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衫设计的文化现象

文化衫设计的文化现象（共12篇）

文化衫设计的文化现象 篇1

在入夏时节的街道或是校园, 人们都会轻易发现青年人穿着一种松紧领口短袖纯棉衫, 纯色底色并印有各种文字和图案, 这就是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文化衫。身着文化衫的青年以各种特定意义的图案和文字符号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愿望和情绪。因此通过对“文化衫”这种流行文化的跟踪研究, 可以窥见当前青年心态的变化, 捕捉到青年流行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

一、文化衫的起源

文化衫来自于美国的T恤, 所以在介绍文化衫之前, 应先了解下T恤的起源。

T恤实为"T-shirt"的音译名。在20世纪初叶它是欧美干重体力活的工人穿用的内衣。到1930年, 虽然仍为内衣但人们已经开始试着把它穿在外面, 这就是"水手衫"。随后1951年《欲望号街车》公映, 白兰度的白色T恤形象变得举国同名, 柔软体贴的T恤把男性从呆板单调的传统上流品位的着装中解放出来, 促成了T恤风潮的国际性蔓延, T恤与牛仔裤、皮夹克共同塑造了一种叛逆英雄的形象。之后T恤慢慢开始被男性采纳为日常装, 它的舒适、卫生也逐渐得到人们称许。

二、文化衫在我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T恤由美国传入我国, 在最开始的两三年的里, 虽然人们身着的前胸后背印着各种图案、文字、口号的各式T恤。但这个时期文化衫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并不为人们自觉地认知。有的人只是将T恤作为一种具有穿着功能的服饰而已。

上世纪80年代, 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 一些青年顿感思想迷惘, 心态浮躁, 玩世不恭, 这就可从文化衫的“文化”中得到注脚, 如:“我是流氓我怕谁”“别惹我, 烦着呢”“没劲”“真累”等。

90年代中后期, 市场经济不断深化, 文化衫被精明的商家看中成为他们宣传产品的阵地, 于是富于广告色彩的文化衫广为流行:诸如“一机在手, 漫游神州”、“××银行, 与你共创辉煌”等广告文化衫铺天盖地。但也有“风雨同舟, 情暖人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之类的公益宣传。

21世纪至今, 文化开始更大规模涌现, 从“别人设计什么我们穿什么”的被动态势逐渐转变为“自己要穿什么就设计什么”的主动局面。其最大的体现就是文化衫的DIY, 即将买来的T恤印上自行设计的图案或字句借以体现自身的个性和世界观;另外而且还出现了情侣衫、亲子装等多元的形态。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设计工作者注意到T恤的魅力, 力图把中国人的现代与传统融合起来造就独特的中国T恤文化。

三、现代文化衫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1.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源远流长深厚积淀的中华文化, 如:京戏脸谱、12生肖、中国武术等印上T恤外国游客同样爱不释“身”, 如曾经流行一时的“忍”字文化衫, 就体现着中日两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在最近我国举办的两届盛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 设计了系列性的奥运衫和世博衫, 销售火爆。

2. 商业文化

广告衫在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广告媒体。其成本低、不受场地限制的特点深受广告客户的欢迎, 同样也受大众喜爱。

3. 时尚文化

一切时尚都会或多或少的反映到文化衫上:流行乐坛、青春偶像、文体明星、宠物卡通等都是最受花季少年们宠爱的主题。

4. 时事政治

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政治开放程度也体现在了T恤即文化衫上, 即给以最大的创作空间和宽容。在美国, 人们可以在T恤上对政治人物、公众人物进行各种形式的表态, 也可以对某一政治事件提出不同的看法, 这没有一定的政治宽松环境是做不到的。在民主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 如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时政题材文化衫, 如汶川地震时举国流行的I LOVE CHINA文化衫、还有总理两会经典智慧语录系列文化衫、两会十大雷提案文化衫等。

5. 个性标语

新世纪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 年轻人热衷于求新、求异, 喜欢“扮酷”, 追求“刺激”, 于是就把个性与另类的语言醒目直接地放到文化衫上, 尤其是80后和90后更把文化衫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阵地, 从这些简单直接而又个性标语上面可以看到年轻人不同于以往时代人们的大胆、直率、幽默的个性。 (如图1)

6. Diy创意设计

今近年来文化衫更为热闹, 很多年轻人不仅是在穿文化衫更是在玩文化衫, 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借助电脑图形设计和简单的丝网印刷工艺, 个人、小作坊都可以自己设计并Diy印制T恤, 这使得T恤设计制作变得更为普及, 也涌现出了各种主题的、设计感十足的创意T恤, 不但个性鲜明, 也不乏深层意义, 反映出年轻人的睿智与幽默 (如图2) 。

7. 网络流行与恶搞系列

作为80后与90后两代年轻人专利的“网语文化衫”和“恶搞文化衫”, 来源于他们熟悉且以作为主力的网络阵地, 是从网络向着文化衫的阵地的转移, 其典型特征为自信、角度独特、尖锐、幽默、群体性等, 如“打酱油”、“醉驾”、“躲猫猫”等。虽然这些作品很多不为70年代前的人们所理解, 但这也是他们寻找自我快乐的方式。

不管怎样, 一拨接一拨的青年成长起来, 对文化衫的热情却未消淡过, 文化衫上印花的创意性一点也不比往昔逊色。无论何时, 文化衫仍是人们, 尤其是青年人表达其愿望和诉求的工具之一, 它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多棱镜, 突出反映了青年流行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我们应该从青年文化理论的高度对“文化衫”现象进行研究, 作出客观评价。

参考文献

[1]焦润明.从“文化衫”现象探究青年流行文化的发展.青年研究, 1992年第4期

[2]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企业文化, 2004年第11期.

文化衫设计的文化现象 篇2

论文关键词：“超女”现象文化工业后现代

论文摘要：“超女”现象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符合后现代文化的主要美学特征；“超女”现象背后隐藏着不可回避的后现代文化机密，是科技发展、市场驱使以及意识形态进行权力控制的结果，超女和文化资本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涌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后现代文化语境。有学者指出：“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不能将它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等同起来，但它毕竟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画卷上显山露水。}。t}7ysz}如果说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文化工业”的出现，而“文化工业”的出现，是文化产业化、商业化的必然结果，那当下便可称为商业化时代，“超女”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应运而生。从到，“超女”在娱乐节目中遥遥领先，到目前为止，在一片裹挟着谩骂与赞美、唾弃与追捧、抵御与张扬、漠然与狂热的声浪之中，超女依然红红火火，其范围之广阔、声势之浩大、参与之热烈，比前的摇滚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文化领域形成一个蔚为壮观的奇迹。

要揭示超女现象背后的本质，窥见这一被闹得沸沸扬扬、如火如茶的文化现象的所有秘密，就必须以对当代审美文化基本矛盾的审视为前提。当代审美文化是在现代商品社会形成的、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与以往相比，存在着两大基本矛盾：“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的对立，科技含量与人文含量的抗衡”。moz2n0“当代审美文化正处于经济与文化、科技与人文这多种冲动力的拉扯、争抢和劫夺之中，它被扭曲、变形和撕裂，显得进退失据、摇摆不定，表现出种种特有的文化现象”，[1]（224）“超女”这一文化事件正是在工业化生产技术和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在后现代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文化的商品化或商业化倾向以及科技理性对文化理性的侵蚀成逐渐扩大之势。滋生于后现代土壤的超女奇观从各个环节来看，都符合当代审美文化作为消费文化和快餐文化的特征。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时代，“从文化的运作体制来看，当代审美文化与以往相比有一个Ig}度的大转弯，那就是从生产本位走向了消费本位，从卖方市场走向了买方市场，从生产型文化走向了消费型文化。；[1]（241）超女文化正是在大众传媒、文化策划人、参赛者和消费大众的“合力”打造下的一种消费型文化。它以市场需要为本位，以经济效益为杠杆，最终走向世俗化，包括审美的世俗化和审美价值的世俗性；具体则呈现为模式化、平面化、浅表性、拼贴与碎片的审美特征，媚俗、趋从、附和的低俗化倾向。文化工业拥有巨量的资本，它调动了语词、图像音乐等感性成分投人到文化制作之中，赋予其非凡的占领市场、占有大众的力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真正绝对的“主人”是资本，是资本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打造什么样的明星。借助电视传媒的作用，超女在一夜之间迅速成名，大红大紫，李宇春、周笔畅等人一时间变得炙手可热、身价不菲；文化资本家也因此赚足腰包，喜笑颜开，彰显出超女文化作为一种消费文化的巨大的商业价值。超女、“粉丝”、媒体、文化资本家之间形成一个文化场域关系，不同的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借助这些相互依存的主体和关系，利润不断激增，最大的受益者当属超女及其所在的娱乐公司，“粉丝”、媒体是促成利润激增的有效因素。

弗·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中的基本主题就是“复制”。fzlnvb>0在我国，一档娱乐节目成功后，大量复制的节目就会接踵而至。从湖南卫视打造超女首获成功、创收视率新高之日起，各家电视台纷纷效仿，什么“超级童声”、“超级模仿秀”、“我型我秀”、“造星梦工厂”之类的娱乐节目层出不穷。有报道称，湖南卫视继超女之后，又提出“超级男声”的炒作计划，结果因为语义上容易制造歧义而被广电总局毙掉。据说制作商们仍不死心，又推出了“大男声”。这些换汤不换药的节目，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究其实质，千篇 一律、千人一面，陈腐老套、因袭成风是其主要倾向。就是“超女”的创意，也是从国外“泊”来的洋时尚，是借鉴前两年英美两国两档分别叫做“流行偶像”、“美国偶像”节目而来的。这些娱乐节目的模式化、类型化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如同从一个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产品。

瓦尔特·本雅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机械复制时代”文化面临丧失“韵味”的问题。其原因在于技术的逻辑侵人艺术的逻辑，导致艺术本性的消解。这类在商品社会氛围和现代科技条件下生产的类型化产品，是被称之为“类象”的仿制品，它大大降低了文化的人文含量，其中夹杂着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正如弗·杰姆逊所说：“我们可以说类象的特点在于其不表现出任何劳动的痕迹，没有生产的痕迹。原作和摹本都是由人来创作的，而类象看起来不像任何人工的痕迹”。}zlo9}0）而艺术和文化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个性和独创。这种相互抄袭、以商业利润为其目的的超女类文化娱乐节目，却表现出与此相反的特征：模式化和无风格化。尽管舞台上众位超女使出浑身解数，张扬自我，无论是李宇春的中性化青春风格型，还是张靓颖的美丽派清纯风格型，都是力求在与众不同中秀出自己的风采。尤其是走“去性别化”路线的李宇春，掀起一股时尚狂潮，被称为是“跨性别主义的胜利”。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后现代语境中的许多东西似乎是充满矛盾的，其自我标榜的反传统、个性化、独立性的初衷与其追逐流行时尚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追逐时尚本质上恰恰就是从众，越是跟着时尚走就越是容易导致自我个性的迷失。与此同时，超女们在一唱成名的诱惑下，其个性表现最终也不过是顺随策划商的商业目的和大众的审美要求的幌子，难以真正有所作为。 后现代社会的传媒技术如麦克卢汉所说不仅是人的`延伸、主体的延伸，而且更是主体的决定者。无论是哪个超女，其超人之处还在于速度之快以及“粉丝”的推波助澜。众多“超迷”们视自己为超女的超级粉丝为荣，不惜颠沛流离之劳苦，不计倾家荡产之代价，不顾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一时奔走呼告于超女的各大海选、决赛和演唱会之间，对其顶礼膜拜，甚至殉身以示忠诚，一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姿态。当欲望对象赤裸裸地直陈于超迷们的面前时，它以巨大的诱惑唤起人的占有欲，使人淹没于感官享受和欲望满足带来的狂喜之中，在极端的虚幻中自我麻醉。在审美激情与审美匾乏相持下的消费文化活动中，作为参与者，受众与其说是在张扬他者，不如说是在自我表演；与其说是在为他者造势，不如说是对自己呐喊。这实际上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给予主体以自恋的快感。文明的发展或者后现代性的发展总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憾与不满，当人的空虚、浮躁、焦虑的心情无处宣泄且又无法进行弥补时，只能以替代性的自我安慰作为本体的缺失之象征，不过这种弥补愈媚俗，本体性欲望的失落就愈深刻。就超女来看，与精英文化相比，超女不过是浅表的通俗文化现象，它的目的是盈利。其消解理性、磨平深度的后现代特征，使其对于大众的精神满足也只能是暂时性，甚至是一种虚幻的满足，它引导狂热却并不在乎结果，所以无法深人到欲望本体之中，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撑。

许多研究者指出，后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无边界性，即一句流行的口号：“跨越边界，填平沟壑}，。}t}}tss}0文化的这种无边界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的消失，文化全面进人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大众化使审美表达和审美载体变得自由和不拘一格，审美表达其实就是欲望表达和欲望消费，后现代社会的欲望消费呈万花筒状。当欲望消费多彩多姿时，主体欲望看似充盈与丰盛，但是却与匾乏相伴而生。因为主体被欲望化，主体性的张扬其实意味着主体性的消失，审美的解放其实意味着审美真正解放的不可能。超女到底超与不超，超女的形象和资质到底如何已经无足轻重，超女是一种能指，众多超女和超女的海选是能指之网，没有谁过多地去追究超女的美与丑，超女到底该不该取缔，即使有人批责，也依然无碍超女的照常演绎。既然无与伦比的丑与变态（比如网络红人芙蓉姐姐、水仙妹妹等等）都可以成名，都可以赚钱，那么超女又为何不能呢？所以能指本身所代表的所指意义已无足轻重。游戏的过程能持续多久，能指有多少个，这是文化资本家和超女最为关注的东西，“粉丝”无非是一群甘愿被利用的能指。因为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利润的牟取。

审美文化的日常化、世俗化是否意味着大众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可以自由地选择、主宰文化呢？表面看来，超女的海选、决赛的程序和结果是公正、公开和透明的，因为整个角逐都是所谓的“零门槛”，以不分唱法、不论外形、不问地域的互动性、参与性超强的“海选”为主要特征；超女们都是来自于普通人，只要喜爱唱歌并年满16周岁的女性，均可报名参加，且她们能否晋身决赛主要取决于她们的粉丝们的短信支持。整个过程似乎充满着民主性，有论者甚至声称超女实是中国文化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体现了文艺的民主性，中国的女性也第一次有了“平等而且自由”的参与和展示自我才华的平台。这样的言论未免有些大而不当。当然，媒介作为公共空间，确实为民间表达提供了平台，使众多超女有了在公众面前登台亮相的机会；且整个活动的始终，选择的权利，无论是选择娱乐的权利还是选择其他媒介内容的权利，部分地归还于公众。这表明，由市场支持的大众传媒一定程度地改变了由单一政治权力因素所限定和规划的文化格局。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移情现象分析 篇3

【关键词】跨文化 交际 文化移情

一、文化移情的定义

文化移情这一概念是有日本语言学家库诺在语言学领域提出的，指的是说话人对所处的环境和对其他人或物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跨文化交际的双方由于存在文化背景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简单的语言交流并不能实现顺利的交际，要形成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必须具有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心，至少不产生明显的排斥感，并且在长期的跨文化交际中通过理性分析，细心观察，能够熟练自然的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异域文化中。在文化移情中，交际主体自觉的转换文化立场，挣脱本土文化框架的束缚，快速的融入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做到如实的感受理解异域文化，只有形式和心理上都融入另一种文化，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移情。

二、影响文化移情交际能力的因素

1.文化差异。文化语言能力是需要人类自身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而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主体，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不同文化地域的人物主体从衣食住行、生活习俗以及文化思维逻辑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倡导的主流文化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中国人很赞赏邻里之间的互助，而西方人却不喜欢邻里之间的串门，更加注重私密空间的保护。另外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看法或是态度，思维模式较为刻板，不能客观全面的看待另一种文化，比较严重的是带有歧视性的文化意识，往往指责异域文化的低级，奉行以自我文化文中心，其他文化要成为附属物，甚至把自我文化强加给另一种文化，形成文化绑架。如果存在这样的认识和思维就容易在异域文化交流中差生冲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移情阻碍较大。

2.语言差异。文化交际离不开语言作为载体，人的思维和情感通过语言的形式在交流双方达成理解和反馈，这里所说的语言差异并不单指语言不通的障碍，也泛指理解并接受对方的文化。不同文化区域的主体语言符号系统各有特色，各有区别，文化的内涵和深意在理解角度上存在综合性的明显区别。比如词汇，西方中的蓝色常常表示忧郁或是低级下流等含义，而有时又表达高贵尊贵的含义，词汇自身具备截然相反的含义，而在汉语的词汇中很少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在颜色方面，中国人对红色更加重视和喜欢，新年贴红对联，讲究红红火火，大红大紫。在对动物的崇拜上，中国人自喻龙的传人，并引以为傲。古时帝王也被神化为龙的化生，体现其尊贵和权重。另外，习惯性用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的特有文化价值观念差异产生不同的含义，往往会形成误会。中国人一般见面总以“吃饭了吗”作为问候的方式，而在西方这样的问语往往会被理解为被邀请吃饭，这就是语言环境不同产生的微妙变化。

三、提高文化移情能力的措施

文化移情能力同语言交际能力一样，需要通过后天训练来培养，首先应该正确树立文化共荣和平等观念。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学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认识上要深刻，交流实践时要娴熟，可以通过以下这些途径去更好的实现文化移情。比如，通过一定数量的影视作品赏析，对外文的影视作品中反映的外国民族的语言、思维、习俗进行分析和感悟，理解和运用，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出民族个性的作品应该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总结来理性的理解外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特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的培养良好的跨文化意识，提高自身适应异域文化环境的能力。除此之外，要充分的利用业余时间来增加语言沟通的实践，在沟通过程中要特别关注体察对方交际者的情绪状态，语气和措辞的运用要首先考虑对方的文化系统，尽可能的快速使对方融入和谐的文化交流中。在交际过程中要充分的关注对方的感受，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要时刻关注对方的语言态度，表达诚恳的待人处事的个人态度，避免双方产生防范心理。熟悉交际者所处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正确看待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差异，要运用“变通”的思维，克服文化定型的思维模式，站在对方的立场看待问题，在交际过程中要尊重人格平等、文化平等、善于把握文化的共性寻求最佳的沟通契合点，实现有效地跨文化交际。

总之，跨文化交际实践是提高文化移情最为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在正确认识和理性分析外来文化的差异，善于在不同文化中求同存异，在尊重对方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多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探讨，以诚恳的态度，积极地学习热情，消除交际双方的文化隔阂，逐步培养文化认同，加深友谊，只有这样不断的接触多元文化体系，才能够很好的在跨文化交际中熟悉自然的实现文化移情，从而实现更好的文化交流，增加彼此的了解。

参考文献：

[1]顾家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秘文化[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文化衫设计的文化现象 篇4

综合性学习目标的提出,就是要开放语文教学,加强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以及社会生活的联系,让学生在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中,综合运用语文知识,整体发展听说读写能力,形成学生的综合素养。

2.教学目标

(1)通过学生的“赏菊、咏菊、赞菊”等活动,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2)通过系列活动,使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调查沟通的水平、计算机使用水平、团队合作能力、观察鉴赏能力等都有较大的提高。

(3)通过实地观察了解、调查访问, 使学生感受菊花文化对于家乡的影响, 进而热爱家乡,树立努力学习的理想。

3.活动系列

活动一:召开班级讨论会,确定活动目的,组成活动小组,制订活动计划。每个小组承担一定的学习研究任务,分为 “雏菊组”“傲菊组”“梦菊组”“榄菊组”,分别研究菊花的形与色、品格与精神、菊花诗词与诗人以及书画作品、菊花的历史以及菊花盛会的情况。每个小组自己设计活动记录本,拟定活动日程,进行组员内部的分工。

活动二:请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中学的黄发策老师作《小榄的菊花之魂》专题讲座,让学生初步了解菊花的知识和小榄菊花的历史,激发学生学习研究的兴趣。

活动三:通过网络、调查访问等方式收集关于菊花的品种、名称、菊花的诗词美文,研究古今中外的爱菊之人,了解他们爱菊的原因以及爱菊的方式,开展菊花诗词佳文的背诵比赛。

活动四:到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政府菊花种植基地观察访问,了解菊花的种植情况。请小榄菊花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介绍菊花会的筹备情况,并和园艺工人交流。

活动五:到小榄文化基地访问书法家和画家,了解他们爱菊的原因,写菊画菊的风格并欣赏她们现场作画。

活动六:交流和整理资料,以小组为单位出一份关于菊花的小报,在班级展出评比。各小组确定自己的汇报方式,准备自己汇报的作品。有电脑爱好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制作菊花综合性学习网页。

活动七:分享课《菊名荟萃》。

4.教学过程:菊名荟萃

(1)激发兴趣,明确要求。请“榄菊组”的同学介绍第九届全国菊花会的有关情况;宣读菊花会筹备委员会给同学们的信;宣布本次活动的任务和组织形式———给菊花命名,评选本届菊花会的学校形象大使。

设计意图:想象菊花会的情景,激发学生对菊花会的向往之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学生亲身参与,产生一种冲动之情,为本堂课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2)分析感受,掌握方法。出示单株菊花及其名字,让学生分析命名的理由, 体会给菊花命名要讲究“美、雅、真”;欣赏这段菊花命名的解说词,感受菊花名字中所蕴含的文化和美学的元素。

设计意图:给菊花命名,看似一种简单的方式,但他需要学生的观察,想象、 体验以及知识积累的整合,有着较深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是一项综合能力的训练。以此为切入点,能看出学生通过近段时间的学习对菊花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感悟,也能看出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3)尝试命名,合作评价。教师出示四种,让每个小组选择一种,自己尝试给菊花命名并写出命名的理由。在命名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于自己准备的各种资料。小组评价,每组推选一名同学在全班交流。然后分析评价,你为什么觉得名字起得好?评价解说部分是否精彩。选择相同的同学可以相互PK。教师相机引导学生提出修改意见。学生自行修改后再次在小组交流。

设计意图:以小组为单位选择,是为了让学生感受一种菊花可以有不同的命名,每个人对花的感受也可以不同。在写法上也可以相互提示和补充,让自己笔下的文字更优美动人。

(4)自由选择,修改完善。欣赏幻灯片菊花缤纷的画面,让学生感受视觉冲击,并畅谈自己看过之后的感受和联想 (联系自己学过的菊花诗文)。学生每人选择一种菊花进行命名并写出自己的命名理由。让学生自己在现场找到一位老师,请他对自己的命名和解说进行评价并提出修改意见,学生修改自己的作品。

设计意图:一组美丽的菊花图片冲击学生的视角,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吟诵自己所背诵的菊花诗文,产生给菊花命名的强烈冲动。利用现场资源,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交往和学习的机会,也是综合性学习的策略之一。

(5)交流点评,评选欣赏。每组推选一名学生上台朗诵自己的作品,同时每小组派出一位评论员,评选出“最佳命名”和“最佳评论员”,并当选为学校的形象大使。学生畅谈自己的活动感受。

设计意图:欣赏自己的作品,不仅展示学生的写作才能,还展示了朗诵水平, 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自豪感。

(6)嘉宾评论,再激波澜。请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书画协会会长发表对本次活动的感受,为获奖的同学颁发奖品,为全班同学赠送本届菊花会的纪念品。欣赏歌曲《菊城赞歌》。

法国罢工现象的历史文化原因 篇5

法国罢工现象的历史文化原因

论文摘要：在法国罢工和示威游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这种现象更是时有发生，其实这种所谓的罢工文化是法国人表达个人意愿和诉求的一种很平常的方式。本文是从法国的历史文化方面分析这种罢工文化的原因的，主要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法国大革命的一段历史入手，研究法国人的民族性格特点以及导致现在法国罢工频发的原因。

关键词：罢工 自由平等 人权 博爱 好战精神

一、法国的罢工现象 1．概述

法国人喜欢度假，每年寒暑假时，法国全社会均比较安静，一派轻松欢乐的景象，但假期一结束，马上就是新一轮的社会危机，全国上下工潮四起。每年9月份暑假结束，法国就进入了罢工的高峰季节，诸如银行、邮局、电力公司、航空、铁路、地铁、公共交通的职员罢工最常见，其他行业，如教师、医护人员、记者和国家公务员罢工也司空见惯。法国人罢工的名目繁多，劳动法上专门有定义。有所谓警告性罢工，短时间停止工作对雇主施压；有“瓶颈”式罢工，专门选择要害部门或要害时间停止工作；有轮流式罢工，企业内不同部门或工种轮流停止工作；还有声援性罢工，也就是为支持其他行业或企业的罢工者而停止工作。但罢工的目的也就是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

在法国，游行示威是一件普通又平常的表达自己观点的手段，大多数时候都非常平和。每到游行的时候，大家成群结队举着标语牌或者空着手穿街过市，警察们在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一点也不紧张的样子，秩序好得很。许多情况下法国人的游行简直是静悄悄的。游行有没有什么效果似乎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把不同的声音传达出来，让政府听见。

法国的“罢工文化”在保护罢工者的权利的同时也对罢工提出了一系列“规矩”。根据法国法律规定，要罢工，必须提前5天递交申请，其中要注明罢工原因、领导者、罢工队伍游行路线、具体活动时间和持续时间长短；获得批准的游行，警车为其开道、警察协助维持秩序；罢工游行时，则要爱护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不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维护公共秩序更是罢工游行组织者先要提醒注意的事项，否则要依损赔偿;媒体也要提前几天不断滚动播出罢工消息，提醒民众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计划。此外，公共服务部门在罢工时还要维持“最低服务”，地铁运营间隔可以加大，但绝不能停运„„其实，正是由于罢工的法制化，才令法国的“罢工文化”得以持续;也正因如此，法国的罢工游行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街头狂欢表演”，甚至成为外来游客们眼中的一道风景。

2．法国航空公司的罢工

这几年经济不景气，罢工成了家常便饭。工人因要求加薪不成罢工、工厂裁员罢工，渔民因进口了冻鱼抢占了本国市场罢工，农民因欧盟拒绝补贴农产品也罢工，甚至连飞机驾驶员因由于技术进步，设备现代化而减掉一名副驾驶也罢工。相比之下，法民航职工的罢工对老百姓的影响最大，政府也就最害怕。法航的罢工通常是集体性质的，空勤人员罢，地勤人员罢，机场清洁工也要罢。要是清洁工罢工，机场遍地狼籍，厕所臭气熏天。最惨的是地勤罢工，电视里出现过这样的画面：行李没人装运，旅客们肩背手提，走上一公里。没有地面指挥，法航飞不了，所有国外航班也被取消，旅客只好睡在候机室，最多要等上两三天。这时旅馆取消订位，下趟航班也赶不上，大家叫苦连天，特别是北美游客，大老远来的，费时费力费钱，度假的情绪都没有了，有的美国人还大骂，发誓再不来法国了。

法国航空公司频繁罢工，使公司亏损严重。同行英国航空公司1995年盈利达7亿欧元，德国航空公司也赚了4亿欧元，法航不仅没赚，还亏了2亿欧元。裁员问题上，德航两年裁掉9000人，英航两年间一口气裁20000人。法航计划1994—1997年三年间只裁5000人，而且法航要面对28个工会去谈判，德航面对的只有两个工会。

3．农民和渔民的罢工

农民罢工更厉害，把萝卜土豆整车倾倒在路上。有时农民扩大事态，携手进城，将桃子、番茄等成盒送给行人。这时就会有一些老人老远赶来排队领取。法国劳动力价格昂贵，农产品抵不过进口，农民和渔民往往拿进口货撒气，向政府施加压力。

1993年西部诺曼底的渔民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成千上万的渔民涌到巴黎，捣毁了巴黎南部最大的渔货批发市场，把进口冻鱼扔了遍地。警察抓了几个打砸抢的头儿准备关几天，渔民不干，下午上千人包围了警察局，号称不放人渔民不走。僵持到晚上，到底警察放人了，渔民班师回朝。他们毁了上千吨的进口渔货，却可以不受任何惩罚。警察局长说轻易放人是总理府下的命令，因为渔民威胁不放人就继续砸，政府不愿事态扩大，便息事宁人了事。

二、罢工的历史文化原因

可以说法国的罢工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这种文化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性格以及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后来的宗教改革、专制统治时期和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更是对这种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1.16和17世纪的影响

经过黑暗的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中世纪，欧洲迎来了以人文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复兴。这是一场思想解放和要求自我意识的运动。人文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宣扬人的卓越，鼓吹人性的价值，宣扬人天生平等，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要求多方面发展个人才能，提倡冒险精神，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展开。正是由于中世纪的黑暗压迫，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挣脱宗教束缚和追求自我的力量十分强大。法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当时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中第一次“人”的发现使法国人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使得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中走出来，追求平等和解放。此次运动对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有一定的影响，这可以看做是法国人热衷于罢工来呼吁平等和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的起源性事件。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这是一场文艺复兴以来第一场直接针对宗教的运动，它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法国，由于宗教战争的爆发，使得权力争夺与宗教分歧不断发生，王权力量出现衰落趋势。从亨利四世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加强王权的尝试，经过了路易

十三、路易十四的努力，法国的专制主义统治最终建立起来。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国内出现了新次序，实现了稳定，令行禁止，政令通畅。虽然专制主义统治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们的思想自由，社会保守风气盛行，而且绝对专制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的理想是不形容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这种专制的压迫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才会有那样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意识，可以说是由于这种压制才使得法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有着强烈的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反抗意识，所以我们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把它看做是法国罢工频发的一个历史文化原因。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大的趋势就是强烈的压迫（即中世纪统治）造成强烈的反抗（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后又一次的强烈压迫（即专制主义统治）又造成了新的强烈反抗（即启蒙运动），在一次次的压迫与反抗的过程中锻炼了法国人的民族性格的韧性，使得人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平等和自由的重要性，也使得日后对这两者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这是距今较为遥远的历史事件了，但是不能否认它们对法国人民族性格以及理想追求的深刻影响，这也间接地成为了法国罢工文化的原因之一。

2.18世纪以后的影响

18世纪一场由知识分子掀起的启蒙运动在欧洲展开，它是文艺复兴以来又一次思想革命。这场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运动把西方文明自近代以来所崇尚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提高到一个新高度，成为一种传统，并使之传遍整个西方世界。启蒙运动发动的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对蒙昧状态的揭露，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对理性、知识的推崇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启蒙运动在政治实践方面以法国为代表。法国人以“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的思想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对专制制度的抨击和民主政体形态的讨论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启蒙运动在法国的开展，自由与平等逐渐成为启蒙运动中最鲜明的两面大旗，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自由、民主、博爱”的口号也就十分正常了。法国有一批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例如伏尔泰以“自然法权论”为出发点，他认为以平等、自由和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是最公正的秩序，他所说的“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成为提倡言论自由的名言；卢梭强调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不容剥夺，他的《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号角。自由和民主可以看作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正可以看做是法国罢工文化的原因，尤其是伏尔泰认为的最公正的社会秩序是应以平等、自由和财产为基础的。罢工的参与者正是为了获得平等的待遇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而他们的目的也就是在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的同时获得财产上的满足。另外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愿意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也可以用来解释法国民众对于罢工宽容的态度。1789年至1799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革命的重要遗产包括了《人权宣言》《法国民法典》。

《人权宣言》的基本思想是：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人人享有自由、私有财产、人身不可侵犯和反抗压迫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直接或间接参加立法；没有司法机关的命令，任何人不受逮捕；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国家只有在给予赔偿后才可以取得财产权等。《人权宣言》具有18世纪法国思想的特征，是在启蒙运动中提出的人生来自由平等思想的指导下，对人权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列举。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成为人权的核心内容。

拿破仑的《法国民法典》的制订基于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所有权原则和契约自制原则。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成为社会上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看出《法国民法典》最好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公民平等、宗教宽裕和个人自由等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显然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人与人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这部法典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权的重要。宽容是法国人的优良传统。法国共和制理念强调自由、平等与博爱是宽容的最高表现形式。

罢工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损害了法国人的国际形象，也损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尽管如此，面对接连不断的罢工，公众却表现出相当大的容忍。1994年罢工后的一次民意调查中，60%以上的人对罢工表示同情，认为是有效的社会诉求方式，尽管他们深受其害。而1996年卡车司机罢工时，一个被采访者边开着小车困难地在卡车夹缝中穿行，边面对摄像机向卡车司机打气似的说，一定要坚持下去。警察这时不知跑哪去了，有的警察不但不维持秩序，反而帮助示威者。这正体现了法国人宽容博爱的品质，大家都彼此尊重对方的权利与自由。

另外，大革命中极具好战精神的拿破仑应该是最能体现法国民族精神的战争英雄，他创造了世界上罕见的战功，击溃了侵法英军征服了意大利、西班牙、普鲁士、德意志各国，迫降俄国，封锁海上霸主英国，并两次粉碎了欧洲各国组成的犯法同盟。如果深入到拿破仑的性格和品质当中，尤其是他的好战精神当中，就会发现他的成就是水到渠成的。并且这种性格和品质在法国人身上普遍存在，拿破仑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好斗性与非理性是法国人的重要特点。法国人似乎是整个欧洲最容易发火的，他们经常不能离开战争。日常生活中，他们不能安安静静，经常在无休止的争吵中度日。闹罢工就是表现之一。

与16、17世纪相比，18世纪的一系列事件对罢工文化形成的影响更为直接，这段时间内产生的对罢工文化影响较大的元素可以概括为启蒙运动的自由与平等的精神、大革命的成果《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宽容的品质以及以拿破仑为代表的好战精神。这一时期明确提出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以及博爱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人民族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的形成，由于具有追求上述精神的历史，法国现在的罢工文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参与罢工的人们是一群具有好战精神的人在努力争取他们的权利，追求自由和平等，而那些生活因为罢工而受到影响的人们也会用宽容的精神包容这些不便。

论文小结：法国罢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一些人通过这种方式使政府听到自己的诉求，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而一些旁观者也愿意尊重他人的权利，对罢工给他们生活带来的不便表示宽容和理解。综上所述，我认为法国罢工文化的文化历史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经过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以及后来的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反抗压迫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尤为强烈，思想意识上十分重视自由、平等、人权；第二，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以成文法令的形式再一次强调了上述三种思想，同时也提出了宽容博爱的理念，使得这些思想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评判是非的准绳，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是符合上述思想的行为就值得实践和尊重，每个人都有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机会，同时也有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第三，法国人民族性格中具有好战精神，法国人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喜欢采用较为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会选择直接的方式让政府和其他人知道自己的想法，敢于以示威游行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参考书目：《法兰西印象——一个外交官眼中的法国》 作者：徐波 文汇出版社

P199《耐人寻味的法国罢工文化》

《如此法国》 作者：车耳 科学出版社 P130《罢工和示威》

文化衫设计的文化现象 篇6

郑工（以下简称郑）：照常理说，画派是不适宜提倡“打造”，但也不是说就一定不能“打造”。比如近代的“岭南派”，实际上就是“二高一陈”在中国美术的现代变革实践推动的。1912年高氏兄弟到上海，便提倡“折中”的变革观，亦自称“折衷派”，原初并没有打造地方画派的意图，可后来，上海人认为“折衷派”的提倡者来自岭南，便有了“岭南三杰”的说法，再演绎为“岭南画派”。其实，“岭南画派”的出现并不是他们的初衷，甚至这地域性的冠名画派，也产生了某种局限。高剑父这么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理念被人们转换到地方性的范畴内，并重新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其引发的问题是可以重新讨论。加拿大的美术史教授郭适（Croizier, Ralph C.）认为，从“折衷派”到“岭南画派”意味着一种转向，即从国家的文化立场转入地方的历史视野。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上世纪30年代，“岭南画派”是由上海人叫出来的，几乎是画坛上“广东帮”的代名词。上海开埠后，各地移民聚集，其中广东人不少，与从江（苏）浙（江）一带来的人混居，而在画坛，周边地区的吴派、扬州画派、浙派都是一种历史的文化沉积，对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海上画派的形成有着很深的影响。在那种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的提出也只是泛泛之谈，高剑父自己就不认可“岭南画派”这一名称，而后来的上海画家程十发也说“海上无派”。在画史上，画派都是被叫出来了，被别人叫了与自己叫出的有所差别，但“叫”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完全是现今所说的“打造”。区别何在？我以为，“叫”是一种标榜，其中包含着历史梳理；而“打造”在历史梳理之外更注重于现实的及将来的发展空间，有着“捏合”的企图。

无论如何，当高剑父回到广州创办春睡画院，培养后学，无意中为后来人的“打造”留下了基础。而在上海，因为吴昌硕的影响力，其私淑者很多，且开门授徒，又因为结社的缘故，如“上海豫园书画会”、“西泠印社”及“题襟馆书画会”等，见其广泛交游，备受推崇，以他为中心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形成一个特殊的书画群体，也使海派有了前后之分，甚至有了“代际”的说法。地方性的学术传承是画派兴起的根基，至于如何突破地方性的局限，就要看其学术影响力及其本身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打造画派的意图往往也就在这里，即提高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并让其具有普遍的学术意义。问题在于，“打造”者的策略是否适当？即是否充分发掘其意义并符合当下文化发展的需要，盲目地“打造”或不适当的“打造”都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有时还会有负面的作用。

《中国美术》：您认为究竟怎样才能称为一个“画派”？

郑：能称之为“画派”的，要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开派人物；二是要有明确的艺术主张及相应的风格样式，三是存在历史传承关系的画家群体。其中，开派人物是前提，他的存在决定了后面的两个基本条件，或者说，后两者只是前者的扩充与发展，一旦这“扩充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时，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时，这一画派也就终结了。“明确的艺术主张及相应的风格样式”，实际上就是绘画史中的“范式”，“画派”应该要有“范式”的，而这范式的存在能让我们识别，也能让历史识别。故而第二个条件是“画派”存在的核心，是其价值观的体现。第三个条件是一个存在的实体问题，重在学术传承，至少得有两代及以上的纵向关系，同时也应关注其横向的发展关系。就纵向关系而言，“画派”的概念相当于“门派”，而就横向关系而言，便构成准“画派”的概念；如果这横向关系再度扩展而又演化为历史的纵向关系，那就是“流派”了，如文人画派，院体画派等等。

《中国美术》：目前各地纷纷提出打造画派，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打造地方画派的事，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10年就比较热闹，与上世纪80年代新潮美术时期各种“画派”不同。新潮美术时期的画派更应该叫“群体”，其注重的艺术主张及相应的风格样式问题，有“开派”及“传播”的意图，却无“传承”的愿望，因为那不是“现代主义者”的目标。而且就主体而言，新潮美术的“画派”或“群体”是画家自觉的艺术行为，而目前地方画派的打造，地方政府介入了，其实施主体多为地方的文博机构或纳入行政编制内的画院，“画派”就成为当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成为了地方的文化标签，甚至成为地方的文化品牌，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关。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让人想到一句流行语，即“文化塔台，经济唱戏”。比较典型的有“太湖画派”，又称“无锡画派”或“常州画派”；再如巴蜀画派、漓江画派、黄土画派、长安画派、新浙派、新海派、新金陵画派、后岭南画派，等等。这种“打造”方式的问题在于其主体错位了，画家们是被推动的被编排的被设定的，包括对画派的历史的学术梳理，也在控制在某种地方的行政意图中，艺术家的自觉精神没有了，画派真正的内在推动力缺失了。尽管其中不乏艺术家的积极参与，也有的学者为之整理学术脉络，明确艺术创作观念及风格样式的审美特征，提出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及今后发展的艺术空间，所有这些，都只是“编撰”或“附和”而已。

《中国美术》：这种打造画派的做法，您认为是否违背艺术规律？

郑：我们提倡艺术创作主体的自觉性，但并不等于说历史上就不存在被“打造”的画派，譬如20世纪初欧洲的“立体派”或“达达派”，又比如20世纪末中国的“艳俗艺术”、“新文人画”，都是由一些批评家或艺术家通过某些创作观念给予推动的。但这些都不是地方画派，他们的横向性联系比较强。

说到地方画派，就得考虑地方的历史文化与生长或生活在这一地域的画家之间的联系。在当代，因为人的流动性加强，文化的传承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出生在这一地区的画家，后来出走了，其创作观念及其艺术风格与本土文化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外来的画家来了，其创作观念及其艺术风格与本土文化是否也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些都是问题。如果仅仅因为地域的关系，将所有的画家都拢在一起，号称“画派”显然是可笑的。就像现在有些区域美术史的写作，就是一个大拼盘，一个容器，将所有与这一地区有关联的人与事都往里装，根本没有内在的学术脉络，只设定几个分类的框框，如“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这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这种写作也是没意义的。当代美术史写作需要区域美术史，其必要性正在于区域美术史会对通史性的写作进行“纠偏”，在研究视野及写作方法上“去蔽”，甚而“解构”主流叙述。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打造”地方画派有何合理性，我认为也在于其“边缘性”的叙述，应该强调其“纠偏”、“去蔽”及“解构”的作用。“打造”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或者是策略，其有助于当代多元文化的建设，鼓励那些原创性的艺术创作。那么，“画派”的意义何在？在于一种实验性，即看看某种创作理念或方式是否存在流行的可能性，其与地域文化会发生什么关联？尽管这种“打造”带有先验性的色彩，但在创作领域还是允许的，我们不能说其违背了创作规律，不过其前提不可改变，即是创作主体自觉的艺术行为，当然也可以得到社会的支持与推动。

目前地方画派的“打造”热潮，不仅仅是地方行政力量介入的问题，也存在着市场行为，即通过这种“打造”，拉升画价，争夺市场份额。要说规律，这与艺术品市场的运作规律有关，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炒作，其中连带着会影响艺术创作。至于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应该说以负面影响居多。

《中国美术》：作为研究当代美术思潮的著名理论家，您对这种艺术社会现象，能给出哪些建设性意见呢？

郑：当我们强调实验性的“打造”，实际上已去除了“打造”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着某种不顾对象不顾学理的做法。实验性本身就意味着要事先分析其可能性，可以鼓励某种创作倾向，调动历史文化资源，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各种条件，而不是强制性地推行某种创作理念，甚而推行某种风格样式，那是最不可取的，更不能出于某种商业动机，随意打造“大师”。有时，打造“画派”的背后就隐含着有目的地打造某位“大师”的企图，这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说要“打造”，那么“地方画派”也就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而只是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突显出的本土问题，即在当下活动于某一区域的艺术家，他们如何取得与在地文化的联系，从而创作出具有个性的有生机的原创性作品。其实，我将问题转换了，将“如何打造地方画派”转换为“如何推动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原创性艺术”。地方画派的概念被整合到本土文化中，促进艺术家与在地文化的联系。本土性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既体现出外来文化的在地策略，也体现为本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再生力。本土文化的活力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现代化的社会，人的流动性增强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加快了，信息量也密集了，文化整合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就需要一些离散的东西去调和、补充，使其更具有活性。地方的本土的文化有相互对抗的一面，有不调和的因素，是异质性的温床，能抗拒文化霸权，解构主流形态。

《中国美术》：在主流文化大发展的今天，这种突出地域文化的作法，其破坏性有多大呢？

郑：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破坏性不是负面的而是积极的，因为它的出现喻示一种活力，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更加促进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所谓“解构主流形态”，指的是反抗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禁锢或大一统的文化论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地方画派的出现应该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去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

《中国美术》：最后请您谈谈对当代我国画派良性发展的建议。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移情现象分析 篇7

文化移情这一概念是有日本语言学家库诺在语言学领域提出的,指的是说话人对所处的环境和对其他人或物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跨文化交际的双方由于存在文化背景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差异,简单的语言交流并不能实现顺利的交际,要形成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必须具有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心,至少不产生明显的排斥感,并且在长期的跨文化交际中通过理性分析,细心观察,能够熟练自然的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异域文化中。在文化移情中,交际主体自觉的转换文化立场,挣脱本土文化框架的束缚,快速的融入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做到如实的感受理解异域文化,只有形式和心理上都融入另一种文化,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移情。

二、影响文化移情交际能力的因素

1.文化差异。文化语言能力是需要人类自身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而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主体,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不同文化地域的人物主体从衣食住行、生活习俗以及文化思维逻辑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倡导的主流文化也会有所差异。比如,中国人很赞赏邻里之间的互助,而西方人却不喜欢邻里之间的串门,更加注重私密空间的保护。另外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看法或是态度,思维模式较为刻板,不能客观全面的看待另一种文化,比较严重的是带有歧视性的文化意识,往往指责异域文化的低级,奉行以自我文化文中心,其他文化要成为附属物,甚至把自我文化强加给另一种文化,形成文化绑架。如果存在这样的认识和思维就容易在异域文化交流中差生冲突,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移情阻碍较大。

2.语言差异。文化交际离不开语言作为载体,人的思维和情感通过语言的形式在交流双方达成理解和反馈,这里所说的语言差异并不单指语言不通的障碍,也泛指理解并接受对方的文化。不同文化区域的主体语言符号系统各有特色,各有区别,文化的内涵和深意在理解角度上存在综合性的明显区别。比如词汇,西方中的蓝色常常表示忧郁或是低级下流等含义,而有时又表达高贵尊贵的含义,词汇自身具备截然相反的含义,而在汉语的词汇中很少存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在颜色方面,中国人对红色更加重视和喜欢,新年贴红对联,讲究红红火火,大红大紫。在对动物的崇拜上,中国人自喻龙的传人,并引以为傲。古时帝王也被神化为龙的化生,体现其尊贵和权重。另外,习惯性用语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的特有文化价值观念差异产生不同的含义,往往会形成误会。中国人一般见面总以“吃饭了吗”作为问候的方式,而在西方这样的问语往往会被理解为被邀请吃饭,这就是语言环境不同产生的微妙变化。

三、提高文化移情能力的措施

文化移情能力同语言交际能力一样,需要通过后天训练来培养,首先应该正确树立文化共荣和平等观念。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学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认识上要深刻,交流实践时要娴熟,可以通过以下这些途径去更好的实现文化移情。比如,通过一定数量的影视作品赏析,对外文的影视作品中反映的外国民族的语言、思维、习俗进行分析和感悟,理解和运用,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突出民族个性的作品应该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总结来理性的理解外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习惯,特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的培养良好的跨文化意识,提高自身适应异域文化环境的能力。除此之外,要充分的利用业余时间来增加语言沟通的实践,在沟通过程中要特别关注体察对方交际者的情绪状态,语气和措辞的运用要首先考虑对方的文化系统,尽可能的快速使对方融入和谐的文化交流中。在交际过程中要充分的关注对方的感受,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要时刻关注对方的语言态度,表达诚恳的待人处事的个人态度,避免双方产生防范心理。熟悉交际者所处文化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正确看待双方在这些方面的差异,要运用“变通”的思维,克服文化定型的思维模式,站在对方的立场看待问题,在交际过程中要尊重人格平等、文化平等、善于把握文化的共性寻求最佳的沟通契合点,实现有效地跨文化交际。

从文化翻译中看文化渗透现象 篇8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沟通的媒介。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加与深入，翻译已不仅仅是语言间沟通的媒介，而成为文化间沟通的桥梁。近些年，随着对翻译的进一步研究，译者们越发发现翻译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译文的语法、词汇与句型结构，而是文化间的差异。因此，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转向了重视文化的转换，翻译业已成为了跨文化交际行为，文化翻译被提升到尤为重要的地位。

二、文化翻译

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与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因此，文化信息才是文化操作的对象(杨华章，2000:66-70)。

学习英语的人或许有这样的经历，在读到某句话或某篇文章时，无论是词汇、语法、句型都浅显易懂，但看完之后却被搞得一头雾水。例如：

Tom was very happy to see the yellow ribbon in his family after his relief. (汤姆被释放后非常高兴看到了家人的黄丝带。)

为什么汤姆看到黄丝带后会如此的高兴呢?如果译者不明白黄丝带的文化含义，也就无法表达这句话最准确的意思，即祈祷并欢迎某人安全归来。由此，文化翻译的重要性可见一般。

（一）文化翻译的必然性

由于社会习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再加上天气地理条件的明显差异，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单纯的字面翻译无法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一般说来，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同一概念在中英文中的意义不对等。

由于以上因素的种种限制，东西方文化中的同一概念所表达的意义可能有所不同，甚至有时会大相径庭。例如，在汉文化中，“龙”是高贵与权利的象征。中国古代皇帝被尊为“真龙天子”，中国的父母无一没有“望子成龙”的愿望。但在英语文化中，“龙”却是一种可怕的怪物，它喷烟吐火，象征着灾难与邪恶。

再如，“yellow book”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低俗下流的书籍，可在西方某些国家它却是国家、政府及议会发布的报告书，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如果译者此时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不但无法表达原文意思，反而会适得其反。

第二，同一意义在中英文中的表达方式不对等。

为了表达同一种含义，中英文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已司空见惯。如在专家面前炫耀，中文是“班门弄斧”，英文则是“Teach the fish to swim.”如果直译为“Play the axe before Lu Ban.”就没有几个外国人能看明白了，鲁班为何人将在他们心中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如，“Don’t cry for the spilled milk.”汉语应译为“覆水难收”，这更贴近中国的文化。

此时，译者只有采取文化翻译的手法，将中英文中相似含义的词语句子联系起来，才能达到使读者理解原文的目的。

此外，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可议性限度，在翻译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习惯用语、成语典故时，英汉翻译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方式，此时译者应随机应变，凭借对两种文化的了解，在结合不同的语境进行意译，才能达到文化翻译的交际目的。

（二）文化差异的可逾越性

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由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导致许多民族的发展历程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人类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一致的。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外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关系，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又是有限的，同时也不是不可逾越的。这也为文化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渗透现象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文化渗透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产生、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翻译的发展。

三、文化渗透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加与深入，人与人的距离一再被拉近。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地球村”的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在国际合作的大背景下，各民族间文化的差距也正在逐渐缩小。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各国之间文化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很多外来语和外来文化已经被本地人所接受，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也在逐渐变小。

（一）文化渗透的起因

文化渗透是由文化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文化具有相容性与传播性两种基本特点，本文从两个方面分析文化渗透产生的原因：

第一，文化的相容性。

文化是开放的，具有潜在的相互吸引和包容能力。文化交融的结果就是文化之间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同时把自己介绍出去(黄东林，2001:111-115)。文化想要不断地进步与发展，就必须从其他文化中吸取新鲜的养分来充实自己。因此，只有伴随着各国文化间的交流，文化发展的目的才能实现。由此以往，发展与交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良性循环，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间的彼此渗透悄悄地开始了。

第二，文化的传播性。

传播性是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人们利用语言文字，凭借翻译这一传播手段，交流着各种文化的内涵，这也是文化渗透的另一个客观条件。

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手段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们参与不同文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手段也越发丰富。商品与服务也因信息技术突破了全球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再加上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世界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已拥有了一座快捷方便的桥梁。

（二）文化渗透现象

在全球文化交流不断频繁的环境下，物质生活与非物质生活领域的文化渗透现象日趋明显。例如，中国人早已接受了麦当劳、肯德基，也会用“hello”“hi”来打招呼;西方人也逐渐了解了中国京剧，对中国功夫更是情有独钟。

在文化层面上，语言的交汇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各种语言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在文化渗透中相互影响，同时也得到了丰富和成长。

如今，在汉英两种语言中，一方面，外来语正在逐渐增多，如英语中的Kongfu(功夫)，Kowtow(叩头)，Taichi(太极);汉语中的WTO、卡拉OK等。另一方面，在全球文化渗透的大背景下，许多英汉等意的新词不断涌现，例如, 绿色食品(green food)，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酷(cool)等。

（三）文化渗透与译者

法国翻译理论家让·皮斯特曾深入分析了译者的作用：任何译者，当遇到外来语言时都会出现理解断层，而翻译工作者的作用就是填补这一断层。由于各国的文化差异，译者往往在翻译过程中遭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意识到文化渗透的存在，并给其以足够的重视，同时不断地调整自己来适应文化渗透的总体环境。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要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译者应不断学习，努力研究和挖掘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提高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意识。切忌走进翻译中的两种极端：一种是完全排斥与否定异域文化，另一种则是全盘接受外来文化。相反，译者应成为两种文化对抗和对话的协调者，在处理异域文化时不排斥受到社会文化交融渗透力的影响，但也应该保持译者一定的主体能动性。

四、结论

站在文化差异与文化渗透的风口浪尖上，译者肩负着传播、介绍与解读相异两种文化的任务。一方面，通过文化的翻译，译者帮助读者理解与接受异域文化，并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化渗透的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文化渗透的加剧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翻译的发展。总之，文化渗透与文化翻译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逐渐塑造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可译性正在逐渐增大。尽管各国都尽力保护其文化的独特性，呼吁文化的多元化，但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无法阻挡。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0.

[2]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99.

[3]刘宏.杨越翻译中的文化渗透[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4]廖素华.浅谈英汉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04.

[5]刘瑶瑶.汉英语言中“黄色”的文化差异及翻译[J].怀化学院学报, 2007.

文化衫设计的文化现象 篇9

一、大国沙文主义的扩张与中国近代封建王朝没落这一历史因素是中俄文化融汇的基础途径

俄罗斯历来都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强权政治传统, 不仅对内打压各非俄罗斯民族的其他民族, 而且用侵略的手段对外扩张其疆域领土。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扩张诉求伴随着中国近代封建王朝的没落, 必然见之于俄罗斯对其远东地区领土扩张的现实。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的文化融汇成为必然。

从16世纪后期俄罗斯首位沙皇伊凡四世开始, 沙俄通过武力手段逐渐吞并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奠定了地缘基础;17世纪沙皇俄国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频频进犯以及随后中俄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为以派遣专业人才和通商互惠为媒介的文化扩张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自此俄罗斯文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传播正式拉开序幕。19世纪60年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 这使中俄边界局势一度紧张, 暂时中断了俄罗斯文化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移入。

直至19世纪90年代, 大批俄罗斯移民涌入中国东北。1896年, 俄国获得了“借地修路”的特权, 也就是在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吉林境内建造直达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铁路。俄罗斯筑路人员进入中国东北, 并以哈尔滨为中心, 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展开施工。在中东铁路建设全面铺开的大背景下, 俄罗斯人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东北地区, 其中不乏中东铁路建设管理局的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艺术家、科研人员, 还有传教士等神职人员。1922年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已达15.5万人, 同年生活在黑龙江省的俄侨已超过20万人。[1]同时, 一些汉族移民也越过边界, 进入俄罗斯境内。据统计, 1900年海参崴旅俄华侨的人数已达到36700人。[2]

在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人口流动过程中, 俄罗斯侨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的人文、社会、伦理等方面的文化内涵, 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俄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的文化气息注入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生活中, 这一过程大大地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融合。

二、近代俄罗斯政治形势变化与中俄地缘优势这一政治因素是中俄文化融汇的核心途径

十月革命的爆发导致了俄罗斯大批的知识分子向外流亡, 流亡者中不乏贵族、官绅、资本家和神职人员。由于俄罗斯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 加之当时这一地区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中国东北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俄罗斯流亡者的首选避风港, 也逐渐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由于这些流亡者大多为知识分子, 因此, 即便是流亡生涯也未能阻止他们不断向外传播俄罗斯文化的步伐:俄罗斯人在中东铁路沿线创办了报刊, 仅1901年至1917年间就已经创办了71种刊物。十月革命后大批俄罗斯人定居中东铁路沿线, 红党与白党对中东沿线的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代表都从各自利益出发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刊物, 此间有30余种刊物相继问世, 20世纪20年代便成为了旅华俄国人办刊热情最为高涨的年代。[3]

此外, 1923年成立的东省文物研究会以研究中国满洲 (东北) 为主旨搜集、收藏文献资料并编辑、出版, 经它所收藏的许多资料、档案目前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文化、生活发展进程的珍贵文化遗产。

俄国人还在中国东北地区投资开办了大量的学校, 这些学校不仅吸收俄国子弟, 也接收中国学童入学。显然, 这对该地区的早期教育及俄罗斯文化的大范围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因为中俄两国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更迭起伏, 使大量俄罗斯侨民涌入到中国东北地区, 才有了该地区的中俄文化深层次的交流与融汇。通过俄罗斯侨民, 东北地区的居民更加了解了欧洲人的生活、工作和教育方式, 间接地加深了中俄两国文化的交融。此外, 俄罗斯侨民们在东北地区无论是组织文学团体, 收集珍贵史料, 还是创办教育机构, 都在客观上为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开发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三、殖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经济因素是中俄文化融汇的主要途径

为了政治上在华攫取更大的利益, 俄罗斯人利用建造中东铁路的特权, 在铁路沿线建立了许多城镇, 其中, 最具特色的城市当属享有“东方莫斯科”美称的哈尔滨。如今一座座带有俄式浮雕装饰的穹顶式建筑林立在哈尔滨主要街道上, 俄罗斯工艺品店也随处可见, 在这里中俄文化的美妙结合时时散发着特有的韵味。除此之外, 牡丹江、满洲里、绥芬河等许多东北城市也在建造中东铁路的背景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俄罗斯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了许多工厂和洋行, 其中包括木材加工厂, 东北地区最大的采矿场——扎赉诺尔煤矿, 铸铁厂和发电厂等;还开设了不少轻工业工厂, 如酿酒厂、面粉厂、卷烟厂等。比较著名的俄罗斯企业当属专门从事销售自西伯利亚地区和莫斯科等地运来的俄罗斯商品的“秋林”公司, 它相继在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大连等城市开设了分店。

此外, 俄罗斯人在自己开设的学校中, 除了向中国学生介绍欧洲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外, 更多的是传授俄罗斯语言、习俗、饮食等文化内容。从此, 这些内容开始逐渐地融入到东北人民的语言与生活中, 直至今日仍被广为流传。东北用语, 如:“喂得罗” (ведро, 一种上粗下细的水桶) , “布拉吉” (платье, 连衣裙) , “列巴” (хлеб, 大面包) , 苏伯汤 (суп, 汤) 等。东北人的着装, 如东北男人的呢子大衣、毛皮帽子, 女士的大披肩等。另外, 俄罗斯红肠也早已成为了东北居民餐桌上的常见菜肴。

可见, 在殖民利益最大化这一经济因素驱动下, 俄罗斯人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东北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 使其基本具备了近代工业体系。在这一过程中, 俄罗斯人涉足了东北地区的建筑、经济、饮食、教育等各个领域, 直接或间接地对该地区的建筑艺术、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饮食文化等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必然地刺激了中俄文化的进一步融汇。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中俄作为地理上的邻居, 在文化融汇中必然具备天然的优势。近代, 俄罗斯在领土扩张过程中从客观上造成的中俄两国文化融汇的影响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所产生的影响都要巨大。不论是消极的强权欺凌弱势的扩张, 还是积极的平等互惠的交流, 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俄文化的交流。因此,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融汇过程对了解当今中国文化中的俄罗斯元素, 掌握邻国间文化渗透的途径, 加强本国文化的传播力度以及增进中俄间的各项合作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几个世纪过去了, 经过不同的传播途径俄罗斯文化已经渗入到中国东北文化的血液中。这种独具亚欧特色的俄罗斯文化与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东北文化的结合体, 必将伴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加深, 得以更为广泛的流传与发展。

摘要：中俄作为地理上的邻居, 在文化融汇中必然具备天然的优势。不论是消极的强权欺凌弱势的扩张, 还是积极的平等互惠的交流, 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俄文化交流。本文从促进中俄文化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历史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中, 浅析中俄文化融汇现象中的文化传播途径。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传播,途径

参考文献

[1]唐戈.19世纪末叶以来俄罗斯文化在东北地区北部传播的地理人类学研究[J].东北史地, 2004 (04) :36-41.

[2]王世才.中国东北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6 (05) :54-57.

[3]郭蕴深.中东铁路与俄罗斯文化的传播[J].学习与探索, 1994 (05) :139-142.

[4]王晓菊.俄罗斯人在东北:半个世纪的侨民历程──第二届“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讨论会[C], 北京, 2008.

城市街道景观的文化现象研究 篇10

1.1街道和城市街道景观的概念

街道有三方面的涵义:首先它是一种通道,是供人们穿越、接触、交流的途径。

其次它是两侧建筑围合形成的开放空间,它和两侧建筑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没有两侧的建筑, 很难称之为街道。

另外,它还是一种场所,街道并不是单纯的交通场所,它是人们日常多种活动的场所。道路强调的是交通性,街道强调的是生活性1。

城市街道景观是指:首先,城市街道的格局,这主要是指路网布局空间形式,中国和西方传统有不同的格局和成因。其次,每一条不同街道的具体景观形态。城市街道的格局是一种空间形态,每一条不同街道的具体景观形态则是一种立面形态。总的来说,它是城市总体形态的外在表象,是城市实体给人的直接视觉感受,是人对城市最直观的认识途径。

1.2. 文化现象的概念和原型的概念

文化现象是指文化的表象和深层结构。而文化现象的研究主要是探析深层结构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意义。其中,对原型的探析是文化现象研究的主要部分。

原型是指事物最初的状态或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表象上并不一定表现出来,不过它却植根于事物之中。它可以是形态或者形态的抽象,也可以是某种共同体仪式、宗教仪式或者传统习俗等。

2. 城市街道景观的存在原型

在街道演变的历史中,中国和西方两条主线所展示的街道有着本质的不同。无论街道景观自身的空间形态结构,还是东西方不同的公共文化传统,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体现了不同的存在原型。纵观街道发展史,它的发展经历了产生—繁盛—衰落—重生的循环过程。

最早的步行时代,街道是城市的主要活动空间之一。在西方,尽管街道的形貌、比例、感觉的品质及象征意义,在不同时期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城市公共生活始终未变。西方的道路空间,其布局结合地形,服从建筑,呈不规则状的开放空间,尺度适合人的步行和马车等慢速交通。在古代大多数欧洲城市中,道路结合地形布置,受建筑形式和地形条件所左右,或宽或窄,或自由弯曲或转折交叉。 道路呈隐性状态,隐含在人们潜意识所遵循的规范中。它遵循生物有机体的生长原则,通过若干个体的意向多年积累叠合而成,其特点是一般没有人为的、统一的规范驾驭,而以功能合理、适合经济地域条件为准绳。它能自发调整并满足人的需求与特定的地域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使道路空间在比较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渐变。另一种是受人为影响,依照某一阶段甚至个人的意愿和理想模式来设计和建造城市道路。政治和宗教常常是驾驭的主导因素,经济因素次之,法国巴黎爱丽舍田园大道等,这种道路空间形态规整、气势恢宏、尺度庞大。但对城市的生活变化发展往往反应迟缓、冷淡直至后来被重新认识。对道路空间的理解开始超越单纯的物质形态,逐步增加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而东方是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从中国城市街道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治秩序为“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家治秩序为“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然而,在内部建立了井然的秩序, 城市街道布局体现了中央皇权的至高无上,大多以中轴对称布置为主线,呈棋盘式布局,其根源来自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伦理秩序。另一方面就意味着对外部的不关心,充实城市的空间是淡薄的。唐代社会对“礼制”的运用达到了极致,直至宋代,“城市对外的水运、陆运和内部街道相结合,出现了交通枢纽点,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2。随着商业街的出现,情况才有所改观。商业味很重的城市街道无疑是具有很强烈的生活性和场所感的。虽然里坊制度被打破,但城市格局由于礼制的存在而改变不大,即街道空间仍可见自相似性结构,虽然街道安宁、祥和、宜人,但内外沟通和外向性仍然没有形成。

到了现代机动车时代,街道交成了道路,它的设计适应的是机动车的需要和尺度,作为城市房间的街道开始衰落;在追求高质量生活的现代,人们开始呼吁活动空间的回归,呼吁以人为本,于是, 有生活意义的街道空间的回归又开始了。

3. 城市街道景观结构原型

城市街道景观的结构原型是指构成城市街道景观的模式。城市街道景观由界面、街道设施和人的活动构成。如果单独就其中一个构成方面来说,只能作为城市街道景观的表象而出现。但是“无论环境如何变动,无论形式如何发展, 产生形式的基础都是永恒存在的,牢固不变的”3。三者互为整体, 构成城市街道景观,这个所有街道都遵循不变的模式,是其稳定的深层结构。

构成城市街道景观的基本模式有很多,由界面、街道设施和人的活动构成组合的基本结构是恒定不变的。尽管界面、街道设施和人的活动又有各自不同、万千变化的文化模式,但就这一基本空间模式来说,一方面,遵循传统定势模式,以此来建立和保持已有的社会关系和状态;另一方面,空间遵循创造的模式,通过自身的整合,促进人们的聚集,以此激发可能的新关联。

1|街道空间的基本结构(图片来源:(日)片山和俊著陶新中译《都市空间作法笔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4. 文化属性和文化意义

文化属性被称为、看为、视为一种文化的因素与特性。而文化意义是指某一种文化表现(现象、 要素)在精神、哲学、文学等层面上的展示。二者有交叉、交织之处,也互为补充,文化意义的外延大一些,文化属性内涵丰富一些,在某些场合,二者也可混用。以上二者均为文化现象的基本内涵。

4.1公共性——城市街道景观的文化属性

城市街道景观的公共性体现在街道的生活性和伦理性、以及象征意义中。

4.1.1. 生活性和伦理性

街道的生活性,体现在城市街道是社会生活的 “容器”,社会生活又是它的内容,两者有一定的相互依赖性。一方面,街道为社会生活提供场所; 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对人们的活动起到促发、限制的作用。

街道只有在反映了生活的真实性时才能展现其景观场景。“衡量艺术价值唯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真实地表现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这是人类所能攀登的最高阶段”4。街道的生活性体现在人把街道看作自身的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老城中一些街道中的老住户的一般比例较高, 正是这些老住户的存在,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交往变的相对稳定,于是产生了一种亲切宜人的生活氛围。也就是说传统街道形成的并非仅仅是一种物质环境,而是人们无形的生活力量。

“每个人都会感到其时代的特征,并能以不同的方式,通过行动、言语、思想、感情等来表现其特征”6。街道的生活性,也体现在人与街道的交流之中,街道因而获得了文化意义。城市街道同样展示了交往的伦理。它包括了人与社会交往以及公共活动等多重关系。人在这里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一方面,人与外部空间本身和对空间中的社会生活进行着交流作用;另一方面,不同个体之间又相互呼唤、回应、沟通,从而各自实现自我意识。在交往(爱情、友情、交流等)的需要上,也能反映街道是形成城市公共精神的重要场所之一。街道上, 人的本性喜欢观察别人,并且互相影响。特别在大街上,陌生人之间观察是毫无顾忌的,获取的信息量也是最大的。观察的同时,每个人在为自身定位、 并且把自己与环境联系在一起。

4.1.2. 象征意义

在更高的层面上,城市街道景观文化反映城市社会生活的公共精神。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在本性上 “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他的意思是说,人必须过城邦生活,只有融于城邦,为城邦的公共善服务,才能真正完善人的本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公共精神的原始阐述,但他也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深入研究公共精神内涵和实质的道路,即公共生活—— 公民社会。

从起源和传统来看,公共精神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是个全新的概念,公众首先是现代契约社会中具有独立意识的公民。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市民都是由礼俗关系维系起来的。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的传统城市与西方概念中的城市很不相同,秦晖先生评论过:“就中国没有城市公民而言,实际我们都是农民( 只不过有的是城居的农民,有的是乡居的农民)。”

4.2场所精神——城市街道景观的文化意义

场所精神( 场所感) 是一个古罗马概念,原意为地方守护神。在罗马人看来,在一个自然环境中生存,有赖于人与环境之间在灵与肉( 心智与身体) 两方面都有良好的契合关系。为此,它必须依靠守护神,以体认和确证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所具有的确定的特征。城市街道正是这样一个场所。当人们置身于有一定特色的历史城市或传统街区中,总会被某种强烈的场所感所打动,这种感情来自于环境的整体性,来自于城市与生俱来的公共生活,来自具有清晰结构高识别性的街道、广场节点、建筑, 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

城市街道作为人们户外活动的场所,需要产生场所精神,否则作为街道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对于生活在城市内的人来说,每天经过产生的熟悉的景象和留下的意象是他对城市的记忆,是其生活归属感的源泉。具备场所精神的街道显然是能够加强这种记忆的。对于过客,具备场所精神的街道是他对城市的意象。调查表明,场所感强的街道是游客对城市的主要意象点,代表了游客所认识的城市,在文化意义上,街道是城市意象的主要代表之一。

5. 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有代表意义的中国古代城市街道形成于商业原因,而西方古代城市街道形成于政治原因。 所以东方传统街道富有生活情趣,而西方的街道更是人们公共活动的场所,以致后来公共契约的形成。 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西方的传统城市公共空间和东方的传统商业街市均可以相互交融。所以城市街道景观规划和设计应注重这方面的挖掘。

(2) 城市街道是人的生活和培育城市公共精神的重要场所。这对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但这种场所感不是凭空而来,它来源于对城市街道的精心设计。在保留历史的传统,强化有特色个性的景观基础上,研究符合人类的需求, 在界面的尺度、质感、色彩、韵律等方面精心考虑, 布局符合场景的街道设施,才能创造生活场景,通过活动衍生出空间变换,形成能不断延续下去的城市街道。而在公共活动上,所有的互动是以参与者之间的不同和差异为条件的,它是公共生活的初始条件之一, 没有差异的主体间就无所谓互动,通过公共空间的配合形成我们的“市民社会”。

摘要：城市街道景观的文化现象研究,主要是根据还原的方法,突破城市街道景观纷杂的表象,找到特定街道景观文化的深层稳定结构,并在探析这些深层结构(原型)的同时,阐明城市街道景观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属性,以便在城市街道景观设计中能够充分考虑其文化认同。

西夏服饰文化的汉化现象 篇11

关键词:汉文化 吸收 渗透 融合 交替

中图分类号:TS941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种文化的创造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其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在此基础上,又无疑存在着一个形象表现和技巧传达的问题。中国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是哪朝哪代,即使是边远的服饰,都不乏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关西夏服饰形象的描绘和记载,他们的穿着打扮与汉族有许多相似甚至一致之处。种种的知识传达,使我们自然的将汉民族的服饰文化与之联系起来思考,是什么原因使西夏的服饰文化蒙上了浓浓的汉化色彩呢?这里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东西,引领着我们走进西夏服饰这一丰富的文化领域。

一 西夏的历史文化发展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在中国西北方向建立的具有封建性和民族性双重性质的割据政权。从夏景宗元昊于公元1038年称帝,一直到末帝目见于公元1227年亡国,西夏共传十主,历时190年。其疆域最为广阔之时,达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因其地处西北边疆,故史称“西夏”。西夏与北宋、辽、南宋、金,先后鼎足而立长达近两世纪之久,其灿烂的民族文化,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宝库,并为研究我国深邃的服饰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党项族原为羌族的分支,以游牧为生,“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浑。”,也就是居住在今四川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南部,后归附中原,内徙至陇东,陕北一带。唐朝末年,党项族中的拓拔部落因屡建战功,被赐李唐国姓,至此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藩镇割据势力。

公元1038年,李元昊立国称帝,他先废除了唐、宋赐姓,自号“嵬名氏”,自称“吾祖”,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又下秃发令,恢复故俗,都兴庆府,设文武二班,别服式,立军名,用兵制,创蕃书定礼乐。通过与宋朝的几次战争,迫使宋王朝承认其立国的现实,巩固了他的统治。在元昊之后的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等几位皇帝执政时,因为他们都十分仰慕汉族文化,并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改革,加强汉文化的推广,至使西夏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盛世的繁荣局面。但因晚期几位昏主的错误决策,以及重儒轻武的治国方略,最终西夏被蒙古消灭。

二 汉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汉文化源远流长,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在宋以前,就已表现出了在中华民族大文化的辉煌主导地位,对周边民族、国家的文化辐射,形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西夏建国前,党项族的向内迁徙,就是其最初自身文化与汉文化的一次融合,之后无论在生活、劳动、服饰、音乐等方面,都已明显地渗透了浓厚的汉文化特色。西夏建国后,在与北宋的时战时和中,又不断仿效中原的各项制度,从而使之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在广泛吸取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西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又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

元昊称帝后,创建了以汉字为模式的西夏文字,不仅对民族语言的发展和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西夏文化的兴盛、宗教的传播,以及活字印刷的发展,都有非常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西夏朝廷由来已久,一直是蕃礼与汉礼的轮番交替。这种融合交替,也造成了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同时也为西夏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在蕃礼与汉礼交替争先,互相争斗的过程中,儒学与佛教这两种文化因素迅速而又强烈地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角落,这使得西夏文化的本质越来越接近于汉文化。宋朝大臣富弼在概括西夏经济和文化情况时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这充分说明了西夏文化是在依托整个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丝织业是中原地区传统的手工业,到宋代时已具有了很高的水平。西夏建国前,党项族所穿戴的丝绸织品与麻、棉织品,主要依靠与宋王朝的朝贡、岁催、榷场等商品贸易。由于战争频频失败,西夏每年都能在宋朝的“岁赐”中,获得大量的精美丝绸。因此,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以及汉文化的影响下,西夏的丝织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建国后设立了专门管理丝绸、麻棉纺织工业的部门——“织绢院”和“绣院”等机构,这无形之中又带动了染料、印染工艺以及服饰的大力发展。在中原王朝先进的纺织、印染技术影响下,西夏不仅能纺织精美的丝绸、麻、棉织品,它的毛纺织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虽然战争频繁,但汉族人民和西夏人民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统治阶级挑起的矛盾和仇恨而中断,人民之间的相互的接触和往来,不仅促进了西夏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对缩小当时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 西夏的服饰文化

服饰,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既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文化的表征,更是时代发展的镜子。西夏党项族在学习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过程中,在保留原有民族传统服饰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中原汉族的服饰制度和服饰样式。

由于早期的游牧生活,使西夏服饰呈现出“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的固有特性。后由于获得宋王朝丝织品的“岁赐”,以及与之频繁地接触与贸易,皮毛服饰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人们开始广泛接受汉族服饰,并在效仿大汉衣冠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西夏最早的服饰制度。

元昊即位后,在强调“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的同时,还对文武百官的朝服、便服和庶民百姓着装色彩,制定了非常严格、详细的服饰制度:“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贴起云镂冠、银贴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髑,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毯子花旋,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此外,还详细规定了西夏官员垂蹀躞、配鱼袋和拿笏板等服装配饰的用途和方法。如:蹀躞带,多将皮革制成条状,并加钉有环,可以佩挂各种刀、剑、砺石之类的随身用品;配鱼袋,是从宋朝服饰等级制度中吸收而来,用以区分贵贱的饰品。西夏使臣多佩带此装饰,并以配鱼袋来体现身份的高贵,及和宋王朝王孙贵戚地位的平等;笏,即手板,有事则书于其上,是出入宫廷的证件,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谅祚当政后,主张从汉仪,于是汉族服饰在西夏境内大面积广泛流行起来。到仁孝继位时,颁行了《天盛年改旧新定律令》,法典效仿汉王朝规定:除皇帝外,皇室宗亲、大小官员、僧人、道士、贫民等,一律禁止穿石黄、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团身龙的服饰,同时禁止官民女子冠子上,插以真金打制的凤凰、祥龙等饰物。

四 汉、夏服饰的融合

西夏服饰从“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到“衣锦绮”的变化状态,也正是汉文化与西夏文化交融的体现。特别是“蕃礼”与“汉礼”在朝廷中的轮番交替,最终使先进的封建文化,成为发展和形成西夏文化的重要内容后,汉族服饰文化就迅速被吸收,达到了汉、夏服饰文化的紧密融合。

从仁孝其间所颁行的《天盛年改旧新定律令》可以看出,西夏帝王服饰制度完全借鉴汉朝衣冠服制。其中,统治者除冠冕造型采用了汉朝帝王所戴“通天冠”的样式之外,在冕服上也采用了“汉服”的“十二章”纹饰制度,同时将汉族皇帝一直专属的黄色作为御用服色,规定其他人不得使用。皇后的服饰制度与中原王朝的皇后服饰基本上没有区别,都是戴凤冠,穿交领宽袖衫,下系裙,前有蔽膝,垂绶及佩饰,外穿宽袖大衣,同时将汉族皇室一直专属的黄色作为御用服色。

“幞头”和“巾”,这两种在唐宋时期中原男子首服中,最为普遍出现的服装款式,在西夏人的装束中被广泛应用。“文官幞头,平民戴巾”的服饰制度,可以明显反应出汉文化对西夏服饰的深厚影响。

“穿紫佩鱼”,在宋代被视为荣耀、权贵的象征。鱼袋“虽沿唐制,但存形模,全无所用,附鱼形其上者,特其饰耳。”(宋程大昌《演繁露》)宋时的“鱼袋”,是用金、银饰为鱼形,系挂于革带间,而垂于身后,象征身份、地位的饰物。西夏使臣也效仿中原,以此来分别贵贱,体现与汉族政权的平等。夏拱化二年(公元1064年)初,谅祚派遣使者吴宗到中原庆贺宋英宗继位,吴宗“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仪物自从”。

承袭隋唐遗风,宋代女子的发式以高髻为主,并有“冠梳”的习俗。所谓“冠梳”,就是用漆沙、金银、珠玉等做成两鬓垂肩的高冠,并在冠上插以白角长梳及花朵,有的还将桃、杏、梅、菊等花朵装饰在一个冠上,时称“一年景”。汉族这种高髻、“冠梳”、插花的习俗,也被西夏妇女所喜爱。元人马祖常在经过河西西夏故地时就写过:“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的佳句。从西夏诗歌《打春》中对妇女的描写“彩杖竞拐官徒手,金幡成带俗纶巾”中也不难看出,当时社会汉、夏女子装扮的审美意识,已经达到了共识状态。

“褙子”,是一种便服,在宋代妇女中比较流行,衣长大多过膝,在左右腋下开衩,衩的长度多在两尺以上。西夏妇女服装受汉族的影响,也广泛流行“褙子”,在穿着时,衣襟部分常常敞开,不用纽扣或绳带盘连,任其露出里面的服装。

除上述以外,从西夏的一些文献资料中记载的西夏服饰名称及品种来看,几乎与唐宋服饰名称完全一致。而且如:幞头、褐衫、旋、裙裤、褙子等,都与汉族的服饰款式没有差别。

五 结论

通过以上对比和描述,不难看出,从党项人归附中原王朝,内徙至陇东、陕北一带开始,一直到公元1038年,李元昊立国称帝建立西夏王朝,西夏人的服饰装束也随着汉族文化的深入,从“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到德明时期的“衣锦绮”,也在一直不断地变化和发展。逐渐汉化的西夏服饰,是汉文化在西夏人民内心根深蒂固成长的结果。汉文化的深入,为缩小文化差别,加速民族融合,增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带动着西夏服饰文化不断发展、壮大,也为中华民族服饰谱写了华彩的一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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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钟侃等:《西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翻译中的文化失语现象 篇12

一、文化失语现象

失语症在医学领域、教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都有研究, 但在翻译领域少有研究, 本文旨在说明翻译中的文化失语现象。目前对文化翻译问题的研究尚无概括性的上位词, 我们就此提出“文化失语”这一概念。翻译中的文化失语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因不了解目的语或源语文化而曲解原文意思, 不能准确传递原作者信息的现象。

二、文化失语表现形式

翻译中的文化失语主要表现在过度归化、过度异化、误译、负载词翻译和错位翻译等方面。

2.1过度归化和异化

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最初是由美国学者韦努蒂在其《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译者的隐身》) 一书中提出的。韦努蒂把这两个概念的提出归因于十九世界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的翻译理论:“The translator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译者要尽可能保留作者文化, 让读者向作者靠近或译者要尽可能保留读者文化, 让作者向读者靠近。) ”然而一些译者过度追求归化或者异化, 造成了翻译中的过度归化和异化现象, 不仅不能正确的传递原文意思, 还影响了正常交流。过度归化属于超额翻译, 如One boy is a boy, two boys half a boy, three boys no boy.人们习惯的翻译为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而三个和尚的故事出自中国的典故, 译者无意中给此句加了中国的宗教信息, 此翻译过多地加入了译入语文化信息。

过度异化属于欠额翻译, 如:“a pork barrel”只是译为“猪肉桶”, 读者会很难理解。而该词的文化背景是:1987年2月3凡美国众议院以401票对26票推翻了里根总统对净水法案的否决。这项法案授权在以后9年里拨款180亿美元帮助城市建造污水处理工厂, 拨款20亿美元实行其他净化湖泊、河流和湾港的计划。里根总统指责这一法案是个“猪肉桶”。因此翻译这类俚语时译者要做适当注释。

2.2误译和错位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 如果对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不了解或者处理不当, 就会造成文化的错位和丢失, 从而产生误译。误译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假朋友”, 以“green hand”为例。初学者碰到这类词往往望文生义, 根据表面意思翻译为“绿手”。然而深入了解该词汇的典故后, 就会茅塞顿开。英国四面环海, 船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人们常用颜色与海水一样的绿色油漆来保养船只。操作不熟练的油漆工双手会粘满绿色油漆, 因此习惯用“green house”指代新手。

2.3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 即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在2008年12月18日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 胡景涛总书记提出了“不折腾”一词, 顿时成了各界翻译人士的讨论热点, 而国外没有与“不折腾”相吻合的单词, 经过几番争论和修改, 最终将其音译为“buzheteng”。

三、文化失语产生的原因

翻译过程中出现文化失语现象是因为源语或目的语文化干扰, 文化缺失或受自身英语水平的制约, 无恰当的对应语表达负载词。适当的归化或异化有利于帮助读者了解源语意思和背景文化, 而过多地归化或异化则适得其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刻意追求“忠实”原文, “翻译腔”过浓, 从而导致翻译晦涩难懂, 缺乏生动性。

1. 译者受目的语文化干扰

2. 无恰当的对应语表达负载词

四、解决方法和策略

1. 正确看待源语或目的语文化

2. 文化错位的翻译补偿手段

3. 文化负载词翻译时应适度归化或异化

五、结束语

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好的译者需熟悉诸如文化, 科技, 地理等方面的百科知识。“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 但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 而是负载这两种语言的文化信息, 而译者长久以来忽视翻译中的文化失语现象, 从而不能正确传递原文信息。作者参考了前人的观点, 从自身的角度提出对文化失语的几点看法, 希望更多的人注意这一现象, 并进行共同探讨, 在实践和交流中着力解决这一问题, 使译文越来越地道, 越来越完美。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 2000-10-19.

[2]、Wilss, Wolfram.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M].London&New York:Routledge.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01.

[3]、包惠南, 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4.

[4]、Basil Hatim&Ian Mason,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Taylor&Francis Group,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