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动的文化批评

躁动的文化批评（共7篇）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1

意象批评就是文学批评家通过比较直观的形象来表现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意象批评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远古时代,《诗经》中就有“吉甫作诵,穆如清风”的诗句,可以说,此时意象批评就开始孕育了,所以民族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社会历史背景是意象批评产生的内在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直觉领悟式的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共同创造的文化,这造就了文学中多用比兴的方法。意象批评是比兴手法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射影,是传统思维方式和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共同助生的结果。以比兴进行文学创作,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就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段,之后,《楚辞》、汉魏乐府、《古诗十九首》、唐诗等接踵效仿。从《诗经》“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开始,到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再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等,以“比兴”的方法评论文学又成为了文学批评领域的主要评论样式。它作为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贯穿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始终。比兴的大量运用,使理论批评具备了一定的神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多用意象批评的特点,是与重直觉领悟的传统思维方式及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紧密相联的。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重感知和领悟的思维方式,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批评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直觉领悟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学批评家的审美倾向,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喻示文学作品的内在底蕴和兴象风神,从而理解批评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具体批评方法上则表现为讲究立象以尽意,形象地反映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钟嵘在《诗品》中评诗时,许多地方便采用形象化的诗性语言来描绘,表达他所体悟到的批评对象的独特风格。如“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以“海”和“江”为喻,喻示出陆机才赋的深和广,且文笔富于汹涌澎湃之势;而潘岳才赋多而缓,文笔舒缓有致,这样的喻示形象生动。其次,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影响到批评家的审美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以“人”为认识、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它重视的是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中,借外界之物来表达作者和批评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象化了的“情”与“志”,使其审美趣味、文学观念栩栩如生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天人合一”理论在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中,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渗透到文学批评中。钱钟书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篇题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的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的特点。以人的心肾比喻文章的理致、筋骨比喻文章的气调,同时,又以人的神、魂、魄、脉、骨、主脑、诗眼、肥、瘦等术语来品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中的物化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以树根、枝叶、垂荫、滋味、金刚眼睛、香象渡河等术语品评文学作品,显示出批评家鉴赏文学作品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趣味。所以,意象批评很好地迎合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及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

从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看,意象批评的兴盛,与战国游说、汉末品题和魏晋清议的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策士为了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说服对方,极尽比喻之能事。如《战国策》中江乙用“狐假虎威”比喻北方诸侯害怕楚将昭奚恤,实际上是害怕强大的楚国,庄辛用“亡羊补牢”讽谕楚襄王应及时奋发图强;《左传》中宫之奇用“唇亡齿寒”晓谕虞君不应借道给晋伐虢。近人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中有记载:“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时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颇足以挽势利夤缘之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正是这种时代风气下的产物,此书无论记言还是记行,所运用的比喻,无不令人击节称叹。如《言语·第二》中孔融之子用覆巢之下复有完卵比喻曹操杀父亲必株连及己,袁羊用清流、惠风来比喻谢安兄弟诲人不倦;《文学·第四》分别以“显处视月”和“牖中窥日”为喻,评价了北学和南学的不同之处。如果说战国游说主要为意象批评提供了语言运用上的养料,汉末品题和魏晋清议则直接催生了它的萌芽。

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的文化批评研究 篇2

痛苦的奴役经历和世代传承的非洲族裔文化,以及长久以来遭遇到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塑造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意识形态和鲜明的群体特征。这使得她们被主流文化排斥在族裔和性别的边缘,无法寻得身份认同。当代学者大多将“身份认同”界定为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生活和劳动协作中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知和自我定义。从广义上讲,“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某一意识主体在主流文化与边缘价值观念之间的有关自我属性的定位。身份认同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伴随不同思想意识与价值主张的碰撞与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主体所遭遇到的巨大精神迷茫和挣扎。美国黑人女性群体同时被白人霸权文化和男性中心主义排斥在种族和性别的边缘,她们既是族裔上的“他者”,又是性别上的“他者”。面对主流文化的影响与同化,黑人女性一方面难以避免地接受白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时刻用本族裔的文化警醒自身的独特文化身份。事实上,正是根植于思想深处的民族文化给予美国黑人女性反抗男性中心主义与父权文化,追求自我身份价值的勇气和力量。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种族经历使得身份认同这一主题长期以来占据美国黑人戏剧的创作。受奴役、受压迫的悲惨经历和根植于白人主流文化中的种族歧视观念将美国黑人群体排斥在“边缘”地带,使他们成为无身份的“他者”。美国黑人群体在白人文化的同化影响下,在传承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和精神意志的同时,积极探寻群体的身份认同。黑人女性戏剧是美国黑人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凄惨困苦的奴役经历、来自种族歧视和性别偏见的双重压制和排斥,使得自我身份认同成为美国黑人女性戏剧创作的重要主题。黑人女性剧作家将切身的精神困惑、生存境遇和身份迷茫展现在创作中,讲述作为少数族裔女性群体所遭遇到的性别歧视和族裔压迫,表达出希望改变命运,确立身份的愿望和诉求。洛林·汉斯贝利的《阳光下的葡萄干》、吉布森的《重聚》及阿德里安娜·肯尼迪的《黑人的开心馆》都是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中的代表作。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黑人女性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迷茫和困惑、挣扎与反抗。美国黑人女性戏剧通过讲述身为少数族裔边缘群体所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将真实的黑人女性的情感诉求、精神疑惑、生存境况和思想迷茫展现在世人面前,对“他者”的身份认同途径和策略作了积极有益的探讨。

洛林·汉斯贝利的《阳光下的葡萄干》获得了纽约剧评界奖,是第一部得到美国主流文学界认可的黑人女性戏剧。剧作以主人公杨格一家在得到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金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主线展开,反映了黑人群体在白人霸权文化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以及他们为改变自身命运所做的反抗与斗争。丈夫的死使黑人妇女丽娜获得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赔偿金。这笔钱成为原本拮据的一家人改变困窘现状的最大希望。丽娜希望在白人居住区置购一处新居,女儿柏妮莎借助这笔钱终于能够支付医学院高昂的学费,儿子沃尔特也有了做生意的本钱,可是一切并不像他们理想的那样顺利。由于遭到生意合伙人的欺骗,沃尔特的生意投资连同妹妹柏妮莎的学费都石沉大海。沃尔特的生意梦化为泡影,妹妹柏妮莎渴望从医的愿望变为乌有。原本满怀憧憬的一家人只能把改善生存境况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购置位于白人居住区的环境优质安沃的新房上。但令人愤慨的是,社区的白人居民竟然集体抵制杨格一家,甚至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下他们的房子以阻止他们搬入。面对白人社区的打压和排斥,一家人没有妥协。凭借坚忍的意志和勇于反抗的决心,母亲丽娜带领家人抵抗住金钱的诱惑,无畏白人的威胁和恐吓,勇敢地搬入新居,开始全新的生活。

在白人中心主义的社会中,黑人作为少数族裔群体被排斥在社会机制的边缘,是没有身份、不被认可的“他者”。他们无法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因此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迫切地希望改变自身的命运。“在《阳光下的葡萄干》中,作者汉斯·贝利洛林提供了两种寻求身份认同的道路,一是通过改善经济条件而提升社会地位,以获得自我肯定及社会认同;二是通过追溯黑人自己的历史,以求在历史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以获得一种确定的而非飘忽不定的身份”[2]。

摘要：美国黑人女性戏剧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将身份认同作为创作的核心主题。黑人女性剧作家通过讲述自身群体在美国白人霸权文化和男性中心主义的压制下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疑惑,积极探讨摆脱“他者”身份和边缘处境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确立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的策略。文化批评视角下的美国黑人女性戏剧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黑人女性身处异质文化中所经历的种族、性别双重压迫,以及力图改变命运,确立身份的愿望与渴求。

关键词：文化批评,美国黑人女性戏剧,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张学祥.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之鸟瞰[J].电影文学,2008(14).

[2]王军,孟庆娟.美国黑人女性戏剧作品中的身份批评研究[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4(2).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3

关键词：《金瓶梅》,文化批评,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 西方的文艺理论被逐渐引入我国知识界, 在文学研究中引起一场批评方法的革命。其中, 从文化的角度来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的方法,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 并形成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 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文化热”。

一、从文化学视角研究《金瓶梅》有其合理性

文化批评方法主张从作品文本的内部构成来反观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特质, 或将作品置于中国文化、人类文化的背景中来判定其文化价值、文化意义。简言之, 文化批评方法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标本来加以研究的。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对《金瓶梅》进行研究, 有其明显的合理性所在。

首先, 《金瓶梅》的文学文本的一般性质, 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文学对人的关注方式来看, 文学家总是充满热情地将人的丰富多彩的生命情态和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反映在作品中, 全方位地传达当时社会的各种文化信息, 使我们能够跨越时代障碍和思想限制去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从文学的表达与存在的独特方式来看, 文学通过塑造典型形象把人的全部活动和人类的所有经验完整地表达出来, 因此文学形象是以生命整体的形式存在着, 而社会的文化信息和人类的发展潜能便必然附丽于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中。从文学的价值层面来看, 文学所呈现的现象世界是复杂的具体透视各种价值关系的窗口, 它提供了价值活动的典型事例, 以及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动机, 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而“价值”则是文化的核心层面。

其次, 《金瓶梅》作为明代长篇通俗小说的特殊性, 也决定了它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第一, 对《金瓶梅》作文化学的分析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从来不把文学当作纯艺术看待, 而是高度重视文学与社会的整体联系, 重视文学反映生活、概括人生的文化特点。中国古代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文学的也是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的、教育的, 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映和表达。因此, 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 并未脱离古代文学思想的实际和文学创作的实际。第二, 小说这种叙事性文体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文化描写, 特别是风俗描写的功能。而明清长篇小说的题材取向从《金瓶梅》开始, 从王朝盛衰、神神鬼鬼转向了社会现实、市井生活, 这样就使其文化学的内涵更为丰富了。举个例子, 在《金瓶梅》中, 那些风俗描写有时是情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纽带, 有时是借它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还有时是展现风土人情, 渲染时代气氛, 为人物活动创造具有时代特色和民俗情趣的典型环境, 造成一种具有立体感和真实感、与人物性格相契合的人文环境。

二、新时期对《金瓶梅》的文化学研究

第一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整体性研究。代表专著有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 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对《金瓶梅》进行了诠释;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 内容涉及对各种具体文化的研究;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 从性别角度对《金瓶梅》的文化进行审视;还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 等等。论文有王祥云《从〈金瓶梅词话〉包蕴的文化理念审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反映出来的天命观、人伦观、价值观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 文化的差异是由不同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所致;罗德荣、胡如光《〈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 从文化层面探究妻妾争宠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社会实质及其悲剧性;张进德《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 认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 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势的超越。此外, 还有王平《〈金瓶梅〉:文化裂变孕育的畸形儿》, 陈东有《〈金瓶梅〉文化意义刍论》, 王启忠《简析〈金瓶梅〉“生殖崇拜”文化返祖现象》, 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 等等。另有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 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 霍现俊《金瓶梅新解》, 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 等等, 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 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

第二类是对《金瓶梅》文化的专题性研究。这一类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物态文化层的研究。例如对《金瓶梅》饮食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 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 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 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 田秉锷《〈金瓶梅〉与酒文化》, 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 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 等等。其次是行为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民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研究。这方面主要著作有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金瓶梅〉小考》, 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风习》、《磨镜·画裱·银作·漆雕·织造———〈金瓶梅〉反映的明代技艺》, 刘秉果《〈金瓶梅〉中的体育文化》, 梁今知《〈金瓶梅〉所见晚明市镇音乐活动》, 邱绍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 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 蔡国梁《〈金瓶梅〉反映的明后期的城市经济生活》, 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 王启忠《物欲横流本末颠倒———〈金瓶梅〉对经济文化异质新态描写的价值》, 等等。最后是心态文化层的研究。如对《金瓶梅》的宗教研究和性观念研究。宗教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 朱越利《论〈金瓶梅〉中的佛道教描写》, 石景琳、徐匋《金瓶梅的佛踪道影》, 孔繁华《〈金瓶梅〉与宗教》, 王启忠《简论〈金瓶梅〉宗教描写中的新形态》, 此外, 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宗教, 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 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 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 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 等等。我国学者有王祥云《〈金瓶梅词话〉中性爱描写的文化阐释》, 谢真元《对男权中心的文化批判———略论〈金瓶梅〉〈肉蒲团〉性描写的象征意义》, 等等, 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

三、当前《金瓶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文化批评的方法为《金瓶梅》的外缘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审美角度和操作方法, 但需要注意的是, 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对于当前的《金瓶梅》研究中的“文化热”, 我们仍要保持一种谨慎和反思的态度。

首先, 当前的《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出现一种“泛文化论”的倾向。或是处处皆是文化, 除了文化别无他物;或是将《金瓶梅》所反映出的一个时代的文化片面地等同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 从而忽视了明代文化的特殊性;或是仅仅满足于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罗列, 而并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和探讨, 研究取消了深度, 走向平面;或是进行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建设, 对同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反复的却没有任何进展的研究, 比如对《金瓶梅》中的“茶文化”“酒文化”一类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 但基本没有超越戴鸿森、田秉锷等人的研究成果, 这是对研究精力的一种浪费。

其次,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存在一种观念先行的现象, 而缺乏田野调查的实践精神。研究者往往先行接受或主观设定一种文化观念, 以此为研究模式, 再从文本中寻找相应的论据, 以此来阐释《金瓶梅》时代的某种文化现象。而对于这种文化观念是否与历史相符, 是否切合独特的文学现象, 则并不进行详细的考证和坐实。

再次,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逐渐呈现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一是过于强调文化研究的多元性特点, 而丧失了研究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批评标准, 这种自言自语式的文化研究不利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激发, 也容易造成《金瓶梅》文化研究的无序状态;二是《金瓶梅》的文化研究者不能有效地将西方的文化批评方法“极度语境化”, 很多只是生硬地套用西方理论的名词、概念, 而并未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研究对象———《金瓶梅》文本本身的具体情境进行合理的整合, 从而导致《金瓶梅》文化研究的“失语症”;三是在对《金瓶梅》的研究中对文化批评方法盲目倚重, 使对文学的研究沦为文化研究的附庸, 丢弃了对于文学更基本的东西———审美的维度, 忽视了对文学的诗性的把握。

最后,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到机械唯物反映论之中。作为文学的《金瓶梅》不是“镜子”, 不是被动地反应或反射, 而是投射, 是能动地干预和表现。新时期的《金瓶梅》文化研究仅仅把这一文本当成是一部明代中期的市井生活的静态的“风俗画”, 其研究只局限于对《金瓶梅》所反映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层面的探讨, 而忽视了作为文学的《金瓶梅》对于其历史语境的反作用:一是对作者兰陵笑笑生个体, 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阶层的欲望的满足, 矛盾和焦虑的缓解;二是塑造一种文化 (当然单这一部作品的影响是不够的, 需要与当时同一类的文学作品联合起来) , 使那一个阶层的人们能更充分地适应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

参考文献

[1]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1, 第1版.

[2]皋于厚.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学苑出版社, 2004.12, 第1版.

[3]张利群.多维文化视阈中的批评转型, 2002.4, 第1版.

[4]盛源, 北婴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1, 第1版.

[5]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12, 第1版.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4

一、文化唯物主义与媒介话语

在中文世界的学术话语中,“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这一概念有两个源头。一是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成名作《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及后来的《文化唯物主义》一书。哈里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命题的基础上,通过对人类学中既有理论派别的批判性考察,试图建立一种旨在有效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具有科学性的研究策略或范式,完成自己新实证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及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与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不同的是,哈里斯根据现代人类学的最新发展,不再以物质条件作为核心范畴构建历史唯物主义,而代之以人类的文化活动为中心,尤其是将日常生活经验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重新发掘历史唯物主义潜含的科学性。譬如,在对语言行为的社会地位的论述中明确指出,传播包括语言,在协调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但语言本身“不能被看作是基础结构、结构或上层建筑所独有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被看作是行为或思想所独有的现象”[1]。体现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风潮之后,人类学界对特殊文化形式———语言范畴的重视和省思。

与传统社会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论相比,哈里斯对人类社会生活作了更为多面、复杂的分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造,作出巨大贡献;但整体上看,他并没有解决现代社会日益繁复驳杂的文化的地位问题,相反依然在“二元论”的终极隐喻中寻求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合理解释。在中文世界,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或方法论基础,并被广泛推崇的是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作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中坚人物,他需要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策略诸方面找到新的学术动力,以便回应工业革命以后引发的种种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问题。威廉斯认识到,社会政治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得到广泛的宣示和解析,而包括识字、先进传播方式在内的文化革命却并未得到重视,甚或遭到抵制。[2]这既来自对历史现实性的漠视,也根源于对“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精英主义观察方式。他借助人类学视角,强调了文化的日常性、普通性,反对将文化仅仅看成是经济条件、身份地位的折射物,或者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的宰制性的工具。所以,重新设立“文化”范畴,并将其置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核心,成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建设的基石。

威廉斯认为,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都必须考虑到具有决定作用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它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这些原初论述时使用的隐喻性的词语,在其普及化过程中往往被当作精确的概念或者对社会生活的描述性术语,逐渐脱离了语境上的“关系性”,最终成为相对封闭、抽象的范畴或领域。事实上,真正应该关心的并非“基础”、“上层建筑”概念本身,而是“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现实过程”。他把这些区别于经典或变化了的思想传统的理论观点、研究原则,称作“文化唯物论”,即“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3]。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带来文化研究观念上的颠覆性的转变:其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二元论隐喻模式被消解,使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业社会、后工业(消费)社会依然具有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解释能力;其二,包括文学、艺术、传媒在内的符号形式不止是被决定的上层建筑问题,同时也是与经济、科技等生产性力量一样的物质实践问题。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范式,尽管“没有充分陈述通俗媒介文化在话语方面的开放特性”,可他却通过对媒介、民主和共同体等现代社会诸多重要议题相互关系的论辩与申说,为传播媒介的话语分析方法提供了“当代的批评里所没有的形式”[4]。从普遍意义上看,媒介文化可以从“完整的社会秩序”层面去解释,它是由各种社会活动组成的“秩序”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从个体“信息精神”层面看,媒介文化又构成了各种社会活动的全过程,并通过语言、艺术风格、脑力劳动等具体形式展现出来。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它极度依赖于语言符号等具有表征性的实践意识和动态系统,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公众话语”[5],这些言语符号以及组合成的话语形式,不再是与“现实”、“世界”相分离的、封闭的物质要素,而是流动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既被社会活动所渗透,又渗透到所有社会活动之中,具有着物质实践和意义象征的双重属性[6]。因此,媒介话语是“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一种“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一种“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7];它隐含着意识形态策略,是权力角逐、斗争的竞技场,并作为文化资本参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二、媒介话语的实践意识

在批评理论领域,多利默、辛菲尔德曾在合编的论集《政治的莎士比亚》中,按照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概括出“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的批评原则,通过关注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戏剧的各种“机制”(institutions),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剧场演出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8]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根据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方式的大众传媒的独特性征与批评方略,可以从物质技术、历史变迁、传播属性等不同层面,重新阐释传播体系规制下媒介文本的生产机制与意指实践,并探究其具体的话语表征功能。

(一)话语活动的物质性

对新闻传播技术的考量,是媒介批评有别于文艺批评、哲学批评及社会批评的重要标尺之一。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语言符号行为和话语组织过程都面对一个共同的变量,即技术性的物质手段。在媒介话语分析中,技术视角包含话语本身的技术性勘察和媒介技术操作方式的不同带来的话语组织的异质性。从泛媒介论的批评理论看,一切人工制品,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电子的或人体器官直接间接生产的人工制品,都是技术;这意味着,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也是一种物质性技术,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技术化的表达实践与符号理解。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主导性话语生产机制的差异,沃尔特·翁作过细致的区分,他认为言语为核心的口语文化里拥有独立的话语,如套语、箴言和预言等,但整体对人而言“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是从无意识的深处涌入意识的”,而文字就像柏拉图说的是外在的、异己的技术,“完全是人为的东西”,“把言语转换为文字的过程受到有意识制定的、说得清楚的规则的制约”[9]。同时,翁也强调了口语文化的社会性,尤其是口语文化中暗含的规则、语法,直接影响到不同群体话语的组织模式和表达机制的形成;不过与之相比,文字的物质技术特性、并作为“独立的话语”更为显见。

随着大众传媒物质手段的演进和发展,媒介话语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色彩。新闻、广告、公共关系、娱乐等不同领域的话语,相互借鉴并日趋丰富,既给媒介话语分析带来鲜活的资源,又让话语分析的批评模式走出单一化、封闭式的格局。以媒介技术的操作方式和话语的应用特征为例,即便在“读图时代”,报刊话语依凭其“文字性”和深度写作策略,在媒体市场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并能满足传统型受众的阅读需要;而在现代社会具有统治力的电视媒介,以其对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的综合把握和运用,在信息传输和娱乐消遣方面,为社会大众提供精彩纷呈的栏目,电视画面的真切性、流动性和延续性赢得广泛受众,电视话语的表达方式、叙述结构融汇了书面文化和口语文化某些精髓,尤其对日常生活话语的灵活使用,使得媒介话语与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联系得更加紧密;在数字媒介出现并繁荣之后,语言生活不再是传-受式的习得、模仿,而真正成为互动式传播、交往行为的创造性领域。总之,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媒介形态的分殊乃至融合,促成话语技术的多样化和异质风格。

技术决定论者常常将技术的演进,看成是社会关系、传播模式、话语实践的重要变量,或者说,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会有新的媒介形态出现,进而产生特定的文化形态和语言生活。事实上,话语本身的技术性和媒介技术引发的话语风格的异质性,是以相互交融的方式存在于具体的媒介实践和意义生产过程中。就像电报的发明,既是电子技术创新的结果,同时由于按字计费的经营方式,鼓励了一种“简约主义”的话语风格,最终形成非个人化的、商业和规则驱使下的语言组织模式。这些多种力量的牵扯、缠绕,来自社会环境的整体性变动,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是“社会意向”运作的结果。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之间形成互动关系,科技是否获得有效使用得益于由个人意向汇集而成的社会意向,并通过优势团体塑造、推广。[10]媒介话语也是如此,社会环境的变迁带来生活方式的变革,大量表征新的社会经验的话语陆续涌现,借助多元化媒体的组织、接合和传播,又重新建构实体性的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那些更具民主潜力的新兴媒介,大众对话语组织、模式建构的参与度越高,其风格与日常生活经验更为接近。

(二)话语秩序的历史性

语言符号与意识活动有着同样长久的历史,根植于人类相互交流、交往的需要。在整个物质生产和传播实践过程中,言语、语言或话语,既是传递意义的载体和工具,又是传播媒介本身,是社会中的核心活动要素之一。文化唯物主义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策略,作为“在创造的手段和环境中,对所有的意指形式的分析”,是以隐喻性文本的理解、阐发为基础,因此可以说,充分的历史语义学“等同于文化唯物主义”[11]。在人类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建立的各类书写、传播形式中,话语的叙述与表征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大众传媒兴盛、发达的20世纪至今,媒体语言一直成为人际沟通行为、社会结构秩序的“显示器”,语言形态、语义应用的更新与嬗变,能够直接窥见“现实”、“世界”、“人类”、“自然”等范畴关系的重构、理解的迁移。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媒介中,“无产者”、“干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工农联盟”等一度是热门或流行词汇,在各类媒介话语秩序中占有独特位置,但随着当下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的推进,逐渐很少作为关键词语出现;还有的词汇,如“革命”、“家庭出身”等,则在话语使用中转换了之前狭隘政治化语义。凡此,都反映了媒介话语的语义变迁和语用涵化。

词项组合、词汇意涵的变化,并不只来自于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意义的自然延伸,或语言政策规制、引导下的语义复制,更是特殊历史情境带来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经验模式的表征,那些重要的语篇形式、言语行为,在媒介机构、公众生活中被广泛应用,并成为日常交际行为和大众传播实践里共享的象征性符号,与社会情势、时代风尚交相呼应,“蕴含了一种不仅是思想的而且是历史的结构”[12]。媒介话语的结构性征及其意义生产机制的演变,既是现代社会鲜活的语言发展史,又是一部价值观念史。所以,媒介话语分析,需要在把握表层的词义转换、变异的基础上,还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文本结构、话语秩序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影响因子。语言或话语实践的这种历史性,有时是通过漫长的进化过程实现语义转变的,有时是经由大的历史变局或科技革命完成的。像晚清到民国初期,白话报刊的大量涌现、启蒙主义话语方式的建立,正是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面临重组的趋势的呈现;而当下网络媒介中不断孳生的新语汇、新的话语表达行为,也是媒介技术快速发展之后,社会价值取向消费化、娱乐化乃至民主化的表征。

对媒介话语历史层面的重视,还体现在传媒的本体意义上。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新闻内涵的一般性界定;这意味着,新闻报道文类属性中包含着时态性和事态性,或者说,能够被称作“新闻”的话语结构,既明确区别于编年式、纪传式的历史文本,又与历史叙事有着相同的属性。今天的新闻事实,必然会成为明天的旧闻抑或历史,所以说,“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13]。分析新闻和历史的核心命题———真实性问题,都必须研究叙述话语的结构模式和修辞策略。在传统新闻观和历史观中,叙事被看作中立、客观的事实的“集装箱”,报道与陈述模式依凭自然化、通俗化的话语方式直接呈现,新闻或历史事实本身就是由“真实的”、“生动的”故事构成;这种对“真实性”事件的认知和理解,忽略了故事的话语性征与叙述过程中的策略应用,难以真正把握客观事实讲述、再现媒介葆有的限制功能。正如海澄·怀特所言,“叙述说明不会仅仅包括对事件的表述(单纯存在事物的陈述)和争论,它们还会包括一些诗意的和修辞的因素,只有通过这些手段才能使一系列的事实转变为一个故事”[14]。和历史话语一样,媒介话语是通过对已发生事件的“去陌生化”处理,揭示或提炼大量表象中的真实境况。

(三)话语传播的经验性

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实践方式之一,话语分析就是对这种文化实践活动的拆解、把握和判断。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之后,语言及其作为话语结构的具体运用,不仅是语言学、修辞学学科内部的操作技巧行为,也是集中体现社会文化结构、日常生活现象的符号象征领域,话语组织与社会文化之间形成超越“反映论”模式的修辞性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媒介话语被视为建构性的(尤其在批判的语言学知识谱系中),既建构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又通过日常经验的再现和表征实践,完成文化再造过程中意义的共享与传播。各类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利用不同的媒质,像报纸新闻话语、广告劝服话语、电视娱乐话语等,都通过自身的优势展示话语形式的丰富性、多变性乃至经由媒介融合建造新的、复杂的话语生态系统。以广告话语为例,作为文化形式的广告,其早期主要是通过商品信息传递获得社会的认可,话语编码是直接的、简约的;在广告越来越成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支柱、成为商家企业发布和推销产品的重要方式,广告话语的意义陈述与产品实体之间,渐渐出现某种“间性”;当生产型社会被消费型社会取代,大众的日常生活日趋艺术化、美学化,广告文本更多地利用设定性、煽情性话语方式和修辞策略,达致同一性文化趣味、价值观念的构建。

媒介话语的修辞功能或社会作用,更多来自其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在大众传媒体系中,话语的意义生产和社会效果,需要通过规制化的组织、机构完成,不同社会领域或机构背景中,会因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介入”,出现不同的话语类型,进而形成习俗化、标准化的语言规范和编码程序,以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个体对世界的意义体系。同时,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的型构过程,又是借助特殊的权力关系运作的;如同词语表达所包含的意思那样,“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权力实施和权力斗争的一个方面,是在权力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意义”[15]。这种权力曾经是党派争讼、政治攻讦的工具,是知识、“真理”的象征性表达,如今日益微观化、经验化,进入大众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实践。媒体权力不仅通过媒介机构的文本制作制度、意义生产方式呈现出来,还经由迎合、塑造社会中普通个体的言谈、举止及价值、趣味予以实现。在消费主义逻辑中,媒介话语的权力结构因与日常生活的接合,逐渐弱化了灌输性、指使式的意指实践,而是在集束符码的传输中,使得文化权力和身份意识常识化,成为差异化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隐晦、又是最革命的结构性力量。

话语与意识形态、权力的融解、媾和,无论从心理认知逻辑还是表征实践领域,都改写了有关传播媒介的语言符码的传统观念。就像保罗·吉所说的,“交流信息”是语言至关重要的功能和目的,但绝不是惟一功能,通过社会实践才能产生意义的语言,还具备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维持不同文化、群体和机构中人的归属的根本功能。[16]媒介批评中的话语分析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理论和方法。在现代社会中,经由政治的民主化、传播的多元化,先天性的身份地位、种族区隔已经日渐淡化,但社会结构中依然存有严格的层级划分,拥有社会文化资本的权势阶层或群体借助既得的财富、权力,掌控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行机制和分配规则,并通过交际和话语的方式施行、维护甚至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阶级话语、种族话语和性别话语,作为文化场域的主要不平等机制产生的实践形式,也在各种媒介话语表征中呈现。权势阶层以“文化霸权”(Hegemony)的方式,占据了媒体话语的主导权,协同、调控着思想舆论、价值理念、审美趣味的生成、延展和稳固,同时其压迫性和固有的偏见,也不断遭遇被压制群体或弱势群体,从不同信息渠道表达意见的话语、修辞行为的抵御和反抗。媒介话语体系里蕴含的冲突、平衡和斗争关系的研究与阐释,正是“分析社会历史中的挑战和变革的条件之一”[17]。

三、媒介话语分析的在地思考

当代媒介话语分析的普遍性观念,源自批评的话语分析或者批评语言学的知识与实践,研究者大都将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作为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吸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思想,透析包括日常交际、情景会话、大众媒体在内的语言文化形式的建构主义功效。这种批评模式,对于传媒业背后支配性的生产方式、受众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意义理解行为等,有着全面、不乏深刻的洞察。近年中国媒介批评领域,通过借用一般性话语分析理论解析本土媒介事实或案例,业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使媒介分析在传统的实证研究和批判分析之外,获得新的阐释原则和探究路径。

但是,媒介话语与社会变迁、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一种现成模式所能涵盖;相反,它依赖于媒介文本、媒介现象得以生成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创生机制。即便在当下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西方媒介理论已经成为全球媒介霸权的一部分,媒介理论以及媒介实践仍旧反映出了一些其他传统”,“因为文化以及长久以来的历史经历具有根本性的不同”[18]。像话语行为中词项的选择、语义的生发乃至修辞伦理等,在相异的民族传统、制度安排中,都会同中见异。像当代中国的口头、书面乃至视觉话语的结构模式、语义空间及认知逻辑,都深深烙下文化积淀、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印记;尤其是汉语言的语用传统,仍然是言语传达和理解的基石。这意味着,媒介话语的分析模式必须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更加重视对话语组织、修辞策略“在地性”(Locality)实践及其变动机制的研究,对话语的社会政治、人际传播及文化传承等功能,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总结其独特性征和意指实践。

作为一种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批评行为,话语分析注重对传播过程中超句单位的宏观语义分析,尤其强调“结构”、“语境”、“理解”三个方面,是整体性的语用材料及生产过程的研究。[19]这种对语言社会实践性的偏好,与文化唯物主义不仅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而且后者还能够为前者提供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理论资源。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语境化的理论”,它试图在社会结构理论的“内部批判”与文化斗争理论的“历史根基分析”之间架设桥梁,辨明文化产品赖以制造和流通的各种关系渠道,在此,“文化不是生产的反映,其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实践”。[20]人类在借助传播媒介交际传播过程中,话语的生产组织、结构模式和意义理解本身,都带有语境化或“在地性”的社会实践特征。无论是媒介话语的技术性编码、不同媒介技术引发的话语形态变迁、乃至话语领域中的权力斗争,必然是具体的、与其他实践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有机联系的互动过程。而且,现代传播的话语实践,就是文化实践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对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知识信仰,不只具有型构力量,也是客观的表征形式。

媒介批评中话语分析方法的文化唯物主义重构,意味着话语分析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深度介入。从国内过往话语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情况看,“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及其内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决定了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传播话语进行一般的话语分析”,“因为每个学科产生的环境、存在的理由、自身的特色,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不加区分地将其他理论与方法尽收囊中”[21]。文化唯物主义视角,有助于我们在“媒介全球化”的进程中,按照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及媒介学的学科独特性和发展逻辑,重新认识“汉语世界”媒介话语的结构、机制和功能,尤其通过对本土传播话语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动态分析,有效揭开特定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的权力的面纱,为建立和谐传播秩序和共同文化愿景,开辟平等、参与性的公共话语空间。

摘要：话语分析近年被广泛引入传播研究领域,并已成为热点。本文透过文化唯物主义视角,试图提出一种媒介批评的话语分析模式。从行为层面看,不同传播媒介的话语结构具有异质性,但作为技术性的物质手段和符号表意行为,都是流动的现实过程的一部分;从历史层面看,媒介话语的语义转换,蕴含着话语表征机制、理解语境的差异,是社会情势、价值观念嬗变的结果;从传播层面看,世界意义体系常识化、经验化的处理方式,具有维持差异性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媒介批评的话语分析方法,有助于重塑积极、批判的话语阐释空间。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5

来源http://www.4165.cn

此画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不尽其数非难和误读。有批评家甚至抱着十足的否定态度给出了如下批评：爱神丘比特与母亲维纳斯两个形象所表达的感情超乎常态的亲昵，而且形象画得过于甜俗。深入地探究一下这幅画作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画家的创作风格我们会发现这是历史的误读。

1．“样式主义”

布隆奇诺的艺术风格被批评家们划归为“样式主义”。“样式主义”(Mannerism)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到17世纪巴洛克艺术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艺术现象，它既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崇高和谐，也区别于后来的巴洛克艺术，表现为反对理性、典雅、优美、和谐等原则，强调想象、寓意、夸张、标新立异，是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的艺术风格，史家们称这个时期的艺术风格为“矫饰主义”或“样式主义”。上述批评具有极强的时代主流价值观念烙印。它的时代局限性不容置疑。另外，由于这些批评家们不能摆脱其道统立场而给出超脱、客观和公允的评价。这些评价是特定时期代表特定集团利益的评价，它不能代表不同时代不同种群的人的观点。道统的评价却成了艺术批评的主流。传声筒、留声机式的艺术批评使得批评界铁板一块，以至于很难听到主流声音之外的有创意的批评。创意的缺失势必造成文化多样性的丧失，进而影响整个文化事业的进步。

每一个体的批评者或鉴赏者对具体艺术作品的评价具有强烈个体主观意识。艺术批评和鉴赏是一种个人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审美经验活动的再创造。个体差异导致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不可能整齐划一。事实上在艺术批评史上大量存在着艺术欣赏者被强制地按照既定的价值观念、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去鉴赏或批评艺术作品。在艺术批评和鉴赏过程中经常存在着的特定价值规范的强制导向性。这种导向性可以说是独具霸性的导向。它否定一切与之价值规范相悖的评价标准。这种艺术批评最终走向就是批评一元化。这种文化理念发展的结果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抹杀。可以说以上关于布隆奇诺及其艺术作品的批评就是在某种处于强权价值理念支配下的艺术接受被一元价值观念异化所致。

艺术家创作了艺术作品的自然文本。针对艺术作品的自然文本，艺术家个人会有其个人的艺术见解，但这不能决定受众对艺术作品的观点。也就是说受众对艺术作品的批评是或然的、多元的。艺术作品的鉴赏主体由于其实然的主观能动，所以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必大相异趣。正恰如不同的受众对于同一部《红楼梦》会得出“儒、道、释、俗”多种不同的审美体验。那么面对这幅画的时候，不同的鉴赏主体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而这些不同的审美体验并不存在高低之分。

2．意象象佂

艺术史上有批评家对画面上的意象给出了如下的解读：画面上的象征性形象寓意深刻——伏尔甘、罗马诗人维吉尔、鸽子与面具等，分别象征着嫉妒、诗意的美、和平、信念与虚伪的人生。爱神丘比特与母亲维纳斯在相吻，是“恋母情结”的心理表现。批评家之所以会这样解读根本原因在于受了其自我内在价值观念的支配。他们所给出的解读只属于他们自已，不应该强加给别人。解读是否符合批评者个体的审美心理，不取决于先在的强制性，根本在于接受者个体自主审美体验。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决定接受者的个体的审美体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是多种主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不可否认对画作中的意象的理解的多样性，可以说它是有着象征意味的，也可以说它是没有任何象征意义的，这完全取决于艺术接受者所独有的主客观因素。

二．多元文化反思

1．文化话语权

文化话语权是“谁来定艺术潜规则”的问题。所谓“文化话语权”是由谁来代表时代的主旋律，由谁来代表时代的最强音，由谁来制约和控制文化主流的强性权力。谈到强势力量就不得不讨论政治上的强权和经济上的强权两方面的因素。一定文化形态总是在一定的政治意识影响下促生和演变的。同时也必然受一定的经济的制约。也就是说，文化话语权和一定的政治、经济因素分不开。

布隆奇诺的《维纳斯与丘比特的寓言》是它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促生的结果。当时的意大利商品经济发达，文化意识领域中商人意识居于主导性地位，再加之人本主义的不断觉醒，这多样因素成就了布隆奇诺的风格。当时的商人文化意识和政治人本主义思潮在那个时期最具文化话语权。

既然商人的文化意识和政治人本主义思潮掌握着文化话语权，体现在艺术创作中必然多是商人文化意识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内容。布隆奇诺的《维纳斯与丘比特的寓言》创作就是应时产物。所谓“商人文化意识”是指本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文化意识。当然，在这样文化意识下产生的艺术作品可能会品质不一，层次不齐，但不是说在这样的文化意识产生的艺术作品就一无是处。应该本着“艺术就是艺术”的态度去对待，不要强加艺术太多“艺术所不能承受之重”。

2．文化人性

有批评说：爱神丘比特与母亲维纳斯在相吻。两个形象所表达的感情超乎常态的亲昵，而且形象画得过于甜俗。母子感情失去常态，人物的情感中带有某种色情意味，趣味低俗。这种批评能否站住脚，不妨从文化人性角度来分析一下。

所谓“文化”就是人化。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概念。它包括着两方面的内涵：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自然人化是指自然向着理想的人的要求变化，这里强调人的主观的能动性，强调人对自然的作用;人化自然是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融入自然，顺应自然。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反思和预知。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形式，她承担着相应的文化重任。这就包括着对人性或说文化人性的反思。人性是美好的，没有必要视若洪水猛而大加丑化和魔鬼化，应该提倡和谐、自然的人性观念。

这幅画作中爱神丘比特与母亲维纳斯相吻，应是天然的、纯情的、自然的、和谐的。这是人性自然的流露，人性自然与道统专制价值规范的冲突，这就必须要撕下道统的、价值的、功利的虚伪面具，张开人性自然的翅膀。因此，批评家们的批评有了太多的价值观念的强性因素在里面，故也就不能作出公允的、客观的评价。

综上所述，要正确地认识人类文化现象和中肯地批评人类艺术作品，就要打破价值观念的束缚，承认文本的多元化解读，关注文化话语权和文化人性。

摘要：人类文化艺术现象若繁星般绚烂,要正确地认识人类文化现象和中肯地批评人类艺术作品,就要打破价值观念的束缚,承认文本的多元化解读,关注文化话语权和文化人性。

关键词：多元化解读,文化话语权,文化人性

参考文献

[1].丁亚平著,《艺术文化学》[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2].[英]赫伯特·里德著,王柯平/译,《艺术的真谛》[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6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 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入手,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 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 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 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1]。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 首先, 在战后的西方, 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 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 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1]。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1]。这其中, 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 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 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 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 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 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2]。这表明, 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 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 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 文学参与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3]。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 不仅统治者、强者, 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 所以, “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4]。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 在莎士比亚剧作中, 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 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 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 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4]

2.2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

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 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 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4]。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 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5]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 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 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 虽然方法各异, 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

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 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 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 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 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 没有理论, 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 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 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 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 (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 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 反等级性) 。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 (2) 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 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 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 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

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 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 由此, 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 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 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 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 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 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结论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践活动往往是诊断性的。“就象一位内科医生或精神分析医生为确诊一桩病例要快速检查病人身体或心理症状的细节, 以实施急需的治疗, 文化研究的实践者们则也时时飞快地检查作品的明显特征, 抓住其表现出的特殊文化的另一方面, 对其加以诊断。其阅读取向更多地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作品本身, 尽管每一文化的相异性原则是被承认的”。这种诊断性必然逻辑地延伸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更关注主题、意义、思想、语境、政治、社会而不是文本的内部事实如语言、结构、修辞等。由此可见,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摘要：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 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本质, 经过论证, 得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结论。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参考文献

[1]参[英]特雷·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J].国外文学, 2006 (12) .

[2]参[英]大卫·戴奇斯.一条无形的脐带:批评与文化[J].文艺理论研究, 2000 (22) .

[3]参徐贲.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J].文艺研究, 2003 (13) .

[4]参[美]J·L·牛顿.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J].国外社会科学, 2004 (32) .

躁动的文化批评 篇7

1批评教学法

批判式教育的先驱者是弗莱雷(Paulo Freire),其代表作 《受压迫者的教育》(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于1968年出版。早期的批判式教育从宏观方面提出了批评教育的构想。 “批判教育学的精神追求就是改变学校实践中的各种不平等和压迫关系,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把人类从压迫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和意识形态,促进社会民主的持续进展”(卢朝佑,2014)。伴随全球化带来的英语广泛传播,英语教学中出现了外语批评教学法,其代表人物有Pennycook,Canagarajah,和Kumaravadivelu。在肯定应用语言学家Adrian Holliday提出的“适应多元文化教学法”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教学的文化适应性积极一面的同时,Canagarajah批判了这一教学法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意义上“方法”对教学的束缚一面。后现代主义下的批评教学法本身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 “带着批评态度在课堂和社会中进行的实践”(Canagarajah,2005)。刘杰伟(2014)提出批评教学法中的批评视角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理性、客观地评判英语和英语教学全球化,而非一味否定既定知识观念和理论原则。Pennycoook(2001)主张 “教育实践需要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中去理解”。 这些说明外语批评教学法从一开始就注重多元文化背景下英语教学本土化的开展,注重研究多元文化中本土文化身份表达的问题。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学中采用批评教学法的批评文化视角需要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而展开,需要对批评教学法本身进行批评性思考。只有采用结合了中国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特色的批评教学法的批评文化视角,才能让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在英语课堂中批判性地思考语言所传递的文化价值,从而有利于他们自身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清楚自身角色定位,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是国家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培养出来的人才,肩负着在全球化背景下既保留民族本土文化特色又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本民族发展的重任。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落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少数民族本土文化面临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刘大先,2009)。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发展趋势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为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而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连接国际、国家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枢纽,是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政策宣传和实施的重要参与者;是应对全球化趋势,根据有关民族文化政策并联系本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的批评文化意识能为他们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面临的复杂多元文化环境打下基础。批判性的反思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是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急需培养的能力。

1)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学习的特点

在后现代化下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学环境中,英语对少数民族骨干研究生而言是继少数民族本族语、汉语外的第三门语言甚至是第四门语言。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仅仅体现着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以及历史,也能反映该民族文化的逻辑、民族心理、人文历史、社会价值和民族的思维方式”(杨学云,2010)。由于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来自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其语言文化背景构成更加复杂。他们在英语学习中不仅需要面对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还面临着目的语文化与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在语言教学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前的研究指出了文化差异对比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吴汉平(2007)指出少数民族英语教育应该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特点进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英语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李月林(2003)提出对比讲解法是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方式方式。在中国文化差异教学方面引入批评教学法思想的有刘杰伟(2014)及王焱(2010)。刘杰伟(2014) 提出“对文化差异的研究方法不仅应该审视文化如何不同,而且要剖析文化差异是如何合理建构的,这种建构是如何影响到跨文化交际,批判性地审视英语和它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对于学习者批判性思维的形成至关重要”。王焱(2010)在探索批判性教学法在文化课程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方面做作了有益探索。她认为批评性教学法不仅要求学生用批判的眼光对所学知识进行审视,而且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独立地进行判断与提出新的见解。王焱(2010)提出“通过对权威的批判与对偏颇的批判,有效调动了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浓厚兴趣和深入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索意识、思辨能力和创新理念”。而在少数民族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如何正确认识多元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骨干研究生英语学习中的优势和挑战,从而引导学生批判性思考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提高其批评文化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批评教学法下的批评文化视角培养少数民族骨干研究生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多元文化,同时构建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民族文化身份及中华文化身份对他们以后在促进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需要面临的多元文化环境

少数民族骨干人才研究生的英语教学中,其文化多元性碰撞远远大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李智远(2010)指出,在少数民族骨干人才硕士生这个多元文化群体中,存在着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同一主流文化内不同民族文化、外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融合和价值选择。近年来,英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视文化教学,“当代美国语言学家克拉姆斯基说,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王佐良先生也认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杨学云,2010)。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何开丽(2013)通过课堂实践作出了将民族文化教育纳入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英语教学中的实践。李智远(2010)通过设计跨文化问卷调查了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的跨文化交际敏感度,民族文化、多元文化意识现状。然而,英语教学特别是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并不应该仅仅是介绍相关文化背景或者仅仅对比文化差异,而应该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批判性思维和批评文化能力,让他们正确认识自身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中国国家民族文化身份及全球化文化身份。谷小娟和李艺(2007)及韩海燕(2014)认为文化身份具有动态的建构特征,而语言是文化身份确认的主要标志。少数民族骨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在英语学习中会使他们不知不觉地在获得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在后现代化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英语教学环境中,由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的“少数民族文化身份与中国民族文化身份具有同构性”(刘大先,2008),所以更应该注重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在全球文化身份中的定位。将批评教学法的批评文化视角贯穿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研究生英语教学中能让肩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重任的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在复杂多元的文化碰撞中批判地看待英语传播的文化价值,把握自身文化身份,从而成为具有批评文化能力的主体。

3具体措施

1)教师应成为批评文化工作者

面对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的英语教学所需要面对的多元文化背景,教师首先应该成为批评文化工作者,更多关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育的文化政治属性。唐丽萍(2012)指出批判教育学在政治形态日益丰富的“后现代”景观下,将“文化”看作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将学校教育的本质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由于其本身的多元文化背景及今后工作的定向性和国家的政策性支持等因素,使其在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政治性更加凸显。在多元文化碰撞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是具有批评文化能力的工作者, 需要从不同文化现象里选取合适而有意义的问题供学生讨论。在讲到英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时,要让学生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英语,从而引导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对不同的文化价值进行批判性反思。同时,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鼓励学生质疑不同的文化现象,让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平等参与多元文化交流时保持自身文化特色,明确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其次,教师应该实行多模态立体化教学,充分利用视频、音频、图片等资料, 这能有效激发少数民族骨干人才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参与意识。例如在展示各民族文化节日和具有少数民族民族风情的舞蹈服饰时,通过多模态教学可以有效减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由于不熟悉相应英文表达所造成的理解困难。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应该注重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选取具有引发不同文化价值思考问题的教材部分供学生讨论,让学生敢于提出问题和质疑。在设计英语测评考核试题时,应增加考查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内容,让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重视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特别是英美文化交流时的发声,主动反思不同文化所传递的价值。结合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育实际情况引入批判教学法的批评文化视角,有利于他们今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交流中准确定位自身文化身份。

2)教材需要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内容

要让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树立批评文化意识还需要保证英语教学中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同等涵盖。在英语教学中用英语引入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提高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用英语表达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能力。这就要求英语教材中涵盖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中保持特色的同时实现自身发展。王小卉(2012)和谢燕妮(2012)指出了英语教学与中国语境的结合以实现英语本土化教学的重要性。相应地,批评教学法下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本土化需要结合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开展。由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不同的少数民族背景,首先可以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编写英语教材,注意吸纳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英译作品到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英语教材中。其次,可以通过鼓励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自己动手的方式,让他们课外利用网络资源和学校图书资源搜集跟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相关的英语书籍编写少数民族英语文化手册。最后,还可以通过举办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英语演讲比赛和组建文化兴趣小组等形式,鼓励他们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多渠道搜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信息,积累不同文化信息特别是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相应的英语表达方式。这不仅能为提高学生的批评文化意识打下基础,而且能增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在英语学习中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促使他们思考语言所传递的文化价值。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