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重建（精选5篇）
文学批评的重建 篇1
莎士比亚说:“如果人类的感情能区分等级, 那么爱情是属于最高的一级。”是的, 爱情曾被看成是一种最令人心颤神动的情感, 是人类生命旅途中一道最美丽的景致, 是平凡的日子里一个最欢乐的节日, 也是支撑着人们向往诗意生活的一个基本信念, 于是有了世界文学宝库中那些动人的爱情篇章, 有了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说。但我们却很难再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爱情的感人的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金布老虎”悬赏百万征集可歌可泣的浪漫爱情却一直不得;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本来是为“找一些真正有力量的爱情故事”而选编了一套《爱情档案》丛书, 但没想到情况正好相反, 入编的四位作家所揭示出来的都是病态的、尴尬的、荒唐的当代爱情, 《爱情档案》实际上成了“爱情病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呈现出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粗鄙化、情欲化和商业化的潮流, 许多作家竞相淡化了浪漫主义情怀, 摒弃了爱情的诗性想象本质, 甚至认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觉、一个漂浮空洞的能指、“一个美丽而有害的谎言”。读者读到的多是“不谈爱情”、“懒得离婚”、“爱又如何”、“欲望的旗帜”等, 已很难从当代小说中读到爱情的感人力量。
然而, 失去了爱情的人类, 还能在哪里互相取暖呢?人毕竟是需要爱和被爱的特殊生物, 无论你多么反叛, 在失意和受挫时, 第一需要的肯定是爱的慰藉。可是, 从什么时候起, 作家们丧失了追求爱情的勇气?
人, 只要活着, 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意义的追寻, 放弃对家园的冥想与渴望, 作为人学的文学, 没有从根本上对意义的追寻, 便没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吸引读者。在普遍疲乏的时代里, 人们需要心灵的震撼, 需要感人的力量, 需要文学来为人们出示生活表像背后那终极的精神向度。
就连存在主义小说家加缪也说:“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像是个没有生命的世界, 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 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 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1]一个缺乏爱情的时代是没有指望的, 令人不安的;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爱情的意义得到确立以前, 人存在的意义不可能提前实现。是爱, 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是爱, 为今天的人类挽回了尊严, 使之不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
同样是对爱情本质的探查和追问, 史铁生和王安忆、北村、格非等人的结论却不一样, 《务虚笔记》虽然也为悖论笼罩, 也有着无尽诘疑, 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走向爱的否定和虚无, 而依然“眺望乐园”, 保持一种积极追寻的姿态。他在后来的《病隙碎笔》中写道:“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心愿, 不能到街上看看就说没有。”他依然相信在看得见的现实之外, 还有着另外一种看不见的真实———爱情便在这里存在, 爱的愿望便在这里存在。他始终认为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 “一个没有了爱的权利的人还会有什么权利呢?他应该怎样呢?一个丧失了爱的领空、领海、领土的人他应该到哪儿去 (安居) 呢?”[2]他发现爱的真正形而上的本质就在于对爱的追寻, “那永恒的爱的疑问便是爱的答案, 那永恒的爱的追寻便是爱的归宿, 那永恒的爱的欲望正均匀地在这宇宙中漫展, 无处不在……人的处境是隔离, 人的愿望是沟通”。[3]不能因为处境的隔离就放弃沟通的愿望, 或者说惟有隔离才更要沟通, 正是因为人的孤独和隔离, 沟通和爱才是每一个人最根本最真切的需要, 尽管有时这需要被掩饰得晦暗不明。
是啊, 当人从母体脱蒂诞生以后, 一方面不断成长, 增强自身实力, 日趋自由和“个人化”, 另一方面, 个人成长的客观必然又使人因不断切断与周围环境缔结的原始纽带而逐渐失去安全感、相互感, 滋生了无法摆脱的孤独感。所以人又必然要去寻求对孤独的超越、寻求与世界新的关联。人这种对超越的追求, 正是爱、宗教及艺术产生的源泉之一。而所谓对“关联”的需求, 指的是人渴望与他人建立一种联系, 即同他人结合起来的需求。弗罗姆认为人与人的结合有三条途径:一是臣服于比自己强大的某人或某物, 从而与世界成为一体;二是通过主宰世界, 使他人成为自己的附庸, 而使自己与世界成为一体。选择这两种途径的人都丢掉了自身的完整性和自由。只有第三种途径既能满足人与世界成为一体的需要, 同时又不失去个人的完整与独立意识, 这就是爱。爱作为一种共享与参与的体验, 使人的内心活动充分展现出来, 在爱的行动中, 我与万物合一, 但我仍然是一个不可取代的独立的人。
神话中说人之初本是男女同体, 自从天神把两性对半分开以后, 他和她时刻都在寻求着自己的另一半, 盼望相遇相拥, 重新成为一体, 由此便产生了人间的爱情。
“爱, 是人类一切生存问题唯一满意的答案”。埃·弗罗姆认为爱情是人对分离的克服, 对融合愿望的实现, “祈求与他人融为一体, 这是人身上最有力的冲动, 最沉重的激情”;爱意味着给予而非获取, “给予意味着他人又成为给予者, 双方均分享着他们所唤起的东西所给予他们的欢乐;给予既为予者也为受者造就了新的人生, 双方均蒙受新生的福祉”。[4]爱是一种能产生爱的力量, 爱是克服孤独、解除隔离, 了解他人、了解世界的唯一办法, 也正是在爱的行为中, 在我把我自己的一切给予他人的行为中, 在深入了解对方的行为中, 我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 发现了我们俩并从而发现了人类, 并且正是在相爱和结合中生命才得以再生和延续。孤独拒斥的态度不但使他人成为地狱, 而且使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地狱。所以我们必须有爱, 惟有爱的态度才能使我们从地狱中得到拯救, 没有爱人类就不能生存。
正如悲剧容易传世, 喜剧则容易流于肤浅一样, 要写出爱的力量肯定也要比写出恶和绝望的力量困难得多。我们在卷帙浩繁的当代小说中寻找这种爱的力量, 总是难以如愿。其实自卡夫卡以降, 几乎整个世界的20世纪文学都像感染了一场精神疾患, 人类的爱、善好像就从作家笔下悄悄地退场了, 到处弥漫着冷漠、晦暗、绝望的精神图景, 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理解的恶, 而是哲学意义上所理解的———阴冷、无力、黑暗的绝望状态———反而成了作家们关注的基本现实。甚至可以说, 恶是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精神母题。而与恶的母题相伴而生的, 是罪、阴冷、恐惧、变异、绝望、死亡……是它们最终勾销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希望。我们所看到的是文字所传达出来的彻骨寒冷。这种绝望主义的写作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得到热烈的响应, 生命被无数作家描述成荒凉、阴暗、没有希望的存在, 活着似乎只是为绝望作证, 这证明作品没有给出爱。失爱是现代人 (包括作家) 普遍的精神困境, 正如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所说:“恶是人生在世的基本问题。”“无处不在的恶勾销了人反抗恶的能力, 迫使人要么对恶袖手旁观, 要么成为恶的造作的参与者或受害者。随之, 人被迫漂流于无意义的生与死之间, 没有任何现世力量可以接济人进入纯净的世界……”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寻找一种力量来对抗恶, 但他最后也没有找到。人类真的面临末世, 人根本没有力量把恶赶出这个世界?其实弗罗姆说得好:“爱, 是人类一切生存问题唯一满意的答案。”卡夫卡的绝望正源于他对人完全失去了信心, 对爱的力量的怀疑、忽略和轻视, 而这种失信来源于他无法抑制的内心不断增长的恐惧与不安, 他也无法规避自己落在一种社会与权力机器的制约之中。他不但无法在写作中肯定一种被照亮的生存, 而且无法判断自己的写作究竟到达了哪一个领域 (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在死后获得如此崇高的声誉) , 甚至就个人生活而言, 他在奔赴与爱人的约会时都是犹疑不定的。
人类在20世纪遭受了一系列的耻辱和幻灭之后, 人的神话早已破产。特别是人类经历了哥白尼、马克思、达尔文、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解释后, 似乎在文学、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经济学、物理学等方面都遭遇到了根本性的瓦解, 先是宣布神死了, 继而人也被消解成了零。人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活着?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 什么才是人活着最坚实的依据?爱如何才可能得以诞生和再生?这是困扰着许多哲人、作家的难题, 当代作家亦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是的, 我们生活在有泥污甚至有丑恶的地上, 但我们的头顶上也必得有一个日月朗照、群星闪烁的高远天空。只有相信有一个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维存在着, 并努力去达到, 人类的存在才不会陷入虚无。
爱情不只是被爱的问题, 而首先是是否愿意去爱人, 以及自己有无爱人的能力的问题;爱与其说是一种单纯的情感, 不如说是一种信心、能力和态度。人的激情来自人的自信, 爱的激情源于对爱的信心, 当代小说在质疑和否定爱情时恰恰忘记了这关键的一点。
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小说的爱情描写要么是乐于与卑微的油盐酱醋结盟, 爱情的意义被过度的日常性蛀空, 写作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要么是把写作当成了性爱经验和肉身感受的单一展示和庸俗宣泄, 导致了写作经验彻底的私秘化和性爱化, 迷失在身体的乌托邦, 丧失了写作基本的尊严和理想, 也丧失了对生命的基本信念, 由此出现了众多滥情的身体故事、闺房秘史, 文学应有的对现实的关怀让位于个人肉体经验的过度书写。更有甚者是对爱情本质的质疑和否定, 认为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幻觉, 爱情不可能被包含于生活之中。是的, 相对于生离死别这样的风云突变, 也许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对爱情的磨损和伤害远为严重和酷烈。我们可以思考爱情在进入物化阶段以后, 如何经受柴米油盐的折磨与考验, 却不该放弃对爱的信心和盼望。不知是幸与不幸, 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为爱情准备的早已不是被冰山撞沉的泰坦尼克号, 不是麦迪逊镇披满夕晖的廊桥, 不是逼迫梁祝双双化为彩蝶的封建专制, 而是摆满电器的套间、修剪整齐的公园、琳琅满目的超市、招惹是非的手机和互联网……社会发展了, 我们的生活空前便利, 我们的爱情却四面楚歌。对此, 我想要呼吁:让我们的小说重塑爱情理想, 重新寻觅爱情。
客观地说, 这现实世间也并非处处是爱情的坟墓, 在渴望温暖的人们心中仍有爱情的长春藤勃生。文学何以不能用自己的触角去探寻这样的天地?退一步说, 即便现实生活中真正完美的爱情珍稀得很, 文学除了忙着发掘不那么美好的现存世界, 忙着发现现实中的爱情大多是怎样的庸常, 是不是也不应忽视“这世界究竟应该怎样, 美好的爱情可能怎样”的问题。文学毕竟有着诗性想像和精神超越性的特质。不是都说商品社会人情淡漠吗?就让爱情为淡漠了的人间增添一份真挚、一份温柔、一份炽热、一份和谐吧。文学倘若对爱情理想的失落没有觉察、警醒, 文学便要真正与亘古的爱情主题失恋了。
古希腊人以“日神冲动”美化了痛苦人生, 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爱情故事缓释了人类多少苦痛与绝望。人是不能没有爱的动物, 为了使现代人不致成为灵魂无家可归的“孤魂”, 我希望当代作家们在创作中重新思考:我们为什么要爱?如何将爱进行下去?爱情的障碍在哪里?是哪一些黑暗的力量在粉碎爱情?重新扬起古今中外诸多文学家曾高扬过的神圣的爱情之旗, 让爱情恢复到它应有的空间里被抒写, 重新找回它的神圣光芒, 进而慰藉这个时代里失爱的心灵。
摘要：当今的文学作品, 对爱情的描写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粗鄙化、情欲化和商品化, 在当代小说中很难读到爱情的感人力量。爱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 当代作家理应思考爱的本质, 慰藉这个时代里失爱的心灵。
关键词：爱,当代文学,爱情本质
参考文献
[1][法]阿尔贝·加缪.鼠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史铁生.务虚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572.
[3]史铁生.病中碎笔.花城, 1999, 4.
[4][美]弗罗姆著.李建鸣译.爱的艺术.商务印书馆, 1995:21.
重建“批评”权力的探索 篇2
关键词:批评;杂文;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77—02
一、从“化大众”到“大众化”
20世纪的40年代中国处在艰难而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救亡压倒了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抗日战争对这一时代的文化规范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战争对文学提出了特殊要求,文学要为紧张而火热的战争服务。文学要在新的文化规范下发生重大的转折,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因作家所在区域,政治信念,社会生活,文化精神的众多不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是“人的‘现代化’和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这一新文学中心主题,依然得到继续。”[1] (洪子诚语)1937年爆发的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使知识分子的战斗传统受到考验,由于在战争中人民大众(主要是广大农民)承担了最主要的民族解放任务,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反而成了服务的对象,金字塔式的社会文化结构被颠倒了过来,中国最广大的阶级—农民—成为历史的主体,这使得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角色的转换,他们需要放下身段积极地向工农兵靠拢,在思想上改造自己,努力为工农兵服务。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在民族救亡的战争环境中,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有些知识分子是“五四”养育大的,身上依然保持着“五四”的批判的传统,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反思,敢于暴露社会的阴暗面。诚如前面所说,不同区域导致不同的文化规范,但这些知识分子出现在“天是蓝的,水是清的”的解放区,出现在被誉为“革命圣地”的延安时,他们的这种批判精神显得十分尴尬和窘迫。对于一个被宣传为象征光明和希望的地方,能否闭上眼睛变得麻木不仁?这显然与在五四之中所受的教育是相悖的,内在的精神和情结使他们曾试图在解放区去重建被历史乐观主义所吞噬的“批评权力”的探索。结果,在政治权力的野蛮镇压下,探索最终失败,五四启蒙的批判精神在解放区得到一个短暂的预演,但这种精神传统对以后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五四”批判精神的复苏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当时延安的文艺报刊《解放日报》副刊、《谷雨》双月刊,基本掌握在所谓“暴露派”手中,先后发表了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等重头文章,以自己艺术家的敏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暴露了解放区民主政治的“阴暗面”和遗传在革命队伍里,滋生在理想社会肌体上的某些脓疮。首先是丁玲为妇女鸣不平,她在《三八节有感》中写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2] 正值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日子,她却敢于发别人之所未发,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日子揭示了作为一个女性不被重视应该被重视的严峻本质,但同时对自己的同性提出了最基本的期望。著名诗人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不能一味地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坚持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保障“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3]。罗烽也认为,在延安“光明的边区”,同样有“可怕的黑暗”、“恶毒的脓疮”、“黑云莫辩的云雾”,只有启用“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才能消除“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因此,“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 [4]。更为激烈的是王实味,他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 [5],认为应“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他们。”[6] 萧军也认为,在革命过程中,不管在队伍内、队伍外还是在自己的心里,都存在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撒旦”,作为一个革命者,应“随时随地和丑陋与不义来战斗,为后来者开路。”[7] 圣地也有污秽,太阳还有黑子,道理显而易见。他们敢于直言延安的“阴暗面”,都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这些批评文字难免存在片面之处,但今天已得到主流研究的认同:“1941—1942年初在延安发表的上述杂文、小说,其所主张和体现的文学理论倾向,汇成了一股革命现实主义潮流,其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等诸多命题的讨论,既坚持了革命的追求,又重视发挥文学的独特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眼光。”[8]
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延安时期的创作忠实地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文艺思想,运用杂文的形式来抨击生活中的各种落后腐朽现象,主张发扬鲁迅“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的精神,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至死不渝地维护文艺自身的独立性,复活“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和批评的“权力”。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仍沿着救国救民的思路发展,仍企图通过启蒙的道路教育民众,来推动社会的改革与进步,这与他们自身的身份和文化渊源有着天然的联系,像丁玲在中学时期就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她的小说“充满了对社会的卑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9],为她赢得巨大声誉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描写了一个青春期少女对性和爱情的幻想。这部作品里面多少有着丁玲本人的影子,追求个性和个人情绪的表达。因此,在丁玲写作《在医院中》后,张光年著文批评丁玲——《莎菲女士在延安》,而且从丁玲这一时期的杂文中,经常提到现代文学的精神领袖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这一时代的病症,需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他的杂文所触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的。”[10～11] 也就是说,鲁迅不仅在精神层面影响着丁玲,而且将这种精神一旦付诸于实践则是文体的认同,杂文则成为医治心灵的最好的“灵药”。所以丁玲,包括罗烽都急切呼唤杂文这一文体,不自觉之中,知识分子的那种医生和导师角色感又占据了他们的思维。萧军这位军人出身的作家视鲁迅为自己的父亲,也使自己成为一个敢于向黑暗势力投向匕首的战士,決不允许自己在黑暗面前闭上锈损的眼睛。所以,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五四的产儿,因而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启蒙”的血液。另外,他们仍然抱有一种精英的姿态,去“指点江山”。在他们看来,解放区应该是一尘不染的“圣地”,这里同样充满着对于人性的真挚的追求。然而,遗憾的是,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在极其政治化的文学环境中,这些曾经卓有贡献的共产党人做出的文化探讨与批评权力的探索遭到了严重误读和被政治斗争粗暴地取替。
三、文体自身的超越与困境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这些杂文的出现,汇聚成了一股革命现实主义的潮流,有着比较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眼光,既坚持了革命的追求,又发挥着文学直面人生、批判现实的独特作用。可是杂文此时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文体写作是否是一种合法性的存在?尽管丁玲本人在不遗余力地借助鲁迅和经典的权威去作证明来支持其立论的强度,但是将这种证明放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去读解的话,会发现“杂文”在这里已经超出了文类和体裁的范畴,正如黄子平所分析的那样:“杂文”不仅意味着一种写作方式,而且意味着那一代知识者对他们所理解的“五四精神”的坚持和传承,意味着对那个时代、民族、大众的一种道德承诺,意味着对艺术创作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执守,意味着对“五四”时代说界定的文学家的社会角色的认同,总之,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 [11]。这些作家对于杂文的认同、阐释和对这一文体的张扬,却忽视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历史空间和时间。
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现后,丁玲等人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就变得不合时宜,成为了“异质”的声音,解放区的文艺的主调应是“歌颂”,即使“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不应该是丁玲等人的“暴露”。《讲话》指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而且明确指出了“如何为的”具体途径和具体的立场问题,反对作家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去描写工农大众,针对如此,迫切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另外,在对于“杂文”这一文体的存在方式上,《讲话》进行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一方面强调鲁迅似的杂文的合理性,但一方面却又将鲁迅杂文的合理性置放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也就是说解放区现如今不需要杂文这一文体了,杂文的讽刺艺术只能针对敌人而不能指向工农兵。20世纪40年代初解放区的这次努力,显然是对后来的文学规范造成了冲击,这些作家重现批评权力的集体努力,换来的是自身命运的多舛。这次“努力”在建国后虽然成为历史,却在两个不同层面获得重现。一是双百方针中出现的“干预生活”的作品是对20世纪40年代这次“努力”的一个回应,二是1958年的“再批判”专栏,再次将这次重建批评权力的探索给予否定。
当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20世纪40年代这次重建批评权力的探索,从文学启蒙的角度来看,这次文学事实,作为五四启蒙精神在建国前的过渡,的确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只不过,这种承接,对作家本人而言,似乎过于沉重,有的则为之付出了生命。这种张扬主体的精神应该成为了建国后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确实值得他们反思,可惜的是,他们做的并不好。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2]三八节有感[N].解放日报,1942-03-09.
[3]了解作家,尊重作家[N].解放日报,1942-03-11.
[4]还是杂文的时代[N].解放日报,1942-03-12.
[5]野百合花[N].解放日报,1942-03-13.
[6]政治家·艺术家:第1卷[N].谷雨,1942-03-15(4).
[7]论同志之“爱”与“耐” [N].解放日报,1942-04-08.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9.
[9]杨桂欣.观察丁玲[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241.
[10]我们需要杂文[N].解放日报,1941-12-23.
[11]苏一平.延安文艺丛书:第4卷(散文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文学批评的重建 篇3
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融于大自然的一生;他热爱打猎、钓鱼、游泳、滑雪等贴近大自然的活动;这些与自然贴近的经验也变成文字,跃然纸上。其出版于1952年的作品《老人与海》,就描述了大量的自然环境的场景,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紧密联系,可以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重新解读为是一部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倡导爱护自然,保护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文学作品,是生态文学的先驱之作。[3]再次解读海明威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许多作品都渗透着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问题的思索。海明威基金会、海明威协会主席艾伦·约瑟夫斯(Allen Josephs)就曾说道:“他在所有的作品里,包括从早期作品到《危险的夏天》,都时常展现着与自然和睦相处的人和与其敌对的人之间对立。”并且还说道:“……(海明威是)站在我们时代前列的热诚的生态学家。”[4]
《老人与海》一书是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品。[5]它的故事情节简单,寓意深远:孤苦老人桑提亚哥是一位渔民,以出海捕鱼为生。老人一次独自出海捕鱼八十四天一无所,第八十五天再次出海钓到了一条罕见的大马林鱼。老人与它在大海里搏斗了三天三夜,历经艰险将鱼杀死,捆在船侧,本以为可以以此维持一段时间的生计并重拾作为一名老渔民的荣耀,殊不知返航途中偶遇鲨鱼群,大马林只剩下一副鱼骨架。小说出版以来,国内外学者以各种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引起广泛回响的研究理论有:硬汉精神、悲剧意识、虚无主义和冰山理论等。本文试从生态文学的视角,以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这部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欣赏自然之美;征服自然的悲剧;重返自然怀抱的呼吁。
1 欣赏自然之美
在《老人与海》中,老人在遇到大马林鱼时,虽然与其仅进行了殊死搏斗,但他对大马林鱼没有仇恨,他把它比作兄弟,对它说:“鱼啊,我爱你,非常尊敬你。”[6]认为“我比它更聪明”,而大鱼“比我们高尚,更有能耐”,“美丽而崇高”。(40)首先,从这样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出,老人桑提亚哥对代表大自然力量的大马林鱼是怀有欣赏、赞美和敬佩之情的。老人这里对大马林鱼智慧的赞美,美丽的赞美,可以看作是对大自然潜在的生存规律的认同和赞美,人类无论表现的如何强大,终究脱离不开自然环境的限制,脱离不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作为人类的代表,老人用他淳朴的认识实践者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表达着他潜意识中对自然的赞美,对地球的欣赏崇敬之情。其次,老人对大海的种种描述也表现出了他欣赏自然之美的情怀。他把大海描述成在朝阳初升时,“水是深蓝色的了,深得几乎变成了紫色。”(20)烈日当空时,“海水是黑魆魆的;阳光在水里映出五彩斑烂的光柱的”。(21)夜幕降临时,“水面上浮起了万点鳞光”。“鱼、船和人都在平静无波的水上缓缓的漂流”。(38)这些优美的文字都表明了在老人的眼中,自然就是一副无与伦比、美不胜收的画卷,对自然的欣赏、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2 征服自然的悲剧
《老人与海》一书中还表现了人类试图盲目的开采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实现自我社会价值,从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悲剧性故事。在出海捕鱼的过程中,老人妄图捕获大马林鱼,就是老人想要从自然中获利,实现自我社会价值,证明自身能力的方式。为了捕获大马林鱼,老人在海上与它搏斗了三天三夜,几次遇险老人没有气馁,反而内心充满了骄傲的感觉。正如作品所言,老人捕获大马林鱼的过程是为了让他人相信“你永远行的”,(41)也坚信“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87)并且对自己说道,“我一定要制服它,……感谢上帝它们没有我们这些要杀害它们的人聪明”,(39)同时老人在与大鱼较量的过程中潜意识中也认识到,“也许我仅仅是武器比它强”。(66)生态文学研究者和思想家门都质疑以“老人”为代表的人类的这种试图盲目开采自然资源,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方式,认为人类所获得的暂时性胜利与科技发展所创造的武器密切相关,武器的进步激发着人类想要超越自然限度,无视自然规律的虚妄行为;或许这种行为在一段时间内会取得短暂的胜利,但人类最终无法战胜自然,会遭到自然的严厉回击,从而走向毁灭的悲剧。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的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7]。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66)这是《老人与海》中被广泛引用的名言,很多评论家认为这句话显示了主人公的硬汉精神,但是从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背景下来看,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的悲剧性就表现出来了。人都被毁灭了,又何言不败呢?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源泉,处处存在不可磨灭的自然规律存,人类对自然的开采、征服过程或许会取得短暂胜利,但最终会被自然规律所打败。这也印证了故事中老人最后的悲剧性结局:老人出海八十一天,几经生命危险所捕获的大马林鱼在回航途中被鲨鱼吞食,只剩下一副鱼骨架,老人一无所获,他即将面临的仍是饥饿与贫穷。老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悲剧。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描述的这个故事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无视自然规律,想要通过征服自然实现自我社会价值,试图征服、摧毁与之息息相关的地球生态环境,人类就是在走向生态系统的末端,走向生存的末日。
3 重返自然怀抱的呼吁
呼吁人类保护环境,爱护地球,重返自然的怀抱应该是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最高理想。原始的人类曾与自然密切相关、相互依存,保持着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地一味索取,过度开发,破坏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链,自然灾害不断,生态危机加剧;种种悲剧迫使人类再次思索并呼吁重返自然的怀抱,重建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老人与海》中海明威把故事发生背景放在大海上,老人独自一人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拼搏,显得孤独而渺小,故事的结局也最终以老人的失败而告终,巧妙地隐喻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必然悲剧性。也由此海明威在故事的结尾安排了引人深思的一幕:“它(鱼的骨架)如今不过是垃圾了,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82)人类无视自然规律,想要通过征服自然实现自我社会价值,试图征服、摧毁与之息息相关的地球生态环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而这一幕也是海明威留给世人的一个警示。
生态价值观从道德和类似于宗教的高度劝告人类放弃过度追求物质的膨胀欲望,培养对大自然的“完善、完美、亲近、谐和的意绪和憧憬”,从精神上重返自然的怀抱。[8]有些读者认为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提倡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强调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强敌,都不能被打败。但是把这一观点套用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显然是的不合理的: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而不是人类的强敌或征服对象,人类的存在也会促进自然地和谐发展;那种将自然与人类关系对立化,并强调一味用人类的力量去征服自然的观念是荒谬而错误的。因而作者最后在老人的梦境中安排了这样一幅场景:孤苦的老人出海前和精疲力竭的老人返航后在梦中看到的是金色的海滩,和人类和睦相处的狮子,以及生活惬意的人类。这正是海明威对人类重返自然怀抱的呼吁。正如海明威其它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大二心河》中的主人公尼克来到河边,融入自然的怀抱以躲避战争带来的创伤。《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和亨利,在故事结尾处逃离战场前往瑞士的山林,寻求庇护所。《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完全融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寻求灵魂的归依。这种重返自然怀抱的呼吁在《老人与海》中达到了升华,在这部作品中,人类象征的老人与自然象征的大海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4 结束语
海明威成长在一个时代危机严重的年代,即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时其性格也受到父母的影响具有一种矛盾性。这都影响着海明威对自然地态度,形成了一个从欣赏、崇敬自然,到征服自然的失败,再到呼吁重返自然怀抱的发展趋势。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这短短的两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了前人花费数千年创造的物质财富总和,但却无法控制急剧恶化的生存环境,人类似乎走进了一个亲手创造的恶性循环的怪圈:我们用自己发明的高科技武器自相残杀,我们以万物统治者的姿态试图去征服自然,其结果使得我们原本就有限的地球资源受到大规模破坏,越发的匮乏,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急剧恶化——森林锐减、沙漠扩张、水资源污染、物种灭绝、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等等。王诺说道:“发展是一种令人舒服的疾病,而且是一种不治之症;然而人类正是因为眼前的舒服而看不到未来的灾难”[9]人类过度地依赖科技发展,侵害征服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终将置人类于生存的绝境;只有融入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我们以生态文学的角度重新解读经典作品的目的,响应这位文坛巨匠的呼吁,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地球,爱护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
参考文献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
[2]毕海荣.生态批评视野中的《老人与海》[J].大众文艺:文史哲,2009(2):113.
[3]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3(1).
[4]Josephs,Allen.Hemingway’s Spanish Sensibility[M]//Scott,Donaldson.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19.
[5]董衡巽.海明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
[6]厄内斯特·海明威.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8.
[8]王茜.生态批评的文化理论视阈[J].中文自学指导,2009(3):14
重建文学整体性 篇4
一、回到“此时的事物”
多年的批评探索中，谢有顺逐渐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架构。其中对“文学身体学”的论述，可视为他理论阐述的基础。面对文学史上“身体”意义一再被悬空和利用的现实，如革命年代身体被政治化，个人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被取消，消费时代身体被肉体化和情欲化，最终变成商业符号，他重申唯有正视身体的生理性、语言性和精神性，恢复其应有的伦理维度，才能获得身体的独立性。以海子的诗歌神话和“下半身”写作为例，前者是抽离身体的玄想，一味追求形而上；后者是对身体被专制的一种激烈反抗，有其革命意义，但要警惕矫枉过正走向新的肉体乌托邦。两者的写作方式都过于极端，好的文学应是产生于两种追求维度的空间之内。强调身体的伦理维度，其实是在重申一种写作常识，即作家个人的在场。因此在谢有顺看来，首要任务是要恢复作家的感觉系统。他感叹中国文学自鲁迅、沈从文之后，很难再看到传神的风景描写，作家在生机勃勃的自然面前，已经感觉迟钝，神经麻木，心灵被抽空。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能够以身体的在场写出活跃的感官，如莫言关于声音、色彩、味道及各种幻化感觉的描写，有趣，喧嚣，色彩斑斓，充满生机。如陈冠学写作《大地之秋》，仿佛眼睛、耳朵、鼻子和舌头都向着大地全面敞开，用自己的感觉来接触、放大田园里所发生的一切细微变化。如于坚坚信“看见一种事物比想象一种事物要困难得多”而坚持“拒绝隐喻”的写作姿态，把事物还原到本然的空间来观察和言说，做一个真相的目击者和事实的记录者。再比如胡廷武“听书、听鸟、听吆喝、听戏、听蝉、听歌、听风、听雨、听鼾声”，以“九听”的方式把生动而富有意味的细节、曲折而感人的人物命运都聚集到笔下，将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和文人性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历史文化散文研究中，谢有顺强调作家需要避开历史上早有定论的概念，转而寻找那些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和民间的传统一脉相承的精神信念。从上述成功的例子来看，只有实现人的身体在场，才能为心灵的表达找到坚实的依托，只有拂去蒙在事物表层的尘垢，重返事物的本真状态，才能恢复文学对生命的真情体恤和有效表达。
除了需要作家的身体在场，创作同样需要坚实的基础，谢有顺将其称之为文学的“物质外壳”，它包括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等。“读者对一部小说的信任，正是来源于它在细节和经验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真实感。……一部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与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灵魂需要有一个容器来使之呈现出来，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就是这样的容器。”他以鲁迅小说为例论述生动的细节刻画对提高文学可信度的重要性，如对祥林嫂“空的”破碗、“下端开了裂”的竹竿，孔乙己“满手是泥”表明是“用这手走来的”等的描写，真实可感，让人过目难忘。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可要让读者相信表达的真实性，就必须在逻辑链条上追求严丝合缝的叙述，包括人物前后性格的变化、器物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消费时代的宠儿纵情狂欢的经济来源等，都要有必要的交待，要合乎逻辑，否则就无所信，一个细节的失真往往会瓦解读者对小说的信任感。散文创作亦如此，如果作家只知一味感怀、沉思、感慨、怨叹、激愤，盲目升华，朝一个假想的精神目标一路务虚下去，但读者看不到写作的物质基础究竟建基于哪里的话，这样的散文就像没有身体的灵魂，无家可归，极不真实。好的散文，不但要有真实可信的物质外壳（事实、经验和细节），还要有作家独特的精神发现和心灵体验，以细节见情理，以物质写灵魂，以事实照见人生的底色。谢有顺所强调的文学表现中的现实的严密性、经验的逻辑性、合理合情的物质外壳，是完成一部作品最重要的血肉基础，看似一个简单的细节，背后却隐藏着一整套生活标准和生活常识，需要作家下功夫去钻研和揣摩。
由身体在场和物质外壳建立起来的信任感，促使作家必须忠诚于自己的真实经验，表达才具有效性。面对九十年代以来曾引领文坛潮流、建构起自己叙事特点的小说家纷纷改弦更张，臣服于市场和消费法则而降低写作难度，重新成为消费时代宠儿的现状，谢有顺内心充满感伤。他惋惜在喧嚣的市场叫卖声中，作家虽然轻易地站到了文学发展的显赫位置，可附庸于趣味和利益的写作格局仍然无从改变，文学的内在品质，如叙事空间的拓展依然收效甚微，新的价值理想依然精神低迷。谢有顺把这种背弃故乡和经验的写作称为“文学的殖民”，“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从八〇后作家的文本分析中，他感触尤为深刻，他们虽有为时代代言的雄心，可单一的写作眼光，孤愤的精神气质，诙谐的话语方式，使得文风油滑，“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削弱了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建构能力。
在此意义上，谢有顺呼唤一种有根的写作。他尤为推崇贾平凹、莫言、雷平阳、鲁若迪基、郑小琼等人作品中那种渗透创作主体深切情感体验的写作方式。他认为，贾平凹的作品有着结实的中国化的现实面貌，写出商州乃至整个西北的生活精髓，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为农村带来的心灵阵痛，以及从“废都”到“废乡”的中国人的精神流变。尽管作家心里已明显感到故乡的灵魂已破碎，对这片土地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但仍然试图写出故乡的灵魂。莫言以笔为犁，在故乡高密开疆拓土，建立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纸上王国，与其精神导师马尔克斯、福克纳一道有着自己坚实的写作根据地，成为写作风格化的重要路标。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腹地，其作品中的生命热烈、顽强、粗砺、荒诞，充满原始力，是野生中国的真实写照。雷平阳的诗歌是对乡土大地的精神守护，他对故乡、大地和亲人的赞歌，是从生命的根须中生长出来的，对残酷生活的洞察，同样写出了生命被连根拔起之后的苍凉景象。鲁若迪基长期居于云南边地的泸沽湖畔，以拒绝夸张和粉饰的话语风度讴歌故乡，充满大地的质感，精神面貌朴素清晰，有着宽阔的生命容量。郑小琼的诗歌虽然写故乡的不多，但她以毫不妥协的姿态与现实短兵相接，尤其寻找到“铁”这一诗歌核心元素后，写出了如她一般生活于底层的打工者的血泪和痛感，其写作不是表达一己之私，而是成为了解这个时代无名者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同时，从《出生地》《异乡人》两本诗集中，谢有顺看到这种追求精神之根的文学力量，诗歌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唤醒的是一个人身上最具创造力的部分，经由具体的、狭窄的路径进入现实，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从上述个案的写作中，谢有顺更加坚信精神根据地的建立隐藏着作家成功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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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写出“灵魂的深”
强调身体的在场、物质基础的夯实和精神根据地的建立，是为灵魂叙事寻找坚实的依托。在谢有顺的理论阐释中，对灵魂叙事的追崇是至为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说，他的批评核心就在于探究当代作家如何能在灵魂叙事的维度上作出新的有效的探索。他对作家的精神流变和创作路径作出形象的概括：“从密室到旷野”“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并作了尽可能详尽而深刻的阐述。他把张爱玲的写作比喻为密室写作，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把鲁迅的写作比喻为旷野写作，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所以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以鲁迅为标高而非张爱玲。
在消费主义潮流的裹挟下，文学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发生质变，作家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一种有痛感的经验，“缺乏向存在的深渊进发的勇气”。面对这种文学精神委顿的趋向，谢有顺的忧伤情绪溢于言表，他强调文学应拒绝对社会性问题的表层抚摸，要追求“灵魂的深”。在几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他为作家写出这种灵魂的挣扎而感佩，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书写的是知识分子在严酷的历史选择中表现出的犹豫与怯懦，而在怯懦的背后，指向的是对造成人性变异的社会的强烈批判与反思，对此，他怀有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张者的《桃李》反映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从道德精英向知识精英转化，从倔强地与世俗精神相抗争到全面投身于消费社会的精神蜕变，作家以忧愤的笔触写出了这种蜕变的必然性。同样写当代人的灵魂挣扎，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精细地描摹官员们的日常状态和心理嬗变，从而凸显繁复世相背后的官场伦理与心灵逻辑，并以此透视出权力镜像下的个体生命在现实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冲突。”这些小说都是作家倔强地与历史或现实进行挑战的结果，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记录下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并引领读者体验到当下现实与我们的生存盼望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切肤之痛，体现出一种真切的存在感。
纵观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不仅是阐述具体的作家文本，更是借作品谈人生，表达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追求一种昂扬的价值理想。他认为，如果作家“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所以，“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他也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除了写身体的悲欢，还要关注灵魂的衰退；除了写私人经验，还要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写欲望的细节，还要承认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从铁凝、阎连科、麦家、郭文斌等人的写作中，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希望。铁凝小说凝聚残存的人性之善，阎连科通过苦难写出人内心庄严的勇气和力量，麦家的《风声》为一种雄浑的人性精神作证，郭文斌写忧伤但不绝望，写苦难但不自苦，写小地方人的情怀但不狭窄，写美好的真情但不做作。即使以逼视人性深处恶的因子著称的余华，也在写作了大量揭露人性恶的中短篇小说之后，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中，转向了温情，书写了生命之坚韧。在这些写作中，作家们用宽广、仁慈的眼光打量生活，力图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发现生活本身更多的可能性，并为之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谢有顺赞许这样的写作并一再传递一种理念：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
著名学者刘再复对中国文学表现维度曾有过专门论述，认为现代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变成单维文学，缺少另外三种维度：叩问存在意义、超验和自然维度。谢有顺认同这一判断。他强调文学创作要有整体性的精神关怀向度：不仅关注现实，还要关注存在的境遇、死亡和神秘的体验、自然和生存的状况、人性的细微变化等命题。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写大观园内的装饰、宴席、礼仪、人伦，以及合乎社会法度的人情冷暖、遵从事实逻辑的人物言行，均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本真状态。在此基础上，他还写出一种对灵魂世界的想象，如人物最终的命运归宿，一切归于虚空的哲学意境等，体现出一种整全完备的文学观。这种写作路径即“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谢有顺认为当代作家中，贾平凹的写作体现了建立文学多维度的努力，如《带灯》《极花》中对现实问题的揭露和反思，真切生动地描绘了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性等现世事象。同时他的小说还表现出另外三个维度，如《废都》体现了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是知识分子颓靡的精神写照；《废都》《秦腔》体现了神秘感和死亡体验，具有超验的维度；《怀念狼》体现了自然生态维度。从贾平凹身上体现出的建立文学整体精神向度的努力，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这些颇具开拓性的理论发现，是谢有顺文学批评创造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值得深度探索的的话题，期待他能作进一步的谈论和阐述。
对叙事伦理学的探讨，是谢有顺近年来观察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他相继发表了《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等多篇论文，重新厘清文学叙事在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时的价值，强调“叙事也是一种权力”，不仅与文学的形式、结构和视角有关，也关系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一个单纯的故事，经由作家的叙事重构，可以达到一种伦理效果，如莫言《檀香刑》中对看客心理揭示的叙事，起到了把邪恶当做审美的效果，抵达了人性的黑暗深层。好的叙事作品，可以超越国族、政治、权力，进入一种新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可能性。他的长文《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对叙事伦理的话语谱系进行了回溯和重构，细致梳理了建国以来三个时段文学态势的叙事伦理，跳出单一以政治评判文学的格局，既看到文学发展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同构关系，肯定这种倔强生长的艺术性是文学的内部规律作用使然，又探析这种艺术性的生长对重建文学与个人生命关系的价值所在。这些论述，对深入推进叙事学研究，丰富当代文学理论成果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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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心”的批评
谢有顺推崇“立心”的批评，认为批评之心应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三个方面，义理阐明文学的德性，实证运用鉴赏的能力，文体经营批评的辞章。返观他的批评实践，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努力，其中强调文学写作要有坚实的物质外壳（经验、常识、情理和说服力），这是实证；作家要有高远的精神视野，不仅要写人世，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这是义理；而他批评文章的美文风格，早已为文坛所公认，从他对李健吾、李敬泽、李静、胡传吉等现当代批评家文章的激赏中，也可发现他对于文学批评美文化风格的心仪和重视。
优秀的批评家要能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重获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让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谢有顺认为文学是对世界的发现，而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真理的发现，其终极目的不是批判和摧毁，而是要“寻美”，让更多优秀的作家通过批评的阐释站立起来。“为何文学这些年多流行黑暗的、绝望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因为作家无所信；为何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最受关注的总是那些夸张、躁狂、横扫一切的文字，也因为批评家无所信。无信则无立，无信也就不能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肯定世界、发现美好。”作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工作的人，批评家必须“先立其大”，即树立批评的大方向，坚守文学的常道，诚实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聚合那些恒定不变的美学品质。借用批评家李敬泽的话说，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帮助真正好的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他时刻警惕写作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商业利益或知识权力的多重绞杀，其文学批评守护着独立纯真的价值信念，多次发出关于批评的“个人宣言”，如《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对话比独白更重要》《批评如何立心》等，这些文章实则是在阐述一种被人漠视的批评写作常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也不仅仅只有冷漠的技术分析，它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郑重地重申批评家对文学价值的信仰，重申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并肯定那种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主要内容、以思想和哲学为视野的个体真理的建立作为批评之公正和自由的基石，就是要越过那些外在的迷雾，抵达批评精神的内面。我甚至把这看作是必须长期固守的批评信念。”基于对这种价值信念的追求，他的文学批评有较高的精神视阈，不拘泥于琐细的文本分析（当然他也重视那些能勘破作家机心、对作品意义有决定性影响的细节描写，如对《红楼梦》及鲁迅、金庸等的小说细节的深入分析），他更是站在灵魂审视的高度来辨析文学的艺术得失。唯有建构起较高的参照系，秉持一种中正坚实的价值立场，批评家的主体才能如一块坚硬的礁石屹立于当代文学的深海中，而不至于被庞大的作品话语泡沫所吞没。他所致力强调和阐扬的伦理、灵魂、苦难、道德等关键词，是人类心灵深处最为隐秘的部分，抓住了这些精神的内在性因素，文学研究才能真正回归本源，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重建人的心灵世界。
作为批评现场中的一员，谢有顺对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处境、遭遇和得失可谓有切肤之感。他一方面为文学批评遭遇的外部误解感到愤懑，尤其那些对文学批评所作的不切实际的外行指责，如要求批评家像战士那样勇敢、发力批判、横扫一切，他予以回应，维护批评的尊严。“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同时对来自批评内部的麻木、堕落和腐朽予以抨击，如批评受到权力的制约，受到商业利益的绑架，或者变成知识的衍生物而走向僵死，造成批评主体的空洞和匮乏等。基于此，他强调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包括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以及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他的批评写作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尊崇“文德敬恕”的话语风度，讲究辞采和性情，是一种“寻美的批评”。即使表达失望、愤怒和批判，也拒绝粗鲁暴力的文风，坚持“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对批评对象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不故作惊人之语吸人眼球，而是以思想的敏锐和穿透力见长。由此进入他文学精神的核心，可发现其写作不是对知识的编译和理论的操演，而是源于内心对文学艺术特性和人性内部世界深切的探究渴望。这种重返文学本体的自由之思，充满理性主义的光辉，文章学理敦厚，发问有力，直抵艺术与人性的深层。
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行动力，大多只能流于清谈，未免有些虚空，而谢有顺非常重视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力，他是一个有能力将自身人文才情转化为现实文学力量的批评家。除了每年应邀到各地作大量的学术讲演外，由他参与发起并担负重要组织作用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至今已举办了十四届，每年一届的文学大奖，是对上一年度中国作家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褒奖，同时，该奖注重发现文学新人，重点表彰那些创作出经典性作品的当代作家。由他撰写的授奖词，以精炼的语言，典雅的文辞，奇警的譬喻，穿透语言的迷障，沉入作家（作品）的精神内部，探析那些隐藏文本深处的幽微亮光，并将其聚拢成为作家文学人格的光辉标识，它们既是对作品历史意识、思想底蕴和美学风格的历史化重构，也是对作家心灵世界的一次深入掘进，体现出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秘密敏锐的洞悉力，亦可视为当代文学批评高度的标志之一。
在文学批评愈发封闭化、偏狭化、碎片化和浮躁化的当下，许多批评家已把自己日益固化在一个极度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很难对自己重点研究领域之外的文体发言，也难以在一个整全的背景下观察文学创作的得失，守护文学的价值定力。综合审视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可见一种重建文学整体性的努力。从批评伦理来看，创作方法上，强调身体的在场，重视感官的解放，要求作家书写真实经验，建立文学的精神根据地，张扬叙事上寻求变革的先锋精神；创作意旨上，要作家呵护人类心灵深处真善美的情愫，书写生存的坚韧和生命的尊严，注重文学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查勘、探寻和建构作用，追求文学的整体观；批评文体上，尊崇“文德敬恕”的话语风格，以趣味醇正、及物见理的批评实践，强力介入文学的现场，让读者看到文学批评的尊严和希望。从批评重心来看，小说研究是重点，同时在诗歌、散文、批评等文体的研究方面均有深度的理论探索，体现开阔的研究视野。从知识谱系来看，虽立足当代创作现场，但理论资源可追溯古典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力求打通古今中外的文论通道作为阐释当代作品的理论来源。从批评伦理到批评重心，再到知识谱系，呈互融共生之关系，显示出整全的批评格局。
重构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史，上述理论观点和批评特征自他写作之初就已初露端倪，其后不断丰富、结实、清晰，形成独具一体的批评话语风格。庞大的文论著述中所表现的繁复的理论观点，体现出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对文学世界的整体性思考，尽管有些理论还有待深入开掘，有的表述失之感性，但无可置疑的是，这种重建文学整体性的努力，已显现出一种沉稳大气的精神气象，必将对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学批评的重建 篇5
关键词：女性文学 去蔽 重建
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80年代铁凝、张洁、王安忆等作家所做的深厚铺垫，伴随着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女性文学异军突起，以“一去永不回”的决绝姿态冲出了男权叙事的藩篱，打破了男性话语对文坛的垄断。女性作家们维护自己的性别，以富有穿透力的笔触去发掘久被男性话语遮蔽的女性生存本相，书写女性所独有的性别经验，在性别的意义上重新构建文学的叙事机制。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从纯粹女性的视角来凸现幽秘的女性世界，并力图清晰地还原出那个自我视野中真实的“女性”。
一、生存之痛的触摸与言说
对于女性在现世生存中的痛苦与挣扎、辛酸与失落，男性作家因性别隔阂而无法真切体验和准确传达，只有女性自己才能最为深切地体察和最为真实地再现。90年代女性文学走进女性生活深处，楔入女人内心，仔细审视镌刻在女性生命上的缕缕伤痕。
在男性中心社会，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支配、伤害以及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约，是女性生命中的伤痛之源。迟子建的《秧歌》就诉说了旧时代男权阴影下女人们的生命痛楚。女萝被强暴怀孕，然后被迫嫁人，尽管男人不忠，她却仍为之操劳，与之厮守；而小梳妆则在对情人的等待中交付出了一生的岁月。女萝与小梳妆的命运遭际作为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宿命，在人生的某一点上相接时，她们发现彼此的人生是大致相同的，都是依附于男性的一生，这是女人难以逃脱的生存劫数。《旧时代的磨房》里，老爷死了，两房姨太太恪守男权文化为女性规定的本分为他守节，在如水流逝的岁月中耗损着青春。
即便在男女平等已经成为广泛事实的现代社会，女性的生存之路也并不平坦。张欣《首席》直面现实，着力传达的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女性生存与情感的双重创痛。欧阳飘雪在商场上像男性一样全力打拼，业务成绩令男士刮目相看，但在情感上却没有归宿。梦烟的职业生涯几起几落，饱尝生存竞争的残酷，情爱生活也是波澜迭起，不如人意。面对现代女性身心的疲惫与茫然，我们不禁诘问：何处才是女性可以停靠的宁静港湾？唐颖《丽人公寓》、潘向黎《无梦相随》也都深刻地写出了现代都市社会中女性的人生创伤。
如果说女性生存的苦与痛大都来自男性社会，那么在男性缺席的纯粹女性世界里，女性是否就能够诗意地栖居了呢？陈染的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纯粹女性生存空间里的紧张与压抑、冲突与隔膜，呈现了另一种女性生存之痛。《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里，一切时代背景都被远远推开，独身的黛二与其寡母支撑起了一个封闭的女性生活空间。母女二人在幽禁中既互相体恤和愉悦，又彼此憎恨和敌视。黛二与外界的接触使母亲时时自危。母亲出于不再归属于男人的深切的危机感，将黛二视为活下去的依靠而时时监控和干涉黛二的个人生活，这种富于侵犯性的爱成了黛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就在矛盾中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
二、惊世骇俗的躯体写作
在男权话语中，女性的身体一直作为客体存在，是男性窥视的对象和欲望的目标，并为男权化的审美辞汇所修饰和限定。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疼痛与抚摸》等小说中所描写的女性身体，都是男性欲望化眼光审视的对象，其对女性身体的描绘语词中也渗透着男性的品鉴和赏玩。而以前的女性作家出于文化和心理的禁忌，也多将笔触从女性躯体之上游荡开。并且与身体密切相关的有关性的叙事，也大都由男性来书写。
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一个革命性的表现就是通过女性自己的眼光来打量女性自己的身体，并冲破传统女性身体修辞的束缚，大胆、率直地书写女性的身体。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从小时候就一个人躲在蚊帐中，以自慰的方式安抚本能欲望，从这种自慰中来认识和熟悉女性的肉身。《双鱼星座》、《私人生活》、《我的情人们》中的女主人公都怀着强烈的自恋揽镜自窥，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赏鉴自己的身体。在作家笔下，女性的身体是美好的、健康的、充满活力也充满欲望的。女性躯体第一次在自我视野中呈现并觉醒，女性的自我认知找到了原初的起点。
同时，与躯体密切相关的女性情欲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中也得到了张扬。80年代王安忆的“三恋”已经写到了女性的生命本能欲望，但那时对女性欲望的书写尚未形成规模。到了90年代，很多女性作家开始毫无顾忌地、赤裸裸地书写女性的性欲望、性体验，将女性性别经验的书写推向了极端。《致命的飞翔》、《糖》、《情爱画廊》、《上海宝贝》里都有很多性爱场景描写，都毫不避讳地描写女性的性爱经历和体验。
不能否认，女性作家对于女性身体的集体书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男权话语，但其中欲望话语的泛滥也损害了文学的格调。
三、女性历史的重新谱写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历史的书写权力一直由男性垄断，而历史的主体也基本由男性来担当，可以说，是男性在演绎和诠释着历史，而女性则一直无法参与历史的进程。妻子、母亲的角色设定使女性始终处于被男性命名的状态，而话语权的剥夺又使得女性无法言说自己的生存经历和性别记忆。因此，女性的历史是被遮蔽和忽略的。
20世纪90年代一些女性作家把目光投向苍茫的历史时空或者追溯母系的历史，或者以女性的生存经验为材料来重新结构历史。例如，王安忆的厚重之作《记实与虚构》在两条历史链条上展开叙事，奇数章节以母亲的姓氏为源起，回溯至远古，在想象中探寻母系的血脉渊源，也即虚构；偶数章节追述自己父母的人生经历以及“我”的既往生命历程，此为记实。尽管王安忆重建母系历史的宏愿最后折戟于对父辈母辈历史的梳理，但她却凭借这个具有巨大历史覆盖性的文本完成了一次女性个人与历史的对话。其后的《长恨歌》则是一次辉煌的突破。在小说中，帝王将相等主流历史人物隐退了，时代更迭也成了淡淡的背景，一个女性的一生凸现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王安忆绕开宏大历史叙事的一般模式，用嘁嘁喳喳的流言、琐细讲究的衣食起居和躲躲闪闪的男女私情等各种世俗生活细节架构起一部完整的女性个体生命历史，而这一个体生存史又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几十年的风云变迁密切相联。这样，女性的个体生存史与主流历史暗中叠合了。与王安忆的历史叙事不同，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在真切的追忆中连缀起女性群体的历史。家族中所有的女性都携带着各自的爱恨悲欢，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可以说，这篇小说是对不同历史时空下女性生存历史的概括和总结。并且，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使得女性历史的构筑变成了女性个人面对苍茫历史岁月的孤独倾诉。
四、女性乌托邦的营建
由于一些女性作家认为女性所遭受的诸多戕害都是男性及文化所给予的，因此，她们对于男性就有一种明显的抗拒，反映在小说中，就是建立一个男性缺席的纯粹的“女儿国”，张扬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
20世纪80年代末，王安忆就曾在她的小说《弟兄们》中书写过女性之间的极端情谊，但其目的却是对这种同性乌托邦提出质疑。90年代女性文学对此题材的再度捡拾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抨击男权文化，将自我的角色从男权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彻底剥离出来，以求得纯粹的和绝对的女性身份。陈染《空心人诞生》揭示出极端女性情谊的选择是出于不堪忍受和男性在一起的恐惧和痛苦。紫衣女人因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离家出走，与年轻美貌的黑衣女人生活在一起。由同情、理解和关怀构成的同性情感将来自男性世界的伤害拒之门外。林白《回廊之椅》异曲同工，写一个姨太太和她的使女，在丧失一切外在保护又面临政治风浪威胁的困境中如何相依为命。陈染《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描写了类似同性恋的极端女性情谊。黛二与伊堕人是两个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远离了第二性的女人，她们以一种精神之恋修筑起一个独立自足的同性城堡，以隔离开笼罩于男女两性关系上的男权文化的阴影。
但是彻底拒绝了男性在场的女性乌托邦是否就是一个女性的乐园呢？当然不是。陈染就在她的小说中写出了女性乌托邦内在的缺陷和其间微妙的矛盾。这就充分说明，对于一些女性作家来说，在小说中构建女性乌托邦，不过是挑战菲勒斯机制的一种策略选择，她们自己也并非不知道这种乌托邦的脆弱性和虚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