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看中国文化（通用10篇）
外国学者看中国文化 篇1
从李安电影《喜宴》看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碰撞
摘要：《喜宴》是李安“父亲三部曲”的第二部，“父亲”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又在东西文化的缝隙中显露出了新的特征。李安这样在成长过程中承载着双重文化的人，在艺术创作时难免将两种文化同时带入作品，从而使作品呈现出跨文化的特征，于是。从他的作品中能够透过两种文化得到新的启示。
关键词：父亲、文化差异、转变
作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最为著名的导演之一，李安是位“通才"，无论是现代片还是古代片，无论是以东方文化还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影片，李安都能将他极具风格的电影语言运用得游刃有余。
《喜宴》是李安在1993年推出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李安导演探讨了不同民族对于家庭、两性关系和同性恋问题的认识。上映后赢得了各界的一致好评，在柏林电影节上荣获金熊奖，在西雅图电影节上获最佳导演奖，并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片以独特的视角——用中国人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念来处理处于道德边缘的同性恋问题，原本是一部悲剧的电影作品在导演的巧妙处理下变成一部喜剧。故事的主人公伟同长期生活在美国，作为一个同性恋他在美国有一个同居男友赛门，远在台湾的父母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开始担心他的婚事，便三天两头打电话催促儿子结婚。为了打消父母的念头他只好与租客崴崴假装结婚，父母得知儿子的喜讯后飞来纽约为他们主持婚礼，被灌得烂醉的伟同与崴崴在喜庆的氛围里假戏真做发生了关系，意想不到的是崴崴竟然有了身孕。故事的最后父母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崴崴决心为伟同的父母生下孩子，而赛门也同意当孩子的另一位“爸爸”。
影片中传统的中国家庭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下产生的困惑、无奈和妥协，中国人特有的人伦道德观念在这样环境中失去了它的力量，在面对同性恋这样的边缘问题时，是与非变得难以决断，而《喜宴》中导演巧妙的处理使这个社会问题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得到解决。单从处理方式和看待角度分析它具有中国特色，而故事的发生地点却在西方，异域文化与新旧观念在产生冲突后最终回归到包容。
一、不可回避的“父亲”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三部作品构成了李安的“父亲三部曲”，这三部作品表现出中国传统父亲形象的许多侧面，细细看来“父亲”变成了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符码：《推手》中的太极拳高手，《喜宴》中的书法家，《饮食男女》中烹饪大师。李安有意将这三部作品放置在中西文化冲突下，仔细描摹着传统东方文化的代表——“父亲”的转变，并以此呈现他们置身于异国他乡，与身俱来的传统文化在远离国土后显得孤单和失落的情景。
传统父权家庭中父亲是权力至上的家长，儿子则是从属于父权的私有物，并承担着传宗接代的责任，在“父亲三部曲”中李安刻意的“使传统上以父亲为主的一个家庭关系，得以从一个假象的平衡状态，历经危机和冲突之后，重新寻得一个新的平衡。”《喜宴》里中国家庭面对的冲突是当中国家庭伦理遭遇同性恋子辈的挑战时，该如何找回家庭的平衡。
在这里，儿子与父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弑父情结，又不同于传统东方对权威的绝对崇拜。这主要是因为儿子的根在中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可又在美国工作，过的是地道的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儿子的同性恋取向是西方文明在开放的环境下对性自由的追求。这些无疑是与传统的东方文化相违背的。影片中，伟同为了掩饰自己是同性恋而选择和薇薇假结婚，他选择的是一切从简的结婚方式：登记宣誓。但对于父辈而言，结婚办喜宴象征着人们对这桩婚姻的认可，预示着这桩婚姻的到了祝福并将有个美满的结局。所以后来伟同和薇薇还是遵从父母的意愿补办了隆重热闹的婚礼。这场婚礼虽然是在一个很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大厅里举办的，但这个大厅却位于曼哈顿一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里；虽然新郎新娘和宾客大部分都是东方人，但镜头却时时闪现着一两个西方人的身影，他们在观看着这群疯狂的东方人。在这场喜宴中，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西方反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意外的是其实父亲早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也知道伟同和薇薇只是假结婚，可他选择了默默承受痛苦，原来父亲早不是运筹全局的人，为了家庭不得不装聋作哑。
“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之上。这些差异性特征在‘家庭’这个个体与整体的概念上表现得很典型。”因此，伟同和塞门不在乎组成他们的家庭是否有后代，只要过得幸福就可以；而父亲认为没有后代就没有家，一切都没有意义。在传宗接代这一伟大目标面前，个人的幸福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默默接受了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为了维系传统的家庭模式，他把原本送给薇薇的礼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塞门，以这种方式接受儿子的恋人。
至于薇薇最终选择留下了自己的孩子，而塞门也同意做孩子的养父，不论现实生活会不会这样美好但影片还是选择以幸福结尾。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完美的得到调和呢？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在机场安检通道里，高父双臂高举，以一个投降的姿势离开了美国。当父子关系的传统家庭模式不再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时，这种崩溃是必然的。儿子迫于传统道德观念的驱使，不得不妥协，而父母与子女不再是管制的关系，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就是东西两种文化的平衡点。在《喜宴》中，父亲不再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的集合点，而是引导我们去思考如何化解这两种文化的危机的向导，在他的默许下冲突走向融合。
二、《喜宴》得跨文化意义
《喜宴》的导演李安1954年生于台湾屏东。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父亲从事教育行业，在这样的家庭里，中国传统观念深入骨髓。1978年，24岁的李安赴美留学，就读于依利诺大学戏剧系；1984年获得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在求学的六年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戏剧训练。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获得纽约大学生电影节金奖最佳作品奖以及最佳导演奖。在美国的第23年，李安获得投资，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片《推手》。24年和23年，在时间上是一个趋于对等的跨度；虽然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也的确给了李安足够多的时间去分别了解和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跨文化的背景使李安自身成为了一个“跨文化的体验者”。这种体验对于跨文化传播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对传播效果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传播者首先应该在真正意义上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人。另一方面，传播者也应该尽可能地在跨文化传播展开之时，了解他者的文化，使自身对他者也持有更加客观的认识，从而降低认知的偏差以及相应产生的态度偏差。同时，传者发言时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应该确认。而李安恰恰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并对东西方两种文化都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这为他带来了理性的思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化优越感，或是对本土文化一味地虚无与批判。
李安在国外长时间的学习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电影语言法则的运用，不同的电影叙事途径和叙事节奏如何结构才能最好的吸引和打动最大多数的观众。简言之，李安娴熟掌握了以电影为介质的跨文化传播的技巧与方法。因此，李安所拍摄的影片便集合了共通的电影语言符号和大众化的叙事方式，从而将跨文化中的沟壑与误会填平，得以让观众可以通过荧屏上的一幕一幕去关注更为重要的文化内涵。由此，李安所要表达的对人生际遇的关注、文化上的思考，自然而然地透过“好看的故事”传达到每个观影者的心底。
出于这样的理念，李安将《喜宴》拍摄成一出喜剧，以轻松的叙事策略，安置了一个严肃、尴尬的话题。当然，它绝不仅仅是一部喜剧。“我对时间的处理一向是比较属于‘一叶知秋’的模式，而不会去拍那种横跨50年的史诗之类的„„如果表达50年我会拍其中最戏剧化的5个礼拜，或者5个月，然后调整整个结构，长幼尊卑的顺序有一天‘啪’一声变了。”李安咬准“最为戏剧化”以这个关键点为轴心，在《喜宴》中以时间前后为序，按单线的戏剧式模式组织着矛盾的展开、发展、高潮的过程。并且，他不是平稳地发展矛盾，而是轻松的叙事中穿插几次小的矛盾高潮。正如他自己所言：“每当观众看得舒服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力量出来，牵动观众一下。”流水一般的叙事就在这样情况下产生了波澜，导演的巧妙不言而喻。
三、结论
通过对《喜宴》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究李安不仅在影片的叙事内容使东西方文化得以融合，在影片的跨文化传播上也做出了有意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李安也实现了，他对于人的内心的关注；对于处于东西方文化结合点中的人如何摆脱迷茫，寻找出路的关注。这种跨文化的人文关怀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共享，交流不再仅仅只存在有障碍，一种升华的文化境遇也在其中闪现生机。
参考文献：
1、辛燕.从电影《喜宴》看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 [J]．电影文学，2013
2、鲁蕾．中西文化差异中的文化身份建构——解析电影《推手》、《喜宴》[J]．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
3、轶阳，陈晓娟．论李安“家庭三部曲”作品中的中西方文化冲突[J]．忻
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
4、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阂惠泉、王纬、徐培喜等译．跨
文化传播【!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外国学者看中国文化 篇2
据文献记载, 祭祀是所有礼仪中最重要的, 居五礼之首。有些已经消失, 但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古代的礼仪形态。“祭祀”都是“示”作偏旁的字。“示”是“神”的本字。从“示”的字, 一般与神 (包括对神的崇拜活动和心理) 有关。《说文》:“天垂象, 见吉凶, 所以示人也。”凡“示”字旁的汉字, 往往与天地祖宗鬼神有关, 如祸福神祖祭祀祥等等。许慎著《说文解字》共有五百四十个部首, 示部中有六十三个字, 反映了丰富的祭祀文化与内容。
一、从汉字看祭祀对象
中国古代宇宙观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天、地、人, 《礼记·礼运》称:“夫礼, 必本于天, 肴于地, 列于鬼神”。《史记·礼书》也说:“上事天, 下事地, 尊先祖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本也”。
神, 从示, 申声。本天上之电。 (因为神字本申, 如天上雷电弯曲。) 天神, 引出万物者也, 是世间万物生长变化的主宰。祭天为禅。祇, 从示, 氏声, 地神也。地祇, 提出万物者也。天神曰灵, 地神曰祇。“祖”的本义应该是祖先神灵所依附的神主, 在仰韶文化中通常以陶罐或陶罐偶像的形式出现。
二、从汉字看祭祀用品
祭, 《说文》释为“祭祀也, 从示, 手持肉。”肉食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极为珍贵, 肉食成为献给神灵的主要祭品。古代用于祭祀的动物叫“牺牲”, “牺牲”从字形上看都从牛, 那么可以看出牛肯定是祭祀用品之一了, 再看“祥”字, 《说文解字》“羊, 详也。”羊在古代象征善良正义, 所以常用羊来祭祀。后来“牺牲”也用来指祭祀常用的指马、牛、羊等牲畜。
在古代还有一种祭品就是人。原始部落战争中战俘常被杀掉祭神。一些汉字也反映了古代的人祭习俗, 比如:“孟”, 《说文》:“长也。从子皿声。”本义是长子, 从汉字形体上看是器皿中放着孩子, 体现了古代杀首子的习俗。还有像“伐”, 甲骨文字形是, 从人从戈, 是个会意字。好像用戈刺入人的脖颈砍头, 本义是砍杀。《说文》:“伐, 击也。”砍掉奴隶的头进行祭祀的习俗商代便已有之。
三、从汉字看祭祀场所
祭祀场所, 一般有以下几种。
平地, 是最简单的祭祀场所, 也是最原始的。古人认为, 祭祀场所应该最简单质朴, 不封土作坛, 只需把一块平地扫除干净, 古人称之为“墠”。《礼记·礼器》称:“至敬不坛, 扫地而祭。”《礼记·祭法》说:“除地为墠”。
坛, 是常见的祭祀场所。《礼记·祭法》注:“封土为坛”, 即用土石堆砌成一个高出地面的祭坛。因祭祀对象不同, 形状不同。祭天用圆坛, 祭地用方坛, 。坛的高度和宽度因时间、地点、等级而不相同。秦汉封禅礼, 是在泰山顶封土为坛以祭天, 叫“封”;又在梁父山扫地为墠以祭地, 叫“禅”;合称为“封禅”。
还有一种是平坑, 在地上挖平坑作为祭祀场所, 古人称“坎”。《礼记·祭法》说:“掘地为坎”。《礼记·祭义》称:“祭日于坛, 祭月于坎。”坛与坎是相对的, 坛高起为阳, 坎下陷为阴。
宫庙, 室也。《说文解字》“宫, 从宀, 躳省聲。凡宮之屬皆从宮。”在坛或墠的基础上又筑墙盖屋, 即成为宫;宫中陈列上祭祀对象以后, 就成为“庙”。
《说文》“庙, 尊先祖也。”“宗, 尊祖庙也。”其本义就是祖庙。“宗”从宀从示, 是一个会意字。从字形上看, “宀”是房子的侧视简图, 里面是先祖的牌位“示”。古人经常祭拜的神主“示”最初并无固定场所, 后来由于经常祭祀的需要, 就把“示”搬到人工建筑中来陈列供奉, 宗庙成为古人祭祀祖先神灵的专门场所。
四、从汉字看祭祀活动
祭祀时, 总有一些愿望和想法希望达成, 通过什么样的动作或语言表达呢?看下面的汉字:“舞”很早进入人们的生活, 从“舞”的古字形中, 可以看到古代祭祀活动中的动作, 舞用来祭天祭地祭祖先。“巫”也和“舞”紧密相联, 古文字的“巫”是两块垂直相交的玉, 表示巫师持玉事神。又如“《说文解字》, 祝, 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祝”以“示”为偏旁, 突出口, 即为祭祀者对祖神说话。
另一种眼光:国外学者看中国 篇3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乔纳森·荷尔斯拉格认为，西方应理性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充分认识到中国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巨大进步，这种飞跃更多是“量的飞跃”，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质的飞跃”，这个任务对中国来说将非常艰巨。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式政治有望取代西方政治模式，中国的儒教道德观有望成为价值观竞争的焦点，中国文化、中国饮食、中医等软实力也有望向世界扩散。
我看中国现代文化随笔 篇4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比重要的精神支柱，更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
短短几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在物质上，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然而，
我们的精神世界依旧空虚，我们的文化并未随着经济的腾飞而获得飞速发展，相反，我们却愈加彷徨，愈加徘徊不定，对未来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一无所知。
许多中国人甚至外国人都在大谈特谈中国文化复兴，以及东方文化是否会再度主导世界主流文化与价值观。而我远不如他们一样乐观，我所看到的，是哪无处不在的西方文化。西方的餐饮业以及好莱坞的电影，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连我们国人自己都尚且如此，更何况在西方呢?西方文化的根基已经扎得非常牢固了，而我们自己的文化还远达不到这种程度，因此，文化的复兴还需要我们付出诸多努力。
现代的中国，极度需要文化的复兴，这不仅对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有着极大的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文化的复兴，会使我们的.国际地位会进一步的提高，领土争纷等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文化复兴并不只是空谈就可解决的，对此，我们仍需探索一条更适合于我们，更为完善的复兴道路。
曾经有人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引领着国人进行效仿。从二十世纪至今，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效仿历程，然而却没有太大的进展。不但未学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反而在学习中丢失了本民族的文化。所以对于西方文化，我们仅可将其作为参考和蓝本，我们所能学到的，也只有一些理论和表面上的东西，对于那些本质和内涵上的东西，就必须用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去填充。能做到这些，我们才能让文化在进步的同时，更加根深蒂固，如此，复兴将不再是空谈。
从韩剧看中国的孝文化 篇5
从韩剧看中国的孝文化
一近几年来,韩剧势如破竹,走入中国千家万户,受欢迎程度已经超过很多本土作品.与此同时,韩剧的`热播也带动了一系列韩国产品,如服饰、餐饮、音乐、音像产品等在国内的热销.如今,韩国文化正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流行时尚.韩剧何以如此魅力独具,风光无限呢?笔者认为,除了成功的商业包装、细腻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优美的背景音乐外,韩剧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表现,尤其是对孝文化的继承和宣扬,是其能迅速为我国民众接受并喜爱的重要原因.
作 者：徐春燕 Xu Chunyan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郑州刊 名：文史杂志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年，卷(期)：“”(5)分类号：G0关键词：
从斜玉部文字看中国古代玉饰文化 篇6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玉文化本身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而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属于表意文字系统。它以自己的“形”通过“音”去表达义。所以我们常常能见“形”而知“义”。正是由于这种表意性，汉字与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每一个字都代表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状况，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生活的某一侧面。它往往是对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态、古人思想发展状态的吸精抽髓式的精确描摹和记录。下面就从《说文解字》中玉部文字来探究我国独特、悠久的玉饰文化。
一、玉字的含义和文化内涵
《说文》中玉部共有227字之多，涉及玉制礼器、玉饰物，玉的别称，玉的声音，玉的光泽，玉的色彩，玉的雕琢等各个方面，解释了形形色色的玉，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发达的玉文化。那何谓“玉”呢？
玉在《说文》中形同“王”，释日:“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怯，洁之方也。像三玉之连，︱，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阳冰曰：“三画正均，如贯玉也。”）玉是一种美石，像人一样有五种美德。象形字，李冰阳说：“玉字篆书三横间的距离均等，向贯穿起来的玉串。”①
许慎在《说文》中把玉人性化，将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玉的各种特点上，正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的礼学思想。所以后来“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玉成为高尚品德、信义的象征。因而许多文人、君子喜欢以玉做为的佩饰。这主要的有璧、璜、环、玦等。
二、玉的功能演变
玉器的使用涉及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沿用至今。然而根据不同时期人们对玉的不同认识和态度，玉器的使用有一个由祭祀→装饰的演变过程。下面就列举几样主要的玉器来探究一下玉器的这一演变过程。
璧:《说文》中释日：“瑞玉，圆也。”（璧为瑞玉，用于祭祀、朝聘、丧葬等各种场合，以示敬信。其形圆、平，中正有小孔。）②《尔雅?释器》曰“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好谓之璧。”③(肉指璧体半径，好指内孔半径)，《周礼》郑注曰:“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所以以璧祭祀天。良诸文化出土的璧造型朴素，商周以后始有花纹，诸如龙纹、虎纹、雕字等。到了春秋以后，璧的礼器地位衰退，多用来作饰物佩带于身。
璜：《说文》中释日：“半璧也。”（璜为玉器，其形为玉的一半。）④具体地说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一般是玉璧的三分之一，只有少数接近二分之一。是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征召的玉制礼器。后穿孔为佩饰物，故有佩璜之称。
琮:《说文》中释日：“瑞玉，大八寸，似车。”⑤外方内圆，柱状，空心的一种玉器。《仪礼?聘礼》：“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周礼》郑注曰:“外八方，象地之形;中虚圆以应无穷，象地之德，故以祭地。”主要用于祭祀地，是一种重要的礼器。
可见，许多玉器最初多是作为礼仪祭祀之器，是沟通世俗人间与祖先神灵的法物。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佩饰。我想这种演变过程是跟古代人们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的。最初的人们因为无法解释的玉石的美丽而使他们将玉视为自然界的神奇产物而顶礼膜拜，认为玉可上达天地鬼神，是至坚、至宝、通灵之物，赋予玉器以特殊的尊崇地位。后又由于玉的坚硬以及祟高地位，封建统治者们还赋予它以政治意义，作为权力的象征。使得玉成为军权、王权的象征。如象征君王最高权力的“玉玺”就由玉做成。
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大有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更加深人，以荀况为代表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玉的神秘尊崇的面纱被揭开了，玉器从高高的祭坛下落，走向民间。但玉仍以它天然的美丽征服了人们，成为人们日常佩戴的饰品。并把佩玉看成是品德、情操、才华、信义和美姿容的象征。于是玉器的装饰功能逐渐取代了祭祀功能。
三、玉饰的文化内涵
“佩”《说文》释形曰:“从人、从凡、从巾”。（佩饰之物肯定有巾，平时系在腰间，佩巾之外，贵族男女尚有玉佩，包括璜、琚、瑀、衡牙之属；君子无故玉不去身）。⑥这说明古人佩玉之习当出于自然，就跟穿衣服一样。然而玉器在古人心目中，不仅仅是一种美术工艺品，而是具有礼法意义的服饰品，玉之佩否及如何佩法是人们在各种特定场合遵礼守志的标志。
（一）玉饰的象征意义
玉饰常常被用来区别地位的尊卑贵贱。《事物给珠》记载:“国朝朝服，一品玉，二品犀，三品至九品药玉。”又《礼记?玉藻》:“君子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缓，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缓，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缓，世子佩瑜玉而茶组缓，士佩孺玫而组组缓。”可见各个阶层都要佩玉，但地位不同，所佩戴的玉的质料的优劣也不相同。随官爵地位的变化而渐次变化，天子是至尊无上的，天子所佩戴的是最好的白玉，而下层的士是地位最低的，佩戴的只是似玉的美石。
同时，玉饰还是信义象征，如《周礼?典瑞》载日:“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毅圭以和艰以聘女。”这里的几种玉器，所起到的作用即如后来的兵符，充当战时的信物。玉的这种信义象征，进而又延伸为用玉来馈赠友人或情人，以示友情、爱情的忠贞不渝。所以到了后来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以玉佩、玉坠相赠，私订终身的现象。
（二）佩戴不同的玉饰具有不同的寓意
《荀子》中有云：“聘人以硅，问人以璧，召人以理，绝人以玦，反绝以环。”说明了佩戴不同的玉饰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外国学者看中国文化 篇7
1.1选题背景与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国物质文化已与世界接轨, 然而, 物质文化研究却相对逊色, 因此, 从各个角度对物质文化进行研究, 有助于拓展物质文化研究的思路, 完善物质文化研究体系。自文化人类学的创立以来, 物质文化研究已逐渐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探索我国物质文化, 找出我国物质文化研究尚存在的问题, 以对症下药, 已成为当代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 基于这样的背景, 笔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物质文化进行研究具有无可比拟的实际意义。
1.2中国物质文化的内涵
关于“物质文化”的概念, 国内外学术界各抒己见, 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 物质文化可简单地认为是物质和文化, 其中物质指的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 其范畴十分广泛, 包括吃、穿、住、行等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各类物质产品;而文化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予以理解, 广义的文化既包括精神产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又包括物质产品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而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产品 (主要包括语言、艺术、文学等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1.3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综述
近年来, 不少学者对物质文化 (包括饮食、服装、交通、建筑等)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有:徐峰的《中国饮食文化的心理分析》、买提库尔班 ? 买吐迪的《维吾尔饮食文化研究》、赵炜的《国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等。关于中国服装文化研究的有:曹佳想的《中国服装文化的国际化》、赵卫的《中国服装文化 , 我们缺什么 ?》、石海清的《中西近现代服饰文化比较研究》等。关于中国交通文化研究的有:刘卫民的《关于交通文化研究相关问题初探》、李振福的《基于交通文化的交通安全策略》、李振福的《自行车交通文化及其策略研究》等。关于中国建筑文化研究的有:刘绍洋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研究及未来发展》、白晨曦的《天人合一:从哲学到建筑》、吴良镛的《论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创造的历史任务》等。
2. 文化人类学与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契合点
2.1物质文化研究已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在对全世界各民族进行描述与分析, 对人类文化的本质进行深入剖析, 其是以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为研究基础的, 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童恩正 (颇有名望的人文学家) 曾认为:“文化文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就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 研究整个人类进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 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的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 藉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 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很广, 倾向于从整体上把握事物, 相比之下, 物质文化研究的涉及面较为狭隘, 但其属于文化人学学研究的范畴。也就是说物质文化研究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分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物质文化, 可丰富我国物质文化的内容, 推动我国物质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2.2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研究具有相似性
2.2.1历程的相似性
国内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历程与物质文化研究的历程具有相似性。主要体现在: (1) 都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以及停滞期。1901-1949年, 文化人类学在中国萌芽, 与此同时, 学者也开始着手探索物质文化;1950-1960年, 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十分迅猛, 与此同时, 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空前的进步, 这也带动了我物质文化的发展与传播;1960-1970年, 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停滞不前, 属于其停滞期, 与此同时, 此十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我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 无可置疑, 物质文化研究也只能停止步伐。 (2) 同时进入了新的发展历史时期。1980- 至今, 国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始终与物质文化研究紧密相连。
2.2.2特征的吻合性
国内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特点与我国物质文化研究的特点十分吻合, 主要体现在: (1) 文化人类学注重对历史的研究, 其重在应用历史资料, 对历代各民族的文化特征进行研究, 也就是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也是一部颇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化史, 中国现有的丰富的物质文化都离不开历史, 比如:中国饮食、服装、交通、建筑都是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吸取养分, 进而丰富或发展起来的。 (2)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本质几乎是一致的。现代文化人类学旨在探索出各种理论方法, 以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而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是以人类的健康发展为目的的。 (3)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所需的资料, 一般都是研究人员深入最基层得到的, 其揭示的现实意义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而且具有客观性, 不具备太多主观色彩。这一特点正符合物质文化研究的要求, 对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3.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改善中国物质文化研究
3.1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体制也在不断完善, 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来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中国对物质文化的研究过于追求形式美
中国对物质文化的研究过于追求形式美,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饮食文化和服装文化研究, 下面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叙述。 (1) 饮食文化。虽然中国重视通过饮食来疗养和滋补身体, 然而人们在评价饮食的好坏时, 往往更注重从味觉、嗅觉、视觉、触觉、文化等方面进行主观评价, 而往往忽略食物本身的营养价值, 也就是说, 只要色、味、形俱全的食物就能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 而食物是否营养过度或不足, 人们很少关注。 (2) 服装文化。人靠衣装, 美靠靓装, 在现实生活中, 服装是最受人们关注的物质产品。然而很多人在选择服装时, 一味地在乎服装的外形设计, 而对于服装的材质、价格却置之不理。也就是: 只要款式新颖、独特或突显人的气质, 就一定会成为挑选人的囊中之物, 即使该服装的材质不佳, 或者价格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外。
3.1.2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范围过于狭隘
通过查阅及总结资料可以发现:目前关于我国物质文化研究的文献并不多, 且绝大多数都集中研究中国古代物质遗产, 古代民族文化 (如三国、汉朝、明清朝的物质文化) , 且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有形的饮食、服装、交通、建筑等, 而对于一些艺术 (诸如音乐、舞蹈、美术等) 物质文化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 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
3.2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解决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3.2.1注重客观事实
研究人员应深入最基层进行实地调查, 以调查的客观事实为研究依据。比如在研究饮食文化时, 研究人员不仅要对人们的饮食进行调查, 而且要对其谋食方式进行调查。迄今为止, 人类的谋食方式主要有五种, 即狩猎和采集、初级农业、畜牧业、精耕农业、工业化谋食。选择的调查人群应具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以及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只有按照以上条件进行调查, 才能了解社会的平均饮食水平, 才能对人们的饮食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
3.2.2注重跨学科综合研究
物质文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其中物质文化可能与其他物质文化或社会层面紧密相连, 因此, 在研究某种物质文化时, 还必须对其他物质文化的相关知识进行充分了解, 否则, 就无法用联系的观点来分析问题, 最终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同样以饮食文化研究为例, 众所周知, 饮食文化与餐饮业、旅游业、食品工业等诸多方面紧密相连, 研究人员只有对餐饮业、旅游业、食品工业等方面的常识有了大致的了解, 才能深入探析饮食文化, 才能在相互比较中得出最佳的结果。
4. 结语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 人们对物质、精神的享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此同时, 国外内学者对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 如过于追求形式美、范围过于狭隘等, 而要想解决这个这些问题, 必须做到:注重客观事实、注重跨学科综合研究等。
摘要：本研究从选题背景、中国物质文化的内涵及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综述入手, 探索了文化人类学与中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契合点, 即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已成为人类文化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研究具有相似性, 并且, 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 并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措施, 为推动中国物质文化的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帮助。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物质文化,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徐峰.中国饮食文化的心理分析[D].华南师范大学.2006.
[2]买提库尔班买吐迪.维吾尔饮食文化研究[D].新疆大学.2007.
[3]赵炜;何宏.国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10.
[4]曹佳想.中国服装文化的国际化[J].山东纺织经济.2011.
[5]赵卫.中国服装文化, 我们缺什么?[J].中国制衣.2013.
[6]石海清.中西近现代服饰文化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2011.
[7]刘卫民.关于交通文化研究相关问题初探[J].北京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8]李振福.基于交通文化的交通安全策略[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4.
[9]李振福.自行车交通文化及其策略研究[J].中国自行车.2006.
[10]刘绍洋.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研究及未来发展[D].东北师范大学.2012.-
[11]白晨曦.天人合一:从哲学到建筑[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外国学者看中国文化 篇8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各阶级、民族、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在一定生产方式、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形成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趋向的总和。”[1] “和平崛起”是“特指从1978年底中共11届3中全会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中，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及其他所坚持的发展道路。”[2]
近代国际关系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换，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引发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战。大英帝国的建立和维护依靠其数百年的殖民征战和掠夺，德日的崛起曾引发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被视为高度文明的美国的崛起，同样挥舞着“大棒”，离不开“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交作风，在海外频繁采取政治和军事干涉，更为世人指责。正是依据历史经验，国外一些人士担心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也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甚嚣尘上的客观原因。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和平发展”新理念，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崛起的本质之处，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在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
从政治文化视角来探讨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为这样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或者更深入的层次上来理解把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然而，当今国际语境下某些言论如“中国威胁论”却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判断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深受一国决策者及其国民观念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观念因素中，源于该国该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并以这些价值体系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3]和平崛起这一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我国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反对霸道、实施王道的和平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崇尚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既是传统中国外交思想的深层结构，也是传统中国外交实践行动的指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4]“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传统思想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发展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直接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它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怎样看待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仁、义”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深深影响着中国对自己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在理解国与国关系时更强调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责任，大国保天下，小国保家园，两者相互依存。这是一种将大国利益与小国利益视为一体的天下整体观。譬如，历史上的中国曾处于东亚朝贡体制的中心，一度是万国朝拜的对象。然而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更多地是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大小国家平等的道义原则。对来中国的朝贡者，中国往往回馈以更多的赠礼，从未因其比自己弱小而心生鄙视之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最近它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中国提出了 “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良好的国际反响。“为了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有必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全面、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大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改善与邻国的双边关系，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还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5]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国际语境下提出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文明冲突论》中，讲了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将要到来的摩擦与冲突，甚至有意设计了让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相互发生碰撞的形态，以此作为对西方决策者控制全球文明冲突的主要决策之一。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的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对立和冲突的深层文化根源。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从文化的视角上，对我国外交上倡导的多极化需要详细的阐释，与此相关的我国实行多边外交，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渗透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人倡导的多极化，并不是一味以反对现存秩序为目标，而是要在认清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以渐进的改革。”[6]这在实现中，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诸如“中国威胁论”。如果我们想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倡导多极化，就不应该简单将“多极”解释为一种力量的对峙状态，而应当将它视为“一种崭新的追求，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时代的追求，一种谋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非世界列强之间权力的再分配。”[7]“多极化”战略的提出，体现了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所具备的政治智慧，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前瞻远嘱。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反而会增强世界的和平力量，令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繁荣与稳定。这在我国外交成果中，屡次得到证明，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出台几个对华长期战略，表现出了新崛起的东方巨人的看重„„东盟近些年来一直渴望与中国就南海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甚至协议，因为这个以东南亚中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非常明白，没有中国的人可及参与，任何涉及南海的安全措施和集体协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变革与壮大，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这也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国家书写人类历史、贡献国际发展的基础。
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教授：“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二战之后，多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逐渐变得重要，它不仅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多边会议和议题，也体现在多边性的国际组织之数量的扩展上。”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安全领域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它对于本身所处地区的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有着日趋重要的意义。比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支持美国反导系统的合法化，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事件中，中国运用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各种形式，或中介斡旋，或间接协调，或直接干预，与周边邻国和世界主要大国进行了沟通合作，消除安全隐患及缓和不利形势，增强我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保持谦虚谨慎的外交风格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实施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中，中国的经济外交十分活跃，在亚洲多边合作中表现得抢眼。一方面，中国积极为东亚地区更紧密的区域合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切实步骤，强化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给东亚提供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正是东亚合作近几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近几年的东亚领导人的有关会议上，中国提出了20多项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正是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朝建立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协议加强落实，温家宝总理2003年11月初在中国与东盟峰会上说，中国计划在2005年把中国和东盟的全年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7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就今后三国的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中国实施的“振兴东北”战略为三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的携手，预示着东北亚合作进程即将启动，将对促进该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8]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一种有大国风范的外交表现。在王逸舟先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对大国风范有如下的定义：首先，“有大国风范的外交，并不简单等同于现实里的强权政治。” [9]观之美国的外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单边霸权行为充满了强权政治的气息，受到广泛的批评，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尤为严重。其次，“真正的大国风范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建立在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气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机制、综合而超群的国家实力与外部享有广泛声望等要素之间互动形成的风格。”[10] 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集体对话机制,减免了 31个非洲国家对华债务 105 亿元人民币，展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有责任、有道义的外交风范。[11]对待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譬如中国免除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斯里兰卡全部到期的政府债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出一种大同文化，这种政治文化重视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双赢结局，注意发掘合作的潜力和抑制麻烦的产生，是一种真正求同存异的哲学。
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和平地进行的，或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从政治文化视角分析中，可以发现文化的巨大作用，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系着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所以从政治文化视角上对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1] 詹玲
《构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政治文化》
[2] 郑必坚
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3] 亢升
《政治文化与外交之相关性探析》 [4] 彭春艳
《政治文化差异与中日外交》 [5][8] 源于网上文摘
[6] [7] [9] [10] 王逸舟
《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1] 黄泽全
中非合作论坛 后续行动成果显著
外国学者看中国文化 篇9
梁敏
课改，小曲好唱口难开。“课改”实验，层层推开。隆重见于礼堂、广场者多，扎实操作于课堂者
少。是领导不重视？那数以万金的电教设备何以堂而皇之“摆设”？是教师不热心？那礼堂、广场怎能座无
虚席？―― 其所以然者何？“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叹只叹，“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依旧不见当
年的教师。今天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怎样解开昨天的桎梏，这一张旧船票已经不能登上现代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的客船。”
教师，光环下步开怪圈。汉文化的故纸堆里，唯圆圈颇为夺目。从阿Q至死不放弃画个圆圈的宿愿，到民族舞蹈语汇“拧倾曲圆”的特征，再到“某名师名家名某某”光环照耀的满足，从物质到精神，从行动到心理，无不渗透圆圈文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修复尊师重教的民风，至九十年代成效喜人。手捧教书俸禄者更是高唱“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颂歌；过“独木桥”的千军万马给师长们献上了一顶顶“教杠”“打锭子高手”的桂冠 ―― 年深日久，尊师重教的光环罩住了中小学这块圣地，一部分教师则不自觉地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找到了“私塾”里遗老遗少的感觉，步入了拣起传统抗拒现代的怪圈：手里捧着满载民主的社会、人文科学的教本，但对学生动辄得咎；口里不绝于逻辑推理，眼里却无视学生活动的逻辑 ―― 因为课堂上我说了算，师道尊严；世纪之交接轨国际，要求充电，“高手”却强辩“我先前阔过”，是“独木桥”上的`过来人，掩饰素质上的“癞疮疤”―― 讳疾忌医；素质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的惊雷要炸开课堂堡垒，要求课堂耕耘者“精耕细作”，讲究职业技能，“教杠”则自诩为“咬得到耗子的好猫”而嗤之以鼻――抱残守缺，维护既得利益；课标取代了大纲，课改汹涌而来，涤荡传统中的污泥浊水，“高手”“教杠”“好猫”埋怨课标脱离实际，笑“城里人叫条凳是长凳”，仇视课改能者――抵触课改，平衡自身的失落，维护师道尊严。从阿Q画圈到现代某些人追圈，时间的流驶似乎给我们更多的是悲哀！
农耕，胚胎了狭隘保守。我国的国情是农业穷国办大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中小学教师槛低、量大、质劣；教师劳动与农民劳动的粗放型特点一样，高耗低效、广种薄收，这是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可避免。近20多年收获的精英，多被留学、外企、大公司、机关吸去，“独木桥”上的“尾巴”，甚至“独木桥”下的人为谋生、跳“农门”进入了中小学教师队伍。甚或昨日摆摊租店者、村上协助治安者、躬耕垄亩者，今日可能被一声召唤坐上教师席，明日还可能转正，后天还可能当上校长主任什么的，全在乎撞上机遇，攀上官员，这样才对付了“普六”“普九”。90年代后期始，更有初中毕业证都拿不到的学生才被吸去读三年制中师或五年制小教专科，结果是师资学历上去了，起点下来了。再说，这些新生代、后新生代，上了教学岗，心系福利保险箱，恨不得立即卸下沉重的经济包袱。可是曾经供养他上学的家庭，将经济重担传到他们身上：父母兄弟、还贷偿赊；然后妻子儿子，接踵而至，双肩负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尤感反差而失落。而业余时间，志趣又在输赢大小不论的麻将、扑克上…… 被小农经济浸透了的地域生活和代际参照很低的血缘关系，注定了他们不能产生重塑自我、超越自我的要求，更不能在应有的历史高度上理解课改的紧迫性？虽然，亲近孔方兄没错，崇尚科学也必须，二者仅是层次不同的人格追求和价值取向，可惜，在科技支撑经济的社会，它们已经不相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小学教师的如此构成
外国学者看中国文化 篇10
一、“快餐文化”的现状
“快餐文化”通常被喻为追求速成、通俗、短期流行, 往往忽略深厚积累和内在价值的文化思潮和文化现象。“快餐文化”领域这个文化市场里所需要的主要文化产品不是千锤百炼的经典著作, 而是能适应这个市场瞬息万变要求的“适销商品”, 也就是需要能供人们进行即时文化享受的东西。毫无疑问, “快餐文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 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这种文化形式产生的必然性。当快餐变成文化, 文化变成快餐, 急功近利也就往往成为潮流, 同时也会有大量浅薄的东西出现, 这是“快餐文化”所不可避免的缺憾。
但是, “快餐文化”并非仅有不足的一面, “文化”相对于无知而言, “快餐文化”是文化, 不是无知, 文化分为两种, 一种是“阳春白雪”, 一种是“下里巴人”、“快餐文化”就是“下里巴人”。当这个世界处处高雅得“阳春白雪”的时候, 真的很美吗?“快餐文化”的出现表明它既适应了人们快节奏的生活, 又对缓解人们在激烈竞争中产生的紧张、烦躁的精神状态有一定的调整效果。社会向多元化发展, 生活节奏加快, 休闲方式增多, 文化的“快餐化”势所必然。
二、“快餐文化”对中国民族音乐现状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快餐文化”与传统民族音乐艺术形式的冲撞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民族音乐与“快餐时代”下的现代音乐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 内容形式也不同 (1) 。我国港台音乐、西方音乐、我国传统民族音乐并非水火不相容, 关键在于它们蕴含的本质要素——它们传达的、表现的思想或情绪, 给听众能带来什么影响和熏陶。只要能给人有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它就有存在的价值。
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人们的生活节奏、思想观念等发生了巨大改变, 一些传统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不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要。例如, 我国的国琴——古琴, 虽然历史悠久, 但青年人则知之不多, 会演奏的更是寥寥无几。由于乐曲节奏缓慢, 音色单一, 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思想观念不符。要想吸引现代青年, 发扬光大古琴音乐这一国粹, 弘扬民族音乐, 还需吐故纳新。对待传统的中国民族艺术, 不应仅保守, 更应发扬、发展。传统是动态的, 不是凝固的, “传”就是流传、传递, 是一个变化更迭的动态过程。“传”而后“统”, 不“传”则不“统”。“传”的过程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扬其精华, 弃其糟粕;“传”也是一个开放的借鉴吸纳过程, 使传统获得新的血液, 注入新的活力 (3) 。
三、借鉴“快餐文化”现象促进中国民族音乐市场化的发展
一个民族的音乐艺术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思想, 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音乐艺术形态特征 (2) 。当代音乐艺术作品只有适应市场和群众的需求, 以灵活的创作观念来指导艺术生产, 以不断调整的经营策略来适应观众适应市场, 才能最终赢得观众, 赢得市场。音乐艺术产品首先要吸引消费者, 而传统的艺术表演团体应该摆脱固有模式, 尝试演出那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贴近生活的艺术作品, 在创作过程中力求创新, 以吸引更多的观众。过去一些院团一个剧目演出好几年, 没有变化, 没有创新, 也就没有生命力。艺术来源于现实生活, 又回馈到现实生活中去。现实生活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艺术表演形式不能无视这些变化而墨守成规。当代音乐艺术表演必须时时有新意, 处处有创造, 才能以崭新姿态吸引人们的目光。
四、以“女子十二乐坊”为例分析我国的民族音乐如何市场化运作
中国民乐旋律性强, 但传统的民乐演出, 在形式上太过古板、沉闷, 很难吸引普通大众。优秀的民族音乐如何经过适当的改造走近现代受众, 如何对中国的民族音乐进行重新包装, 融进现代、时尚的元素从而扩大其欣赏群体, 使之具备进军国际主流音乐市场的能力, 使古老的旋律重新散发出灵动和激情, 这已成为近年来音乐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话题 (4) 。一直从事音乐唱片制作的王晓京经过多年认真思考和与艺术界好友反复探讨, 逐步认识到, 必须寻求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中国民族音乐的“富矿”才可能被有效地开采出来。后来, 他又受到如雅尼、陈美等颇具现代感演出的启发, 终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促发下, 逐渐产生了“女子十二乐坊”的文化创意。一种前所未有的“视听民乐风暴”, 正沿着中国、日本、美、欧洲的轨迹迅速向全球蔓延。
1、运作模式的产业化
一部好的音乐作品或者一个好的艺术团体。必须依托营销的力量来拓展自身的品牌影响。应该建立强有力的营销团队。充分利用市场化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打造知名品牌。民族音乐的民族性为其走向产业化提供了足够的创意空间。这对外界来说是难以看到也愿意看到的中国音乐精神的突出表现。民族音乐产业化运作必须立体地利用娱乐和非娱乐界的资源。充分挖掘民族音乐作品可能带来的巨额财富。笔者认为:音乐产业化的主战场绝对不是在舞台和票房。而是分散在影视、出版物、广告、活动和后期产品开发上。
2、表现形式的个性化
民族音乐的市场化, 除去在运作模式上市场化操作, 还须在音乐的传播内容方面进行大胆的变革与创新, 但这样的变革与创新必须掌握一个大的前提, 那就是个性化的坚持。在节奏和风格上的变化与改进, 但又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任何一种音乐的产生都是在其深厚的文化羽翼下得以发展壮大的。中华民族对人性情感的追求、对爱的渴望、对亲情的表现、对生命的珍惜, 应当成为我们民族优美文化的根本, 也是我们民族音乐主体的永恒旋律, 无论是从尊重艺术的角度还是娱乐大众的角度, 这一根本是不能改变的。
3、传播范围的全球化
一个民族的音乐发展固然要靠民族性支撑, 然而在现代条件下, 如果没有全球化的竞争态势, 显然是难以生存的。对于民族音乐来说, 只有确立真正全球化的宏阔视野和思维才能抵御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所以, 民族音乐的发展、市场化运作的背景应当是全球化的 (5) 。从十二乐坊的成功可以看出, 这样的操作模式不是不可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势在必行,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部分, 必须在全球化的视角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4、创作方法的多元化
民族音乐的市场化并不是我们的首创, 以我们现在了解的欧美音乐来看, 其市场化运作十分的成熟。然而看其内在, 也是民族音乐的融合与交流的结果, 是欧洲民族音乐加美洲民族音乐加非洲民族音乐组成了现在的欧美音乐,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完成了相互沟通与借鉴融合。所以运作模式改变的情况下, 民族音乐需要与外来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这样我们的民族音乐才有可能在体现自身民族性的同时, 使我们的音乐能够走向全球市场、走向世界听众。
十二乐坊的风格定位很明确, 就是强调差异化竞争, 打造流行的“视听民乐”。从演员形象, 表演形式到音乐效果都要求具有视听美感, 整场演出由十二位年轻靓丽的妙龄少女, 身穿美轮美奂的服装, 采用富有激情的站立式演奏, 充满动感, 洋溢着青春激情, 对视觉价值彻头彻尾的开发, 这种类似流行乐队的演出形式, 加之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编曲、声光电多媒体手段下的现场视听效果以及整体的恢宏场面等, 这些构成了能够吸引现代观众的商业元素 (6) 。为民族音乐的市场化运作探索出一条积极的发展道路。
“女子十二乐坊”在视觉包装上取得的商业成功, 鼓励了更多的后来者, 所有的新兴民乐组合除了强调自身的形象设计外, 在舞台的表现力上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上海的老牌女子民乐组合“民乐三女杰”在《钗头凤沈园悲赋》一曲的演出中, 将古筝演奏、现场书法、交响合唱和诗词吟诵等几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 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听冲击。广州的“芳华十八”组合在演奏中加入了民族歌曲的演唱, 甚至还在表演中引入了杂技表演 (7) 。在民族声乐方面2009年宋祖英与周杰伦携手打造“英伦组合”, 创作《本草纲目》以节奏蓝调 (R&B) 、饶舌 (Rap) 与传统民歌的结合, 开创“新民歌”时代。
民族音乐的新型演出形式也激活了国家各级民乐艺术院团的市场想象力。2005年以来, 中央民族乐团的《乐府画廊》、南京民族乐团的《新视听民族音乐会》、辽宁民族乐团的《女儿风流》等大型民族音乐晚会无不将视觉效果的营造作为重中之重, 通过各种艺术形式的大融合, 让传统的民族音乐表演形式“活”了起来, 也让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以《女儿风流》为例, 这台晚会自2006年10月下旬在沈阳首演后连演14场场场爆满, 演出收入达210万元, 利润超过百万。以上现象证明, 无论是民歌流行化, 还是民乐时尚化, 一切都由市场说了算。
结语
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任何一种优秀的传统艺术, 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 不断地扬弃、改造和更新, 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 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在内容与形势、创作与推广上结合时代要求和社会的客观需求进行取舍与拓展。快餐文化只是一个时代发展的衍生物, 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此问题,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为更好地发展中国民族音乐而出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我国民族音乐也有了更多向世人展示的机会, 有了更好的市场化的发展。只要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积极拓宽民族音乐的生存空间, 我国的民族音乐艺术一定会在世界乐坛上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李晓云:“快餐”族语词及快餐文化, 青海师范大学报, 2005
[2]肖常纬:中国民族音乐概论,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3]李民雄:民族音乐,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4]樊祖荫: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音乐研究, 2000
[5]苏舂教:中国传统民乐发展走势的构想一——由女于十二乐坊”音乐现象引发的思考,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6]张飞龙、张建国:论新民乐思潮的创新动因,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