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共10篇）
现代学者 篇1
发生在90年前的那场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文明意识、思维方式乃至行为习惯, 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具有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的正当性, 一方面又把培养现代公民作为努力的方向, 开启了对中华民族崭新国民形象的诉求。
“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 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1]。可以说, 文化的实质在于人化, 文化的功能在于化人。在此意义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就在于呼唤“新人”的出现,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中。在这篇文章里, 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明辨是非的“六义”[2]: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既是向消极、保守、退缩、封闭、陈腐的封建意识发起挑战, 也是告别臣民与私民的宣言, 更是向一种“新人”形象——现代公民——发出深沉的呼唤。
其实, 如果把时间稍稍上溯, 这一对现代公民的呼唤和培养在严复和梁启超那里就已经有了开端。
与中国封建社会着眼于培养“明人伦”的士大夫不同,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首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救亡图强主张。他认为西方“黜伪而崇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屈私以为公”的民主制度是其得以富强的根本原因, 而这又是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的。严复把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有专制而无自由, 基于此, 他提出了“以自由为体, 以民主为用”的深刻命题, 并把实现自由寄希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此, 他认为必须把教育放到重中之重的地位, “为今之计, 惟急从教育上着手”[3], 由此吹响了培养公民的号角。在历史观上, 严复持一种积极有为的进化论观点, 这就同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论有了根本差别, 从而为一种“新人”——公民——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严复的意义就在于, 他敏锐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 即, 主要不是由于缺少声光化电、坚船利炮等器物, 而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和民族精神的沉寂, 为了扭转这一点, 就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具有自由、独立意识的人, 进而变革社会制度和唤醒民族精神。质言之, 只有打破依附与奴性, 公民才能真正诞生, 而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有可能实现。
作为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入中国的启蒙大师, 严复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时颇为踌躇。由于“自由一言,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 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所以“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 严复担心“自由”会被国人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 [4]所以煞费苦心地把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 从而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是生而自由的, 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标。应该说, 这个中文书名准确地提炼了自由主义的精髓, 那就是分清公私权域:公域讲权力, 私域言权利;公域讲民主, 私域言自由。
严复认为民权就是使权利“必在我, 无在彼”。他明确指出:“国之所以常处于安, 民之所以常免于暴者, 亦恃制而已, 非恃其人之仁也, 恃其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 权在我者也。使彼而能吾仁, 即亦可以吾不仁, 权在彼者也。在彼者所胜之民也, 必在我, 无在彼, 此之谓民权。”[5]同时, 他看到了保障民权的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民主者, 治制之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 其民主乎。”[4]严复的深刻之处就在于, 他清醒地意识到了民权与民主的运作决不能依赖于统治者的仁心, 而必须以制度的建设防止权力的滥用, 使统治者“欲为不仁而不可得也”, 从而在根本上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另外一位启蒙大师梁启超, 则在他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章中深刻揭示了现代公民的内涵。他一方面大力批判专制, 指出专制对于人之尊严的伤害, “专制久而民性漓也”[7], “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 故遇仁焉者, 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焉者, 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 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 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 而权利二字之识想, 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7]。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权利之于个体和族群的重要性:“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 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 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 自治焉, 则群治必蒸蒸日上。”[7]梁启超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国家譬犹树也, 权利思想譬犹根也”, 进而指出“为政治家者, 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 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 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 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7]。这里不但指出了权利、平等的价值所在, 还深刻地指出了教育的天职——养成权利思想, 生成权利意识。也就是说, 教育必须要使国民具备公民人格, 享有人权, 并能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等。因为“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浑浊, 而国犹能立”, 所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1]教育对于个体自由和国家富强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了。
权利事关人的尊严, 梁启超认为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乃“天经地义”:“人人于法律内享有自由, 法律之下人人皆平等, 而断不容更越此界以作别种之解释”, “争回此平等自由之权利, 宁非天经地义?”[7]这和德国伟大思想家康德对公民的理解已相当接近, 康德指出:宪法规定的自由, 这是指每一个公民, 除了必须服从他表示同意或认可的法律外, 不服从任何其他法律;公民的平等, 这是指一个公民有权不承认在人民当中还有在他之上的人;政治上的独立 (自主) , 这个权利使一个公民生活在社会中并不是由于别人的专横意志, 而是由于他本人的权利以及作为这个共同体成员的权利, 因此, 一个公民的人格的所有权, 除他自己而外, 别人是不能代表的。[13]这表明, 那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对现代公民内涵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开端。正是从那时起, 中国人鲜明地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 开始了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与探索极为艰辛。其所以艰辛, 就在于“现代化”就其根本来说是人的现代化, 没有国民意识的全面觉醒与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 没有现代公民的诞生, 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只能是纸上谈兵。
“五四”先贤们没有退却, 而是自觉地以培养现代公民为己任。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 羞为浅化之民也, 则急起直追, 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2]他把人权同“人的自由”联系起来:“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 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 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所谓国民政治, 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 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 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 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7]陈独秀深刻地指出:“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 性灵之主体;自由者, 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 意思之主体;自由者, 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 权利之主体;自由者, 权利之实行力也。”[16]这是对有个性的个人价值主体的确认和呼唤。为此, 他主张建立“惟民国家”, 坚信民主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历史的大流, 终于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17]而要真正实现民主, 唯一根本的条件是要依靠大多数民众的觉悟与力量。这就需要以新教育反对、代替封建教育, 以“新人”代替、超越“旧人”, 即, 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 启迪人民觉悟, 发展人民身心。基于此, 他对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深深期待:“以何者为教育大本, 万国宪法。……盖宪法者, 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所以“共和国民之教育, 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 毫无疑义”[7]。陈独秀的上述主张, 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根本, 触及了中国文化的“无人”弊端, 并开出了疗救时弊的药方——大力培养具有自由独立意识、科学民主精神的“新人”, 也就是现代公民。其眼光之卓越, 其用意之深远, 即使对于当前, 也仍然具有重大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在胡适看来,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 “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 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7], 所以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始终不能得到真正保障。胡适认为“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 而“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7]在这里, 胡适实际上已触及到了消极自由的含义和精髓。以此为基础, 他积极宣扬权利学说:“先进的民族得着的民权, 不是君主钦赐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无数的先知先觉奋斗力争来的, 是用血写在法律条文上去的, 是时时刻刻靠着无数人的监督才保障得住的。没有长期的自觉的奋斗, 决不会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权利, 若没有养成严重监护自己的权利的习惯, 那些权利还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规定我们的权利, 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靠个人自己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7]应该说, 这种对权利的理解已和今人的认识没有区别了。
为此, 就需要公民去努力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针对中国社会对自由和权利的误解, 胡适指出了“自由独立的人格”的重要性, 他说:“把自己铸造成器, 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 便是最有益的为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 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 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7]的确, 一个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社会, 也只有具备自由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才能建设一个现代国家, 这是现代文明的不二法门。
同时, 还要训练公民的参与能力。胡适指出:“宪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 是可以学得到的一种政治生活的习惯。”[7]胡适一再强调, 人民的参政能力是练习出来的, 而不是训斥出来的。他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 他们重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7]因为“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 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 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 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 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 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 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 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7]。胡适的卓越之处就在于, 他不是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一种政体形式, 而是把民主同时理解为人的生活方式。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 民主意味着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 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态以至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这里的实质在于民主已经内化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杜威也把民主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 他进而指出, 这种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民主教育之间互为基础, 构成一种良性循环。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真正摈弃暴力、破坏与强迫, 学会以民主、协商、对话等方式共谋发展。
总之, 在胡适看来:“宪法的大功用不但在于规定人民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规定政府各机关的权限。立一个根本大法, 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 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 ——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换言之,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7]这种从宪政的视角对公民生活和法治生活的理解, 使胡适能够自觉地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去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 其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至今具有醒世意义。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将, 贯穿其思想主线的始终是“人”这个主题。他“始终紧紧抓住了‘人’这个轴心, 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27]。为此, 鲁迅从两个维度上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一是对具有自由独立精神的人的渴望。前者基于对人的被奴化危险的警惕, 后者基于他的“立人”思想。一破一立, 二者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两个基本方面, 形成了鲁迅完整的“人学”思想。
“在鲁迅的观念中, ‘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是区分‘传统社会 (历史、文化) ’与‘现代社会 (历史、文化) ’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与尺度, 这也是他观察与思考一切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2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鲁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彻底使人“奴化”、造就奴隶的文化。但鲁迅没有泛泛而论, 而是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普通国民, 还是知识分子,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处于被奴役、压迫的境地, 尽管他们自身的弱点, 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奴性, 成为了强权统治的社会基础, 但‘奴隶’与‘主子’、‘奴才’的区别却是不可混淆的 (至于‘奴’与‘主’之间的转化是另一个问题) ;因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 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目的是要启发民众自己觉悟, 反抗压迫与压迫者。鲁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 并因此对任何有可能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27]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自觉地用其“立人”思想为民众启蒙。
所谓“立人”, 就是使人明白, 自己的命运要由自己来支配, 这就意味着对奴隶地位的彻底摆脱。所以, 鲁迅极为看重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 也就是一个以真实自我为内涵的独立人格:“我”不再是“我们”的一个复制品, “我”不再微不足道。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鲁迅所说的“吃人”是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否定, 对人的生存发展的贬抑。[30]所以, 鲁迅沉痛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他是希冀新生的一代能真正走出奴隶状态, 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更重要的是, 鲁迅把“立人”与国家的未来结合起来, 他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惟有他发扬起来, 中国才有真进步。”[31]鲁迅的眼光是犀利的, 他在20世纪早期就意识到, 中国的现代化, 不仅仅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国家, 即“立国”, 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个体精神自由, 即“立人”, 而“立人”是“立国”的根本。否则, “立国”就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在一个遍地都是阿Q的国度里, 革命即便成功了, 也没有什么实质意义。所以, 不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 现代化也就是空中楼阁, 镜花水月。总之, 鲁迅的意义就在于, 他不断提醒我们在追求国家的独立、富强和民主的同时, 还应自觉地追求人的个体精神的独立与自由, 只有确立起“现代化”的这一双重目标, 我们才能从历史的失败中汲取积极的警示, 并将它们作为我们民族奋起的真正起点。
以上我们对“五四”学者的公民和公民教育思想进行了简单梳理。按照今人的理解, 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人之形象, 农民是传统社会的人之形象。农民在纵向上表现为臣民, 在横向上表现为私民。臣民无我, 私民无他。公民与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 臣民没有独立的自我人格, 只有无条件的义务奉献, 而公民则以基本权利为内涵,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里的关键在于, 理解公民的根本首先要把握他的权利本位内涵。没有这一基础, 所谓的义务不仅成为无本之源, 更严重的是, 它会导致公民内涵的坍塌, 使得公民和现代社会徒有其名而不具其实。公民与私民的根本区别在于, 公民具有公共理性, 积极参加公共生活, 而私民则只有狭小的私人空间, 没有他人意识和公共意识。在这个意义上, 把握公民实质上要把握他的参与性。
以此观之, “五四”学者对现代公民的理解相当准确而到位, 他们为培养现代中国公民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也让人肃然起敬。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 他说, 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 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以此来概括“五四”精神, 正是对“五四”先贤的最高礼赞。作为后人, 只有自觉地把我们的探索纳入到这个精神谱系当中去, 我们才能真正和前人融为一体, 我们也由此而获得探索的信心和勇气。
现代学者 篇2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好辩没什么不好，真理越辩越明嘛。问题是要辩在理上;所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更重要的，态度上要有君子之风。
《宋元学案》上记有一段故事。陆九渊和朱熹有过一场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辩论。《中庸》上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到了宋儒，陆氏兄弟，尤其是九渊比较偏重“尊德性”;而朱熹比较看重“道问学”。黄宗羲解释说，陆九渊“以尊德性为宗”，要先立乎大，不为小者所夺;如果本体不明，徒然做表面文章，便是无源之水。朱熹则“以道问学为宗”，认为，“格物穷理”才是入圣的阶梯;如果信心自是，只从内心里下功夫，则必定是师心自用。两家意见一重“心”，一重“理”，实开以后心学和理学之别。
一次，吕东莱邀集陆九龄、陆九渊兄弟与朱熹在广信鹅湖寺聚会，讨论“圣人之道”。九龄九渊兄弟和朱熹见面时先拿出他们在去广信的途中作的唱和诗给朱熹看。九龄的《鹅湖示同志诗》云：“孩提知爱长相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沈。珍重友情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九渊觉得没有说透，便作了一首和韵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登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局外人看了，有些云里雾里;朱熹见了却懂了陆氏兄弟意在讽朱的“格物穷理”是“支离事业”，于是也和诗一首：“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却愁说到无言处”，意指二陆为“空疏”。
“鹅湖之会”谁也没有说服谁。重要的是朱陆晚年都自悔于当时的偏颇。朱熹在与朋友(包括陆九渊本人)的通信中承认自己的见解确有“支离”之弊;陆九渊也有“追维曩昔，粗心浮气”的自责之语。朱熹更在跋《白鹿洞讲义》中坦率地说：“其(陆九渊)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隐微深痼之病，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于此反身而察之，则庶乎其可以不迷入德之方矣。”因此，黄百家赞扬说，九渊有“克己之勇”，朱熹有“服善之诚”。辩者双方都很“大气”。
讨人嫌的是两家的那些“门人”们，宗朱者斥陆为“狂禅”，宗陆者责朱为“俗学”，吵吵嚷嚷、没完没了;或者拉偏架，唯恐天下不乱。于是“糠秕迷目，强附高门，浅不自量，妄相诋毁”。
学者的容人之雅，并非只关个人涵养，更是因为做学问是严肃的事，故应以严肃的.态度对待之。一听到不同意见，便或则火冒三丈，出言不逊;或则百般回护，文过饰非，都至少是风格不高的表现。
西哲康德有云：“对于有道理的异议，我并不是仅仅考虑怎样去反驳它们，而是在反思中，随时把它们编织在自己的判断之中，并且使它们有权利推翻我先前臆想的一切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是我过去所喜爱的。”
现代学者 篇3
【关键词】学习策略 动机 学习信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语学习策略逐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方面完善了二语习得领域关于学习者本身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为学习者提供了学习策略指导。在不同的学习策略指导下，即使是在相同的学习环境中，学习成果也会截然不同。基于这种现象，本文对比研究了英语善学者和不善学者策略使用的差异，并分析了可能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旨在帮助英语不善学者提高策略使用的能力。
一、研究基础
国内外对于外语学习策略的定义和分类各有不同，未能统一。例如：Weinstein & Mayer提到学习策略是“能够影响学习中编码过程的行为和思想”。 Chamot却认为学习策略是“能够促进语言学习和回忆的技巧，行为或方法”。 虽然各个学者对于学习策略的定义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学些策略能够促进学习者更加有效地学习。此外，不同的研究者还对学习策略进行了分类，比较著名的分类有OMally 和Chamot，Oxford，Cohen，文秋芳。本研究以Oxford英语学习策略量表为理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探究了学习者不同的策略使用情况和可能的原因。
二、研究方法
1.研究问题。本研究旨在以Oxford对于学习策略的分类为框架对两位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进行宏观的描述和对比。其次，本研究还从微观的角度，对于具体学习策略的使用进行对比研究，如听说读写的策略。最终，本研究探究了学习策略使用差异的原因。具体来说，本研究试图回答下述问题： （1）英语善学者和不善学者英语学习策略有何不同？（2）导致这种策略使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2.研究对象。本研究调查了两名大二学生（Eva 和Selina），这两名学生的高考英语成绩均为130分左右，但是经过了一年的英语学习，两名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例如：四级成绩相差150分。
3.研究工具。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使用了以下研究工具：调查问卷、半结构访谈。
4.数据的收集。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一共进行了四次访谈和一次问卷调查。在第一次访谈中，研究者初步了解了两名研究对象的背景，如英语水平，对于英语的学习态度等。这次访谈为进一步确定研究视角奠定了基础。第二次访谈中，两位研究对象分别完成了以Oxford英语学习策略量表为基础的问卷调查。该问卷从记忆，认知，补偿等六个方面对学习者的策略进行测量。第三次访谈中，研究者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进一步探究了两位研究对象的策略使用情况。第四次访谈中，研究者从性格、学习动机等方面探究了两位研究对象策略使用差异的原因。
5.数据的分析与讨论。首先，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者从记忆、认知、补偿等六个方面对两位研究对象的策略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Eva使用的策略总分高于Selina，但是Eva的补偿策略却比Selina低，为了探明原因，研究者对补偿策略中的每一个条目都进行了分析（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Eva在第二个策略上只得了 “1”分，正是这个分数拉低了Eva补偿策略的总分。这说明，Eva在用英语交谈时，从不借助手势，在进一步的访谈中，Eva解释道：“我觉得很多单词是不能靠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当我遇到不会说的英语单词时，我会试着用其它的词汇代替，而不是靠肢体语言。”另外，从策略百分比来看（见表1），虽然，在记忆、补偿等策略的使用百分比上，Eva比Selina低，但是，Eva使用的元认知策略百分比要比Selina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经过一年的学习，原本英语水平相当的两个学生，四级成绩相差如此之大。 因为与补偿、记忆等策略相比，元认知策略是更加高级的策略。
其次，研究者从听、说、读、写四个微观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如下：在听力方面，Eva每周都会利用课外时间练习听力3到4次，而且每次练习都会做笔记并且核对听力材料，听力材料由VOA special逐步过渡到VOA standard。但是Selina却很少利用课下的时间练习听力，即使是偶尔练习也很少做笔记并且核对听力原文。
在口语方面，Eva会积极主动地练习口语，比如课上发言，课下参加英语角，看英文电影学习地道的英语表达等，Selina却对口语练习积极性欠佳，只是偶尔在课堂上发言，课下看美剧，并且看剧的时候只是追逐故事情节。
在阅读方面，Eva喜欢阅读英文报纸，在阅读中努力猜测生词的意思，在阅读后查字典确认词义。在精读课本时，Eva从来不参考中文意思。另外，Eva还喜欢在阅读之后写读书报告，及时总结。与之相反，Eva很少进行课外阅读，即使是课本文章，她也总是先参考中文意思，再进行阅读。
在写作方面，Eva除了作业之外每个月都会主动写一篇英文文章，并且在写作之后先自己修改，再请老师或者同学修改。此外，她还坚持每天写英语日记。而Selina除了在考试和作业中进行英文写作之外，很少进行自主写作。她虽然也会在写作之后修改作文，但是几乎没有请同学或者老师帮助修改。
最后，研究者分析了造成以上策略使用差异的可能原因，结果发现：学习动机、学习信念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从动机上讲，Eva高中时期曾经以交换生的身份到英国学习，非常喜欢英国文化，希望自己能像英国人那样有着熟练的听说读写的技能。但是Selina却非常喜欢中文，她学习英语只是为了顺利毕业。对于学习信念来讲，Eva认为地道的英语表达是十分重要的，而Selina认为英语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Eva认为自己天资不高，因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从而更加有效地学习，而Selina却认为自己比较聪明，因而总是固守自己原来的学习方法，不求改变。
本研究以两名研究对象为例揭示了学习策略的重要性，尤其是元认知策略的使用能够帮助学习者有效地监控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让学习变得更加有效率。因此，外语学习者应该更加注重训练学习策略，培养正确的学习动机和积极的学习信念等，以便更加有效地学习英语。
参考文献：
[1]Chamot，A.U.Th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ESL students[A].In A.Wenden & J.Rubin（Eds.）.Learner Strategies in Language Learning.Hemel Hempstead： Prentice-Hall.1987.
现代联绵字观念对台湾学者的影响 篇4
杜氏另一篇研究联绵字问题的文章题为《部分叠韵连绵词的形成与带1-复声母之关系》,约八九千字,发表在《联合书院学报》(1968-1969)第七期。文中说这是一篇“基于完全接受前人‘中国古有复声母’的立场,以推想部分连绵词之构成与复声母之关系”的文章,实际上是接受了艾约斯汉语古有复声母的观点,重选例词证明汉语古有某些复声母的文章。文章不同意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中的做法,而举果臝、蜾赢、螟蛉、儱倲、来牟、命令、拣练、勉励等八个“叠韵连绵词”重新证明汉语古有kl、ml、tl等复声母。杜氏的表述中明显具有先入为主的特点。语言研究不是从材料出发,而是从理论出发,则难免道听途说之嫌。但这是近百年来许多学者从事汉语研究的“习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后人只要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了。况且,杜氏已经自言只是“推想”,也不必过分计较。我们只要看到其后面的四个例词都是联合式合成词,就知道其联绵字观念与大陆流行的现代联绵字观念完全不同。其余四个例词,大陆也有人举作“联绵字一双音单纯词”说之例证,但那也是他们未考其造词理据的结果。特别上举杜氏两篇文章中都没有双音词语素辨识的意识及表现,这不仅与大陆数十年以来主流派学者联绵字研究习惯不同,他们从形式上是注意联绵字语素辨认的,而且与21世纪台湾一般学者的联绵字研究习惯也不同(参后)。
杜氏之后研究联绵字问题较有成绩的是周法高教授。其《联绵字通说》[2]总结了自王念孙以来学者对联绵字的认识,具有较强的概括性。文章指出“联绵字”的含义不够确定,但未界定“联绵字”。文中引大陆学者著作最晚的是王力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1944)。至于其《汉语史稿》(1958)中所阐发的现代联绵字观念及其他学人讲的现代联绵字理论知识,文中均未提及。这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周氏博览群书,大陆学者宣传现代联绵字观念的一些著作,他不可能不知道。特别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著作创“联绵字一双音单纯词”说,周氏不可能一篇/本也没读。他撰《通说》而不提及这些著作中所宣扬的现代联绵字观念,不讲“联绵字一双音单纯词”说,说明他对现代联绵字观念不认可并且当时台湾学界还没有人持现代联绵字观念。否则,《通说》中不可能避而不谈。
周氏未给“联绵字”下定义,但在《通说》第二节中说:“联绵字有必须合二字成义不能分析者,…也有二字同义者。”据此可知其“联绵字”指双音单纯词和部分同义语素联合构成的复合词。这与传统语文学家的联绵字观念相比,范围小了些——传统语文学家的“联绵字”一般指双音词[3]《辞通》中91%以上是合成词[4],《联绵字典》中95%以上是合成词[1],周氏说此二书专收联绵字,其“联绵字”实指双音词。
上面以杜、周二氏为例,简单介绍了20世纪台湾学界联绵字问题研究的情况。此时台湾学者联绵字观念很不统一,但没有人信仰现代联绵字观念。这一考察既可以与台湾学界21世纪的情况作纵向比较,又可以促使我们深入探讨联绵字观念分歧的原因,以便更有效地研究汉语双音词。至于岛内前辈联绵字观念分歧严重,后辈莫衷一是,适逢现代联绵字观念流行,慎重者可能更加困惑,不慎重者则势必误入歧途。
二、近年来台湾慎重治学者深为现代联绵字观念所困扰
现代联绵字观念困扰台湾学者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两岸关系不断改善,学者接触日益频繁,网络的发达也促进了文献传递和阅读,从而方便了台湾学者见识大陆流行的现代联绵字观念。在他们的文章里,大多首先介绍现代联绵字理论知识:联绵字“两个音节连缀而成一个语素”,“不能拆开来解释”,“大多有双声叠韵关系”,“有多种书写形式”,等等,并且几乎都改称“联绵词”,而不再称“联绵字”,因而从理论形式上看,他们有点儿像现代联绵字观念的信守派。所不同的是,他们好像对联绵字的范围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往往要对所怀疑的部分进行具体考察,而考察的结果又往往令他们对新接触的现代联绵字观念的部分内容提出异议。如李添富博士,著有《<诗经>中不具音韵关系的联绵词研究》[5],还与林炯阳一起指导研究生李淑婷写过一篇学位论文《<世说新语>联绵词研究》,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
试看他的《<诗经>中不具音韵关系的联绵词研究》。这篇文章约三万字。首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大陆几位现代联绵字观念倡导者的一些学说,也说“‘联绵词’又称‘联绵字’或‘连绵字’,一般认为它是不能拆解的单纯词,是一种声音组合形式的词汇”。接下来却用了大半的篇幅逐一考察向熹《诗经语言研究》一书中所列出的26个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发现其中至少有24例不支持现代联绵字观念:玁狁、昆吾、混夷、串夷等四个异族名称都是外来词[6]中谈到:“受到‘联绵词不得分训’刻板印象的影响,笔者个人对于(三)⑪难免起困惑:汉语方言单音方言词本字是古汉语联绵词其中一字,可靠还是不可靠?”接下来便在困惑中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以约26000字的考证,开辟了通过古、今、方三方印证而考辨联绵字语素的通途,为无现代联绵字观念之成见者正确研究联绵字语素构成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同时也为其他受现代联绵字观念困扰的广大学人献上了解除困扰的良方,因为一些公认的“联绵词”,考察发现其实是合成词。由此说来,只要研究者有了历史观点,坚持用历史考证法辨认联绵字语素[7]的同时,再兼顾方言材料的印证,终会使一些疑难词语得到正确的解释,并由此解除现代联绵字观念的困扰,解放自己,使自己的研究进入科学轨道。至于反思派学人,有了用方言材料印证的思路,具体研究中路子将更宽广、步子将更扎实,成果将更有说服力。而徐芳敏教授如果不受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束缚,弄清了“联绵词不得分训”说是怎么由信守派学人误解王念孙“连语不可分训”说[8]或误解王国维“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之说[9]而来,那篇文章也许用不了那么长的篇幅就写好了。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否定徐教授善用方言材料考察疑难词真身的建设性工作以及她所做的坚实而有用的资料工作的意思。
知困,然后能自强也。遍读台湾学者联绵字问题研究的文章,可知李添富、徐芳敏是目前台湾学界受现代联绵字观念困扰而奋起突围的代表性学者。而换个角度看,他们的研究又有广泛的意义。如李添富的研究可以使人想到:既然信守派著作中所列26个非双声叠韵的“联绵词”均属误举,那么,信守派学人与此相应的观点是怎么来的?这些词会不会是他们成见在胸而拉来的身份不明者?他们所谓双声联绵词和叠韵联绵词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现代联绵字观念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徐芳敏的研究更有方法论意义。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研究精神与研究方法一旦被广大读者接受,自觉用到研究工作中去,现代联绵字观念就不会只是失掉台湾市场了,汉语双音词研究重获新生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应该说,他们的工作,其现实意义是多个方面的,重大的。
三、近年台湾部分年轻学者受现代联绵字观念左右而完全走偏
但是,由于台湾学界历来联绵字观念纷然杂陈,致令初学者不识联绵字真面目,初事研究者亦不知该从哪家之说。青年学者在困惑中看到现代联绵字观念的“科学面孔”,喜出望外,从事联绵字问题研究便祭起这个“法宝”,却不料走出泥沼而落进陷阱。本节也举两个例子。
台湾《汉学研究》2006年第2期刊登台湾某年轻学者的一篇文章,一开头儿便说:
联绵词上下两字联缀成单一语素且不可拆解的特征,在以单音节为主要结构机制的汉语中显得格外突出,在汉语词汇中是一直被关注的对象,因此对联绵词性质的说明及研究,从宋代张有(1054-?)的《复古篇》(按:篇,一般作“编”)开始,直到近代学者,未曾停止。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联绵词的定义,以及古今联绵词在概念上的差异,皆有清楚的认知及界定,也清楚的勾勒出联绵词的特性,确立了联绵词上下两字之间联缀不可拆解,大多具有语音的关系,且有浓厚的口语色彩,文字只是提供记录语音的符号,字形的标示与意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此以同一意义概念为中心的联绵词,可以呈现出多种字形。(按:原文此处作注引符定一《联绵字典·凡例十七》的话为证)。
这段话体现了其全文的基本特点:因迷信现代联绵字观念而陷于绝对化,以致多有走极端的表述。如说“联绵词上下两字联缀成单一语素且不可拆解的特征”:既然认定“联绵词上下两字联缀成单一语素”,不可拆解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而说“且不可拆解”,这么一“且”,强调意味顿增,却不料反映出追随现代联绵字观念而走极端的特点。又如说从宋代张有到近代学者“对于联绵词的定义,以及古今联绵词在概念上的差异,皆有清楚的认知及界定”云云,与大陆信守派学人的论述相比也大进了一步。只是全文未见证明。实际上也无从证明,因为语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作者说的那事儿。一定刻意取证,只有明代方以智的“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之说,在信守现代联绵字观念者看来有点貌似,于是有人围绕现代联绵字观念作解,无奈方以智不懂现代联绵字观念[1]这里引符定一的话不能证明所谓“以同一意义概念为中心的联绵词”云云,否则就是其大前提——“联绵词上下两字联缀成单一语素”不成立!短短二百来字里有这么多问题,说明学者一旦着了现代联绵字观念的魔,执笔为文时什么问题都可能暴露出来。
另外,这段话中反复以“不可拆解”来强调联绵字的特点,不仅为全文议论定下了基调,而且体现了信守派学人的共同特点。如文中说:
王若江从许慎对《说文解字》的联绵词训释中,证明许慎已具有联绵词的意识。在《释文》所收的注释中,也可以发现从西汉的注家开始,注释联绵词时,并不解释单字的个别意义,也不单举一字,而是解释两个音节的整体意义,《释文》注家的注释并无完整的训释体例可言,但是从事联绵词二字为一个整体意义的认知看来,当时的注家,确实已有联绵词的意识了。
这段话中引王若江的研究说事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不知道词义的整体性与构词语素二合性的相辅相成正是双音节合成词的本质属性。发现某词词义具有整体性,只要不明其造词理据,就判它为“联绵词一单语素词”,其研究的意义就只有“后车诫”了。当然,这还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既然为现代联绵字观念所左右,就不会下力气去做点具体考察。否则,即使随便翻一翻汉语词典,也不会出现这类误解的。比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阿”字头下收释了22条复音词,其中音译外来词阿訇、阿兰若、阿罗汉、阿门和拟声词“阿嚏”固然不可拆解,其他如阿鼻地狱、阿尔法粒子、阿伏伽德罗常量、阿拉伯数字、阿狗阿猫等合成词也都是整体为训的,研究者能否因此判它们为“联绵词一单语素词”?如果说它们不是双音节,那么《现代汉语词典》对阿公、阿婆、阿飞、阿姨等双音词也都是整体为训的,谁能因此判它们为“联绵词一单语素词”呢?至此,如果仍要强行辩解,就只能说阿公、阿婆等分明都是派生词,所以不能判为“联绵词一单语素词”。然而这是不是说一个双音词,研究者认出它不是一个语素构成的,它就是合成词,反之就是单语素词?复音词的语素判断究竟是就语言事实说话,还是就研究者的意识说话?这是信守派学人共同存在的问题。然而,也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太多,研究者却集体无意识,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联绵字观念广泛传播,长期流行。
纵观台湾学界,目前从事汉语词汇研究的青年学者多趋附现代联绵字观念。有的只要发现大陆信守派文章观点“新鲜”、“独到”,并不怎么看作者为什么提出这一观点,更不看其论据是否靠得住,便一股脑儿引入自己文章,于是自己文章观点也很“独到”了。比如大陆有些专科学校学报上偶尔发表几篇趋从现代联绵字观念而走极端的文章,连大陆信守派学人也不以为然,却颇得台湾部分青年学者青睐。这里也举一个例子。台湾《人文研究学报》2007年第2期刊登台湾某青年学者的一篇文章,以《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非双声叠韵联绵字的语音关联》、《泰安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论联绵词的界定及分类》等文中的想当然为据,撰文通过讲《玉篇》里的“联绵词”,“验证随着时代的往后推延,联绵词音节之间的声音关联愈受重视的说法”,并“以这些材料加以考察《玉篇》韵系中的细节问题”,认定这些“音韵关系乃是《玉篇》作者判定联绵词的重要条件,进而支持我们做出《玉篇》联绵词上下音节之间必有双声或叠韵,或其他音近的假设”。读者读完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就会清楚地看到被现代联绵字观念误导下的研究完全脱离了事实,不免担忧起来。
实际上,与本节上述两例类似的情况在近年台湾青年学者文章中并不少见,同时台湾各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不乏此类现象。给人总的印象是,现代联绵字观念到台湾之后大受青年学者欢迎。只是其文多热情而少审慎,与大陆同类文章表现出相似的特点。本文暂不详予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本节举青年学者文章的例子,只是为了客观地反映现代联绵字观念在青年学者中的影响,没有批评青年人的意思。面对复杂的学术问题,初事学术者在认识上更容易出现偏颇,这是可以理解的。青年人需要保护,本着只论事的原则,对本节中的两个例子一律不出作者姓名及其文章篇名。
四、现代联绵字观念在台湾学界的未来趋势
目前台湾已有教师把现代联绵字观念带上讲台,这种现象此后几年将越来越多。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10年间,现代联绵字观念在台湾学界将会出现流行趋势。不过,随着大陆学人对现代联绵字观念反思及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联绵字观念必将淡出于汉语研究,成为历史。大势已定,只要台湾学界更多的人借鉴李添富博士与徐芳敏教授的研究,同时注意读一读大陆反思派的著作,弄清现代联绵字观念产生的基本原因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在汉语研究中造成的种种弊端,现代联绵字观念在台湾地区的流行也许不会太久。它将与一切违背事实、违反科学的东西一样颓然逝去。与它在大陆的情况不同的是,它在台湾,虽兴也暴,必逝也遽。因为台湾学界对联绵字问题的研究本来观点分歧严重,其后学人莫衷一是,一旦遇上现代联绵字观念,不少人好像找到了突围的出路,为解一时之渴而饮鸩却不知其鸩,争相归附,故现代联绵字观念在台湾其兴也暴。而一旦发现现代联绵字观念来自“臆想+虚构”,因“误解+附会”而发展,虽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但毕竟无语言事实支持,依据现代联绵字观念做研究不是误入陷阱,出头无日,就是自蹈苦海,难以生还,挨栽后必弃之如敝屣,故其逝也遽。
参考文献
[1]沈怀兴《(联绵字典>的收词及相关问题》,《辞书研究》2007年第4期
[2]周法高《联绵字通说》,《中国语文论丛·语文学》,台北:正中书局,1970:132-149
[3]周法高《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文大学学报》1973年第1期
[4]沈怀兴《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语文建设通讯》2007年总第88期
[5]李添富《(诗经)中不具音韵关系的联绵词研究》,《先秦两汉学术学报》2009年总第11期
[6]徐芳敏《汉语方言本字考证与古汉语联绵词》,《台大文史哲学报》2007年7月总第67期
[7]沈怀兴《试用历史考证法辨认联绵字语素》,《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
[8]沈怀兴《“联绵字不可分训说”辨疑》,《汉字文化》2008年第5期
访问学者英文信 篇5
30, 19xx
Pratt Institute
Office of Graduate Admissions
200 Willoughby Avenue
Brooklyn, NY 11205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 am pleased to recommend Mr.X, an excellent graduate from our department, into your group.
I have known him since 1996 and he has worked in our Lab of XXX at XXX University for 3 years.
Mr.X is one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our department, he is both diligent and independent, intelligent and fast-learning.
What impressed me most, is his working attitude and ability.
During the years in our lab, he wa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rior design and acoustic model test of XXX Theater.
As a student majored in architecture, he lacked the skills of such physical experiment at first.
But I found that as soon as he was assigned this task, he began to study assiduously for relevant knowledge and read many references.
Thus he mastered the skill of the experiment in a short time and can even install and debug the whole set of equipment himself.
These equipment included some sophisticated acoustic instruments and data processing programs.
In the spring of 1998, his instructor, also his experiment director, had to go to Japan for academic event.
In the next half year, he finished the whole experiment independently, including the reverberation time measurement and the pulse response measurement.
The result was soon used to direct the interior design of the theater.
Also should be mentioned is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eriment, he took part in it enthusiastically and positively.
He helped the layout of the model and made more than 400 exquisite model chairs by hand.
All these clearly demonstrate that he has the ability of solving problems effectively, working independently and has organized manner in approaching problems.
Mr.X is a student eager to learn.
In order to acquire more knowledge, he began to study Japanese, for many architecture books and journals are published in Japan.
In one year, he passed the level 3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with a high score.
Recently I heard that he has also got excellent record in GRE test.
I believe that he would have no trouble in studying abroad.
When he told me he was planning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U.S.A, I encouraged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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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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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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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 篇8
演艺界有偶像派演员和实力派演员, 前者主要以自己的形象而出名, 后者主要靠实力而展现自己。目前学术界的学者也可分为“偶像派”学者和“实力派”学者。
“偶像派”学者的几种形式。官员型学者:一些人的职称是靠官员身份获得的, 高校的行政领导自然获得高职称。他们在高校教师面前以行政领导姿态现身, 虽然不懂学术, 但可以用权力来管理。在社会上以学者自居, 在外行人面前讲点内行话。这些人的评职文章著作不用亲自动手, 下级会抢着效力, 外语考试的替身也要排队, 甚至评职委员会的人都想尽一份忠心。虽然大部分教师不服气, 但只能是不服也得服。其他可以评职的单位也存在此种现象。造假型学者:这些人不学无术, 课讲不明白, 文章写不通顺, 甚至外语字母都写不全, 可是造假手段高超。学术论文全部抄袭, 将别人著作换上自己的名, 把评职负责人买通, 贿赂好评委, 不管其他人学术水平如何, 自己一定会优先通过。他们在校内虽然被看不起, 但在校外可以招摇过市。投机型学者:这些人主要是以获得高学位, 为升官提职作铺垫。他们往往是政府官员、高校和科研单位行政人员, 这些人首先在学历上动脑筋, 使尽各种招数闹个博士学位。这些人不知用什么招数通过入学考试, 很少来上课。买个博士论文, 疏通各种关系照样可以毕业, 令凭实力考上博士因论文而不能按时毕业者望尘莫及。尤可笑者, 在一些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博士比例数超过教师。“偶像派”学者是潇洒型学者, 一肩挑着官衔一肩挑着职称, 沾沾自喜在高谈阔论。
“实力派”学者。这些人孜孜不倦地学习, 锲而不舍地钻研, 夜以继日地努力, 科研成果卓越, 工作业绩突出, 在评职时往往也几年才能通过评审。即使获得了资格证书也不能马上被聘用, 工资还兑不了现。“实力派”学者的处境远逊色于“偶像派”学者, 这应该是一种悲哀。但正是这些悲哀者在挑着中国学术的大梁, 在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们是万吨巨轮的螺旋桨, 默默地工作在船下, 人们只见桅杆不见螺旋桨。但愿有朝一日, “偶像派”学者都能成为“实力派”学者;“实力派”学者也能站在桅杆的旁边。
现代学者 篇9
一、资料和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使用主题词“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只纳入期刊上正式发表的文献,检索时间截止到2015年5月11日,共检索到文献386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观察其年文献量、期刊载文量、高频词、作者、发文机构及基金情况;利用数理统计法,将检索到的论文以“编辑学者化”还是“学者编辑化”观点分为3组(“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学者编辑化”),观察3组的作者群状况(合作情况、有无编辑职称)及发表期刊的属性(期刊类别与级别)。
二、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来源情况
386篇文献中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有382篇,特色期刊的有4篇。涉及学科:出版(357篇)、新闻与传媒(19篇)、农业基础科学(6篇)、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3篇)、人物传记(3篇),法理及法史、高等教育、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初等教育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各1篇。
(二)年文献量
从图1可见,有关“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讨论于1995—2003年较为激烈,其后较平缓。文献量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的发展水平。因为随着现代科学迅飞猛进地发展,学科的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各学科相互渗透与联系愈来愈密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该讨论的两者有一定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文献量就呈现平稳波动的变化。
(三)期刊载文量
386篇文献分布在37种期刊上,其中排名前10位的期刊载文量为88篇,占总量的22.8%,排名情况见表1。表1的期刊中《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编辑之友》《学报编辑论丛》与《出版发行研究》这5个都属于信息科技刊物。《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为社会科学刊物,新疆农业科学为农业科技刊物,详见表1。
(四)高频词
根据文献标题和摘要中包含的名词性术语,出现频率最高的10个主题词或关键词为:编辑学者化(92次)、编辑(88次)、学者化(68次)、高校学报(23次)、学报编辑(22次)、学者(21次)、学报(19次)、学术期刊(18次)、编辑学(12次)和编辑素质(9次)。从这些高频词中可以发现“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这一相关文献的特点,其与学报、学术和编辑素质密切相关。
(五)作者发文情况
386篇文献的作者按发文数量排名前8位的为孙景峰(河南师范大学,4篇)、刘艳(东北财经大学,4篇)、刘荣军(西南大学,4篇)、杨荣星(山西广播电视大学,3篇)、敬亚平(重庆教育学院,3篇)、朱栋梁(湖南商学院,3篇)、蒋永华(南京师范大学,3篇)、于逢春(长春大学,3篇),可见参与“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学者以大学院校的老师与编辑较为积极。
(六)发文机构和基金情况
386篇文献的作者按发文数量排名前8位的为东北财经大学(7篇)、河南师范大学(5篇)、延边大学(4篇)、湖南师范大学(4篇)、西南大学(4篇)、山西广播电视大学(4篇)、长春大学(4)和哈尔滨师范大学(4篇)。仅有18篇为基金课题文献,它们分别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o.2012114)、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o.NJMZ05)、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2013MS0918)、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No.08JK039)、河南省教育厅软科学项目(No.2007860001)、河南省社科联调研项目与河北省教育厅社科重点研究项目(No.SKZD2011503)、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No.S040401)、黑龙江省出版理论课题项目(No.200508)、山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课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各3项,江苏省期刊协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湖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和广东高校学报研究会各1项,以及7项大学院校级课题资助。
(七)持不同观点的作者群及发表期刊属性
386篇文献的作者中,持“编辑学者化”观点的最多,占82.4%,持“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观点的占12.4%,持“学者编辑化”的仅5.2%。386篇文献的作者多为独撰(81.1%),其有编辑职称的占73.3%,但基金课题论文比仅4.7%,而核心论文比较高,达34.2%。将386篇文献根据作者的观点分为3组(“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和“学者编辑化”),观察比较3组的作者群状况及发表期刊的属性,详见表2。
三、讨论
(一)“编辑学者化”是目前大势所趋
虽然学者办刊有利于确保刊物学术水平,而目前在我国,基于学者与编辑准入标准、社会认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个人声望、社会地位及收入等的差异很大,绝大多数学者是不会改行为编辑的。“编辑学者化”是社会发展、学术期刊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由编辑当前工作的实际和特殊性决定的[2]。随着科学技术及事业的发展,编辑尤其是学术期刊编辑,其编辑的是学术性的文章,是学问家的心得或学子们的求索,因而编辑须严谨研究学问[3]。“编辑学者化”的实质不是要求编辑成为学者,而是倡导编辑尤其是科技期刊编辑应利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开展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科研活动[4]。本调查数据在检索到的386篇中作者占有编辑职称的占73.3%,其核心论文比较高,为34.2%,说明目前大多数出版界同仁认同“编辑学者化”的观点(82.4%)。
(二)“编辑学者化”的辩证与策略
“编辑学者化”的“编辑”与“学者”是从属关系,“编辑”是主,“学者”是从。学者化的编辑应当比一般学者更具有学术的品格,更善于跳出具体课题的解析,而去把握学术问题的发展史,更善于比较一组相邻但不同学科论著的得失与高下[5]。因而,理想的“编辑学者化”是“编辑学专家”+“工作领域专家”的模式,其虽然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却是个无法实现的蓝图[6]。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模式为“编辑学专家”+“专业杂家”或“小专家”。
编辑部作为一支工作团队,会有许多不同的分工。因而在倡导“编辑学者化”时相关部门的引导及管理政策亦很重要,可参照按需调入、科学分工、定向培养及外部补充的方针。“编辑学者化”的原则为“专杂结合、力求于专、编研相长、立足于编”[7],具体形式主要有[8]鼓励学习进修、攻读高级学位、参加科学研究、提高业务水平、加强综合素质培养和提高业务能力。
四、结语
“编辑学者化”有利于发挥编辑个体的主体性和创造精神,加强编辑自身建设与自我完善,向“奉献、开放与创新”的全能型方向发展。“编辑学者化”作为目前出版界的一个发展方向,自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一切的探索、求证与辩论均是必要的。有学者指出“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有机结合,既可促进期刊的良好发展,又可实现编辑或学者个人学术或编辑素质的提高[9]。因而“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和“学者编辑化”很可能是出版界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
摘要：目的:梳理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有关“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方面文献的基本情况。方法:运用文献计量学及数理统计法的方法,检索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使用主题词“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检索,纳入期刊上正式发表的文献,进行分类、分项统计处理,并针对数据的分布以及其间的关系进行解释和分析。结果:386篇文献主要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382篇),363篇涉及出版学科,年文载量显示以1995—2003年多,分布在37种期刊上,其中排名于前10位的《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编辑之友》《学报编辑论丛》与《出版发行研究》这5个都属于信息科技刊物。发文较多的机构为大学院校,作者以其老师与编辑较为多见。高频词显示其与学报、学术和编辑素质密切相关。386篇文献的作者持“编辑学者化”的观点最多占82.4%,多为独撰(81.1%),作者有编辑职称的占73.3%,核心论文比较高为34.2%。结论:“编辑学者化”为我国目前出版界的一个发展方向的认同率较高,而其中的探索、求证与辩论均是必要的。
关键词：编辑,学者,文献计量学
参考文献
[1]胡光清.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J].编创之友,1984(2):76-82.
[2]郁丽都斯·阿布力米提.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J].新西部(理论版),2013(2-3):136.
[3]辰目.编辑如何成为学者和大家?——提升出版文化理性一个重要途径[J].出版发行研究,2010(10):卷首.
[4]游俊,胡小洋.“编辑学者化”的实质及现实可行性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1(3):340-343.
[5]常文芳.论编辑的学者素质[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4):85-87.
[6]谷德润.“编辑学者化”还是“学者编辑化”[J].编辑学报,2008(5):458-460.
[7]郄彦平.专杂结合力求于专编研相长立足于编——谈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原则和途径[J].金融教学与研究,1997(6):61-65.
[8]沈林.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学者化的途径[J].编辑学报,2005(5):385-386.
现代学者 篇10
意大利思想家、天文学家布鲁诺, 因为不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 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囚禁了八年, 但始终坚持自已的学说, 最后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临刑时高呼:火不能征服我, 未来的世纪将会知道我的价值。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 从20岁起便不停地尖锐辛辣的批评天主教会君主专制, 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一生中几次被判决逐出巴黎到处流浪, 曾两次因言论获罪而被关入巴士底狱。
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 在《新人口论》中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应当加以控制。被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 遭到全国规模的大围攻。有人逼他检讨他坚决拒绝并发出誓言:不怕孤立, 不怕油锅炸, 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 不能不坚持, 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 明知寡不敌众, 自单身匹马, 出来应战, 直止战死为止, 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1960年3月被迫辞职离开北京大学, 回到嵊州老家。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新人口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1979年9月马寅初恢复了名誉。
经济学家吴敬琏,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他把百姓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 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他是中国“市场化”的倡导者, 提出了中国“股市赌场论”, 要用法制维护市场规则。并直言: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 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但有的人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职称而成为“学者”。他们没有真才实学, 更没有能力为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提供科学的理论观点, 靠职权支撑门面混迹于学者之中, 打着学者的招牌欺世盗名。
有的学者没有学术水平、没有学术主张只能随大流阿谀奉承人云亦云, “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这些人只知道一味的忽悠, 需要什么就写什么, 让写什么就写什么。
有的学者或明哲保身, 不敢讲真话实话表白自己观点, 不敢以事实为依据。有时甚至会放弃正确的观点和主张, 对错误的观点不进行反驳和批判。不敢坚持真理, 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有的学者或具有伪装性, 一边空谈学术、标榜清廉、伪装清高, 一边抄袭剽窃、行贿受贿、堕落龌龊, 台上说的是一套台下作的是另一套, 表里不一说的和做的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