收入记录, 价格结构, 税收, 市场分析和计算机软件设计等内容, 将创业教育内容渗透至每一门教学科目中, 使学生具备创业的基本素质, 从而实现创业教育目标。师均须能够教授与创业教育有关的内容。[4]

1.4 注重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创业体验

求职者就业是自己寻找雇主, 在就业方面是被动的, 创业教育要使学生将被动的就业观念转变为主动的创业。并鼓励学生将创业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美国的职业学校, 在教学内容上十分注重学生对创业教育有关内容的体验, 通过这种体验让学生能够获得创业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教师组织学生设计商店店面, 寻找商店地点, 给商店取名, 判断销售目标, 讨论预算, 开发广告等等活动, 循序渐进, 体验创业活动[5]。

1.5 创业教育的方法多采用经验式的引导

创业教育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 更要向学生传授技能, 而后者往往更加重要, 真正有效的创业教育要求学生有坚实丰富的运作企业的实务经验。如何实现这一切, 为创业学习的学生设计一个有效学习机会, 提供学生实践的机会获得创业经验是创业教育的主题。创业教学过程中经常采取的教学方法有:创业计划书的撰写、案例分析、阅读、演讲、与有实务经验的创业家座谈、计算机模拟、音像教材的使用、创业家俱乐部。乔治华盛顿大学通过邮件对美国大学1999-2000学年的创业教育调查, 结果显示:二年制大学采用前三位的创业教学方法是案例分析、商业计划书的撰写、讨论;四年制的大学采用前三位的创业教学方法是商业计划书的撰写、案例分析[6]。

2 国内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研究现状

在我国, 创业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2002年4月, 教育部确定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大学为创业教育试点院校, 开始了推行创业教育的实质性工作。随着以上学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的展开, 国家也开始重视在高职院校中开展创业教育途径和方法的探索。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发[2005]35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温家宝总理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讲话中, 都强调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其他高校开展创业教育取得较大成效的激励下, 国内部分高职院校也进行了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探索, 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

左崇良总结了广东纺织技术学院开始实施“创业工程”人才培养品牌战略。确立“打造一支创业教育精英, 建立一支创业导师团队, 培育一批激情创业种子, 孵化一批优质创业项目, 构建一个创业孵化平台, 营造一个开放创业氛围”的创业教育目标, 构建以创业教育中心、创业工程中心为核心的组织结构, 搭建了基地平台、课程平台、师资队伍平台和校园文化平台四大平台创业教育运作新模式。[7]

王裕宁等提出了开展差异化创业教育:分阶段分层次分专业激励高职高专生创业, 注重对全体高职高专生创业精神培育, 有选择地对高职高专生进行创业技能培训。[8]

陈红照提出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创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创业教育与高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观点。[9]

朱伟民总结我国职业教育为“孵化器”和课堂教学, 提出了以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为主体和以商业计划书编制为核心的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新模式。[10]

孙媛媛等高度重视竞赛型学生社团在开展创业教育中的作用, 认为竞赛型学生社团对培养在校学生的创业能力非常重要。[11]

孙辉提出以“校企合作”的形式推行“创业教学+创业模拟+创业实践”的三位一体创业教育培养模式, 为学生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12]

卢小珠认为高职院校应借鉴普通高校“第一课堂结合第二课堂再加创业大赛”的经验, 开展创业教育。[13]

郭宏群基于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教育的实践, 介绍该院以创业实践作为创业教育的核心, 通过科技刨业实践基地的建设、工学结合与创业实践融合、创业课程教学等途径加强大学生创业实践环节的锻炼的模式。[14]

王世华以高职生成功创业所需要的创业知识、创业能力及创业心理品质等需求调研结果为导向, 运用“并行工程”方法, 构建了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创业教育的五大教学模块。强调要重视高职生创业价值观的塑造, 提出高职院校创业教育“三阶段六环节”的教育模式。[15]

从国内研究来看, 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各异, 方法各有特点, 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创业教育内容体系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创业教育组织实施进行研究。

3 国内外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外高等学校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研究, 有如下特点:

3.1 国外高等学校 (主要是本科类高等院校) 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形式多样

在组织形式上, 社会和学校积极参与;在课程设置上, 创业教育渗透到每个专业;在教学方法上, 重创业知识的完备, 重课堂的创业实践;在创业活动上, 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四结合。

3.2 目前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已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 研究的焦点主要围绕创业教育内容体系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创业教育组织实施进行研究。

4 当前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4.1 在研究方法上, 研究方法单一

从研究方法来看, 除了少数几篇用了问卷调查方法和简单的描述统计分析之外, 大多是定性研究, 且多数是泛泛而谈。其研究方法极少用到定量方法, 缺少实证研究。

4.2 在研究对象上, 高职院校仍需关注

国外对创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科院校。国内高等院校借鉴国外高校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经验主要是借鉴国外本科院校的经验。而国内外对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途径与方法的研究极少。国内对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研究也是借鉴本科院校的经验, 虽然形成一些研究焦点和成果, 但从总体上看, 由于起步晚, 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萌芽探索阶段。

国内民族认同研究述评 篇2

要了解民族认同研究的来源,就必须了解认同研究的历史。“认同(identity或identification)”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体潜意识地向某一对象模仿的过程(林崇德等,2003);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于一致的过程,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车文博,1998)。之后,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同一性”概念,进一步将同一性分成自我同一性和集体同一性两种。于是,认同就被区分出了两种水平:个体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群体认同与社会角色相联系,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通常被称为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是指个体认识到自身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并能体验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1978)。自社会认同概念形成以来,学者们对其展开了大量研究,也由此进一步分化出了与各种群体身份相联系的社会认同的具体研究,其中就包括对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研究。

由于对个体心理的重要意义和广泛的政治意义,民族认同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复兴运动中逐渐兴起(Laosa,1984;Ekstrand,1986;Phinney,1990)。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被广大研究者普遍接受的观点。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的民族认同概念,大多都未对民族认同提供精确的定义。概括地说,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界定的思路:一是从民族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进行定义。如Tajfel(1981)认为民族认同是社会认同中的民族成分;Phinney(1990)则认为,民族认同一种基于和某个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的相似性而具有的社会和个体认同。二是从民族认同的结构进行定义。如Kwan&Sodowsky(1997)认为,民族认同含有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外部民族认同主要是指民族语言、民族仪式和民族成员间的互动;内部民族认同则主要是指形成民族认同的心理过程。三是关于民族认同心理成分的划分,主要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民族认同只是某种单一的心理形式。如滕星(1997)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所持有的亲近态度;江卫华等(2013)认为民族认同是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感。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族认同是多种心理形式的组合。如陈枝烈(1986)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族群的认知、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组合。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包含认知和情感依附的过程(王建民,1991;王希恩,1995)。

以上对民族认同的界定虽有差异,但从中可以看出民族认同概念与群体成员的态度、价值观等有密切的关系。也即是说,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1.民族认同是对自身所属民族的心理上的趋同,是与其他族群交往过程中,不断区分本族和他族的过程;2.民族认同是一个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动态过程。

二、国内民族认同研究现状

(一)民族认同的结构、功能和影响因素

在国外,研究者们大都沿袭了Phinney的观点。即认为,民族认同包含四个心理成分:民族自我认定、归属感、对民族群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以及民族卷入。在国内,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总体来说,主要包括民族认同的二成分说、三成分说和四成分说。如佐斌(2000)认为,民族认同只包含两个亚系统,即认知和情感。金河岩(2000)则认为,民族认同应该包括三个成分:归属感和对民族的整体态度、对民族文化的态度,以及对民族社会状况的态度;万明钢(2004)在编制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问卷的基础上发现,民族认同应包括三个维度:主流文化认同、消极民族认同和积极民族认同。而秦向荣(2005)却认为民族认同应包含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等四个成分。

民族认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积极和消极功能两方面。积极功能包括: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一体化,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发展,增加个体自豪感、安全感和尊严,维护社会稳定等等(喇维新,2003;张诗亚,2005;高永久,2005)。消极功能包括:民族认同可能会出现偏差,影响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喇维新,2003;苗丁月等,2016)。

关于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种形式。外因上,主要的观点认为,媒体、传播和舆论对于民族认同的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如尹兴(2016)的研究发现,电视节目对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潘皇林(2016)的研究也提出,少数民族地区舆论引导对于民族认同有着隐性动力的作用。内因方面,多在强调民族自身的一些因素。如张洁(2010)对延吉市朝鲜族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朝鲜族小学生的本民族认同在性别、年龄、家中使用语、汉语口语水平等因素上存在差异。刘超(2016)采用自观分析研究方法,结合羌族民族认同缺失的现象,认为民族认同受到了四个因素的影响:族源的模糊性、不稳定的秩序体系、宗教信仰的弱化。

(二)民族认同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互为基础也互为条件,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首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同一性,是民族平等团结和国家稳定统一的基础(滕星等,1997;刘娜,2007;张莹瑞,2007)。其次,民族认同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民族认同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如孔翔等(2015)结合云南阿昌族户撒刀的案例,认为提高民族认同水平可以促进民族工艺品的开发路径。民族认同可能会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减弱,如李菁怡等人(2006)的研究发现,新疆维吾尔族移民在迁入塔里木河生态移民区后,逐渐建立起新的社区认同和归属感,这些移民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和制度性身份的认可都在减弱,尤其是新生代移民身上的表现更为突出。但也有人发现,经济建设可以提升少数民族的心理认同水平,如罗强强(2010)在云南维西县塔城村的研究发现,新农村建设为少数民族心理认同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若广大少数民族农民的利益得到满足,那么他们的民族心理认同将会得到巩固和加强。

再次,民族认同与教育发展紧密相连。一些学者认为,民族认同的发展是通过民族社会化以及教育的引导而实现的,通过开展正确的学校教育,可以提升民族的认同意识(滕星等,1997;王亚鹏等,2004)。

(三)宗教认同和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关系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不仅并存,而且互相强化。李海淑(2005)在对北京市朝鲜族基督的研究发现,朝鲜族基督徒在其族源认同、集体记忆、语言文字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其宗教身份并未弱化或消解他们的民族认同。

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也同样可以相互作用。首先,个体的民族认同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取决于个体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的价值判断,当个体认为主流文化的价值大于自身民族的传统文化时,其民族认同就倾向于努力适应主流文化(王亚鹏等,2003)。其次,民族认同和主流文化可以并存。如喇维新(2003)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西北回族大学生认为学习汉族文化和保留回族文化同样重要。王晓英等(2007)对土家族的研究发现,基于民族认同的心理,该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语言均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保护,在短时期内不会消亡。再次,民族认同和文化适应也可能会产生矛盾。如杨晓梅(2010)对208名满族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满族文化和主流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由民族认同差异而引发的心理适应问题频频出现,因此,应重视民族认同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校园文化适应中的重要作用。

(四)民族认同影响下的民族心理和行为特征

首先,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密切。积极的民族认同可以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如喇维新(2003)的研究发现,具有积极的民族认同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具有消极的民族认同的大学生。但也有人认为,积极的民族认同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消极的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于辉,2008;杨晓雁,2009)。

其次,民族认同与行为倾向二者间有复杂的关系。一是认为民族认同与行为适应间成积极的正向关系。如史慧颖(2007)在考察民汉冲突情境下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行为倾向(行为适应状况)的基础上发现,即使在民汉冲突情境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行为适应状况也是良好的,强化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民族认同,可以增减他们在冲突情境下的积极社会行为倾向。二是认为民族认同与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有正负方向之分。如董雪梅(2010)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民族认同与消极的行为倾向有极其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积极的行为倾向有极其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再次,民族认同可能会催生某种特殊的心理现象。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受全球化时代背景的影响,产生了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的分化。积极的民族认同,可以增强民族内聚力,但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外斥现象,如对外民族的偏见;消极的民族认同则主要是指对自己的民族属性充满自卑,背负了不同程度的污名感(丁贻劭,1997;喇维新,2003)。

另外,在民族认同感的心理干预方面,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干预方法。如江卫华等(2013)对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发现,可以分别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等三方面的心理因素出发,构建有效的心理干预模式。苗丁月等(2016)提出,可以通过构建网络心理干预体系、开设民族文化课程、利用少数民族节日契机、鼓励家庭心理沟通等多种方式提升民族认同感。

三、总结与展望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民族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交叉性领域,它与民族偏见、文化适应、心理健康等研究领域都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国外关于民族认同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目前在我国有关民族认同的系统研究还尚处在探索阶段,且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这导致移用国外理论来对我国自身的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时,难免会产生研究路线的偏差。其次,国内大多相关文献侧重于理论推衍和观点思辨上,实证研究较少。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大多都是以大学生为被试,研究结果的适用性不强。为此,在加深对民族认同理论探讨的同时,不断提高对民族认同的实践研究水平,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自己的本土研究基线。再次,从心理学角度系统研究民族认同的人较少。在已有的与民族认同相关的心理研究中,主要都集中于民族认同心理的总体研究,如,朴泰洙(2004)的《民族认同心理与民族起源认同》、史慧颖(2007)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研究》、杨晓梅(2010)的《大学生民族认同的心理适应研究——以黑龙江省某高校满族大学生为例》等,暂缺乏民族认同与更加细化和具体的心理特征关系之间的研究。另外,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界定和结构特征,以往研究纷繁,取向很多,但研究者们大多都只是从各自的立场给予界定,对民族认同的定义和结构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民族认同的理论创新、实证研究方法和路线的本土化、研究对象群体类型的多样化、心理学视角介入的深度性等方面实现突破。

参考文献

[1]埃里克森著.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陈枝烈.原住民儿童族群认同与文化认知之探讨[J].原住民教育,1986:55-80.

[3]董雪梅.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社会参与行为倾向和心理健康的关系[D].西南大学,2010.

[4]喇维新.西北回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健康与高教管理策略的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

[5]李菁怡,施国庆,周建.生态移民工作中的民族心理认同:以新疆塔里木河生态移民为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9):154-157.

国内教师知识共享研究述评 篇3

截至2012年以“题名”为检索项,围绕“教师知识共享”和“教师知识分享”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共检索出期刊论文76篇,学位论文14篇。从纵向来看,多数学者主要从内涵与特征、影响因素、策略机制方面论述教师的知识共享。

1 教师知识共享的内涵与特征

国内对于教师知识共享的研究最早追溯到竺辉于2004年发表的题为《“非知识共享”下的教师管理现象批评》。他在文章中首次提出,教师知识共享可以理解成一种促进教师成长的理念,它能促进教师知识的沟通、分享与应用,也能拓展教师教育科研的方法、思路和内容,从而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此后邓志伟提出,教师的知识分享是指教师与知识重建者借助媒介或人群间的直接互动推动彼此间知识的流通、转移、交流、沟通、协商,达成知识的分享,从而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

于丰园等从知识流的角度指出,教师知识共享的基础是知识合理有效地流动,其后是知识创新;知识共享体现在教师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是教师的知识活动,同时还应是各知识节点间的知识流动。周洋认为,教师隐性知识共享的特点体现在:主体的依赖性、对话的平等性、过程的复杂性、情境的相关性、效果的模糊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师的知识共享是以知识的有效流通为基础,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主要目的,其本质是教师在知识转移中自我学习并进行知识重构的过程。实现教师的知识共享,有利于促进教师及教师群体的专业化发展,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从而影响学生智识的提升,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学校的持续发展,提升学校竞争力。

2 教师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

方云端等从高校教师隐性知识挖掘角度提出,隐性知识的共享不仅受教师所处环境、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的制约,还受隐性知识本身的特征和教师主观意识、知识结构和传播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马秀峰等认为,隐性知识的固有特性、教师主体因素、隐性知识共享技术、教师组织管理体制,及教师组织文化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师知识共享的力度和效果。王雷等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影响高校教师知识共享的动机因素分为利益追求、自我实现、团队情感和人际关系四个维度。其中,利益追求动机对共享行为的影响最大,自我实现动机次之,团队情感和人际关系动机影响渐弱。李春玲等则提出了教师知识共享的六大障碍:技术障碍、信任障碍、利己障碍、交往障碍、组织障碍、管理障碍。

综上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众说纷纭,但大致集中在三大方面:知识特性因素、教师主体因素及环境因素。其中,隐性知识的个体化、非结构化、主观情景化等特征,使得知识难以编码和传播,这是阻碍教师知识共享的基础。教师的知识独享心理、共享意识和动机的淡薄、相互信任的缺失、知识传递与接收能力的限制等主体因素,是阻碍教师进行知识共享的关键原因。而如今教师组织管理体制的缺陷、知识共享技术与平台的限制、教师组织共享文化的制约等环境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师间的知识共享。

3 促进教师知识共享的策略与机制

针对目前教师知识共享的不足与障碍,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与机制。程志等认为要消除教师专业知识共享的诸多障碍可通过:构建利于教师知识共享的学校文化环境、建立完善的教师知识共享激励机制、建立利于隐性知识共享的教师学习共同体等来实现。杜颖针对SECI模型中隐性知识共享的社会化S和外化E,提出了相应的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策略:组织教学观摩(社会化)、倡导反思性教学(外化)和组建科研团队(二者兼备)。曹锦丽认为促进教师隐性知识共享,应以组织文化策略为基础,以技术支持策略为保障,以公平策略为原则,以情感策略为条件,以激励策略为动力,以主体性策略为核心,构建共享网络,实现知识共享。

从前述三大影响因素出发,笔者将促进策略与机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隐性知识的难以表征和传递的特点,可采取组织教学观摩、倡导反思性教学、建立知识库和知识地图等方式促进教师的知识共享。(2)针对教师主体因素,要采取物质与非物质激励措施减弱教师的独享心理,在树立知识共享的理念的同时也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培养教师之间的相互信任,通过自我学习提高教师知识传递与接受的能力等。(3)针对环境因素,可采取相应的组织策略(组建教师科研团队及其他学习型组织,从结构上打破各个教研组、年级组的马赛克状态,在各个教研组、年级组之间建立一套沟通联系制度,建立有软硬件支持的隐性知识共享机制等)、技术策略(搭建知识共享的技术平台,构建良好的信息网路系统等)和文化策略(建立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构建多渠道沟通互动机制、创设知识共享的氛围、培育知识共享的价值观等)。

4 小结

目前对教师知识共享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及策略机制的探究上,理论论证占大多数,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且不系统。教师主体因素是影响教师间知识共享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探寻有效措施加强教师的知识共享意识及共享能力,是实现教师知识共享的关键。随着虚拟社区的兴起及快速发展,将虚拟社区与教师知识共享相结合,通过实证研究,探索网络共同体中教师知识共享的策略机制,将成为未来教师知识共享研究的热点。

参考文献

[1]竺辉.“非知识共享”下的教师管理现象批评[J].师资培训研究,2004(3).

[2]于丰园,韦斯明.基于知识流的大学教师知识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11(1).

[3]周洋.促进教师隐性知识共享的策略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7.

[4]方云端,李翠白,陈睿渊.基于知识挖掘的高校教师隐性知识共享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11(7).

国内外水权交易研究述评 篇4

关键词：水权,水权交易,水价,外部效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水是可再生资源,因此水资源不存在稀缺性问题,人们对水的需求极大从而导致水具有较大的价值而较低的价格。这一观点导致以水资源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较为滞后。近代国内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环境污染和资源耗费问题导致水资源成为稀缺资源,人们开始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此背景下水权交易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早期国外水权交易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西部、智利、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并实现了水权交易的成功实施。20世纪90年代水权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在我国兴起。随着我国《水法》的确立和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实施,水权及其交易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

1 水权交易相关定义

1.1 水权定义

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产权的相关概念和分类方法来对水权进行定义,认为水权即对水资源进行使用、支配和处置的权利。不同学者对水权包含的权利种类和数量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在使用权上已达成共识,即水权的最基础权利即为对水的使用权,其本质是对水资源的优先使用权[1]。本文借鉴国内学者对水权定义的分类方法,将国内外不同学者的观点按照所包含权利的数量进行分类,并对其进行评述。

1.1.1 水权“一权论”

持有“一权论”的学者认为,水权一般指水资源使用权[2]。水资源的使用权即为对水资源的用益权,即水资源使用者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对水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3]。国外学者Mather[4]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水权是经济主体根据需求对水资源进行使用的权利。使用权的本质在于,水资源的权利并非对水资源本身的占有,而是在于对水资源的使用[5]。但随着水权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水权“一权论”显然难以满足实践和研究的需要。

1.1.2 水权“二权论”

水权“二权论”是指水权由两种权利构成,一般是在使用权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尽管“二权论”实现了对水权内涵的丰富,但实质上并未形成统一观点。汪恕诚[6]在《水权与水市场》提出,水权即为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胡鞍钢等[7]也持有相同观点。汪恕诚[6]还强调,只有在使用权的前提下才能谈经营权,最主要的是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国内学者关涛[8]则认为,水资源的所有权和水资源的用益物权是构成水权的两部分。

1.1.3 水权“多权论”

在“二权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基于产权理论和水资源的基本属性,进一步丰富了水权的内涵。姜文来[9]在水权“二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水权“三权论”,认为水权最终可以归结为水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三权论”的观点将水权视为一组权利的集合,这符合产权理论的基本观点。

“三权论”的提出及产权理论视角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广泛讨论,从而引出水权“四权论”的出现。此理论的支持者普遍认为,产权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组权利,可以分解为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10]。这种观点认为,水权是基于水资源所有权而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可进行细分。张范[11]同样提出了水权的“四权论”,认为水权的内涵包括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和自由转让权等。

综上所述,水权定义视角之所以产生多样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国情不同和研究视角不同所决定的。国内外学者对水权内涵的讨论为水权交易、水权制度设计以及相关法律制定奠定了基础,对我国水权交易制度设计和改革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且所有权与使用权和配置权相分离。因此,我国水权交易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水资源的使用权,及相关的经营权、控制权和分配权。

1.2 水权交易定义

水权交易是水资源的使用权的部分或全部转让,与土地转让相分离[12]。Meinzen-Dick等[13]认为,水权交易包括水权的初始分配和再分配,水权的初始分配也是再分配的核心。水权交易是用经济手段进行水权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基于生产、生活、生态发展等目的将明确界定的水权通过市场进行流通[14]。因此,从初始分配和再分配的角度对水权交易进行定义比较符合现实需求。

由此可见,水权初始分配的目的是实现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当初始分配不能够满足需要时,水权的再分配则必须体现其作用,对水权的初始分配进行补充和完善。水权交易是对水资源使用权的部分或全部再分配,且再分配的价格、形式、时间等要素都比较灵活。因此,水权交易的具体内涵由交易双方对水资源的需要程度等现实条件决定,不可一概而论。

2 水权交易的前提

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进行水权交易活动要视该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将水权交易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总结为以下五项:水权的界定、水资源稀缺性、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可行的交易制度以及监管机构。

2.1 水权的界定

在水权交易中,水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基础,水市场和相关制度的建立则是保障。不少学者认为,将水权按照可交易产权的范畴进行划分并界定交易目标可以实现水资源使用权的转移和分配。沈满洪等[15]主要从水权的角度出发定义了水权交易的前提,即水权交易应该具备可交易水权、明晰定义水权和安全水权3个前提;Howe等[16]在对美国水市场建立时将水权界定作为水市场建立的前提之一。与此同时,张建斌等[17]强调水权必须要满足产权的基本特征,即水权也必须具备排他性、确定性和可分割性等一般财产权的特性,以使得交易可以达成。

由此可见,“水权交易正式开始前应首先明确界定水权”这一观点受到学者的广泛认可,但怎样合理界定水权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不利于交易市场的规范性和交易制度的科学性,会对未来水权交易的实施造成隐患。

2.2 水资源稀缺性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诺斯认为,只有在稀缺性增加的过渡时期内,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产生的费用。针对水权交易来说,只有水资源具备稀缺性才可能形成水权交易,交易双方为了获得水权或水权带来的利益而自愿承担交易的成本和费用。刘文等[18]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水权转让需要一定的体制背景和资源条件”的观点,提出明确水权规定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且水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综合上述观点可知,水资源稀缺性是水权交易活动发生的根本前提。只有当政府或个人存在用水困难、水资源严重短缺等问题时,交易双方才可能有动机进行水资源使用权的交易,从而催生了水权交易定价以及水权交易制度设计等一系列问题,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水资源的稀缺性达到一定限度,且建立水权交易制度“有利可图”时,水权制度的建立在经济上才是可行的[18]。

2.3 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

随着水权交易的不断实践,技术水平和设施保障问题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可以更好地实现水资源的测量和转移[19]。Marino[20]在对巴西、西班牙和美国加州的水权交易案例进行分析时提出,建立水权交易的必备制度条件包括为交易双方提供计量并转移水资源的必备基础设施。刘文强等[21]讨论了非价格制度保证条件对于水权交易的重要性,以及对水资源计量技术支持的必要性。因此,水权的交易需要对水进行转移,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量水设施、分水设备等输水设备,目的是实现对水资源转移所需的主渠道测量,并按比例将水分流到相应的支渠道中。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还起到了促进水权交易市场发育的作用[14]。

2.4 可行的交易制度

随着水权交易案例数量的猛增,交易制度建立的重要性愈发引起了制度经济学界及法学界学者的关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刘文强等[21]在研究新疆塔河流域的水权交易时提到,水权交易可以逐级进行,设计分级交易体系,建立地州水管部门的分级交易市场,以此来减少参与水产权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费用,实现总交易成本可控。苍南吴家水库跨区域引水中出现的交易双方和第三方交易不满意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水资源运营管理体制的不健全。Howe等[16]在研究科罗拉多流域水权分配问题时,同样强调了水权交易制度对整个水市场的重要意义。

综合上述案例,水资源所有权主体的明确、水权制度的创立及水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已成为水资源市场配置所应具备的3个必要前提条件[22],建立科学有效的水权交易制度对交易结果和市场规范性至关重要。

2.5 监管机构

水权交易的监管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如地区水管部门、水利厅)和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如流域管理委员会)以及民间非政府组织(如水权协会)等。交易市场的建立还需对流域内管理机构及部门职能进行重新调整设计。行政事业型水利管理部门的职责内容和范围仍是改革重点:改革方向应与企业化经营的方向保持一致,实现与市场交易机制配套发展;改革目标方面,政府部门等监管机构应当以水权管理机制的需求为根本,以此为据对管理机构框架进行针对性调整,对现有机构的职能进行重新安置,最终实现整个管理机构框架和职能的明晰[21]。

3 水权交易价格

3.1 水价的内涵

笔者借鉴王浩等[23]对水价内涵的研究视角,认为水价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层含义:稀缺性、资源产权和劳动价值。①稀缺性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同时也是水价形成的必要条件,水资源的价格与水资源的稀缺程度有着紧密的正向变动关系;②我国水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且所有权与使用权和配置权相分离,因此水价也反映了水资源使用权的价值;③与经济学中商品的定义类似,劳动价值是区分自然水和商品水的重要标志,水资源中的劳动价值体现了水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在规划、保护等工作环节中投入的劳动成本,因此水价也反映了劳动价值内涵。

3.2 水权定价方法

目前针对水权交易中价格的制定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和定价模式,从产权角度对水权进行定价的相关研究较少,没有形成完备的定价体系。通过文献整理和阅读,目前对水权的定价方法主要集中在影子定价方法、边际成本定价法、全成本定价法、两部制定价法、模糊数学定价法及阶梯式水价定价方法等。在上述定价方法中,博弈定价法较其他传统定价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更胜一筹。随着博弈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预测这一方法未来应具有较广阔的前景。

4 水权交易外部效应

水权交易的外部效应是指那些与交易无直接关联者因水权交易而招致收益或损失,却不必为此支付成本或得不到应有的补偿[14]。水权交易的本质是对水资源的空间和时间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必定会带来一定的外部效应。本文从正效应和负效应两个角度分别探讨水权交易的外部效应。

4.1 水权交易正效应分析

水权交易能够对产生外部正效应,主要由水资源的特性所决定的。要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必须要优化市场机制实现效率提升,大幅提高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程度。水权交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激励水权持有者节约用水并通过水权交易获得经济补偿,二是促进水资源流向高效率部门并对水资源优化配置[23]。Wurbs[24]在对德克萨斯州水资源可用性进行系统性建模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综合上述观点可知,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等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病”,可交易水权已经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的重要选择。总体上,水权交易的正效应主要体现在:首先,水权交易的购买方所在区域的生态危机和经济水平可以得到缓解和提升,通过水资源使用权的买入可以满足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需求;其次,对水权进行交易可以克服行政手段对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提高用水户参与水资源配置和投资决策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加快水资源配置对水资源需求变化的反应速度,进而对水资源买入地区的投资和就业起到一定的作用。

4.2 水权交易负效应分析

水权交易的负效应研究主要从售出方以及第三方的效益角度进行讨论。水权转移势必会损害水权出售方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当交易数量计算错误或出现自然灾害时甚至会产生极大的负效应,对居民的生活用水造成严重负面影响。Howe等[16]在对科罗拉多州水权交易案例分析时提出,水权交易有时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时可能会伤害地方经济的发展。Bourgeon等[25]在研究美国工农产业内水权交易中的第三方效应问题时提出,水权售出方所处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可能会对水权交易持反对态度,水权交易还可能因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摩擦而导致土地休耕无效或地区的人均福利减少。刘红梅等[26]对第三方回流问题进行了解释,同时针对第三方回流问题可能对水市场建立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Holden等[27]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正视回流问题是提升水权市场效率的必要前提。

通过上述文献不难发现,水权交易负效应很大部分是由于交易制度不完善、交易市场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由于在实际的水权交易过程中往往关注的是交易双方的利益,很容易忽略水权交易可能带来的外部效应,因此第三方的利益在水权的交易制度和交易过程的设计中并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

5 水权交易中政府的作用

国内外水权市场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政府和法律在其中均起到主导作用。政府或水资源中介机构参与的转换交易是当前水权交易的主要模式[17]。政府对水权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水权初始分配,例如监测评价水资源、水资源规划、基本需求水权分配、经济用水水权分配等工作;二是组织水权市场交易,例如制定交易的条件、监督交易的进行等;三是完善法律体系,例如制定水使用权的保护办法、出台水资源费的征收管理办法等,同时政府还要承担信息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及水权知识宣传工作等配套辅助工作[28]。

水权交易中市场和政府二者应当共同作用,在市场发挥其条件和配置作用的同时,政府应该加强明晰水权内涵、水权初始分配、提供水权交易市场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等工作职能。政府机构作为水资源权属管理中的重要参与主体,在水权交易制度设计和水权交易过程监控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水权和水权交易管理问题十分复杂,当政府作为交易主体进行水权交易时,政府不仅要扮演好交易方角色,更要重视服务和监管职能。

6 结语

国内宜居城市评价研究述评 篇5

1、我国宜居城市研究的源流、背景和内涵

1.1 宜居城市研究的源流

人类对于宜居城市的关注, 反映出的是人类对于自身居住状况的关注。宜居城市建设思想, 可谓源远流长。从《易经》《道德经》到康有为的《大同书》, 从《太阳城》《田园城市》到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理想生活与住所的积极探索与追求。当然, 如果从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历史来看, 有相当共通含义和比较完整的认识体系的概念应是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该理论的出现正式吹响了改善城市质量、关注城市生活的号角。宜居城市研究在国外成为热点, 则始于1980年代, 特别是1985年由Henry Lennard发起建立国际宜居城市研究组织 (The International Making Cities Livable (IMCL) Conference) , 把宜居城市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国内对宜居城市的研究相对滞后, 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对于居住环境的评价研究。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提出“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目标, 自此“宜居城市”的概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2 我国宜居城市建设的背景

要理解我国语境下宜居城市建设的内涵, 还必须了解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思想变迁, 这是我国宜居城市建设的背景。总结建国六十年的发展历程, 不管是建国初期“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 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 使得一直以来, 城市发展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 甚至让位于经济增长, 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滞后, 市民的生活质量没能得到同步的提高。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 这是建设城市的初衷, 但建造的结果却带来“城市异化”, 即“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的异已力量, 成为人的敌对物”, 具体的表现是各种城市问题。科学发展观的出现标志着人本思想的回归, 并且渗透在发展的方方面面, 我国宜居城市实践和研究的兴起既是对各种城市问题的应对, 也是对当前发展观念变革的呼应。而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则存在通过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形象和竞争力、吸引人才和投资的需要。

1.3 国内对宜居城市内涵理解的一致与分歧

对于宜居城市内涵的理解,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宜居城市是指气候条件宜人, 生态景观和谐, 人工环境优美, 治安环境良好, 适宜居住的城市, 这里的“宜居”仅仅指适宜居住;广义的宜居城市则是指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 经济持续繁荣, 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氛围浓郁, 设施舒适齐备, 适于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这里的“宜居”不仅是指适宜居住, 还包括适宜就业、出行及教育、医疗、文化资源充足等内容。王世营等认为, 广义和狭义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对宜居城市内涵的不同理解, 国外学者大多倾向于狭义概念, 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广义概念。

2、宜居城市评价领域存在的分歧

连接宜居城市理论研究与实践建设的桥梁是宜居城市的评价。相对于宜居城市内涵的理解, 在宜居城市的评价领域, 分歧更为明显, 评价的结果纷繁芜杂。分歧的表现有三大方面:一是表现在评价方法的不同, 目前, 主要有基于统计数据的客观评价方法、基于问卷调查的主观评价方法以及主客观结合评价方法;二是表现在对各具体要素的不同取舍和对各要素重要性的不同认识;三是表现在评价主体的不同, 既有个人研究, 也有商业咨询集团, 也有国家部委, 不同的主体必定带来价值观和立场的不同。国内宜居城市评价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 (见表1)

3、国内宜居城市评价研究述评

国内宜居城市评价领域, 这是周志田等人于2003年进行的一项探索性研究, 并发表相应研究论文, 不过仅限于个人研究, 对外界影响有限, 鉴于此, 本文仅对表1中其他5项研究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述评。

3.1 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

3.1.1 评价概况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民众调查和德尔菲专家调查法的基础上, 制订了“中国城市宜居指数”的指标体系及相应的权重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 11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迄今为止, 零点集团已经发布了2005~2007三个年度报告和2009年度报告。以2009年度报告为例, 共评价了24座城市, 排在前五的依次为成都、厦门、南宁、杭州、昆明。见表2

3.1.2 评析

零点集团的宜居城市评价是一种主观评价的方法, 且城市样本量小, 以大城市为主。从评价指标来看, 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 更多关注对住房和社区层面的感受, 而城市层面的经济、生态、人文环境考虑相对较少, 作为商业咨询机构, 受国外思潮的影响较深。从评价的结果而言, 稳定性较差, 连续两年之间, 排在前五的城市吻合度只有40%, 反映出主观评价随意性强、波动性大的特点。

3.2《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

3.2.1 评价概况

在2007年举行的第八届北京CBD国际商务节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国首份《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报告》面世。报告以“宜居、宜业、宜学、宜商、宜游”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 对全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品牌价值进行了系统分析, 推出了2007年中国城市品牌价值排行榜。上榜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青岛、成都、宁波和苏州。在“宜居”一项考察中, 人口、就业、交通、住房等成为重要考察点。与品牌价值的排名不同, 排在宜居城市前十位以中小城市为主, 依次为:深圳、湛江、十堰、许昌、黄冈、九江、牡丹江、娄底、湘潭、聊城。

3.2.2 评析

该报告采用统计数据进行客观评价, 城市样本量大, 比较全面。在宜居城市的排行上, 除深圳因为人居环境、公共服务的优良位居前十外, 其他均为中小城市, 一方面反映出该排行对于中小城市的青睐, 中小城市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 加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比较和谐的社会关系, 比大城市方便的交通条件和城乡之间的联系, 更容易造成祥和、安全、健康、便捷的人居环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大城市在经济繁荣的表象掩盖下存在的种种城市病症 (拥挤、环境污染、高房价等) 已经对宜居性构成了损害。

注:来源于零点咨询集团网站 (http://www.horizonkey.com/)

3.3《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

3.3.1 评价概况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课题组, 历时两年调查完成的。该报告从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机率等12个方面构建出一个多维度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 指标权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该报告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法, 在主观评价方面, 共有77.3万人次参与调查, 成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城市生活质量网络公众调查。

该报告对287个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进行量化分析, 制订出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前10位的城市依次是:深圳、青岛、杭州、宁波、上海、无锡、烟台、苏州、东莞和大连。

3.3.2 评析

该报告虽没有冠以“宜居”二字, 但与宜居城市的指向是一致的。从指标体系来看, 非常的全面, 充分体现出国内对于宜居城市概念的广义理解的特点, 其中对于经济指标给予一定倾斜, 但比较适度。从方法来看, 主观与客观相结合, 全面客观。从结果来看, 排在前十位的城市, 既有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 也有宁波、杭州等二线城市, 还有烟台这样的三线城市, 没有完全向大城市倾斜。

3.4 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3.4.1 评价概况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认为宜居城市的主要特征是:环境优美, 社会安全, 文明进步, 生活舒适, 经济和谐, 美誉度高。《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生态环境健康指数、城市安全指数、生活便利指数、生活舒适指数、经济富裕度、社会文明指数、城市美誉度在内的7项一级指标和48项二级指标组成。2005年开始,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进行每年一度的宜居城市排行, 评选范围涉及国内200多个城市。历年十佳宜居城市排行如下: (见表3)

3.4.2 评析

该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城市样本量大, 评价方法以客观为主, 兼顾主观。从指标构成来看, 兼顾经济、生态、人文、安全等因素, 可见该指标对宜居城市内涵持广义的理解。从十佳上榜城市来看, 既有大城市, 也有中小城市, 城市的偏向性小, 结果较为客观, 可信度高, 并且已经连续七年公布评价结果, 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

3.5 住建部“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

3.5.1 评价概况

该成果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完成, 并于2007年4月通过住建部科技司验收, 具体指标体系见表4。该标准还设定了否定条件, 如果存在以下情况, 即使评分再高, 也无缘宜居城市:社会矛盾突出, 刑事案件发案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基尼系数大于0.6导致社会贫富两级严重分化的;近三年曾被国家环保局公布为年度“十大污染城市”的;区域淡水资源严重缺乏或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单项指标的评分以统计数据为主, 兼顾公众调查和专家评判。该标准公布以来, 引起一定反响, 一些城市以此为指导开展了宜居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活动, 如清远、宜春、中山、泰州、银川等市。 (见表4)

3.5.2 评析

从评价指标来看, 比较全面, 同时明显向环境优美度和生活便宜度倾斜, 反映了该标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人性需求的关注, 反映出该标准对宜居城市的理解向狭义概念倾斜, 因此也是一项利于中小城市的评价标准, 目前以此为指导开展宜居城市规划建设的也以中小城市为主。从评价方法来看, 客观为主, 兼顾主观。并且该《标准》将主要用于全国各城市的自我评测和建设管理, 不打算也不支持任何机构利用《标准》进行宜居城市评选排行活动。

注:根据《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整理

4、结论

4.1 宜居城市评价存在的分歧

我国对宜居城市进行评价的机构众多、指标和方法多样, 评价结果也各异, 这些分歧既是对宜居城市内涵理论分歧的折射, 也反映了城市发展价值取向的不同。通过对以上诸多研究结果的评析, 可以发现, 主要存在三方面的分歧:

(1) 在研究方法上, 是以生硬的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 还是以人的主观感受为主要依据。前者虽然客观, 但难以与人的感受直接挂钩, 后者由于受到居民属性等个体差异的因素影响, 对问卷设计、样本选取、调查方法等的科学性要有很高的要求, 评价结果波动性较大, 但人本主义的倾向值得肯定。

(2) 在关注尺度上, 是以城市尺度为主要关注层面, 还是以人的尺度为主要关注层面。前者以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或对城市层面宜居要素的主管感受为主要依据, 后者以社区条件、住房条件或对二者的感受为主要依据。

(3) 在指标取向上, 是向经济指标倾斜, 还是向人文生态指标倾斜。前者反映了现阶段城市对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 后者则反映了人类对生活质量更高层面的需求。

4.2 宜居城市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

以上所反映的城市发展价值取向上的分歧, 从根本上来说, 是“以什么为本”的问题。无论是从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科学发展观的确立, 还是从当前城市发展建设领域人本主义思想的回归来看, “以人为本”都应该成为宜居城市评价和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评价和规划建设, 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对城市政府而言, 不要采取急功近利、不求甚解的态度, 对有利于自己的评价排行结果大力宣传, 对不利于自己的评价结果不予理睬, 而应深究各种评价排行背后的价值取向, 具体关注各种评价排行结果的实质, 并以此来检点自身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优劣利弊。

(2) 宜居城市的评价方法, 要向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向努力, 要在以客观为主的基础上, “加强参与式评估方法的研究, 才能够客观反映市民的意愿和实现公众参与规划管理的目的”, 完全客观或者完全主观均易导致结果的偏颇。

(3) 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中, 要对社区和住房层面予以足够重视, 宜居城市的规划建设, 应把宜居社区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一者, 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细胞, 是人们生活与活动的主要场所, 其宜居建设是城市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手段, 更是实现城市宜居的必要基础。二者, 我国城市中单位制的解体、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严重的社会分化都在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松散, 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首要载体, 社区面临重构。

(4) 在宜居城市建设方面, 不同城市应该根据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选择性地确定宜居城市评价和建设的重点, 而不能不顾城市实际一概而论。随着城市自身发展水平的提升, 宜居的需求也在发生演进, 从满足人的经济需求、安全性和健康型等基本需求, 到满足人对自然环境舒适性的需求, 再到满足人的社会人文需求, 最后到满足人们参与城市治理和个人发展机会等需求, 这些是具体城市在人居环境评价和建设中必须予以考虑的。

摘要：宜居城市评价是连接宜居城市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桥梁, 国内宜居城市评价领域呈现出指标多样、方法不一、结果各异的局面。这些分歧既是对宜居城市内涵理解分歧的折射, 也反映了城市发展价值取向的不同。文章通过评析目前国内主要的宜居城市评价研究结果, 探究各自背后的价值取向, 并进行了总结。文章认为“以人为本”应该成为宜居城市评价和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并对人本导向下宜居城市的评价和建设提出了建议。

国内会话分析研究述评 篇6

关键词：会话分析,学科定位,研究情况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作为语言分析的一种方法, 在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篇分析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会话是由发话者和听话人共同参与和合作所产生的社会交往, 或者是谈话各方相互协调谈话内容的交往过程。”1会话分析的基本目标是要弄明白发话者想要表达什么, 而受话者又是怎么样理解它的意思并做出反应。包括对会话结构、会话策略、会话风格等方面的研究。

一、会话分析的学科定位

在语言学领域中, 由于会话分析能够为多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提供帮助, 因此在其的学科归属上, 有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社会语言学的著作祝畹瑾 (1992) 、徐大明等 (1997) 、游汝杰等 (2005) 中常把其划入社会语言学范围。而会话是语言应用的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 研究语言应用的语用学也要对会话进行研究, 所以也有将会话分析纳入语用学中Levinson (1983) 、何兆熊 (1999) 。而黄国文 (1988) 认为会话分析应属于语篇分析的范围之中。刘运同 (2002) 则认为会话分析应是社会学的一个非主流学派。

值得指出的是, “‘会话分析’这一词语可以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较宽泛的含义, 指对会话现象的所有研究;另一种含义是狭义的, 专门指发源于美国的研究会话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把平常、琐碎的会话提升为科学研究的正当对象, 并对谈话的规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3在认为会话分析隶属社会学的观点中, 其中的“会话分析”具体指的是由美国社会学家Sacks等人于20世纪60、70年代提出的一系列会话分析理论。在当前国内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篇分析中进行会话分析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大都为此种。因此, 在本文所讨论的“会话分析”所运用的理论主要以由美国社会学家Sacks、Schegloff、Jefferson等提出的民族方法学的会话分析方法为主。广义的会话分析理论并不仅限于此。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观点是把会话分析当做是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 徐赳赳 (1995) 、崔鑫国 (2008) 持此种观点。其会话分析的涵义应该是较宽泛意义的会话分析, 即指对会话现象进行的所有研究。Levinson (1983) 则认为可以把会话的研究简单地分成会话分析学派和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学派。而马博森、曾绍任 (1995) 则认为会话分析的研究与话语结构有联系, 但却是一种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分析, 而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话语结构研究则是伯明翰学派对口语语篇的分析。朱永生 (2003) 在对话语分析五十年的回顾中也没有提及民族方法论的会话分析。

二、国内会话分析研究情况概述

(一) 对会话分析理论进行的介绍、探讨

这方面的著作、论文主要是对会话分析的理论进行的介评、溯源、以及讨论其学科归属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对话语分析进行介绍的论文中也涉及对会话分析的介绍。其中刘运同 (2002) 主要是介绍了民族方法论会话分析理论, 提出会话分析是一个独立的学派的观点, 并对这一会话分析的方法、与语言学的关系进行了评论。张荣健 (2002、2005) 则是对会话的各种理论进行了介绍说明:有Sacks等的民族方法论、Hymes的话语人类学、Gumperz的交往社会语言学、Labov的变体理论等和语用学从哲学—逻辑学领域对会话分析进行的探讨、伯明翰学派和系统功能语法从真实的语言结构和功能方面对会话分析进行的思考。其中张荣健 (2002) 介绍理论的基础上, 着重讨论了Tannen的交往社会语言学中的会话分析理论、批判会话分析理论对随意会话分析的影响及随意会话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张荣健 (2005) 则是着重讨论了批判性会话分析与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密切相关。梁飞 (2004) 则是把民族方法论话语分析方法纳入语用学中加以介绍。崔鑫国 (2008) 则是将会话分析看成对所有会话现象进行的研究, 是从话语分析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来对其的发展的历史进行溯源。

此外, 还有孙启耀 (2000) 针对Sacks等人的“相邻应队”理论提出质疑, 认为其研究存在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概括性、严密性的不足。于国栋 (2003) 则是运用话轮功能分析了汉语中支持性言语反馈, 指出交际者反馈是一种策略性的行为。

(二) 运用会话分析的理论分析文学、戏剧作品

由于会话描写是文学、戏剧作品中的主要描写手法之一, 对于交代情节背景、表现矛盾冲突、表达人物性格、关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以运用会话分析理论对文学、戏剧作品中的会话描写进行分析, 有助于更好的厘清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说明作品主题。在目前运用会话分析理论对文学、戏剧作品进行分析的论文中, 基本上是针对一部作品中的会话进行分析, 以考察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人物性格、会话对主题的表现等。其中李华东、俞东明 (2001) 运用话轮转换理论考察了其与戏剧人物权势关系、性格刻画和情节发展的关系。王虹 (2001) 通过对John Osborne剧本《愤怒的回顾》中开场一段对话进行的会话分析来对剧中的人物关系和性格进行阐释, 认为会话交替机制所决定的对话交流结构对戏剧的意义有一定的决定作用。张静 (2006) 则是分析了《一朵浮云》中的人物关系与心理特点。司建国 (2005) 则运用话轮转换理论对《雷雨》中违反礼貌原则的会话进行了分析。

(三) 会话分析理论与外语及对外汉语研究、教学

在国内目前对会话分析的研究中, 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结合外语的运用、教学来进行的。这主要表现在对英文原文作品进行会话分析, 结合会话分析理论解释外语教学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何慧英 (2007) 运用话轮转换模式理论对《欲望号街车》剧本进行分析, 探讨戏剧对话展现人物关系、性格的方式;张桂娟 (2006) 则是研究情景剧friends中的会话, 其目的是探讨会话分析理论是否适用于情景剧会话, 话轮和话轮转换在情景剧中所起的作用。而在针对外语教学问题上, 司建国 (2005) 认为用会话分析理论解析中国戏剧中的对话有助于学习者对汉语会话机制和汉语言语行为的认识;在研究学习外语问题方面, 李战子 (1996) 分析的是英语口语课堂上会话的话轮、反馈、连贯性方面的特点;孙毅兵、师庆刚 (2004) 分析了会话分析理论中的话题及其对提高学生外语实际交际能力的作用;刘姝 (2005) 用会话分析理论讨论的是大学英语课堂上的修正现象;孙志勇 (2005) 则讨论了会话本身规律和相关文化因素对大学英语课堂上教师提问得不到及时回答的现象。

会话分析理论在俄语学界也得到了重视, 徐翁宇 (1997) 全面系统的阐述了会话分析在俄罗斯的研究情况;而徐翁宇 (2003) 则着重分析了对话中三要素 (说话人、听话人、语境) 的运用能使对话获得一系列不同于其他语体的特征。

(四) 会话分析与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上述两个方面外, 会话分析理论还被广泛用于各种语境下的对话研究。对网上会话的分析主要是对话轮问题的研究:秦俊红、张德禄 (2005) 讨论了网上会话中话轮的特点, 并分析了话轮转换的规律及连贯的实现方式;宁天舒 (2007) 将话轮替换、相邻应对等理论用于分析网上聊天与面对面对话的不同。对中外电视访谈节目的会话研究:邬争艳 (2005) 探讨了英语电视新闻访谈与一般会话在话轮替换、相邻应对、整体结构方面的异同及主持人、受访者的行业职责对会话结构的影响。邱春安 (2006) 则研究了新闻访谈中采访者和受访者在话轮转换规则制约下的互动模式。在医患会话研究中:郑欢 (2005) 研究了医患门诊对话的不对等性;于国栋、郭雪颖 (2008) 运用“回述”理论分析了医患双方与回述之间的关系。三结语

三、结语

总的来说, 从会话分析理论引入我国到现在, 受学界关注程度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只是单篇论文论述, 到已经有了系统研究的书籍出版。从收集到的资料中统计, 但目前对会话分析理论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理论的介绍或者是局限于将国外理论套用于英汉教学研究、文学戏剧研究等, 虽然涉及等多个方面, 但大都限于套用理论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 研究的深度够, 在广度上也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 对会话分析自身理论成分的分析, 对具体言语行为的分析以及对国外最新理论研究内容的介绍较少。对会话分析在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Levinson, S.Pragma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张荣建.会话分析与批判会话分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 (02) .

国内数字图书馆研究述评 篇7

图书馆数字化的外部直接动因有两个, 一是信息载体的数字化, 二是信息传播的网络化。中国自1995年以来陆续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 总体看来, 目前国内对于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还是受西方国家的影响, 就中国自身情况来看, 无论是从信息媒体的数字化程度还是信息传播的网络化程度方面, 都还不够完善, 研究数字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

国内目前对于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大致有三类文章, 一是对于国外数字图书馆研究的介绍;二是国内对数字图书馆的认识;三是探讨数字图书馆技术及其对国内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以及一些国内数字图书馆计划等等。

一、对国外数字图书馆研究情况的介绍

西风东渐, 借鉴国外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经验是必需的, 对于中国迅速开展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有很大益处, 国内专业刊物上此类文章占了相当比例。本文对国内发表的介绍文章作了简要归纳。

几乎所有的论文都介绍了国外的数字图书馆项目和研究情况, 但有十余篇文章专论国外的数字图书馆进展, 多为介绍美国的情况, 总体说来, 目前国内对国外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介绍文章存在下述四多四少现象:

1. 局部介绍多, 全面介绍少

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 政府、基金会、企业、团体、高校都在发展数字图书馆, 然而国内介绍的较多的主要是两个项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回忆” (American Memory) 项目和由美国ARPA、NSF和NASA资助、由美国六所著名大学承担的“美国数字图书馆首倡计划” (DLI) 。对于前者最近看到北大图书馆肖珑的一篇文章介绍得比较全面, 其他许多文章都涉及这两个项目, 但均只有概况性介绍。对于国外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总体情况, 以北京图书馆许绥文的两篇文章最为详尽和准确, 虽然其中的资料在目前看来略有些陈旧, 但目前国内的介绍文章尚还无更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介绍类的文章多以编译为主, 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著述, 中国目前的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主要还是借鉴国外的经验, 因此一定要将国外的情况摸清摸透。

2. 形式介绍多, 机制研究少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一项投入强度很大的工作, 即使美国政府的项目, 也不是由政府出全资开发建设, 并且在项目的管理上多采用经营行为, 技术的开发上很注重标准化和开放性。为什么美国许多私人企业对数字图书馆的建设表现出非常的热情, 美国国家数字图书馆联盟 (NDLF) 在协调各项数字图书馆计划中起到什么作用, 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深入探究。但目前国内发表的介绍文章多为事实和数据罗列, 介绍了“是什么”, 还缺乏“为什么”和“怎么做”。

3. 概况介绍多, 技术方案少

数字图书馆方案首先是一套技术方案, 美国数字图书馆首倡计划 (DLI) 就是由美国六所著名大学分别研究六个专题的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开发项目, 目前已开始第二期的研究开发。国内除了对IBM的数字图书馆软件有一些介绍之外, 在对国外众多的数字图书馆的介绍中, 无一涉及其技术实现路线的,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中国图书馆界一直有以数字化工作取代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倾向, 应该说数字图书馆离不开数字化工作, 但决不仅仅是数字化工作, 数字化实际上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只有把国外数字图书馆技术方案介绍得更为详尽一些, 才能逐步扭转这种倾向。

当然限于目前中国图书馆界的技术、人才和设备现状, 以及中国数字化资源还很不丰富的事实, 各图书馆先行进行一些数字化工作, 只要经过论证, 符合标准, 还是应该鼓励和倡导的。由此, 对照国外目前数字图书馆的研究课题, 对于具体的建设数字图书馆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还缺乏研究。

4. 美国情况多, 其他国家少

除了个别文章外, 很少有谈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建设情况, 在某些方面其他国家的情况有时更接近中国的现实, 因此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二、国内对于数字图书馆的认识

1. 定义问题

定义问题的讨论向来比较学究气, 然而研究不可避免会涉及概念的定义问题, 概念是研究和立论的基础, 一个新的概念可以带来一个新学科或研究领域的诞生, 对概念理解上的偏差也会造成研究工作的貌似神离。

对于“数字图书馆”, 国外尚未有一个完整的定义, 但基本上已经达成一致的理解。国内的概念引自国外, 但可能由于在国内只有图书馆界的人士热衷于研究数字图书馆, 对这个概念加进了许多传统图书馆的理解。

以下是国内文章中对“数字图书馆”定义的一些描述: (1) 数字化图书馆就是图书馆在线服务系统; (2) 数字图书馆就是以数字形式存贮和处理信息的图书馆; (3) 数字图书馆是指图书馆所有的工作流程都基于计算机, 而且馆藏资源都实现数字化; (4) 所谓“数字图书馆”就是图书馆馆藏实现数字化管理, 并上网服务, 供读者随时随地查阅; (5) 数字图书馆是指通过多种技术将各种文献数字化, 并将其组织起来在网上提供信息服务的信息中心或数据库; (6) 数字化图书馆实际就是人们所说的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无墙图书馆, 不同的称谓只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数字化图书馆的特征; (7) 数字式图书馆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提供关键性的信息管理技术, 同时提供主要的信息源和资源库。换言之, 数字式图书馆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 (8) 数字图书馆一般而言是指利用当今先进的数字化技术, 通过诸如Internet国际互联网等计算机网络, 使人数众多且又处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用户能够方便地利用……; (9)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数字化系统。它将分散于不同载体, 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贮存, 以网络化的方式互相连接, 提供及时利用, 实现资源共享, 其核心是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质则是形成有序的信息空间; (10) 数字图书馆是一个大系统, 它具有分布的、大规模的和有组织数据库和知识库, 用户或用户团体可对系统内的数据库和知识库进行一致性的访问, 获得自己所需的最终情报。

上述后四种说法比较接近国外的定义。从数字图书馆的来龙去脉来分析, 正如有作者指出的, 数字图书馆中的“图书馆”一词, “在这里代表着有组织、有系统的信息资源”, 因此, 从抽象的概念上讲, 数字“图书馆”与传统的有实体的图书馆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借用了“图书馆”一词表示它是网上信息资源的集散地, 是“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

当然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传统图书馆是数千年“前数字化时代”社会的信息中心, 是数字化的源泉, 因此目前在国外也是这样, 数字化首先是传统图书馆的数字化, 走在数字图书馆开发应用前列的仍然是图书馆。

我们认为可以为数字图书馆下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数字图书馆是社会信息基础结构中信息资源的基本组织形式, 这一形式满足分布式面向对象的信息查询需要。”其中“分布式”和“面向对象”的含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前者指跨图书馆 (跨地域) 和跨物理形态的查询, 后者指不仅要查到线索 (在哪个图书馆) , 还要直接获得要查的东西 (对象) 。这个定义类似于说目前的图书馆“是社会信息资源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 满足了人们借阅书刊等基本信息需要”。

2. 特征和要素问题

许多文章中都总结了数字图书馆一些特征或要素, 归纳下来, 以下两点是大家都谈到的, 仅这两点我们认为不够全面, 第三点有个别讨论数字图书馆技术的文章提到, 在此也总结出来。

(1) 数字化资源。大量的数字化资源是数字图书馆的“物质”基础。数字图书馆的目的是直接提供读者所需的最终信息, 而不只是二次文献 (获得文献的线索) , 但数字图书馆并不排斥书目数据, 索引文摘等二次文献, 因而它们也是数字图书馆的组成部分。万千世界统一于数字图书馆中的0和1, 书籍、期刊、录音录像带、乃至古籍善本、稀世字画甚至X光片, 都消失了原本的物理形态, 只要有相同的属性, 就能被同时获取。因此多媒体也是数字图书馆的一个基本特征。 (2) 网络化存取。高速的数字通信网络是数字图书馆的存在基础, 数字图书馆依附于网络而存在, 其对内的业务组织和对外的服务都是以网络为载体, 得益于网络也受制于网络, 只有利用网络至极限, 才能发挥数字图书馆作用至极限。数字图书馆内部本身由局域网构成, 一般是高速主干联接数台服务器及工作站, 外部通过数台广域网服务器面向浩瀚的国际互联网。 (3) 分布式管理。分布式管理是数字图书馆发展的高级阶段, 它意味着全球数字图书馆遵循统一的访问协议之后, 数字图书馆可以实现“联邦检索”, 全球数字图书馆将像现在的Internet联接网站一样, 把全球的数字化资源联为一体, 联接成为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分布式管理之所以是数字图书馆的基本要素, 在于它强调标准协议的重要性, 只有全球共同遵循TCP/IP协议, 才有Internet的今天, 数字图书馆技术还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标准协议, 因此技术标准的选择和参与制订, 对每一个数字图书馆先驱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3. 几个类似概念

传统图书馆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将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搬到网上去并不是数字图书馆, 将馆藏资源进行大规模数字化后也并不一定是数字图书馆。传统图书馆在建设数字图书馆时要分清几个层次的问题, 这几个层次涉及到电子图书馆、网上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几个类似概念, 许多文章把这些概念当做同义词,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它们的不同侧重点表述出来, 对我们建设数字图书馆有一定的帮助。

(1) 电子图书馆:侧重对收藏特色的概括, 收藏品基本为电子读物, 阅读手段一般通过电脑等。不强调提供网上信息或上网服务。 (2) 网上图书馆:将一定量的信息在网上组织起来, 供“读者”查阅和检索。这种网上图书馆不一定需要对应的图书馆社会实体, 它也可以视为数字图书馆的初级形态。 (3) 虚拟图书馆:网上图书馆的别称, 侧重其无实体的特征。

相对应地, 建设数字图书馆应该明确以下四个层次的问题, 这四个层次有一种递进和包容的关系:馆藏建设中传统媒体与数字化媒体的关系问题 (走向电子图书馆) 。传统图书馆业务与服务的网络化问题 (走向网上图书馆) 。广域网环境下的多馆资源共知共建共享问题 (走向虚拟图书馆) 。特色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及网上提供 (联邦检索) 问题 (走向数字图书馆) 。

传统图书馆在走向数字化过程中常常处在一种“四不像”的复杂状态, 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主要起因于我国各类传统图书馆分别在自身所属的系统中承担多种职能,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可能大大地有助于实现其中某些功能, 如信息组织、信息传播等, 但无法取代传统, 承担所有功能。从这点上可以说数字图书馆是无法取代传统图书馆的。面对这种复杂状况, 只要我们清醒所处的阶段和层次, 就不至于迷失方向。

三、国内数字图书馆及建设情况

上面谈到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是一项投入巨大且又技术高深的工作, 似乎与国内广大的基层图书馆无缘。然而从国内发表的文章来看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有一半左右的文章谈到数字图书馆及其技术对目前各类图书馆的影响, 数量最多。上一节谈到建设数字图书馆有四个层次, 谁也不能否认建设电子图书馆、网上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对于最终实现数字图书馆的意义。

中国国家图书馆已迈开数字化步伐, 加大投资力度, 在1998年已经有300万页全文资料及500万条书目数据的基础上, 1999年拟完成3 000万页全文和600万条数据的上网规模。另外国家馆正在实施“中国国家试验型数字图书馆计划”, 该计划是国务院文化部倡议, 以国家图书馆北图和上图、南图、深图等国内主要公共图书馆为参与主体的试验示范项目, 目标是建立一个从内容上和技术上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数字图书馆原型, 通过遍布全国的数字通讯网, 依托即将建成的“金图工程”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网络服务, 并为中国大规模建设数字图书馆工程提供样板。

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首家启动数字图书馆工程的辽宁省图书馆, 把对古籍文献的加工整理, 作为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头戏之一,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古籍60余万册, 其中善本珍本12万册, 并且有较丰富的音像资料和电子出版物, 是该省最大的文献信息资源库, 该馆在本馆内部工作自动化的基础上, 重点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和信息资源数字化转换加工体系建设, 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 组建INTERNET信息发布与服务系统, 为全省乃至全世界的读者提供服务。

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与IBM合作, 创建“中国高校学位论文联机服务系统”, 用户只需简单利用鼠标, 即可在国内15所联网学校和国外互联网上进行透明的、无国界的信息漫游。

上海交通大学计划创建一个数字化图书馆的现实模型, 将其拥有的300GB数字化馆藏 (包括联机目录, 电子参考书如索引和摘要、辞典、百科全书, 电子全文杂志和会议录, 多媒体有声读物, 影视片、动画片和计算机软件等, 约占当时实际使用的馆藏文献25%~30%) 提供网络服务, 在其校园网内甚至可以提供VOD (即视频点播) 服务。

上海图书馆数字化工程将在Internet虚拟空间中建一座世界级水平的上海图书馆, 其内容不仅包括上海图书馆的现有馆藏, 而且面向全世界介绍上海, 推销上海, 成为全世界了解上海的重要窗口, 成为有关上海的情报资料中心。

中国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将与许多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共同联合建设中国数字化图书馆示范系统。

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在国内虽处在起步阶段, 随着各类型图书馆的参与和人们认识的提高, 以及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进步和完善, 数字化图书馆将成为现实, 推动传统图书馆发生巨大的变革。

摘要：近年来国外兴起数字图书馆的研究热潮, 国内也受其影响, 不断有相关文章见诸报刊, 就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发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评述。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网络服务,述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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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新平, 沈洪妹, 张志美.区域云数字图书馆构建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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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幼菲.泛在知识环境下后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思考[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