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大学学术研究制度（共12篇）

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篇1

声誉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制度。 它与韦伯(M. Weber)提出的“地位”(status)、“社会名誉”(social honor)的概念十分接近。 一个组织的声誉是它拥有的质量、影响力、可信度等在人们眼中的图像。组织在其各种行动过程中, 创造了声誉这个外部图像,组织自身的质量与人们对组织的主观判断(影响力、可信度等)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两者不能等同。大学声誉(university reputation)是大学给社会各界留下的综合印象,其核心是知名度与美誉度。 声誉制度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在社会学、教育学领域,则还有很大空间。 利用制度主义相关理论与方法,关注大学声誉制度,研究其与权力的关系、组成要素及其结构、合法性基础上的分布状况,可以为当前的大学改革提供借鉴。

一、权力与大学声誉制度的来源

韦伯在《阶级、身份、政党》一文中提出了三种分层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它们分别代表财富分层、权力分层和声望分层。在他看来,多数情况下,身份群体的确定标准与物质财富的拥有是相违背的[1]。 换言之,作为韦伯经典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两大重要指标,声誉与权力没有正相关。 沿着韦伯的思路进一步说,从理性系统的视角看,大学声誉源于卡里斯玛权威,这种机制导致大学声誉的存在恰恰在于与权力保持距离, 甚至能对权力形成一种反作用。当然,如果从自然系统的视角看,现实社会中的大学声誉往往很可能因为受到权力的侵蚀而受损。

(一)大学声誉源于卡里斯玛权威

制度主义认为, 一个职业的声望与它的科学、知识基础成正比;相比之下权力对声望的影响不是那么重要。 具体说来,一个职业的“科学”“知识”的特征越强,其声望越高。而一个职业越卷入人际互动,或者在权力关系上占强势,它越容易经历社会冲突,它的合法性越可能受到挑战, 其声望越可能受到负面影响[2]277。声誉与权力是两套不同的机制,两者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这一点在大学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现代社会中,各种职业之间的声誉等级制度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 相比较而言,大学教授比普通蓝领工人的职业地位要高,社会声誉要好。从制度主义理论看,这种声誉等级制度的基础是能够使得一个职业“自然化”的机制。 科学、知识正是这一机制的突出表现,大学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 正因为如此,大学被赋予“爱智求真”的精神品质,以及传承知识、创新研究、服务社会等诸多职能,被冠以“象牙塔”“社会的动力站”“人类精神的圣殿”等诸多美名。

大学声誉并非源于权力, 而是源于卡里斯玛权威。 希尔斯(E. Shils)重新解释了韦伯关于卡里斯玛的理论, 其目的在于强调任何社会都必须有秩序,有服从,而构成秩序与服从基础的是对卡里斯玛特征的尊重与服从。 在希尔斯看来,“卡里斯玛就是个人、行动、角色、机构、符号以及物质对象被赋予的某种禀赋, 而它们具有这种禀赋的原因在于被认为与某种‘最终的’‘根本的’‘关键的’ 决定秩序的权力有某种联系。 ”[3]“决定秩序的权力”是这里的关键术语。 按照希尔斯的解释, 任何社会秩序的核心是精神的秩序,是社会成员对某种最高原则的认同。 因此,决定一个社会秩序的核心权力必然是某种支配宇宙以及人类的根本原则或法则。“科学发现、伦理教义以及事实上所有形式的真正的原始意义上的‘精神’”都属于卡里斯玛,当然,宗教的先知也属于卡里斯玛的例子[4]。 不同职业的特点表现出了它们与“自然”“理性”有着不同距离和关系。 在希尔斯看来,一所大学拥有一个或多个有关它是怎样和应当怎样的形象,这一整体的自我形象的核心是对真理的兴趣;大学的首要使命是传播和发现关于重大问题的真理[5]。 大学是与“自然”“理性”关系最为密切的组织之一,也是与卡里斯玛权威十分接近的组织之一,大学声誉便来源于这种卡里斯玛权威,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大学理应成为声誉最高的组织之一。 与之相对,权力关系常常导致社会冲突,使得“自然化”的过程难以顺利进行。 可以说,“学术声誉必须通过他人的认同及人际间的社会认知和社会传播才能得以真正确立,这与通常是通过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并带有强制性的权力的形成基础有所不同。 ”[6]大学声誉机制与权力运行机制是两套不同的系统,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前者代表权力逻辑,后者代表大学(学术)逻辑,两者不可混同。

(二)权力对大学声誉的影响

不同于韦伯的经典多元社会分层理论,以特雷曼(D. Treiman)为代表的功能主义理论对声誉制度的解释是,社会等级制度建立在不同工作对社会生存功能的贡献之上。 简言之,一个职业对社会生存功能越重要,其职业声望就越高。 特雷曼说:“社会分工导致了权力的不同,而权力导致特权,权力和特权导致声望。因此, 在全世界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职业声望等级制度。 ”[7]特雷曼的解释与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有很大差异。相比之下,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特雷曼的理论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更有解释力。 “在中国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综合影响,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更高的经济回报。 ”[8]抓住“权力”这个关键词,才可能理解中国社会资本的独特之处。

但是,声誉不同于社会资本,它更多的具有文化资本的属性。 “区分两类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非常重要。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系获得的资源,而文化资本是通过社会认同和相互认可而获得的资源。 ”[9]在现代社会中,权力通常是通过法律制度和资源建立起来的,但是声誉则必须通过他人的认同才能得以确立,这种认同是通过人际间的社会认知过程和机制实现的。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很多时候恰恰是权力的滥觞,导致了教育场域中出现了一种“超社会资本”[10]。 在“超社会资本”的作用下,教育本质被遮蔽,教育过程被扭曲,从而导致大学声誉受损。一方面,权力的过分介入导致大学声誉不佳,教育行政化改革步履艰难,痛斥大学为“衙门”的声音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声誉制度尚未建立或健全的大学, 为争取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靠权力支持,谋求“资源最大化”。两者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2011 年4 月24 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出了一期特刊,按职位和行政级别高低,排出一个先后秩序。处在顶端的校友几乎是清华培养的政界人物, 排名秩序把清华校友们分成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等级森严。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反思。大学领导并非不知道大学声誉的重要性,不知道对于权力的疏远是大学声誉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在现实的制度环境下,为实现资源最大化(核心是社会资本最大化而不是文化资本最大化),主动与政治人物“攀关系”,即使以损害大学声誉为代价也被认为是“划算”的。

(三)大学声誉对权力的反作用

声誉对大学很重要,“高等教育的发展首先并主要地是声誉竞争的产物”。 “为了追求卓越、声望与影响力……每个机构都在聚募它能募到的一切资金……并花光它募到的一切资金。 ”[11]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个人或组织追求合法性和合理性以便得到社会认可,这些行为是声誉制度观念的微观动力,也导致了社会中心制度对权势者的反制约[2]267。 “淡泊名利”虽然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有其值得称道之处,但作为一种现实社会运行法则却未必随处可行。与人们常常设想或期望的淡泊名利的学者形象不同,现实中的学术圈追求“功成名就”的现象更常见。 实际上,对“美名”的追求本身并没有错,虽然与“为知识而知识”相比,它显得不够“纯洁”。作为一种在大学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资本, 声誉具有特殊的内涵和运作机制,这样就会对权力形成一种反作用。

具体而言,对声誉的追求能让学者们抵制权力和金钱对大学精神的侵蚀。“显然,大学不是追求金钱的最佳场所, 也不能为期望满足权力欲的人提供方便。毫无疑问,来到这里的人所追求的是教育及科研事业的成功,并最终由于这些成功而享受崇高的社会荣誉及个人声望。 ”[12]如果说有一种欲望是大学中最有价值的,那应当就是对声誉的追求:“推动学者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是学科本身的一些主要因素在起作用,特别是那种想要在学术领域建立声誉的欲望。”“理想的学术生涯是在科研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一位接受采访的生物化学家说,他认为在研究领域一直活跃下去是最为重要的。这对他的自我认同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他在退休之前就停止这种活跃状态,他会非常沮丧。 ”[13]在美国也一样,一项对高等教育教职人员进行的研究表明, 大约50%的高校教师认为“在自己领域成为权威”是重要或主要的,这个比例在研究型大学更高。这种追求“功成名就”的欲望不仅局限于科学领域,而存在于所有学科之中。因此,一个工程师可以说:“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在你所从事研究的领域里得到认可。”同样,现代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希望在建立良好学术声望方面有所作为[14]80。 相反,一旦声誉制度受损,追求“功成名就”的机制不再正常运转,代之以不负责任的“得过且过”和以牺牲职业操守和大学精神为代价的“随遇而安”,大学难免沦为平庸之徒“混饭吃”的场所,失去其精神动力。 当今中国大学博士论文评审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情”的影响大过了“声誉”:“有一些人情上的问题。 评阅老师基本上是导师指定的,一般都是关系比较好的。 有的评语明明很差,但是他最后还同意他答辩,很可笑的。 大部分只要能够稍微混一混,再加上老师也讲情面的就算了……关键是这个质量最后没有反馈到老师头上, 影响这个老师的声誉,所以老师也就算了。”[15]如果声誉制度能发挥作用,也不至于让大学成为“人情”交易的市场。

二、组织结构与大学声誉制度中的特点

在制度主义看来,声誉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人们对于其行为或品质无法加以确实无疑的评估,而必须得到与声誉持有者有社会距离的其他群体成员的承认。正是这种社会距离和直接信息的不完备性才出现了声誉产生的空间,使其成为联系“观众”评估者和声誉持有者的纽带。 因此,声誉制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空间结构的问题;声誉制度不仅仅是客观质量的问题,而且是主观评价的问题[2]264。声誉制度的这种特点与大学组织结构相结合,形成了大学声誉制度的三个特点: 内部不对称性、“名实不符”和“边缘化”现象。

(一)大学声誉制度的内部不对称性

与其他组织和群体相比, 大学组织有其自身特点。 大学是知识精英汇集之地,大学中的学术群体与工人、农民阶层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学术群体进行研究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情。因为学术群体内部分化和分类十分复杂,他们在创造力和思想概念方面更加复杂(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身处不同研究传统的学者之间,可能也秉持着针锋相对的观点和价值),其社会内涵更是十分丰富[16]。 面对复杂的大学组织,需进一步区分大学声誉制度的组成要素及其关系。有4 个关键概念:大学声誉、学术声誉、学科声誉、教授声誉。一般认为,大学声誉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学术声誉。“学术声誉是指一所大学以科研水平为核心的办学实力,在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它虽然是一个主观指标(一般是通过广泛的问卷调查得出的),但几乎是世界著名大学学术指标中最主要的标准[17]。在学术声誉的众多指标中,学科声誉和教授声誉分别从“组织”和“个人”两个角度构成了学术声誉的核心。一方面,学科是大学的细胞组织,学科声誉是大学声誉(学术声誉)在“组织”意义上的重要呈现。 另一方面,“教职员整体就是大学本身,……是它最主要的生产因素, 是它荣誉的源泉”[18], 教授声誉是大学声誉(学术声誉)在“人”的意义上的重要呈现。

大学声誉、学术声誉、学科声誉、教授声誉,他们从宏观到微观,层层递进,逐级深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系统。 然而这个有机系统的声誉制度却是十分复杂的,这些不同声誉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 有的大学在人们的整体印象中口碑不错,但可能由于“样样强”恰恰容易给人造成似乎缺少“特色”学科和专业的印象;有的大学虽然总体实力不算很强,但是由于形成了一定的学科和专业“品牌”,在声誉体系中反而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在具有一定地方特色、职业特色的院校中尤为明显)。从专业的眼光看,这种声誉等级分布可能存在诸多问题,甚至导致越倚重声誉指标越可能闹“低级笑话”的后果[19],但这却符合大学声誉制度本身的逻辑。 时下流行的学校定位、特色专业、名师工程、校本课程、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与这一逻辑是吻合的, 体现的是不对称性下的现实决策。1957 年,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调查的一部分,肯尼斯顿(H. Keniston)利用声望排名方法对博士生教育质量进行了评估。 当时就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肯尼斯顿的研究没将“教育的声望”与“教师的声望”区分开,将博士生质量单纯地视为教师质量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因素[20]。 即使是大学教师的声誉,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大学中的资深教授与年轻讲师、助教之间的声誉相差悬殊,能代表大学的,往往是前者,后者甚至以打工者自居,如果笼统的用“大学教师”将他们归为一类进行声誉分析,会忽略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别。

(二)大学声誉制度的“名实不符”

大学声誉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声誉现象,是人际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正如其他的声誉现象一样,大学声誉也必须经过一个“意义系统”的解释才能产生意义。例如,在文革期间,军人、司机职业尤为受到人们的青睐,教师(包括大学教师)则被当做“臭老九”而低人一等,这与当时特定的“意义”系统有关。按照这一逻辑,用制度主义的观点看,大学声誉的产生必须符合社会承认的逻辑,这样才能得到人们的敬意,从而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大学声誉的评价是一个人际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制度现象, 不仅仅是职业本身的吸引力,而且渊源于社会评价。 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社会评价的主观性,导致了大学声誉在一定程度上的“名实不符”。 例如,高考分数排名作为社会评价的指标之一, 与学校的学科实力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很多学校真正的学术能力因为种种原因被社会低估或高估。从历年的统计情况看,农林、地质等行业特色院校及中西部地区的高校,虽有强大的学科实力,在报考时却没有赢得高分考生的垂青。中国农业大学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根据2010 年的统计,该学校的学科排名为第14 名, 可是高考分数排名却只有50名,两者的落差达到36 个名次之多,成为被考生“低估”最为严重的在榜院校。在之后三年的统计中,中国农业大学均名列中国高校排行榜50 强, 总排名分别为第20 名(2011 年)、第46 名(2012 年)、第20 名(2013 年), 然而, 其招生排名在中国大学录取分数2005—2014 十年总排名中位于第52 名[21]。 这种被“严重低估”的状况并未改变。

所谓“名实不符”,从“名”的一方看,高考分数排名反映的是考生及其家长对高校声誉的看法,而且作为一种大众意义上“用脚投票”的机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它体现的是社会大众对大学声誉的看法。 从“实”的一方看,中国高校排行榜反映的是学术标准下的高校综合实力,它更多地体现了学术化、专业化评价体系下的高校强弱分布关系,在同行评价中也能形成一种声誉制度,即“内行人”眼里的“好学校、差学校”。这两套评价机制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比一般意义上的“名实不符”性质更为恶劣的,是为了赢得声誉有意为之的弄虚作假,在这种情况下,对学术声誉的追求变成了不择手段的“沽名钓誉”。 “当通过正统手段难以达到目的时,有些教师就可以利用‘马太效应’借助名流、权威的声誉为平庸的成果增色,如将未参加研究的名流、权威虚报为成果共同完成者,从而为成果获得承认叩开方便之门,从而促进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6]越是在学术匮乏的地方,越能发现这类“拉大旗作虎皮”的行为。 名流、权威缺乏维护自身声誉的意识,客观上为这类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也在逐渐侵蚀其自身的声誉,这也是一个恶性循环。

(三)大学声誉制度中的“边缘化”现象

任何制度化的过程都是一个不断进行且永无终止的过程。社会成员不断更替,社会冲突不断出现,这些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削弱主流制度。 换言之,融合的过程随时都可能受到冲击和挑战。从自然系统的视角可以看到,一个组织中会出现多元的制度,在正式制度之外出现与之竞争、抗衡的非正式制度,这种所谓非正式制度往往通过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发挥作用, 从而导致不同制度观念下的不同声誉等级制度。 在组织中,在正式权力基础上通常有一个声誉等级制度(例如官方评选的劳模),但是在非正式的群体中可能有一个与官方相悖的声誉等级制度。在个体层面上,行动者和组织也面临着“产品模仿”还是“产品区分”的策略抉择。前者可以说是一个融合的过程,后者却是另辟蹊径,脱离已有的评判制度,从而可能建立新的声誉等级制度[2]26。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建立新的声誉等级制度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们更多的是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

“边缘化”现象的前提是学术声誉的多元化。根据大约150 例各类学术机构中的学术人员的调查(包括物理学、生物学、政治科学、英语、商学和药学),鲁乔(K. Ruscio)做出了如下结论:研究的本质部分是由环境决定的, 其他绝大部分影响源自于研究动机或目的,以及研究机构对此研究活动所采取的态度。 不同的研究部门在如何阐释研究内容以及相关的研究重点方面都不尽相同。 “每个领域似乎都崇拜‘研究’这一神灵,但是组织性的宗教却反映了各领域内的‘地域文化’……在一所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对卓越学术成就的要求是很容易被明确和理解的。而在文理学院里,学术成就却有着更宽泛的定义。”[22]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与一般性的文理学院虽然都隶属于广义的“大学”组织,但在确定学术声誉的范围时,后者却比前者宽泛, 因为它可能在科研之外同时还关注教学。然而,在“主流”的观念里,大学教师的学术声誉主要集中在科研水平上[23]。 在这种制度环境中,那些科研较弱的大学教师, 尽管他们在教学上可能相当出色,但在大学声誉体系中却依然难以摆脱弱势的地位。鉴于声誉制度在主流与边缘之间的巨大差距,浙江大学新设立一笔教学促进津贴, 第一年预算资金2000 万元,专门用于额外奖励用心上课的教师。除此之外,该校还设有总额达数百万的奖教金和优质教学奖,同样奖励上课多和上课好的教师[24]。虽然面对强大的来自科研的声誉压力,这种奖励只算是杯水车薪,但毕竟是正式制度下寻求破冰之途的一次积极尝试。

三、合法性基础与大学声誉制度的形成

在制度主义看来,声誉的分布和有效性取决于一个社会领域中合法性基础的开放程度。合法性基础越狭窄,通向理性、自然的门槛越高,限制性越强(这意味着人们提出合乎理性的主张从而得到社会承认越困难),统一的声誉市场越容易产生,声誉制度也越稳定。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四个命题来理解:

命题(1)在一个社会领域中,如果参与评价一个产品或行为的人或机构越少,这一产品或行为的声誉越容易产生。

命题(2)有关一个产品或领域的信息加工过程越长, 评价鉴赏口味越需要人为后天学习才能获得,那么这一产品或领域的声誉越容易产生,越稳定。

命题(3)一个领域中的评价机构或标准越多、差异性活跃大,统一声誉市场就越难产生,声誉越不稳定。

命题(4)声誉制度的有效性与该领域中的参与性有着非线性关系。起初的参与程度有助于声誉制度的有效性; 但过分的参与程度会减弱声誉制度的有效性[2]269-272 。

命题(1)和命题(4)涉及的是参与度的问题,命题(2)涉及的是专业化问题,命题(3)涉及的是独立性问题。参与度、专业化和独立性三者关系密切,为分析大学声誉制度的形成提供了三个不同角度。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参与度控制

声誉等级制度建立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某一领域,那么该领域就会缺乏声誉等级制度的稳定性。可以比较一下大学的等级制度和流行歌曲金榜。不难发现,前者稳定,而后者变动不居。这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相比之下,参与大学评定的人员、结构、标准相应稳定,而流行歌曲排名是由无数的听众参与评定的。前者的评选标准稳定,而后者口味多变。大学排行榜往往由相对权威的机构(如国外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大学排名、《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国内的武书连大学排行榜)进行,尽管可能会有争议出现,甚至有时让人觉得有些“离谱”,但毕竟是依靠专业人士进行的;流行歌曲排行则基本上找不到这样的专业人士,是媒体和大众的“群体性活动”,人人都可以参与,而且主要依靠的就是参与者的数量和态度。在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对一个领域、组织或产品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给予承认或者产生敬意。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领域中从业人员的规模(或开放程度)可以提高该行业的显著性。如果一个领域中人员过少或封闭性强,它的显著程度和声誉必然受到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从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身上可见一斑。屠呦呦获诺奖后,我们发现其社会效应不敌同一时期某娱乐明星的一场婚礼。实际上,这未必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新时期翻版,而是由于屠呦呦的研究领域实在过于生僻,很多人是从她获奖后才第一次听说青蒿素,这种职业声誉也就无从谈起。纯粹的科学研究难以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远不如影视明星受人瞩目,这是一个符合社会学规律的现象。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不同学科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引发的地位上的变动。就学科声誉而言,一个学科的生存能力与其吸引学生的能力密切相关。古典学在其全盛时期,享有非职业学科内的最高学术声誉,而神学在主要与职业训练有关的学科中占有相同的地位。现在,即便是历史最为悠久、声誉最高的古典学系和神学系也面临生源问题,因此这两个学科都在为生存而努力[14]185。所以,在当代社会,最可能感觉“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不是医学,而应该是神学、考古、梵文等“与社会脱节”的学科。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走出象牙塔”的呼声日益高涨,大学的大门向更多人敞开。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大学需要协调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关系,以维持和发展其声誉。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并未影响其精英教育,得益于不同大学要各安其位,各执其责,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差异化发展策略。按照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73年出版的《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表》,五类高校层次结构建设明确,新办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承担了大众化教育,研究型私立高校和高水平的研究型州立大学承担了精英教育,教学研究型大学具有双重教育职能,而且各种层次之间分工十分严格[25]。通过这种分类机制控制参与者数量,从而在坚守精英教育的同时保证了大学的声誉。

(二)权力和利益格局下的大学专业化建设

在专业知识充斥或专业人员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中,通常有着稳定的声誉等级制度。 专业化意味着符号资源的集中,一个内部共识性高的领域容易建立一个统一的声誉市场。 在这一点上,可以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加以比较。经济学有着一个广为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其符号资源高度垄断,非主流的学说研究难以进入。而在社会学中,学术派别林立,符号资源分布广泛。可以想见在经济学中有着一个统一稳定的声誉市场,而在社会学界存在着多中心的观念制度和声誉制度。 实际上,学科范式及其教师工作的特点不同,对于大学声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自然科学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可重复性、可比性和国际性, 易于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相互比较,所以会对大学的国内和国际声誉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 而除了跨时代和地域的思想家外,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则更具有地方性的特点(研究内容和语言表达), 对于大学国际学术声誉的影响相对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明显[26]。

总体而言,即便是在一个最注重实用性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学科在外界的名声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其已证实的经济价值。在学术界内部硬知识领域评价高于软知识领域,纯科学领域高于应用科学领域;学术界外部的观察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持有这种看法。 他们在不考虑实用性因素时,对生物化学和物理学的敬畏感高于教育研究或社会工作研究。 因此,要建立高大的学术形象,得到外界的信任和提高该学科在外界的地位绝不是无关紧要的[13]184。 正因为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缺乏较高学术声望的学术群体偶尔发起变革,以提高某些专业的严密性,从而提高相应的整个专业领域的趋同度,这是不足为怪的。 例如,“二战”后头几十年,一些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着手建立定量分析方法以求确立数学模式为基础的行为科学。20世纪60 年代初, 新地理学的倡导者争辩说采用数字方法有助于推进学科回到科学方法的主流中来。在政治学发展的某一阶段中,“统计方法的使用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深奥,频繁使用数学公式和准数学公式,词汇也变得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专业化。 ”[14]203当然,这些做法是否真正能够促进学科的进一步专业化,这是值得商榷的,在理性选择理论和行为主义大行其道之后,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正是对这种趋势进行反思后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方法如何,大学和学科寻求专业化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对专业化的理解各不相同而已。 就整个大学声誉而言,不管专业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对“专业主义”的追求应当是一致的。然而,“今天的中国,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27]。 这里所说的专业主义,强调的是专业的规制性、自治性、声望和权力相关性,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大学急需的要素。

(三)以独立的姿态追求高深学问

一个领域面对的顾客(评价机构)的同质性越高,就越容易建立稳定的等级制度。一个产品领域越独立于其领域之外的权威或环境,其声誉制度越稳定。 这个命题的一个直接意义是,如果一个领域越缺乏独立性, 其他的评价机构或标准越容易参与评比的过程,那么它就越难建立稳定的等级制度。 社会学家古德(W. Goode)认为声誉是“超于寻常”的行为或特征[28]。今天人们往往怀念民国时期的大学,认为那时的大学是“真正的大学”,那时的大学“有精神”,至今人们还在津津乐道“民国时期大学的气质和魅力”[29],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民国大学具有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正是因为有了自身的独立性,才可能具备“超于寻常”的行为或特征,从而赢得人们的认可甚至赞赏。 从声誉制度上说,类似于之前提到的大学教师与普通蓝领工人在职业上的差别,大学因为更加靠近“决定秩序的权力”而具有更多的卡里斯玛权威,大学如果不想失去它的这种权威而“沦为”(1)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就必须将其声誉制度建立在独立性的基础之上。

诚如布鲁贝克(J. Brubacher)所说,“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 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都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 布鲁贝克指出,这一古老的传统有着充分的理由:“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他们应该是一个自治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学院和大学常常被称为学者王国的原因。”[30]大学教授需要那么一些“偏执”,一些“神经质”,一些“不合时宜”,一些“不食人间烟火”,这恰恰符合那附着于卡里斯玛权威之上的对“神秘的知识”“精神的秩序”的追求。 今天人们津津乐道于国外知名大学以及民国时期老大学的奇人轶事,实际上就是对大学声誉的一种向往和追思。 随着大学的发展,在操作层面上有许多地方都有所修正,但“自治”原则作为一种“社会中心制度”却成为西方大学的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违背或者偏离这一制度,就会对大学声誉造成损害。 民国时期的大学秉承西方大学精神,直接与国际接轨,体现出一种高姿态大气派。 1923 年2 月,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1054 银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 然而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遭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 ”[31]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为清华赢得美誉。 如今,某某官员只要授意其秘书打一个电话,就可以轻松让自己的儿子进北大读书[32],这种严重破坏社会公正和教育公平的做法违背了人们接受的社会期待,自然会激起普通民众极大的愤慨,同时也会大大贬损大学自身的声誉。

摘要：从权力、组织结构与合法性基础三个方面分析大学声誉制度的来源、特点和形成。在权力与大学声誉制度的来源上,大学声誉源于卡里斯玛权威,与权力没有正相关;权力会对大学声誉产生负面影响,大学声誉对权力也能产生反作用。在组织结构与大学声誉制度的特点方面,大学组织的声誉制度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内部不对称性、“名实不符”“边缘化”现象。在合法性基础与大学声誉制度的形成方面,参与度、专业化和独立性与大学声誉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

关键词：大学,声誉制度,权力,组织结构,合法性基础

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篇2

宗旨：服务他人，奉献成长

理念： 全心全意

一．学术部工作要求

1、以活动来锻炼人，培养团队意识。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强调合作，注重集体，群策群力，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2、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3、工作认真负责，有足够的奉献精神，力求同学们的满意，同学的认可。

4、协调工作与学习的关系，以高效率、快节奏为工作方式，保证工作和学习不冲突。

5、积极利用身边资源，勤俭节约，高效开展活动。

二．学术部工作方法

（一）、活动方法

1.事前：策划（流程、物、事、人）、预算（节俭）、活动策划前必须部门内讨论并达成一致。

2.事中：团队合作

3.事后：报道（及时）、总结（策划者）、存档（经验财富）

（二）、沟通方法

1.任务完成必须短信通知；

2.发送邮件必须短信通知；

3.关于组织工作的任何短信必须在1小时内回复；

4.关于组织工作未接听的电话必须在1小时内回复；

（三）、通知方法

1.会议或活动（以下简称“会活”）委托通知人应在“会活”开始12小时之前将“会活”时间、地点、内容告知每位参加人员；

2.对有申明请假或晚到的参加人员应在活动开始前6小时向“会活”召集人汇报；

3.在“会活”开始前5分钟对于应到而未到的参会人员，委托通知人应电话提醒；

4.在“会活”开始前2分钟，委托通知人应向召集人说明“会活”出席情况；

5.委托通知人有权利行使召集人权力，若委托通知人未保证会活准时开始，应追究委托通知人相关责任

三．学术部相关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研究生会实行资金统一监管调拨的基本财务制度。研会全部资金由秘书部统一管理。所有支出款项由秘书部统一调拨。

第一节预算制度

部门开展相关活动前，需在活动策划中列明详细财务预算；并向部长提出正式

申请，同意后交秘书部审核，经批准审核后备案。活动进行过程中若须增加预算，应补填财务预算表，并与部长联系，报秘书部。

大型活动经费支出较大需预支现金的，支出前应上报秘书部，同时附上详细的财务预算，并由秘书部审核。

部门活动经费需要提前垫付的，先由活动人垫付再依据相应有效凭证报销；活

动结束后应立即向秘书部上交金额发票（能报销的等额正规发票或收据）。

第二节 费用管理制度

部门打印，复印资料，物品购买等需由专门人员到指定地点进行操作，实行固

定（部门主要负责人）人员签单制度，签单人员把每项签单明细汇总上报本部门负

责人，每次活动结束后部门负责人需向秘书部上交此次活动打、复印材料、以及物

品购买的统计结果。

例会制度

（一）、例会是学术部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

例会于每周xxxx召开，出席者部门全体成员；时间如有变动，以负责人通知

为准。

（二）、例会，如确有必要，负责人可召集临时会议或由部门成员提议，经负责人

批准召集临时会议。

（三）例会不得缺席、迟到、早退。有特殊情况不能出席者，须至少提前一日请假，如未请假，视为无故缺席。

（四）、成员例会每学期迟到、早退累计达三次者，内部通报批评；

（五）、成员例会每学期请假累计达四次者，内部通报批评；

补充：

1、不允许无故请假、迟到、早退、缺席，请假应提前与会议召集人（或委托召集

人）联系，并叙述合理的请假理由；

2、与会人员应提前10分钟到场并签到。每次会议应严格执行签到制度；

3、会议期间，通讯工具应调成静音或振动状态；

4、与会人员发言时，不允许交头接耳或交流与会议主题不相关的议题；

5、会议全过程应保持严肃，不允许嘻笑打闹；

6、与会人员必须对会议议题作相应准备；

7、与会人员应就在议问题积极发言；、会议原则上不超过1小时，若超过1小时应安排适当休息；、会议结束24小时内，应由被指定者上传会议纪要至qq群邮件，未上传者应究

其责任；

物资管理制度

办公用品由指定人统一购买，保管，分配，若需此类物品应由本人到指定人处

支领并登记。

组织活动须另购物品的，例如鲜花，礼品等应提前列出清单交秘书部，经批准

后执行采购任务。应严格按预算进行，使用后仍有利用价值的物品需妥善保存，部

长对采购工作负责，且须及时将情况告知秘书部。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研究生会学术部

关于大学生诚信评级制度的研究 篇3

[关键词]诚信缺失 诚信评级

一、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关注社会，对现实有独立的思考，对未来有自己的理解。激烈的社会竞争以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盛行，使一些人的价值观变得功利和现实。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诚信感的缺失。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剽窃论文及考试作弊现象。（2）就业违约及伪造简历现象。（3）恶意欠费。

二、影响大学生诚信的因素

1.约束机制滞后导致诚信缺失。我国一直是一个重视诚信的国家，而在当前时期，信用约束机制滞后、信用约束体系尚未健全、诚信体系的约束作用尚未得以体现，使得一些个人和单位，不讲信用，见利忘义，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择手段。

2.个人本位主义思想的影响导致诚信缺失。在现实生活中失信成本偏低，失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失信后果没有给失信人造成不良影响，造成了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的不一致。这些现象在大学生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3.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导致诚信缺失。在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已成为主流，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和亲人给予了他们过多的关爱，为他们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失去了独立生活和处理问题的很多机会和能力，从而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形成独立承担责任的良好意识，其突出的表现在诚信缺失上。

4.教育体制的影响导致诚信缺失。虽然我国各级教育部门都极力推行“素质教育”，对人才的评价考核也进行了多种尝试，但最终仍未能摆脱“一考定终身”的痼疾。这使我们的学校和家长只重视学生的成绩，而忽视了包括诚信教育在内的德育素质教育。

三、大学生诚信评级制度的建立

这里笔者引入金融领域的信用评级制度及措施，着力探讨和论述大学生诚信评级制度的建立。

（一）为什么要建立个人诚信档案

（1）建立诚信惩戒机制，督促诚信感的培养和形成；（2）建立教育管理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避免人为因素破坏个人诚信；（3）建立毕业大学生违约的制约机制；（4）建立诚信信贷档案，可以对贷款进行分期支款，解决小额欠费等问题。

（二）如何获得个人诚信评级

个人诚信档案建立以后，计算机软件会自动地根据个人身份真实程度为本人评定诚信级别，真实性是相对的，基于技术、资源和心理三套机制联合作用。计算机软件会根据本人的诚信记录提高或降低个人的诚信级别。

（三）建立个人档案诚信资料

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应当提供：（1）本人签名的《个人诚信档案登记申请表》；（2）本人的身份證资料或者其他身份性证明文件；（3）要求记入诚信档案的其它资料及证明，如欠费清单；（4）签订《个人诚信承诺书》。

教育机构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可以同时委托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进行调查，调查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后，由机构负责，未经过调查的项目，在个人诚信档案中反映为“未认证信息”。

（四）个人诚信档案资料信息内容

1.身份信息：身份证号码、户口所在地、常住地址、可能的联系方式；2.学习信息：专业、年级、所学科目、成绩等；3.荣誉记录：受到的各类荣誉；4.诚信不良记录，包括：（1）学习不良记录（考试等）；（2）消费诚信记录：助学贷款还款或其它诚信工具的记录情况；（3）受学校处罚的记录；（4）其它不良记录；（5）或有事项记录：对于没有证明材料的诚信信息，记录为或有事项。

（五）诚信档案信息来源

1.本人的提供；2.学校提供；3.教育机构的公告。

（六）个人立信机制

立信机制的原理之一：正常情况下，如果从事某项行为会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人们不愿意从事该项行为。因此，如果他（她）不珍惜这个机会，他（她）将受到巨大的信用惩罚。在对失信者进行失信惩罚时，只要你遵循诚信的原则，你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七）个人诚信积累机制

通过以下方法，使诚信的人因诚信而积累自己的无形资产。

1.信用积分。本人从建立个人信用档案之日起每天加1分，获得评级机构认可的荣誉按规定奖分，信用积分超过300分后提高一个信用级别，超过600分提高两个级别。

2.信用记录加注。本人可将学校以外的职业经历和培训经历记入自己的个人信用档案，积累并展示本人的可信度。

大学学术制度变革原则刍议 篇4

一、经济理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

学术制度虽然是关于学术的制度,但同样要遵循制度变革的基本经济规律,那就是在制度变革中具有经济理性,即只有当预期的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制度变革才有可能发生。制度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如制度有利于克服外部性,可以帮助克服市场失灵,帮助人们规避经济风险等。制度变革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制度的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并不是制度的唯一功能,制度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行动团体的经济计算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价值观、道德规范的权衡也是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力。制度的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是相互补充的,“意识形态努力使个人和团体行为理性化。”[1]如果人们对现有制度持支持和认可态度,那么即使个人可以从制度变迁中获利也不会去改变现有制度;如果对现有制度不满,怀疑它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使个人在制度变迁中可能遭受损失也会参与制度变迁。这说明意识形态对制度的维持和变迁有很大的影响。

大学学术制度由于其学术特性的缘故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功能,如对科学的“无私利性”的追求。但学术活动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经济学中的“学术人”也是“经济人”,而“经济人”是要追求个人私利的。这二者不是矛盾了吗?其实不然,大学教师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无私地追求真理,但他们在转让自己的专利时也会讨价还价;他们在取得学术荣誉时,也会抱怨自己的工资待遇太低,但我们并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可以说,“学术人”既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在大学学术制度的变革中只有记住这一点,只有将学术制度的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结合起来,才可能最终实现制度变革的目的。

二、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

大学学术制度的目的有很多层次,如对国家而言是为提升国家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和在国际上的学术竞争力服务,为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服务;对大学而言是为学校的学术声誉、学术质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服务;对某一学科的学术“行会”来说是为了提升本专业或学科的知识增量,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提高本专业或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声誉;对大学教师而言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学术素养和能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增进自己的学术自由等等。这些目的从社会活动的性质来看,又可以分为学术本身的目的、经济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等。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不能忘记大学学术制度的最根本和原初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个目的是“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这里的“人”包括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社会的其他人员,甚至政府官员等。“全面和谐发展”是人的发展既要全面,又要和谐。如既促进人的抽象思维,也促进人的形象思维;既发展人的工具理性,也发展人的目的理性;既磨炼人的科学精神,也塑造人的人文精神;既重视学理,也重视应用,等等。这个根本目的又表现为人类的一些普遍价值追求,如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以及其他的价值追求,如诚信、安全、和平和繁荣等。这些目的也应是统一与和谐的,它们最终也是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

同时,目的与规律相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实现大学学术活动的目的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正如大学学术制度的目的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大学学术制度的规律也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这些规律主要有:学术规律、经济规律、政治规律、道德规律等。在这些规律或法则中,学术法则、利益法则、道德法则是最基本的三条。大学学术制度变革既要为实现以上的各种目的服务,又要遵循以上的各种规律,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可以总结为:大学学术制度变革应该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服务,同时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法则、利益法则和道德法则。

三、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相配合

制度安排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但制度安排在实现制度目的时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同时,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内在地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共同“嵌在”制度结构中,某项制度安排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与它们之间的联结的完善程度[2]。一项制度安排的变迁,有可能引致其他制度安排乃至制度结构的效率发生变化。但是,各项制度安排的这种引致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必有一项或一组制度安排的引致作用最为重要,可以称之为核心制度;其余的制度安排的引致作用相对较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核心制度的控制,可以称为配套制度。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实现制度目的的作用和控制、影响其他制度安排的程度虽然不一样,但在整个制度结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制度结构的变迁应该是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共同推进、相互配合的制度变迁。如果只有某项制度安排的变迁,而不注意其他相关制度的变迁,则制度变迁能否实现目的,实现目的的效率是很成问题的。

大学学术制度的变革也是一样,只有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配合才能很好地实现制度变革的目的。例如,在大学教师配置制度的结构中,如果说教师职务合同聘任制度是一项核心制度的话,则相关的教师人事代理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薪酬制度、奖惩制度,以及国家对教师和大学的人事自主权的相关保障制度都是配套制度。要改革传统的大学教师聘用制度,就必须同时改革传统的大学教师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工资制度,以及国家的相关人事制度。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知名大学所发起的具有首创精神的某项学术制度的变革,其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注意或没能对相关的配套制度进行变革。在制度变革中注意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配合,近于我们常说的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即制度变革要统筹兼顾,不能有所偏颇,否则只会事倍功半。

四、稳定与变革相协调

稳定和变革是大学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特征,也是大学制度的两个相关特征。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杰出教育家赫斯伯格(Hteodore M.Hesburgh)曾经说:“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3]国外著名的大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甚至保守性,同时具有适应新的需求和方向的调节能力,这是一种独特的结合。在美国,这种状况不是政府进行周密规划的结果,是大学自然发展所形成的“自发秩序”。国家没有关于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大学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研究型大学享有的自治权就更大。因此改革是多样和自发的。“大学极力抵制根本的变革,然而它们能够相当容易地增加新的专业并适应不断变化的职能。大规模的制度改革是相当罕见的,但在周边的变化是很大的。”[4]变革的基本模式是简单地给现有的大学、院系、学科增加新的职能,通过这种自然增加来实现变革。这样,就不必严重打乱或改变现有秩序而实现改进,适应环境,而且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适应新的需求。可见,大学制度的变革所引发的变动最好尊重大学原有的稳定,这样变革所遇到的阻力最小,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最大。对于大学改革的领导者而言,大学制度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要保持大学的动态平衡,这正如阿什比所言,“一所健全的大学总是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不断地受到来自教职员的力量与热情的干扰,而大学行政的回转仪就要不断地予以调整。”[5]

大学学术制度的变革也必须是尊重和保持稳定性的变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运用彻底颠覆原有体制结构的“休克疗法”,而是进行由外围到核心、保持稳定的“软着陆”式变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我国大学学术制度也不能采取“革命式”的“休克疗法”,而应在尊重原有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稳定的渐进式变革。即使是由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革,也应注意保持稳定性。

五、变革与开放并行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改革”总是与“开放”联系在一起,二者几乎总是并行的,常被合称为“改革开放”。任何组织的制度在变革的同时应该加强开放性。在知识经济和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大科学”时代,大学学术活动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向国际,保持适当的开放性。大学学术制度在变革的同时也应当保持开放的姿态。大学应该成为具有自由、多样化、开放精神的大“社区”[6];大学应该成为具有开放性和合作精神的“柔性大学”(Flexi-university)[7]。大学学术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树立合作与开放的观念。大学学术和大学学术制度变革的开放性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在大学层次上,研究应当向教学开放。“大学独特的结构使它适合承担的角色是在研究中进行教学或在教学中进行研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进行那种和教室和讲座不分离的研究。”[8]大学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区别在于它既进行学术研究,也培养人才,而且这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其中,研究型大学虽然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但教学的职能仍然很重要。研究型大学中的教学除了本科生教学,还有分量很重的研究生教学。研究型大学中的教学与科研结合主要是指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层次的教学以科研为基础进行,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二者结合是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科技、教育的最佳途径。“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毫无置疑地与研究联系在一起”[9],科研对教学的开放和统一应当成为变革大学学术制度的一条重要原则。

其次,在国家或社会的层面,大学学术应当向社会或市场开放。在现代社会,大学学术虽然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对政治干预和社会控制具有天然的排斥倾向,但在科技发展的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大学学术不可能再呆在“象牙塔”中,相反,“大学须深涉世事”(University must indeed be in the Thick of Things)[8];大学学术要有“为科学而科学”的品格,要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大学学术不能完全自外于社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隔绝,大学学术不能对社会事务和社会发展漠不关心。在遵循学术逻辑的前提下,大学学术对社会的合作与开放完全可以增进大学学术的自由。增进大学学术对社会或市场的开放性,政府应当承担应有的责任。政府应该通过目标设定、设定绩效标准、投标合同、对结果的评估等“从远处掌舵”[11],为大学学术创建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应当建立一个良性的大学学术市场竞争机制。应当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努力构建一个“学术—工业—政府”紧密结合的“三重螺旋”(Triple Helix)[11]或“大学—工业—政府—社会”紧密结合的“四重螺旋”[13]。

最后,在国际层面上,大学学术应该向国际社会开放。学术交流是学术界的生命线[11]。大学学术应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国际性。可以通过加强大学教师的国际交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发展和利用好各种学术国际化的载体和平台,增强大学学术向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开放。但是,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样,目前的国际学术秩序是一个西方世界占据绝对优势的极度不均衡的学术秩序。我们在向西方世界进行学术的开放、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崇洋,避免被“学术殖民”。但是,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于世界知识系统之外。”[4]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学术的国际化是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开放和合作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姿态。我们应该在保持主体性、独立性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知识网络,向国外学习,但同时要争取改变不利于自身的国际学术秩序。

参考文献

[1][美]诺斯(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54.

[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科斯,等(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83.

[3][美]伯顿·R·克拉克(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203.

[4][15][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93.184.186.

[5][英]阿什比(腾大春,腾大生,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99.

[6]Bernard E.Whitley,Jr.,and Patricia Keith-Spiegel.Academic Dishonesty:an Educator's Guide[M].London: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2,p146-147.

[7]David Famham.Managing Academic Staff in Changing University System: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Comparisons[M].Suffolk:St Edmundsbury Press Ltd,1999,p343.

[8][10]Robert A.Nisbet.The Degradation of Academic Dogma[M]. 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1997,p178.p188.

[9][美]杰恩,等(柳御林,等译)研发组织管理:用好天才团队[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331.

[11][12][14]Tony Becher and Paul R.Trowler.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 [M].Buchingham:Edmundsbury Press,2001,p11.8.104.

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篇5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生考勤、请假制度

一、研究生应在开学之前到校，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本人研究生证到指定地点办理注册手续。自开学第一天起开始考勤。

二、研究生要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和学校统一安排、组织的一切活动。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请假。凡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而擅自不参加或请假逾期者一律以旷课论处。

三、研究生请假应事前办理，经批准方为有效。除急病或紧急事故外，不得事后补假。研究生应课题需要出差也应办理请假手续。

四、研究生请假手续

1.研究生应持有关证明到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填写《研究生请假单》，批准后由教务员通知任课教师。

2.研究生请假两天以内者，由班主任(导师)批准，送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备案；请假两天以上、五天以内者，由班主任(导师)签署意见，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批准。请假五天以上，由班主任(导师)签署意见，教务办公室审核，学院（系、所）批准，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备案。

3.凡因病(或事)请假的研究生，在假期满时，必须及时到批准单位销假，否则以旷课论处。

五、一学期内病假、公假和事假达八周以上者，应办理休学或停学手续。

六、研究生日常上课与论文期间的考勤由班长、任课教师、导师分别负责；班主任和学院（系、所）教务员检查。

七、在每月五日以前，研究生班长通过班主任向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上报上个月研究生日常考勤表。对知情不报者将视情节轻重，追究其责任。在每月第一星期内，非公共课任课教师、研究生导师向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准确上报该课程研究生或本人指导的研究生上 — 88 —

课和论文期间考勤情况，如有错漏及研究生无故连续缺课六节以上或连续二次以上不与导师联系，要及时上报。在每月五日以前，公共课任课教师将上一个月研究生上课考勤情况上报所在的教研室，各教研室汇总后上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如有错漏及研究生无故连续缺课六节以上要及时上报。各学院（系、所）教务员在每月的十日前将本单位考勤情况上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培养办公室在每月的十五日将公共课考勤情况反馈给各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

八、对旷课的学生应责令其检讨，并按“《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进行处理。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生证的管理办法

一、凡本校录取的研究生，入学注册后，由学校发给研究生证。

二、研究生证是在校研究生身份的证件，按学期注册方为有效。研究生证不得擅自涂改，不得转借他人；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一个以上研究生证。违反上述使用规定者，各学院（系、所）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研究生本人负责。

三、如因家庭地址变更，需要更改研究生证中“假期火车减价优待证明”栏的内容时，应持有家长(或配偶)工作单位和家庭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更改手续于每月十日由学院（系、所）教务员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假期停办)。

四、研究生证确属遗失，本人必须立即向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申报，并在报刊上登报挂失。申请补发时，申请者应填写《补发研究生证申请表》，经班长及班主任(导师)提出意见，报刊登报挂失一个月内无人拾到交回后，到财务处付补证费，持登有挂失声明的报刊和近期一寸证件照一张到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办理补发手续。学院（系、所）教务员于每月十日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办理补证工作(假期停办)。对于补发的研究生证，停止享受火车减价优待一次。遗失的研究生证在补发后如又被找到，应将找到的研究生证交回学院（系、所）教务办公室注销。

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篇6

关键词：高职院校；就业；制度创新

一、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就业特点

根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高校毕业生近十年（2001-2010年）的就业情况统计数据表明，毕业生总人数从2001年的114万到2010年的630万，2003年达到212万，之后以平均每年增长五六十万的速度增长，至2009年初次突破600万。其中整体的平均就业率小幅度增长，如2003年平均就业率是70%，2005年平均就业率是72.6%，2010年为80%。其中高职高专生的就业率相对研究生、本科生的就业率较低，如2003年研究生就业率为93%，本科生的就业率为83%，而高职高专的就业率仅为55%，之后随着整体增长幅度的影响，高职高专的就业率稳步增长，但其增长的幅度不是很大且始终未超过研究生、本科生的就业率。这一数据表明，我国高职高专大学生本身基数大、占总体高校毕业生比例高的特点，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更大，形势更严峻。

由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是所有高校入学门槛较低，学校较本科院校而言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很多学生本身或者社会上对高职院校的认识并不正确。根据人保部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高级蓝领的市场拥有率仅为4%，而我国近年的轻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更多高级技术工作人员，所以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的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目前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就业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对基层技术行业工作人员需求较大，而高职院校大学生可以凭借专业优势提早步入工作行业；第二，就业结构矛盾突出。表现在为高职院校提供的基础性工作、简单性工作较多，但是晋升空间小、待遇低，而很多企业需要技术性人才却不能在高职院校找到合适的毕业生，也就是供需不平衡、信息沟通不畅，造成企业未招聘到优秀的员工、毕业生未找到合适的企业这一局面；第三，专业性强、年龄小、学习空间大。高职院校一般是三年制大专的形式，在校期间学校提供充分的实习机会，使学生提早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而大部分高职院校毕业生毕业时才21-22周岁，年龄较轻，在校期间学习的专业性较强，在企业工作也可以及时的提高自己，学习主动性强，未来发展潜力大；第四，毕业生总人数剧增，高职院校毕业生所占比重大，对就业期望值过高。以上是其主要的特殊性，但是也存在劣势的一方面，比如社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认同感不高、就业歧视、文凭歧视，高职院校毕业生本身的就业理念的不成熟，对就业形势的不了解或高估自己等。

二、我国历史上的就业制度改革历程，以及改革的就业制度的优劣势

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就业制度改革，主要就解放之后的就业制度改革进行探析。每个阶段的就业制度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制度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在审视就业制度改革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期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我国就业制度也经历了由统一分配到自主就业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经济交流越充分，劳动力市场越发达，就业向自主化方向趋势越明显，所突显的就业问题也就越多。

第一次就业制度改革是我国解放后至20世纪80年代，由于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很多行业都是国家控制发展，所实施的经济体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对学员的学习和工作都是“统包”，但是所针对的只是部分人，能够读书的并不多。国家实施的就業制度是“统包统配”，国家统一招生、统一解决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费用，统一分配工作，只要读书毕业了工作不用愁，毕业由国家分配当国家干部等岗位人员。当时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很少，门槛高，包分配工作，基本上只要考上高校了就是“铁饭碗”，大部分毕业生进入了国家的重点行业部门工作。当时的这一就业制度有利有弊，就当时的国情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国家正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重点行业需要人才，而国家的统包统配解决了人才短缺问题，也扶持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发展。另外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控制经济的发展，对建国初期是有利的，实行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有利于贯彻计划经济的相关政策，对当时的发展来说是好的。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已经不适合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需要，长期的统包统配就业制度也造就了很多弊端，从学校来说管理呆板、专业落后、缺乏创新，从毕业生来说，能力发展有限，进取心缺乏，长期的安逸工作已经磨灭了斗志，自我调控能力脆弱等等。

第二次就业制度改革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双向选择”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制度改革带来了巨大变化，相应的就业制度改革也迫在必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过渡，使市场信息共享交流更加充分，对就业的需求更加自主化。1983年国家首次推行了“供需见面”这一就业体制，在部分学校推行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供需见面会，学校推荐逐渐不是唯一手段，也改变了过去“一统定一生”的毕业生工作性质。毕业生可以在与用人单位了解和求职的过程中获得工作，首次可以自主选择工作。随后学校又推行了“双向选择”就业制度改革，即学校推荐和就业单位供需见面，学校首先提出推荐分配的计划，然后结合供需见面及毕业生自身要求，上下结合，使毕业生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工作，从根本改变了过去国家统一分配的局面。这一阶段就业制度的优势在于毕业生可以部分自主选择工作，实现与用人单位的供需结合，国家的统包制度也改为前期义务教育承担部分费用，后期自主择业与学校推荐相结合，适应了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

第三次就业制度改革是在1989年国务院下达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国家计划内招生的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由国家统包学习费用，在国家有关就业方针的指导下，在一定范围内优先就业，用人单位择先录用。

总的来说，我国历史上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针对高职高专大学生就业情况的改革并未充分体现，是因为在前期我国的高职高专大学生比较少，后期的发展不稳定，就业制度的改革完善措施还不够，这些都迫切体现现代高职院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三、现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制度创新

（一）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建立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和切合中形成的稳定的规则、程序、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等。制度经济学的创始者凡伯伦认为，制度表现为一种为人们普遍化、习惯化接受的自然风俗，这是对“制度”最原始的定义。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定义的理解主要表现为，制度是一种观念化、规则化、意识形态或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一贯规定，旨在提高个人在社会中交流的效率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制度是适应社会的长期发展的结果，具有公共产品的基本性质。制度的设立对国家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相对于个人来说提供的公共产品更加丰富、更加经济实惠，规模效应更好，因为制度的公共产品性质和非排他性会导致一部分人的“搭便车”效应并在某些激励措施方面鼓励了分配性的制度如“寻租行为”，那么国家就一个整体而言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最有效率最经济的过程；二是国家有最全面的暴力支持措施如军队，国家拥有最强的国家强制力设备，能够保证通过产权的界定来提高效率，就整个制度的实施而言是最有效的，能够保证制度的实施过程。因此，就这两方面而言，制度的科学设立对国家经济增长是有重要作用的。

制度变迁是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创立、演变、变更、替代等过程。在制度变迁的发展中，经济技术的变化、物价的变化、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与喜好的变化都会引起制度产生变迁。但是我们从整体上来说，一旦制度得到确定，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性，变化包括突变和渐变，一般而言会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而渐变并继续保持相对稳定。制度变迁过程的发生必然是因为现有的制度已经不适用现有的发展，新的制度会带来更大的潜在利润，能够更好的促进现有的发展，如果没有潜在利润是不可能发生变迁的，这也是制度变迁的必然性。制度变迁包括正式制度的变迁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正式制度是指国家颁布的强制性的规则、规范等，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正式制度的变迁需要国家制定并执行，非正式制度需要个人自己进行变迁也离不开团体的支持。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离不开科学的制度管理，可以说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最原始的根本动力，如果没有科学的制度安排，任何生产和技术将是无效率或者低效率的。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就是典型的制度变迁，如果制度没有变迁，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可能还处于计划经济的低水平，所以制度变迁在适应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同样，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经济增长水平高，说明国家经济水平发展较好，市场需求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有更多的岗位能够提供给劳动者，反之，经济增长水平低下，整体的失业率就增加，纵使再优越的制度也毫无作用。而经济增长水平与制度变迁直接相关，经济增长需要制度变迁来作为动力来提高，因此制度变迁对就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促进科学的制度变迁，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也就有利于完善就业水平。

（二）制度创新

针对高职院校大学毕业生這一特殊群体，本文对就业的制度创新提出了以下参考性建议，希望能够为就业制度的创新提供部分依据。

1.国家政府部门应该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完善就业政策，提供相应的就业物资支持，扩大媒体支持和宣传，完善就业服务指导中心，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教育和宣传，促进就业信息交流等。比如2010年由中国教育频道和江苏卫视联合开办的《职来职往》求职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体支持案例，国家相关部门应多方位、多渠道扶持毕业生就业。国家除了对优秀毕业生的鼓励扶持之外，还可以就高职高专毕业生提供合适的政策支持，比如鼓励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证，改变企业的就业门槛“重专业而不是重文凭”。

2.高职院校应该为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科学设置专业课程，联系优秀的实习单位增强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提供科学完备的就业指导和就业教育，并提供相应的就业扶持。如某些高校利用寒暑假时间安排大学生在优秀企业短期实习，联系多家著名企业在校召开大型招聘会，就业咨询和推荐单位信息共享等。高职院校应该保证学生的基本综合能力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特长与工作适应能力，让学生认清自身定位。发展特色专业，加强专业特长教育一直是高职院校的基本使命。

3.利用网络的时效性与共享性，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官方权威的就业信息服务网。这就需要政府、学校、社会各企业和各高校毕业生的合力支持，而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大型信息共享网站的建立又势在必行。这也需要各级部门的技术、资金、服务等支持，政府应该据主导作用，各企业各学校应该提供相应的支持。总之，通过网络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就业制度是提高高职高专毕业生就业率的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纪韶.中国现行就业政策目标的选择[J].经济学家，2000（1）.

2.郭士征.国外就业构成变化及其就业政策[J].外国经济与管理，1996（10）.

3.刘善球.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探索与研究[J].中外企业家，2010（10）.

4.施丽红.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回顾及展望[J].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3（2）.

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篇7

一、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环境分析与行动战略

(一) 行政化制度环境的松动和弱化: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环境条件

从我国大学的制度环境来看, 其基本特征是:行政化的制度结构占据着主导地位, 学术化的制度安排尚处于“构件”状态而未实现整合化、体系化、结构化。并且, 在这两种制度结构 (或构件) 的博弈中, 前者明显制约着后者的作用效能与发展空间, 其结果是大学的核心制度逻辑与实际行为倾向均表现为行政化而非学术化, 大学的教育品质、学术竞争力乃至组织合法性亦由此而受到严重伤害。当然, 若以动态的眼光和前瞻的思维观之, 危机也可能构成或预示着某种转机, 正是这种高度行政化的制度结构从根本上损害了大学的合法性和组织绩效, 才使大学改革的制度环境在经历了长期的量变累积后于近期发生了显著而积极的变化:“去行政化”不仅成为大学内外部各方的高度共识, 而且已由官方的政策宣示升级为试点地区和高校的改革行动。因此, 尽管眼下我国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行政化制度结构及其制度力量仍不容小觑, 但大学组织场域的行政化制度环境已产生了明显的整体性松动和不可逆转的改革态势;不仅如此, 我国大学内外部行政化制度结构的“去制度化”变迁可望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改革试点的全面启动而转入“正在进行时”的“快车道”。毋庸置疑, 大学组织环境方面正在发生的这些“去行政化”变迁, 正是建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制度环境与行动契机。

(二) 需求牵引与供给推动的结合:中国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行动战略

在促进制度创造的动力机制问题上, 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倾向于认为有两种竞争性的理论解释:需求解释和供给解释。顾名思义, 前者认为制度是行动者出于应对那些没有“预定”方案但又重复发生的问题的需要才精心制定的, 后者则认为制度的创造是由来自“ (制度) 供给方”的建构性过程所推进的[1], 某些占据着制度化角色的特定类型行动者作为“制度企业家”充当了新制度创设过程中的制度供给者。显然, 这两种理论性的解释路向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 只不过在新制度创设的原动力上分别强调需求和供给罢了, 且二者都强调了能动性行动者对于创设新制度的积极作用, 可谓是“殊途同归”。另一方面, 现实社会生活也证明:许多新制度的创设其实既离不开社会生活对制度安排的内在需求, 也离不了核心制度设计者所提供的制度方案, 新制度的诞生往往是这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对我们的启示是:在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行动方略上, 亦有必要采取一种需求牵引和供给推动相结合的行动战略, 以大学变革与发展对学术权力制度的内在需求为源动力, 以教育家群体等制度设计者所进行的学术权力制度建构行动为促动力, 在实践中整合这两种不同的动力, 以促成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有效构建。

具体到实践层面, 这种行动战略意味着我们不妨这样行动:一方面, 从大学组织管理的客观内在规律和中国大学组织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出发, 深入分析和系统总结大学的科学发展对学术权力制度的内在需求, 以这种制度需求来强化我们建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改革行动的合法性, 并据此选择科学的理论指导与思维指引;另一方面, 以深谙大学治理之道且富有大学领导管理经验的资深教育家为核心制度设计者, 在汇集社会各方集体智慧并参考国外相关制度实践与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博采众长、集思广益的民智整合机制和“建构制度方案———进行科学论证———付诸实施试验——— (基于试验结果) 改进和完善原制度方案”的动态修正策略来务实地推进基于积极的摸索性试验的制度构建进程。这种需求牵引与供给推动相结合的行动战略将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它既有利于保证制度变革任务的合法性、削弱或抑制改革过程中的相关阻力, 又有助于增强制度创新实践的周延性、提高大学制度重构的成功概率。

二、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行动主体及协同组织

组织新制度理论以为, 包括民族—国家、专业人员、协会、其他精英、边缘博弈者、社会运动和普通参与者在内的多种主体通常是参与各种新制度创立的制度性能动者[2]。尽管这些行动者不能被视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性要素, 但在现代政体中他们经常建构制度本身[3]。不仅如此, 制度化计划的成功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形式, 依赖于支持、反对或竭力影响它的行动者的力量对比[4]。在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建构实践中, 同样需要上述各种支持性行动者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建构, 尤其是大学内部核心支持者 (制度企业家及其支持者) 和大学外部支持者的协同行动, 以克服制度创新可能遭遇的阻力, 加速新制度形式或结构的建构进程。

(一) 民族—国家和专业人士: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核心行动者

民族—国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行动者, 它具有“合法性强制”能力, 能够把自身的权威施加到其他组织之上, 在高等教育领域亦是如此。在涵盖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在内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中, 我国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后发外生性”注定了国家须在其中扮演关键性的“制度企业家”角色, 因为它具有界定 (公立) 大学治理结构及其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性质、权利与义务的特权。国家不仅可以通过立法行动赋予大学以相应的自治权, 赋予学者以相应的治校权, 而且可以通过法律条文的规定直接搭建大学学术权力运行的基本制度框架, 还可以通过行政指导、政策支持、资源配置等多重手段促成这种制度架构的有效运转。即便是在素有大学自治传统的西方国家, 其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的形成, 固然有大学和学者基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传统而展开的抗争, 但终归离不开国家法律对这种制度框架的确认和保障, 这一点足以反映出国家在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中的关键作用。

除民族—国家外, 专业人员在分工愈益精细的现代社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高度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领域中更是如此。对于大学学术权力该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 大学的学者无疑是最具发言权的专业人士, 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明了大学学术权力的内在规律、运行特点和制度需求。因此, 在建构学术权力制度的过程中, 学者应成为关键性的制度方案设计者和制度建构行动者。在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中, 必须重视教育家群体基于其深厚专业智识和办学实践经验的制度设计与执行力。

(二) 协会组织、其他精英与社会运动等: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其他支持性行动者

在民族—国家和专业人士这两类最重要的能动者之外, 其他各种制度性能动者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譬如, 在推进中国大学“去行政化”变革和学术权力制度建构的过程中, 我们若是能创立类似西方国家大学联盟、大学校长协会、大学教授协会等学界社团组织的话, 将可以更加有效地汇集学者的智慧与力量, 增强其社会资本和组织能量, 以期借助正式组织的特殊形式和聚合能量来更好地推动相关的制度建设;至于社会中的其他精英, 例如知名媒体人士和政府智库成员等, 如能借助其作为传媒核心或政策顾问的特殊影响力来加强国内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建构的舆论呼吁及对国外相关制度原型的积极推介, 将可为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准备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认知;即使是大学生这类边缘博弈者和社会公众等普通参与者, 也能通过发出加强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建设的强烈呼声来策应和强化相关的社会舆论, 为学术权力制度构建打造更厚实的民意基础和舆论声势;至于社会运动, 如果能够科学组织和巧妙利用的话, 往往能够成为克服改革阻力、推进制度创新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动力。

(三) 各类行动者之间的协同行动: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建构主体的组织策略

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不但有赖于不同地位、不同类型的多种行动者的支持性行为和建构性行动, 而且取决于这些制度性行动者之间基于有效协同而产生的行动“合力”。当前, 我国大学系统的“去行政化、趋学术化”变革已在逐渐铺开并在不断深入, 在此过程中, 一些大力倡导提升大学学术权力并积极推动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建构的制度行动者已逐渐浮出水面。但从目前国内的“教改”动态来看, 不仅相关试点地区或高校“教改”试验的“动静甚小”, 新闻媒体对此类“教改”试验的后续报道热情大为衰减, 而且上述各类制度性能动者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何较为有效的协同[5]。因此, 必须努力促成上述诸种制度性能动者之间的协同行动。相应的组织策略不妨为:政府部门应加强组织和协调, 扮演好顶层组织者与核心推动者的角色;教育家群体应积极行动, 发挥好制度设计者和关键行动者的功能;其他社会精英、边缘博弈者和普通参与者应广泛参与, 切实起到制度变革之外围助推者和鼎力支持者的作用;以主管部门、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教育界社会活动家等为代表的改革“旗手”们则有必要和大众传媒及其主导的社会舆论保持有效协同, 在汇集各方共识、行动和能量的基础上, 尽快推动学术权力制度建构相关改革由“各自为战”型的“小规模游击战”向“多方协同”式的“大规模阵地战”转向, 促成各试点单位相关改革试验的“社会运动化”, 使改革行动藉此汇集更厚实的民意基础、舆论支持和社会力量, 以实现更加积极、有效的推进。

三、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行动的核心举措

新制度主义认为, 要建构作为“制度设施”的学术权力制度, 就必须从规则、规范、文化—认知等符号性层面及社会活动与物质资源等物质性层面构建起系统化的学术权力制度要素体系, 使学术权力得到学术化规则体系的支持、学术规范体系的依托、学术文化与认知的支援, 学术主导的资源配置的保障和学术本位型组织实践的巩固, 形成完整的“制度设施”, 并作为一种核心制度结构内嵌于整套大学制度体系之中。依据这种理论思维与路径设计, 结合我国大学内外部制度环境的实际, 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建构的核心举措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加强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等不同层次的规则体系建设, 重建学术权力制度的规则基础

制度往往首先表现为一种规则体系。因此, 要构建大学学术权力制度, 首先应通过法律法规和大学章程两大层面的“立法性”行动来完善大学学术权力运作的相关规制性规则:在法律制度层面须对大学学术权力配置和运行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如学术权力的内涵与外延、属性与地位、作用领域与权力边界、组织形式和运作程序等) 进行更加明确、具体、可行的规定, 提高学术权力之法律依据的确定性与可行性;同时, 在国家相关法律框架之下, 大学亦应在大学章程和学校规章制度中对学术权力的构成、行使等作出更为详细的规定, 以解决规则体系的可操作性问题, 使学术权力运行的法律与制度依据更加具体化、系统化、可操作化。考虑到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相对成熟性, 在学术权力运行规则体系的建设方面, 我们不妨多向西方国家的一流大学学习, 以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进而有效推进我国大学的学术权力制度建设。

(二) 强化大学学术权力机构体系的正规化、建制化建设, 巩固学术权力制度的组织保障

组织建设对于权力的制度化及运行效能至关重要。因此, 在完善大学学术权力规则体系的同时, 还应通过法治路径确立起结构合理、运行有效的学术权力组织体系, 使学术权力获得牢靠的组织基础。在这个方面, 亦有必要通过国家和大学两个层次的“立法”来确立大学教授治校 (或治学) 的基本原则和以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管理机构为核心的学术权力组织体系。在实际操作层面, 应强调在行政与学术人员从业分野的基础上以学术造诣和学术道德为主要标准遴选出合格的学术权力机构成员, 以这些骨干为主体建立健全以教授、专家、学者为核心, 以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师职务评定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管理机构为主干的学术权力系统, 发挥好这些机构参与校政决策、主导学术管理的作用, 使其真正按学术规律来运作, 保证学术权力的正确运用 (许杰, 2011) 。

(三) 加大大学精神与文化建设的力度, 发扬大学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文化, 夯实学术权力制度的文化根基

组织新制度学派非常重视和关注文化—认知因素对于制度建构及制度合法性的内在价值, 这种颇有洞见的理论主张高度契合于大学这种视特定价值观与规范、信念体系及文化框架为组织灵魂的文化性组织。因此, 在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过程中, 还必须高度重视大学的精神与文化建设, 尤其是学术规范体系与学术文化建设, 其核心是加强大学学术权力规范体系及学术本位型文化—认知框架的建构, 前者主要指用以规范学术权力行使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 其基本内容包含以学术为志业、追求学术卓越的学术价值观及规范学术权力行使的特定规范体系 (如程序合规且过程民主的会议化运作、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成员遴选、成员间权利平等的表决型决策、经由沟通协商而达成共识或妥协的意见整合、方式灵活多样且较为高效的非正式沟通、纵横交错且卓有成效的网络化监督、以学术考量为主要依据或标准的专业化评判, 等等) [6], 而后者则包含“为学术而学术”、追求学术创新与卓越的信念体系, 视大学为教育与学术机构、视“追求真理、探求新知”为大学的终极使命和视教育与学术生产力为大学命脉之所在等理性认知以及人文主义的学术文化等核心内容。可以预期的是, 借助于大学理性精神与学术文化的弘扬来加强大学的学术权力规范体系及学术本位型文化—认知框架的建构, 不仅可以使学术权力运作获得强劲的内在文化支持, 而且会赋予学术权力制度以更深层次的合法性和更可靠的稳定性。

(四) 加快大学教育与学术资源配置的“去行政化、趋学术化”变革, 确保学术权力制度建设所需的资源保障与物质激励

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系统和规则体系, 因而在新制度的建构及其运行过程中, 相关符号系统与规则体系能否获得物质资源的保障和激励就尤为重要了。因此, 为积极建构和有效巩固学术权力制度, 有必要努力破除行政主导的大学资源配置, 确立学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相应的改革构想为:积极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做法, 将由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直接负责对大学进行财政性经费划拨的行政化教育经费配置方式改革为以专业性中介机构 (类似于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 为责任主体、以大学的实际教育学术需求与表现为拨款基准的专业化教育资源配置体制;在校内资源配置领域, 则应通过大学章程对资源配置原则、主体、程序和学校财务预决算制度的刚性规定来确保学术权力主体在校内教育与学术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话语权及相应的决策参与和执行监督权, 实现校内资源配置由行政主导向学术主导的转变。

(五) 通过规则约束、文化陶铸和资源激励等方式, 努力实现学术本位型组织行为的稳定与持续, 使学术权力制度的实施获得相应类型的组织活动的不断巩固和持续强化

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构建, 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学术权力制度的各项功能促成大学组织与大学成员的学术化活动的制度化。要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综合运用学术权力制度所包含的规则约束 (主要是相关规制性规则的刚性规约和规范性规则的柔性约束) 、文化熏陶 (指通过学术文化的潜移默化式影响来塑造大学中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和资源激励 (指以学术需求为基准的资源配置和以学术成就为导向的物质激励) 等多种方式和手段, 来引导大学组织及成员行为向学术本位型行为模板的不断趋近, 并通过这种活动的重复与持续来逐步实现大学组织中学术化行为的惯常化、模式化和制度化。简而言之, 学术化行为的模式化, 既是构筑和巩固大学学术权力制度的重要途径, 亦是大学学术权力制度构建的意义所在与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2][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姚伟, 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113-114.106-112.

[3][美]沃尔特·W·鲍威尔, 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73.

[4]张永宏.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468.

美国大学助教助研制度研究 篇8

一美国大学职称体系简介

美国大学分为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 但教师的职位设置基本相同, 主要分两大系统:一个是非终身系统, 一个是终身系统。

非终身系统的职称有很多, 包括:助教、讲师、导师, 以及兼职、访问、研究、临床等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等。许多理工科、医学、生物化学等学科, 除了给学生授课的教师外, 还有大量研究人员, 这些人员基本上属于非终身系统, 其职称常见的有助研、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以及资深研究员等。

终身系统的职位基本上分为三等: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在终身系统中, 助理教授是入门职位, 是拿到终身教职的必经步骤, 但它本身并不是终身教职。已获得终身职位的副教授和教授则职位稳定, 只要自己愿意, 不出意外的话, 可以在这所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 而且退休年龄没有限制。即使转到其他大学工作, 多数情况也能保留其终身职位。

由此看来, 美国的“助理教授”不同于中国的“助教”和“副教授”, 也不同于美国大学中的“助教”和“助研”。

二美国大学里的助教TA与助研RA

1. TA和RA的性质

美国大学的助教TA (Teaching Assistant) 和助研RA (Research Assistant) 是整个高校制度设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非终身系统中的最低职位, 同时也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助教TA和助研RA实际上隶属于服务性奖学金, 学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获得, 获得此类资助者每周担任10~20小时的辅助教学或研究工作。一般这种经济资助只提供给硕士或博士申请者, 绝大多数的美国高校研究生院都设置有这种资助, 但是在极少数大学, 如华盛顿大学, 也有优秀本科生当助教及助研的机会。

做助教TA和助研RA, 对于在校学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实习体验。突出优点在于, 一方面学生可以利用这份工作来积累教学经验, 与教授一起合作, 强化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另一方面, 又能获得一些经济上的资助, 满足学杂费及日常消费的需求。

2. TA和RA的比较

第一, 申请背景。做TA对申请者口语的要求比较高, 目前很多大学一般都会要求申请者参加一个TSE (Test of Spoken English) 考试来证明自己的口语能力;做RA的申请在申请者口语交流没有问题的基础上, 比较看重申请者的专业研究背景。

第二, 工作内容。做TA主要是协助教授完成本科教学的工作;做RA主要是协助教授或导师完成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

第三, 工作强度。TA除完成讲课及相关工作外, 每周最多做3个小时office hour, 可以自主安排寒暑假、周末、春假及秋假。RA虽然理论上是每周10~20小时工作制, 但实际上, 只要是不上课的时候, 都要去office上班, 相当于40小时工作。而且所有假期, 包括寒暑假、春假及秋假, 都要上班。

第四, 资助额度。TA和RA在资助额度上相差不多, 多数都在学生一年平均总费用的2/3以上。如果学生还能申请到学校的减免学杂费, 就相当于申请到“全奖”了。TA/RA所得需要纳税, 而且这两种奖学金一个学生只能获得其中一个。

第五, 经费来源。TA的津贴由所在系支付, 只提供学生九个月的TA津贴, 暑假三个月除外, 一般不存在风险。RA的津贴由教授的研究经费支付, 全年都有, 但由于某些教授经费并不充足, 所以存在一定风险。

第六, 学业发展。做TA, 有利于积累教学经验, 可以有充分的时间选导师, 但是会较晚进入实验室, 不利于研究能力的提高和学术交流。做RA, 可以早进实验室, 早定导师, 对写论文有好处, 但无益于教学能力的提高, 且更换导师困难。

三美国大学助教TA的重要性

助教TA在美国大学教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名义上, TA只是协助任课的教授工作, 但实际上, 除了课程大纲和教学计划由各个系里负责制订, 很多大学本科课程的大部分工作均由助教担任。特别是在一些有名气及偏重研究的大学里, 由于教授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及指导研究生, 很多大学的本科课程实际上由助教执教。因为教学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大学的品质和声誉, 因此美国大学在选择助教时非常谨慎。

因此, 美国大学里讲授本科课程的两种老师教授和助教, 各有其特点。由于年龄、经历等因素, 他们讲课的风格不同, 授课的角度也不同。学生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学会同样的知识, 但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 学习体验完全不同。

担任美国大学本科阶段部分课程的助教TA一般都是本专业在职的优秀博士研究生, 他们的教学能力不容小觑。他们年轻、有激情、办事认真、吃苦耐劳, 基本上担当了讲师的职责。助教的工作内容通常由承担该课程教学工作的教授决定, 包括:代课、做辅导、选教材、出题改卷、管理网上课程、复印上课材料、制作PPT、查找资料、数据统计分析、网页更新、整理文件等。

很多事实表明, 年轻助教老师的课堂教学往往非常成功。他们的课堂充满活力, 教学方式灵活机动, 课堂内容设计新颖, 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的课堂积极性。重要的是, 由于年龄相近, 年轻老师课堂上的师生互动交流明显增多, 大大增加了在许多教学模式下缺少的学生参与度。

四结论

研究生助教助研制度既为研究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 又为研究生个人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目前国内高校正处在迅速发展阶段, 研究生招生规模日益扩大, 迫切需要借鉴美国等国家大学体制的先进经验, 探索、引进并完善研究生助教助研管理和考核机制,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促进研究生教育长期稳定发展。

摘要：本文简介了美国大学的职称体系, 分析了非终身职位助教和助研的特点及助教的重要性, 并阐述了在当今中国大学及研究生教育中推行研究生助教助研制度的必要性。

关键词：助教,助研,研究生,美国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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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学奖学金制度研究 篇9

一、政府主导各界响应, 不断加大奖学金投入

1999年上半年韩国教育部提出了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改革计划——“智慧韩国21工程” (RRAINKOREA21, 简称“BK21工程”) 。“BK21工程”旨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高等教育体制,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优势, 通过政府与社会在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投入, 有重点地把一部分高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生院和地方优秀大学, 培养21世纪知识经济与信息化时代所需的新型高级人才和国家的栋梁, 从而迎接21世纪的挑战。按照“BK21工程”, 韩国政府将在7年内投入1兆4千亿韩元 (相当于12亿美元) , 其中重要一部分投入就是为韩国高校提供奖学金, 帮助学生解决经济问题。2013年8月韩国公布的《国家教育政策规划纲要2013》提出, 为促进地方高校的发展, 政府将提供资金以帮助地方高校实施全额奖学金计划, 从而增加地方高校的数量并加强高校之间的竞争力。

在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下, 韩国高校、财团、企业与个人也不断加大对优秀大学生的奖学金投入力度。以韩国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专注于公益教育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The Korea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KFAS) 为例, 该财团在1997年底便投入220亿韩元, 经营了包括海外留学奖学制度、海外留学候补奖学制度、大学特别奖学制度、汉学研修奖学制度、东洋学研究奖学制度在内的5个基金项目。该财团的宗旨是通过资助和培养人才, 促进学术发展。过去三十年来, 财团已资助了数百名年青学者在国外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及数千名韩国本科生在本国接受高等教育。

二、校内外多元化发展, 奖学金种类繁多

韩国高校奖学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付的经费以及社会团体与个人, 一般大学都设有校内、校外奖学金, 奖学金种类繁多。以韩国放送通信大学为例, 其校内奖学金分为3类: (1) 一般奖学金, 面向成绩优异者; (2) 服务活动奖学金:面向在地域大学、市、郡学习馆及学生会进行服务活动者; (3) 学生福祉奖学金:面向残疾人及生活困难者。其校外奖学金可分为4类: (1) 学术振兴财团奖学金:面向有功劳的学生及每学期取得12学分以上者; (2) 韩国残疾人福祉振兴会奖学金:面向残疾人 (10名, 每学期) ; (3) 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财团奖学金:面向韩国劳总所属职工子女; (4) 其他奖学金:中小企业及农协等提供的非定期的奖学金, 申请对象按奖学金发放者提出的标准选拔。

2014年综合排名第31位的淑明女子大学, 有每年从升学考试中按系列选拔优秀新生的第二创学特选奖学金;有选拔优秀在校生、对新入学硕士生、博士生给予支援的第二创学奖学金;还有支援优秀新生的青松奖学金、白露奖学金、梅花奖学金等。此外, 对于文学、语言学、数学、科学、音乐、美术及体育领域里的特殊人才还设有特殊技能奖学金;对于在校内从事新闻与广播等舆论活动的学生会干部、在校内各种考试班学习的优秀在校生还准备了淑明奖学金;还为各学科毕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准备了22种同行奖学金。

首尔大学规定, 原则上禁止同时申请两种及以上的奖学金, 但是如果校内和校外的奖学金金额总额未超过学费额数的情形, 则可以同时申请。此外, 勤工俭学奖学金不受此限制。

三、配套学费政策, 拉开奖励层次

韩国大学的学费由入学金、授课费、期成会费三部分费用组成。入学金在新生入学时交纳, 以后只交纳授课费和期成会费 (韩国私立大学授课费较高, 一般没有期成会费或期成会费占学费比例较低;国立大学则期成会费占的比较大, 如首尔大学期成会费占学费约为80%) 。1994年, 在韩国私立大学的学费中, 入学注册金为30.2万韩元, 学习费和期成会费各类学校平均为355.22万韩元, 总共为365.42万。之后大学的学费约以每年5%的幅度增长。面对日益增长的学费, 韩国高校为各类学生设置了不同的以减免学费为主的奖学金制度。

学生平均学分积点越高, 奖学金数额越高。韩国牧园大学规定平均学分在2.5及3.5以上的学生, 即有机会获得免除学费20%~100%不等的奖励。

再以2014年综合排名第七的汉阳大学 (私立大学) 为例, 其本科生2013年一个学期的学费情况约为350~500万不等 (一般人文社会专业略低, 而艺术、音乐类专业偏高) , 汉阳大学对在校生设有白南奖学金、21世纪奖学金、连翘奖学金等诸多类型的奖学金, 学生平均学分在2.0以上便有机会获得减免30%~70%学费的奖励。以“汉阳优秀工学人奖学金”为例, 对于学分在3.75以上的学生, 最高可获得全免4年学费的奖励 (详见表1) 。

四、制度公开透明, 学生申请方便易行

韩国高校的奖学金制度公开透明, 各大学的奖学金制度在大学公告或者是介绍学校的小册子里都会有说明。韩国高校一般都设有学生处, 奖学金的申请与发放多由学生处下设专门行政科室负责。如韩国又松大学由“学生福利处”负责奖学金实施的日常事务。

奖学金侧重于对品行端正、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奖励。首尔大学规定“作为学业优秀的本科学生, 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品行端正、以身作则、率身垂范、前程远大的学生”, 除新生奖学金外, “学习了1个学期以上的学生, 全部学期的成绩平均分为3.6以上, 才具有申请资格。”

关于申请程序, 学生操作也较为方便。以首尔大学为例, 各专业奖学金的申请时间为:第一学期 (每年11月中旬至下旬) ;第二学期 (每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 。学生可首先登录官方网站, 选择“学事行政登录”后进行奖学金办理, 在填写“奖学福祉支援卡”保存打印后, 再向指导教授获得允许及签名后将申请材料以及其他所有的相关材料交至所属大学的行政室便可。

新生入学奖学金一般在新生入学时一次性支付, 而其他校内奖学金一般会反应在学费缴费告知单中, 与奖学金额相当的学费将予以免除。

五、注重完善留学生奖学制度, 拓展留学生事业

为推进韩国高校国际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后韩国政府着力推行了国际化教育体系。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出台了“扩大接收留学生的综合方案”, 提出要“增加韩国政府奖学金的金额以及获得该奖学金的留学生人数”。韩国的大学针对外国留学生大多都设有专门的奖学金制度。

奖学金的种类有政府奖学金、高校奖学金、财团及企业奖学金。以韩国政府奖学金为例, 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信息通讯部、文化体育观光部、外交通商部等都设有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奖学金, 对入学评价“优秀”的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韩语进修生、研究学者分别给予70~150万/月韩元的奖励, 大致相当于减免了全额到半额学费的优待。第二学期开始根据前一学期学分评定奖学金。部分大学对优秀留学生提供特别奖学金, 给予学习期间学费全免, 甚至发放生活费补贴, 四年奖学金最多可达人民币30多万元。

2010年起, 韩国对优秀自费留学生出台了新的奖励计划, 新的奖学金计划主要考核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分和生活态度, 除了为获奖学生提供一年两次的高额奖学金外, 还将提供文化体验及与专业学者交流的机会。同时, 学校还设有交流基金, 组织实施“一对一指导”制度, 即由上同一门课程的韩国学生对指定留学生进行辅导和交流, 帮助其更轻松地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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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制度研究 篇10

大学生“村官”, 指的是“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选聘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已经当选村支书或村委主任的工作者”, 又称大学生村干部。“村官”之所以打上引号, 因为它是一个简称或通俗的叫法。

1995 年, 江苏省推出“雏鹰工程”人才培育计划, 13 名应届大学毕业生选聘到徐州市丰县农村担任基层干部, 拉开了全国大学生村官工作序幕。经中央同意, 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决定, 从2008 年开始, 用5 年时间选聘10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大学生村官计划正式转入国家主导的工程建设阶段。截至2008 年10 月底,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选聘7.8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远远超出原定选聘2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在长期实践基础上, 已经纳入国家政权建设范畴, 成为国家政权制度的创新建设内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是党中央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发, 培养造就具有基层实践经验、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基层领导干部的一项战略决策。

二、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实际运行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大学生村官到农村基层以后, 大部分能利用所学知识和专业特长, 积极为发展农业、致富农民、建设新农村作出应有的贡献。在实际工作中, 他们有的利用计算机知识, 负责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等阵地, 推进了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有的结合所学专业, 在种植、养殖、果蔬栽培等方面加强探索和实践, 带领村民致富;有的依托党员服务中心、“老娘舅”工作室等, 为村民提供法律、心理等各类咨询和服务;也有的运用所学知识, 参与村里的一些规划、管理和建设等, 为农村带去了新观念、新知识。

大学生村官知识面广, 年富力强, 思维活跃, 工作热情高, 自我价值体现的意愿较强, 有想干、愿干、干好的意愿。但由于他们初出校门、任职时间短, 对农村情况和政策法规不够熟悉, 对农业和农村方面的知识掌握不多, 缺乏处理农村日常问题的经验, 知识的结构性欠缺比较明显, 妨碍着他们优势的发挥。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大学生村官大部分热情、开放, 因此他们可以在自己工作的村子里面更好更快地与人沟通。农村工作不同于政府大院, 它需要实实在在地与农民接触.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大学生村官个性独立、善于发现问题, 使得他们可以在工作过程中保持个性, 并且有勇气用独到的眼光解决农村问题, 并带动农民跟上时代步伐, 发家致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 大学生村官们往往发现, 有时他们提出的过于独特的解决方案, 要么不得人心, 无法实施, 要么实施后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有些大学生过于狂傲不羁, 其特立独行的性格有时在农村工作中会举步维艰。而高校专业教育多以城市为导向,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学生不具备农村工作能力, 这也导致一些大学生村官不善于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农村实际问题。

2.缺乏相关的社会工作经验。 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部分群众思想观念陈旧, 对大学生村官理解不够, 不能全力支持大学生村官的工作, 甚至持有排挤心理。加之农村家族性、血缘性、地域性等矛盾和问题突出等等, 面对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初出校门的大学生村官有时很难适应, 无从着手应对, 甚至感到彷徨、迷惑或无助。这就会挫伤他们的激情和意志, 难以使他们迅速进入角色、有效开展工作, 直接影响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3.工作纪律性不稳定。 有些大学生村官在工作的同时, 还要考虑自己的生计以及自己的人生发展问题;有的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利用业余时间发展养殖业、种植业等。这不为大过, 但有人则是顾得了这边, 却顾不了那边。大学生村官在村里面成了摆设, 村民们半年甚至一年见不到一次人。这样, 大学生村官本身存在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甚至有的大学生村官不满意自己的实际权力过小, 无法实施自己的想法, 因此工作中懒散, 自己却不以为然。

4.功利心态、投机心理。 个别人把到农村工作当作“短期行为”, 把当村官作为就业的权宜之计。有的只是看中其优惠政策, 把当村官作为今后谋求好工作的一个筹码、跳板, 是奔着“好处”去的。

5.缺乏组织管理经验。有的大学生村官独立性强, 在工作中逞一时之快, 先斩后奏, 导致工作陷入困境。大学生村官大部分是当地主要干部的助手, 这就要求大学生村官树立正确的上下级权力观, 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力, 做到不越权、不干涉当地主要干部的工作, 严守自己的工作界限。超越自己职责范围的, 必须向当地主要干部报告, 并提出相关意见。

三、建立基于360°绩效考评方法的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体系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 主要原因在于至今尚没有一套针对大学生村官较为规范的管理办法, 相关配套的跟踪和监督体制也仍在制定完善中, 使直接管理部门或具体管理者无法可依, 甚至有法不依, 对大学生村官没有形成外在压力。大学生村官在选聘、分配、下放后, 就基本属于“自由状态”了, 有一些则被乡镇政府留下来担任党委秘书或行政秘书, 最终造成“干和不干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

大学生村官工作能否健康有序地开展并取得实效, 关键要解决好管理问题。要端正相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的态度, 提高对实施大学生村官模式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市、县、乡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工作, 明确大学生村官的岗位职责和主要任务, 从实际出发制定统一的《大学生村官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和《大学生村官日常管理细则》等有关制度规范, 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来衡量, 防止相同政绩而出现的褒贬不一。对遵守有关制度规范、纪律规定的情况要如实记录, 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建立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体系, 对工作表现突出的大学生村官要及时给予奖励, 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工作业绩较差、工作能力不胜任、村民不认可的大学生村官, 经严格考察确认后, 可予以辞退。

建立系统的大学生村官考核评价体系, 应针对当前对大学生村官的管理现状, 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一是分期评估, 循序渐进。大学生融入到基层实践工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应该在其工作的适应期、成熟期及其发展期进行相应的绩效评价。二是注重过程, 加强监督。既要重视对政绩结果的结论性评价, 更要重视日常工作过程的监督, 对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三是综合评价, 客观透明。

360°绩效考核方法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 最初是英国军方的一种考核体系。近年来, 360°绩效考核方法开始风靡全球。它是由被考核者的上级、同事、下级和客户以及被考核者本人分别担任考核者, 从多个角度对被考核者进行全方位考核, 再通过一定的反馈程序, 促进被考核者完善自己的工作行为并提高工作绩效。因此, 可借鉴360°绩效考核模式, 由上级党委、村级“两委”、当地群众共同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考评。也就是说考评主体包括村“两委”、上级党委 (比如镇党委) 、 村官本人、村官所在村的群众等。村支部书记要做好平时督查, 对大学生村官每天的出勤情况、工作表现、服务态度进行记录, 按月汇总后报到村官指导办公室。乡镇村官指导办公室要制定专门的考核标准, 对大学生村官的德、能、勤、绩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 每季度进行一次全面考核, 及时掌握大学生村官的思想动向、工作实绩。每半年各镇、村要组织当地群众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考评, 考评表格参见下表。

根据上述表格, 采用360°绩效考评方法, 评定出大学生村官的优劣等次, 作为提拔、使用的依据, 从而激励他们不断进取向上, 奋发工作。要公开考评结果, 建立业绩档案。要通过综合评价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对表现特别优秀的, 可根据工作需要优先提拔, 但一定要坚持按照“风清气正、确保质量、好中选优、公开公平公正”的总体要求, 严格程序, 严明纪律, 严格监督, 真正把热爱农村工作, 愿意在农村干事创业的好青年选拔进来、稳定下来、使用起来, 让他们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 对那些工作能力差、群众意见较大和不称职的, 或者只把岗位作为过渡、作为跳板, 不安心工作、挂名不办事、出勤不出力, 甚至只报到不见人的村官及业绩不明显、工作能力差、群众不认可的村官, 经组织考察确定后, 清退出村官队伍。对大学生村官的考核, 定期进行月评、季评、半年考评, 填写大学生村官考评表, 最终按一定比例进行年终考评。考核方式实行“自评+互评+政府相关部门评分”按比例相结合的模式, 其中互评包括村民意见和其他村官意见。每年考核结果张榜公示并预留意见反馈时间, 考核机构组织人员对反馈意见进行审核并将最终结果记入管理档案。

4.建立大学生村官管理台账, 一人一档, 跟踪服务, 动态管理, 及时掌握他们的工作、学习、考勤、奖惩情况, 定期分析他们在思想、工作、能力、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做到跟踪不断线、管理不放松。坚持对大学生村官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改变年终考核“一锤定音”的模式, 实行定期考核与日常管理相结合, 综合比较和全面衡量大学生村官的德、能、勤、绩, 重点了解和掌握工作实绩, 注重发挥考核的激励鞭策作用, 把考核结果与大学生村官的去留以及奖惩结合起来, 激发其一心一意干事业、放心放手谋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创业热情。

摘要：大学生“村官”计划是一项加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 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建议采用基于360°绩效考评方法, 建立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制度, 以期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360°绩效考评,大学生“村官”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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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篇11

摘要：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有利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缺失是重要因素，包括大学分类评价制度、校长选拔制度、经费投入保障制度的缺失等。在构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成长制度中，要遵循“大学自治”的原则来处理好各种关系，减少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干预，建立突出以“人”为核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评价体系，用制度保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同时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大学校长直选制度、大学委托评价制度、经费投入责任追究制度，从而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8)04－0048－04

为了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大学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我国提出了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目标。通过“211工程”、“985工程”的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可否认，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有利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缺失是重要因素，包括大学分类评价制度、校长选拔制度、经费投入保障制度的缺失等。

一、大学分类评价制度的缺失

要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政府主管部门首先要对什么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清晰的界定，制定比较明晰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指标和考核制度，才会使大学在建设过程中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现在政府主管部门对什么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明确的评价方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国产生的大学分类概念，是从研究型大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层次，界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般研究型大学”之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高水平”和“研究型”两个方面对大学提出了要求。关于研究型大学的评价，我国主要是参考“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和“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分类法，非政府研究机构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民间分类，比较有影响的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研究员等将现有高校分为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形成“高校圈层论”，将重点大学分为四个层次，即北大、清华为第一层次，“985”大学为第二层次，有研究生院的大学为第三层次，“211”大学为第四层次。国家按不同层次给予不同的投入，主要扶持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大学，希望在这两个层次大学中产生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无论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四型论”，还是“高校圈层论”，或是其他学者的分类，其基本思路是以科研规模、研究生人数等数量方面的特征数据为主来评定研究型大学。但我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别，由于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近年来增长迅速，而且招生指标由政府审批，科研经费的申报审批等也有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一些科研项目的申报、科研经费的分配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科研的创新性以及效用上还有欠缺。至于“高水平”的界定，似乎“高校圈层论”中界定的第一、二层次大学就是高水平大学，但这是针对现状而言的，具体到我们应建设的“高水平”大学究竟是什么标准，现还没有明确的说法。所以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不能完全适用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分类的标准。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除具有研究型大学的一般特点外，还应具有我国大学自身的一些特征，以及我们要达到的“高水平”大学的标准。目前我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在高校分类上持既不赞成、不反对的态度，也没有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教育部在网站上表示：对各类排行榜评选的指导思想和操作过程不了解，因此对其客观性不作评价，并明确表示不会做任何关于大学的排行榜”。由于主管部门在“中国的大学排行榜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状态下的消极作用，使大学和公众在“100多个大学排行榜”所提供的纷乱的大学分类信息面前不能有效遴选和使用，造成“现在我国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许多提法和做法已走入歧途和误区，片面强调西方标准、特别是美国标准，用这些标准来束缚中国大学的探索与追求”的不良影响。

二、校长选拔制度的缺失

从历史来看，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大学发展的快与慢，客观上讲和大学校长有直接关系。我同公立大学校长的选拔现在实行的是与党政机关领导选拔相同的模式。教育部属重点大学的校长都南教育部考核任命，“985”大学的校长则由我国官员最高选拔机构中组部直接任命。在选拔过程中，近年来开始组织民主考查推荐，但其意见仅具有参考价值，对最终决定校长人选并没有直接作用。大学具有和党政机关不一样的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关于大学校长的选拔制度，由此造成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大学校长行政任命色彩较浓。我国被批准为“985”大学的大学校长一般被定为“副部级”，所以进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行列首先不是学术贡献的荣誉，而是利益的诱惑，一旦进人这个圈层，则机构升格，人员升官，学校地位也被行政规定为高一等。更有甚者，政府将官员直接派驻大学任校长或校领导，“近年来对若干重点部属高校主要领导的任命，以教育部司局级干部的身份‘空降’升任部属重点高校党政一把手的情况增多”。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这些官员可以凭借原来的“关系”为所任职的高校争取更多的公共资源，加剧了高校间不平等竞争，影响了教育公平，同时也强化了政府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直接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为一批有资历的“司局级”官员晋升“副部级”提供了一条途径。但这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会造成什么影响，是值得寻味的问题。

二是我国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与职业经历都显现出单一化，学术背景大多属于理工科，职业经历大部分是从本校毕业或在本校工作后“原地起跳”的“本土式”领导。他们往往是专业上有建树就被提拔做领导直至担任校长，缺乏必要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积累，主要是靠大学已有经验和传统的沿袭进行行政、教学方面的管理，或者是靠校长个人摸索着前进。尽管让学者或高层官员来当大学校长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实际上容易造成对大学管理工作的效率不高，使得一些有才干的大学校长无法受到重用。

三、经费投入保障制度的缺失

从教育经费的宏观投入来看，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00年达到4％”，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保障制度，1993－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是波动的，平均只有2.8％，直到目前也没有达到占GDP的4％的要求。与该目标相比，教育经费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14年累计缺口15710.44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2.67倍。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人均GDP 600－

2000美元的国家，学前和小学阶段、中学、大学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应为40.5：29：17.9，生均教育经费为1：2.5：9.2。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虽然逐年下降，但仍在20％以上。2000年我国人均GDP就达到856美元，2006年达到2000美元，如果按高等教育经费占20％的比例计算，则2000－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缺口达到1905亿元，和目前高校存在的约2000多亿元债务的情况一致。而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93年就开始出现连续下降，在2000年前后甚至出现负增长。2001－2005年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增长率(％)分别为－6.75、－9.36、－6.56、－3.81、－3.18，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增长率(％)分别为－10.53、－6.13、－4.12、－2.30、－2.65，从2006年起开始恢复增长。

从微观来看，高校内部经费分配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经费使用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以教学经费为例，2003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学校学费收入中用于日常教学的经费一般不应低于20％，用以保障教学业务、教学仪器设备修理、教学差旅、体育维持等基本教学经费”。教育部《关于做好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通知》又提出：“学校学费收入中用于日常教学的经费不得低于25％”。据此，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标准中四项经费占学费收入的比例C级调整为≥25％，A级调整为≥30％。这些政策规定虽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因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其执行的强制性大打折扣，导致经费投入不稳定。如近几年各大学为了达到本科教学评估标准，集中加大了教学经费的投入，但教学评估一结束，教学经费马上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并不是个别现象。

“211工程”、“985工程”虽然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投入了巨额资金，那只是相对于其他没有投入的大学而言。由于国家宏观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和高校微观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的缺失是我国大学所具有的共同问题，尤其是在教育经费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实施特殊政策是以牺牲其他高校的利益为前提的，妨害了教育公平原则，客观上加剧了尚未“达标”的高校争设专业、争合并、争升格、盲目扩大招生的趋势。而且这种短时期的集中财政拨款倾斜政策只能是临时性措施，具有一定的暂时性和随意性，不可能形成一种长期的经费投入保障制度。

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制度的建构

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制度是现代大学治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人们认为制约大学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资金和人才，其实资金和人才的缺乏只是表面现象，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的竞争，好的制度可以吸引资金和人才，而不好的制度则使资金和人才流失。从现代大学制度发展来看，研究型大学的理念首先来源于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所创办的德国柏林大学。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三原则”，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统一。大学自治是强调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学术自由是强调大学与教授的关系。这些原则已经发展成为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推动西方大学改革和培育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力量。所以，在构建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成长制度中，要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大学自治”在我国来说体现为大学办学自主权。尽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提出了“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高校成为依法办学主体的法人地位并没有真正确立。政府主管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在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从大学的管理者、控制者变成引导者、服务者。

在高校分类评价方面，建立突出以“人”为核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评价体系，即围绕高水平的师资、高质量的生源、高素质的毕业生来构建指标。建立公开和公平选拔、建设、考核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制度，在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减少政府主管部门的主观评价的影响，改变重点建设哪些大学由政府主管部门运用行政权力来决定的局面，用制度保障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在具体的评价活动中，主管部门从“掌舵人”、“划桨人”的双重身份回归为“掌舵人”的单一身份，不直接组织和参与评价；建立评价业务委托制度，将“划桨人”的职能从政府主管部门中剥离出来，充分发挥高教学会、高校协作组、专业建设委员会等第三部门的作用，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可比性。

扩大办学自主权首先要保证大学自己选举校长的权利，要建立大学校长直接选举制度。采用竞聘方式，校长人选不受地域或单位的限制：既可以是本校的教授，也可以是其他高校的教授；既可以是国内公民，也可以是国外人士。由本校知名教授、杰出校友、在校学生的代表以及独立的校外专家组成考评组，竞聘者向学校师生阐明自己对大学办学的理念、对大学发展的设想，师生直接投票选举校长，然后根据校长提名选出副校长，副校长一般应为本校教授。考评组主要负责对竞聘者资格的审核以及保证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在校长举荐、考核中主要突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校长的学术背景、职业背景、领导能力、教育理念等方面的要求，选举结果只需报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减少政府和主管部门的直接干预和行政色彩，增加教授在大学校长选拔中的话语权。

建立经费投入责任追究制度，把教育经费投人达标作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硬指标纳入政府及主管部门政绩考核体系，从制度上保证各级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稳定增长。强化教育经费投入制度执行的强制性，对没有完成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任务的负责人追究责任。在主管部门对教育经费的具体分配和投向上，成立有大学知名教授、校长代表等参加的经费预算委员会，并引入经费分配的竞争机制和公示制度，尽量减少主管部门主观因素的影响；建立大学对政府教育财政预算及其执行以及大学师生对大学经费的分配使用的监督制度，大学师生直接或通过其代表参与教育经费的支出选择，从财政制度上保证教育经费使用的合理性。

大学学术研究制度 篇12

一、教授治校的内涵

1. 什么是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之一, 其形式依赖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以依法办事为首要条件。这个“法”是教授自己制定的。美国大学每个二级学院都有自己的“宪法”, 即“次要法规”, 可根据情况不时进行修订, 每次修订都需要全系教授投票通过。法规规定了各种重要决策决定方法, 及二级学院院长的职权范围, 各种委员会组成及其职权、投票程序等;其次, 二级学院里除教授以外的所有人员, 都是为教授服务的;再次, 二级学院的重要决策和管理, 由教授组成的各委员会完成, 如执行、人事、研究生、本科生等委员会。

2. 教授治校的基本形式与原则。

现代大学教授治校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教授会代表的学术权力和校长、董事会代表的权力相互制衡, 校长主持行政事务, 教授会主持学术事务, 典型代表是美国的大学;二是学校管理以教授会为中心, 教授会主持学术管理并参与校长选举, 校长服从教授会决议, 典型代表是英国古典大学和日本的大学。三是教授会主要作为审议、咨询机构参与学术管理, 典型代表是法国和德国的大学。

二、教授治校机制的起源与发展

教授治校作为学术管理的传统, 最早源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 那时教师既是管理决策的主体, 同时承担着决策的执行与监督。正是因为教师享有这些真实而至高的权力, 巴黎大学又被称为“教师型大学”。而后创建的剑桥、牛津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 德国柏林大学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 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则赋予它新的内涵。在我国, 教授治校的历史不长。最早在我国推行教授治校的是北大蔡元培, 他任校长期间, 教授治校得以贯彻并走向完善, 形成了以教授为主的评议会、教授会、行政会三级管理机构, 开中国大学教授治校的先河。近年来, 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 尤其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 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东北师范大学, 在二级学院实行了教授委员会决策基础上二级学院院长负责制, 实践“党委领导, 行政负责, 教授治学”管理体制;学院一级设教授委员会, 决定学科建设、专业发展、教师队伍建设、职称评定、教师聘任及经费支配使用等。浙江大学法学院等也成立二级学院层级的“教授委员会”, 并通过外部资金制衡学院行政权力。而南方科大则是通过特区立法的形式, 搞了一块“去官化”、“去行政化”的教授治校试验田。

三、教授治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纵观当前我国高校教授治校发展现状, 虽然有很多高校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教授委员会” (如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 、“教授会” (如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以教授为主体的各专业委员会 (如深圳大学人事、财经教授委员会) 等,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创新, 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大学制度在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但由于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体制改革遭遇的阻力等因素, 我国高校教授治校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

1. 学术组织成员单一。

主要表现在学术组织成员多数是由担任各级行政部门职务的教授、副教授组成。其主要原因是个别高校教授数量较少, 无行政职务的高水平教授更少。

2.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还不平衡。

主要表现在行政主要负责人员与学术组织负责人在身份上交叉重叠, 学术权力虽有建制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主要履行审议和咨询职能。造成这一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目前状况下行使学术权力的时间成本较高, 意见往往难以较快统一等;教授们行使学术权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是很高。

3. 教授的知识结构局限和精力有限。

教授考虑问题的视野和角度容易受到自己学科专业的局限, 加上没有治校的经验和缺乏对学校整体发展的了解, 容易产生偏执、保守、排斥改革;另外, 教授治校中的教授承担“学术”与“行政”双重角色, 使他们在决策中容易处于两难境地。

4. 社会监督体系不健全。

由于学校的投入主体单一, 缺乏社会公众捐资办学、社会团体机构联合共建等多元办学形式, 学校决策机构缺乏没有利益与权利关系的校外人士, 所以造成社会对学校的监督与制约作用有限。

四、对策建议

1. 加强章程建设, 做到教授治校有章可依。

加强章程建设是教授治校的基础和前提。学校要结合自身特色和发展历史制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办学章程, 在章程中要明确教授治校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二要高度遵照章程, 在章程框架内行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 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章程规定的范畴内分别做好各自应该做好的事, 通过章程发挥两个权力的不同作用, 协调两个权力之间的平衡。

2. 大力引进高端人才, 做到教授治校有人可用。

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在建校短短10年之后, 就能执亚洲大学牛耳,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她在短期内聚集了一大群国际一流的优秀人才, 特别是强势的中国留学生资源。还有像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治校能否成功, 关键取决于近五年能不能真正能聘请到20~30个真正国际一流的人才。因此, 高校能否顺利实施教授治校关键也在于能否培养和引进一批优秀的高端人才。

在吸引人才方面, 首先要注意不仅要引进有国外留学经历的人才, 也要引进有国外教学、管理和研究经验的人才。特别要重点引进熟悉大学运作、教员招聘、教授评审等富有丰富教学经历的高级人才。

3. 完善学术决策机制, 做到教授治校有权可行。

在学校和学院层面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教授委员会, 确保在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决策机构, 非领导职务的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的教授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还要有一定比例的学生代表和校外人员。

4. 完善监督机制, 做到教授治校权不滥用。

作为学校内部专门事务决策的咨询机构, 教授委员会人员的构成、职责范围和程序规范等方面要明确, 委员会成员的产生方式、职责范围、议事范围等问题要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外部监督机制上, 要想方设法积极邀请没有利益与权利关系的校外人士进入学校决策机构, 把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控制有机结合起来, 力争在决策的高质量与执行的高效率、民主参与和精英管理之间寻求平衡。

摘要：近年来, 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 教授治校作为一种民主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教授治校机制作为研究切入点, 总结梳理了教授治校的内涵, 分析了我国教授治校机制的起源、发展及趋势。最后具体分析了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教授治校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有关对策。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教授治校,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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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祚桥.浅议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N].光明日报, 201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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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秀丽.从教授治校走向共同治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