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性研究

大学理性研究（共12篇）

大学理性研究 篇1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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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大学发展过程中,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 这种密切不仅在于联系的频度, 更在于两者在现代条件下相互关系与根本性质的重构。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科层化、计算化、经济化、个人化、效用至上等诸多观念渗透进大学, 使得大学日益在理性主义的发展中异化, 存在诸多乱象或失范现象, 大学内部与外部众多的批判与喧哗声浪逐渐掩盖了人们对“大学是什么”的理性追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独立的无所凭借的理性反思无疑是匡正大学失范现象的基础, 也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大学的内在需要。

《大学理性研究》率先提出“大学理性”概念并给出系统学理论证, 率先引入“理性失范”的概念分析大学行为, 从“大学理性”视角对大学发展进行严密的梳理, 追溯理性概念的起源, 系统考察大学理性的发展谱系, 得出关于大学理性的独特认知, 最后把大学理性探究集中到大学行动分析上, 对大学发展现状进行批判性思考, 并得出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结论——通过学者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建设作为大学理性建设的突破口, 使人们对大学理性的认识从日常理解上升到哲学层面, 在大大提升大学问题研究视界之时, 也就为大学发展的探讨开辟出又一条崭新的道路。

大学理性研究 篇2

作为一名在校的大学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有的同学可能认为，爱国就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管这种方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但现实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只是想表达自己良好的愿望，这种愿望却有可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些反华势力往往借助我们的单纯、热情钻空子，借题发挥，通过编造谣言混淆视听，误导民众和舆论，制造社会不安，危害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理智分析，冷静观察，谨访敌对势力的破坏，冷静、理智表达我们的爱国热情，不给敌对分子以可乘之机。

当前我国的大局，是继续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成功举办奥运会。作为大学生，我们要把自己的爱国热情纳入理性的轨道，我们当前能做的，就是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思想认识上，我们爱国就要考虑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就要自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依靠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战胜任何困难。在行动上，要把这种情感转换成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转化为认真学习、发愤成才的动力，刻苦学习、报效祖国。要自觉维护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勇敢承担起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神圣使命。如果我们身边出现某些不利于校园稳定的捣乱分子和事情，我们就要及时地进行阻止和报告，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这就是对反华势力的最好回击，这就是在用实际行动支持奥运。

做好本职工作，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针对当前钓鱼岛事件，我们愤怒但不能失去理智，最好的反击就是把满腔爱国热情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用不懈的努力和勤奋的工作为祖国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只有国家的强盛和富强发展才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相信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埋头苦干，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一定能把我们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期下的大学生完全可以用爱国主义鞭策自己，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对于我们的培育。那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那就是一种爱国的行为。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民族，我们大学生可以做很多，也可以很简单。譬如“抵制家乐福”事件，我们大学生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就不会被不良分子所蛊惑，就不会参与一些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那也是一种爱国。爱国不一定是我们要喊出来的，把国家摆在每一个人心里最崇高的地位也是我们的一种爱国主义。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祖国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也是一种爱国。爱国不是喊口号，谁喊的大声谁就爱国了。爱国是需要激情，但爱国更多需要的是理性。我们不能以爱国为借口做一些对祖国无利有害的事，爱国是没有错，但如果你打着爱国的幌子，去做一些危害国家安定的事，你还是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好心做坏事也是要受到处罚的。爱国也是如此。在大是大非面前时，只有对错，没有原因，没有理由。

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的民族，是每一个大学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和至高无上的荣誉。爱祖国，爱人民，是每一个大学生的义务。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都是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我们人民的。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加油！

有限理性与大学生就业 篇3

关键词:有限理性;大学生;就业;参与主体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125-03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毛入学率年年攀升,从1998年的9.8%上升到2002年的15%,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2005年进一步增至21%,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政府制定了各种政策措施来促进大学生就业,理论界也从各个角度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各种解决问题的对策｡本文从就业市场参与主体有限理性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进行了探析｡

一、何谓有限理性

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有两个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简而言之,传统的经济分析中人们通常将人假定为全知全能的人,将组织也假定为全知全能的组织,从就业市场的角度来看,则将其参与主体神化了｡而事实上,就业市场参与主体都是有限理性的｡

有限理性是赫伯特·西蒙提出的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一｡西蒙研究发现,人们的决策过程与理性选择大相径庭,由人组成的任何组织都无法完全按照经济学的理性模式去行动,无法按照“效率最大化”和“最优化原则”理性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只有从有限理性出发,才可以对现实生活中人的许多非理性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具体来说,有限理性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对每个措施将会产生的结果作出完全正确的预测,常常要在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根据主观判断来进行决策;在决策时,也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措施;人们能否进行正确的决策,还要受到决策人的技能､价值观､对目标了解的程度､应具备的有关知识的深度以及所需资料完备程度的影响;人的理性的限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这些限度的认识本身可以改变这些限度｡

二、大学生就业市场参与主体有限理性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分析

具体来看,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参与主体包括四个部分:劳动力供给主体,即大学毕业生;劳动力需求主体,即用人的行政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市场政策的制定者,即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特殊的相关主体,即大学毕业生的培养和输送者——学校｡由于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面向大学生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中,各个参与主体只具有有限理性,这影响到了大学生就业的顺利实现｡

(一)供给主体有限理性的影响

1.理论分析——大学生就业中的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

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它来自于行为金融学理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舆论,而不考虑自己拥有的信息的行为｡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羊群行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就业观念难以改变是羊群行为的表现之一｡虽然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但是传统的就业观念并没有彻底转变过来｡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分统配的就业制度,限制了劳动者自己创造就业机会的积极性,助长了他们在就业问题上的依赖心理,形成了以高依赖性､低风险性､弱竞争意识为主要特征的超稳定的就业观和以“重国营､轻集体､藐视个体”,追求长期合同､正式工为特征的倾斜就业观｡如今,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政府与事业单位以及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仍然是很多大学毕业生的首选目标｡

(2)羊群行为另一方面表现在工作地点的选择上｡大量的大学生涌向了东部发达省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造成了这些地方人满为患,就业压力巨大｡很多大学毕业生甚至宁愿找不到工作在这些地方漂泊,也不愿去中西部较落后的地区就业｡东部地区人才的大量过剩与中西部地区高素质人才的严重缺乏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以上状况的形成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如果大学生在流动､竞争和择业等方面的这些旧的态度和行为得不到彻底改变,大学生就业始终会是一个难题｡

(3)羊群行为还表现为大学生在求职时的“有病乱投医”｡很多大学生没能明确自己的择业方向,看不清楚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也没有突出重点,没有选择适合自己的单位去了解并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让单位相信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而只要是效益好的单位,不论是否匹配自己的专业,是否有利于未来的发展,都盲目地参与其中,生怕失去了机会｡其实,正是由于这种没有明确目标性和针对性的行为,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了对无限的多个岗位的追求中,造成了大学生在择业中的不利地位,甚至失去了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机会｡

2.实证分析

笔者采用霍兰德的“人职匹配理论”,对76名在校大学生的择业倾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如表所示｡

通过以上的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学生择业时的盲目性｡受社会时尚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有更多的人倾向于成为艺术型的人(25人次)或者是经营型的人(15人次)｡受职业社会地位的影响,由于大学教授､科学家等社会地位比较高,所以也有不少人有从事研究工作的意愿(17人次),而不论自己是否具备做学问的能力｡以上的抽样资料虽然不能全面反映大学生的择业倾向,但也部分地揭示出了大学生在择业时的羊群行为,表明了大学生在择业时只具有有限理性｡

(二)需求主体有限理性的影响

企业作为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主体,其实也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竞争日趋激烈,要想在竞争中获胜,维持企业的生存并保证企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短期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模式早已经不再适用,而应转向长期的企业效益最大化｡企业的可用资源总的来说包括三个方面:物质资源､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企业长期效益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人才的吸引､保留与激励是企业管理的主要任务｡然而目前我国的企业大多对自身制度设计和企业文化建设不够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也没有被提高到应有的地位,短视问题严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企业有限理性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1.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选对人､育好人､用准人､留住人”,其中首要的就是要选对人｡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很多企业为了争夺优秀的人才,都把自己招募人才的触角直接伸到了学校,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竞争｡企业到大学校园对求职者进行筛选,在应届毕业班创建求职人才库,这是招聘未来的管理人员､具有提升潜力的候选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一种重要渠道｡我国现在也出现了各种规模不等的“校园招聘会”,也有部分企业开始召开“校园宣讲会”｡但是,一方面企业的“架子”并没有完全放下来,企业对大学生的尊重仍然还不够(这表现在不够守时等方面);另一方面,企业的招聘人员不够专业,缺乏有效的与大学毕业生沟通的技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大学生的积极性,企业也丧失了得到优秀人才的机会｡

2.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近年来实习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企业的人才招募办法｡据统计,目前美国有将近3/4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参加实习,许多大学生通过实习找了工作｡事实上,实习可以给学生和企业带来双赢的局面｡对于学生来说,得到了实践锻炼的机会,提高了实际操作能力;对于企业来说,在利用大学生实习获得一些劳动成果的同时,也得到了从更近的视角去了解和评价这些学生的机会｡然而,由于我国的企业同学校之间没有良好的交流平台,从而影响了企业同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此外,企业在大学生实习时所采取的不正当行为(比如,欠发工资､没有保险等),也限制了实习这种人才招募渠道的使用｡

(三)政策制定者有限理性的影响

传统上通常将政府假定为全知全能的公共组织,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政策制定者的认识能力､预测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都是有限的｡政府宏观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大学生就业政策制定者的有限理性都会影响大学生就业｡

1.宏观教育政策制定有限理性的影响

首先我们看一个例子｡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颁布后,教育大跃进开始进入高潮,提出全党全民办学,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提高｡由于这个目标定得过高,甚至出现了诸如田头大学､地瓜大学的滑稽事件,结果导致高等教育质量迅速滑坡,高等教育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受到严重的冲击｡

由上例可见,决策者具有法定的政策制定权力,在参与政策制定的全过程中,他们处于决策梯的顶端,因而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更能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影响大学生就业｡这种影响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1)决策者的有限理性首先表现为他所掌握的与教育政策制定有关的知识不完备｡在确认合适的方案之前,决策者一般要对多个方案进行反复衡量,多方评估,从中择优选出科学合理的方案｡如果决策者掌握的相关知识不够完备,就会影响到他对有关问题思考的程度和范围,从而会影响到政策的科学化｡

(2)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还表现为在教育活动中对困难的预见性｡决策者不可能对所选方案的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进行预见｡这是因为人们的头脑无法在某一时刻抓住所有后果的整体｡相反,人们的注意力常常随着自己的主观偏好从一个要素转移到另一个要素上去｡因而决策者选择的方案一般会尽可能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

(3)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表现为在超出其感知限度的技能､习性和反应能力方面的受限制性｡一项政策的出台一般是为了解决一个政策问题,任何提前或滞后的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教育政策能否及时出台,出台的教育政策是否具有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决策者对相关问题的反应速度的限制｡

2.就业政策制定有限理性的影响

政府在劳动力市场扮演的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和仲裁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它要制定尽可能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劳动力市场的交换方式和交换规则,促使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匹配;另一方面,政府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仲裁者,要调节劳动关系｡此外,政府还应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等｡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具有明显的扩张性,旨在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调控取向还是调控措施,都不具有显著的推动就业效果｡

目前,我国政府建立了众多的就业指导和服务机构,组织了不少现场人才招聘会和网上人才招聘会,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这仅仅是一些治标的措施,不能治本,旨在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法规还远远不够完善,就业保障制度也还不够健全｡

(四)学校有限理性的影响

教育不应该是为了教育而教育,学校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输送的学生应该符合企业和社会的需要｡学校管理的目的在于实现教育决策的目标,要使管理更有效,首先目标要合理｡然而我们的许多高校却是有限理性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招生与专业设置

目前,我国的高校在招生时往往以扩大学校的规模､以尽可能多的招生人数为目标｡在招生的专业设置上,也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设施是否能够跟上,没有充分考虑学生未来的就业问题,盲目地上新专业､热门专业｡目前,在高校新一轮发展浪潮中,有些学校定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出现了升格热､圈地热等现象,而学校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却严重不足,这可能导致学校有限资源的分散,不利于教育的长远发展｡而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学校教育资源的不足,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竞争力差､素质低,尤其是实践能力严重不足,面对今天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高,学生们只能是“望劳动力市场兴叹”｡

2.课程的设置

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也没有充分考虑学生未来的就业问题｡一方面,有些课程与所学专业的相关性不强甚至没有什么相关性,面铺得太宽,不够专业;另一方面,有些课程时效性不强,在学生开始学习之前可能有些东西就已经过时了｡此外,学生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践机会,动手能力也比较差｡

3.就业指导中心

目前,在政策的倡导下大部分高校建立了就业指导机构｡从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些就业指导机构存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在学生和用人单位之间搭建一个有效沟通的平台,然而问题却仍然很多｡(1)与企业的沟通不够｡可能是受历史观念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我们的高校及其就业机构没能放下所谓的“面子”,主动深入企业去宣传自己的学生,高校和企业之间联系得还太少｡虽然有些高校也与企业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合作计划,但多是一些“形象工程”,学生实际上得到的实践机会并不多,从实习学生的数量､实习时间长度以及实习的内容和方式上看都还有很大差距｡(2)与学生的沟通不够｡我国的高校就业指导机构大多没能建立起与学生沟通的良好机制,没能为学生提供实实在在的就业观念､择业技巧等方面的指导,也没能及时充分地为学生提供企业的用人信息｡很多学生仅仅局限于知道学校有这么一个机构,而并不清楚这个机构到底能给自己的就业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也就不能更好地利用其去择业,因而限制了就业指导机构“交流平台”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 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增长[J].经济研究,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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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加里·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第9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研究综述 篇4

一、关于理性爱国的内涵

专家学者对理性爱国的内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索, 在理性爱国的内涵方面有不同的理解。目前, 学术界对理性爱国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 理性爱国是以理性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形式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情感是人类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映, 是一种感性认识。而理性是指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知能力, 表现为一种理论与思维方式, 属于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爱国是值得弘扬的民族精神, 是一种高尚的情感表达方式。然而, 感性的、表象的爱国情感表达, 并不是真正的爱国, 爱国情感的表达只有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才能更合理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富有理性的爱国主义应当是对自己国家的真正理解, 是一种理智的、坚定而持久的爱。我国学者从理性角度出发, 认为爱国不是感性、肤浅的爱, 而是理性的、更深层次的爱, 理性爱国是要有选择地将高尚的情感外化为一言一行, 用理性来引导爱国情感和言行。也有学者通过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理性爱国内涵, 指出爱国主义是情感与理性的辩证统一, 情感好比是发动机, 而理性则犹如方向盘。

(二) 理性爱国是以法律为限度的爱国主义形式

秩序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前进与发展的前提,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秩序便是人类社会的“规矩”, 而良好的秩序则需要法律的维护, 爱国行为作为影响社会秩序的一个因素, 同样需要做到有法可循。随着中国法治社会的不断发展, 有关爱国义务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得到完善, 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 许多学者通过法律的视角对理性爱国的内涵进行深入分析, 认为爱国情感的表达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理性合法地进行, 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因此, 理性爱国的内涵即为在法治的限度内所进行的爱国主义行为。

(三) 理性爱国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爱国主义形式

理性爱国是国家繁荣发展的保障, 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更需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理性爱国的内涵。有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阐述了理性爱国的内涵, 将理性爱国界定为一种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的爱国主义形式, 认为理性爱国应当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民族的立场, 客观对待纷争, 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核心利益的理性行为。实际上, 理性爱国是一种在爱国感性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更加成熟、合理的爱国情操, 是一种对民族、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爱国。

二、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普遍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 但由于大学生刚刚成年, 处在精神成长过程中的不稳定阶段, 其爱国热情往往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与误导, 极易走入极端。因此, 在新时期加强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意义重大。

(一) 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教育, 在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对比了理性爱国与非理性爱国这两种爱国主义带来的影响, 指出理性爱国要求国民能够正确地看待本民族的优缺点, 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通过学习外来文化, 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教育, 则可以有效地帮助大学生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进而培育民族精神。同时, 理性爱国教育也会为国家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提供支持和保障。还有的学者指出, 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教育, 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形成民族凝聚力。

(二) 有利于大学生爱国素质的提高

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教育, 有利于让他们树立更为正确的爱国观念, 完善综合素质。从大学生的性格特征来看, 他们朝气蓬勃, 思想活跃, 对关乎国家利益的事件具有极大的热情, 但其易冲动、看待问题不够理智等特点也导致其行为上的不成熟。究其根本, 可以发现理性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 进行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能够促进大学生心智的成熟, 增强爱国意识。有的学者从教育角度入手, 认为在我国的现代教育中, 大学生的爱国素质教育与知识素质教育失衡, 许多大学生只注重专业知识的发展, 对政治关心甚少, 而理性爱国教育有利于改变大学生政治冷漠的现状, 促进爱国素质的提高。[11]

(三)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与必要保障, 大学生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更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一些大学生的非理性爱国行为显然有悖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 加强大学生的理性爱国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有的学者从大学生这个主体的特点出发, 认为他们是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社会群体, 往往在事关国家尊严、民族荣辱的事件上反应激烈, 进而影响整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局势。因此, 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教育, 帮助他们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 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谐至关重要。有的学者从当前社会背景的角度阐发理性爱国对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观点, 认为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离不开有理有据的爱国行为。

三、如何加强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

理性爱国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样的环境中, 国际争端时有发生, 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 在面对关乎国家利益的大事件中, 不仅要表现出爱国热情, 更应当学会如何正确、合理地进行爱国主义情感表达。

(一) 利用主阵地, 创新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的方式、方法

学校教育是学生接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窗口。有学者指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学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学过程中, 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主义教育。还有学者认为, 理性爱国的衡量标准是法律, 合法的爱国主义行为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 因此, 在对大学生进行理性爱国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法治意识的培养, 增强法治观念, 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还有的学者认为, 要在教学方式上进行创新, 改变惯有的说教形式, 将教学内容创设得更为贴近社会、贴近生活。

(二) 利用各类实践活动, 培养大学生的理性爱国意识

实践是加强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只有在实践中, 才能让他们牢固树立理性爱国的观念。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 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必须突破原有的形式化、课程化的教学模式, 以实践为载体创新理性爱国主义教育的途径, 通过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进行身临其境的实践体验活动。有学者对理性爱国教育的实践活动进行具体的分析, 认为高校可以通过以理性爱国为主题的演讲、团体活动等强化理性爱国教育, 也可以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引导他们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的实际行动, 在实际生活中感受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责任与义务。

(三) 努力营造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理性爱国意识的网络环境

互联网是一种现代信息技术, 从网络方面入手拓宽理性爱国教育的渠道, 无疑是时代的创新。有学者指出, 通过网络可以模拟出和现实相近的网上校园、网上教室、网上图书馆。高校在弘扬爱国主义教育时, 可以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介来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动向, 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观念。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为理性爱国教育带来便利, 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有学者从如何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入手, 认为应当运用技术、法律等手段加大对网络资源的管理, 及时发现并删除不良信息, 加大对网络不法分子的管制力度, 建立网络信息资源的筛选机制。还有的学者提出, 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网站的评价, 对优秀网站予以表扬, 对不良网站予以曝光, 彻底整顿网络低俗之风。

总之, 在对理性爱国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方面的研究上, 专家学者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在创新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途径的探究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为真正实现大学生理性爱国的思想观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摘要：热爱祖国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 更应当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爱国热情。然而, 在表达爱国情感的过程中, 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 偶尔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情感表达方式。近年来, 我国理论界就理性爱国的内涵、理性爱国教育的意义以及如何加强理性爱国教育等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发表并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理性爱国教育的研究提供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关键词：大学生,理性爱国,理性爱国教育

参考文献

[1]隋维娟, 邵栋.经济全球化与大学生的理性爱国[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8, (4) .

[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 [M].董果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108.

当代大学生理性爱国 篇5

F11030***2肖普山

爱国主义是历史的传承

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俞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到邓小平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每一个中国人成就伟大人格的根本所在。

从历史中看爱国主义是永恒主题。历史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源泉，历史知识本身就充满爱国主义的内容。懂得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会由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爱国主义的当代意义

按照维基百科的解释：“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这种态度包括：对祖国的成就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希望保留祖国的特色和文化基础；对祖国其他同胞的认同感”。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这样说过：“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大学生成才的基本要求，也是时代赋予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理性爱国的重要性

在当代,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所以我们要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要勇于同破坏国家统一、损害民族团结、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要自觉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学习，辛勤工作，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建设和改革,将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叶障目而不见真理。高烧导致的狂热,爱国外衣下的狂热，不比那些地震或者海难更可怕？拒绝日本人入内是爱国吗？不吃麦当劳是爱国吗？仅仅因为去了靖国神社，姜文就被不问

青红皂白地指斥为汉奸，一篇篇的讨伐檄文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他飞来，漫天的唾沫背后，似乎一切关于靖国神社的行为都意味着与日本军国主义亡魂的纠缠。当爱国以如此敏感和狭隘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究竟应该庆幸还是悲哀？居心叵测的推断，无聊的口舌之争，又让我们在多大意义上接近爱国的精神内涵？那些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而分外冠冕堂皇，似乎只有从这些“不爱国”的名人们的身上践踏而过，才能证实自己更加爱国。爱国本来无错,但是当人们把爱国当作一场时髦的运动，随便找个靶子吐口水的时候，严肃的热情就异化为滑稽的狂热，爱国就在无聊的炒作中病变了。

爱国从来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和空谈。从自身作起，从细节作起，也许是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爱国需要万众一心的凝聚力，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一片废墟的日本国土，多少年的苦心经营，多少年的努力奋进和踏踏实实的激情，成就今天的强大？

如何引领当代大学生理性爱国 篇6

关键词：爱国主义理性爱国措施

.一、透过现象看本质

针对的观点：“日本蓄谋要侵占我国钓鱼岛，有爱国心的人，都会参加反对日本行为的活动”。

爱国，就要大力弘扬自尊的民族精神。自尊，是一个人得到尊重的前提。同样，自尊的民族精神，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到世界尊重的前提。它基本的要求，就是保持做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自觉维护和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子孙的义务。但是要达到理性爱国的目的，我们首先应学会如何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当今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我们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因此我们要学会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以一颗理智成熟的心关心时事，要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因为只有宽广的视野我们的胸怀才会更开阔，我们的行为才会更加理性。当我们面临复杂多变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必须要沉着冷静，不能盲目地下结论、更不能冲动的采取措施，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思考、理性的分析，慎重的下结论，不给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同时也要时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学会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看问题、思考问题，这样就能避免盲目性和冲动，采取的行动才能更加客观，才是自己真实意愿的表达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理性爱国的目的。

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针对的观点：“谁搞‘台独’、‘藏独’，分割我国领土，就该人人得而诛之”。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文明国家。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藏独”，保障国家安全稳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是爱国热情的根本体现。然而，并不是单纯呼呼口号就足以表达的。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合法有序地表达，才是理性的爱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最大的爱国。

三、爱国也要与时俱进

针对的观点：“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激烈搏杀，才能取得尊严”。

众所周知，千百年来，我们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多少辉煌与屈辱，饱尝了几多坎坷与磨难。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奋勇抗战，砍断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推翻了反动的蒋家王朝，在战争的废墟上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更应该要积极地去践行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去发扬我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而同样的，爱国主义也应该要与时俱进。当今的爱国主义，更加突出了理性的特点，强调情感到理性的升华，主要表现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当前，面对一些西方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我们应该理性地爱国，也只有理性地爱国，才会爱得深厚持久，爱得有效。爱国、报国是每一个大学生心目中都在燃烧的情绪、早已坚定的信念；我也相信，当我们认真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看清了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循着心中理想的方向，用自己的方式，为祖国，挺起胸膛，担起肩膀。

四、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针对的观点：“西方国家在侵蚀我们国家，应该全面封锁国外企业，大力发展民族企业”。

爱国主义绝非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要建立在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心理特征的尊重和宽容之上的。

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正走在大国崛起的征途中。特别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贫穷、落后、愚昧的旧中国，而是一个文明、发展、强大的新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大国，我们的心态理当更加开放、包容、理性、自信，在爱国热情的表达上也当如此。

當今的世界是一个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改革开放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世界格局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坚定自己信念，走自己的路，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大改革步伐，以更加开放的意识与胸怀，融入世界，共享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大学生更要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中国、观察世界，时刻铭记历史教训，牢记时代嘱托，弘扬伟大的爱国之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五、用行动践行思想

针对的观点“现在是和平年代，太平淡了，大学生没有具体的方式表达爱国之情”。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如何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把爱国热情积累并理性的发展下去，使之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爱国是需要激情，但爱国更多需要的是理性。理性爱国是指以理性为基础和方式来实现和表达爱国的情感。理性爱国不是口头上的豪言壮语，不是一时的激情冲动，而是强烈持久的行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仅要具有满腔的爱国热情，更应该充满智慧，能够理性的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爱国不是靠形式，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做。理性爱国就是要我们自觉地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化作为报国之行，也就是说把对祖国的理性认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并指导我们的行动。.

六、结语

大学理性研究 篇7

一、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存在的非理性信念类型较多,通过资料搜集以及座谈访谈,结合非理性信念的类型,【2】我们将这些非理性信念分为“低挫折忍受度”、“自我缺乏肯定”、“追求完美”、“固话思维”四类,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问卷。

本次调研对象为北京科技大学2014届毕业生,发放问卷1000份,覆盖全部专业,本科700人,研究生300人。收回有效问卷973份,其中男生62.73%,女生37.26%,农村学生36.33%,城镇学生63.67%,样本分布符合学校实际情况,数据合理、有效性较高。

二、大学生择业过程中非理性信念类型及程度分析

(一)由低挫折忍受度造成的非理性信念

1.求职惰性较大,面对困难容易逃避

惰性心理是对客观现实特别是新生事物表现出保守、落后、怀旧、后退、极力干预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3】很多大学生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相对轻松,当突然面对就业压力时,很多学生会下意识的选择逃避。调研统计,43.22%学生存在求职惰性,23.36%的学生存在求职逃避心理,26.57%的学生因恐惧就业而选择考研。从调研整体结果分析,直辖市生源学生逃避现实的情况较为严重,理科学生比工科和文科严重,家庭经济比较富裕学生比较贫困家庭学生严重,独生子女存比非独生子女严重。

2.盲目夸大就业难度

大学生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遇到挫折和困难,常常出现情绪波动,容易受社会舆论的影响。【4】而目前社会舆论传递给大学生的信息以竞争、压力为主,导致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对就业形势盲目夸大。通过调研统计,27.21%的学生认为当前就业环境找不到好工作,在硕士中表现更为明显,家庭比较富裕的学生比例高达50%。两个以上孩子家庭的学生对就业认识较为悲观,比例占31.36%,高于两个以下孩子家庭的学生。

(二)对自我缺乏肯定而造成的非理性信念

1.就业遇到困难,不愿意主动求助

对许多人而言,主动寻求专业帮助是开始应对并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5】但是在就业过程中,有一些大学生遇到困难不愿寻求帮助。通过调查统计,有21.34%的学生“不与老师、同学分享求职感受或状态,怕公开自己的不愉快求职经历”。其中,本科生求助主动性较博士和硕士差些。文科生求助主动性较理科和工科要高。男生求助主动性较差,不愿求助的男生比例高出女生近10个百分点。成绩优秀的学生求助主动性较高。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学生在遇到就业困难时求职主动性上较差,比例为37.50%,高于家庭经济贫困的学生近17个百分点。

2.不愿降低标准就业,害怕被嘲笑

在求职过程中,有些大学生不能清晰定位自己,就业期望较高且不降低求职目标。据调查统计,有22.30%的学生“因害怕被家里的乡亲父老嘲笑而希望留在大城市”的非理性信念。其中,本科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为33.74%,远高于硕士和博士;男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为26.39%,高于女生10%以上;家庭经济比较富裕学生中有50%的比例存在此类信念,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有23.61%的学生表示“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降低求职目标”。其中,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远高于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家庭经济比较富裕的学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比例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三)完美或者宏伟的诉求而造成的非理性信念

1.相信一定能找到完美的工作

评价一份工作的指标和因素涉及到很多方面,没有一份工作能够满足求职者的所有需求,如果过分追求完美工作,会导致学生错失很多机会。通过调研统计,高达55.85%的学生认为只要努力一定会有一份完美的工作。不少学生对自己设定的目标工作坚定不移,认为只要自己肯努力、肯付出,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据调研统计,63.04%的学生认为付出总是有回报,工作找不好是因为自己付出的还不够。其中,学历越高、成绩越好、学生干部存在该信念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生,表明越优秀的学生越追求完美工作。

2.针对特定个体严重攀比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同的个体适合的工作不尽相同,但不少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会与某个特定个体进行比较,错失机会。根据调研统计,有36.76%的学生会在求职过程中与某些个体进行比较,比例较高。其中,理科生中有53.66%的学生存在该信念,远高于文科和工科学生;学生干部和成绩优秀的学生存在该信念的比例也高于其他学生。

(四)固化思维导致的非理性信念

1.过分评估求职过程中的附加价值

从工作地域上看,高达66.22%的学生认为大城市发展机会多而坚持留在大城市,是所有非理性信念中程度最严重的。其中,女生、学历越高、成绩越好、家庭富裕、直辖市或省会学生更愿意留在大城市。不少学生对户口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工作本身。

从工作选择上看,23.61%的学生认为体制内的单位一定比体制外的单位好。其中,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中超过30%的学生认为体制内单位一定好,远高于其他学生,但是家庭富裕的学生在择业时对工作稳定度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其他学生。

从薪酬选择上看,32.49%的学生认为薪酬高的工作好于薪酬低的工作。其中,理科、男生、成绩优秀、家庭经济较贫困的学生中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学生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生。特别是理科学生,高达40%的学生都存在该非理性信念。

2.自身存在就业偏见

对基层工作存在偏见。基层工作是积累工作经验的重要途径,而由于认知主体和客体以及环境因素的作用,导致学生认知偏差。【6】根据调研统计,27.01%的毕业生认为基层工作没有发展前途。其中,硕士和本科、理科生、男生存在该信念的比例较高。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存在该信念的比例达到30%以上,远高于其他学生。

对学历存在偏见。高学历在就业过程中占有一定优势,但有些学生盲目夸大学历的重要性,放弃就业多次考研,错失很多就业机会。据调研统计,22.18%的学生认为研究生发展一定比本科好。其中,学历越低、成绩越靠后、家庭经济较差、男生中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学生。

对性别存在偏见。女生在求职时存在一定的劣势,但并不意味着女生在求职时一定没有好机会。根据调研统计,21.25%的学生认同女生就业一定没有男生好。其中,硕士、理科、成绩越好、家庭越富裕的女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比例较高。

对专业存在偏见。热门专业的市场需求较多,学生求职机会较多,但是热门专业毕业生人数也较多,从供需比上来讲,二者的差别并不大。通过调研统计,20.74%的学生在该问题上存在非理性信念。其中,理科生存在该非理性信念的程度最严重,高于其他近15%,表明理科专业学生对自己专业缺少信心。

三、大学生择业过程中非理性信念的干预辅导

一个人理性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基础上的,只有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有正确的思维模式,产生正确的认识和思想,不会陷入非理性信念中。【7】大学生由于人生经历单一、工作经验缺乏,在择业过程中产生较多非理性信念。从本次调研来看,毕业生在择业过程中的各类非理性信念严重程度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存在该非理性信念学生比例越高,表明情况越严重,也容易导致学生心理危机,需要进行一定的干预辅导。【8】

(一)按非理性信念严重程度采取分类辅导

针对普遍性非理性信念采取普及性教育辅导。学生中存在该信念比例大于50%的,可视为普遍性非理性信念。从表1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完美或者宏伟的诉求而造成的非理性信念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就业期望较高、愿意留在大城市等方面。在此类非理性信念的辅导上适宜采取广泛性的教育引导。一方面通过第一课堂加强学生就业观、择业观教育;另一方面加强第二课堂教育,邀请专家、企业、校友进行讲座,引导学生客观认识自身特点和就业环境,确立合理的职业目标。

针对较严重非理性信念采取团体辅导。学生中存在该信念的比例小于50%,但大于30%的,可视为非理性信念比较严重。从表1中可以看出,学生中较严重非理性信念主要有求职惰性大、攀比心理严重、对工作存在刻板印象、更看重工作的稳定和高收入。在此类非理性信念的辅导上适宜采取团体辅导,可采取目前比较流行的“工作坊”形式。例如,以“如何消除求职攀比心理”为主题,组织10-20名左右的学生在主讲老师的指导之下,通过活动、体验、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深度探讨某个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

针对个体性非理性信念采取一对一咨询辅导。学生中存在非理性信念的比例小于30%的,可视为个体性非理性信念,如“找工作靠关系”、“户口重于工作”等。针对此类非理性信念适宜采取一对一咨询辅导。通过一对一咨询,首先帮助学生分析自身非理性信念的原因,找到其不合理处及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探索消除非理性信念的途径和方法,最终帮助学生学会理性思维,掌握自我维护和心理调节的能力,实现个人健康发展。

(二)关注重点群体,解决主要矛盾

从本次调研结果看,不同学生群体在不同层面的非理性信念上差异较大。但整体来看,理科生、高学历女生、家庭经济富裕、成绩较差的学生非理性信念较为严重,需要重点关注。定期进行求职情况反馈,采取心理辅导与技能辅导相结合的方式,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帮助学生消除非理性信念。

(三)建立家庭和学校支持系统

学生择业观念的形成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其中社会舆论对学生价值观导向是受市场经济大环境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和改变。而学校和家庭教育则可以在引导学生消除非理性信念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教师作为离大学生最近的一个群体之一,是解决学生困惑、对其学习和生活进行疏导的最佳人选,但是在解决学生个人问题上有时难以获得足够的信任,因此在缓解毕业生非理性信念过程中还需要借助于家长的力量。从本次调研结果中,我们发现学生的很多非理性信念是源于家庭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期待是大学生择业的重要参考。因此,学校需要将家长纳入大学生择业观引导的队伍中。

首先,学校要积极建立与家庭有效互动的交流机制。针对个别择业非理性信念严重的学生,建立有效的家园联系机制,定期与家长沟通协作,做好家园联系记录,找到学生非理性信念产生的根源,联合制定有效的解决问题方案。

其次,学校要充分发挥家庭的资源优势。学生家长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丰富的经验是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宝贵的资源财富。家庭资源包括:家庭成员的职业条件、信息资源、教育水平及观念等。学校应鼓励有条件的家长主动参与到学生的职业选择中,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家庭沟通氛围,充分发挥家长在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的优势,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择业观。

参考文献

[1]黄碧蓉.大学生就业观念中的非理性信念[J].社会心理学,2006(84):177-178.

[2]艾尔伯特.埃利斯.克服心理阻抗——理性-情绪-行为综合疗法[M].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29-39.

[3]严芳.论大学生惰性心理及其消除[J].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13-16.

[4]夏茂香.浅谈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培养[J].教育与职业,2009(32):177-178.

[5]张潮,马茜,芝高,洁丽.大学生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态度的研究[J].中北大学学报,2015(31):50-54.

[6]高婷婷.大学生社会认知偏差的原因及对策[J].山西职工医学院学报,2010(4):93-94.

[7]王维勋.大学生非理性信念的成因及矫治[J].中国临床康复,2005(23):172-173.

大学理性研究 篇8

徐勇教授 (以下简称“徐”) :非常愿意。

记者:您是怎么提出“接点政治”一说的?

徐:当今世界在总体和平中局部性动荡不安, 中国也是在总体稳定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 农村群体性事件“由乡入城”, 规模扩大, 烈度提高, 处理难度增大。这样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城乡结合、人口相对集中的县城, 比如贵州瓮安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这些事件, 看似偶然和孤立, 但其中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

记者:就是说, 这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是特定的历史-制度背景的必然?

徐:是这样。农村群体性事件向县城扩展, 是历史和体制变迁的结构性问题, 是不同社会和政治要素衔接过程中的“接点”问题。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由突发或者偶发事件引起, 并演化和扩大为参与人数多, 影响大, 并直接针对地方政府的聚众事件。由于其突发性、影响大, 人们较多关注的是事件本身, 对其背后的内在联系却缺乏深入的分析。当前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中, 这种变革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即不同的社会要素共存同一时空。只有使不同要素有机的衔接, 达到相对和谐状态, 历史变革才能有序进行。否则就会产生结构性社会矛盾、社会磨擦、社会撕裂, 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如果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群体性事件又累累发生在县城?这就需要引入新的解释框架。

记者:这就是“接点”?

徐:是的。我们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看似一个整体, 实际上它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在个体与个体的连接中就有一个连接点。比如, 电焊工将两个部件焊接为一个整体, 焊接的地方称之为接点, 即电焊接口。为了将两个部件连接在一起, 对焊接工艺的要求十分高。即便如此, 接点部分仍然是一个整体中最为脆弱的部分, 不仅容易锈蚀, 而且容易产生金属疲劳, 因此成为整体构件中最有可能断裂的部位。为此, 在寻找焊接口时, 一般选择在应力最小的部位, 使它不至于应力太大而断裂。

记者:您把这种“接点”现象用于了政治学分析。

徐:一般而言,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是经济利益的分配者或调节者, 也成为社会矛盾集中反映的领域。但是, 政治体系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整体。在这个体系中, 有力量强大的部分, 也有力量弱小的部分, 有矛盾集中爆发的部分, 也有矛盾相对平和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政治非均衡状态。

记者:您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中就曾写道:“国家整体层次的一元性、一致性与国家统辖下的政治社会的非等同性、非一致性的结合, ‘大一统’与非均衡的结合, 才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完整状况和典型特点。”

徐:您也看过这本书?

记者:那是当然。

徐: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将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 并取得胜利, 就在于找到了统治力量最薄弱的边远乡村。在当今政府治理中, 城乡结合部往往成为治理的“盲区”和“难点”, 就在于其不同要素的“接合”部位。特别是在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当今, 政治体系各部分的“政治应力”更为不平衡。社会矛盾及其集中反映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在那些“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发生。

记者:那么, 县域就是这样的政治“接点”?

徐:国家是政治领域的主要组织, 社会由国家治理和组织;而国家组织又是由一个个层级构成的, 县官以上的官都是管官的官, 只有县官才是管民的官。县官亲民, 民众有福, 县官欺民, 民众有难;矛盾激化时, 百姓首先攻打的是县府, 捉拿的是县官。因此, 2000多年来, 县一直是国家与社会, 政权与民众的“接点”部位。“郡县治则天下治, 郡县安则天下安”。国家治理, 成在县, 败也在县。

正因为县的地位重要, 孙中山先生在设计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时, 主张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 将县作为民主政治的底座。新中国建立以来, 国家政权延伸至县以下, 在县以下的乡镇设立基层政权, 在乡镇以下的村庄设立政府指导下的基层组织, 形成了庞大的政权组织网络。“官”一直延伸到了民的家门口。这是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重要的不同之处。但是, 县政承上启下, 仍然是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主要“接点”。县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政治运作的枢纽, 只有通过县, 治理国家的机器才能运转起来。所以, 县政是县域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 也是县域社会矛盾的集聚点, 直接关系到地方治理的成败, 也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部位。

记者:请您结合具体案例谈一谈。

徐:好的。其一, 县政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的接点, 是地方决策中心。进入20世纪以来, 除了中央权力外, 地方的决策权也愈来愈多。一方面是国家上层愈来愈深地渗透到地方基层, 另一方面是地方基层的自主性愈来愈大。县政则是直接面对民众的地方决策中心。从利益关联和政治层级性的角度看, 愈是距离民众远的权力, 愈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愈是距离民众近的权力, 愈与民众的直接利益相关, 也愈为民众所关注。所以, 在整体国家政治体系中, 县政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权力的“接点”, 也是政治应力最为薄弱的部位。一旦县政决策失误, 就会激化矛盾, 形成危机。

记者:江西南康事件的主要原因, 应该是由县政府“红头文件”决策而引起。

徐:是这样。2009年5月初, 南康市以加强家具市场规范管理为名, 部署对全市家具企业进行集中清理整顿, 颁发红头文件《南康市家具企业清理整顿实施方案》, 并对原有的税收征管办法进行调整, 重新制定了《木 (竹) 材产品成品方单位税额表》。按照这一部署, 南康市从6月15日起执行新的税收征管办法。但是, 这一文件引起利益相关人的不满, 认为新的税额加重了负担。6月15日上午, 部分家具业主及家属数百人到市政府上访, 后又扩大到将高速公路南康进出口处和相临的105国道阻断。事件发生后, 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省委书记和省长均作了批示。南康市委、市政府随即下发文件, 公开宣布并立即终止此次家具整治, 事态才得以平息。这一事件的发生与平息都源自于该市的“红头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地方的“红头文件”具有极大权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因利益关系调整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将会愈来愈多, 因而县政决策就需要更为慎重, 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记者:请您继续。

徐:其二, 县政是中央统治与地方治理的“接点”, 是一级完备的基层地方国家政权。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 政府体系完备并实行分级治理。20世纪以来, 国家政权延伸至乡, 政治组织网络也一直延伸到村。但是只有县才是一级完备的基层地方政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县有完整的地方人大和政府行政、司法机构, 可以说是中央及其上级政府在基层地方政权体系的复制。虽然县以下设有乡镇, 但是乡镇历来都不具完备的政权体系。21世纪初, 乡镇改革以后, 绝大多数乡镇的人权、事权和财权都为县所支配, 乡镇的权力更加残缺不全和进一步弱化, 县政拥有治理所辖区域的主要权力。从权力与责任对等的角度看, 权力愈大, 责任愈重, 特别是直接面对民众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直接指向民众, 也直接涉及到民众的利益。因此, 从政权体系的角度看, 县政是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的“接点”, 也是政治应力最为薄弱的部位。从历史上看, 在县政与民众之间需要有一个“政治缓冲地带”, 由半官半民的“吏”或者具有官方背景的“乡绅”作为防护层, 避免县政直接与民众冲突。当下在中国, 由于缺乏乡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网络的蔽护, 县地方政权权威象征更加凸显, 其权力指向更加直接面对民众, 同时其政治责任性更突出, 也会将矛盾直接聚焦于县政。

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都起源于一起县城内的人员非正常死亡事故。作为直接负责案件的县一级公安局未能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复, 由亲属的不满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直接针对对象是作为国家政权支柱的公安机构和人员。如果基层政权组织网络有能力, 就可以起到缓冲地带的作用, 使矛盾得到化解。

记者:这一点, 是我们在机构改革中应该认真反思的。

徐:其三, 县政是权力运作与权力监督的“接点”, 是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末梢”。县政上接中央, 下连民众, 是国家与社会的接合部。相对民众而言, 县政的权力虽然很大, 但是, 在整个国家权力监控体系中又处于薄弱地位。与传统国家相比, 当今的县政权力不断增大。虽然国家建立了完备的权力监督网络, 但对县政的监控仍然是薄弱环节。从政治学基本原理看, 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权力运行需要监督, 否则它就会超越其权力边界, 造成对社会的伤害。愈是接近于民众的权力, 这种伤害的危害性就愈大, 因此, 县政是权力运作与权力监督的“接点”, 也是权力监督的薄弱环节。改革开放以来, 县一级领导, 特别是县级“一把手”发生腐败的程度最高, 便与我国县级权力监督薄弱的结构性问题有关。近些年, 中央部门将许多部门管辖权力从县一级上收, 将中央转移支付的各类资金直接下拨给农户 (或用户) , 就反映中央和民众对县政权力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则与县政权力监督薄弱密切相关。由于县政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 很容易失控, 从而引发县级政府及其官员与民争利, 以权谋私, 随意执法, 甚至违法枉法的现象发生, 积累和激化矛盾, 如遇特殊事件, 则很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

记者:江西南康事件是典型的地方政府与民争利。

徐:是的。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也与这两个县的社会矛盾较深, 民怨较大密切相关。瓮安近些年来因移民、征地、拆迁等, 矛盾积累甚多, 特别是“瓮安不安”, 治安不好, 破案率低, 黑社会猖獗, 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 县民缺乏安全感并强烈不满。石首市的治安状况也不好, 以往只有大城市才有的涉毒问题日益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员所在的酒店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没有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处理, 从而引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如果政府不能及时查觉民情民意, 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偶发事件, 就容易触发规模性的群体性事件。

记者:您以上是从县域政治制度的特点来分析, 那么, 县域内的社会基础又是怎样的呢?

徐:政治来自于社会, 社会是政治的基础。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是社会群体。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在县域, 与县域的社会特质及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相关。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从未有过的结构性转型中。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 一方面在不断产生新的社会要素, 另一方面, 各个社会要素又极其活跃, 相互冲突, 社会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中国历史悠久, 县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 而且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历史的沿袭性。以县城为中心, 形成一个个县域社会。对于一般人的交往来说, 国家和省都太大, 而乡和村又太小, 县域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要素一体的完整地域社会;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的缩小和村庄社会的放大, 是国家社会与村庄社会的连接点。一个人达则进入国家宏观社会, 衰则退回村庄家庭社会。因而, 新的社会要素迅速产生, 要素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增多的当代中国县域社会, 就成了整体社会体系中最脆弱的部分, 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接点”。

记者:还是请您具体谈一下。

徐:其一, 县域社会是城市与乡村社会的“接点”。在传统中国, 农业产业是主要, 甚至唯一产业。虽然城市产生的历史相当漫长, 但农业社会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性城市, 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附属群体。这些社会群体只是居住城墙内的农民, 他们与农村人口没有本质的区别。随着工业的发展, 城市人口更多是从事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市民群体。工商业城市是与农业村庄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由此就出现了工商城市和农业乡村的二元社会的结构性差异。在这个体系中, 县域则是城市和乡村结合的“接点”。县是现代城市的尾, 是传统乡村的头。改革开放以来, 在沿海地区, 县以下的乡镇企业发展迅速, 县的城乡接点部位模糊。而在内地农业地区, 县的接点地位却愈益突出, 特别是县城, 其“结点”的社会特性更明显。以往, 农业地区的县城人口很少, 进入20世纪90年代, 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 县城人口迅速增长, 甚至极度膨胀。但是, 县城人口的增长与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对称。大量在大城市务工的人员由于大城市生活成本太高, 只有返回原籍, 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不再从事农业, 而进入当地的县城。还有相当一部分失去土地的人也只能在县城谋生。而这些地方的非农产业却很不发达, 根本无法吸纳进入县城的人口。由此使这部分人口脱离了原有乡土社会的规范, 又没有进入城市体制的网络之中, 形成一个没有稳定的职业, 甚至没有稳定居所而游移不定的“游民群体”。这是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实现了进城的梦想却没有获得梦想的城市生活, 他们满足于进城却不满足于进城后的生活, 他们成了“新市民”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市民社会, 由此产生出各种不满情绪。这种情绪的日积月累, 一旦出现偶发事件, 就有可能爆发出来, 将具有不满情绪的各种人集聚在一起, 形成突发性群体事件。县城人口相对集中, 事件发生的规模和影响也比分散的乡村要大得多。与此同时, 县城人口的社会分化不足, 只是简单分化为官民、贫富两极, 而不如大城市人口高度分化为相互牵制的多元社会, 干群矛盾一旦激化, 就容易直接对立, 发生冲突性的群体事件。

记者:这种现象在翁安、石首以及南康等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非常明显。

徐:其二, 县域社会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接点”。在传统国家, 县域社会实际上是具有高度自治性的社会, 自上而下的皇权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县域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载体, 受农业社会的规则所支配。血缘、地缘关系是主要的社会关系。人情、习俗是主要的交往原则。进入20世纪以后, 现代国家体系全面渗透社会, 理性化的现代科层制和法治也延伸到全社会。但是, 传统社会的习惯仍然沿袭, 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存在和扩展。由此形成传统与现代社会二元并存的社会格局。县域正是这一二元社会格局的“接点”。一方面, 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和法治体系下沉到县;另一方面, 自下而上的传统乡土规则又深深地渗透到科层管理和法治体系之中。这种意识一旦渗透到执行公务活动之中, 就会执法不公。而在县域社会里, 现代民主法治意识也在不断萌生和增长, 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日益强烈。当两种社会意识相碰撞之时, 一旦遭遇偶发事件, 很容易引起众怒, 造成群体性事件。同时, 群体性事件本身也说明县域社会里相当多数的民众仍然是以传统的破坏性方式来表达其不满, 这又进一步伤害十分脆弱的现代法治秩序。在瓮安, 调查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公安警察竟然幕后指使黑帮成员对事主家属进行报复殴打, 由此触犯众怒, 激化警民矛盾。石首非正常死亡事件出现后,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使事态迅速扩大。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就是人们对警方的不信任, 试图以扩大事态获得事件的解决。特别是瓮安事件极具破坏性, 参与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读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在行使破坏行为时, 不仅没有意识到正在严重损害现代法治秩序, 反而觉得极具英雄气概。这实际上是“以暴易暴”政治传统的现代翻版。由此也可看出, 尽管现代中国的“法律下乡”已有多年, 而法治意识却并没有深入人心。

记者:县域政府的职能转变、公务员作风的转变, 法制教育与宣传的实际效果都是值得思考的课题。

徐:其三, 县域社会是中心与边缘社会的“接点”。中国地域辽阔, 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国家是以中心-边缘的方式逐步形成的。发达的中心区域和落后的边缘区域相互并存, 形成地域性的二元格局。一般来讲, 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中心区域的位置更为重要, 治理能力较强, 权力监控也较强。在传统中国, 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浙、湖广处于重要位置, 能够得到有效治理。而在一些非中心的边缘地域, 位置不重, 治理困难, 官不愿去, 民不聊生。许多动乱也因此首先在这些地方发生。特别是在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地域二元格局的结构性差异更加突出。在中心地域, 现代城市性、国家性较为明显;在边缘地域, 传统乡土性、地方性更为突出。县域社会, 特别是偏远的县域社会, 国家渗透和治理较弱,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不甚重要, 地方发展的能动性和权力的监控也相对较弱, 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由此成为中心与边缘社会的“接点”。在这些地方, 比较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

记者:这个容易理解。贵州、江西和湖北都属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落后, 治理难度相对较大。

徐:贵州中部的瓮安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近几年由于矿山资源的开采, 经济发展迅速, 但发展结构严重失衡, 积累问题很多, 特别是以牺牲环境、牺牲资源和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产业在不断发展, 民众意见很大。全县“低保”人口占总人口的9%。与贫困人口多映衬的是, 黑社会势力大, 仅仅一个“玉山帮”成员便达数千人。湖北石首所在的江汉平原在历史上是富庶地区, 但随着农业的边缘化, 江汉平原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 经济发展不仅在全国, 就是在湖北省的位置也处于下降状态。这种因农业产业落后导致的地区发展落后成为整体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也因此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地区。

记者:您的分析很有道理。运用“接点政治”的框架解释农村群体性事件, 能够说明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是孤立的。我们要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置于社会结构转变和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背景下考察, 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在处理问题时, 不能只是简单地处理当事人, 而是要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寻求长治久安之策。

徐:是的。中央今年一号文件已经提出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决定, 这无疑是一项英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国作中我们仍然要看到社会发展的非均衡和国家治理的不一致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应该避免“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毛病, 用“接点政治”的分析框架将县域置于整体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中认真分析, 找准县的位置和特性, 把握其薄弱环节, 采取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措施, 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

记者:太好了, 谢谢您!

大学转型的理性与自觉 篇9

一、大学转型何以需要理性

讨论这个话题,需要首先讨论何谓“理性”、何谓大学理性。张学文在《大学理性研究》一书中认为,虽然“理性含义的诸多历史沿用缺乏较为全面的代表意义”,但作为如康德所说的具有调节性作用的“理性”概念,其核心含义则主要是指“理智”。“理智是理性最基本的含义,是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统一,是用来认识、理解、比较、选择、推想和决断的能力”,“理性即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简称秩范)的品性”[1]40。大学理性,是理性在大学组织系统中的一种体现, 是大学组织及其组织内的人员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展现。“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史上,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其哲学基础既根源于大学是人类追求理性秩序下学术知识与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法则,又渊源于大学是人类自身精神制度化的产物与人文主义机构”[1]65。当下有关大学转型研究的理论成果和转型实践无不表明,大学理性在大学转型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基于认识论视角的审视,大学理性促使着大学转型从理念的理性向实践操作理性的转型过渡。

的确,大学在转型之前需要一个理性的前设———理性的论证分析、理性的决策、理性的运行。转型的理性,显然首先需要转型理念的理性、转型精神的理性,进而达到转型决策的理性和实践操作的理性。然而,当下的大学转型,在其行动之前,无论是论证分析、决策过程还是操作运行层面, 似乎总有某些理性不足,即往往“缺乏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品性”。如关于对转型效率的评价,有的院校往往只关注到技能型教师或者说直接参与转型的教师的作用,忽视了其他教师的作用发挥及其发展取向和存在意义;有的学校在转型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缺乏系统性和结构化的运行操作规则和规范,在涉及技能性专业转型时,过分强调毕业生的就业与技能提高之间的关系, 忽视了就业创业与人的整体素质之间的内在关系,尤其是忽视了就业困境与社会需求和接纳能力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关系;还有的院校过分强调大学与社会企业的结合有可能带来的办学效率和效益,而忽视了与社会企业过度结合或者对社会过分依赖带来的独立性缺失等负面效应。

毋庸赘言,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对于转型问题的整体调控和把握还是十分慎重的,布局规划和制度设计也是富有依据的,诸如强调大学与企业的适度结合,符合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特别是,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实体经济的回归,面对我国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现实,以及“高级技工荒”的难题显得日益突出的现实背景,加以连续数年遭遇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政府需要并且亟待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样化和大学的转型,并以此使得人才培养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匹配,进而合理解决人才供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冲突,找到就业难题解决的有效突破口。应该说,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哲学或社会学的视角,大学转型都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 如果将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总数50%的600余所新建本科院校 , 都非理性地变更其大学名称,冠以“转型”头衔,甚至有人主张将部分“985工程”“211工程”大学也予以转型,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转型,才能真正推动大学转向应用技术类型人才的培养,才能最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不能说这种见解毫无道理, 最起码也是一种缺乏结构性思维的偏见。事实上,他们所谓的“转型”已经偏离了转型的原本要义。当然,把大学场域原本呼唤的“改革”名曰“转型”也无可厚非,毕竟大学转型与大学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但是,二者概念的过度混淆,不仅容易令人忽视大学改革的重点所在,也容易令人忽视大学转型的本质要义。如果非说“大学转型”与“大学改革”并无二致,那么,这样的见解已经不仅仅是认知上的偏见,某种程度上还具有话语上的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

众所周知,中国大学遭遇的就业难等问题,主要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首先在于体制机制能否创新以及创新的程度如何;在于能否有效落实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并按照高等教育的应有逻辑解决大学发展过程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次在于政府能否有决心恰当处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赋予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能否进行有效的与产业结构变革相适应、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新常态”背景下的结构化人才培养集群和真正回归以教学为中心的模式改革。转型虽然是高校结构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机制改革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解决人才创新、质量提升乃至就业问题的全部。就其本质而言,创新型人才培养和质量提升问题, 并不在于转型自身和有多少大学转型。转型决定论,或者具体说“转型决定质量”“转型决定命运”, 是一个难以经得起推敲的逻辑悖论。事实上, 我国大多数高校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认识是清醒的,定位也是准确的,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制度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官僚化治理文化的深度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效益和质量提升一直难以实现。加以大学治理缺乏法理的依据,依法治校在众多高校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致使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人才培养的调整举步维艰,并导致办学效益难以提升,人才培养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数百所大学不得不被迫面临转型风暴的洗礼。

笔者认为,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大学转型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航标和大学结构性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航标和文化形态,决定了不同大学的转型,必然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结构原理和特定的要素;也决定了转型大学共同具有的相似文化特质和面临的相似问题所在。就各转型大学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而言,首先是如何解决由行政权向学术权的治理模式转型问题, 因为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治本之策。目前,大学转型首先应强化包括大学办学权利在内的制度文化转型,没有办学权利的转型,大学的转型就只能停留在人才培养和大学治理的表层,转型的效果就难以出现。可以说,任何一所大学,没有充分和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就难以形成良好的符合大学发展逻辑的大学精神,大学的内部治理就难以具有实质上的法理依据, 大学转型就难以得到深层意义上的效益提升。当然,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出发,讨论或实践大学转型问题,有利于大学跳出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怪圈,增加高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意识和技能要求。但是,无论作为转型的决策者还是实施者,如果对转型的本质、起点、目的、过程、效果等问题缺乏文化形态层面的理性深思、理性讨论和理性设计,那么,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转型运动很有可能会无果而终。

在现实层面上,由于高校遭遇着内外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大学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顶层设计面临的方向性选择与无休止的争论;依法治校的治理体系遭遇的官本位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无视和阻挠;办学机制遭遇的科层制管理惯习的扼杀;高校办学自主权面临的政府与高校固化关系的束缚;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遭遇的人事编制难题;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面临创新的严重不足;等等。就转型院校的核心动机而言,除了希望破除人才培养与社会脱轨的现实矛盾问题之外,不少转型院校对转型的目的,主要还在于希望通过转型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外在资源。的确,争取外在的办学资源,尤其是争取足够的办学经费并非有过。重要的是,仅仅为了争取资源,或者主要为了取得转型名义下的办学经费,再或者为了大学名称的更改而做出的转型决策,显然与大学理性相去甚远。

本研究着力思考的是,在非理性的转型决策前提下,大学能够进行如意的理性转型么?笔者认为,大学转型,重在发展。何谓发展? 规模扩大是发展,质量提高更是发展。质量提高的标准是什么? 教师水平提升是质量提高,学生素质提升也是质量提高。那么,学生素质提升,表现于何? 显然,毕业生就业率提高,是其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下,“就业率”并不能作为判定学生素质提高与否的唯一方面。而当下大学转型的理论依据,仅仅是为了提高大学与社会的契合度,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这样的理论依据,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缺乏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逻辑。因为,它扼杀了不同大学所具有的不同教育理想和不同大学人才培养的不同价值取向;也扼杀了大学转型的真正目的和文化形态上的深层要义。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性破解,需要遵循大学自身特质与个性的前提,才会富有成效。笔者认为,任何大学,其发展不能离开自身特定的场域。任何大学,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均有自身独特的位置、资源和惯习。脱离了自身的位置,舍弃了自身原本的资源和精神品格,改变了不适宜于自身发展的行为惯习和文化形态,其所谓的转型发展,除了热闹的场面展示之外,很难再有深度的内涵发展。

二、转型的自觉与自觉的转型

所谓自觉,是指人们正确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有计划、有预见性的活动,它是主体作用有效发挥下的一种精神或行为状态。大学转型首先需要依赖自身的精神自觉, 并从精神自觉到行为自觉,构建一种文化形态。其中精神自觉是转型理念层面的要素,是转型的内在动力,它解决的是大学转型的意识问题,即从意识层面回答大学为何转型,大学转型意欲何为;行为自觉是转型的外在表现,它解决的是大学转型的物质层面问题,回答的是如何转型,是转型的技术和操作层面的要素。可以说,精神自觉是大学转型发展之根,它源于大学理性精神的形成。具体而言,“大学借助理性的手段,运用理性的思维进行有激情的学术独创性活动,在完成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使命的过程中,理性表现出各种必备的素质就构成了大学理性精神”[1]65。事实的确如此,大学只有具备了精神自觉状态下的转型发展冲动和转型需求的内在动机,转型的动力才会由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动力。有了内在动力的大学,才会产生自觉转型的效应。也只有在自觉转型的良好精神状态下, 大学组织,才不会完全依赖外在的经济诱惑,甚至也不会屈服于外在的压力,而是依靠自身的优势、特点、资本,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找到自身的定位,挖掘自身的资源,认知自我的惯习,达到发展自我的目的。行为自觉是大学转型之干,如果转型缺乏物质层面要素的支撑,缺乏转型的技术路线和发展路径,大学转型就不可能枝繁叶茂。转型的行为自觉,关键是制度自觉。所谓制度自觉,即对有效率的制度的主动选择和甄别行为。“制度的用途是抑制人类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它们总是带有某些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制度要有效率,就应该简单、确切、抽象、开放和适度稳定”[2]。大学缺乏对制度的选择意识和选择能力,也就失去了转型的支撑能力。那么就很难给世人展示自身独具的枝繁叶茂的良好形象,也难以结出人才培养的累累硕果。

然而,当下大学的转型,源于自身的动力似乎并不充足。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部分院校对社会经济“新常态”发展需求下的人才需求危机仍然缺乏深层的反思和认识,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缺乏深入的制度分析、体系建构和技术理解;另一方面,还有部分院校内部对转型的目的、意义、技术等问题,缺乏统一的组织层面的认识和发展取向的哲学认同和文化认知。也就是说,转型的内部动力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转型的核心动力主要源于外部力量的驱使和命令。而这种外部的力量,一是上级科层的压力,其中部分是号召性的压力、命令、驱力等,主要是传统的文化惯习作用下大学组织对权威者的盲目崇拜和盲目遵从。二是转型专项经费给大学带来的自我利益需求下的趋利冲动;可以说,政府设立的转型专项经费,几乎成为各院校趋之若鹜的动力之源。三是组织行为趋同性给大学带来的压力。众人皆知,我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异常现象之一就是大学的高度趋同:专业趋同、学科趋同、模式趋同。诸多大学遭遇的赶机会、搭便车等历史遗存的发展“经验”或者教训,让大学常常处于诚惶诚恐的焦虑之中,即每所大学都惟恐在“政策多动症”的制度环境中丧失发展的良机。这种恐惧于“政策多动症”的“患得患失”的情绪,凝聚成了大学转型的外部驱动力量。这些外部力量对大学转型并非都无益处,甚至有的力量对大学转型发展还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大学为取得更多的办学经费所做出的转型选择,哪所大学能够抓住转型的机会,就意味着哪所大学就能获取更多的办学经费,进而也意味着哪所大学具有了更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就大学发展的自身逻辑而言,外部的力量, 归根结底需要依靠大学组织自身内在的文化动力、内在的文化张力和内在的适应力、需求力发挥作用。某种程度上说,蕴涵于大学自身的这种内在文化力量, 才是决定大学组织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是人才培养质量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提升的最终决定因素。

何以如此? 左右大学发展的无形之手,始终作为一种强大的气场,环绕在大学周围。那么,这个无形之手究竟是什么,又究竟为何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笔者认为,这个无形之手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遭遇的诸多挥之不去的“计划”阴影。而左右这只手的正是富有资源支配能力的行政操控行为。在大学转型中,令大学最为无奈的恐怕就是政府用“计划”的手段,对大学转型进行的某种强制性的行为干预。这种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大学办学经费分配制度的再设计、再安排,哪所大学转型,哪所大学就可以分得更多的办学经费。然而,转型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府似乎很难给予应有的顾及。众人皆知, 大学生产的是特殊的产品———人才、学术思想以及技术。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大学生产什么样的人才,生产了怎样的思想和技术,本来应该由市场来决定,通过市场,并由政府或者社会购买的方式给予奖惩,然而这种机制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显然还远远没有形成。政府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动用行政力量给予转型并不十分具有可预见性的经费投入。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会刺激一些大学走向非理性、非自觉的行为,让转型的自觉因制度的无效而丧失殆尽,让理性因盲目的利益追逐而自我消隐。

当然,人们会问,行政的力量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力量? 政府又何以要用计划之手,始终左右并指挥大学的转型? 从大学的合并到转型,现实的制度安排的一个基本逻辑也许是: 政府是大学发展的设计者、是大学命运的主宰者,大学是政府的大学,政府具有看管大学的天职; 中国的大学是刚刚学步的幼儿,需要政府的呵护;大学是不成熟的组织,政府有把控的必要;等等。当然,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如既得利益群体对于有利于其自身利益把控的权力寻租需要等。如果上述理由的确如此,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政府依靠什么才能给予大学的发展以有效的看管、呵护、把控,政府给予大学转型以怎样的制度环境,才能达到转型应有的目的;大学转型仅仅依靠专项经费的支持或者说是刺激是否足够,这样的专项转型经费对于其他具有特色发展的高校的生存与发展是否合理。

三、理性转型与自觉转型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大学转型是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和必须,“新常态”下的高校发展,需要依靠竞争力,依靠科技水平,依靠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场域必须形成“高教文化新形态”,使得不同的大学在“新常态”的环境下重新进行自我定位,通过新的定位,促使大学构建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很显然,大学转型是构建新的人才培养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转型不是唯一的办法。也就是说,没有纳入“转型”的院校,同样面临人才培养新体系的构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学不是不需要转型,而是以怎样的文化心态和形态进行怎样的理性转型和自觉转型,包括如何理性和自觉理解转型的实质和要义,如何完整地理解高等教育系统“新常态”下的大学转型的技术要素和转型规则。

大学的理性转型和自觉转型,客观上要求大学的转型行为应由市场决定。让大学自觉并理性地和社会接轨,和企业接轨。不仅人才培养如此,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让大学的研究机构自主地承担企业、事业单位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难题,让大学的人才培养能够按照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需要,进行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具有特色竞争力的模式设计。政府具有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和大学转型的责任担当,但是,政府不宜采用单纯的经济杠杆作为转型的刺激。因为,这种单独或者主要借助经济杠杆进行刺激转型的行为,不仅达不到大学转型的真正目的,而且还会带来大学转型的某些理念认识的混乱与组织行为的无序,让大学失去或者淡化转型的自觉和理性。也就是说,大学需要转型,但是当下的大学转型所需要的应是理性的转型与转型的自觉。就转型的核心要素或者说关键环节来说,主要包括规划的理性和自觉、定位的理性和自觉、举措的理性和自觉、路径选择的理性与自觉、结构设计的理性与自觉等。

首先是规划的理性和自觉。发展规划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由于大学发展规划的独特功能,以及发展规划需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决定了大学的转型发展规划需要系统的规划,亦即转型规划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无论是在设计之前,还是在设计和运行过程之中,必须遵循大学理性的原则。不仅如此,这种规划的理性还必须变为大学组织自身的一种自觉。也只有当大学的转型规划,处于理性和自觉的状态,所做出的规划才有可能符合大学组织自身的发展逻辑。然而,目前部分转型院校由于缺乏对转型规划的系统性研究,甚至在转型规划过程中还会时常遭遇外部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因而,大多高校的转型发展,缺乏自身的规划逻辑,更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规划中体现更多的要素往往是权力者的意志,或者富有功利性的对策举措,对高校自身发展规律的遵循,以及依据大学发展定位而做出的有效制度设计都远远不够。其次是定位的理性与自觉。大学转型,转什么、怎么转,转到何处等等,几乎是所有转型大学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也就是说,大学转型常常遭遇定位的困境、定位冲突,抑或定位情结,以致使得转型定位难以具有准确的坐标。正如伯恩鲍姆所说:“由于大多数高校都没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使命’,其成就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数量方法如‘利润’来评价。”如果大学的转型缺乏明确的定位,就必然会失去明确的发展目标,进而也就难以具有明确的价值评判依据。“高校为了获取外在环境的合法性支持,将一些重要的、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暂时搁置, 容易出现不顾效率机制,仅仅注重一些‘形象工程’”[3],并导致了学校自身特色的迷失。而导致这种迷失的深层根源,正是大学转型中的理性不足和自觉的缺失。

笔者认为,在结构性的文化形态下,转型的路径必然面临着理性的结构化选择,即大学某一方面的转型必然要求其他方面———包括课程、教材、师资以及科学研究、实践教学和实践基地建设等各个方面作出相应的理性回应。如在转型的文化形态下,大学的学术生产路径显然需要创新性的路径选择。如果说既往的学术生产,主要是为科研而科研、为职称而科研,那么转型之后的学术生产则必须回归到社会需求的实践场域中,回归到服务人才培养的教学场域中,即科研必须在实践场域中与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形成互动。由此决定了高校的研究机构必须与企业、事业单位相联系、相结合,与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改革相统一,并由此出发开展富有针对性的研究活动。而欲要如此, 就必然要求教师的学术行为首先进行转型,要求对教师的教学发展和学术生产的评价首先进行转型,特别具有挑战的是,要求大学管理、服务和教育教学制度也必须因此而首先进行转型。

大学数学分层教学的理性思考 篇10

1. 以分层的教学思路决定教学目标

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目标。第一个层次的学生, 他们仅仅只想学习基础的大学知识。他们学习数学知识的目的只是打好一定的数学基础, 以便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大学数学教师要以数学课本为范围, 引导学生熟悉数学课本中的知识;第二个层次的学生, 他们对数学有一定的兴趣, 他们希望能在现学数学知识的基础上, 稍微学习自己感兴趣的数学知识。大学数学教师要引导这类学生理解数学课本中的知识, 培养数学学习兴趣;第三个层次的学生对数学知识有浓厚的兴趣, 他们能自主地把数学知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大学数学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课本中的知识, 结合他们的研究兴趣引导他们拓展知识。

以大学教师引导学生做习题为例:求函数的定义域。

这一题就是最基础的大学数学习题, 只要学生研习过课本, 熟悉这一数学概念, 就能解决这一道习题。只是对第一层次的学生来说, 这类习题是他们学习的重点;对第二层次的学生来说, 这道习题是他们学习的基础;对第三个层次的学生来说, 他们能轻松地解答出这类习题。

大学教师引导学生决定学习的目标, 学生才能够找准自己需要学习的范围, 有效率地学习数学知识。

2. 以分层的教学思路决定教学方法

学生的资质有差异性。有的学生空间想象力很强, 他们能够以宏观的高度思考非常抽象的问题;有的学生形象思维能力强, 他们只有眼前出现了具体的事物, 才能根据这些事物去摸索相关的规律;有的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 他们能够用由此及彼的方式把知识和知识串联起来。数学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引导学生用不同的方法学习知识。

比如, 对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来说, 他们看到数学课本中的知识就觉得很复杂, 找不到学习的方向。这并不意味着这类学生学不好数学知识, 只是对这些学生来说, 他们很难依靠研究数学课本或研习数学习题来学好数学知识。因为数学课本和数学习题既没有直观的图形, 也没有详细的数学知识描述的过程, 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在学习这类知识时无法发挥优势, 学习的效率就会不高。大学数学教师可鼓励学生去看大学数学的公共课程, 或者与之相关的数学软件。在公共课程中, 大学数学教师会详细地分析大学数学问题的难点, 将它们用PPT的方式展现出来, 详细地说明这些数学问题的解答过程。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通过接受语言信息、图片信息、多媒体信息, 能够理解大学数学课本中讲述的内容, 他们就能够迅速地掌握大学数学课本中的数学知识。

3. 以分层的教学思路决定教学拓展

部分学生学习了大学课本中的知识以后, 希望学习与之相关的知识, 拓展数学知识结构。有少部分数学教师用引导学生做习题的方法拓展学生的知识结构。一道又一道枯燥的习题让学生找不到学习的重点, 他们做了大量的数学习题以后, 学习的热情慢慢消失了, 以后不再愿意自主地拓展数学知识。大学数学教师要意识到, 要让学生有效地拓展数学知识, 就要用分层的教学思路引导学生找到知识拓展的方向。

以引导对物理知识感兴趣的学生为例, 数学教师可引导学生学习这样一个公式:静电场的场量和源量分布满足二维拉普拉斯方程。即:那么这一公式是如何应用的?应用在哪些领域呢?有一名学生经过教师的引导, 发现大学数学与物理知识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于是他对数学知识在物理知识中的应用产生兴趣。这名学生经过思考以后, 提出电磁场中的复电位能应用到这一知识。

这名学生认为如果f (z) =u (x, y) +iv (x, y) , 那么可得:

学生解析到此以后, 他认为可结合柯西—黎曼条件的思路解决数学问题, 即可得:

解之可得:

最终可得复电位的条件为f (z) 。

大学数学的知识被广泛应用在生物学、化学、物理等科学领域中, 数学教师可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导学生拓展数学知识。当学生发现数学知识与他们感兴趣的领域紧密结合时, 他们便会自主地拓展数学知识, 完善数学知识结构。

大学数学教师在开展数学教学时, 不能一味地要求学生学好数学课本中的知识, 而要用理性的态度看待学生的层次性, 用分层的方式引导学生学好数学知识, 从而提高数学教学的效率。

摘要：学生和市场的需求都提出大学数学教师必须以分层教学的思路开展教学。本次研究提出了大学数学教师要在教学中具备分层教学的意识, 掌握分层教学的方法,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分层拓展知识。

关键词：高等数学,数学教学,分层教学

参考文献

[1]蒋青松.大学数学课程考核中构建多元化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 2015 (13) :27—28.

大学理性研究 篇11

从报道来看，卢彦杰也确实具有发明天赋：在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NOC创造发明大赛等大赛上多次获奖。初中升高中时，他凭借无人机等发明被重庆市实验中学破格录取。去年4月，他凭借重庆市第28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的成绩，获得重庆大学专项奖并获得该校自主招生免笔试资格。今年3月29日，通过重庆大学的自主招生面试。卢彦杰上重庆大学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重庆大学“不参加高考不能入学”的表态也浇灭了卢彦杰的希望。如果卢彦杰不借助“高考东风”，仅凭发明天才恐怕敲不开心仪高校的大门。

因为招生制度的僵化，卢彦杰这个发明天才因为没有参加高考将不能走进重庆大学的大门。有人为卢彦杰鸣不平，呼吁打开高校自主招生通道。当然，更多人认为，学校应该坚持招生原则，不能不经过高考随意自主招生。

笔者和许多人一样，很欣赏卢彦杰的发明才华。如果卢彦杰如愿进入大学，或许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从情理的角度考虑，高考招生制度应该给卢彦杰这样的偏才怪才打开一扇门。但是，从招生规则的角度看，我并不认为高校坚持招生原则存在过错。

关于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公众的焦虑情绪。对此，我们既不能因为高考加分与自主招生腐败，全盘否定高考招生政策改革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责怪招生政策僵化。“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仍然是公众普遍认可的公平竞争规则，自主招生政策的原则底线必须坚守。如果执行高考加分、自主招生政策无章可循，原则底线被突破，高考招生改革可能成为某些人权力寻租的工具。

浅谈大学生理性创业 篇12

关键词：大学生,理性,创业

近年来, 大学生创业因“大学生”这一身份变的新颖、特别、引人注意, 字里行间和语气中都透漏出激情、骄傲与自信, 实是让人感动、热血沸腾。然而, 创业应该是理性的, 不是感性的, 不是一时的冲动。

一、大学生创业的现状

1、创业的冲动性

近年来, 大学生创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前程无忧近日在网上展开了一项关于大学生创业的调查, 共收到近2千份有效样本, 调查显示:96.4%的学生有创业冲动, 而冲动, 便是一刹那, 一瞬间的感性认识, 无须具备条件, 也无须考虑结果与后果;在创业目的上, 有45%的学生是为了“积累财富与经验”, 有18%的学生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 9%的学生只是单纯的不为别人打工, 只有35.9%的学生认为创业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2、创业成功率低

创业, 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据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杭州市大学生创业俱乐部指导老师柳宏志根据自己的带团调查, 发现90%以上的毕业生创业“虎头蛇尾”而失败, 最终能存活下来的仅10%左右。前程无忧的网上调查同样告诉我们: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为2%-3%。同时警告大学生:创业就像是宽进严出的大学门槛, 入门容易但毕业很难;创业又更像是个一触即发的弹簧座椅, 初速度猛烈, 但减速又相当得明显。当初的速度越快, 落地的毁坏程度也将越大。

二、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低的主观因素分析

创业成功需要条件, 那么创业失败就是缺乏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创业是否成功更主要的是依赖于内因:

1、性格特征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 每个人的性格无不打上自己的价值取向的烙印, 简单来讲就是做人做事的原则。性格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 自私、傲慢、孤僻、暴躁、对公益事业漠不关心、轻视社会行为规范的人, 就不适于从事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而意志坚韧的人适宜从事诸如外科医生、科学研究人员、资料管理人员、运动员等要求耐力很强的工作。

当代大学生知识面广、经济意识强、自食其力能力提高, 这些特点都推动了他们的创业, 并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 但他们又多是温室中长大, 任性、自我、缺乏社会责任感, 承受挫折的能力差, 一些小困难、一点委屈就能促使他们萌生轻生的念头, 又怎能承受创业时的艰辛和磨难。只有那些具备成功的个性、了解自我、意志坚定、不畏艰难困苦的大学生创业者才能坚持下来, 并最终走向成功。

2、职业生涯规划

每个人的存在, 都有他存在的使命和价值, 这些使命和价值就是人生的目标, 人生如果没有目标, 人们往往容易失去意义感, 当没有意义的时候也就不会有坚持, 那么人生就会是一盘散沙。

然而, 当代大学生创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业不是人生的规划, 不是通向自己人生目标的一个必经途径, 只是一种冲动的行为;一种从众的行为。因此, 大学生在创业前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人生目标、考虑创业与人生目标的关系, 避免南辕北辙。

三大学生如何把握创业的主观因素

1、了解自我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一个人想要获得大的成就, 必须先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怎样的特性, 有怎样的天赋, 需要在怎样的文化、地理、人际环境下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天赋。每个人只有做自己最擅长、最喜欢做的事情, 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活力的领域和职业, 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人生价值。

那么, 该如何认识自己呢?人员素质测评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包括:心理测验、能力测评、评价中心、360度测评等。心理测评包括智力测验、人格测验、职业兴趣测验等, 主要通过一些量表进行测量, 常用的有韦克斯勒智力测验、瑞文推理测验、卡特尔16PF测验、明尼苏达多项问卷、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等, 能力测评包括一般能力测试和特殊能力测试, 一般能力测试测试对象的基本体力和智力;特殊能力测试测试对象的特长, 包括文书能力、艺术能力、操作能力、创造能力、学习能力等;评价中心则可以说明自己的实践能力;360度测评通过向被测对象周围的人收集信息, 可以使被测者全面、客观的了解自己。

2、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人在综合分析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社会环境等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 确定自己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 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有效安排的过程。通过有效的职业生涯规划, 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个性特质、现有和潜在的资源优势, 着力培养某些职业特质;树立适合自身情况的职业发展目标和职业理想, 从而规划自己的学习与指导自己的实践, 比较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个人目标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制定合理的行动计划;运用科学的方法,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不断增强职业竞争能力, 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与理想。

目前, 职业生涯规划已经成为许多大学的一门公修课或就业指导中心的一门课程, 大学生可以通过任课教师或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获取相关知识, 高校也应加大大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 帮助大学生规划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结论:大学生创业对大学生和社会来说都是积极的因素, 然而, 创业的低成功率又使大学生在创业前踌躇不前、创业后倍受创伤, 尽快找出失败的根源, 帮助大学生正确对待创业, 发挥创业的积极作用, 不仅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也会减少大学生的人生弯路。

参考文献

[1]王芹.80、90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J].科教文汇.2009 (1) :86-87.

[2]王通讯.人才素质测评的历史、原理与方法[J].中国人才.2009 (1) :49-51.

[3]夏明.认识你自己[J].成才与就业.2009 (3) :87.

[4]龚宇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探析[J].中国林业教育.2009 (1) :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