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精神（精选6篇）
学者精神 篇1
据“中国新闻网”2013年3月7日报道, 上海交大特别研究员、Bio-X研究院博士李卫东与美国学者合作的一项研究成果, 发布在最新一期Cell子刊、神经科学顶级期刊Neuron杂志上。该研究发现, 通过抑制m TOR信号途径, 能改善大脑特殊区域基因缺失引发的认知和情感障碍, 并指出针对这些细胞的治疗, 对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或将产生显著的疗效。
李卫东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校学者合作, 他们发现, 通过抑制m TOR信号途径, 能改善大脑特殊区域基因缺失引发的认知和情感障碍。如果利用一种FDA批准的抑制剂进行处理, 可以纠正m TOR信号途径的不良反应, 从而预防和治疗这种行为缺陷。
研究认为, 神经发育障碍疾病中出现的情感和认知缺陷表型, 可能部分是由于成年期神经元发育过程异常而造成的, 因此, 针对这一细胞群的治疗, 也许能对这些缺陷表型产生显著的疗效。
学者精神 篇2
吴天石 著
目
次
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勤学苦读...............................1
二、我国古代学者的读书方法...............................3
三、虚心向老师学习.......................................7
四、重视朋友之间的相互学习..............................11
五、‚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14
六、我国古代学者的‚笃行‛精神..........................18
一、我国古代学者的勤学苦读
关于学习的重要性，我国古代学者有很多很好的意见。《学记》上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又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虽然有好吃的鱼肉，不吃不知道它的味美；虽然有极好的道理，不学不知道它的高明。《中庸》上说：‚好学近乎智。‛把智慧看作是学习的结果。荀子在《劝学篇》中谈学习的作用说：一天到晚地空想，不如学习片刻得益大。踮起脚来望，不如登上高处看得远。我们登高招手，胳膊并没有加长，但人家在比较远的地方也看得见；我们顺风呼喊，声音并没有增强，但人家听起来就清晰得多。乘坐车马的人，不一定是快腿，但是跑完了千里迢迢的路程；乘坐船只的人，不一定会游泳，但是渡过了洪波浩荡的江河。有成就的人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天资，而是善于通过学习来增强自己的本领［1］。《孔子家语》上记载着孔子说服轻视学习作用的子路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孔子的门徒子路看孔子，孔子问：‚你爱好什么？‛子路说：‚我爱好长剑。‛孔子说：‚我不是问你这个。我只是说，以你这样的才能，再加之以学问，还有谁能及得上呢？‛子路说：‚南山的竹子，用不着加工，天生就是直的，砍下来做箭，可以射穿用犀牛皮做的盔甲。由此看来，学习有什么用呢？‛孔子说：‚把这个竹子削出箭尾，插上羽毛，再装上箭头，把箭头磨得尖尖的，这样，射入得不是更深了吗？‛子路恍然大悟，连连下拜说：‚我一定记住你的教导。‛［2］正因为我国古代学者看到了学习对于一个人的认识和能力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提倡勤学苦读。
我们要了解我国古代学者勤学苦读的精神，首先要了解我国古人在学习条件上的很多困难。
首先是书的困难。我国古代最早的书，是用竹简或木牍做的，这些书很笨重，以后有了帛比较方便了，但价钱很贵；纸是到了东汉时才有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著书的人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刻，或者用竹子削尖了蘸(音zhan战)着漆，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上去。而且这些书，都是收在‚金匮石室‛，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到的，就是后来经过辗转抄写，书多起来了，家境贫寒的人也还是买不起。所以西汉伏胜传经，就全凭口授［3］。西晋左思作了《三都赋》，人家要学习，也全
［4］凭抄写，弄得洛阳纸贵。东汉王充，他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洛阳的市场上去，读人家放在那里出卖的书，凭他的记忆力，把这些书的内容记住，［5］终于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写出有名的著作《论衡》。宋朝的晁(音chao潮)以道想要读《公羊传》和《谷梁传》，到处寻求不着，后来好容易借到了一本，就把它抄了下来［6］。
其次读书需要灯油纸笔，古代有些人因家庭贫穷买不起，于是就产生很多动人的故事。如晋朝的孙康，小时候很爱读书，但家里穷，买不起灯油，于是在冬天的晚上就冒着严寒，借着积雪的反光来读书［7］。‚映雪读书‛、‚囊萤照读‛是我国一直流传的美谈［8］。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四岁上就死了父亲，母亲教他读书，没钱买纸笔，于是就用芦柴棒在地上写字［8］。‚欧母画荻‛，也是有名的故事［9］。
再次，是古代求师的困难。古代学校很少，而且也只有贵族的子弟才能够上学。后来，虽然有了私人讲学，但也要束脩(孔子接受学生，收一束十条的干肉，叫束脩。后来称学费束脩)，交不起的人还是上不了学。那时，为了求师而长途跋涉是常有的事。宋朝陆游的祖父陆佃曾经穿了麻鞋，跑了千里的路程，到南京 向王安石学习经学［10］。
我们读到明代学者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中所自述的苦学经过，不能不受感动。宋濂说：我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学问，家里穷，弄不到书，只好到有书的人家借，亲自抄写，约定了日子还。大冷天，砚台结了冰，手指冻得弯不过来，还是赶着抄，抄完了送回去，不敢错过约定的日子。因为这样人家才肯借书给我，我也才能读很多书。到成年了，越发想多读书，可是没有好教师，只好赶到百里路外，找有名的老先生请教。……当我去求师的时候，背着行李，走过深山巨谷，冬天大风雪，雪深到几尺，脚皮裂开了也不知道。到了客栈，四肢都冻僵了，人家给喝了热水，盖了被子，半天才暖和过来。那时一天吃两顿饭，穿件破棉袍，从不羡慕别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寒伧。因为求得
［11］知识是最快乐的事情，别的便不理会了。
我国古代学者由于了解了学习的重要性，又了解了学习必须克服许多困难，特别是爱惜宝贵的时光，勤于学习。如晋朝的陶侃就说过：‚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当惜分阴。‛［12］
强调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这在古代也是有的。如三国时吴国的吕蒙就曾这样强调过。吕蒙是三国时吴国的名将，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后来身经百战，升为中郎将。有一次，吴王孙权对他和另一将领蒋钦说：‚你们现在都掌权管事了，要好好学习，求得进步。‛吕蒙说：‚在军队里苦于事情多，怕不能有读书的时间了。‛孙权说：‚我又没有叫你们专搞经学作博士，只是希望你们多翻翻书，知道过去的经验。你说事情多，比得了我吗？我年轻的时候，读了《诗经》、《书经》、《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有读过《易经》。到管事以来，又读了三史和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进益。……汉光武在军事紧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开书本。曹孟德也说自己老而好学。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努力呢!‛吕蒙听了他的话就努力学习，进步很快，以至与鲁肃见面时，鲁肃慨叹地说：‚已经不是当年在吴下的阿蒙了。‛［13］
借口年纪大了，学习困难，这在古代也是有的。汉朝刘向的《说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对师旷说：‚我今年70岁，要想学习，恐怕已经太晚了。‛师旷说：‚你为什么不点上蜡烛呢？‛晋平公说：‚臣子怎么好戏弄君主？‛师旷说：‚我怎么敢戏弄您啊!我听说，少而好学，就像在初升的太阳下走路；壮而好学，就像在正午的日光下走路；老而好学，就像点起明亮的蜡烛走路。天晚了，有了明亮的蜡烛，比起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哪个强啊？‛晋平公忙说：‚对［14］极了，对极了!‛古代学者中壮而好学和老而好学的不乏其人。相传荀子到［15］50岁才开始游学。汉朝的公孙弘，年轻的时候替人家放猪，一直到40多岁才学《春秋》，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16］。宋朝的苏老泉到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后来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成了有名的文学家［17］。
认为自己天资不好，学习难以成功，这在古代也是有的。但是有些学者对此有很好的意见，如清朝的彭端淑在《为学》一文中说：‚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自败者也。‛聪明和灵敏，可以仗恃又不可以仗恃；自己仗着自己聪明和灵敏，不去学习，这就是自取失败的人。‚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自立者也。‛昏愚和平庸，可以限制人又不可以限制人；自己不被自己的昏愚和平庸所限制，不知疲倦地努力学习，就是能够自立的人。并且说，孔子的门徒曾参天资本来不好，由于曾参努力，所以‚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天资差而在学问上有了很深的造诣的事例，是很多的。《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年轻的时候很愚钝，他并不因此气馁，仍是日夕 披览，孜孜不倦，后来终于成了学识非常渊博的人［18］。
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想半途而废的人，这在古代也是有的。如《韩诗外传》记载：有一次，孔子在家休息，他的门徒子贡就提着衣的下摆去见他，说：‚我跟着您学习有好几年了，近来感到才能枯竭、智力疲惫，看来学问是停滞不前，不可能再有什么进步了。还是让我把学习停止一下吧。‛孔子回答他说：‚学习不可以停止，一个人只有到了老死的时候才可以不学习。‛［19］
对于学习条件上的困难，我国古代的学者总是以最大的毅力来加以克服；所有学习思想上的障碍，我国古代的学者都能借鉴前辈的经验来加以解决。因此，这些人终于成了有名的学者。这些勤学苦读的事例，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我们今天读书的条件，比古代不知要好多少倍，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我们如果再学习不好，那怎么说得过去呢？
二、我国古代学者的读书方法
刻苦学习
老实虚心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材。‛历史上有成就的学者总是不仗恃自己的天资，总是强调刻苦学习的。宋朝的朱熹说：‚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功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功夫，如何得？‛［20］所谓‚迟钝功夫‛就是说要刻苦学习。唐朝的白居易，自述他年轻时曾经‚苦学力文‛。‚不遑寝息‛，以致‚口舌成疮，手肘成胝‛［21］。韩愈也说他自己是‚口不绝吟于六艺(六艺也叫六经，指《易》《礼》《乐》《诗》《书》《春秋》)之
［22］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这种孜孜不倦，勤学苦读的学习精神是可贵的。
《经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这用在读书上也完全适合。要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必须抱着虚心的态度，骄傲自满是学习的最大障碍。宋朝学者程颐说：‚君子有所进步，都是由于学习；没有长进，都是由于故步自封；最大的毛病莫过于自满自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自暴自弃。‛［23］这里说明，既要虚心学习，又要有信心学好。
我国古代的学者，主张学习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孔子曾经郑重其事地教导他的学生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4］这种不掩饰自己知识上的缺陷的态度，谦虚谨慎，是求得进步的必要条件。
循序渐进
由博返约
古代学者读书讲究循序渐进。朱熹说过：‚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未得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25］他最反对的是杂乱无章、企图一步登天的读书方法。他说：不按顺序杂乱读书，就像一个饿肚的人走进了酒饭馆，看到了大盆小碗、鱼肉糕饼乱七八糟地放在面前，于是就左手拿一块，右手抓一把，一下子都塞进嘴巴，三嚼两咽急急忙忙吞下去，虽然也撑住了胃肠，填满了肚子，但是并没有尝到菜的滋味，因此根本不知道方才吃的是什么东西［26］。
对于读者来说，与循序渐进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广博与精深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读书还是要走弯路。有的人只求博，不求精；有的人又只求精，不求博。这都是片面的。这方面，孟子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博学 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27］孟子所说的‚博‛不等于‚杂‛，‚约‛也不等于‚陋‛。这是不能不区别清楚的。博与精是辩证的统一，博是精的基础，精又能为博创造条件；博离开了精就会转化为另一种要不得的东西—‚陋‛。正确的途径是把博和精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博的基础上求精。
要贯彻循序渐进，博和精相结合的原则，就不能随便拿到什么书就读，而必须对所要读的书加以审慎的选择。清初的学者陆世仪说：‚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工夫。‛[28]他认为有些书要‚终身诵读‛，有些书要‚一一寻究，得其要领‛，有些书只要‚观其大意‛就行了。他说：‚如欲一一记诵，便是玩物丧志。‛[29]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每本书都要精读，那结果读的书必然很少，知识狭而不博，最后只落个‚陋‛。相反地，如果每本书都略读，那结果读的书虽不少，但都是浮光掠影，知识浮而不深，最后只落个‚杂‛。正确的方法是把精读和略读结合起来，像陆世仪所说的那样。陆世仪还说：‚凡读
[30]书分类，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这也是我们应该同意的结论。
专心致志
持之以恒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31]所谓‚放心‛，就是放失了的心，也就是‚心不在焉‛的心。所谓‚求其放心‛，就是说把‚放心‛收回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所学的东西上，也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孟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明专心致志对于学习的重要。从前有个弈秋，是当时全国最善于下棋的人。让弈秋教两个人下棋，其中的一个人专心致志，专听弈秋的教导。另一个人虽说也在听，但是一心以为有天鹅就要飞来，想拿起弓箭去射它。这样，他虽然同前一个人一起学习，成绩可就比不上前一个人。孟子讲了这个故事以后问道：‚难道是因为这个人智力比不上吗？‛孟子自己回答说：‚不是的。‛问题是在于这个人在学习上缺乏专心致志的态度[32]。诚如孟子所说，下棋是一种小的技艺，但不一心一意地学，就硬是学不好。至于学习更加繁复、更加重要的东西，假如缺乏专心致志的态度，那结果当然是更不能成功了。
光专心致志还不够，还必须持之以恒。孔子说：为学的道理，譬如挑土垒山，只差一筐土没有垒成山，若是停止下来，那只怪自己不肯前进；譬如平整一块土地，虽然刚刚倒上一筐土，如果继续前进，那便是自己勇于向前[33]。无数事实证明，真正能登上学问的高峰的，并不是虽然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就半途而废的人，而是能够持之以恒的人。荀子说：如果不积累许多个半步，就不能走完千里；如果不汇聚许多条小溪，就不能成为江海。骏马一跃而停，不满十步；驽马走上十天，却能走得很远。用刀子刻东西，刻了一下就丢开，那么，腐烂的木头也折不断；刻下去不住手，那么，坚硬的金石也能刻出花纹来[34]。世界上的事物就是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在学习方面，促使它变化的条件就是持之以恒。古人有‚豁然开朗‛、‚左右逢源‛的说法，就是由于能持之以恒，在学习上由量变到了质变。
独立思考
不耻下问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35］光学习，不思索，就迷惘无知；光思索，不学习，就疑惑不解。这是对于学与思的关系的说明。古人常说：‚俯而读，仰而思。‛埋头读了一点书，就要仰起头来把书中讲的道理仔细思索一番。这样，有如食物经过口腔的咀嚼和肠胃的消化，变成了养料，才能对身体起滋补的作用。南宋学者吕祖谦介绍他读历史书的方法，他说：‚观史如身在其 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读史书，好像自己就在那个时代里，看到事情的利害、时代的祸患，必然要合上书本自己思索：假使我遇到这样事情，应当怎么办？‚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36］这是善于思考的读书方法。
很多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书，需要反复思考，才能充分领会其精神实质，切不可粗枝大叶，浅尝辄止。朱熹曾批评那些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人说：‚(为学)如人入城廓，须是逐街坊里巷、屋庐台榭、车马人物一一看过去方是。今公等(诸位)只是外面望见城是如此，便说我都知得了。‛［37］他又说：‚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心去体会，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读书，自有个捷径法，便是误人的深坑也。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色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没办法看到)，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
［38］看。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得。‛他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初读时把有体会的地方用红笔抹出，再读时又把有体会的地方用青笔抹出，以后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黑笔抹出，目的是‚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39］封建社会的学者对于他们心目中的‚圣贤书‛，读起来是那样的细心，我们现在有幸运能够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是否做到了耐心寻味、反复体会？有没有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现象？
独立思考，当然会产生疑问，这正是读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产生疑问，这是读书细心有得的表现，因为粗心大意的人是连疑问也不会产生的。产生了疑问，经过思考，在今天，又经过实践，并且进行调查研究，得到了解决，认识水平也便得到了提高。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40］这些话，是有道理的。读书不能停留在字面上，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一定要敢于和善于提出疑问；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是很难有多大长进的。
独立思考绝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书本上所讲的事情和道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这样才能有所得益。古人当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分析批判自己所读的书。但是，凡是在学问上有所造诣的人，对于书本总是在不同程度上贯彻了批判地接受的精神的。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41］有书，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不可能事事直接体验，需要间接地从书本上接受前人和别人的丰富的经验，借以增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和改造自己的本领；但是书本上讲的东西，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运用，离开时间、地点、条件，机械搬用，这就成为教条主义。特别是古书，往往是有精华，也有很多糟粕，需要我们下些扬弃的功夫。王充是古代能用积极批判精神来读书的一个人。他在《论衡》里写的《问孔》、《刺孟》、《非韩》三篇文章，是分别批判孔子、孟子和韩非子的。王充生长的时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当时人们对孔、孟奉若神明，‚不敢有丝毫非议；但王充却尖锐地对这些神明提出了批评。他在《问孔》篇里阐明他对孔子提出问难的用意说：现在的读书人，喜欢迷信师长和古人，以为圣贤所说的话绝无错误，只是一味地记诵传习，不知道提出问难。其实，圣贤动笔写文章，虽然考虑得非常周密，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何况仓促之间说的话，怎么能绝对正确？［42］他所提出的问题，其中颇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论语》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孔子为政治国的道理。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取信于民。’子贡问：‘假如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那么，这三项中该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假如迫不得已要再去掉一项，那么，这剩下的两项中该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只好去掉粮食了。去掉粮食，人就要饿死。但是自古而来，人总有一死；如果不能取信于民，国家就站立不住。’‛［43］王充读了这一段话就提出异议，他说：‚治理国家如果没有粮食，人民为饥饿所迫，势必抛却礼义，连礼义都抛弃了，还有什么信可言？……‛［44］当封建统治者在物质上残酷地剥削人民，同时又在精神上用虚伪的礼义来欺骗人民的时候，王充提出这样的看法，无疑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学问‛，单从字面上来看，就说明除了‚学‛以外，还要‚问‛。读书产生了疑问，要进一步加以钻研，经过钻研，疑问得到了解决，当然很好；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要去问别人，请教别人，直到弄清楚才罢休。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卫国的大夫孔文子为什么谥法叫‚文‛？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45]问。‛这就是说，因为孔文子天资聪明，又孜孜不倦地学习，并且不以问不如自己的人为耻辱。由此可见，孔子是很重视问的。相传孔子自己就曾问礼于老子，问官名于郯子。孔子的学生对于‚问‛也是很注意的，《论语》上就记载了樊迟问‚仁‛和‚知‛的事情，表现了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46]朱熹介绍他的读书方法说：稍有疑问，就加以思索，思索不通，就备上一个小册子，每天把问题抄下来，以便找机会去问别人[47]。随时记备忘录，以便随时请教人，这确实是便于提问的好办法。
提要钩玄
温故知新
《论语》开宗明义就是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48］学了又时常温习，哪能不叫人喜悦呢？孔子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49］这里，孔子强调了时常温习的重要性。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把已经读过的书，过些时候，再来翻读，一次会有一次的心得。这里，孔子说明了已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新知识和已有知识并不是互相对立的，已有的知识掌握得牢固，便能大大有助于新知识的获得；而获得了新知识，反过来又能使已学的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论语》里还记载了子夏的一句很好的话：‚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50］这里，也同时提到了巩固已获得的知识和吸收新知识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不可缺的。朱熹说：‚读书不可以兼看未读者，却当兼看已读者。‛［51］兼看未读者，这就违反了专心致志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结果必然是杂乱无章，一无所成。至于‚兼看已读者‛却是为了掌握新知识和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所必须下的功夫。古人往往能背诵整部书，这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特殊记忆力，而是他们能狠抓复习这一环。明末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十三经都能背诵。他的读书方法是：每年用三个月复习读过的书，其余时间用来读新的书［52］。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知识，为了更好地掌握新知识，在读新书的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读过的书，这在今天也是重要的。
韩愈在《进学解》里，说他自己读书的方法是，‚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音qie怯，提)一领。韩愈的‚提要钩玄‛，实在是重要的读书方法。读书时动手，思想必然高度集中，因此，读书目到、口到，总不如手到。人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要记住一段文章，念上好几遍还不及抄录一遍的功效大。而提要领和钩主旨又不等于简单的抄录，它要求掌握全书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加以概括。这就促使我们不能不对所读的书下刻苦的功夫。如果再进一步，要在笔记上写出自己的感想、心得和疑问，那所下的功夫就更大。这样，作笔记的过程就必然是加强理解、加强印象、加强记忆的过程。而笔记作成以后，又可以用它来驾轻就熟地进行复习。由此可见，做读书笔记对于掌握和巩固知识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相传和宋朝苏东坡同时代的一位学者苏子容，对于历史知识记得滚瓜烂熟。苏东坡向他请教读书的经验，他说，我曾经按照年月排列史实，这样编写了一遍；以后又在史实下面注出年月，这样又编写了一遍。编来编去自然就熟了［53］。古人的读书笔记往往能作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流传下来，像宋朝的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等，原都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其中却包含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于是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书籍了。从这些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学者读书时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可以体会到他们所以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并不是偶然的。
联系实际
身体力行
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54］这就是说，读书要联系思想实际，从而提高自己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清代的学者陆陇其也说得很好：‚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55］古代学者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当然不可能对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有全面的完整的认识；但是也有人或多或少地看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中庸》上论述为学的规律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把‚笃行‛作为学习的重要环节是正确的。‚笃行‛如果可以理解为实践，那末，‚笃行‛不仅是读书的目的，而且是检验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否可靠的标准。通过‚笃行‛，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才能变为真知，真正化为自己的血肉。
三、虚心向老师学习
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是极为重视老师的作用的。唐朝的韩愈做了篇文章，叫《师说》，一开始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说，古代的读书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的作用，就是教做人的道理，教授课业、技能、解决学生迷惑不解的问题。柳宗元也有一篇文章，叫《师友箴》，也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我国古代有成就的学者，他们不仅善于自己刻苦学习，而且善于向老师学习。在这里，我们谈谈我国古代学者是怎样向老师学习的。
古代从师非常困难
从名师更加困难 远在原始社会，为了把前一代的生产经验传授给后一代，公社里的长老就承担着教师的责任。那时是没有固定的教学形式的。开始设学校进行教育，大概是在奴隶社会。《孟子》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校‛、‚序‛、‚庠‛便都是学校的名称。这些都是官办的学校，只有奴隶主的子弟才能进学校读书。至于奴隶，要把子弟送进学校读书，那是难以想象的事。这时从师求学是统治阶级特有的权利。春秋时代，除了官学以外，开始有了私学。孔子就是私人讲学的大师，相传他的学生先后有3000人，其中成就大的有以颜回为首的72人。私学兴起以后，受教育的限制比以前稍稍放宽了一些；但是，私人讲学要收‚束脩‛送不起的人还是上不了学。以孔子的学生为例，就出身成分来说，包括 奴隶主的子弟、新兴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以及一些所谓‚贱人‛的小生产者的子弟，但主要的还是属于统治阶级和士阶层的子弟。那时，贫苦人家的子弟为了争取到从师求学的机会，不得不备尝艰辛。至于求得名师，那就更不容易。古书上这类的记载是很多的。例如，《文苑英华》上说汉朝的苏章‚负笈求师，不远千里‛。《后汉书.李固传》上说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后汉的承宫，8岁就替人家放猪，当时乡里中有一位名叫徐子盛的教师，以《春秋》经教授学生。承宫放猪经过这学塾的旁边，就躲在窗外听讲。他的主人不见回来，便到处寻找，找到以后要狠狠地鞭笞他，经学塾里的学生来讲情，才算作罢。后来，承宫就请求徐子盛收留他，替学生拾柴禾，劳动之余也一起听课。就这样，他‚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终于学通了经书［56］。三国时，魏国有个邴原，十一岁就死了父亲。他经过学塾，听到读书的声音，哭了起来。老师问他为什么哭。邴原说：‚能够读书的都是有父兄的人，我羡慕他们有父兄，羡慕他们能学习。‛老师说：‚你也可以来读书啊!‛邴原说：‚家里贫。拿不出钱。‛老师说：‚只要你有志向，我可以不要你的‘束脩’来教你读书。‛于是，邴原便进了学塾。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57］但是在古代，像承宫、邴原遇到这样的好老师的情况是不多的。那时曾经埋没了多少的人才啊!
古代学者从师，是为了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
古代的老师，如韩愈《师说》中所说的，有‚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这是童子之师；有‚传道、授业，解惑者‛，这是学习已有基础的人的老师。我国古代学者‚千里从师‛的人，一般年纪都比较大，就是韩愈‚作师说以贻之‛的李蟠，当时也已17岁，‚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学者在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为了继续学习，仍然不辞千里跋涉，去投师。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后汉书.郑玄传》上说，郑玄是北海高密人，因为那时山东没有可以请教的老师，于是他就向西到了关中，通过 涿郡卢植的关系，师事扶风马融。马融有门徒四百余人，郑玄在他门下，三年没有见到老师的面，马融是叫程度好的学生教郑玄的。郑玄并不因为老师不直接教他而表示不满，仍然是日夜苦读。有一天，马融和他的学生考论图纬，听说郑玄会算，于是召见郑玄。郑玄就借这个机会提出许多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来请教。问答既毕，就辞别马融回山东。马融感叹地对他的学生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58]这说明郑玄的师事马融，是为了要马融‚传道、授业、解惑‛。
古代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一些好的传统。
首先，他们都重视因材施教。如孔子认识到高柴的质地愚笨，曾参的天性迟钝，子张少诚实，子路性粗鲁，就掌握了他们的个性差异而施以不同的教育[59]。后来孟子也重视因材施教。他在《尽心篇》中就谈到因人而异的教法。他认为学生有几种，第一种是修养最好的学生，只须稍加引导，好像时雨加于草木，便会滋长发育起来；第二种是长于德行方面的学生，再加熏陶以后，便能成为德行很好的人；第三种是长于才能方面的学生，再经指导以后，便能成为通达多能的人；第四种是一般的学生，可用问答的方式进行解惑、释疑的工作；第五种是因地点和时间的关系不能当面受教的学生，可用‚闻道以善其身‛的方法进行教育[60]。
其次，他们要求自己很严格，重视以身作则。荀子曾在《致士篇》中提出教师应具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尊严而有威信；第二，要有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信仰；第三，诵说要循序渐进，不凌不乱，谨守真理原则，不与真理原则相触犯；第四，要能了解精微的道理而加以发挥[61]。再次，他们都热爱学生。孔子就是如此。颜回死的时候，孔子为之痛哭，并且料理颜回的后事[62]。宋朝的朱熹在教学工作中有‚诲人不倦‛的热情，正如他的学生黄榦所说：‚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贯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63］。
正因为‚传道、授业、解惑‛之师有这些好的传统，所以我国古代有许多很有名的老师，他们常常有几百个、几千个学生，培养出许多历史上有名的学者。
古代学者善于多方面从师学习
获得从师的机会，在古代不容易；有了从师的机会，如何去利用这个机会，也并不简单。韩愈在《师说》中告诉我们唐朝的情况：当时有一些士大夫，听到人家称呼‚老师‛、‚弟子‛，就群聚而笑。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老师和弟子的年纪差不多，这怎么相称？从地位低的人为师吧，他们感到耻辱，从官职高的人为师吧，他们又以为近于谄媚。对于这种错误思想，韩愈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古代学者之中，有不少人是能够破除年龄、地位等各种不必要的限制而虚心地从师、尊师的。如后汉的荀淑，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学者。有一次，他在旅途中碰到了黄宪。黄宪当时只有14岁，既无名望又无地位。但是荀淑从他的谈吐中感到他很有学问，于是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谈了整整一天还舍不得离开。荀淑恳切地对黄宪说：‚您是我的老师。‛［64］唐初的薛收、房玄龄、李靖、魏征等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人，他们都听过王通的讲学。王通15岁就开始做老师，门下的弟子先后有1000多人。因此，后人对他有‚白首北面，岂以年乎‛的赞语［65］。
韩愈对于师生关系还发表过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66］韩愈说的这些话，在我们现在看来也还是很有道理的。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于老师。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学者并不要求老师十全十美，样样都比自己强；他们认为，凡是闻道在先、攻有专业的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所以他们往往从很多老师学习。《书经》上说：‚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学习修养没有固定的老师，凡是有专长的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韩愈也说：‚圣人无常师。‛郑玄是一位‚该通六艺、兼取百家‛的经学家，是一位‚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的科学家。他年少时曾从第五（姓）元（名）通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及《九章算术》，从张恭祖研究《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及《古文尚书》。后来，他又拜马融为师。马融是一位撤废今、古文界限（今文和古文、大致上像是两种不同版本的经书。秦始皇焚书坑儒，经书被销毁了。西汉兴起以后，有些儒者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把一些经书写出来。叫今文。到西汉末年，有人在孔子古宅的墙壁里和其他地方发现了用古代蝌蚪文写的经书，叫古文。以后就有了尊习今文的今文家和尊习古文的古文家，两家互相排斥，争论不休），兼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学者。在马融的影响下，他对经学的研究，也出入于‚今文‛、‚古文‛，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涉猎，完成了《三礼注解》。直到70岁时，他还从刘洪学习《乾
［67］象历法》，并且为它做了注释。善于多方面地向有学问的人学习，从而兼有他 们的知识和经验，这正是那些造诣较深的古代学者所以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尊师和当仁不让于师都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
正因为老师能‚传道、授业、解惑‛，所以老师就受到学生的尊敬。宋朝有个杨时，他是程颐的学生，40岁时到洛阳去见程颐。有一天，杨时和另一位同学去见程颐，程颐偶然在打瞌睡。杨时就和另一位同学侍立在那里。那天大雪，到程颐醒过来的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有一尺深了。这就是今天还流
［68］传着的‚程门立雪‛的故事。
宋朝的黄榦，曾经冒着大雪去投朱熹门下做学生。恰巧朱熹不在家，黄榦就住在客店里等候。在两个月之中，每晚都不脱衣睡觉，为的是不知朱熹什么时候回来，他是想朱熹一回来就去拜见他。后来朱熹也认为他‚志坚思苦，与之处甚有益‛，并且把女儿嫁给他［69］。
不仅学生尊敬老师，群众也尊敬老师。
《汉书》上记载，包咸在东海界遇到赤眉起义军，为赤眉所拘。包咸日夜诵经自若。赤眉很尊敬他，遣送他回家。后来他就在东海立精舍讲学［70］，在古代的典籍上，对尊师作了很多规定。如《礼记》上说：‚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又说：‚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又说：‚请业则起，请益则起。‛请先生讲功课，就起立；向先生提问，就起立。这些规定，有的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反映，有的近于繁文缛节，但是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尊师的精神。
我国古代一方面强调尊师，另一方面又强调学生要在老师的启发诱导下进行独立的钻研。《学记》中有‚教学相长‛和‚教学半‛的说法。这就是说：教与学是相互发生作用的。学生的学习，虽然必须依靠老师的诱导，但是老师的作用仅仅占了一半，其余的一半还要靠学生自己的努力。而老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是遇到困难时还要补修学业以求精进，所以老师也是教人和学习各占其半。这个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学生独立钻研的结果有时会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老师的行为有时为学生所不赞成。这时怎么办？在封建社会中有不少人是提倡盲从老师的；对老师有所非议，就斥之曰‚叛师‛。这是十足的封建道德。但是，孔子早就说过：‚当仁不让于师。‛［71］意思是，面临着仁，就是老师也不必同他谦让。我国古代正直的学者都是能继承并发扬这个传统的。他们的态度是：如果老师讲的道理符合于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老师讲的道理不符合真理，那就不盲从，而勇于坚持真理。至于老师在大节方面不能以身作则，就与之决绝。
学习老师 更要超过老师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两个比喻可以生动地说明，学生不仅要向老师学习，而且要超过老师。
荀子自己就是一个超过老师的人。他是冉雍弟子的学生，而他的成就却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特别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更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东汉的唯物论者王充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曾经‚师事扶风班彪‛[72]，而他的成就也远非班彪所能比拟。
后魏李谥最初师事小学（文字学）博士孔璠。数年以后，孔璠又反过来就谥请业。为了这件事，同学们说：‚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73]学生 是老师教成的，老师反而不及学生，老师哪有一定呢？谁深通经书谁就是老师。
从上述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老师之所以受人尊敬，不在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而在于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如果可以给以新的解释：教学生认识世界是‚传道‛，教学生怎样去改造世界是‚授业‛，在教学过程中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是‚解惑‛；那么这几句话对今天的教师来说，也是值得体味的。从上述这些材料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在学术上有独特的建树的学者，总是能够做到两条，一条是虚心向老师学习，一条是善于独立钻研，博采众长，而不为老师所限。因为这样，才能超过老师，后来居上。这又是值得学习的人作参考的。
四、重视朋友之间的相互学习
我国古代学者不仅强调虚心向老师学习，而且重视朋友之间的相互学习。他们在学问上相互切磋，在品德上相互砥砺，在事业上相互支持，他们的成就往往与朋友的帮助不能分开。这里，谈一谈我国古代学者交友的情况。
在学问上相互切磋
我国古代学者认为，一个人做学问，在自己钻研的基础上，不仅要依靠老师的教育指点，还需要朋友的帮助。《学记》上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论语》上记载孔子的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第一句话说的是自学，第二句话说的是互学。孔子把朋友之间的相互学习看作是一种快乐，这是很有意思的。关于朋友之间的相互学习，我国古代学者喜欢引用《诗经.卫风》上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作譬喻。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譬如治骨角的，切开了再锉光；又譬如治玉石的，雕琢了再磨细。朋友间的相互学习，正有这样一种精益求精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学者自学有了基础，经过朋友的帮助，因而得到更大的成就的例子是很多的。
在科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如后汉的张衡，他制作了浑天仪，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完成了天文学著作《灵宪》，对世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成就与他的朋友帮助是分不开的。张衡在青年时代有很多知己朋友，如扶风的马融、平陵的窦章、安定的王符、涿郡的崔瑷等。他们都是当时有才能的青年。特别是崔瑷，很早就学习过天文、数学、历术，张衡经常同他在一起研究问题，交换心得；张衡的进一步研究天文、物理等科学，是受了崔瑷不少的影响的[74]。又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经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在水利方面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朋友的帮助。顾炎武在江南结交的朋友耿桔，就是一个对于水利很有研究的人。耿桔在常熟做知县时，曾先后开浚了福山塘和奚浦，他还写过一部《水利全书》，对于如何根据田地高低来决定蓄泄，如何根据水系来进行开浚，都有周密详尽的规划。这些都给了顾炎武以启发。[75]
在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如唐朝的白居易，他在《与元九书》中系统地提出了进步的诗歌理论，批评了‚嘲风雪，弄花草‛的作品，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这种理论的形成和他与挚友元稹的相互切磋有很大 关系。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一文中，主张‚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批评了当时诗坛上‚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的风气。两人看法的基本一致，是他们‚同笔砚‛、‚无姑息‛、共同讨论诗歌、削夺文字、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结果。至于古代的诗人、作家在创作上相互切磋的事例更多。如元朝的元明善同虞集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全节求元明善作文。明善写好文章以后，对全节说：‚虞集看到我的文章必定有所批评，还是请虞集一起来研究一下吧。第二天，吴全节把虞集请来了。虞集看了明善的文章以后说，你能照我的意思删去一百多个字，这篇文章就可以流传了。于是明善就把笔递给虞集，一共删去了120个字，结果文章益发精当[76]。唐代有一个名叫齐己怕和尚，擅长写诗。有一次，他写了一首《早梅》，其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句子，拿去给他的朋友郑谷看。郑谷看了说：‚数枝‛不算早，不如改为‚一枝‛。后来人们称郑谷为‚一字之师‛[77]。
古代学者在一块研讨学问，往往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相传后汉时的尹敏和班彪讨论问题常是‚日旰（音gan干，日晚）忘食[78]‛。晋代的孙盛与殷浩切磋得如此热烈，以至‚食冷而复煖者数回‛[79]。我国古代学者赞美这种相互切磋，说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古时有许多诗文写出了朋友之间相互切磋的愉快。如陶渊明在《移居》诗中说：‚邻居时来往，抗言谈往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一诗中抒发了他对李白的深切怀念，满怀深情地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张籍在《祭退之》一诗中追忆他和韩愈相处时的情形说：‚出则连辔驰，寝则对榻床。披穷古今书，事事相酌量……为文先见草，酿熟偕共觞。‛朋友之间推心置腹，在学习的道路上携手前进，这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克服艰难险阻，攀登上学术的高峰。
在品德上相互砥砺
我国古代学者不仅重视朋友从正面给自己的帮助，而且重视朋友对自己的过失的规劝。
明代的学者苏浚在他的《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加以分类，他说：‚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这里，他是把‚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畏友首先提出的。
三国时吴国的吕岱和徐原是好朋友，徐原很有才能和志气，性格率直，不喜欢绕弯子，讲话直截了当。吕岱有了过失，徐原总是不客气地批评他。有人看不惯徐原这种率直的态度，便在吕岱面前议论。吕岱说：‚这正是我看重徐原的地方啊！‛后来，徐原去世，吕岱哭得很伤心，他说：‚徐原是我的益友，不幸早死，从今而后，我还能从哪儿听到自己的过失呢？‛[80]
晋朝的祖士言是个‚棋迷‛，常用下棋来排解‚有志不得酬‛的愁闷，因此旷废了不少时间。他的朋友王处叔规劝他说：‚夏禹惜寸阴，足见时间之宝贵。现在天下倾覆，许多旧事都因为没有记载下来而泯灭了。你小时候生长在京都，年长游宦四方，国家大事你都历历在目，何不把它记述下来呢？国史可以明确地表达自己对于国事得失的看法，你又何必用下棋来排解愁闷呢？‛祖士言接受了王处叔的意见，以后便致力于‚披阅文史‛[81]。
韩愈的朋友张籍也是一个‚畏友‛。他曾经一再写信给韩愈，批评他在议论时不能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喜欢赌博的缺点。韩愈在复信中说：‚当更思而 悔之耳‛，‚敢不承教‛[82]。
宋朝的寇准同张咏是好朋友。张咏认为‚寇公奇才，惜学术不足‛。有一次在两人分别的时候，寇准特地问张咏：‚你有什么话赠给我呢？‛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一下子还弄不明白，回来翻开《霍光传》来读，看到上面有‚不学无术‛的话，恍然大悟说：‚这就是张咏对我的规劝啊！‛以后寇准便更加发愤的读书[83]。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珍视‚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畏友‛，乃是我国古代学者交友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畏友‛对于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是大有裨益的。
在事业上相互支持 ‚幼而学，壮而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些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在完成事业的过程中，朋友的支持往往能起很大的作用。中国古代学者之中有很多事例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三国时魏国的马钧是优秀的机械工程师。他创造了指南车和新式绫机、龙骨水车等，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在他试制的过程中，他的好友傅玄给了他很大的支持。那时的统治者对于马钧工作不重视，一再加以阻挠，不给他试验的机会。傅玄便宣传于朝廷的要人之间，反复说明马钧所从事的创造性的工作的意义和正式加以试验的必要。马钧是一个专务实际、不善词令的人。有一次，地图学家裴秀和马钧辩难，裴秀以口才敏捷胜过马钧；马钧不加辩解，裴秀便自以为已得其要理。这时，傅玄便对裴秀说：‚你长于言谈，短于技术；马氏长于技术，短于言谈。以你的所长来攻击马氏所短，则其势不得不屈。此外，以你所不十分理解的，甚或是不能理解的东西来和人家辩论，人家倒真有点莫名其妙了。这样谈下去，势将越说越远；马氏心里虽不以为然，但是口里讲不明白，因此，他就不答辩了。‛经过傅玄的这番说明，便消除了裴秀对马钧的工作的怀疑和误解，争取了更多的人对马钧的工作的同情和支持[84]。
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综述上起战国下迄五代之末前后1362年间历史事件的巨著。要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司马光邀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大家分工合作。刘攽、刘恕、范祖禹分别担任从两汉到五代的编修工作，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司马光的这些朋友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他们的通力合作，是《资治通鉴》这部巨著得以完成的主要条件之一[85]。
明代的况钟，在他任苏州知府期间，办了一些为人民满意的好事。如惩办贪官污吏，减少官田租，清理冤狱，兴修水利……。他办的这些事同他的朋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那时周忱任江南巡抚，况钟每次有事到南京，虽然天黑了，周忱也立刻接见，谈到深夜[86]。
林则徐严禁鸦片、英勇抵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业绩，也是同他的朋友邓廷桢的支持分不开的。林则徐的措施遭到了投降派的反对，而邓廷桢则‚与之一气‛。他曾经协助林则徐严劾勾结洋商、纵容贩卖鸦片的督标副将韩某，‚籍其家（抄没他的家产）。累巨万，官民大服。‛邓廷桢又曾经奏请在虎门海口设置炮台。这些对于林则徐都是莫大的支持[87]。
在封建社会，要完成一件事业，特别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往往要碰到无数的阻力。在这种情形之下，朋友的支持就是显得更加可贵。因此，古代的学者常引用《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来说明需要朋友支持的迫切心 情。
虚心交友
审慎择友
由于朋友能够在学问上相互切磋。在品德上相互砥砺，在事业上相互支持，我国古代有见识的学者常能突破长幼、‚贵贱‛等限制，广泛地结交朋友。
在封建社会，长幼之分是严格的。但是善于取友的人却能置年龄的悬殊于不顾，于是就有所谓‚忘年交‛。如三国时的孔融与祢（音mi迷）衡就是‚忘年交‛。那时孔融已经四十岁，而祢衡方弱冠（二十岁）。孔融感到他‚淑质贞亮，[88]英才卓跞‛，便引为知己。
在封建社会，‚贵贱‛之分是严格的。但是善于取友的人却能置‚贵贱‛的悬殊于不顾。如后汉时蔡邕之交王粲就是这样。蔡邕当时才学显著，贵重朝廷，有名的学者常常在他家里聚会；门前常常是车如流水马如龙，把整个巷子都填满了。他听到王粲在门口，就慌忙倒屣（屣，音xi洗，倒屣，倒穿着鞋）出迎。王粲走进来，原来是一个年纪很轻，衣着寒伧的小伙子，在座的宾客都很惊奇。这时蔡邕郑重地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朋友有杰出的才能，我不如他。‛［89］
凡是善于取友的古代学者，没有不是抱着虚心的态度的。有一次，顾炎武到了济南，在街上闲逛，偶然听到有人在谈《仪礼》，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听。只听得那人侃侃而谈，见解精辟，条理清楚。他大为惊奇，赶紧向旁人打听这人的身世。从旁人的介绍中，顾炎武知道他是当地的一位塾师，名叫张尔岐；他的父亲被清兵杀害，他怀着亡明之恨和丧父之痛，立志不做官，精研学问，有很深的造诣。于是，第二天一早，顾炎武就登门去拜访他，同他讨论《仪礼》，谈得十分投机，真是‚相知恨晚‛。于是，两人便成了亲密的朋友。后来，［90］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有关《仪礼》的问题时，便采用了张尔岐的意见。
我国古代学者认为，交友不仅要广取，而且要审慎，也就是说，不仅要有取友的虚心态度，而且要有择友的正确标准。墨子把交友比作染丝，他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已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91］孔子也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这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处者焉。‛［92］
什么是古代学者心目中的正确择友标准呢？《论语》上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93］‚直‛是正直，‚谅‛是信实，‚多闻‛是见闻广博，同这样的人交友，便有益了。‚便辟‛是谄媚奉承，‚善柔‛是当面恭维，背后毁谤，‚便佞‛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同这样的人交友，便有害了。‚友直，友谅，友多闻‛，这代表了古代学者理想的择友标准。今天，我们交友首先要有政治标准，要以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为基础。在这个前提之下，‚友直，友谅，友多闻‛的择友标准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五、“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我国古代的学者为了引导人们刻苦学习，常用两句生动形象的话勉励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话是很有意义的。‚读万卷书‛可以获得间接 经验，‚行万里路‛可以获得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对于一个人的认识过程来说都是必须的，不可或缺的；必须于把两者结合起来。古代的学者当然不可能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高度来认识读书和行路的关系。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却深切体会到读书和行路的重要。
读万卷书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来形容我国文化典籍的丰富。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所谓‚三坟五典作索九丘‛（都是很古的书，已失传）等著作。到了汉朝，仅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当时的书籍就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共计596家，12269卷。以后，书籍日益增多，每个朝代都有大批新书问世，其中主要的书目在历朝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里都有著录。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收集了大量的古籍目录。到了清代中叶，乾隆组织了一批文人学士，整理国家收藏的书籍，广泛收罗各地保存的书籍，花了十年的时间，编了一套《四库全书》，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3470种，79018卷。此外还有存目书6819种，94034卷。这些书远没有包括前人留传下来的典籍的全部；有许多书漏掉了没有收进来，有许多书由于清朝统治者认为‚违碍‛而遭到销毁。但是仅从《四库全书》来看，也可以看出在我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多么灿烂的古代文化。
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典籍，是极宝贵的财富。我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广泛地诵读各种书籍。
相传《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经‚厥协六异传，整齐百家杂语‛［94］，杨雄、［95］刘向曾经校定天下群书。他们都是渊博的学者。把圆周率推算到了第七位有效数字的南齐的科学家祖冲之在自述谈中谈到，他从小就‚专攻数术，搜炼古［96］今‛。这就是说，从远古一直到他生活的时代，很长时期里所保存的有关典籍，他几乎全部涉猎到了。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里说自己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韩愈在《答侯继书》里说他‚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他们阅读的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博极群书，这是我国古代有成就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古代学者博览群书，还有如下具体特点：
首先，他们强调既要知今，也要知古。例如，汉代的王充就曾经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陆沉，在平地上没有水就沉没了，喻不解世事），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盲瞽，看不见东西，喻不明事理）。‛［97］王充自己的学习就是这样的通览古今的；《汉书.艺文志》中开列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个方面的近13000卷典籍，他差不多都钻研和阅览过。他在《论衡》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古代和当代的问题来考当时的‚儒生‛，这些问题是‚儒生‛无法回答的。因此，他认为当时的‚儒生‛是‚所谓盲瞽者也‛。
其次，他们强调要综观百家之言，不为一家之说所限。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己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众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98］他又说：‚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礼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99］这一主张体现在刘知己自己的治学过程中。他研究历史，就不是专主一家之说：凡读一代之史，总是兼读数家，并且钻研杂 记小书中的异说［100］。正因为他注重博采，同时又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所以他才能完成《史通》这部‚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学著作。
其次，他们强调要‚知己知彼‛，对自己所排斥的‚异端邪说‛也要明其究竟。如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畴人传》上说他是‚博览群书，兼通步算，能古文词，尤工为诗‛。《浙江通志》上说他是‚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他是反对佛学的，但是他对于佛学并不是简便地谩骂一通。他认为对于不同的学说，不加钻研，仅仅谩骂一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昔贤辟佛，不检佛书，但肆谩骂，譬如用兵，不深入其险，不能剿绝鲸鲲也。‛基于这样的见解，他仔细地研读各种佛经，真正做到了‚深明其说‛，所以他批判佛学时‚皆能中其窽（窽，音kran款，空）要‛［101］。
再次，他们强调，在专攻一门学问的同时，对于其他学问也要有较广泛的涉猎。宋代的王安石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王安石自己钻研经学时就没有把读书的范围仅仅限制在经书上，而是‚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正因为经过了
［102］这样广泛的涉猎，所以他们对于经学才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不仅要知今，而且要知古；不仅要知己，而且要知彼；不仅要了解一家之说，而且要博采百家之言；不仅要专攻一门学问，而且要旁及其他学问……这些都是为了达到丰富知识的要求。但是，古代学者读书是讲究顺序的。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追求阅读范围的广泛和阅读数量的众多，而是先熟读若干基本的书籍，打好基础，然后循序渐进，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少而多，逐步做到博极群书。在博极群书之后，又进一步在博的基础上求精。因此，古代学者常谈到由博返约。这样，经过奠基――博览――专精的学习过程，他们便成了精通某种学问的专家，并且在自己钻研的领域里完成了创造性的工作。
行万里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纵横万数千里的国土上，有波浪兼天涌的长江，有远上白云间的黄河；有‚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103］的泰山，有‚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104］的洞庭；有‚千里莺啼绿映红‛［105］的江南景色，有‚翰海阑干百丈冰‛［106］的塞外风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原到边远，可以说是处处都如画图。
在我国广袤的国土上，不仅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景，而且有丰饶富足的天然资源，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和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随处都可以丰富人们的知识、开拓人们的视野。
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游历。凡是有成就的古代学者，差不多都有或长或短的游历过程。在游历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丰富的收获。
首先，他们在游历中见到了不少的新鲜‚事‛‚物‛。
司马迁为了能够实地观察那些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的地点，熟悉那些历史事件的地理背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并且调查官方簿书中所不敢记载，但是更接近于真实的民间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与传说，曾经在20岁时作了一次全国的大游历。他每到一处总要察看历史遗迹，访问当地的父老长者。他在淮阴时曾经采访了韩信早年的遗事。在游历齐鲁时他瞻仰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遗迹，观察了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游历到澎城，他听取了许多关于汉高祖刘邦和他的同僚们的传说故事。游历到大梁，他 特地去凭吊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中的著名夷门。……［107］司马迁在《史记》里所以能够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这同他游历中的见闻是分不开的。
杜甫在20岁到24岁之间到吴越一带游历，他赴金陵，登瓦官，下姑苏，游剡溪，饱览名胜古迹。江左本是南朝文物的中心，顾恺之的画、瓦官阁的建筑，都使杜甫感到‚神妙独难忘‛［108］。这次游历，他不仅欣赏了江南秀丽的山水，开扩了眼界，而且对他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识能力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关系。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青年时代也曾作过远游，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到长安，‚绕者二万里‛。这次漫游使他广泛地接触了现实生活，观察到了国弊民困的景状，这同他的进步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他的著作《皮子文薮》中有不少好作品便是在‚绕者二万里‛的过程中写成的。这些作品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他理解到了‚为富皆不仁‛，‚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对于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说：‚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他认为，如果皇帝不好，‚有不为尧舜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109］。由于《皮子文薮》有这样建筑在广泛而深入地体察社会生活的基础上的锐利的批判力量，鲁
［110］迅给了它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其次，古代学者在游历的过程中还寻访了不少可资学习的人。
后汉的经学家郑玄是山东高密人，却有很长时间在西北、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游历。在游历的过程中，对当时那几个地区有学问的人，他都普遍拜访，虚心请教了。后来他在《戒子书》中说：‚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在今河北一带）、并（在今山西一带）、兖（在今山东一带）、豫（在今河南一带）之城，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授焉。‛他接触了这些学者，和他后来在经学方面取得成就有很大关系。
明代的徐霞客是著名的游历家。陈函辉在《徐霞客墓志铭》中说到徐霞客的游历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爱收集奇书。他在旅途中发现过去没有见到的书，即使襄中没有钱，也要典当了衣服把它买下来，并且亲自把它背回来。他的藏书盈箱充栋，一半是在游历中得来的。另一个特点是爱结交奇人。他遇到达官贵人的车马总是避得远远的，而遇到人口稠密的都市总要去走一遭，目的是结交奇人。凡是他认为品格高尚，有一技之长的人，必定要登门拜访，一揖登堂，便相倾倒[111]。这样，他便得到了广泛的学习机会。
古代学者在游历中，接触到许多‚奇人‛、‚异事‛、‚著名风物‛，不仅丰富了知识，扩大了眼界，而且对于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起了验证的作用。
例如，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了完成《本草纲目》这部巨著，一方面‚博览群书‛，一方面‚拜访四方‛。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人，他除了游遍湖广一带的原野山谷外，还到过江西的庐山，江苏的茅山、牛首山，以及安徽、河南、河北等省盛产药材的地方。在游历的过程中，他对各种药用植物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同时访问了老农、渔夫、樵夫、猎人……。当他拿实际看到的东西同书本一一印证时，便发现以往的医药著作中有不少错误，如葳蕤（葳蕤，音wei rui威瑞）和女萎是两种植物，被并入一条；南星和虎掌是同一种药物，却又被分为两种……诸如此类的错误，李时珍都根据亲身采访、研究的结果，分别作了订正[112]。
再如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漫游南北，经历的地区很广。他在游历河北边塞的时候，遇到关隘、天险等军事要地，必定向当地的老人和守关的老兵调查访 问，并且不辞辛苦地进行实地考察。凡是和书本上的记载有出入的地方，立即到书坊中查书对勘。弄个一清二楚［113］。他坚持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所以他所写的《山东考古录》、《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是十分精确的。
游历使古代的学者接触了许多的‚人‛、‚事‛、‚物‛，丰富了他们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并且验证了他们从书本上获得的知识，因此他们对游历在学习上的作用极为重视。
如宋代的文学家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就曾经全面地论述了游历的好处。他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里的所谓‚奇气‛，就是知识丰富、眼界扩大以后心胸开阔的表现。他又说：‚辙生年十有九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昔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阕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欧阳修），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这段话完全是他自己切身体验，对照地说明了游历之前知识、眼界、心胸各方面所受的局限，游历以后这种局限之被突破。这段话对于我们是有启发的。
古代学者强调‚行万里路‛，强调游历，同时重视对周围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千里之外的事物固然重要，耳目之前的事物也不容忽视。如清代的朱仕琇就曾经以‚士营千里之外，而尝失于耳目之前‛来警戒自己［114］。要获得丰富的实际知识，仅仅有‚面‛的生活广度或者仅仅有‚点‛的生活深度都是不够的，正确的途径是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句古话中，‚万卷‛和‚万里‛乃是言其多，并非具体的实际数字。‚卷‛是以帛为书时沿用下来的名称。一‚卷‛分量有限；在印刷出版事业高度发展的今天，‚读万卷书‛是并不算多的。就是‚行万里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也并没有什么困难。然而在印刷不发达，交通不方便的古代，要按这种精神来勉励自己，却不是容易的。古人的认识总有较大的局限性。在今天来说，读书固然要‚博览‛，同时还要能‚善择‛，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至于游历，则其目的应当明确地是‚深入生活‛。毛主席指示我们：‚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又说：‚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这一指示对我们极为重要。我们为了提高认识能力，既必须认真读书，又必须全心全意地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实践。这是我们今天在吸取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时应有的理解。
六、我国古代学者的“笃行”精神
我国古代进步的学者不仅重‚知‛，而且重‚行‛。《中庸》上谈为学之序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说，古代的人在读了古代 先辈的有用的遗教，不仅要彻底地弄清楚，还要切切实实地照着去做。明朝初年的林鸿曾有诗说：‚古人既已死，古道存遗书，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115］这种‚笃行‛的精神，在我国古代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是进步学者的一种优良传统。
从学习目的谈起
读了书，能否实践，是与读书的人的学习目的有关的。
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了做什么？这在我国古代也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概括说来，大概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把学习看作升官发财、显亲扬名的工具。他们认为读了书，就有了个人的一切，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战国时代的苏秦就说过：‚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116］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学习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颜氏家训》上记载了在鲜卑统治下的北齐的一位士大夫的话说：‚我有一儿，年已17，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在这位士大夫看来，学习就是为了献媚于公卿，求其宠爱，以博取功名利禄。
这种学习目的是多么卑污！抱着这种目的而学习的人，灵魂是多么丑恶。另一种是把学习看作进德修业、经世致用的途径。他们认为读了书，应当‚学以致用‛，‚躬行实践‛。明朝林希元说：‚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议论次之。‛［117］后汉的张衡，在科学上有杰出的成就。他在《应闲》一文中，说明他的抱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知之不博。是故艺可学而行可力也。‛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长于经史考证。但是，他认为经史考证只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经世致用才是做学问的目的与归宿。他的学生潘耒（音nei累）赞美他：‚综观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士俗，原原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118］
这种学习目的是多么高尚！抱着这种学习目的的人，灵魂是多么纯洁。正因为有两种不同的学习目的，也就有两种治学的态度和两种道德面貌。表现在个人的行为上，一种是能够照着书上讲的正确道理切切实实地去做，一种是言行不一。孔子说过这样的话：‚昔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119］这是孔子从自己的观察中所得出的如何看人的一条经验。
学以致用――学业上的标准 由于学习的目的不同，在治学上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学以致用，一种是空言无实。
那种为了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学习的人，他们读书是不打算应用的。因此，遇到事情，就不会办，办不好。
《颜氏家训》里谈到这类读书人空言无实的情形：他们读了许多书，可是断一桩案子，不能得其要领；管一个千户的县，不懂得怎样料理民政；问他造房子的事，不知道横的是楣，竖的是棁（音zhuo琢）；问他种田的事，不知道稷要种得早，黍要种得迟［120］。这种人对社会、人民可以说是一无用处。
与此相反，那些希望自己能够经世致用的人，在学习上就注重实用，他们对 于空言无实的学习深恶痛绝。
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己，主张学得知识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他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奚以为？’其斯之谓也。‛［121］
清初的学者颜元认为学习的内容‚宁粗而实，勿妄而虚‛［122］。他主张学习是垦荒、均田、兴水利、打仗等富国强兵的实际知识。他以学医为例来说明一般学习的道理。他说，《黄帝素问》、《金匮玉函》这些医书是帮助人们明了医理的，而医病还要依靠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砭，音bian边，用石针刺穴）等临床实践。天下有这样一种荒唐的人：他们只是读了千百卷医书，熟读详说，就自以为是国手了，而把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等临床实践看作是不屑学习的雕虫小技。结果，弄得病人相枕，死人相接。他认为，读医书之所以重要，是为了能够用来指导临床实践；如果读尽医书而鄙视临床实践，那不仅不是国手，而且根本不能算作医生［123］。因此，他又说：‚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口笔之得者不足恃。‛［124］
历史上这些进步的学者不仅在自己的治学中贯彻了注重实用的精神，而且发表了有关‚学以致用‛的精辟见解。
躬行实践――道德上的标准 由于学习的目的不同，在德行上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面貌。一种是言行一致，一种是表里不一。
古代那种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学习的人，平时学到的做人道理只不过是嘴上讲讲；他们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不择手段，做出种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与平时所学所讲的一套完全背道而驰。历史上这样的不择手段、孜孜牟利的人，有不少最终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败类。
南宋的秦桧，相传是一个‚词学兼茂‛的人，他也曾经说过‚桧苛国恩，甚愧无报‛的漂亮话。但是后来被金人俘虏而北，就甘心做出卖祖国的掮客。他充当金人的军事参议，代为起草劝楚州军民投降的檄文。金人收买了他，把他放回，他却假称是潜逃出来的。以后他便死心塌地效忠于金国主子，破坏抗战，杀害岳飞等爱国将领，做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125]。
明朝的严嵩，相传他‚为诗古文词，颇著清誉‛。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同他读的圣贤书完全相反。正如《明史.严嵩传》上所说：‚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他贪得无厌，凡是文武百官的升迁，都根据贿赂的多少来决定。后来籍没他的家产时，发现他和儿子严世蕃历年收得贿赂共有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珍宝财物无数，另外还有大量的房屋地产。这些败类，将永远被人们所唾骂。
与此相反，我国古代学者之中，有很多言行一致的人，‚名标青史‛，永远为人所崇敬。
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他和他的学生都能够为一个‚义‛字‚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他们经常着‚短褐之衣‛，吃‚藜蒮之羹‛，劳形苦心，东奔西走。为了实践‚非攻‛的主张，墨子曾经‚行十日十夜‛，到楚国去阻止发动对宋国的战争。墨子说：‚君子以身载行。‛[126]又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127]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便是这主张的最好说明。
宋朝的文天祥是为国捐躯的人物。他在宋室危亡的关头，奋力抗元，最后终因大势已去，事败被擒。元人千方百计地进行威胁利诱，要他投降，他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汉奸张弘范叫他写信劝爱国将领张世杰投降，他严厉地加以拒绝。张弘范强迫他写，他便写了《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元人把他囚禁在一间阴暗潮湿、臭气难闻的土牢里，残酷地折磨他。他在土牢里写了一首《正气歌》，引述了历史上许多事例来证实正气的不可屈辱。对元人的迫害表示极度的蔑视。最后，他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在就义的时候，从容地对吏卒说：‚吾事毕矣!‛他死了以后，人们收殓他的遗体，发现衣带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差不多）无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言行一致的精神。[128] 明朝的海瑞是为民请命的著名人物。他一生同情穷民，摧折豪强。他曾上书皇帝，指斥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政事，放纵贪官污吏。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杀头的危险的，海瑞却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上书之前，他早就准备好了后事，连棺材都托人买了。海瑞一生中因兴利除弊而遭受过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的斗争意志丝毫也没有减退[129]。海瑞曾经写过一篇《严师教戒》，阐述自己对处世做人的看法。他的这些看法不折不扣地体现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明人梁云龙说：‚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发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130] 鲁迅曾经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1]
古代进步学者的自我修养
历代能够‚笃行‛的学者，他们除了抱有比较正确的学习目的以外，还有一个锻炼自己的过程。
他们对待自己比较严格。他们常常把理想人物当作自己的楷模。韩愈说：‚闻古之人看舜者，其为仁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为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为周公者。‛［132］
他们读书随时随地注意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宋代的学者李侗说：‚读书者乃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为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只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几希！‛［133］
他们还往往把一些重要的道理写在早晚见到的地方，以引起自己的注意。有一次，子张问孔子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说：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纵然到了他乡异国，也是行得通的。言语欺诈无信，行为刻薄轻浮，就是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在站立的时候，就要仿佛看见‚忠诚老实、忠厚严肃‛几个字在自己面前，在车厢里，也要仿佛看见它刻在车前的横木上；时时刻刻记着它，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于是，子张便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134］。衣带在当时叫‚绅‛，于是就有所谓‚书诸绅‛的美谈。
他们时常反省自己。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135］荀子也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136］有些学者还有所谓‚功过格‛，将每天所做的事情，分别好坏，逐日登记，好事则计数，坏事则退除，借以考验功过。相传宋代的范仲淹、苏洵等都有‚功过格‛。
这些学者不仅律己严，而且知过必改，从善如流。孔子说：‚过则勿惮改。‛［137］子贡也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138］
他们能够虚心听取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孟子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139］诸葛亮在《与群下教》里说他深以部下言而不尽为苦。他竭力赞美董和的‚十反来相启‛，认为这才‚有忠于国‛，能使自己‚少其过‛。韩愈在《答冯宿书》中说：‚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过者，吾之师也。’愿足下不惮烦，荀有所闻，必相告，吾亦有以报之，不敢虚也，不敢忘也。‛
正因为这些学者能够严格地要求自己，把理想人物当作自己的楷模，经常地反省自己，注意改过，乐于倾听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言必信，行必果，所以，他们的修养便与日俱进，他们的行动便合乎规范。到后来，他们的‚行‛便不是‚勉强而行‛，而是做到了‚安而行‛。这就是我国古代学者的笃行精神。明朝学者刘宗周写了一部书叫做《人谱》。他从历史上博采许多事例，说明一个学者读书明理，应当做一个怎样的人，什么事应当做，什么事不应当做，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提出了做人的标准。
古代进步的学者把学习的目的归结于切切实实地做人，做有益于世的人；强调学以致用，强调言行一致，重视自我修养。这些都是可供我们借鉴的。但是，他们是生活在封建社会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虽然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是归根结底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服务的；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也只是封建社会的‚圣贤‛。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们学习、师范的理想人物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因此，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古代学者的笃行精神，献身于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终身奋斗吧！
“学者百年”与“百年学者” 篇3
在学术史上，毫无疑问，书比人长寿。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的身影越来越模糊，而好书的魅力，则很可能穿越时空，被后人永远记忆。日后的读者，与作者本人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可以更真切、也更超越地看待这些著作。因此，人走得越远，书的大致轮廓以及学术价值，将呈现得越清晰。
王瑶先生去世，众弟子与友人同心合力，先后刊行了七卷本的《王瑶文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和八卷本的《王瑶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将王先生存世的学术著作、散文随笔、来往书信，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检讨等，基本上全部收入。此外，还先后刊行若干王先生生前编订或主持的著作，如《润华集》、《中国文学纵横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谈论王瑶先生，怀念的色彩越来越淡，思考及反省的意味越来越浓。无论看人还是看事，站得远有站得远的好处，就像唐人王维《山水论》说的，“远人无目，远树无枝”，不再拘泥于细节，要的是“大势”，借此判斷是否“特立独行”或“气韵生动”。因此，相对忽略某书某文的得与失，更加关注其跌宕起伏、五彩斑斓的一生，理解他的得意与张扬，也明白他的尴尬与失落。
只是这么一来，标尺必定越定越高，评价也将日渐严苛。而我以为，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记得在编写《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时，王先生再三强调，我们是在做历史研究，不是写表扬信，也不是撰墓志铭。那书的作者大都是研究对象的弟子或徒孙，很难避免为尊者讳的积习，因此王先生特别警惕这一点。可惜的是，王先生过早去世，没能耳提面命，故最终成书时，评价尺度还是偏宽。其实，几乎所有近现代中国学术史方面的著述，都有这个问题——尤以弟子或友人所撰者为甚。
王先生去世已经二十五年了，作为友人、弟子或后学，我们依旧怀念他，但落笔为文，基本上已经将其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辨析与阐释。对于文人或学者来说，去世二十年是个关键，或从此销声匿迹，不再被人提及；或闯过了这一关，日后不断被记忆。
因为，当初那些直接接触你的人逐渐老去，不太可能再为你呼风唤雨；而年轻一辈只能通过书本或档案来了解，很难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这学期我在北大讲“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学生们听了很激动，说没想到师长们的学问是这么做的。可我很清醒，感动是一时的，有些细微的感觉无法传递，更不要说承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王瑶先生，大概是最后一次混合着情感、学识与志向的公开的追怀了。
最近这些年，我参加了好多学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感动之余，常常想，为什么是“学者百年”，而不是“百年学者”呢？真希望我们能将此类纪念活动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
学者精神 篇4
作为语文老师, 他带领学生走进文化的海洋, 比如他讲《赤壁赋》, 不是简单地疏通文本、讲解文章主题, 而是将文本置于传统文化的脉络之中, 引导学生亲近优秀的文化传统。
作为教育者, 他主张基础教育要奠定学生的文化底子, 塑造学生的文化人格, 为此, 教师首先要“浸泡”在文化之中, 比如他用毛笔备课, 上课努力体现教师的“背功” (比如他能一口气背完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 , 欣赏经典电影、音乐等艺术, 痴迷于读书, 等等。这一切都使程翔显得“另类”。
然而, 我们的中学教育多么需要这样的“另类”!
在他身上, 有一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这是一种不计功利、以求知求真为最大乐趣的精神。“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 希腊先哲把对真理的追求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朝闻道, 夕死可矣”、“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 我国先哲也以求知为人生第一要务。一个不崇尚学习、不懂得求知的乐趣的民族, 是没有希望的。文明的发达, 人才的陶冶, 都仰赖于一种社会风气:以博学为荣、以无知为耻。对知识的渴求就是对文明的尊敬。中学教育关注一个人的青春阶段, 尤其应培养孩子对知识的好奇、对学术的尊重、对文化的守护。然而, 受社会浮躁风气、功利思想的影响, 中小学教育看重的是升学, 是应试。苏霍姆林斯基说, 学校是人民精神的“圣地”。如果我们的中学教育不能让学生体会到求知求真的乐趣, 不能培育大批以追求知识为终身志向的学生, 那么, 学校就不过是职业训练所, 是精神的荒草地。
这是一种独立思考、我思故我在的精神。帕斯卡尔说, 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能够自由、独立地思考, 是一个现代公民健全人格的标志。没有自己的思想, 就没有独立的创造。要培养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首先就要教会学生独立思考。可惜的是, 我们的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大量制造“两脚书橱”:教师自己不研究、不思考, 以教材为“圣经”, 所谓教研不过是研究如何把课本知识有效传递给学生的技巧、方法, 而于开阔学生知识视界、启迪学生心智、拓展学生精神疆域等更重要的教育问题, 则漠不关心。于是有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 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 如果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学没有给高校提供可造之才, 高等教育又岂能做好“无米之炊”!只有千千万万的中学生都能自由思考、独立思想, 那么英才辈出的局面就指日可待。
这是一种沉潜敬畏、计白当黑的人生精神。在许多人眼里, 程翔这么多年都在做一些“无用”的事情。是的, 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 是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它于教学有多大帮助呢?似乎没有。它于学生的考分有多少助益呢?似乎更没有。它于程翔带来什么经济利益呢?不但无收益, 还要“赔本” (为研究《说苑》, 他大量买书, 还要异地搜集资料, 个人花费好几万元) 。这是“傻子”精神。现在我们多的是“聪明人”。就连教育, 也多了喧嚣而少了沉静、多了漂亮而少了朴拙、多了经营而少了自然。教育不是买卖, 然而有一些学校却充满市侩气。老辈学者讲“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当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 据说曾立誓40岁前不写文章。这样清贫守道的精神, 在高校里还保留了多少, 在中学里还留有痕迹么?
少一些“聪明”, 多一些质朴, 教育就可能多结出一些硕果;少一份浮躁, 多一份虔诚, 学校就可能多造就一批人才。
只有更多的老师、校长, 像程翔这样, 保持一份“学者精神”, 教育的文明之光才会照亮千万颗可爱的心灵。
学者精神 篇5
演艺界有偶像派演员和实力派演员, 前者主要以自己的形象而出名, 后者主要靠实力而展现自己。目前学术界的学者也可分为“偶像派”学者和“实力派”学者。
“偶像派”学者的几种形式。官员型学者:一些人的职称是靠官员身份获得的, 高校的行政领导自然获得高职称。他们在高校教师面前以行政领导姿态现身, 虽然不懂学术, 但可以用权力来管理。在社会上以学者自居, 在外行人面前讲点内行话。这些人的评职文章著作不用亲自动手, 下级会抢着效力, 外语考试的替身也要排队, 甚至评职委员会的人都想尽一份忠心。虽然大部分教师不服气, 但只能是不服也得服。其他可以评职的单位也存在此种现象。造假型学者:这些人不学无术, 课讲不明白, 文章写不通顺, 甚至外语字母都写不全, 可是造假手段高超。学术论文全部抄袭, 将别人著作换上自己的名, 把评职负责人买通, 贿赂好评委, 不管其他人学术水平如何, 自己一定会优先通过。他们在校内虽然被看不起, 但在校外可以招摇过市。投机型学者:这些人主要是以获得高学位, 为升官提职作铺垫。他们往往是政府官员、高校和科研单位行政人员, 这些人首先在学历上动脑筋, 使尽各种招数闹个博士学位。这些人不知用什么招数通过入学考试, 很少来上课。买个博士论文, 疏通各种关系照样可以毕业, 令凭实力考上博士因论文而不能按时毕业者望尘莫及。尤可笑者, 在一些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博士比例数超过教师。“偶像派”学者是潇洒型学者, 一肩挑着官衔一肩挑着职称, 沾沾自喜在高谈阔论。
“实力派”学者。这些人孜孜不倦地学习, 锲而不舍地钻研, 夜以继日地努力, 科研成果卓越, 工作业绩突出, 在评职时往往也几年才能通过评审。即使获得了资格证书也不能马上被聘用, 工资还兑不了现。“实力派”学者的处境远逊色于“偶像派”学者, 这应该是一种悲哀。但正是这些悲哀者在挑着中国学术的大梁, 在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们是万吨巨轮的螺旋桨, 默默地工作在船下, 人们只见桅杆不见螺旋桨。但愿有朝一日, “偶像派”学者都能成为“实力派”学者;“实力派”学者也能站在桅杆的旁边。
学者精神 篇6
一、资料和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使用主题词“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只纳入期刊上正式发表的文献,检索时间截止到2015年5月11日,共检索到文献386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观察其年文献量、期刊载文量、高频词、作者、发文机构及基金情况;利用数理统计法,将检索到的论文以“编辑学者化”还是“学者编辑化”观点分为3组(“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学者编辑化”),观察3组的作者群状况(合作情况、有无编辑职称)及发表期刊的属性(期刊类别与级别)。
二、结果与分析
(一)文献来源情况
386篇文献中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有382篇,特色期刊的有4篇。涉及学科:出版(357篇)、新闻与传媒(19篇)、农业基础科学(6篇)、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3篇)、人物传记(3篇),法理及法史、高等教育、中国民族与地方史志、初等教育以及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各1篇。
(二)年文献量
从图1可见,有关“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讨论于1995—2003年较为激烈,其后较平缓。文献量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的发展水平。因为随着现代科学迅飞猛进地发展,学科的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各学科相互渗透与联系愈来愈密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该讨论的两者有一定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以,文献量就呈现平稳波动的变化。
(三)期刊载文量
386篇文献分布在37种期刊上,其中排名前10位的期刊载文量为88篇,占总量的22.8%,排名情况见表1。表1的期刊中《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编辑之友》《学报编辑论丛》与《出版发行研究》这5个都属于信息科技刊物。《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为社会科学刊物,新疆农业科学为农业科技刊物,详见表1。
(四)高频词
根据文献标题和摘要中包含的名词性术语,出现频率最高的10个主题词或关键词为:编辑学者化(92次)、编辑(88次)、学者化(68次)、高校学报(23次)、学报编辑(22次)、学者(21次)、学报(19次)、学术期刊(18次)、编辑学(12次)和编辑素质(9次)。从这些高频词中可以发现“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这一相关文献的特点,其与学报、学术和编辑素质密切相关。
(五)作者发文情况
386篇文献的作者按发文数量排名前8位的为孙景峰(河南师范大学,4篇)、刘艳(东北财经大学,4篇)、刘荣军(西南大学,4篇)、杨荣星(山西广播电视大学,3篇)、敬亚平(重庆教育学院,3篇)、朱栋梁(湖南商学院,3篇)、蒋永华(南京师范大学,3篇)、于逢春(长春大学,3篇),可见参与“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学者以大学院校的老师与编辑较为积极。
(六)发文机构和基金情况
386篇文献的作者按发文数量排名前8位的为东北财经大学(7篇)、河南师范大学(5篇)、延边大学(4篇)、湖南师范大学(4篇)、西南大学(4篇)、山西广播电视大学(4篇)、长春大学(4)和哈尔滨师范大学(4篇)。仅有18篇为基金课题文献,它们分别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o.2012114)、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o.NJMZ05)、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2013MS0918)、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No.08JK039)、河南省教育厅软科学项目(No.2007860001)、河南省社科联调研项目与河北省教育厅社科重点研究项目(No.SKZD2011503)、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No.S040401)、黑龙江省出版理论课题项目(No.200508)、山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课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各3项,江苏省期刊协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湖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和广东高校学报研究会各1项,以及7项大学院校级课题资助。
(七)持不同观点的作者群及发表期刊属性
386篇文献的作者中,持“编辑学者化”观点的最多,占82.4%,持“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观点的占12.4%,持“学者编辑化”的仅5.2%。386篇文献的作者多为独撰(81.1%),其有编辑职称的占73.3%,但基金课题论文比仅4.7%,而核心论文比较高,达34.2%。将386篇文献根据作者的观点分为3组(“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和“学者编辑化”),观察比较3组的作者群状况及发表期刊的属性,详见表2。
三、讨论
(一)“编辑学者化”是目前大势所趋
虽然学者办刊有利于确保刊物学术水平,而目前在我国,基于学者与编辑准入标准、社会认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个人声望、社会地位及收入等的差异很大,绝大多数学者是不会改行为编辑的。“编辑学者化”是社会发展、学术期刊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由编辑当前工作的实际和特殊性决定的[2]。随着科学技术及事业的发展,编辑尤其是学术期刊编辑,其编辑的是学术性的文章,是学问家的心得或学子们的求索,因而编辑须严谨研究学问[3]。“编辑学者化”的实质不是要求编辑成为学者,而是倡导编辑尤其是科技期刊编辑应利用有限的时间与精力开展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科研活动[4]。本调查数据在检索到的386篇中作者占有编辑职称的占73.3%,其核心论文比较高,为34.2%,说明目前大多数出版界同仁认同“编辑学者化”的观点(82.4%)。
(二)“编辑学者化”的辩证与策略
“编辑学者化”的“编辑”与“学者”是从属关系,“编辑”是主,“学者”是从。学者化的编辑应当比一般学者更具有学术的品格,更善于跳出具体课题的解析,而去把握学术问题的发展史,更善于比较一组相邻但不同学科论著的得失与高下[5]。因而,理想的“编辑学者化”是“编辑学专家”+“工作领域专家”的模式,其虽然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却是个无法实现的蓝图[6]。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模式为“编辑学专家”+“专业杂家”或“小专家”。
编辑部作为一支工作团队,会有许多不同的分工。因而在倡导“编辑学者化”时相关部门的引导及管理政策亦很重要,可参照按需调入、科学分工、定向培养及外部补充的方针。“编辑学者化”的原则为“专杂结合、力求于专、编研相长、立足于编”[7],具体形式主要有[8]鼓励学习进修、攻读高级学位、参加科学研究、提高业务水平、加强综合素质培养和提高业务能力。
四、结语
“编辑学者化”有利于发挥编辑个体的主体性和创造精神,加强编辑自身建设与自我完善,向“奉献、开放与创新”的全能型方向发展。“编辑学者化”作为目前出版界的一个发展方向,自然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一切的探索、求证与辩论均是必要的。有学者指出“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的有机结合,既可促进期刊的良好发展,又可实现编辑或学者个人学术或编辑素质的提高[9]。因而“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结合学者编辑化”和“学者编辑化”很可能是出版界发展循序渐进的过程。
摘要：目的:梳理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中,有关“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方面文献的基本情况。方法:运用文献计量学及数理统计法的方法,检索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服务系统,使用主题词“编辑学者化”与“学者编辑化”检索,纳入期刊上正式发表的文献,进行分类、分项统计处理,并针对数据的分布以及其间的关系进行解释和分析。结果:386篇文献主要来源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382篇),363篇涉及出版学科,年文载量显示以1995—2003年多,分布在37种期刊上,其中排名于前10位的《编辑学刊》《编辑学报》《编辑之友》《学报编辑论丛》与《出版发行研究》这5个都属于信息科技刊物。发文较多的机构为大学院校,作者以其老师与编辑较为多见。高频词显示其与学报、学术和编辑素质密切相关。386篇文献的作者持“编辑学者化”的观点最多占82.4%,多为独撰(81.1%),作者有编辑职称的占73.3%,核心论文比较高为34.2%。结论:“编辑学者化”为我国目前出版界的一个发展方向的认同率较高,而其中的探索、求证与辩论均是必要的。
关键词：编辑,学者,文献计量学
参考文献
[1]胡光清.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J].编创之友,1984(2):76-82.
[2]郁丽都斯·阿布力米提.试论编辑的专业化与学者化[J].新西部(理论版),2013(2-3):136.
[3]辰目.编辑如何成为学者和大家?——提升出版文化理性一个重要途径[J].出版发行研究,2010(10):卷首.
[4]游俊,胡小洋.“编辑学者化”的实质及现实可行性分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1(3):340-343.
[5]常文芳.论编辑的学者素质[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4):85-87.
[6]谷德润.“编辑学者化”还是“学者编辑化”[J].编辑学报,2008(5):458-460.
[7]郄彦平.专杂结合力求于专编研相长立足于编——谈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原则和途径[J].金融教学与研究,1997(6):61-65.
[8]沈林.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学者化的途径[J].编辑学报,2005(5):385-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