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小说（通用6篇）
才子佳人小说 篇1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风行一时，小说赋予女性形象的一些新特点，是阅读这类作品时不可忽视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过程及其隐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
一、欲望的服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统女性形象
我国爱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有其自身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附属物和屈服者而存在，女性往往从各个方面迎合男性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女人们只能依照虚构的理由变成她们现在的样子，因而她们首先在自己的心目中承认，她们本来就注定是低等的、柔顺的、渺小的、琐碎的、无关紧要的，等等。”[1]古代中国是个男权社会，封建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桎梏从来没有停止过。受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在男性符号暴力影响下完成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美色”和“贞洁”两个方面。
先秦文学有不少关于女性美色的描写，如《诗经·硕人》赞美庄姜：“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魏晋小说《西京杂记》中卓文君被描写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荡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唐人小说中则有“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李娃，“容色姝丽”的任氏。还有元明戏曲中的崔莺莺、杜丽娘等，或是“娇羞花解语”，或是“温柔玉有香”。这些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容貌出众，同时还被赋予贞洁的品行，如李娃“节行瑰奇，有足称者”，任氏“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婚姻生活正如恩格斯提到的那样:“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结婚的基础，而是结婚的附加物。”[2]“美色”和“贞洁”两个特点是男权主义将符号暴力强加给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消极品质，可以说，这两个特点是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规范的，美色迎合了男性的官能满足，贞洁迎合了男性的心理满足。一旦不能符合这两个要求，女性往往会被打入另册，塑造成淫荡、刁悍、嫉妒的反面形象，如《任瑰妻》中的任妻，《裴谈》中的裴妻，《秦将》中的石妻，《段氏》中的段明光，等等, 全无温良贤惠的品质，表现为刁蛮无理、盛气凌人, 令男人望而生畏。一切显示，在封建社会的很长时间内，女性的存在及其文学反映，只不过是男性欲望的满足和服从。
二、既美且才———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特点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较以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佳人由以往美貌的代名词转化为才貌的结合体。
才子佳人小说中众多女性形象，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普遍的貌美特点，但除了貌美的特点外，才子佳人小说更加强调女性的才美，以往用来形容男性才学的专有名词屡屡出现在才子佳人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在《平山冷燕》中，尽管山黛美貌异常，小说却淡化其容貌，突出其才学，书中交代她从小“间出一言，必颖慧过人。……过目成诵。七岁便解作文，至今十岁，每日口不停吟，手不停披”。《玉支玑》中的管彤秀“女子之常，不足为异，即其诗工咏雪，锦织回文，犹其才子之一斑”。《定情人》中的江蕊珠等无不诗才出众，充分凸显了女性的才美。
一切表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已经开始摆脱传统文学中女性徒具外美或才美不均的形象，作为群体的女性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才学的渴求，才美的重要性对她们的社会存在已经超过了貌美。
（二）表现为佳人超凡的胆识、智慧和独立自主能力。
如果说才学是女性在闺阁生活中通过自身修养而获得的话，胆识则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为人处世的历练而获得的。才学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社会生活，提升自身价值的可能，胆识则使得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才子佳人小说要突破传统女性无才便是德的藩篱，在赋予女性才学特点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赋予她们与男性相同甚至超越男性的智慧和胆识。
《好逑传》中的女主人公水冰心“虽然一闺阁淑女，实不愧须眉男了。一凡事件件皆先知，种种周备”，属于一个权变通达、有胆有识的才女。水冰心作为早期佳人的形象，突出了女性的个人胆识和处世谋略，她对官场的了解、对人心的揣摩都达到了练达洞明的地步。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固定模式。有胆有识的水冰心形象并非个案，我们可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发现大量类似的形象。如《玉支玑》中勇敢作弄尚书之子卜成仁的管彤秀，《赛红丝》中与无行文人常莪草斗争的裴芝、宋萝，《锦香亭》中拒绝权贵的葛明霞，都是与恶势力斗争的足智多谋的佳人典范。
可见，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情节模式的构设对佳人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与才子的交往，小说突出佳人的才学特点，通过与离间小人的周旋斗争，则突出了佳人的智慧和胆识。
（三）表现为佳人视野的扩大与社会参与能力的增加。
这实际上是女性才能增长的结果，她们身上日益增长的才学膨胀着她们了解社会的欲望，闺房之外的缤纷世界对她们具有无限诱惑力，作者适时赋予了她们一种走向外界的能力和勇气。佳丽们一洗中国女性只知道闺阁怀怨、伤春恨时的传统形象，她们和男性一样，关心起功名事业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丽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已经不仅仅是美貌，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诸多社会关系中的游刃有余的处世能力，她们开始参与社会，她们绝不逊色于男性。
小说中的佳人不但才貌双全，而且对君臣之道、父兄之礼稔知于心。《平山冷燕》中山黛因《白燕诗》蒙圣恩隆眷，以“君子不以冥冥废礼”为由，望阙拜谢，之后又拜谢父母养育之恩，道德礼仪之圆熟周到，有甚其父，难怪山显仁称：“我儿不独有才有礼，竟是个道学先生。”另一女主人公冷绛雪，争礼论才，丝毫不逊色于山黛。《好逑传》中水冰心拒绝过其祖逼婚的理由是：“礼义所出，名教攸关，焉肯上无父母之命、下无媒妁之言，而畏强暴之威，以至失身丧节?”
小说中的佳人不仅熟悉各种社会关系，而且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她们读书写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显示了女性日益觉醒的入世意识，即想做一番事业，不负平生所学的壮志豪情。
从以上分析可知，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一次全面超越。鲁迅早已注意到这种变化，他指出：“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进而称之为：“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作为个案出现的，而是女性形象改造更新后的一次集体亮相，这种现象背后必定有其特定的时代思想文化背景。
三、尚情思潮与心理认同———佳人形象形成的文化背景
女性形象的变化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变化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尚情思潮的文学表现。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才”的同时，强调“情”。如天花藏主人说：“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变耶!……才慕色如胶，色眷才似漆，虽百折千磨而其才更胜，其情转深。”[4]才与情是小说表现的主旨，小说的情节安排都是为表现这一主旨服务的。
才子佳人小说中对情的强调，实际是明代以来社会尚情思潮在小说艺术中的表现。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应运而生，随之也出现了与封建传统观念分庭抗礼的新观念———市民意识。思想领域王学左派的兴起，对个性和情欲的肯定，更是带来社会人生观念的巨大转变，王阳明提倡“百姓日用即道”，李贽“非周孔而薄汤武”，王艮肯定“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在市民经济发展和相关学者的倡导下，一股追求个性、肯定情欲的社会思潮迅速在全社会中弥漫开来。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情欲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女性的肯定和尊重。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的情感和正常的欲望诉求往往受到禁锢和制约，女性意识的张扬和肯定对冲破传统的封建道德和伦理束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中国传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由第三方掌握决定权的婚姻模式注定女性的真实情感和欲望要受到压抑，婚姻甚至可能成为某种利益交换的牺牲品。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争取婚姻自主权成为一种时尚，她们不但憧憬美满的婚姻，而且付诸行动，自行择偶，甚至不惜采取女扮男装的极端形式。
总之，明代以来的尚情思潮为佳人形象突破传统女性形象的藩篱创设了良好的文化背景，才子佳人小说则把这种思潮转变为文学创作实践，使之形象化和具体化。
（二）失意人生的情感寄托。
罗曼·罗兰说：“艺术家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创作。他在创作中反映他的同时代人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爱和梦想。”[5]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突破反映了创作者怎样一种文化心态呢?我们可以从才子与佳人的角色定位入手来分析这个问题。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存在角色的互渗性，即才子容貌女性化、人格柔弱化，佳人才学书生化、志向士人化。两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大致反映了小说作者们对自身现实境遇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才子柔弱化，一定程度反映了小说作者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和无奈。佳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者的心理遗憾，这种功能又是通过作者对女性的心理认同得以实现的。
现存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多不可考，以名号见存的有天花藏主人、夷狄散人、鹖冠使者、青心才人、名教中人、烟水散人、云封山人、吴素庵主人等，从这些名号上看，作者或称才人、或称散人，他们对自己的才学自视甚高，但又与世俗不合，散诞不拘。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成为他们逃避现实、寄托理想的最佳途径。女性在中国社会处于从属地位，是被压迫的对象，小说作者正是从这点找到了传统女性与自身落寞处境的契合点。如果说传统女性生活可以比喻作者的现实处境的话，佳人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则是落魄文人不满现实，寄寓理想的一种艺术隐喻。在《四才子书序》中可以看到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故一品一行，随人可立，而绣虎雕龙，千秋无几。”一悲其“生才之难”。即便有“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之才，然“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再悲知才之难。因此，他明确指出编次才子佳人小说的目的在于使“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6]既美且才的佳人形象，无疑对这种落寞心理起到了一种艺术补偿作用，也是作者理想人格的隐喻。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集中反映了明末清初文人群体对女性的心理认同感，以及借此寻找精神慰藉的创作目的。改造后的佳人形象，承载的正是这些落魄文人张扬个体价值的功能，通过这些佳人形象，文人的人生失意和仕途坎坷得到了艺术补偿和心理安慰。
总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是中国文学中女性新形象的一次集体亮相，她们不但完成了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对传统的颠覆和超越，而且是当时社会思潮和文人心态的形象反映。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著.刘晖译.男性统治[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2:39.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72.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32-135.
[4]天花藏主人.飞花咏序.佚名.飞花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
[5]罗大冈.罗曼.罗兰这样说[J].读书, 1990, 3.
[6]天花藏主人.四才子书序.佚名.平山冷燕[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1.
才子佳人小说 篇2
关键词:才子佳人小说 《红楼梦》 女性形象 爱情意识 爱情追求 嬗变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婚姻观念长期以来把爱情拒之门外,爱情意识尤其是女性爱情意识的萎缩泯灭更是普遍事实。清代初期,有知识有灵性的读书人受明代思想解放运动、人文浪漫思潮的影响,自主意识逐渐觉醒,主体精神得到提升和强化,在长篇小说领域开始了对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爱情的追求。他们捕捉时代的脉搏,创作出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展现爱情意识的巨大进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从才子佳人小说到巨著《红楼梦》的女性形象爱情意识的嬗变。
一、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爱情追求
清朝初期,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出现,形成流派,是小说界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才子佳人小说,是指清初数十年间那些以才貌双全的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1]《玉娇梨》、《平山冷燕》、《定情人》等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代表作。才子佳人小说情节的一般发展的模式是三个阶段:佳人与才子一见钟情;小人拨乱,情人分离;才子功成名就,与佳人终成眷属。才子佳人小说里的爱情不但得到开明家长支持,而且还得到最高统治者赐婚玉成,皆大欢喜。这虽然难逃美化现实的讥评,但是表现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民主思想,追求爱情自由的叛逆精神。
《玉娇梨》是长篇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之作,书名取自女主人公白红玉(后改吴娇)、卢梦梨的名字。小说里的两个主要女性形象白红玉和卢娇梨,都容貌美丽、才智超人,她们高贵矜持、儒雅温仁、纯情理性。白红玉以考诗的方法择婿,因而与才貌皆佳的苏友白约为婚姻;卢梦梨与苏友白只有一面之交,就因为他的才华和美貌而热烈地追求他,甚而至于不顾他与白红玉已有婚约,即使做妾也在所不惜。
才子佳人小说所表达的女性形象的婚姻理想可以归纳为容貌美、才智美、情爱美,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攀登着性爱的较高境界。在封建婚姻观念还相当顽固的清初时代,才子佳人小说以其所构造的婚恋类型所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的爱情意识,表达了人们的爱情理想。才子佳人小说在女性爱情意识方面显示了中国婚恋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
二、《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爱情追求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发展是《红楼梦》的主线,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中心人物之一,她的爱情意识具有代表性。林黛玉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由于从小被当作男孩抚育,她获得了一般女孩难以获得的接受知识和发展天赋的机会,以此养成了自信好强的秉性。可是未及成年,她便成了孤儿,寄人篱下,面对冷酷的外部环境,目下无尘,一身傲骨,无视权势,不向显贵们献殷勤、讨欢心,执著地护卫自己的尊严。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还有一个与环境完全不相协调的贾宝玉,他被封建正统观念看作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宝玉对“仕途经济”及一切“峨冠博带”的“须眉男子”深恶痛绝;他对聪明美丽、地位屈辱、命运悲惨的女性又爱又敬;他钟情于从不说“仕途经济”的“混帐话”的林黛玉,林黛玉是他唯一的知己。正是从宝玉对大家庭环境的对抗中,黛玉了解到宝玉是一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是个知己,并因此爱上了宝玉。由于宝玉、宝钗“金玉良缘”婚姻的可能性,由于黛玉寄人篱下的地位,孤高洁傲的品格,使她不得不时时敏感地守卫自己自尊的心灵,从而产生一根极敏感极易受伤害的爱情神经。在那种不容许真正爱情生长的恶劣文化氛围里,爱情使她的心灵饱受煎熬。后来家长们用“调包计”,合谋算计黛玉、宝玉,黛玉无意中从傻大姐口中得知,顿时痴迷恍惚,进门便一口鲜血直吐出来,就此卧床不起,遂将平生感情与心血凝成的诗稿付之一炬,在隐约可闻的“金玉良缘”婚礼的音乐声中,直叫道“宝玉,宝玉,你好……”泪尽而逝。
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卓尔不群、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黛玉以她清醒的人生意识和爱情意识,执著地坚持着独立的人格和维护着自我的尊严。在爱情上她选择了知己之爱;但当爱情遭遇封建环境的压力,挑战她的自我和尊严时,她以生命的代价作出了最后的坚决反抗。
三、林黛玉的爱情意识是对“佳人”爱情意识的升华
由于封建宗法制度的漫长延续和伦理政教型文化的积淀渗透,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婚姻观念无视爱情,把剥夺当事人双方的自主选择权利,婚姻的原则和动力建立在家族利益、家长权力或金钱、门第之上,社会上流行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千百年来不知酿造了多少婚姻悲剧。至于女性,则由于受男权中心的封建宗法文化的制约,在两性关系中受男性压迫,在婚姻生活中受夫权的压迫,失去了平等的权利。恩格斯曾说:“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2]。白红玉、卢梦梨、林黛玉这些女性正是在争取做人的权利的过程中,勇敢地追求爱情,显示了她们超越前人的独立的性格力量,标志着女性的进步和自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而林黛玉的爱情意识相较于“佳人”的爱情意识又有了更大的进步,是对“佳人”爱情意识的升华。
(一)从才貌之爱升华为知己之爱
佳人与才子本是素昧平生,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可是当她见到貌美有才的才子后,立刻萌生爱意,进而相许婚姻。这种建立在才与美为主要基础之上的一见钟情式的爱情虽然浪漫,但较之于真正的爱情显得简单而又肤浅;佳人追求爱情虽然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她们都把爱情的实现或者寄托在思想开明的父母身上,或者寄托在皇帝赐婚上,在她们的意识里,最后还是要依靠封建宗法制的通过,这种爱情意识对于封建伦理的态度是妥协的。相对于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形象爱情意识的空疏、肤浅,态度妥协,林黛玉的爱情意识更深刻、更坚决、更健康。林黛玉寻找的爱情是一种感情的投合,更是一种人生志趣和人格价值的相互体认。她的爱情意识既濯清了人类爱情的原始欲望,又摈除了爱情婚姻商品化伦理化的恶习陋俗,她所追求的是爱情本体价值。富有自我个性和多愁善感的诗人气质的她,受到《西厢记》、《牡丹亭》等当时“异端”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顾门第、财产等外在力量的影响,只凭个人感情的爱情意识。“爱情是她婚姻观念中的唯一命题,心灵的完全契合又是她爱情理想中确定不移的坐标。”[3]作为少女,她没有“一见钟情”的浪漫幻想,孤独无依的她爱上了贵族大家庭的“孽根祸胎”贾宝玉,也并不是处于孤独落寞境遇中的同病相怜。她的恋情萌动于对贾宝玉鄙薄功名利禄、尊重女性、向往个性解放等性格特征的发现。她不急于吐露心曲,而是反反复复的旁敲侧击,慎重地试探、捕捉对方的内心,直到确信“自己的眼力不错”之后方倾心相许。跟贾宝玉志趣的相投,使她心中升腾起缔结良缘的强烈愿望。这种知己之爱是精神上的志同道合,能够达成心灵上的呼应和共鸣,是爱情的真谛,比“佳人”的爱情意识更文明、更健康、更现代。《红楼梦》将男才女貌式爱情升华为知己之爱,才真正完成了给人以优美动人的东西的历史使命。
(二)从单纯的爱情追求升华到独立人格境界上的爱情追求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出身高贵,父宠母爱,养尊处优,在她们的生活里没有自由、自我、尊严与生活环境的矛盾。又由于家长开明,可以比较自由地追求自己喜爱的人,所以她们的爱情意识里虽有的是一往情深的执著,却没有爱情与自主、自由、尊严、自我、生命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自然在她们的意识里就不可能出现对爱情与自主、自由、尊严、自我、生命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痛苦抉择。而孤傲高洁的林黛玉却是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过着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生活;她爱上的恰恰又是封建家长贾母的命根子贾宝玉。她的爱情之路注定充满思想和精神的艰辛痛苦。
初进贾府时,外表美丽、气质典雅的黛玉得到贾母的“万般怜爱”,于是贾府上下一度把她看成为贾宝玉的必定婚姻对象。但由于她后来的种种“过于自我”的表现与封建家长的要求相去太远,因而招来了贾母们的反感和嫌弃。如果林黛玉能委屈自我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性儿”,显得随分从时一些,也会有实现婚姻理想的机会。可是她依然我行我素,在婚姻和自我之间选择了后者。在林黛玉的爱情意识里,她没有把婚姻看作爱情追求的最高目标。她渴望跟心爱的人结合,是为了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而并非为了巩固对理想男子的依附关系。因此她十分清醒地坚持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自我选择,表现出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到了后来,在贾宝玉被骗娶亲之机,贾母也有了“给林丫头说人家”的打算,林黛玉只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意识和爱情意识也并非无路可走,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女性就是这样生存下来的,但在林黛玉的价值天平上,爱情、自由和苟活是绝对不能互换的,当环境击碎了她最后一丝幻想之后,她做出的最后抉择是愤然抛弃尘世,以死来表明自己“质本洁来还洁去”的心志,捍卫自我个性的自由和对爱情的追求。林黛玉的爱情意识里婚姻与自由、尊严、生命、自我的对决与选择,表现出她的爱情境界是建立在实现自我这个更高的人生境界之上。正如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等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建立在这种自由、自主人格境界之上的爱情将会永远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从才子佳人小说女性形象的才貌双全的爱情理想,到《红楼梦》林黛玉建立在独立人格人生高境界之上的知己之爱的爱情意识,表现出长篇小说《红楼梦》在爱情审美领域不断攀登并最终立于古代小说艺术巅峰的辉煌成就。
注释:
[1]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5页。
[3]何仲生:《文化视野里的明清小说女性形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89年,第4期。
才子佳人小说 篇3
《何典》有着鲜明的反英雄、弱化人物以及淡化情节的思想意义的倾向, 而这又刚好是与崇尚具有鲜明性格能够建功立业抱得美人归的英雄的才子佳人小说截然相反的地方。
在《何典》里, 我们看不到英雄, 更看不到可列入道学家的词典的英雄事迹。第九回中, 两个犯上作乱的大头鬼攻破了鬼门关, “吃狗屎忠臣”形容鬼“尽忠报国”, 好像要成为英雄了, 却只配跳河获得“落水鬼”的称号[1] (p164) , “不肯投降”的自话鬼与叛军苦战, 却只被作者派了个“拔根卵毛吊杀在大树上”的下场[1] (p166) 。把为国捐躯写的如同小丑跳梁一般, 作者在诙谐里带出冷漠, 油滑中透出薄情。他似乎在告诉读者:哪里有才子佳人小说里那样的英雄?
《何典》中对人物的弱化同样值得注意。才子佳人小说中, 小说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主观擢升无以复加:才子必然学富五车, 温文尔雅;佳人肯定羞花闭月, 温婉贤淑, 而小人则绝对是一个“如小丑然”的跳梁人物, 至多再在这些标签上再加些花样, 却也跳不出那座约定俗成的五指山。而《何典》中的主人公则被作者有意的削而弱之:“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 一文不值。”这从作者对文章的主人公的命名上便可知一二:“出调的聪明”的“才子”只不过是个“活死人”, 而“千娇百媚”的“佳人”, 也只配叫“臭”花娘罢了。作者没有才子佳人小说作者那种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道德优越感, 而是把神坛上的“塑像”一掷到地, 借用嬉笑怒骂的乖谬反语来消解人们对舞台主角的一贯认识。
此英雄即已非彼英雄, 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再是顺天而行理所应当的了。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令人昏昏欲睡的道德说教以及对陈陈相因的封建忠义行为的无限崇尚, 在《何典》中变成了“引得人笑断肚肠根”的一场“欢天喜地”的颇具现代主义色彩的精神狂欢。
二、小说的语言处理比较
中国的文化向来北强南弱, 这一点在古典小说创作上体现的尤其明显。无论是早期的南北朝小说唐传奇还是后来的宋元话本甚至是明清的长篇巨制, 基本上沿袭了以北方话为叙述载体这一写作特点。
才子佳人小说也是如此, 现而今流传下来的此类小说几无南方方言作品就是一个例证。然而《何典》却不仅取吴语方言为创作语言, 而且求土、求俗、求鄙, 甚至写入了不少秽语亵字。这些文字出现在《何典》这样的特定的语言环境里, 不仅不显得粗俗, 反而使文章具有了浓郁的地方化气息, 加强了文章的讽刺性。同时, 这些语言突破了传统格局, 把数层不同意思不同色彩甚至毫不相干的语意语言组合在一起, 制造出悖论, 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增加了文章滑稽的效果, 如“拿了一把两面三刀”[1] (p157) , 把另有其义的成语活用作名词;“腰里挂几个依样画葫芦”[1] (p110) , 把本来有模仿之义的歇后语活用作名词, 别有一番风味。而这些是沉醉于阳春白雪般的诗情画意雅语轻言的才子佳人小说万万写不出的。
三、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
《何典》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情节有颇多相似之处:活鬼活死人父子善有善报, 一个老来得子一个仕途得意, 而诸如大头鬼饿杀鬼之类的恶鬼则遭到天谴, 死于刀兵之下;男女主角的相遇经历也与英雄救美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旧套路相合符契, 主人公投军破敌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又恰恰与才子佳人小说惯用的大团圆结局相合。《何典》在建构故事的时候, 确实体现出了封建文人对封建传统文化模式的眷恋。
那么, 我们是否可以说《何典》与才子佳人小说一脉相承薪火相传呢?答案是否定的。
张南庄在借用才子佳人小说的“落难——团圆”的情节模式时, 明显的表现出了对主人公所谓“英雄事迹”的轻蔑和揶揄。活死人受到醋八姐百般虐待, 却只知逆来顺受, 全无反抗之意, 若非串熟鬼的“鬼画策”, 早已在舅母家自生自灭。在逃出后, “思前想后, 没个道路”, 只得投身“念文字叫花子”, 在自甘下贱辱没斯文之后, 还“不愧不怍”, 心满意足[1] (p109) 。这岂是英雄之所为?在一通鬼话唬得了臭鬼一家钦敬之后, 他便乐不思蜀, 只思与佳人“眉来眼去, 交头接耳”[1] (p130) ;在被仙人催动起身后, 仍然是“意懒心灰”[1] (p136) 。这样的卑微人物, 在创造了些许功业后还要上演儿女情长的活剧。此时作者令王妃赐他们“箍旧马桶”[1] (p188) , 也就可以理解了——作者在自序中曾有语:“老话头箍成旧马桶”。松江方言旧马桶者, 陈规陋习也。作者面对他的作品始终是超然物外毫无顾虑的, 他无心深究这个故事的含义, 他喜欢的只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在他看来, 这些与才子佳人小说相类的东西, 只是一个鄙陋的“老话头”而已。《何典》的故事脉络与才子佳人血肉相连却又不同声同气, 相交相知却又不水乳交融。作者借用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说教这一躯壳并给予它新的内涵, 以反讽的创作规程在读者眼前构造了一个似花非花似雾非雾的奇特世界。
摘要：问世于嘉庆年间的《何典》是一部极其奇特的小说, 它以幽默的文体展示了数十个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在鬼世界中的悲欢离合, 读来颇有兴味。号称“过路人”的作者张南庄本着“拾得篮中就是菜, 得开怀处且开怀”[1] (p189) 的反传统的写作见解, 通过描写阴曹地府中的土财主活鬼与活死人两代人的不同遭遇,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尔虞我诈光怪陆离, “闹得六缸水弗浑”[2]的荒唐世界, 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独到的批判精神, 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 堪称文章佳构。然而, 由于作者为文大胆放纵荒诞, 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就颇多争议, 包括许多文人雅士在内的读者和研究者对此书多有毁谤之词。这其中, 小说里对于男女主人公活死人和臭花娘的一系列描述落入才子佳人小说之套就一直遭人非议。笔者不惮浅陋, 试为之一辩并将之作一比较, 管窥一二。
关键词：何典,才子佳人小说,比较
参考文献
[1] (清) 张南庄著;成江点注.何典.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才子佳人小说 篇4
在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初期, 才子多为风流儒雅, 瘦弱单薄的白面书生形象, 他们有着共同特征:举止文雅, 腹有锦绣, 通过举业科举, 建功立业, 成就“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之人生重要课题。如《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燕白颔, 《玉娇梨》中苏友白等。这些才子形象多为失去了男性的阳刚之气, 呈现出“男性主体意识与能力的柔弱书生的形象”, 具有女性化的特点。
随着清初政局的稳定, 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才子佳人小说有了新的发展, 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更为立体和圆形。在创作过程中, 明末清初作家群为追求人物形象的变化和创新, 打破蹈袭, 于是乎在形象塑造上, 出现了一批与“标准的才子佳人面貌迥异的才子佳人形象”。
一、行藏磊落的硬汉形象
非典型才子在外貌上是风度翩翩, 美如冠玉。如铁中玉“生得丰姿俊秀, 就像一个美人, 因此, 里中起个诨名, 叫做‘铁美人’”。铁如玉虽生得英俊美貌, 但是全没有一点女儿体态。“若论他人品秀美, 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 性子就似生铁一般, 十分执拗”, “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贵朋友, 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 一味冷淡。却又作怪, 若是遇着贫交知己, 煮酒论文, 便终日欢然, 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 人若缓急求他, 便不论贤愚贵贱, 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 指望邀惠, 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多感激他, 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可见, 铁中玉呈现的是一种正直、严肃的男儿气质。
那么, 这些才子的俊朗男儿气概是如何培养的?原因在于内修和外练。才子终日与诗书为伴, 择往圣先贤之书而读之, 铁中玉“为人落落寡合……每日只是闭户读书, 至读书有兴, 便独酌陶情, 虽不叫做沉酣曲蘖, 却也朝夕少它不得”。至于花天荷, “七尺经纶, 自是青年杰士。一身诗礼, 犹然白面书生”, 诗才是青莲一派。同时“眼中、心中有大格局”, 虽身处江湖之远, 却心系庙堂之上, “洞观世态”, 知“四境借安, 只乱着独两广峒蛮也”。花天荷认为“徼笔墨之灵, 博取一第, 毫无所济。而纡金拖紫, 坐享天禄, 犹以丈夫自欺, 岂不有愧。” 希望“效傅介子、班定远, 立功异域”, 成就英雄豪杰之功名。
二、至诚至性的侠者形象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的非典型才子形象与典型才子形象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 非典型才子形象身上少了羸羸弱弱的女儿之态, 多了铁骨铮铮的英侠之气。这些才子都有武艺傍身, 铁中玉“十一二岁之时, 即有膂力, 好使器械, 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 重二十余斤, 时时舞弄玩耍”。正是有一身好武艺, 才在救韩愿之危时, 发挥所长。且看, “铁公子应诺, 由叫人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远远跟随, 以备使唤, 又叫人取酒来饮;饮到半酣, 却换了一身武服, 暗带铜锤, 装束得天神相似”, 此处就将铁中玉塑造成了一名少年武将。
非典型性才子因为身着武艺, 心胸旷达, 更有一种侠义精神。侠义精神“包含了惩治邪恶、贩济良善等诸种美好的德行与民众心目中的价值定位而重守承诺、一诺千金、虽万死而不辞的重诺轻生的侠义行为, 也是侠义精神的内在要求与重要内容”, 这些才子的济危救困、见义勇为的行为就体现了他们的侠义精神。《好逑传》中的铁中玉在一开始为搭救被大夬侯抢走的韦秀才之妻, 之身打入禁地“养闲堂”;后又路见不平、几次三番搭救陷于困境的水冰心。水冰心赞曰:“此人情有为情, 义有为义, 侠有为侠, 怎认得这等分明, 真可敬也。”鲁迅在评价明末清初后期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男主人公形象为“既美且侠, 美而又侠”。
三、机灵性警的军人形象
《画图缘》中作者称才子有“屠龙手”, 体现在安邦定国、战功赫赫的军事才能上。花天荷本身自带灵性, 又得天台老人的指点, 将两广地形悉心记在心中。两广峒蛮作乱, 积祸百年, 朝廷文武百官没有一点应对之策, “徒令地方百姓, 时时受苦”。花天荷只身投帐, 军前献策, 条理分明分析两广地势及缴抚之策, 桑总兵按花天荷所授迎敌之策, 大破峒蛮兵匪, 尽获其粮草辎重。及至后来, 因不齿桑总兵之为人、做事, 留下献计之册, 就与柳青云游山玩水去了, 所献之计, 处处起到牵制峒蛮的作用, 使得峒蛮不敢轻易作乱。最后, 受封为两广总督, 平定峒蛮之乱, 被封为大勋侯。至此, 花天荷成就了傅介子、班定远的功名。
这些才子形象显示出了强烈的豪放、英武、侠肝义胆的性格特征,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男性性格中应有的阳刚之气, 这是与典型才子形象最大的区别。“铁如玉、花天荷、苏紫宸等这些文武兼备的才子们, 他们具有很强的斗争意识, 有保护弱者的意识和能力, 有男子汉敢作敢为的性格, 有‘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的责任心, 他们极具英雄色彩的故事打破了传统文学中文人形象柔弱化、女性化的模式, 树立了新的人格理想, 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中以阴柔型为男子人格美的审美观”。
摘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独特的文学现象, 风靡一时, 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才子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 具有“女性化”的共性, 因此又“千人一面”之感。但随着才子佳人小说的发展及作家的不断地创新, 才子形象开始出现了由典型向非典型的转变。
关键词：才子,非典型,形象
参考文献
才子佳人小说 篇5
才子佳人小说从内容上看,多为有才华的读书人与才貌双全的官宦富家小姐的爱情婚姻故事。从叙事情节的形式上来看,有几个通用的程序:(1)一见钟情。男女主人公偶然相遇,都惊羡对方的才貌,暗生情谊;(2)私定终身。相遇之后,男女主人公以诗词为媒,传达爱慕之情,私定终身。(3)拨乱离散。私定终身之后,或者是由于小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或者是由于一方父母坚决反对,或者是由于一方的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使得男女主人公从此天各一方,饱尝艰辛。(4)及第团圆。即使处于困顿潦倒的生活中,男主人公依然努力寻求功名,最终金榜题名,或者奉旨完婚,或者取得双方父母认可,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
一
大量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明代末期的新兴,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明代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极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倡导“三纲五常”的封建道统。明代中期出现了王守仁学说,企图从儒学内部进行一次深刻调整,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强化道德的内化。王守仁还针对固守程朱理学而造成言行不一致的伪道德现象,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这对明代中期和末期的道德思想和道德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到了明代末期,抑制人性、否定人欲的程朱理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号召力和约束性。既不能约束统治者自身,也不为市民阶层和受到商品经济熏陶的文人所信奉。这时候,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家道德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明代末期,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雇佣关系的大规模手工作坊,意味着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万历实录》所记:“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出现,必然引起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明代末期出现了一批尖锐批判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思想家,以李贽为代表。他们肯定人的欲望和物质追求,具有平民性的特点。主张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是人的天性。灭人欲的儒学道德,全是虚伪的学说。这种哲学思潮必然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许多文人就受到李贽等思想家的影响。汤显祖就在《牡丹亭题词》中自云:“酷爱李氏之学。”冯梦龙曾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才子佳人就是在明代后期“好色”、“好货”社会思潮广泛流行的背景下产生、兴盛的。
二
才子佳人小说以爱情为基础,公然标举“情”与传统道德、传统婚姻观念抗衡。如《定情人》中的男主人公双星就提出了“其人当对”、“自之做主”的婚姻观,他拒绝了其母亲和其好友庞襄的劝说,不肯草草完婚,把情看得高于一切,并称为情“性命可以不有,富贵可以全捐”,这种大胆的婚姻观和反抗行为,体现了晚明时期尊重人欲的时代风尚。
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多为一些不可考,名不见经传的文人,他们或怀才不遇,科场蹭蹬,让他们在求取功名上不得志,于是借风月之事,才子佳人之爱情故事,抒写自己心中的抑郁。小说家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借笔端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和怀才不遇之感。小说中的才子们多是热衷于科举考试,梦想金榜题名的,但他们往往又是科举考试的失意者,小说中对科举往往多有抨击和批判。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因诗相慕”,以诗为媒介传达爱慕之意,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也有着不同于词及其他文学形式的雅正地位。作品中的诗歌也是小说家们舞文弄墨、自娱自乐的方式,同时也是小说家们寻得自我安慰和展现才华的体现。
三
才子佳人小说在价值取向上追求“新奇”、“雅俗共赏”,但是才子佳人小说却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步骤: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拨乱离散、及第团圆。既努力追求新奇,避免俗套,又基本上按划分为四个固定的步骤来创作,这样很容易就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可是似乎并不妨碍小说家们戴着脚铐跳舞。
小说家为了求新求奇,在小说故事情节上下了很大功夫,刻意求新求奇,痕迹非常明显。才子佳人小说数量众多,人物各异,但是没有一个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都要经历诸多的磨难,经过纷乱和离散,最终才能大团圆。在这个过程中,才子和佳人对爱情是始终不渝,从不放弃的。如《金云翘》中的女主人公王翠翘与书生金重的爱情就曲折跌宕。而佳人王翠翘更是命运多舛,两入倡门,四易其夫,情节跌宕起伏,满足了读者猎奇猎异的心理,满足了读者雅俗共赏的市场需求。
才子佳人小说是晚明反对禁欲主义文化思潮的产物。虽然才子佳人小说有些程式化倾向,不能全盘否定其艺术创造,才子佳人小说也有优有劣,不能笼统而论,需要具体分析。才子佳人小说对“作意好奇”写作传统的继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地反映人情世态,其成熟的艺术创作手法和经验,对后代的世情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论“三言”爱情小说中的才子形象 篇6
首先,“三言”在对于风流才子的肖像描写上,多与女性描写一样,而且以套语为主,少有创新,往往将容貌与才情联系起来,容貌好、才情高,是他们首要特点,写他们是青年才俊时又间有夸张的手法。《众名姬》中的柳七:“年二十五,丰姿洒落,人才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至于吟诗作赋,尤其本等”。所谓“风流才子”,即不仅要有才,而且要风流,有情趣,这与传统文人的“书呆子”形象大相径庭.他们遇到意中人会对她调情,经常的出入妓院,他们的文才还可以用来以诗传情。有的好色,“一见钟情”就是以貌取人的典型,还没有相处,看到对方的美貌就坠入爱河,且想入非非,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欲,例如《张舜美》是:“轻俊标致的秀士,风流未遇的才人”,及见了刘素香,便“沉醉顿醒,竦然整冠,汤瓶样摇摆过来”。
其次,“三言”还通过他们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显示出其人格的高下,主要有痴情种和负心汉两种人。
痴情种多数是一见钟情或定情以后,才子的一颗心只系住她一个人,或为其受尽相思,或千方百计与对方结成眷属。《张舜美灯宵逢丽女》中张舜美邂逅了刘素香之后,便害起了相思,睡也睡不着,迫不及待的要在与其见上一面。在与素香私奔过程中,走散了以后更是“一卧不起,寒热交作”,险些丧了性命;逢人问起家室时,皆答曾有妻刘氏素香,终身亦誓不再娶也。可见他对素香一日不曾忘怀,称得上用情至深。
除了一见钟情后得相思,还有婚约在前,或少负痴情的。《乐小舍拼生觅偶》中乐和与顺娘是青梅竹马,小时便“私下约为夫妇”,但由于低位悬殊,父母不允,乐和只能“背地里叹了一夜的气,明日将纸裱一牌位,上写‘亲妻喜顺娘生位’七个字,每日三餐,必对而食之。夜间安放枕边,低唤三声,然后就寝”,短短几句话,刻画出乐小舍情深至痴的地步。
虽然这一类的才子对感情属于忠诚的一类,但在恋爱的过程中又总是表现出懦弱自私的一面。《宿香亭》张浩的叔父强迫其娶孙姓女子,他却“畏季父赋性刚暴,不敢抗拒,又不敢明言李氏之事,遂通媒妁,与孙氏议姻”。
负心汉的形象在“三言”中是受到批判和鞭挞的。俗话说“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与书生在科举制度下,很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有关,一朝发迹,许多人就会抛弃糟糠之妻,而重新选择对自己仕途有利的豪门之女为妻,历史上的陈世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言”中著名的《杜十娘》中的李甲,虽非科举及第后始乱终弃,而是出于父母之命的无奈,又受到“轻薄头儿”孙富的诱骗,将杜十娘转卖,“他对十娘,只是一种贪恋美色的狎妓行为,根本谈不上爱情”
“三言”爱情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数是读书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地位大致相同,但人物形象却大不相同,痴情与负心不只是个人的感情问题,还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外在因素。“但道德有高下之分,品质有优劣之别,志操有贞卑之异,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也表现为极大的差异性,可见在道德和阶级性之间,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摘要：明末文人冯梦龙编纂的话本小说“三言”,“极摹人情事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作品中涉及了许多文人形象,尤其以才子与佳人的爱情故事最为突出。冯梦龙作为杰出的通俗文学家,“三言”爱情故事通过风流才子与美貌佳人爱情故事来劝诫世人,达到“情教”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