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共8篇）
著名学者 篇1
在初中文言文选读教材中, 有一篇《牛弘笃学》的短文, 说的是隋代重臣、著名学者牛弘笃志于学, 虽职务繁杂也手不离书的故事。
据史书记载, 牛弘字里仁, 生于西魏文帝大统十年 (公元545年) , 卒于隋炀帝大业六年 (公元610年) , 安定鹑觚 (今甘肃灵台) 人, 是东汉初期名将、护羌校尉牛邯的后代, 北朝时其先祖为避难改姓尞, 到牛弘时才恢复祖姓。父亲尞允在西魏、北周时曾任侍中、骠骑大将军、工部尚书, 被封为临泾县公。牛弘自幼好学, 北周时曾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下大夫、仪同大将军, 并袭封临泾县公。隋文帝时先后担任秘书监、礼部尚书、太常卿、吏部尚书等职, 被授予大将军衔, 晋封为奇章郡公, 大业六年在江都去世后被隋炀帝追赠为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 归葬故里。如今, 在灵台县荆山森林公园的三贤祠中, 供奉的三位贤人中就有牛弘。
牛弘一生为官清廉, 勤奋好学, 著述严谨, 为隋朝的文化图书建设和礼仪制度建设作出了功不可没的奉献。开皇初年, 牛弘被任命为散骑常侍, 并担任掌管图书典籍及修史、著述事宜的秘书监。鉴于多年战乱, 南北分离, 图籍大量流失, 而宫廷藏书太少的现实, 牛弘上书朝廷建议开献书之路, 搜访图籍, 以充实宫廷馆藏。在奏疏中, 他列数自秦至陈书籍五次大的损失, 认为战争和愚民政策是造成历代书籍损毁的主要原因, 强调“为国之本, 当大弘文教, 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 必须采取措施鼓励民间献书。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派使者到全国各地以优厚的条件搜访遗书异本。对这些来之不易的书籍, 牛弘带领属员及时进行了整理校勘、抄副保存工作, 并据之编出了隋代第一部综合性的藏书目录《开皇四年四部目录》。此后, 隋朝还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图书搜求, 并从中挑选孤本精本抄副保存, 到隋炀帝时官府藏书已达200万卷以上。与此同时, 牛弘还依据以前撰修的《周起居注》, 编写了《周史》18卷。因“牛弘为史, 尤务清言”, 唐初官修《周书》的不少篇章, 都直接采用了牛弘《周史》的原文。
开皇三年 (583年) , 牛弘晋封为奇章郡公, 并担任礼部尚书, 奉命主持编撰了包括祭祀、冠婚、宾客、军旅、丧葬五礼的《隋朝礼仪》100卷。开皇六年 (586年) , 牛弘改任太常卿, 主持改定雅乐, 作乐府歌词, 撰定圆丘五帝凯乐, 在国子博士何妥、音乐奇才万宝常的参与下, 用11年时间, 以古代五声六律为基础, 充分吸收魏晋以来传入的西域乐舞文化, 制定了宫廷燕舞七部乐, 还亲自修定了以正商清声和九部四舞为特色的后宫新乐, 完成了中西音乐文化的大融合。其间, 他还负责进行了度量衡的统一工作, 方便了商品交流和赋税征收。大业年间, 牛弘又主持制定了车辇、服饰、剑履诸礼, 制定并指导了隋炀帝参拜恒岳的全部仪式, 并修撰完成《隋大业律》18卷。
开皇十九年 (599年) , 牛弘被授予大将军衔, 出任吏部尚书。对官吏的选拔, 他坚持“先德行后文才”的标准, 凡经他选拔任用的官吏都很称职。部侍郎高孝基, 机敏聪慧, 清廉谨慎, 然而俊朗有余, 行为有些放荡不羁, 许多官员都不放心, 只有牛弘竭力重用他。邢州刺史侯莫陈颖为官清廉, 甚有惠政, 牛弘便向朝廷竭力推荐。后来侯莫陈颖被封为大将军, 总管桂州17州军事, 因他到任后以仁爱对待百姓, 使当地少数民族心悦诚服, 多来归附。牛弘“任人唯贤、因才授职”的用人原则, 深受朝廷和官吏的好评, 史书也称赞其“隋之选举, 于斯为最”。
牛弘一生, 权高位重, 荣宠当世, 而他却车服平俭, 宽厚温良, 事上尽礼, 待下以仁, “纳于言而敏于行”, 更不随波逐流。朝廷权臣杨素位极人臣, 带兵出征时大臣们纷纷设宴相送, 唯有牛弘无动于衷, 杨素亲自到太常府辞行, 牛弘也仅将其送至中门即止。杨素无奈地说:“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更为可贵的是, 牛弘终生好学, 虽职务繁杂, 仍手不释卷, 著书不辍, 一生著述近两百卷, 至今仍有文集13卷传之于世。
作为隋朝文化工作的最高领导人, 牛弘适应大一统的要求, 团结南北学人, 发展文化事业, 制定礼乐制度, 搜求整理古籍, 对隋朝乃至唐宋时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名臣魏征评价说:牛弘笃好攻籍, 学优而仕, 有淡雅之风, 怀旷远之度。采百王之损益, 成一代之典章……澈之不清, 混之不浊, 可谓大雅君子矣。
著名学者 篇2
1. 独创有两方面：一是形式的新颖，一是个人人格的化入。
2. 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读世界也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
3. 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做“读人”。不过这绝不是说观察人和研究人。……我说的“读人”只是听人说话。
4. 语言不仅是工具，它本身又是思想，又是行为。
5. 宇宙、人生、社会都是些大谜语。
6. 我听过的话还没有我见过的东西多。……可以说那也是书吧，也许这可以叫做“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只想说明到处有物如书，只是个人读法不同。
7. 人的眼界越来越小，同时也越来越大，原子核和银河系仿佛成了一回事。
8. 我说的是总结我读书经验只有三个字：少、懒、忘。……现在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却不能用一个字概括。这就是读书中无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还多些。……所以我就连字带空白一起读，仿佛每页上都藏了不少话，不在字里而在空白里。
9. 所有各种世界本身都是开放的，但你没有进入那个世界。
10. 一个人对自己讲的话也不能知道它的全部意义，就是说，只能知道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能完全知道别人听了以后所理解的意思。一句话讲出以后就不属于讲话的本人了，也就是独立出去了。
11. 确实是人，自己思想行动，自有选择，但实际是俑，所有自以为是自己的一切都是外人教会的，自己不知不觉暗中照人的样，等于听从自己以外的指挥。那样就可以治。
著名学者 篇3
保继刚教授结合自己所做的旅游规划案例，针对消费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趋势，分析了旅游消费转型的特点及原因，并总结了中国旅游发展的现存矛盾和趋势。随着反腐行动的大力开展，其对国内旅游需求总量的影响在于：预期收入降低，消费能力低；公务消费受限，公务出游量大幅减少；公务群体大幅减少，奢侈型消费或非理性消费减少。同时旅游消费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奢侈性消费减少；农村、青年市场等潜在旅游者变成实际旅游者；“有预算的消费”越来越被提倡。
以酒店和旅游地产为例，保继刚教授分析了中国旅游市场的矛盾，并指出中国旅游发展趋势。相对高价的旅游产品和线路需求量下降，比较平民的旅游产品和线路需求量上升；远距离、高消费旅游线路和产品需求下降，省内及周边等近距离旅游线路及产品需求上升。
合理利用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 篇4
1. 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几大非常功用
1.1 利用著名学者的学术水平来优选参考文献。
一般情况下，引用的参考文献多、文种广、时限短，说明研究者涉猎情报的能力强，研究起点高，所论述的问题也越接近学科的研究前沿[2]。要达到上述参考文献的引用要求，对一般的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一方面受自身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的限制，另一方面受财力、资源和时间的限制。这时，手上如果有几篇相关学科著名学者新近发表的论文，则其参考文献可以方便、快捷、高水平地提供进一步检索的线索，从而让研究者可以收集到更多高水平的参考文献。因为，著名学者往往是某个学科的权威或学术带头人，他手下有一个研究团队，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合作或信息往来，本身就在进行长期的项目资料、研究能力和合作关系的积累和储备。以他为代表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涵盖了团队的学术积累，通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甚至直接站在了该领域的国际前沿。他所引用的参考文献自然是精挑细选，涵盖中外，及时而新颖，对于相关领域一般的科技工作者来说，当能起到事半功倍、抛砖引玉的作用。
1.2 利用著名学者的人脉来追索更多知名学者的参考文献。
因为是著名学者，在学界，他们有着与其学术影响力相对应的广泛的学术人脉。同一或相关领域内的知名学者的科学研究自然并方便地成为他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收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自己研究和著述的参考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利用手上著名学者新近发表论文的参考文献的作者姓名，通过专业数据库或网络资源就可以方便地了解更多知名学者并追索到他们更多的研究成果或论文。以此来丰富研究者引用参考文献的数量、文种，既能节省查找文献的时间和经费，提高参考文献的质量，又能提升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学术论文的水平。
1.3 利用著名学者的学术水平来发现更多高水平论文作者。
著名学者常常不只是某学科学术研究的带头人，他们还可能是某领域科研方向的制定者、科研课题的立项和结题的评审专家、国际或国内相关研究组织的成员或领导者，有不少还是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的主编、审稿人或编委。他们经常举办或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广泛地研读相关的学术报告或论文，有丰富的成果鉴定经验。所以，他们对该领域的科研力量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各地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科学研究中涌现的后起之秀，都心中有数。可见，对于该领域新涌现的科研新秀及高水平论文作者，他们是最先知道，自然敢于而且可能最先引用其论文作为参考文献。正是由于过去这些作者名不见经传，他们发表的学术论文容易被一般科技工作者忽视。著名学者在这方面可以帮一般的科技工作者起伯乐的作用，在广大的范围内进行较准确的发现和筛选。因此，利用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的作者姓名，研究者可方便地搜集到学界新秀发表的高水平论文作为相关研究或论著的参考文献。
1.4 利用著名学者的合理自引来迅速获取其更多的参考文献。
合理的自引是作者引用自己的文献，其目的在于将目前的工作和以前的研究联系起来，把已被论证的结论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以实现研究的科学性、继承性和连续性。著名学者的成名往往是由于多年从事某个领域的研究，而且在这个领域内颇有建树，完成了多个研究项目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论文。通过追索著名学者某些论文的自引参考文献，可以系统地了解该学者在该领域或方向的研究深度和研究现状、所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寻找和发现可供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通过研读该学者一系列相关的文献，研究者的研究和著述便可以较快地确定目标，避免重复工作，缩短自行摸索的时间，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去完成较高水平的研究项目和学术论著。
2. 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2.1 注重与主题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的引用必须能够切实发挥其功用，能拓展论文的学术内涵，能扩大论文的有用信息量。在利用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来拓展资料收集范围时，所追索的参考文献必须与所写论文的主题密切相关，应当根据论文主题的需要，并结合实际情况和所撰写论文的具体内容，筛选参考文献，寻找和引用文献中最有用的信息。要避免因对著名学者的权威崇拜而导致对其文献的盲从，不能不加斟酌地追求权威性参考文献的数量和覆盖度，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引自著名学者文献的多寡可以直接代表论文质量的好坏。
2.2 注意文后参考文献的时效性。
显示所选论题的现实性和新颖性，即时效性原则是参考文献引用的一项重要原则[3]，[4]。在利用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文献追索、资料收集时，必须牢记时效性的原则。因为参考文献的新旧程度可间接反映研究者所拥有知识的新旧程度，从而可以看出他是否了解本学科本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考虑到著名学者论文的成果获得和撰写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其论文的参考文献所反映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难免有些已经过时，或是被新的认识和发现所补充、修正、取代，这就要求后人在利用它们时，必须认真研究、仔细比对，合理取舍。
2.3 避免误入“转引”的途径。
在利用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时, 还要防止犯“转引”的毛病。特别是在遇到用非母语文种、自己不懂的文种书写的论文, 或者论文原文献难以获取的情况下, 不能简单地通过从中介文献中“转引”、从文摘刊物中“转引”, 或者从网络资源中“转引”等手段, 来替代原文献的“实引”。为了防止“转引”, 编辑部可以要求通过初审稿件的作者进一步提供其参考文献原件的复印件供编辑复核。
3.结语
著名学者往往集研究者、管理者、审稿人等名份于一身。对于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利用，实质上是对著名学者的能力和所掌握资源的间接开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进的一种策略。值得重视的是，著名学者发表的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往往包含较丰富的外文参考文献。这主要与该研究领域的领先国或地区的母语语种，该学者掌握的外语语种和丰富的资料来源，国际上知名的学术期刊多以外文出版，我国的许多学者倾向于将高水平论文投向国际顶级刊物发表等因素有关。目前，在国内，对于渴望获得高水平的外文参考文献的一般研究者来说，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局限;正因为如此，要多、快、好、省地利用外文参考文献，依靠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来指引，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总而言之，只要是作者在撰写论著时亲自查阅了相关的原文献并参考了的，且对自己的论著形成具有启示、借鉴意义，就是“实引”。这就是对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合理利用，是利用著名学者论文的参考文献来拓展资料收集范围、提高科研工作和论著写作起点的一条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马诚.参考文献引用及其研究的盲点与误区[J].编辑学报, 2007, 19, (2) :87-89.
[2]王立宏, 赵清.不合理引用参考文献问题解决途径探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2009, 21, (4) :52-55.
[3]王平.参考文献引用原则的探讨[J].编辑学报, 2004, 16, (1) :35-36.
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篇5
──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访谈录 [关键词]许纪霖，访谈录，知识分子研究，现代化理论，历史教科书 采访地点：华东师范大学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郑志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编者手记：很多人是通过《读书》杂志知道了许纪霖这个名字。他的文章流畅，又有思想性，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知识分子，从他的文章中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中国社会。上个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新生代学者，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很多领域，例如心态史，这是过去史学著作中从来没有的。历史是人创造的。无论是英雄，还是民众，当时他们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历史著作如果缺少对人们心路历程的描进．也就变得枯燥无味。许先生在访谈中讲到的“历史的灵魂是故事”，实际也是主张把人的活动放在历史的中心地位。想一想，现在的中学历史教学，总是给孩子们讲什么性质、意义，真是把历史打扮丑了。
本刊的中青年学者访谈已经进行丁20期，现结集出版第一册。我们用书刊结合的方式，传播这些新生代学者的思想和成就，其目的之一，正如许氏所言：改变我们的历史课堂！
问：许先生，能谈谈您的中小学生活吗？“文革”中您好像也下过乡？
答：我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学工科的，1947年清华大学毕业。我家住在上海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与鲁迅是邻居，他住9号，我住3号，当然不是同一个时代。那儿大都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家庭和周边的知识氡围对我影响比较大。
至今回忆起来，我总觉得我们读书的时候阳光灿烂。20世纪70年代初社会很乱。直记得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的那句旁白：大人都出城了，城里只剩下小弦儿。大人上“五七”干校、下乡，大都离开了这个城市，剩下的是小孩子，像个天堂。读书一点儿不累，因为没人管束，可以凭兴趣去选择。上课又被打乱，一会到工厂去学工，一会到农村去学农，一会又学军，反正觉得学习蛮好玩的，哪里有今天的应试这么苦。读书反倒成为一件很有趣的事，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是一种享受。这和今天的应试教育完全不一样。没有多少作业，作业在学校就能做完，自己还要去找些趣味、数学、趣味物理之类的去看，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有一个梦，一个“文学梦”。中国没有宗教，只有文学，文学就承担了一部分宗教的功能。那个时候文学家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住的地方有很多资本家，一些没有被烧掉的书流传出来．尤其是欧洲文学作品，像《安娜·卡尼林娜》《复活》，还有普希金、屠格涅夫作品等等。当年这些都算禁书，我们就偷偷地排队轮流看。当年我还和班主任说过一句傻乎乎的话，说我以后要做一个作家。这个梦是一直存在的．甚至在下乡三年里，这个梦也没有断。自己也试着写点小说散文，可我发现，我这个人不大有虚构能力，不会写小说，我更擅长理性思维。但我能写散文，根不错的散文。
1975年中学毕业后，因为我姐姐毕业留城，按规定我必须下乡，于是，我就去了上海南汇县的东海农场。今天说起来也算作浦东了。算比较幸运吧．我没有被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先是存基建队，做了一年的楼板，后来因为我会写点东西，就调到了政治宣传组，然后又做过火头军，给人家烧饭，也做过半年的木匠。可我这个人手笨，属十大脑发达、四肢不勤一类，唯一的本领就是读书。今天任何一种木匠活，我连最简单的都不会做了，当年留下的唯一成果就是一个小板凳。
问：栽曾经在《思与文网刊》上看过您的一篇文章：《我的精神摇篮──回忆大学年代》，知道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那您怎么没有上中文系或者新闻系反而上了政治教育系，后来又怎样走上历史研究这枭道路的？
答：说起来很复杂，也有点戏剧性。我走上历史道路纯属偶然，根本不是我个人设计的，都是命运阴差阳错的结果。因为一直做着“文学梦”，所以，高考的时候我填的志愿都是和这个有关。当时报文科只有复旦和华东师大可供选择，每所大学可以填两个志愿。于是我就报了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华东师大中文系、历史系。但最后录取我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让我大失所望。因为我的考分非常高，平均分85分，数学还考了满分。我想大概是本来以为最强的那科语文考砸了，所以就鬼使神差地被拉到了政教系。我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报考文科，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当时人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吃文字饭，觉得还是吃技术饭比较保险。我有一个很好的中学同学，和我一样，也想报考文科，他母亲特地从湖北赶来，阻止儿子报考文科。他抗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抗不过母命，只好与我分道扬镳，进丁复旦大学物理系。我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也肯定不会同意我学文科，肯定会要我像他那样，走一个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
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系主任换系，我说我想去中文系。那个时候，中文、历史是天之骄子．政教系被认为是搞政治的，大家都有种恐惧感，好像要犯错误。当时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系主任是吴铎，中国社会学界的前辈，他说，我非常同情你，但这不是个别问题，如果我同意休了，会有一大批人拽我换系。所以，就没有换成。1978年开始，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陈景润的事迹也广为人知，大家明显感觉到知识的地位提高了，政治的地位在下降。所以政教系在文科里面是矮人一头的。事实上，华东师大政教系的实力也不俗，有一批优秀的专家教授，像哲学家冯契、经济学家陈彪如、基督教研究权威徐怀启等，在全国都非常有名。
人这一生，我觉得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在左右着你。刚进校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分专业，是一个大文科的概念，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综合在一起。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组纵了个社团，讨论法学后来到大学三年级要分系，本来我一度想学经济，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政治类。大四的时候本来准备考研，跟随姜琦教授攻读国际共运生，结果那年第一改招研究生．系里名额比较紧张姜教授无法招生，我就放弃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政教系的中共党史教研室领导安排我跟陈竹筠老师研究中国民主党派史。民主党派史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我至今还很感谢陈老师，她是位中年女陛，功底非常扎实。政教系当时的学术风气不太好，教条主义很严重。陈老师却非常重视史料，也不急功近利，所以我能跟着她非常幸运。我记得一开始她让我研究黄炎培，后来又跟着另一位杨雪芳老师研究沈钧儒。从个案做起。陈老师让我读第一手资料，比如黄炎培的日记、年谱。这实际上是历史学的训练。后来我参与了《黄炎培传》的撰写。初稿是我写的，不长，大概三四万字，前前后后写了两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的想法，我自己做了一个黄炎培年谱，不求发表。就是自己慢慢摸索怎么样做研究。我觉得我自己最初的史学训练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当时我是在政教系．但我的工作恰恰与历史有亲和性。虽然这也是老师安排，不是我自己选择的。
当时我还是做助教(助教还是工作两年后转的)，也不知道学术论文该怎么写，当年我想一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什么野心，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但我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从自己的工作中总能品出一些乐趣来，就凭自己的乐趣来做，没有什么功利的想法，所以我一再给我的学生讲，做学问一定要靠兴趣，不能功利化，否则是成不了大器的。1985年我考上了政教系的在职研究生，跟随周子东教授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要做研究，积累是非常关键的，我1982年留校后，不用上课，学校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不像现在博士一毕业，就要上三四门课，哪里有时间看书呢。从1982到1987年，我五年时间泡在图书馆。相关的资料差不多读了个遍，就1919到1949年这段政治史、思想史，特别是知识分子史来说，我的基础是比较好的，这为我以后正式转向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我做的是民主党派的研究，但对党派组织的兴趣不是很大，真正吸引我的倒是党派内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都是一些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民盟、民建、民进、九三学社，聚集了多少的知识分子啊！沈钧儒、罗隆基、章伯均、章乃器等等，真是名流如云。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复杂斑驳的心路历程非常吸引我，我感觉自己能和他们产生心灵的对话和碰撞。这电是我做知识分子个案研究越来越有理论自觉性的原因之一。
问：据我所知，您在80年代的“文化热”大讨论中非常活跃，而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您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大批问世，引起了广泛影响，可以说是一夜暴得大名。
答：其实我一直以来对文化就很感兴趣。这次文化大讨论中给了我一个机会，把这些年的积累通过讨论、对话，最后以论文的方式梳理一遍，进而进行反思，检讨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我把自己的研究和当时的文化讨论结合起来，写了《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这篇文章，投给了《读书》杂志，那时是1987年。虽然我与这个杂志素昧平生，但《读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王焱非常喜欢，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是我第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当时北京有一个“走向来来”丛书，是非常有名的知识分子民间团体，由金观涛先生挂帅。他们要编一本《走向未来》杂志，我有幸和他们 认识。就写了篇《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探索》，结果在创刊号上就登出来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从1987年到1989年，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其中三篇被《新华文摘》转载了。
就思想层面上来说，我是比较敏感的。思维敏感是我的长处，我对当时的一些理论前沿问题都很感兴趣而且都有所涉猎，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是敏锐，没有扎实的功底，是撑不起文章的，你有想法，但你没有史料的支持，没有充足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那五年我一头扎进图书馆，这个时候它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我对民国知识分子非常熟悉，我有大量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手资料，我那些好的想法，不是用空洞的理念来组织，而是用“史”的方式，用知识分子的史料来体现这些想法。我当时讨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我利用原始资料，通过个案或者是群体类型的研究，来看近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怎样丧失的，有哪些主要的类型？现在我还记得当时“走向未来”丛书的副主编贾新民(他前几年不幸去世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思想者)的话，他说许纪霖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好就好在他熟悉民国知识分子的资料。
那几年我给《读书》杂志写了好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当然与我的思想敏锐有关，但我还是要说．功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那五年的冷板凳，就没有我1987年-1989年的爆发现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非常有想法，很多人成为网络思想家。但是，真正能成大气候的，可能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研究的话，必须在某个领域有深厚的积累，花几年时间潜伏起来好好读书，不能太功利化，做学问目的性太强是不会成才的。对于今天的硕士、博士来说，求学阶段非常重要，一定要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的积累，否则，工作以后再来补这一课是非常困难的。
问：您对80年代的“文化热”怎么看?您觉得它对您后柬的学术转向有影响吗？
答：我至今还很怀念80年代，那个年代富有激情。大家讨论问题非常真诚。你看那个时候的《读书》杂志，讨论的都是最前沿的思想学术问题，那些作者都是高手，非常会写文章。文字既好看又有深度。大家对知识，对理想，对信念，都抱着很纯的感情，不像今天这么功利。80年代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好日子。但80年代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比较肤浅。有点像晚明，崇尚空谈，背后的东西不扎实，缺乏厚重感。有点“游谈无根”的味道。
不过，到了1988年底、1989年初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学术上的虚脱感。成名了、不断有人向你约稿。我感觉总是在重复自己，思路跳不出“心态人格、心路历程”这些东西，讲来讲去连自己都烦了。好像两年一下子就把那五年的存货淘空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积累还是太少，无论是史料还是整个知识背景，都还非常薄弱。
1989年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大家一下子变得非常沉默，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也离开华东师大调到了华东化工学院(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当时教育部计划把几个工科院校改成综台性大学，清华、浙大和华东化工学院是三个试点。当时的院长陈敏恒非常有魄力，引进了许多人才成立了文化研究所，所长是陈奎德，当时复旦大学哲学系有名的 青年学者，他邀请我加盟。那个时候的学术界是一片萧条。总感觉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这恰好又给我一段时间，进行再一次的学术积累。大概从1989到1993年，我又重新读书。我发觉要把知识分子研究做好，光有史料是不够的，你必须对这个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背景知识有个系统的了解。而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弱我决定暂时从知识分子研究 中跳出来，做一些更宏观的背景问题研究。这是我第一次自觉进行的背景知识的训练。
当时我主要关注两个论域，一是现代化，二是终极关怀问题。当时国内的近现代化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总跳不出三次革命高潮的传统范式。正好有一个志同道台的华东师大校友陈达凯，当时学林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我们就计划编一本《中国现代化史》，不敢说重写中国近代史．那是耍受到批评的。当时大家都没事可做，所以北京、上海、广州的朋友一听要一起合作写一本书，都很兴奋。我们的编写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是跨学科的，社会学者孙立平、经济学者何清裢、历史学者杨念群、高华等都参与了编撰工作。他们现在都是本领域的著名专家了。从现代化角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本书在中国可能是最早的一本。这个工作对我转向历史研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失落问题。中国是在1992年以后才成为市场社会的，事实上从8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感受到市场逻辑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冲击。1988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商品经济中的知识分子生存危机》，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到90年代初，看过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后，更加深了我的看法。1994年参与上海学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与这个想法相美。这是我后来转向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原因。我之所以关注思想文化研究，除了专业因素之外(我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是与我内心的关怀分不开的。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做研究，除了有扎实的功底，你一定要有内心的关怀．没有发自内心的关怀，做研究仅仅是为稻粱谋，就感觉不到其中的乐趣。有了关怀，才有思考问题的兴趣。才能超越一些功利性动机，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是恒久的原动力。如果总担心文章能不能发表，稿费拿多少，能不能上职称这些问题．学问是做不好的。
我转向史学研究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上海历史学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会长是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1993年学会换届，请我担任学会的秘书长。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激励。从此，让我和历史学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问：学术界向来不乏前辈提携后辈的先例，比方说胡适当年很赏识傅斯年，对顾颉刚的影响也很大。那在您的学术道路上，有没有碰到对您影响非常大的同行或者前辈呢？
答：我自己做学问是“野路子”，吃百家饭，采千家蜜，看似采各家之长，其实是没有“家法”的，没有机会从某个老先生那里继承一个完整的研究传统。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如果说我今天有了一些成绩，那也是和一些前辈的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陈旭麓先生。我与陈先生原先并不认识，但老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关心。他看了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非常喜欢，就把我叫到他家里去谈。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助教，见到陈先生很是诚惶诚恐。因为陈先生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我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他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我的论文评价很高，这种鼓励一直铭记于心。
另外一个是王元化先生。我与先生原先也是索昧平生。1988年的时候，当时他的一个博士生告诉我．说王先生非常喜欢我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介绍我见见王先生。王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领袖，非常忙。我第一次去他家，人非常多，现在都不记得谈过些什么了。但我觉得自己与先生在关怀、气质上很有些契合性。后来，我经常去他家向他请教学问，虽然我不是他的受业弟子，但因为关系比较近，受到的熏陶和感染是一言难尽的，不仅仪是学问，还有道德和为人。
此外，还有张灏先生、余英时先生、林毓牛先生，许倬云先生、姜义华先生、庞朴先生、汤一介先生、李慎之先生、金观涛先生、石元康先生等．都让我受惠非浅。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有福分，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与他们的指导和提携是分不开的，每一位都值得我以后专门撰文谈一谈，在这甲，我只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问：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其实，学术之路也是迂回曲折、荆棘丛生。您虽然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可您作为历史学家，研究领域之广泛、理论视角之新颖，在当前史学界独树一帜。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答：其实90年代中期，我走过一段弯路．当时心有点野，参与了比较多的文化批评。我一直对文化有兴趣，文化批评有个好处．可以给你带来俗名，但是对学术积累没有多大意义。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沉浸在文化批评的快感里面的时候，王元化先生每次碰到我都警告说，这个样子不行．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知识分子研究我当时听了并不以为然。但后来慢慢体会到，老人家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出名以后更要自我警惕。中国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固守清贫．对钱不在乎，但很少有人对名不在乎的“名”这个东西有一种魔力，各种媒体来捧你，让你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人物。然后飘飘然，频频亮相于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慢慢地就成了波斯纳所说的“公共太多，知识太少”的鄢一类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1997年年底，上海师范大学充实中国近现代史学科。邀请我加盟。上海师大的历史系很规范，风气也很纯，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这期间先后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加起来有两年的时间是在境外．让我有机会去了解国外的同行的研究状况．使我对学术界的前沿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并开始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一些问题。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知识分子的研究。我从1997年开始，又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研究，做了一些个案．比如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等，主要是讨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的问题。第二个是思想史。应该说，在这以前，我的思想史研究是没有人门的，深度有限。在国外的经历，让我慢慢发觉，做政治思想史一定要有政治哲学好的训练，否则的话，思想史的深度是有限的。所以，在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我集中读了大量政治哲学著作，这是我第二次对背景知识的自觉研究。有了这个训练，我做思想史心里就有底了。
2002年，我的母校华东师大请我回去，参加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以及历史系的教学研究，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天地。我不但要做研究，而且要带领年轻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们，这对我也是一种新的考验，我现在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一个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史。还有一个是附带的：上海的都市文化研究。
著名学者许纪霖教授访谈录（Part2）2008年01月01日 星期二 09:28
问：您刚才提到历史研究的“家法”问题，能不能就这个问题给史学青年提些建议呢？
答：所谓“家法”，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传统这几年通过带博士、硕士生我发现，“家法”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天资再聪明。你也是一个凡人。而假如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哪怕你是一个侏儒，你也会比一个伟大的凡人站得高。一个侏儒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一个被历史检验过的传统。在80年代，大家都不太注重传统，由于学术传承的断裂．做的好像都是开天辟地的东西但在中国古代，“家法”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古人很注重师承关系，西方则是以学科化、专业化的方式，通过一套学术体制来保证传统不流失。写一篇学术文章。按照西方的规矩，一定要说明人家做了哪些，做到什么地步了，做一个清晰的学术回顾，你才能证明自己研究的意义何在，你必须对别人的研究做出回应。所以除了第一手资料以外，大量引用二手资料，形成一个相互批判、相互对话的传统。我觉得中国史学界这点非常薄弱，到今天为止，大部分研究者还是在自说自话，不大注意和同行交流。中国的史学研究，我不敢说大多数，但相当多的是浪费．做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史学研究还没有学派，没有学术传统．即使形成了一两个学术传统，也不太自觉，不大注重这个传统和那个传统之间的对话。
注重学术传统其实就是学术自觉的萌生这一点我以前也是没有的。这两年和国外的交流比较多，我才发现，我们和国外的学术差距，主要不是资金不够，而是制度上的原园。我们缺乏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和梳理。缺乏学术传统之间的对话机制。你做一个研究．真正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人家的成果。在别人的基础上你跨出一小步就不得了了。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天才。中常人而已。中国学术界走两个极端，一种是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一点，浅尝辄止．有些学者写书．标榜自己运用和参考了这个理论那个方法，一口气报出五六个一级学科，但是你从书中却看不到著者自己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消化的大杂烩。还有一种偏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了解一种传统，对其他的学术传统一无所知，不能与外界对话。缺乏创新能力，路子越走越狭窄。这两种倾向都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障碍。最好的研究是：你有自己的家法．而且了解其他的学术传统，具有与它们对话的能力。
这些年我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接触到的也是做中国学研究的教授，我发现，他们住讨论的时候，即使是跨学科的论题，他们提出的问题也非常专业，比如说讨论思想文化，社会学的学者也能提出很内行的问题我常说他们有好胃口，不吃偏食。不像有些中国历史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专家，而在专业之外，就会变得惊人的无知。这一点我们和国外有很大的距离当然，这与和他们的博士培养制度是有关系的。在国内，博士生一开始就一头扎入一个非常狭隘的领域。结果论文做出来了，知识面却狭窄得很。而在美国读博士，必须要选修三组课程，除了本专业得之外，你还得要选修一个和本专业相关的二级学科，比如你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你就要选西方近现代史或者中国古代史，最后你还必须到外系去选一组课程。比如你是学社会史的，你可以到社会学系或人类学系选一组课程。这种跨学科的训练，使学生的视野非常宽广，容易有突破。而我们由于制度上的局限。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自己差不多用了20年时间才悟出来这点，有点晚了。但我要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说做研究，你一定要接上一个学术传统。就我个人来讲，我对各种传统比较了解，但是，应该接上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以前缺乏自觉近几年通过不断的比较、摸索，才慢慢明确。按照我的趣味和研究路向，就思想史研究来说，我愿意接上的是美国的中国思想史家史华兹开创的文明比较研究传统。这种比较不是把中国文明贬低，而是放在与西方文明 同等的地位上，也不是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而是从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理路，从中国的特殊语境来看中国文明。史华兹教授是大师级的人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名学者。在他的学生里面，按照学术兴趣、研究路向，我感觉张灏教授是最适合我学习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张灏先生深得史华兹的真传。比如研究粱启超，他的方法和列文森就不一样。他非常注重从中国思想内部来提出问题，他在思想史领域提出了很多新的命题，比如“幽暗意识”、比如他对儒家“内圣外王”的重新阐释。特别是他对近现代中国革命的解读，颇具震撼力。作为整个20世纪的亲历者，张灏先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革命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潮。他并没有把革命妖魔化，他认为革命的出现，共产主义的出现，必有其内在渊源。它来自于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自身的历史困境和思想困境。通过研究，他发现中国革命的根底在晚清，确切地说是在1895年至1915年。他把这二十年称之为“转型时代”。1915年后的各种狂澜都在那个时候播下了火种、这种研究路向深得史华兹“家法”的精髓，而且现在日趋成熟，虽然我小是张灏先生的学生，但我很愿意接上这个传统，继续做下去，能走多远是另外一同事，当然这有点小自量力，但我希望在这一研究传统上有所突破，我自己突破不了，希望我的学生或者后人能够做到。
我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知识分子研究，这一年来我正式尝试将知识分子的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一个新的论域知识分子社全出知识分子的社会史和思想史不一样，思想史是研究知识分于的观念，社会史更多的是研究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身份以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史这几年比较热，但大部分人对社会只的认识比较盲目。认为过去研究大人物，研究政治、现在我研究底层、长时段、微观社会，这就是社会史。其实，社会史研究不仅是一个领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方法的不同。我觉得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大部分研究者的理论和方法严重滞后。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在方法论上一定要有自觉，不管他是否在方法论上作过系统的研究。我正在进行的知识分子社会史研究。在方法论上考虑借鉴的是新社会文化史。它对社会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架构、理念和方法，我希望通过知识分子杜会史的研究，打通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藩篱。同时也试着把它和都市研究结合起来，力图给知识分子研究开拓另一个新的方向。
对于史学青年来说，学术传统非常重要驻自己是深有感触。所以，我对于我的学生也是因材施教，大概分为三种：一种偏向哲学，擅长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我就让他做思想史；一种偏向历史，对史学本身有兴趣，擅长史学的考证、梳理，就让他去做社会史。还有一种偏向文学，感悟能力比较强，我就让他去做我的老行当，知识分子心态史。因为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需要敏感的精神触角，对人本身有一种特殊的感悟能力，这就提到了我要说的第三个“家法”，也可以说是我自己创立的“家法”；因为我做了许多的知识分子心态史的研究，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其实严格来讲，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是最没有家法的，我称之为“无法之法”，它不注重理论，而是偏重于文学感悟式的思考。我自己理解，陈旭麓先生就是“无法之法”，他的研究你很难说有什么方法，但他的感悟能力非常好，也就是我一直所说的“史感”。最优秀的史学家一定要有史感，就像出色的音乐家一定要有乐感一样，这是天生的，是培养不出来的。作为研究者，你一定要去自我发掘。看看你倾向于那一方面。其实，“无法之法”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史感。这种东西是无法传授的，需要看大量的文本，仔细揣摩，品昧，模仿，与你研究的人物对话，才能体会得到。当然心态史也需要借鉴一定的理论，但这些东西必须内化到你的研究中去，否则就成了生搬硬套。
问：您前面提到现代化，讲中国近现代史必定要讲现代化。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答：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老调。我想提一些反思性的想法，给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的同行们一些参考。审天我们谈现代化，一定要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它背后有些什么样的理论。一个背后没有理论的概念是经不起时代敲打的。也是经不起别人追问的。
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现代化，一个叫现代性。现代化理论出现于60年代，它是一套发展主义的理论。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很大影响，最早出现于美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为了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美国力图让这些后发达国家实现像欧美那样的现代化以便加以控制。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基点是，欧美的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模型。就像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只有一个，万川奔大海，奔向像欧美一样的现代化。这就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种族，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传统，最后都要成为欧美国家那样的国家。用帕森斯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三点。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现代化的量化指标，比如说城市化、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此论看似非常科学，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80年代，中国是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很大影响，90年代这个影响继续存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我不知道中学老师是怎么样讲解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过去的教学是把传统和现代二分，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解释成为克服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这样一个理论模式，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它认为现代化只有个模式，主导它的是“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到了7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自我解读和反思．他们开始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指出这套看似普遍主义的欧美现代化模式，其实也是从特殊发展起来的，后发达国家是不能重复的。另外，他们对东方同家存在很大的误解，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东方主义”，他们所说的“东方”足他们想象中的东方，是那个落后的、野蛮的、不文明的、未开化的、有待于西方人拯救的东方，并不是真实的东方。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用西方的现代化克服那些后发达国家的传统，传统也参与了现代化的建构过程。
就中国来说，传统并不是像80年代所批评的那样都是坏东西。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的东西。这些好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它的正面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框架能够容纳他们。比如说，晚清的时候引进科学方法论，中国人很难接受，但是把它和乾嘉考据学的传统接上，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中国人对民主这个词很陌生，康有为说民主这个东西，在孔夫子的时候就有，这就给它带上了合法性。中国文化传统非常丰富，并不是铁板一块。五四时期对儒家批得厉害，但是儒家提倡的独立人格(“道高于势”)却为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另外，传统也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建构。比如说严复，他把西方的进化论、科学、自由、民主引进到中国，但我们要知道，严复并不是简单地拥抱西方，而是在批判、反思西方的基础上接纳西方的现代性。他是以一种反思的方式学习西方，梁启超、章太炎也是如此，所以，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参与了这个过程。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史华兹教授有精辟的研究，他并没有把中国文明看作是比西方低的文明．而是把他看作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都属于轴心时代的文明。这些文明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怎样理解宇宙、怎样关心人的精神价值、怎样组织一个正义的社会等等。不管你是什么文明，都要碰到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关怀，所以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史华兹认为、严复他们做的事情，真正有意义的是探讨东西文明发生碰撞以后，是怎么对话的，当然，给中学生不能讲这么复杂，大概会把他们弄糊涂的。但是，作为老师自己一定要明白，把握一个分寸，不要让学生误解，西方都是好的，中国都是坏的，现代是好的，传统是坏的。
现代化这套理论到现在已经被淘汰了。那靠什么来支撑现代化的叙事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现代性。我去年在台湾大学参加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研讨会，有一个学者提问：现代化和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我当时试着做了解释。我说，这两个东西非常不一样。现代性是在反思现代化的基础上出现的。也就是说，现代性之所以出现。是和后现代主义有很大关系。这看起来有点复杂。不过我可以打个比方：现代化理论是个非常高傲的白人男子，以为自己代表着先进的文明，是全世界的楷模。可万万没有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后现代的毛头小伙子，批评现代化这个白人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你已经变成了压迫的力量。你制造了两个神话．用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的话来说一个是“真理”的神话，一个是“革命”的神话。“真理”的神话是黑格尔提出来的，“革命”的神话是法国的卢檀提出来的。这两个神话都来自十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现代化理论把它们发展到了极致。现代化理论自以为代表了“历史的终结”，人类从此找到了光明的方向，天下大同就要出现了，接下来的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浩浩荡荡朝着它奔。但后现代嘲笑说：错!你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压迫的力量。你就像中世纪宗教中的那个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压迫别人。压迫个人解放，压迫各个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甚至以真理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霸权。后现代主义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构现代化理论，所以，现代化的神话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强劲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一些人站出来捍卫说：我们承认．现代化理论确实出现了一些压迫性的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是不好的。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即使是在欧美，现代化也没有完成，启蒙也没有完成，还要继续革命，当然，具体怎么捍卫，非常复杂，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但他们吸取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批判性因素，来捍卫启蒙的理想，这就是现代性。概括地说，第一，现代性是个复数，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现代性．即使我们通常说的欧美各个国家的现代性也是有很大差别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现代性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个不断反思、自我批判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就这点而盲，中国从晚清开始，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一直到现代，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探索，是在反思、批判西方现代-眭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中国的现代性。所以，中国不是无原则地拥抱西方，而是有所批判有所选择地收和探索。包括对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它是反西方的现代性你不能说毛泽东完全是反现代的，毛泽东也要求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它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方案，但它是以反西方的现代的模式出现的，带有小农的色彩，最后失败了。不仅是毛泽东，包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和这个相关，虽然后面的历史非常悲剧化。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更开阔的现代性的视野来看这段历史，才可以真正讲出新意来。现在历史课教学虽然跳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革命模式，但是从革命模式掉进现代化模式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要给学生提供一些更新的东西，怎样认识西方的历史？怎样认识中国的历史？我想这对中学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问：中国是个历史大国，历史这个学科也一度非常辉煌。可现在已经完垒边缘化了。学生们讨厌历史课。历史课成了枯燥乏味的代名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自己是很敬重中学历史老师的。因为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一个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语文老师教得好，他就会做文学梦，历史老师教得好，他就会对历史感兴趣。我发现很多第一志愿报历史系的大学生，都说在中学碰到了非常好的历史老师。所以，中学历史老帅非常重要。我自己之所以一直到现在对历史都兴趣盎然，就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历史老师。
王小波有一篇文章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读大学时有一个教数学的老师，第一次上课就告诉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的是高等数学，高等数学没有什么用，但它是一个好的知识。什么叫好的知识呢?就是它不但有趣，而且帮助你思考。我想历史其实就是好的知识。历史知识是没有用，它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但却是好的知识。一个人不但要学有用的知识，更要学好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可以培养工匠，只有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在大学期间，按照我的专业，我完全可以当律师、金融专家，就像我的很多同学一样，甚至可以进入政界。正因为碰到了这些好的历史老师，教给我好的知识，我才得以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
网上有篇文章排出了大学十太悲惨专业的名单，历史排到第六，但是，我经常讲，历史老师，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不要妄自菲薄。人家看不起我们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看不起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的知识今天现状这么惨呢？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历史课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这是今天大学和中学老师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原因有很多。应试教育体制、教科书的枯燥、教学方法的陈旧、使得本来非常精彩的历史变得很无趣，面目可惜。所以，关键问题是怎样恢复历史的生动性、趣味性、让她变得可爱活泼，像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一样。人见人爱，而不是像今天一样，暮气沉沉，板起面孔，随时准备训人的老古董。历史一恢复了她的生动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史学青年。
一方面，很多人讨厌历史课，另一方面，史学通俗读物非常畅销，历史影视剧，历史小说、历史纪录片都很流行我现在还记得中小学的时候，开学最盼望的是发新课本，当教材拿到手里，就迫不及待地翻看，好看的话一天就可以读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能做到这点吗?即使让学生按部就班地读，学生有这个兴趣吗？虽然这几年历史教科书有了很多的改变，图文并茂，语句也变得生动了。但是和国外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比方说美国，它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是故事，故事里面都有人物，人物都有性格，没有微言大义。他从来不希望通过历史教科书告诉学生什么道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有了一些故事．但主要的部分仍然是向学生讲道理，是考试的内容，是正确答案。不是背景、过程、意义，就是人物、地点、事件，都是准备应试的东西。所以我说，是教科书败坏了大家的好胃口。让大家觉得历史就是背的，没意思，是一些无聊的玩意。教材的编写是和我们的考试方式一致的，这种考试方式又是应试教育体制的结果。所以，应试教育不变的话．中国的史学是没有希望的。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于客观条件，即使教材枯燥乏味，我们历史教师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教学方法的改变．老师要善于讲故事。我不是做叙述史的，但我认为，历史学骨子里就是讲故事。这就是我对史学的理解。这么多人不喜欢历史教科书，但喜欢看历史电视剧，看历史小说，历史回忆录，为什么？因为故事吸引人。他们关心故事里人物的命运。中国是个历史大国，五千年的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动人心魄，近现代的历史又是这么精彩纷呈，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欧美国家没有中国历史这么丰富。但它们会编故事．没有故事他们也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比如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去参观“五月花”号船，最早的移民居住地，他们就编成了一个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还有大学生现场义务表演，当时的人们怎样与大自然斗争，印第安人如何送他们火鸡．非常情景化。哪怕是哈佛广场上的一棵树，他们也说当年华盛顿曾在这里检阅军队中国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上到处都是故事，我们却把故事阉割成了教条，干巴巴的惹人讨厌。
讲故事的历史传统本来是中国人的，但美国现在做得非常好。黄仁宇的历史书很畅销就因为他会说故事。黄仁宇还不算典型，当代美国中尉学研究三大巨头之一耶鲁大学名教授史景迁，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讲授中国历史，统统是故事．完全采取叙述的方法。他在耶鲁大学上大课，常常有三四百人选修，要放在大教室，因为他很有名，但你有名的话，学生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课，关键是他会讲故事。另外，美国的中国研究两巨头孔飞力、魏斐德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你看孔非力的《叫魂》多么吸引人！本学术著作，在中国发行量达到了两万多册。今天我们的老师还有讲故事的能力吗？史景迁是美国人，原名Jonathan Spence，他对司马迁很是景仰，所以起了个中国名字。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大家，《史记》被公认为是史学的典范，但《史记》连小孩子都爱看。因为他讲帝王将相都是在讲故事，各种细节，还有对话。栩栩如生。像看小说一样。但有谁怀疑这不是历史吗？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中国最早的史学传统就是叙述史，也就是讲故事，史学和文学是分不开的。你看1949年以前胡适、吴晗、吕思勉史学大家，也很擅长讲故事。吴晗的《朱元璋传》最初的版本写得非常好看，大量的情景描写，人物心理分析、错综的矛盾冲突，非常精彩一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大学名教授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语言像诗一样，非常美，给人以灵动之感。这种亦史亦文、亦史亦诗的传统，1949年以后中断了。先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现在又为考试升学服务。越来越教条、枯燥，终于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惨淡的局面。
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做历史老师，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讲故事．把被教科书阉割掉的故事重新发掘出来。活生生地讲给学生昕。让学生在鲜活的人物形象、紧张的戏剧冲突里真正体会到历史的魅力。历史课不是政治课，没有必要讲大道理，即使你要讲道理，也要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从这点来说，历史可以像文学一样生动，甚至比文学更生动。因为文学是虚构的，而历史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些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畅销书大都是会讲故事的，比如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非常好看，人物形象活灵活现，个性突出，很是吸引人。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评：这怎么能够算历史！我后来给章诒和教授辩护：这恃好是中旧叙述史的传统。否则的话．今天我们还能相信《史记》吗？《史记》里面记载，项羽和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假如我们以此诘问司马迁：你一个汉代人，如何知道当年的情景？你有证据吗？显然，这里面有司马迁合理的想像成分在里面。但没人会怀疑《史记》是信史。历史学虽然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注重考据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史学就不需要合理的想像。陈寅恪上承乾嘉传统成一代宗师，可他写的《柳如是别传》，里面的细节描写非常细腻。甚至把诗引人了历史的论证。假如缺乏想像能力．如何能够将这些史料组织成个哀婉的故事。
假使每个老师都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开始。把历史的丰寓性和趣昧性还原．肯定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就会像盼过节一样上历史课。一些学生会觉得历史真好，不顾家长的阻拦和世俗的偏见，以第一志愿报考历史系。然后在历史系又碰到好的老师。毕业后他们再做历史老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可以想象，历史教学将会出现极大的改观。史 学研究的繁荣也就不远了，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
最近教育部制订了高校新的公共政治课方案，将中国近现代史纲列入四大基础课程，这是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一大步骤。美国的所有大学，哪怕再小，也有历史系，因为历史是通姒教育必修课，美国就是通过历史课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的一个国家假如人们不熟悉自己的历史，忘记了自己的历史，那离亡国也不远了。真正有识见的人，眼光远大的人、能够看清未来的人，都是有历史感的人。当然历史不是未来学，它不能预测未来．但是你懂得了历史，你就不那么轻信，你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经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没有经验是很容易上当的但人一生有限，就算你活到一百岁，你能经历多少人事呢？恰恰是历史让你可以超越你的有限性，让你学到很多好的东西。哲学告诉你道理，文学培养你的灵性，而历史则给予你智慧。
著名学者 篇6
乌托邦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信仰危机
记者观察：朱老师你好，你近来关于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和信任危机的相关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触动了社会的神经，有人称之为“中国最犀利的反思”。想请你先谈一下，中国的信仰危机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朱大可：准确地说，信仰危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文革”的烈焰焚毁了它的敌人，也意外地制造了大批怀疑主义者。1980年，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借助三洋牌卡式录音机，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爱情歌曲开始在整个大陆流传。坚硬的革命信仰和斗争话语，第一次遭到软化，浸泡在人性的香艳眼泪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美学博弈。“爱语”像火焰一样蚕食着“恨语”。而后，邓丽君柔肠百转地征服了大陆。
一个与此密切呼应的事件，是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它发表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上，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声音。作者过去对人生充满美好幻想，其家人都是共产党员，本人也深信共产主义，但“文革”改变了一切。作者警醒地发现，“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作者据此得出结论：“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潘晓”的信函，由编辑组合两位“跃进后一代”的言论而成，是典型的“谋划之作”，却点燃了一场关于信仰的热烈争议，标志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突变。而到了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中国青年》杂志因组织“潘晓”来信的讨论，被迫提交“检查报告”。但这是无法阻挡的怀疑主义思潮，它象征着神圣价值体系的解体。
这就是乌托邦反思。它是关于“全人类理想”的反思。它不仅颠覆了强大的乌托邦叙事，而且解构了集体主义和自我奉献的伦理。尽管如此，对于国家建制和政治民主的激情，仍然是民众的核心价值。他们并未因“潘晓”的“个人主义反思”而终止，相反，它以呼唤改革的方式继续发育，扩展为一种宏大的广场话语。
在“潘晓”群体之外，更为深切的信仰反思，涌动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尽管饱受极“左”势力的政治围剿，1983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发现，关于人的尊严与价值的重新认知，以及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探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持续展开，震动朝野，形成精神解冻的潮流，为先锋文学、新潮美术、前卫音乐、实验戏剧、探索电影(“第五代”)等艺术风格的孵化，构筑了意义深远的温床，而于1985年到1986年两年间，形成短暂而强大的“文艺复兴”态势。
在这令人珍视的反思运动中，忏悔者周扬和戴厚英等人的崛起，向中国知识界提供了罕见的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人性戕害机器上的犀利构件，而最终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但这种个人抗争并未得到来自知识界的声援，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从国学到肉身经济：20世纪90年代的信念危机
记者观察：按你所说，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信仰危机其实还未对整个国人的信仰构成太大的冲击，传统的信仰即你所说的乌托邦信仰仍然占据社会主流。但我注意到，你在说到上世纪80年代时用的是“信仰危机”，而在表述上世纪90年代时用的却是“信念危机”?
朱大可：是的，是信念危机。信仰指涉了宗教层面，而信念则仅仅指涉一些人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像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之类普遍价值，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民族、国家信念。
1989年前后，整个知识界全面转型。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的信念迅速凋敝。而另一个具有戏剧性的时间节点，在于周扬之后另两位知识分子的谢世：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3个月后，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陆台两地最后的国学名师的离去，似乎暗示了传统文化凋敝的必然命运;但基于政治信念的危机，这两场死亡竟然没有妨碍“国学”，反而意外地激发了它的“兴盛”。
就在1990年这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而古籍的大量涌现，为那个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而后，“国学热”分化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向度：《周易》热、南怀瑾热和国学杂志热，小心规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昭示出显著的“去政治化”态势。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东方》《原道》《原学》《中国文化》《国学研究》《学术集林》等蜂拥而至，加上原有的《读书》，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用“国家主义”来界定传统文化的属性，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独立的批判立场，而是引向集体皈依(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契约、项目、资金、权力)的主流。学院知识分子大步行进在余秋雨倡导的“和解”之路上，完成了跟国家主义的亲密结盟。
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转型，获得了来自官方的热烈称赞。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文章，编者按称：“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次日，头版再次发表《久违了，“国学”》的署名文章。1994年，又有高层进一步表扬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急迫任务，北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肯定。”这些接踵而至的褒扬，意味着“高校国学”已经获取知识界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混杂在“国学热”中的“陈寅恪热”，则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独立学术传统的缅怀。这是一场与“国学”内在错位的隐形思潮，显示出知识分子捍卫自我人格的企图。而这种对陈寅恪气节的追思，还可以视为一次文化血统的认归。陈氏所坚守的，不仅是文人的学术道统，更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训诫里，寄存着少数批判知识分子的孤寂信念。
但无论哪一种精英叙事，都只能是广场叙事向书斋叙事的退缩，成为象牙塔里的絮语。在知识分子的背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话语权力真空。1993年开始呈现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为消费主义奠定了政治基调。就在这一年，上海各大餐馆开始出现殖民地时代的月份牌。在美食消费的现场，身着旗袍的美女粉墨登场，被典雅的欧式壁灯所照亮，重演女性身体的殖民地神话，藉此表达对于西方现代性的间接想象。
“月牌女”的复活，意味着身体对灵魂的超越。以“文革后一代”为主体的小资阶层出现了，开始精细地消费和时尚地生活。在第二产业大规模解体的同时，歌厅、按摩院和洗脚房大规模涌现，成为中国服务业的主流，藉此表达对身体的极度关怀。这是最奇特的中国式经济，在经历了20年的打压之后，它解放了人的肉身，赋予它放纵的权能。享乐主义一举填补了信念丧失的空白。这是20世纪90年代最重大的事变，它彻底颠覆了精英主义的统治。在数码电子和互联网技术的声援下，大众消费文化接管了中国民众的日常事务。
毒食与弊政：零年代的诚信危机
记者观察：那么进入到新世纪，整个社会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要用“诚信危机”来形容呢?
朱大可：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个简单梳理。2008年5月，为回顾“改革开放30年”历史，《新京报》发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作者之一黄晓菊的谈话。她说：“这场讨论对于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该报同时刊载评论称，多元价值观30年来已基本建立，而在新一代青年投奔更为功利的价值观时，曾引起“潘晓”们迷惘的理想主义，却早已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正是恋物癖和拜物教的狂潮。
以三鹿奶粉为核心的食品信任危机，以肖志军事件为代表的医疗制度信任危机，以及华南虎事件为代表的行政信任危机，作为三大代表性事件，谱写了零年代中国社会的典型病历。
三鹿在奶粉中投放三聚氰胺，仅仅是“毒食中国”的冰山一角，它加剧了消费者对食品、器物乃至所有商品的怀疑。“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问题消费”的代名词，它指向了制造、检验和管理的整个链索。
农民工肖志军拒绝在临产妻子的手术单上签字，导致母婴双双死亡，作为一个极端个案，不仅表达了底层民众对中国医疗信用体系的不信任，更表达了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深刻质疑。
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的野生华南虎照片，被地方林业主管部门高调确认，却被网民揭出其造伪真相。这场看似无法讼断的奇案，最终以周正龙入狱告终。而当地政府在此案中的形象，变得卡通可笑起来。
2006年上海高校芯片造假案所代表的科技腐败、2009年罗彩霞事件和武大官员贪污案所代表的教育腐败、2010年清华抄袭门所代表的学术腐败，以及遍布全国的师生论文抄袭潮流，已经让中国学界臭名远扬。但这种由体制支撑的腐败，却受到世人的广泛同情。抄袭成了师生的常规策略和时髦手艺。
各地政府的诚信缺失，才是构成信任危机的主因。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轴心，政府信用在零年代后期开始迅速褪色。2007年陕西华南虎事件、2008年贵州瓮安“俯卧撑”事件、2009年湖北巴东邓玉娇案、2009年的上海“钓鱼”事件、2010年福州“诽谤”案等等，当地政府的诚信，皆因弊政和谎言而趋于解体。在上述案例中，笨拙地说谎——拒绝道歉——异地抓捕——剿灭真言，成为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逻辑。所有那些滥用公权的违宪手法，捍卫了某些官员的乌纱帽，却让当地政府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它不仅加剧与民众的疏隔，而且碾碎了信用的基石。
所以，我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零年代的诚信危机”。
著名学者 篇7
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有一个信仰体系的，主要就是儒释道三家相互交替，互相补充。所以这个信仰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时代，它的信仰体系也在发生转换。
记者观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信仰问题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我们想知道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分析一下目前现状，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信仰?有什么信仰?
曹锦清：关于信仰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到底还有没有信仰，可以这样说，既不能说没有信仰，也不能说有信仰，但是现在出现了多元的信仰。比如说传统的佛教，我们也能够看到各大寺庙的香火，能够看到不断增多的各种佛学院，各大寺庙的和尚也多，各个年龄段的教徒也都有。但信徒里面也是不一致的。核心的信仰估计是和有求必应有关系，这是佛教里面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是佛教本身的内涵的问题。佛教本来讲究的就是无所求，因为有所求就是苦。佛教里面讲的是“八大苦”，生老病死可以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任何生物都会有生老病死，然后有社会属性的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聚，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表现。其原因当然与欲望有直接的关系。在小型的静态社会，人的欲望不是没有，而是小一些，像最基本的欲望就是吃饱喝足。个体生命的存在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吃饱了就要繁衍，总还得有性吧，那么性就要通过婚后家庭生活来保证，用婚姻制度来防止男性之间争夺异性的战争。这就是婚姻制度的两大功能。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有一定的婚姻制度，有一定的小的生产制度，有一定的分配制度，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在一个不流动静态的社会里面，各种欲望都习惯被习俗所规范的话，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之后才可以产生各种艺术形态和宗教信仰体系。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讲，就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年年有余，岁岁平安。
记者观察：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社会，一般的老百姓生活就比较平安，也就心满意足了。
曹锦清：是的。在传统的农耕社会有一套信仰，这个信仰体系的作用，主要就是规定人们生活的意义。你活着是干吗的，他就回答了，勤劳节俭，家和万事兴，繁衍后代，传宗接代，光宗耀祖，这就是人生的意义。而且每一代年轻人的婚姻都这样规定了，婚姻制度就是合两性，合两家之好。这个意义就是指挥棒。在意义指导下的各种规范就可以具体到任何一个角色：做父亲该怎么做，母亲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兄弟该怎么做，妻子该怎么做。把这种观念政治化了之后，那么你当君主的该怎么做，做官的该怎么做，儒家就很概括地总结为“修齐治平”，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
而佛教叫你看破红尘，叫你进一步地压制欲望，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所求，无欲则刚，你不会求别人了，你也没有那么多的苦恼了，所以佛教的核心是要消灭欲望。在秩序崩溃的封建社会里面，如何来消除恐惧消除苦难，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无欲。它主要是这个意义。
而道教规定生命本身，肉体的存在是最有意义的，讲身体要保养得好，延年益寿，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个体、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履历当中，形成不同的需要，所以它注重养生。对待人的肉体，道教和佛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一个有信仰的社会是没有错的。传统社会的主体有两类人物，一个是纳粮当差的农民，再一个就是为国家服务的士大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传统的社会它有一个信仰体系是没有错的。这个信仰也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时代，它的信仰体系也在发生转换。
进入近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忧患意识很浓，但基本上没有丧失信仰，还没有到了那种无信仰状态。这个信仰很具体，就是国家、民主，其目标就是复兴。
曹锦清：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被列强瓜分，处处挨打，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在传统信仰、传统知识体系里面，寻找到应对工业化之后的那种武器，所以转而向西方学习。他们以救国救民为目标，从西方输入不同知识，主要就是两大派，一个是自由主义派，另一个是马列主义派，当然还有无政府主义派。各种派别都进来了，主要的就是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派，他们都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理论。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寻找中国改革之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也可以叫做信仰体系，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总的来讲就是在这个主旋律下面活动的。他们信仰国家民主，目标是为了振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然后寻找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它，老办法不行就用新办法。新办法哪里来，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近代史总的来讲，尽管忧患意识很浓，但基本上没有丧失信仰，还没有到了那种无信仰状态。这个信仰很具体，就是国家、民主，其目标就是复兴。各种西方公认的主义，在中国只是作为一个复兴的工具而已。自由主义观念认为，一个人要独立，就需要发达，在发达的基础之上，组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这就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进化制。进化论认为中国需要经过若干阶段才能够达到目标。这时候马列主义进来了。马列主义中包含了历史发展论。经过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改造，变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趋势，尤其它的历史观，它告诉你中国人民现在处于何地——半殖民半封建;告诉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从封建社会转化而来的，到了鸦片战争被西方国家打了以后，原来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它告诉你中国的历史是什么——鸦片战争之前也经过奴隶制，再以前就是原始社会;然后再告诉你我们将到哪里去——现在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那么第一步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先是反帝然后就是反封建，然后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再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就是大同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成为那个时代救国救民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共同的信仰。其实国民党也不能说没信仰，三民主义就是信仰。但这个信仰没有完成，最后腐败了。尤其抗战胜利以后，它的整个信仰体系土崩瓦解，所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记者观察：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记忆犹新。
曹锦清：当时在相互竞争的集团里面共产党最有信仰，所以它没人有人没钱有钱，没有群众有群众，因为它赢得了民心，最起码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对土地的渴望，也满足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统一国家的要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选择留在大陆，因为他们认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以在内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80%都留在大陆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要解决挨饿和挨打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首先就是奉献。奉献对象是人民、国家，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时候，奉献、牺牲作为一个主题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这个信念把当时中国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但10年文革把这个信仰破坏了。
曹锦清：在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之后，中国政府努力解决长期以来的两大问题，就是挨饿和挨打问题，共产党优先解决挨打问题——一般人都赞同，知识分子也赞同——主要就是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内容。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首先就是奉献。奉献对象是人民、国家，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时候，奉献、牺牲作为一个主题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这个信念把当时中国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一直到了1968年，在一片混乱中，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怀疑起来了。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就觉悟了，人民群众对阶级斗争已经厌恶，对斗争的意义也怀疑了，这就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民族的心理基础，使得中国加快现代化发展、改善民众生活，满足人民更多自由，少点斗争多点和谐成为普遍的情绪，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歌曲都充满着劫后余生的庆幸，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旋律是明朗的，昂扬向上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市场对配置生产要素的调节、推动生产力发展、增加财富总量方面确实是有效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也确实对原有的信仰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为原来的目标是整体的、未来的——整体是中华民族，未来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信仰体系是以牺牲和奉献为主题的。但这个信仰体系在“文革”的中晚期已经背离了很多人的生活经验，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东西被指责为假大空，而“文革”本身就成为破坏这个信仰的一个运动——对某种信仰放弃的运动。所以人民要求更多地返回个体，返回生活，返回自由，这个要求是和市场经济开始时一致的，所以上世纪80年代整个农民还是乐观向上的，交给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是急切的。高考恢复了，许多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了，所以20世纪80年代整体都是比较和谐和乐观的，热切期盼的那种情绪基本是那个年代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顺乎天应乎民的。
市场经济把所有的人从过去整个社会是一个共体型，肢解为一个个为自己谋利益的个体，由原来的“铁饭碗”，相对平等、安全的体制进入了一个逐步展开的自由的体制，所有家庭都被迫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漩涡中，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风险，所有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当下和未来而努力工作。这个时候信仰就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信仰是和某个群体的共性有关、和某个群体的利益有关，是关于整体性的信仰，是指向未来的信仰。而现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体系不可能维系了，而且这个体系要重建的可能性不大了。
记者观察：那么为什么后来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分裂?
曹锦清：市场经济一旦展开以后，就产生了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知识分子要求自由民主，老百姓也切实感受到了官倒带来的腐败。这是市场带来的一些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私人经济发展起来了，招商引资也加快了，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了，贫富分化、区域分化、城市分化开始了，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了。因为市场经济使所有家庭所有个体都从原来所属的单位即对生老病死有保障的那个安全的体制中自动地跑出来，或者被动地驱逐出来了。农民首先从大集体那里被抛出来了。原来那些有病的人，被大集体抛弃之后就面临生存问题，他们留恋那种集体生活——只要合作化和公有制体制搞得好的，就有人留恋;搞得不好，就有人要砸破这个体制。所以市场经济就是一步一步地把这个缺乏自由，缺乏选择职业的自由，缺乏获得更多货币的自由，甚至也缺乏选择两性关系自由的体制打破。由原来的“铁饭碗”，相对平等、安全的体制进入了一个逐步展开的自由的体制。但这个时候人们却感觉到不安全了，所有家庭都被迫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漩涡中，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风险，所有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当下和未来而努力工作。这个时候信仰就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信仰是和某个群体的共性有关、和某个群体的利益有关，是关于整体性的信仰，是指向未来的信仰。由于是指向整体所以约束个体的欲望，由于是指向未来所以约束眼前的欲望。而现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体系不可能维系了，而且这个体系要重建的可能性不大了。
著名学者 篇8
熊丙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不是只有女生才要受教育, 男生也需要受教育。因而, 现在不是抓不抓“女性教育”的问题, 而是两性都要抓。不应该说是女性教育, 谁说女性需要教育男性就不需要呢, 难道女性可以讲求“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男性就不需要了吗?没有道理, 男女都是平等的。可能有些农村里还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存在, 女生会因为家庭负担过重、子女过多而出现辍学现象, 但是城市里反而“重女轻男”的现象更多一些。现在“女状元”“女冠军”、考试中得高分的女生就有很多, 哪一点能表明女性就缺少教育呢?而且我不认为现在男性的地位就比女性高, 现代社会都关注保护女性权益, “半边天”的呼声很高, 但有谁又关注过男性的压力和权益呢?所以, 不是只有女性缺乏教育、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男性同样需要教育、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 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但怎么教育, 就不是单纯的性别教育问题了, 而是从出生就应该开始接受公民教育, 培养独立的人格与尊严, 注重个性的发展、人格的完善、心理的健全等等。
其实真正的教育, 应该是帮助学生、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培养的过程, 是个体教育, 而不是群体教育, 是完善人格的教育, 是让受教育者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有完全自主的行为意识的教育。而女性教育实际上是对独立的、有思想的女性的一种精神束缚。女性教育只是教育的个别现象, 也就是所谓的性别教育。现在, 教育存在很多问题, 不单单只是“女性教育”, 比如生命教育、分层教育、心理教育、德育等等, 这些不断被提及的教育都存有问题。我不认为“女性教育”就能够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 而且对它发展的前景我不持乐观态度。你想, 基础都没有打好就想搭建楼房, 那只会是“空中楼阁”, 立都立不住, 怎么能成功?至于什么是这个“基础”, 简单来讲就是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来说, 对受教育者进行真正意义的公民教育, 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 就是一项基础工程;整体改革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模式, 让教育能针对人本身的发展而进行, 就是教育的基础。只有我们的教育真正对准每一个人本身, 关注其个性发展、人格健全, 所有的受教育者才能获得发展自身的平等机会, 而在此基础之上, 其它教育比如所谓的女性教育或者性别教育、生命教育、分层教育, 甚至教育改革等等, 才能开展下去。所以, 没有基础的教育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没有公民教育为基础的女性教育开展起来也不会有势头, 效果自然不佳。如果不建设好这一基础工程, 其他的道德建设, 都无从谈起, 更不容乐观。但综观我国的教育, 从幼儿园到大学, 无论进行哪一种教育, 均无一例外强调的是知识的记忆和技术的掌握, 也就是说, 你要真正全面推动公民教育, 现在还是很难的, 需要以新的价值教育和价值理念, 以及整体的教育架构的构造改变才可能实现。
《中国教师》:您刚提到女性教育要在公民教育基础之上, 在学校开展也需要是在完善人格、培养独立意识的前提下才能可行, 那您认为女性缺乏人格教育吗?
熊丙奇:首先来讲, 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 它本身其实是功利性的教育和竞技性的教育。这两种性质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教育的, 它将很多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扼杀了, 同时, 也使得教育本身原本应促使一个人健康发展的过程变成了互相比拼的过程, 结果就导致教育变成了分层竞争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让孩子成为其中的成功者, 很多人是不择手段的。现在所谓的“成功学”, 我觉得它实际上是整体教育环境导致的产物。
其次, 就是我们常说的标准答案。现在的教育是“观念先行”, 是一个模式化的教育, 让所有学生集中思维在一个模式之中, 他当然就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了, 这是现实中非常严重的问题。尤其像语文教学这门课程, 就是以“主题先行”的形式开展的。比如说作文, 很多人说“学作坊”是从作文开始的, 在写作文的过程中, 就算学生自己不是这样的想法, 但因为有既定的主题, 他也必须要依此构思, 必须按照初级的方式方法去做, 这就难以检验学生的真实表达水平, 难以让学生写出真情实感, 也背离了作文原本考察的重点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主旨。所以, 不少人认为语文教学是虚伪的, 是种“作坊式”的教学行为。
现在教育还存在着很多对学生的“评价”。比如说在“教学评估”中从上至下的评价和平衡, 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都会有一些教师在评估中弄虚作假;还比如最近我们常谈的大学本科评估, 弄虚作假简直非常普遍。你说在这样的教学中, 学生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呢?这些现象在男生和女生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不可能因为性别不同就有所区别。因为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 只要是受教育者, 无论男女, 都是一样无法幸免的。
《中国教师》: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 除了人格教育、心理教育外, 还要连同性别教育也一起开展, 然后才能做到让男生女生更能认清自己性别的特点, 更懂得尊重对方呢?
熊丙奇:有了公民教育, 这些都好说, 没有公民教育, 这些都不好说。没有迈出第一步, 我们现在走的是第二步, 如果希望通过第二步来弥补第一步是做不到的。它其实就是在培养一个合格公民过程中的一个分支或者说一部分内容, 但这部分内容它不是主体部分, 却也重要。因此, 当有了整体培养合格公民的框架结构之后, 再对男生进行男性教育, 对女生进行女性教育, 是有它的基础和价值的。要依次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进行, 而不是到了大学才开始做。公民教育就是从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的教育, 而性别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教师》:学校的德育与女子学校强调的“四自”教育, 有没有冲突, 抑或者根本是一回事, 那还需不需要在学校推行“四自”教育?
熊丙奇:你说男生要培养吗?你说男生在这方面就不重要吗?所谓培养他的基本的绿色的人格, 就是男生人格或者女生人格是不平等的吗?难道是专门针对女性人格或者是男性人格的吗?人格是平等的。
我的建议是没有必要去推进它。真正的核心领域就是关注每个人的人格健康、心理健康就可以了。没必要专门针对于女性教育, 专门要跟她强调“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难道男性就不需要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吗?两性是一样的。难道我们天生的认为女性就不自尊、不自爱吗?这个教育的本身就是贬低女性。
《中国教师》:如果用封建社会提倡的四德来规范女性, 能改善妇女的行为、能力和修养吗?
熊丙奇:我反对拿着过去的所谓“德”的东西来规范新的东西, 它不能建立今天的教育。如果还想从过去的老骨子里找东西, 它实际上是在奴才的体制之下采取一些奴才的方法, 要靠这种东西来拯救中国的教育是没希望的。
《中国教师》:您如何看待淑女教育, 是否也代表着教育的退步?
熊丙奇:其实也不能说是教育的退步。现在中国的教育处于比较纠结的状态, 毕竟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想到一种突围的方式或者能够多做一点尝试, 自然就会去做一些相关的事情, 然后, 多想想怎么样去培养更高素质的学生。当然, 从女性教育的另一因素来讲, 能肯定地说它就是从教育的角度出发的吗?不能。因为很多问题不是很纯粹的教育问题, 这背后有很多都是与商业和经济利益挂钩的。有很多项目, 哪一个的背后不是有一个商业运作的轨迹呢?假设要搞一个所谓“女性教育”的研究, 有课题, 有机会可以出书, 并且还有培训, 那么费用不就出来了吗?如果要做一个试点培训中心, 它能够做下去吗?当然, 也有各种因素存在。我的意思是, 基础的东西不做, 后面的东西可以做但价值不大, 我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所以, 怎么去评价后面的东西, 如果离开前面的培训公民教育的基础环境, 是做不出多少东西来的。再比如说我们讲国学, 当时讲国学有很多的问题, 但实际上, 搞了、累了半天发现没意义, 最后还是留下了炒作之嫌, 那后面回归的东西是什么, 还是回到了基本的常识上来。我自己是谁?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中国教师》:您怎么看女子学院的女性教育?
熊丙奇:所谓的女子学校实际上是妇联为了保护女性权益、保障女性就业率、提高女性在社会上的任职级别而设立的学府, 所开展的女性教育课程也只是为了培养女性的技能、增强女性在社会更好生存的能力, 并且培养女性如何更好地走入家庭, 走上社会。但国内不是只有女子学校, 还有男子学校, 这种男女分校的教育形式, 归根结底都脱离不掉性别教育的问题, 它只是把男性与女性两大群体分开, 分别进行教育, 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女子学校实际上就是技能的培训教育, 它更多集中于女性道德意识与道德规范、礼仪与涵养、女性在社会上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女性要承担的家庭责任等一系列围绕提升女性社会适应能力以及维护家庭和睦的技能性质的培养。可以说, 女子学院的女性教育有其吸引人学习的内容存在, 但毫无疑问的是, 女性将来要做母亲, 你对她进行专门的教育, 那作为男性, 教育他要怎么做父亲也是同等重要的。所以, 千万不要在心里存有性别歧视的教育。
分性别的教育不是说没有必要, 而是有必要的, 但是, 我认为它们共性的基础是要有公民教育, 在完善人格健康的教育基础之上, 再针对两性的特点进行单个教育。一方面, 针对男生的特点提出关于他的教育要求, 如他今后踏入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可能除了家庭、单位甚至还有更多的社会角色, 还有他在跟女性交往时应该怎样尊重对方等;另一方面, 女性在家庭中要担任母亲的角色, 在社会上凭借着女性的特征, 她要处理如家庭关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就要考虑到, 女性这个独特的社会角色可能会面对的因为性别所带来的生理与心理上的问题, 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与心理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 要进行单个的教育是有价值的, 也是有作用的, 但是这些作用和价值的基础还是公民教育。有了这个基础再来谈这些东西, 才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没有这个基础, 有些时候就会出现让我们困惑的事情, 在谈论的时候就会陷入困境之中。
《中国教师》:有些家长认为应该通过家庭教育进行女性教育, 您认为是通过家庭教育好, 还是在学校里推行这个教育会更好一些?如果是在学校无法开展的教育, 那在家庭中去实现是否可行?
熊丙奇:教育肯定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个本体, 不能说谁不好, 每一个类别的教育都需要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协作和配合, 只是侧重点不同。比如说, 目前学校的教育更多的是关注学生的知识教育, 就是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家庭教育更多的是倾向于做人的教育;而社会教育则是两种教育, 一种注重健康, 一种是对外在的反击。如果单一从女性的教育来说, 可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对女孩的影响更大, 我们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 还有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网络会对孩子产生更多的不良影响。另外, 家庭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比较重要, 比如说一些家庭的重男轻女, 或者说有些家庭对孩子未来的规划。现在农村可能强调的是对男的重视对女的不重视, 相对来说它的影响可能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说开展性别教育、家庭教育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家庭教育受制于社会, 你说我们中国哪个家庭不是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下, 围绕应试和竞技的功利教育来教育孩子去适应社会规则, 哪一个可以逃离这个制度之外?所以, 核心的问题就是想要有个健康的教育环境, 就需要改变基本的教育制度;如果没有基本教育制度的改革, 那么, 我们希望在课程改革中, 在我们的某些内容上进行一些调整。
《中国教师》:有什么样的举措可以改变这种现状吗?现在有没有推行一些好的教育办法?
熊丙奇: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在这方面的工作了。目前, 我们与国内的几个大中型城市的学校在合作, 将这些学校作为公民教育的试点学校, 推行学校的个性化教学。比如增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强调个性办学, 建立教育的竞争机制, 推进校内民主管理, 增强学校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 缓冲社会对学校教育的冲击。学校拥有自主权, 会更注重学生心理健康的教育。我们还在这些学校设立了心理咨询室, 针对个人进行辅导;就连公民道德课, 也强调学生对各种枯燥的道德概念、道德规范进行记忆, 并通过卷面考试, 来给出一名学生公民道德课的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