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主体论

2024-08-31

权利主体论(共9篇)

权利主体论 篇1

正确认识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 是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就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而言, 明确资源所有者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条件是什么, 则是会计正确确认所有者权益的关键。然而时至今日, 一些文献在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什么以及资源所有者 (尤其是人力资源所有者) 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条件是什么的问题上, 仍未达成共识, 而其中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就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而言, 准确把握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什么, 不仅是对所有者权益本身进行正确定义的关键, 而且是贯彻会计主体理论从而正确划定企业权利、义务边界的关键 (因为根据会计主体理论, 企业与企业的所有者是彼此独立的主体, 如果不能正确把握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 会连带影响到对企业权利、义务边界的认识) 。为此, 笔者拟从法学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并对有关观点提出商榷意见。

一、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股东

所有者权益作为一种所有权, 其权属证书是企业的股票或出资证明或合伙协议书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既然所有者权益是一种所有权, 那它就与一般的所有权一样, 是与相应的所有权凭证紧密融合的, 有相应的所有权凭证就有相应的所有者权益, 反之亦然 (马洪, 2005) 。因此, 取得所有者权益所有权的唯一方式就是取得企业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至于取得该所有权凭证的具体方式, 则有“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 前者是通过向企业投入一定的资源 (既可以是有形的资源, 也可以是无形的资源;既可以是物质资源, 也可以是人力资源) 并从企业换取作为所投入资源对价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 从而取得对企业的所有权;后者是通过向那些原始取得该所有权凭证者买入、受赠或继承其股票等所有权凭证从而取得对企业的所有权。这就是说,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只能是企业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的持有者, 即股东或业主。

近年在学术界流传着一种观点, 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除了股东或业主, 还包括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

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 毫无疑问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之一, 正如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就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源泉之一一样。但是, 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 并不是其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充分条件, 正如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 也不是其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充分条件一样。

事实上, 物质资源所有者将其物质资源投入企业, 并不必然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而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债权人。其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还是企业的债权人, 取决于其与企业协商谈判的结果: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物质资源, 而企业向其签发股票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物质资源, 而企业向其签发借据或债券等债权凭证,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企业的债权人。比如, 现金所有者将其现金投入企业, 既可能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如果他换取的是股票等所有权凭证的话) , 也可能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如果他换取的是债券等债权凭证的话) 。同样, 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投入企业, 也不必然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而有可能是企业的债权人。其是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还是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也取决于其与企业协商谈判的结果: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源, 而企业向其签发股票等类似的所有权凭证,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如果协商谈判的结果是其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源, 而企业与其签订固定薪酬合约, 则其就因此而成为企业的债权人, 即企业“应付职工薪酬”的受益者。

正如杨瑞龙、周业安 (1997) 所言,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拥有者都有可能获得对企业的所有权, 但这种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 则要通过企业参与人之间显性或隐性的谈判并得到承诺。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也是这样, 即便是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 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因被企业授予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为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而另外一部分人力资源所有者则从企业领取固定的薪酬, 即是企业的员工。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力资源拥有者既被企业授予股票等所有权凭证, 又从企业领取现金等形式的薪酬, 这样, 他就有了双重身份, 即既是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又是企业的债权人。

可见, 将人力资源所有者笼统地视为与股东或业主并列的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人力资源所有者与物质资源所有者一样, 都只有在其将资源投入企业且从企业换取了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了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之后, 才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二、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公司 (企业)

从法学的角度来看, 所有者权益属于一种所有权,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就是所有者权益这种所有权所指向的对象。目前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业的资产, 如:“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所有者对资产的要求权, 通常表现为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差额”;“所有者权益在性质上体现为所有者对企业资产的剩余权益”;“所有者权益是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 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所有者权益只表示对于所投入的资产持有的主权, 包括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所有者权益仅仅代表所有者对企业资产享有主权的抽象概念”。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业资产的学者实际上混淆了所有者权益和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这两种不同的权利。下面将通过比较公司制企业中所有者权益和公司制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来阐明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 并指出这种观点的不当之处。

公司制企业的所有者是股东, 所有者权益就是股东权益。我国《公司法》规定, 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 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这些权利就是会计学中的股东权益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 会计中的股东权益就是通过处理交易或事项对于在法律上确认了的股东在公司中所享有的权益进行反映) 。《公司法》的这一规定, 似乎说明股东权益的客体是公司的资产。但正如葛云松 (2006) 等学者所质疑的:“出资人能够占有公司财产吗?能够使用这些财产吗?可以处分公司财产吗?能够要求将公司房屋登记为自己所有吗?有人侵占了公司财产, 股东能够以所有者的身份请求返还吗?没有一条能够适用。”

事实上, 股东权益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 其权利客体是公司, 而不是公司的资产, 尽管公司是由资产资源组成的, 且公司的资产中有一部分是某些股东投入的, 但股东对公司的权利并不同于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 因为股东投入的资产已经股份化了, 再不属于任何具体股东。股东对公司的权利是一种“共有”, 其客体是作为整体的公司, 而不是公司中的具体资产, 即公司所有股东对同一客体———公司按股份共享所有权。《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所针对的其实都是作为整体的公司。比如其中的收益权, 就是股东对公司的整体净利润按股份享有, 而不是股东对公司中某项具体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享, 股东并不对具体的资产拥有权利。

应当说, 对公司具体资产行使权利的是公司 (治理结构) , 而不是公司的股东。公司, 作为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组织, 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独立实体———凭本身权利拥有财产的实体。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就是法人所有权, 即法人财产权。法人财产权概念被认为是一种有所有权之实而假经营权之名的折中性权利, 是企业经营权与法人所有权的妥协产物, 具有过渡性, 它必然为法人所有权概念所取代 (孔祥俊, 1996) 。而所谓法人所有权, 就是企业法人依照法律和章程, 对其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完整权能。

正如吴宣恭教授 (1995) 所言, “诚然, 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 公司是股东投资建成的经济组织。但是, 公司一旦建立起来, 便成为财产实体和法人并同它的投资者在财产上完全分离, 成为互相分开、彼此独立的不同所有者, 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于这种实体, 美国公司理论权威Adolf A.Berls说过, 公司作为法律上的实体, 在公司法律上它体现了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在这种财产关系下, 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以公司的名义自行决定, 自己承担风险。

股东对公司的权利, 是通过其与公司之间的资本性交易确立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交易的本质就是权利的交易与转让, 即一方出让一定权利, 以此为代价, 它又会从对方取得一定的权利, 双方在交易后各自都会形成一种新的权利。比如, 在甲以其现金交换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资本性交易中, 甲的现金一旦投资于公司, 即丧失了对该现金的权利, 以此为代价, 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 即甲通过出让其对现金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又比如, 乙以其小轿车交换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交易中, 小轿车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由此, 乙就失去了对该小轿车的权利, 以此为代价, 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 即乙通过出让其对小轿车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再比如, 在丙以其人力资源换取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交易中, 丙会失去对其相应人力资源的权利 (通过该项交易, 人力资源所有者的相应时间, 只能用于为公司服务, 而不能作其他用途) , 以此为代价, 他取得了公司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享有对公司的权利, 即丙通过出让其对人力资源 (上班时间) 的权利换取了相应份额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

通过比较公司制企业中股东对公司的权利 (股东权益) 和公司对其资产的权利, 即可清楚地看到,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并非企业的资产, 而是企业本身。

摘要:本文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股东, 企业一般的高级技术人员、高级经理人员等人力资源所有者并不一定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他们与物质资源所有者一样, 只有在其将资源投入企业且从企业换取了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成了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之后, 才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公司 (企业) , 而不是企业的资产。

关键词: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权利客体

参考文献

[1].葛云松.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中外法学, 2006;1

[2].孔祥俊.企业法人财产权研究——从经营权、法人财产权到法人所有权的必然走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6;3

[3].马洪.经济法概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4].颜延.物权法定的会计含义——物权法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影响.会计研究, 2007;4

[5].杨瑞龙, 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经济研究, 1997;1

权利主体论 篇2

陈祖国宋平西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历史命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的新命题。从“尊重”到“保障”,既标志着党建理论和实践的又一重大突破与创新,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深刻揭示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动力。因此,要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建设,理当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遵循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在规律,在“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方面有所作为和创新。

一、基层党建工作在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方面存在的偏差

一是重服从轻自觉,主体意识淡化。党章规定:“在党内,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条基本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党内生活中,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一些基层党组织仍然一成不变地采用“革命党”的做法,过多地强调“服从”、“灌输”,个别基层党组织在拟定思路、制定措施时,不注重听取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导致一些党员对自己的主体地位未能有清醒的认识,习惯于服从、依赖组织,较少独立思考问题,不敢自主发表意见。久而久之,在党内党员成了被动的执行者,缺乏热情、追求和主动性。

二是重义务轻权利,主体权益弱化。在党内现实生活中,一些基层党组织总是过多地强调义务,而权利这一面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有的基层党组织在氛围的导向上,注重强化党员义务的宣传,淡化党员权利的落实;还有个别基层党组织在日常活动的开展中,只要求党员模范履行义务、带头无私奉献,而积极维护党员权益则较少,习惯于强调党员在党内是义务主体、责任主体,而忽略了权利主体。由此使党员主体权益日益弱化,党员的积极性受挫,党组织凝聚力下降,党员与党组织之间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感。

三是重管理轻服务,主体激励虚化。个别基层党组织片面强调党员是被指挥、被管理、被教育的对象,“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随处可听,而对党员的关爱、帮助、服务则难闻;某些党务工作者往往以“管理者”自居,不能平等对待、有效服务,使党员感受不到组织的帮助和党的温暖,主体得不到激励,缺乏发挥先进性作用的动力,使一些党员缺乏内源性的自豪感与成就感。

二、基层党建工作在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方面存在偏差的原因分析

“三重三轻”究其成因:一是从党员自身看,一些基层党员主体意识悟性不强,民主意识淡薄,缺乏主人翁责任感。二是从组织角度看,某些党组织的领导对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偏重于向党员提要求、派任务,忽视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使党员感到归属感不强。三是从党的制度角度看,缺乏科学与刚性的制度设计,党员的民主权利缺乏制度保障。因此,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切实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势在必行。

三、在新形势下切实保障党员主体地位的几点思考

1.选好切入点,体现“四大权利”,拓宽“党员主体地位”之源

一是切实推进党务公开,落实主体知情权。党务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班子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热点难点等。公开的主要方式可采用墙报专栏、互联网及局域网等。同时应尽快探索、制定统一的《基层党组织党务公开实施意见》,并逐步从“结果公开”延伸到“过程公开”,使党员同上级组织更加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二是实行民主议事,保障党员参与权。党组织要创造条件,保障党员及时参加其应参加的各种会议,支持和鼓励党员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同时,要健全信访制度,使党员对上级组织的意见能及时反映上去,合理的党组织应予采纳。对改进党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党组织应给予表扬或奖励。还可以考虑在基层党组织探索试行党员民主议事制度,使党员直接参与基层事务,使广大普通党员感觉到自己是党内生活的主人,从而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

三是认真搞好换届选举,保障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党组织要认真落实党员的选举权,逐渐使党章规定应由选举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均由选举产生,不得以委任制代

替选举制。对通过任命方式增补的党组织领导成员,要有一定的比例限制。在各级党组织的选举工作中,应该完善候选人提名办法,候选人名单要经选举人充分酝酿讨论后确定;还应完善候选人介绍办法,使选举人更充分、全面地了解候选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四是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保障党员的监督权。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要搞好定期述职,由党员或一定范围的党员干部开展民主评议,提出意见以至质询。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批评、检举、控告和罢免要求,应及时受理。对于署名的批评人、检举人和控告人,应进行回访或回函并告知处理结果。要保护检举人和控告人,严禁对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歧视、刁难、压制,严禁各种形式的打击报复。

2.注重结合点,完善“长效机制”,夯实“党员主体地位”之基

一是健全和完善党内事务公开制度。要推进党务公开,扩大党内事务公开的程度;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和情况反映制度,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内上情下达的渠道,激发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积极性;要明确规范公开内容,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特例。凡属本单位党员群众关注的党的重大事项,除依法需要保密的以外,原则上都要如实公开,不断扩大党员知情的内容。

二是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可以考虑对条件成熟的单位进行党代会常任制和“公推直选”试点,并在试点中不断规范选举程序和方式,适当扩大差额的比例和范围。要建立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制度、党员代表议事机制、征集党员意见的制度、党员参与讨论重大问题的制度等,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内获得较高的支持度、知情度,同党员的利益诉求相一致;继续探索、总结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的成功经验,发挥党员在党内选举中的主体作用,提高党内选举的质量。

三是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党组织民主生活会制度以及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使党内民主监督的领域更广泛、重点更突出、操作更具体。其次,要健全完善基层党组织定期向党员报告工作制度,接受党员民主评议,并真正把评议结果与奖惩挂钩,防止评议流于形式。再次,要建立党员向党组织反映意见和建议的受理、查核、反馈机制,进一步畅通党员监督渠道。

3.固守制高点,提高“主体素质”,强化“党员主体地位”之本

一是切实强化和唤起党员的主体意识。保障党员主体地位,首先需要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深化和提高对党员主体地位的认识。其次,要通过思想教育,帮助党员消除轻视自身民主权利、忽视自身主体地位、缺乏发挥主体作用内在动力的被动倾向,使党员主体地位的观念内化为党员的自觉认识。同时,通过主体意识的强化和认同,唤起党员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增强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

二是积极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培养知识型党员。一是认真向书本学习,力求掌握“三基本五当代”的基础理论,并充分运用理论探讨、学术讲座、信息网络、热点讨论、知识竞赛等知识性、趣味性的学习活动,增强党员的紧迫感、参与感,达到拓宽领域,力求有所知;勤学苦钻,力求有所精;学用结合,力求有所获的目的;二是充分向实践学习,通过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过程,不断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增强党员发挥主体作用的能力。

三是深化“党员要成为业务中坚力量”主题实践活动。这是落实党员主体地位要求的必要载体。具体反映在“本领要硬”:一是要善于谋事,通过善于谋事,力求做到有效发挥“主体作用”;二是要带头干事,通过自己的带头作用,诠释先进性的深刻内涵;三是要能干成事。共产党员的“主体作用”不仅体现在有干事的良好愿望和本领上,更要看能不能为党和人民干成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有真正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才能实现党员作为主体力量的“立德、立功、立信”之目标,进而也才能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事业推向成功的彼岸。

论私有化主体的基本权利 篇3

私有化主体是指依照宪法和法律之规定有权将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通过某种合法且符合正义的方式和程序转化为私有资源、私有组织或私有资产而进行决策、实施或接受的人。私有化主体问题的实质就是权利主体问题,即谁有权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谁可以成为私有化的主体?是国家?还是政府公务人员甚至只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公有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所有者?

众所周知,一切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公共行政资源、公共财政资源等公共资源即“全民所有制资源”(以下简称“民有资源”)均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而由全体人民通过缴税形成的公共财政投资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行政单位、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等“全民所有制组织”(以下简称“民有组织”)显然也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同样,由全体人民通过缴税形成的公共财政投资形成的公共行政资产、党产、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资产、全民所有制企业资产(以下简称“民有资产”)也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与此相同的是,一切集体资源(农村土地资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浇灌水资源等)、集体组织(公社、生产队、公社医院、生产队医院、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和集体资产(公社资产、生产队资产、公社医院资产、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等)均属于全体集体共同所有。

显然,在对财产进行处置问题上,按照“谁所有谁处置”的原则,既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是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那么这些民有资源是否应当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等一切权利均属于全体人民。同样,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是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是否应当对这些民有组织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对这些民有组织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等一切权利均属于全体人民。而对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包括政府行政资产、党产和一切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资产在内的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资产是否需要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等一切权利均属于全体人民。与此相同的是,一切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是否需要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等一切权利均属于全体集体。

二、私有化主体的基本权利

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即全体人民是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真实所有者。而全体人民、国家和公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作为初级代理人的国家只是接受全体人民之委托代理全体人民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管理的一个组织,作为次级代理人的公务人员(包括公有企事业单位中的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也只是接受全体人民的一级委托和接受国家的二级委托代理全体人民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履行管理的职责。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所有者是全体集体,而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管理人员(公社主任、生产队长、村长、厂长等)只是接受全体集体之委托负责对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进行管理的代理人。因此,由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公共资源、行政资产、党产和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及其资产的私有化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全体人民,而集体资源、集体企业和集体资产私有化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全体集体,即只有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所有的公有资源、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行政资产和党产而言)或全体集体(对于集体资源、集体所有制企业和集体事业单位而言)才具备进行私有化(决定是否私有化以及怎样私有化)的权利。而作为全体人民的代理人的国家以及接受国家委托为全体人民管理由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公务人员(包括政府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管理厂长经理)并不具备是否需要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权利。同样,作为接受全体集体之委托代理集体管理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管理人员(公社主任、生产队长、厂长经理等)也不具备是否需要对集体资源、集体企业或集体资产进行私有化的权利。因此,一切由这些不具备私有化决策权的代理人做出的私有化决定都是非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在私有化主体权利方面,全体人民或集体以及作为全体人民或集体中的一员的任何一个公民所具有的主体权利包括:

1. 私有化决定权:

即全体公民是具有也是唯一具有决定是否需要对属于全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以及民有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和一切民有资产(行政资产、党产等)进行私有化的权利主体,而投资建立集体企业的全体集体则是具有也是唯一具有决定是否需要对其建立起来的集体企业进行私有化的权利主体,其他属于集体所有的集体资源(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等)、集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农村人民医院等)和集体资产(公社资产、生产队资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的唯一的有权决定是否需要进行私有化的权利主体也是而且只能是全体集体。因此,属于全民所有的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的私有化必须经过全体人民的一致同意或至少是多数同意,而属于集体所有的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私有化必须经过其所属的全体集体的一致同意或至少是多数同意。否则就是对全体人民或全体集体合法权利和利益的侵害,是非法的私有化。

既然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公共资源和公有资产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单位(如人民公社、生产队、农村公社医院等)和集体资产(如农村公社资产等)是全体集体共同所有的,而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厂长(经理)、事业单位中的管理人员以及公有资源(森林资源等)和公有资产(行政资产等)的行政主管部门及其行政管理人员本身只是接受全体人民的委托履行对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的管理责任的一个代理人。同样,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单位、集体资源和集体资产的厂长(经理)和其他管理人员也只是接受全体集体之委托对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单位、集体资源和集体资产进行管理的代理人。厂长(经理)、政府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管理人员对属于全民所有的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的属于所有者的权利的事情均无决定权。因此,是否需要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民有资源或民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在于全体公民,而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公社、集体企业等)和集体资产是否需要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在于作为其所有者的全体集体,而国家、政府官员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任何组织、集团或个人对是否需要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或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作出决定的做法都是非法的,是违反正义的,是违宪的。

2. 私有化实施权:

对属于全民所有的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体人民。在全体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对民有资源、民有组织或民有资产做出了私有化决定的条件下,全体人民有权决定怎样对民有资源、民有组织或民有资产进行私有化,即全体人民有权选择对民有资源、民有组织或民有资产的私有化方式(如股份分配、出售等),有权制定私有化法律规定私有化的法定程序和法定方式来规范私有化秩序,有权确定私有化的具体行业或企业(资源或资产)。同样,对属于集体所有的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一切权利属于全体集体。在全体集体决定对集体资源、集体组织或集体资产进行私有化的条件下,全体集体有权决定怎样对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进行私有化,即全体集体有权选择对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私有化方式,有权决定对哪些集体资源、集体组织或集体资产进行私有化,有权规定对拟进行私有化的集体资源、集体组织或集体资产的私有化程序,有权规定对拟进行私有化的集体资源、集体组织或集体资产的接受者作出合理的限制等。显然,全体人民或集体的私有化实施权不应当受到任何干涉,更不能被剥夺。国家及其公务员只有依法维护全体人民或集体的这种权利才是正当的,否则就是渎职甚至是违法的。

3. 私有化监督权:

全体人民以及作为全体人民中的一员的任何公民均具有对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的私有化行为、内容及其过程进行全面监督的权利,全体集体以及作为集体资源、集体组织或集体资产的所有者的任何一个集体成员均具有对属于全体集体共同所有的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私有化行为、内容及其过程进行全面监督的权利。因此,当私有化在程序上或规定上违反有关法律或出现不合理的、侵害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人民或全体集体或任何公民个人合法权利或利益(如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因私有化而失业)的问题时,任何作为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所有者的公民均有权要求依照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维护其个人权利和利益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利和利益。

4. 私有化评价权:

全体人民包括全体人民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具有对对民有资源、民有组织或民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是否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规范性和合法性进行评价的权利。同样,全体集体以及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个人均具有对对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进行私有化是否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规范性和合法性进行评价的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压制、干涉或打击这种权利行使者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惩治。显然,从人民与国家和公务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国家及其所聘用的公务员必须依法维护全体人民的私有化评价权并支持全体人民的私有化评价权的行使,因为维护全体人民的这种权利本身就是国家和公务人员的职责。

5. 私有化控诉权:

既然全体人民是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的所有者,那么,全体人民及其任何一个公民(尤其是被强制进行了私有化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就完全具有对在私有化过程中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遭到侵害后依法进行控诉的权利。同样,全体集体作为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所有者,任何一个集体中的一员(尤其是集体企业中的工人)均具有在被强制进行了私有化之后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权利。而作为全体人民通过共同契约建立起来并将为全体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委托给它的国家及其公务人员有责任维护全体人民或集体以及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而对于在非法进行的私有化中不仅不履行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职责(依法维护人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反而侵犯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公务人员应当依法受到严惩。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包括公有企业中的高级管理者(书记、厂长、经理)在内的任何政府公务人员都是而且也只是人民中的一员。因此,他们对公有企业是否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等在决定权上也有一票且仅有一票参与决策,而仅以公有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少数同意甚至只是个别同意就做出决定对公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做法是违宪和违法的,是作为代理人的厂长(经理、书记)对全体人民(对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言)或集体(对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合法权利的剥夺和合法利益的侵害。同样,仅以公有资源(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或公有资产(如行政资产、党产等)的行政管理人员(公务员)的少数同意甚至只是个别官员的同意就做出决定对公有资源或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做法也是违宪和违法的,是作为代理人的公务人员对全体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的剥夺和侵害。

三、结论

私有化主体是依照宪法和法律之规定有权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人。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是否需要进行私有化以及怎样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和实施权在于全体人民。在私有化的实施过程中,全体人民还具有对私有化的整个实施过程进行程序性监督和合法性监督的权利。在私有化完成之后,全体人民还具有对私有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价的权利,而当作为所有者的全体人民以及作为人民中的一员的任何一个公民的权益在私有化过程中遭到侵害后,全体人民以及任何一个公民均有进行控诉的权利。与此相同的是,作为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所有者的全体集体具有对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是否私有化以及怎样私有化的决定权和实施权,而全体集体以及作为集体成员的任何一个公民均具有对私有化进行监督的权利、评价的权利和控诉的权利。因此,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的私有化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由全体人民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一致同意或至少是多数同意并且必须在私有化之前通过全民公决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规定修改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制(即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规定才是合宪的,而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私有化也必须由全体集体通过全体集体投票的方式一致同意或至少是多数同意且也必须在通过全民公决修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的规定后才能实施,否则私有化以及实行私有制就是违宪的。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在逻辑上本身就是矛盾的(实行私有制后,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行私有化,除非社会主义国家决定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这样一种关乎全体人民命运和国家制度性质改变的重大决定必须通过全民公决来实现才是符合正义原则的。

摘要:全体人民是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的所有者,而全体集体则是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的所有者。因此,对是否需要对民有资源、民有组织和民有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在于全体人民。同样,是否需要对集体资源、集体组织和集体资产进行私有化的决定权在于全体集体。同时,人民还具有私有化的实施权、监督权、评价权和控诉权。而作为代理人的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的管理者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做出的私有化行为都是剥夺人民的所有者权利的非法行为。

关键词:私有化,私有化主体,权利,决定权,实施权,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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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主体论 篇4

一、教育行政机关 本文所论及的行政主要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社会事务的组织与管理,又可称为公共行政。教育行政机关,即依法成立的代表国家从事教育行政管理、承担对内对外教育职能的行政机关,它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是指在行政法上教育行政机关具有的主体资格。教育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在不同的教育法律关系中是不同的,主要表现为:

1、以管理者的身份同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

2、以平等身份同相对人发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3、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的法律关系。

4、教育行政机关与相对人(被管理者)的法律关系。

二、学校的法律地位

1、学校的法律地位 学校的法律地位主要是指其作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和机构,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1] 学校成为法人的条件和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国家机关成为法人的条件是一样的。学校作为法人即具备权利主体能力:一方面是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即权利能力;另一方面是独立地、以自己的行为实现权利和义务的能力,即行为能力。其主表现为:(1)办学自主性。(2)财产的独立性。(3)机构的公益性。

2、学校的权利 1)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为了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正常,我国教育法律规定学校有权根据本单位所立章程确定的办学宗旨、管理体制及运行方式,制定具体的管理规章和发展规划,自主地做出管理决策,并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系统,组织实施管理活动。2)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学校有权依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教学计划、课程、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规定,根据自己的办学宗旨和任务,自行决定和实施本机构的教学计划,决定具体课程、专业设置,决定选用何种教材,决定具体课时和教学进度,组织教学评比、集体备课,对学生进行统一考核、考试等。3)招收学生或其它受教育者 学校有权根据自己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任务以及办学条件和能力,依据国家有关招生法规、规章和主管部门的招生管理规定,制定本机构的招生办法,发布招生广告,决定招生的具体数量和人员,确定招生范围和来源。4)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学校可以根据主管部的学籍管理规定,制定具体的学籍管理办法。还可以根据国家有关学生奖励、处分的规定,结合本校的实际,制定具体的奖励与处分办法,并可以根据这些管理办法,对受教育者进行一定的约束。5)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学校根据自己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任务要求,依据国家有关学业证书的管理规定,对经考核,成绩合格的受教育者,按其类别,颁发毕业证书、结业证书等学业证书。这既是学校的权利,从保护受教育者权益的角度来讲,又是学校应尽的一项义务。教育行政部门既要保护学校的这项权利,同时又要进行监督,以防止学校滥用这项权利。6)聘任教师及其他员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学校根据国家有关教师和其他教职工管理的法规、规章和主和部门的规定,从本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能力和实际编制情况出发,可以自主决定聘任、解聘有关教师和其他职工,可以制定本校的教师及其他职工聘任办法,签订和解除聘任合同,并可以对教师及其他员工实施包括奖励、处分在内的具体管理活动。7)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 学校对其占有的场地、教室、宿舍、教学仪器等设施设备、办学经费以及其它有关财产,享有财产管理权利和使用权,必要时可对其占有的财产进行处置或获得一定的收益。8)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学校有权拒绝来自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等任何方面违背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做出的不利于教育教学活动的行为,如强行占用学校场地、教室,随意要求学校停课参加社会或其它活动,以行政命令要求学校向学生家长催粮要款等。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除上述权利外,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还享有我国现行其它一切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赋予的其它权利,同时,还包括将来制定的法律、法规确立的有关权利。法律的这项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3、学校的义务 1)遵守法律、法规 遵守法律、法规是指遵守宪法、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学校或其它教育机构要特别注意遵守教育法律、法规、规章中为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确立的与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实现办学宗旨有密切联系的义务。2)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学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走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办学道路,从德、智、体等方面全面教育、培养学生;要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加强育人环节,保证教育教学活动和培养学生的质量达到国家的教育教学质量要求,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3)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 学校自身不得侵犯教师、学生及其它职工的合法权益,另外,当其它社会组织和个人侵犯了本校学生、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时,学校应当以合法方式,积极协助有关单位查处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4)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学校不得侵犯受教育者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5)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根据我国现行关于学校收费的法规、政策文件的基本精神,国家举办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不得收取学费,但可酌情收取杂费,杂费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非义务教育的学校可以适当收取学费。中小学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一般由省一级教育、物价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高等学校以及一部分部属、省属中等专业学校一般由各中央主管部门或省一级教育、物价主管部门具体确定。幼儿园一般由县、市教育、物价主管部门确定收费标准。其他教育机构的收费,则多半没有统一规定,由教育机构自己确定。6)依法接受监督 学校对于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进行的检查、监督等职权行为,以及社会各界依法进行的社会监督,应当积极予以配合。不得拒绝,更不得妨碍检查、监督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教师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与义务关系

1、教师的法律地位分析 我国《教师法》第三条对“教师”的基本性质与任务作了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据此理解,只有直接承担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人,才具备教师的最基本的条件。

2、教师的权利 1)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教师可依据其所在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工作量等具体要求,自主组织教学。可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确定其教学内容和进度,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可针对不同的教育教学对象,在教育教学的形式、方法、具体内容等方面进行改革、实验和完善。2)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发表意见。在完成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教师有权有权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撰写学术论文、著书立说。有权参加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参加依法成立的学术团体并在其兼任工作的权利。有在学术研究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开展学术争鸣的自由。3)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生成绩。教师有权利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和特点,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在学生的学习、道德形成、心理健康、升学就业等方面给予引导和帮助。教师有权对学生的思想政治、道德品性、学业成绩、身体状况等方面给予客观、公正并有利于教育学生的评价。4)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教师有权要求所在学校及其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教育法律、教师聘用合同的规定,按时足额的支付工资报酬,教师有权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5)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权利。教师有权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组织形式以及其他适当方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讨论学校发展、改革等方面的重大事项,以保障自身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推进学校的民主建设,提高学校管理的效率和水平。6)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教师有权参加进修和接受其他多种形式的培训,不断更新知识、调整知识结构,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和业务素质,从而保障教育教学的质量。

3、教师的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教师不仅应是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表率,而且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使每个学生都成为遵纪守法、笃行道德的好公民。教师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要注意以自身形象对学生的思想品德、道德、人格、学习等起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作用。因此,教师的职业道德不仅是教师自身行为的规范,也是法律赋予教师应尽的义务。2)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全面指导。教师应遵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制定的教育教学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学校依据法律法规制定的具体教学工作安排。教师应当履行聘任合同中约定的教育教学职责,完成职责范围内的教育教学任务。3)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教师应自觉地结合自己教育教学的业务特点,将思想政治、品德教育贯穿在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之中。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法制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4)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教师更应给予学生关怀,使他们也能健康地成长,绝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不能侮辱、歧视他们,不能泄露学生隐私,更不能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因污辱学生影响恶劣或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泄露学生隐私,造成后果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教师制止的范围是特定的,主要指教师在学校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相关的活动中,对侵犯其所负责教育管理的学生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给予制止。同时,教师批评和抵制的范围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是全社会的责任。教师自然更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因此,教师对社会上出现的有害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现象,有义务进行批评和抵制。6)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说,教师担负着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学习,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使其保持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专业水平,以适应教育教学工作需要。

四、我国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对教师实行的一种特定的职业许可制度,它体现了都是职业性和专业性的根本要求。教师资格是国家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员的最基本要求,是公民获得教师工作的前提条件,符合这种条件的人,才允许成为教师。

1、教师资格分类。主要分为:幼儿园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初级中等学校教师资格、高级中等学校教师资格、学生实习指导教师资格、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2、教师资格条件。其基本条件包括:(1)必须是中国公民;(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3)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4)具有教育教学能力;(5)具备规定的学历或者国家资格考试合格。

3、教师资格考试。就目前而言,主要是根据不同的教师资格分类及其业务水平、知识结构的不同要求,分别设立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考试,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等。教师资格考试的科目、标准和考试大纲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定。教师资格考试试卷的编制、考务工作和考试成绩证明的发放。

4、教师资格的认定。符合思想政治素质要求,并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条件或者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并不意味当然取得教师资格,还必须经法定机构认定,才具备教师资格。除依据法律规定的负责认定教师资格的行政机关或其依法委托的教育机构外,其他机构认定的教师资格无效。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应按规定程序进行。对取得教师资格者,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受委托的高等学校颁发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制作的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终身有效,全国通用。

5、教师职务制度 教师职务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对教师岗位设置及各级岗位任职条件和取得该岗位职务的程序等方面的有关规定的总称。我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职务制度,其内容包括: 职务系列规定。设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职务、中学教师职务、小学教师职务、技工学校教师职务五个系列。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任职条件,才能受聘担任相应的教师职务,从现行各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任职条件规定来看,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具备各级各类相应教师的资格;(2)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教书育人;(3)具备相应的教育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具有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知识,能全面地、熟练地履行现职务职责;(4)具备学历、学位要求;(5)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

5、评审规定。一般来说,各级教师职务由同行专家组成的教师职务评审组织依据现行各教师职务度行条例规定的任职条件评审。各级教师职务评审的程序、权限以及评审组织的组成办法等,在教师职务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

权利主体论 篇5

1 对未实缴出资股东行使请求权的主体范围

根据目前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 未按约定认缴出资额的公司股东, 应对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这3类主体承担相应责任。由此, 对未实缴出资股东具有请求权的主体, 分别应为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公司和公司债权人。

以上3类主体与未实缴出资股东之间具有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 可以对不同请求权主体行使该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实现方式、未实缴股东所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类型分别进行讨论。

2 公司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对出资不实股东行使请求权

2.1

其他股东行使该请求权的基本理由从公司的性质上讲, 有限责任是公司较为重要的特性, 股东与股东之间通过契约关系, 用协议的方式将彼此联系在一起, 股东基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将资本投入到公司, 并共同对公司的经营承担出资范围内的有限责任[1]。当一个股东不按照承诺缴纳出资时, 根据公司设立时所建立的这种契约关系, 其他已经完全履行义务的股东理应分担出资不实股东所带来的风险。现行法律也确认了股东出资不实时, 其他股东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所以, 为了维护其他已履行义务的股东的合法权益、降低其本不应当承担的额外风险, 理应赋予足额出资股东请求出资不实股东及时缴纳出资的法定权利。

2.2

其他足额出资股东行使该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就现行法律规定而言, 《公司法》第28条规定,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 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 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由此可以看出, 其他股东可以请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出资填补责任, 同时也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公司, 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人合和资合的双重性, 在法律上同时受到《合同法》、《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范制约。股东之间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就出资等相关事宜所发起设立的协议, 在本质上是一种合同关系[2]。而一般来说, 公司章程即是对股东之间这种合同关系的规范。因而, 股东出资不实就是一种违约行为。其他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可以请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也规定了股东具有充实资本的义务, 其他股东作为公司财产利益的直接利害人, 可以要求出资不实的股东继续履行出资义务。但也应当注意到, 股东行使充实资本的这一请求权与公司行使请求权有相似之处。

2.3

其他股东请求权的行使途径目前, 依据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 足额出资的股东请求权行使方式主要有两种, 即足额出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章程主张权利, 要求出资不实的股东履行及时出资义务;或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代表公司要求未实缴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并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如果公司章程或出资协议对出资不实的股东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有明确规定, 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 其他股东可以要求其继续履行义务, 赔偿实际损失。如果未实缴出资股东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 可以依照《合同法》第94条, 主张与出资不实股东解除合同关系。而其他足额出资股东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要求出资不实股东承担补足责任, 实际上行使的是公司的权利, 因为股东代表的是公司具有的利益。此种请求权行使的效果与下文所谈及的公司行使请求权后之效果基本一致。

3 公司对未实缴出资股东行使请求权

3.1

公司行使该请求权的基本理由真实、有效的出资是股东对公司应履行的基本义务, 同时也是公司财产形成的必备基础。股东充分、合法、及时出资是形成公司法人财产、实现公司设立目的的前提和保障。未实缴出资的股东与公司之间会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而公司章程具有建立股东之间合同关系的作用, 对公司和股东均有约束力。由此, 公司向出资不实的股东主张出资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就在于具有合同关系的公司章程[3]。所以, 如果股东没有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 公司可以作为请求权的行使主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要求股东承担相应的出资填补责任。

3.2

公司行使该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根据《公司法》规定, 股东足额出资是一项法定义务, 这可以从《公司法》第28条第2款中看出。此款中的"责任"二字可以体现公司股东对公司及时足额出资的义务。同时, 《公司法》第28条规定, 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第94条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 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缴足出资的, 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 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 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可见, 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认可出资股东对公司应当负有充实资本的义务与责任。

3.3

公司行使该请求权的途径现行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公司可以作为对出资不实股东行使请求权的主体。《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 第13条第1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可以看出, 股东出资不仅是针对股东之间的违约行为, 也是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行为, 具有可诉性。由此, 公司可以依据《公司法》中对股东向公司所应承担出资义务方面所作出的规定, 对未实缴出资股东行使请求权, 要求其履行充实资本的责任。必要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其及时履行义务, 甚至赔偿相应损失。

4 公司债权人对未实缴出资股东行使请求权

4.1

公司债权人行使该请求权的基本理由出资不实股东不仅会损害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公司的利益, 更会对债权人的利益带来不利影响乃至直接损害。股东未按约定实缴出资时, 公司债权人便无法真实了解公司的财产状况, 由此增加了交易风险。而当公司没有清偿能力时, 公司债务人应享有的利益将直接受到损害。由此, 法律理应规定公司债权人可以请求出资不实股东在实际应缴资本的范围内承担债务责任。公司债权人对出资不实股东的请求权因而建立在公司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这种补充清偿责任上。

4.2

公司债权人行使该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 公司债权人对未实缴出资股东的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可从《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 第13条第2款规定中找到答案: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有学者认为, 公司债权人向未实缴出资股东行使请求权的基础, 也可依据《合同法》73条的规定, 认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出资认缴关系是一种债的关系。那么这种情形类似于合同法上的债权人代位权, 可以根据《合同法》73条的规定, 作为债的保全方式确定债权人的代为请求权。由此, 公司债权人可以向未实缴出资股东行使债权人代位权。但应当注意的是, 在此种观点下, 这样的解释并不是基于《公司法》中所蕴涵的请求权意思作出的。而如果从《公司法》寻找请求权基础, 则需对《公司法》第3条第2款进行进一步解释, 而解释的方向可以参照美国"法定债务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展开[4]。

4.3

公司债权人行使该请求权的途径由以上对公司债权人行使请求权之基础的论述可知, 目前公司债权人对于出资不实股东直接行使请求权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基础, 仍存在理论上的问题。从司法实践上看, 应当仍旧主要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 第13条第2款中的规定进行处理。公司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其支持向出资不实的股东在其所应承担责任范围内缴纳出资以承担清偿责任。

5 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必须提及的是, 上述关于对出资不实股东请求权的讨论是建立在公司具备独立法人人格的基础上的。现行《公司法》虽然取消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 但公司法人资格的认定仍对于本文所论述的请求权的行使和法律基础的寻找具有重要意义。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本文所讨论的对未实缴出资股东的请求权之间的联系究竟如何, 理论与实务界仍旧存在着差异较大的各类不同观点。如何从各说中寻找到一条最佳的解释途径, 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的来源, 是我们今后讨论此问题时所应重点关注的内容。

6 小结

至此, 从未实缴出资股东与其他主体的法律关系本质出发,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 可以划定对未实缴出资股东行使出资请求权的主体范围, 并找到行使该请求权的法律基础。总体而言, 其他足额出资股东、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对未实缴出资股东均具有要求其履行出资义务、承担责任的权利, 但不同主体所拥有的请求权基础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公司债权人对于未实缴出资股东的请求权基础如何进一步在司法实践中合理体现,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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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主体论 篇6

民法对我国民事主体有自然人和法人的规定。调整民事主体的利益, 赋予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是民事法律的重要制度。自然人是最早生产和生活在家庭组织的民事主体。家庭是不是就民事主体, 并负责分配利益的家庭成员。我国民事主体制度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将“双户一组”作为一种自然人, 作为公民的特殊存在形式的民事主体。结果表明, 自然人可以成为民事主体, 法人也可以成为民事主体。

二、现代“家庭”的理解

(一) 家庭的法律涵义

家庭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的《后汉书·均传》之中, 一般情况下家庭被简称为“家”。家庭大概称得上是人类最久远、延续时间最长的团体构造。家庭在几乎整个古罗马法历史上都扮演着社会交往基本单元的角色。在这个单元中, 家父是法律上唯一具有完全能力的自权人, 对外是家庭的“法定代表人”, 对内则不仅拥有全部家庭财产, 并且对家子人身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其实, 每个家庭, 实际上都是一个微型的君主制政治国家。在这方面, 中西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中国历史上, “集人而成家, 集家而成天下”的家国天下制度与观念亦是源远流长, 而享有父权的家长如同罗马法上的家父, 同样是家庭的绝对主宰。

随着个人主义观念的兴起, 家庭的社会功能逐渐趋萎缩。如今, 个人的法律地位已独立于家庭。更具意义的是, 除了在照管未成年人或成年行为能力欠缺者的利益方面还残存着“家父”的某些历史印记, 家长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不再具有优越地位。家庭成员对外权利义务亦由成员自身而非家长或整个家庭承受。不过, 作为人与人之间最为密切的结合, 家庭对于私法制度仍有重大影响。 (1) 例如: 除非另有约定, 否则家庭财产通常表现为共有; 夫妻虽各以自己名义对外交往, 但互相之间享有法定的家事代理权; 整个继承制度的展开, 即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我国现行法上, “准权利主体”, 主要包括农户、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二) 主要表现形式

1.农户

农户, 在《土地管理法》与《农村土地承包法》, 二法分别规定了以农户名义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与农村承包经营权。据此, 宅基地使用权之取得, 须以户的名义为之, 任何村民个人均不适合, 农户之“准”权利主体地位仅此而已, 其实并非宅基地使用权的享有者。

2. 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 是个体工商业经济在法律上的表现, 从事工商业经营的自然人或家庭被称为个体工商户。自然人要是想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 必须登记才能依法成立。法律保护个体工商户的正当经营活动, 个体工商户如果从事违法经营的, 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农村承包经营户

所谓农村承包经营户, 是指在按照承包合同规定合法的从事商品经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按照承包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但使用的集体土地或集体财产的家庭或个人。

三、民事权利主体应该将家庭纳入其中的依据

( 一) 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农村承包经营户和个体工商户均以家庭为其主要的组织形式, 是中国传统的家庭在现代的一种表现。传统的家庭以同居共财的方式共同生活, 家庭实际上是古代社会关系的主体。这一传统在现代中国仍有延续, 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中表现尤其明显。

( 二) 从古代到现在, 家庭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事主体, 这是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虽然在涉外民事法律发展的历史中, 家庭并不是主要的民事主体, 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家庭是一个重要的法律主体。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往往是通过家庭来实现个人的, 比如国家需要对家庭的单位征收税、房屋管理等。

( 三) 保护家庭和个人利益, 在现实生活中, 自然人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个人行为和家庭行为, 根据代表的利益不同, 个人的行为, 作为代表的是个人利益, 家庭, 作为代表的是家庭的整体利益。我国民事法律对个人财产责任的结论, 家庭责任的家庭责任原则是一致的。为了保护家庭的合法权益, 必须在法律上赋予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因为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行为都是由个人来执行的, 如果不赋予家庭与民事主体地位, 家庭的利益只能由其成员进行个人保护或惩罚, 一旦个人未经协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控制或处置家庭利益, 可能侵害家庭利益。

摘要:《民法通则》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 我国在民法界的重要立法, 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跨距, 依然在民事纠纷和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 我国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 《民法通则》已经和目前的民事纠纷有一定的脱节, 本文选择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中的内容是否应该包含家庭进行分析。

关键词:民事主体,家庭,组织

参考文献

[1]姚兴云.家庭民事主体地位的研究[D].扬州大学, 2014.

[2]陈颖.论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重构[D].华中科技大学, 2013.

[3]肖立梅.家庭民事主体地位研究[J].河北法学, 2009.3.

[4]贾云飞.家庭民事主体地位探究[J].前沿, 2010.8.

[5]范怀娟.家庭主体地位的源考与未来的立法取向[D].西南政法大学, 2013.

权利主体论 篇7

一、特权阶层利益保护时期

著作权制度发端于出版业。在印刷业出现之前, 书籍都是抄写而成的, 所以几乎不存在盗版动机, 因为盗版的成本同生产原书差不多。十五世纪中期, 印刷术的发明使作品能够被大量复制, 这为图书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技术前提。出版业的兴起一方面可以给出版商带来丰厚的利润, 另一方面“盗版”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又给诚实的商人造成极大的威胁。出于竞争和维护出版商利益的目的, 一些出版业相对成熟的国家开始给予出版商印刷特许权。如意大利的一些王国最早规定了印刷特许权制度, 王室将某些书的印刷特许权授予某些出版商。十六世纪, 印刷术传到了英国, 于是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王室授予的“印刷垄断制度”, 由皇家通过特别授权, 给予印刷公会的成员以及其他获得特许证的商人以出版书籍的特权。这种封建特权制度保护的是皇室、地方官员尤其是出版商的利益。出版商因获得印刷特权而取得垄断利益, 同时, 皇室及地方官员也利用审查待印书稿的机会, 禁止出版反对自己统治的作品, 禁止传播新思想, 并且能利用给印刷商人颁发许可证的办法增加税收。而真正需要保护的作者的利益在该制度中没有任何体现。这与以保护作者利益为核心的现代著作权制度相去甚远, 从严格意义上说, 这一时期并不是著作权制度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毕竟为现代著作权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二、作者权利保护时期

作者权利时期经历了保护作者物质利益扩大到保护作者精神利益的演变过程。首先, 该阶段早期仅保护作者的物质财产利益。印刷特权制度虽重点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但仅限于个别的, 局部的保护且只是一种行政庇护并非法定权利, 这种偶然性的权利授权并不能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 于是他们提出作者应享有著作权并希望从作者那里合法获得专有出版权。另外, 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者而登上政治舞台, 其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转变为政治要求。人们认识到,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才是创造的源泉。同时, 作者阶层也强烈要求对作品享有的权利。在作者和出版商这两个利益群体的推动下, 著作权的基本含义变成了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享有独占的权利。此背景下英国议会于1709年通过了《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的法》, 史称《安娜女王法令》。这里的“购买者”并非一般的图书购买者, 而是指从作者手中购买了一定无形产权的人, 即印刷商与书商。该法确定了作者控制和处分自己作品的权利, 确立了作者利益核心的地位。随后不久, 英国又于1734年通过了《雕刻著作权法》、1814年通过了《雕塑著作权法》, 1893年通过了《戏剧著作权法》。英国奉行商业版权学说, 所以以英国为代表的早期的著作权法都主张著作权仅仅是一种作者的财产权利, 否认其人身意义。其次, 该阶段发展到后来, 很多国家主要是欧洲大陆各国相继建立了著作权制度并承认和确认了作者的精神权利, 使著作权观念有了新的发展, 著作权制度也更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欧洲各国受资产阶级革命的的影响, 提出了“天赋人权”的口号。法国大革命之后, 资产阶级则更进一步把著作权提高到“人权”的高度, 并将这种思想引入了著作权法制度中。1789年的《人权宣言》规定:“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格之一, 因此所有公民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外, 作者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

三、广义主体权利保护时期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国际科学文化交流的扩大, 现代著作权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 尤其是著作权主体呈现出以作者为核心的多元化趋势, 使著作权制度内容更加丰富完善。

(一) 一般作者权利

对一般作者 (相对于集体作者而言) 的权利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 由国内法保护发展到国际法保护。作者利益仅受国内法保护, 不利于作品的国际传播。1858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文学与艺术作品作家代表会议上, 各国开始就建立著作权国际保护机制问题进行了磋商。经过长期不懈努力, 于1886年签订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时有10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 该公约于1887年12月5日生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该公约经过七次增补和修订, 形成目前多数成员国批准的1971年巴黎文本。该公约已成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相互间保护著作权的基础性公约。1994年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更进一步强化了国与国之间相互保护著作权的联系性和一致性。这些国际公约使得作者权利保护范围由国内扩大到国际。不仅如此,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作者受保护的内容也不断增加, 如复制权外延扩大, 复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都纳入了复制的形式中。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 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作者财产权, 如广播权、机械表演权、摄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另外, 文化交流的增强、作品的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和技术的进步是作品的使用方式呈现出增多的趋势, 进一步丰富了作者的权利, 如有些国家赋予作者以公共借阅权、进口权、平行进口权、追续权等。

(二) 特殊主体权利

20世纪60年代以后, 随着发展中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和觉醒, 掀起了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潮,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入了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视野中。这些作品与传统作品不同的是它们并非由某个个体单独创作, 而是由该国的民族或种族集体创作, 经世代相传, 不断发展而构成作品。在保护方面是以集体而非个体为对象。集体作者的出现, 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自然人作者的著作权制度模式, 虽然在保护理论和方式上有待于完善, 但它的出现却丰富了著作权制度的理论。

(三) 传播者权利

传播者从传统著作权角度讲并非作者, 不是著作权保护对象, 但是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 传播者为作者作品的宣传和推广付出了代价和劳动, 帮助作者尽快的实现因创作作品而应获得的财产和精神利益, 也使得公众能顺利分享作者的智力成果, 可以说现代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传播者的劳动就没有作者的实际利益的实现, 就没有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传播者已成为保护作者和平衡各方利益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所以, 大多数国家纷纷建立了保护传播者利益的著作邻接权制度, 并成为现代著作权制度的重要内容。传播者的权利主要包括表演者对其表演的专有权利, 录音制作者对其录制品的专有权利和广播电视组织者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的专有权利。

(四) 网络时代主体权利

网络时代主体更加多元化, 主体分布更分散, 主体的角色也呈现出多样化, 在互联网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作者、传播者、使用者, 其角色在瞬息中转化, 主体在网络海洋中时隐时现, 这些变化让网络时代的权利主体更容易被侵权, 也给著作权主体保护带来很大困难, 侵权者难寻, 权利人同样难找, 于是许可方式一再受到挑战, 集体管理组织也遇到新问题, 开放许可应运而生。权利人为避免被侵权, 开始借助技术措施和电子信息等为作品保驾护航, 技术的参与, 又使著作权广义客体延伸, 一些与保护作品有关的技术也被纳入著作权规制的范围。

以上著作权主体的变化深刻的影响到著作权保护内容的变化和制度的发展完善。所以研究主体演变和发展有助于了解著作权的过去和展望其未来, 更从容的应对科技时代的挑战。

参考文献

[1]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22.

[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31.

权利主体论 篇8

《婚姻法》第十七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二) 生产、经营的收益。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那么, 夫妻收益共有权是否为商主体的财产权?

对此, 本文予以探讨:夫妻共有财产权与出资人权利界限为何?夫妻的生产、经营的收益的共有权与出资人权利的界限为何?夫妻财产权与商主体的财产权界限为何?

一、个体工商户

“我们把《民法通则》关于“两户”的规定解释为家庭合伙。”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是参与经营的家庭成员为合伙人, 以赢利为目的经济组织。“个体”并不表示经营者的人数, 而是表示经营体所属的所有制形式。个休工商户由家庭中的一人经营的, 为独资企业, 不属合伙。

(一) 个体工商户经营权与财产责任

1. 经营者享有经营权。家庭经营的, 登记的成员共同享有经营财产权。

经营者是核准登记的自然人。登记为一个人的个体工商户为一人经营;家庭成员登记的个体工商户, 为家庭经营。《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 “《条例》第八条所列登记的主要项目中经营者姓名是指依法核准登记的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的申请人姓名。家庭经营的, 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姓名应当同时登记。未登记的家庭成员, 也参与工商户经营事务的, 应视为雇员身份”。

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因此,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权由名义“经营者”的配偶一方享有。除双方共同被工商登记外, 原则上非“经营者”的配偶一方不享有经营支配权, 其参与工商经营事务的身份为受“经营者”劳动支配的雇员。对第三人为法律行为, 由名义“经营者”的配偶一方作出。

2. 经营财产责任

国务院《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 个人经营的, 以个人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家庭经营的, 以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四十三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 债务亦应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有学者认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共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 或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利益归家庭共享的是夫妻共同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主要标准是有无投资与有无受益, 其中主要看受益;个体工商户, 强调受益人承担债务不仅是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 也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

上述解释, 笔者认为不妥。以经营的“收入”归入夫妻共同财产, 就扩大由家庭全部财产承担责任, 不利于非经营的配偶一方财产权的保护。它会导致, 一方从事经营, 共同生活的夫妻必然以共同财产承担经营责任;即使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 一方用经营取得的财产履行法定扶助义务, 另一方也要承担经营财产责任。这些有违《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宗旨。

个人主义的民法观中, 不存在个人之上的“户”的民事主体, 社会最小单位是个人。夫妻人格独立, 不再是夫妻一体、人格被一方吸收。夫妻财产权独立, 财产责任能力独立。经营有风险。原则上, 夫妻一方的经营行为, 应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另一方没有义务承担。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则属自然人企业, 不具有法人资格。企业财产与企业主或合伙人的个人财产不完全分离, 企业的债务要由企业主或合伙人承担无限的或连带的责任。”“财产不独立导致个人独资企业无法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企业的债务。”企业的债务由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是因为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不分离、混同。由此, 个体经营的债务应由经营者以个人财产承担无限的责任, 因为经营财产与个人财产不分离、混同。

上述司法解释, 债务以夫妻共有财产清偿, 是以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财产 (主要是经营收入) 与夫妻共有财产混同、难以分辨为前提依据。主要收入归入夫妻共有财产, 据此可以推定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财产与夫妻共有财产混同。因此, 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收入主要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为夫妻共同债务。个体经营的收入应该是个体经营户或承包经营者的经营财产。夫妻双方应保证经营财产独立于共同财产, 更不能侵犯该财产。非经营的夫妻一方对经营财产混同有过错, 其承担责任是合理的。

但, 应区分经营中的“利润”与“收入”。不能将“经营利润分配”, 视为“经营的收入归为夫妻共有财产”或“经营的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更不能以此推定财产混同。我国《婚姻法》采取多数人的意见, 生产、经营受益属于个人劳动所得, 在婚后所得共同制下, 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生产、经营受益归入夫妻共同财产, 是经营的配偶的义务。经营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不混同情形下, “经营的收入”中非再投入的经营利润归属夫妻共同财产, 是合理的, 属婚姻财产制的效力所致, 是非经营的配偶的财产权利。非经营的配偶一方对此享有利益, 是其履行婚姻义务的结果。如果非经营的配偶一方对另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债务承担责任, 这是对婚姻的经营以外劳动行为的功效的否定。这样以来, 配偶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入夫妻共有财产权, 难以实现。

在婚后所得共同制下, 配偶对归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财产来源, 应该有义务保证其来源正当、合法。如配偶一方相信其归入的财产是正当、合法的, 应该适用善意取得;如有过错, 仅为赔偿或退还 (仅为归入财产额范围内, 不能扩大) , 这样才公平。否则, 如一方婚前已经开始从事经营, 那么, 共同生活的夫妻另一方将承担的经营债务包括婚姻期间和婚前的经营债务。这对非经营方, 明显不公。

由上, 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财产责任应是独立的, 由经营者承担。经营财产责任应为:个体工商户为个人经营的, 以个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为家庭成员经营的, 以登记的经营者的个人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财产应具有独立性, 经营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 (或家庭财产) 混同的, 个体经营的债务以夫妻共有财产 (或家庭财产) 清偿。

(二)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财产和收益归属

1. 投资财产的归属

我国家庭成员历来不注重个体而注重整体, 如夫妻双方参与他人的合伙是把夫妻作为一个共同合伙人看待;不把夫或妻看作是一个独立合伙人。夫妻各自拥有独立的财产和利益, 可以个人财产出资共同经营, 约定利润分配和债务承担。夫妻间可以互为合伙人, 其实, 这种夫妻合伙与其他个人间合伙是形式上有所差别, 而无实质意义的区别。

《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笔者认为, 财产出资时, 经营者与财产共有人约定归属经营者人所有的, 个体工商户的财产归经营者人所有, 即约定部分各自所有。财产出资时, 与财产共有人没有约定出资财产归属, 不能推定出资归属为名义经营者所有。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 以个人特有财产投资的, 投资财产为经营者个人所有。以共同财产投资的, 投资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 视为夫妻约定“经营者”经营出资财产;这种属于合伙, 名义经营者为有名合伙、无限合伙, 另一方为隐性合伙、有限合伙。我国承认隐名合伙及有限合伙。

2. 个体工商户的剩余财产的归属

以个人特有财产投资的, 个体工商户的财产归属经营者个人所有。以共同财产投资的, 个体工商户的剩余财产的归属为夫妻共同所有。

3. 个体工商户的收益归属

笔者认为:经营的收入归入夫妻共同财产, 将承担共同无限责任, 这种归入是危险性的取得财产;如非经营一方不知晓的, 就属加害性财产归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收入不能视为“收益”, 因为经营财产包括经营中债权债务的总和。非再投入的经营利润才属《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收益”。这即保障夫妻共有财产权的无瑕疵, 又对第三人的债权的财产责任范围无损。

因此, 夫妻共同财产制中, 个体工商户的非再投入的经营利润归入夫妻共同财产。经营一方处理“收益”应有利于婚姻利益, 保证另一方对“收益”享有合法的夫妻共有权。另一方对合法“收益”享有支配权。

二、个人独资企业

企业是依法设立的, 从事经营性活动并且有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法律人格的组织, 是一个组织体。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 由一个自然人投资, 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 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经营, 对外是以独资企业名义而不是投资人名义。个人独资企业名称是企业对外交往的标志。

(一) 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权与财产责任

1. 个人独资企业经营权的归属

个人独资企业经营事务执行权归名义“投资人”行使。《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九条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 也可以委托或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八条规定, 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 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笔者认为, 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参与个人独资企业经营的, 根据权利义务对等, 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对个人独资企业应享有经营决策和监督权。

因此,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个人或共同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 由名义投资人经营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 非名义投资人不得处分个人独资企业中的财产。

2. 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责任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 由一个自然人投资, 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 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条, 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以个人财产出资或者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 应当在设立申请书中予以明确。“如果投资人在向登记机关申报出资时, 没有说明是以家庭共有财产出资, 就不能要求投资人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无限责任”。

另外, 有学者认为, 个人独资企业解散, 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 投资人应当以夫妻共有的其它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笔者认为, 该主张有违《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的精神。如共有财产的共有人参与个人独资企业经营决策、执行权的, 或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独资企业混同的, 夫妻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有合理性。但, 如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独资企业不混同、是独立的, 或共有人没有参与个人独资企业经营决策、执行的且投资人的经营是独立的, 以夫妻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这侵犯非经营的配偶方的财产权。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八条规定, 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 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在美国, “剩余企业”即不属于任何其他企业的企业, 即可推定为合伙, 不管当事人主观是否有设立合伙关系的意思, 也不需要履行任何特定的手续。笔者认为, 登记为共同财产出资的, 投资人与财产共有人没有约定出资财产归属, 应为共有人委托名义出资人经营出资财产。这种属于合伙, 名义出资人为有名合伙、无限合伙, 其他财产出资人为隐性合伙、有限合伙。如果家庭财产与投资和经营的财产是分离的, 且投资人的经营是独立的, 共有人没有参与个人独资企业经营决策、执行权, 那么, 只能由经营者对独资企业承担无限责任, 才合理。但是, 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与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具有利害关系, 个人独资企业被家庭共有财产共有人完全利用、丧失独立性, 及财产混同的, 非经营的其他投资财产共有人应承担无限责任。

(二) 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归属

1. 个人独资企业归投资人所有。

美国的独资企业, 是只有一个所有权或剩余资产所有人, 对企业利润享有专属的不与他人分享的权利。笔者认为, 以个人财产投资的, 个人独资企业的剩余财产归投资人个人所有。以家庭共有财产作为投资的, 个人独资企业的剩余财产归家庭共有人共有。大多数人认为, 对夫妻以一方名义用夫妻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而设立的企业财产, 虽然《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投资人对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享有所有权。但这只是企业财产的对外效力。对内效力上, 该企业仍属夫妻共同所有。

2. 投资人与财产共有人约定出资归属投资人所有的, 个人独资企业的出资财产归投资人所有。

与财产共有人没有约定出资财产归属, 共有财产的性质不变, 仍为共有, 应为共有人委托名义出资人经营出资财产。

3. 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财产应与家庭财产分离。

个人独资企业的分配利润属《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收益”。经营一方处理“收益”应有利于婚姻利益。同时, 另一方对“收益”享有夫妻共有权。

三、合伙企业

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是集人合与资合于一体的组织。合伙具有团体属性。合伙组织有自己的字号, 以此区别于各个合伙人及其他第三人。合伙组织依《合伙企业法》与合伙协议的规定形成合伙组织的意志。

(一) 合伙人的权利

事务执行人是合伙企业内部关系而言, 合伙代表人是合伙企业对第三人的关系而言。《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五条等法条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执行享有平等的权利。按合伙协议的约定或全体合伙人的决定, 可以委托一个或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 其他合伙人不再享有执行合伙的该项事务的权利。合伙人就出资的财产对合伙企业的出资份额按合伙协议的约定享有权利, 合伙协议没有约定, 平等享有。

因此, 配偶赞同另一方以共同财产出资合伙企业, 就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的法律行为无须得到非合伙人名义的夫妻另一方的同意, 与合伙有关的法律行为必须向合伙人名义的一方实施。夫妻为合伙人组建的合伙企业, 夫或妻对合伙企业执行权利, 依《合伙企业法》及合伙协议的规定行使。

(二) 合伙人的财产责任

1. 合伙企业对合伙债务以合伙企业的财产承担责任。

财产不足时, 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2. 夫妻一方为合伙人, 应其个人财产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 夫妻为共同财产制的, 原则以共同财产的二分之一为财产承担的限额。夫妻为合伙人组建的合伙企业, 夫或妻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责任, 依《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承担。夫妻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 如夫或妻一方为有限合伙, 则承担有限责任, 另一方承担无限责任。否则二人为普通合伙人,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的夫或妻, 应遵守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否则, 承担普通合伙人的责任。

(三) 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属

1. 在美国, 普通合伙被称为“剩余企业”, 有两个或多个剩余资产所有权人。

合伙人的出资及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 归属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剩余财产归属合伙人共有。

2. 合伙企业的利润依《合伙企业法》和合伙协议分配。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合伙企业分配利润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收益”。夫妻处理“收益”应有利于婚姻利益, 双方对“收益”享有共有权。

四、公司

公司是企业法人, 有独立的法人财产, 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一) 股东权

1. 性质

社员权是由团体法或组织法所规定, 客体表现为财产利益和对社团经营管理事务和参与。1875年德国学者瑞纳德首倡股东权为社员权之一种, 已为德国通说。股权是社员权, 既与物权有别, 亦不同于债权, 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权利, 为大多数学者接受。

2. 股东权的权能

股权的内容是自益权与共益权。支配经营、救济与附属权为多数共益权。支配经营具有程序性、团体性, 受团体规则约束。救济与附属权具有法定固定性、团体整体利益性。《公司法》第四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股份既可以一个股东单独所有, 也为两个以上规定共有, 股份的共有人应当确定一人行使股东权。股东是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并记载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上的人。股东确定的条件: (1) 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 (2) 被记载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公司依法设置的记载股东及其所持股份的簿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名册, 具有完全的推定对抗效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册, 具有推定效力, 登记或变更登记具有对抗效力, 出资额记载为内部效力。因此, 股东权由公司的股东名册登记的名义一方独立行使处分、转让、设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等权利。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配偶用共同财产投资与公司, 获得股东权。夫妻的股权由股东名册登记的名义一方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

(二) 股东的出资财产

夫妻可以用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出资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成为股东。笔者认为, 以共同财产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出资共同财产的出资股份归个人所有;或可以约定出资股份由夫妻一方经营, 股份归属夫妻共有。

(三) 股东的财产责任

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东滥用股东权, 依“揭开公司面纱”, 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财产应独立于夫妻共同和个人财产。笔者认为, “股东”夫或妻滥用股东权, “揭开公司面纱”承担赔偿责任, 原则由个人财产承担责任。夫妻另一方对“股东”夫或妻滥用股东权有帮助或参与等有过错的, 一起承担共同责任;对“股东”夫或妻滥用行为没有关联的, 不承担责任。如果以共同财产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仅有夫妻两人, 公司由夫妻一方实际经营的, 另一方没有实际履行股东权利的, 应推定实际经营者滥用股东权利。

(四) 公司的财产及分配利润

1. 公司财产由公司法人所有。

公司的剩余财产归属股东共有。

2. 公司分配利润依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处理。

《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3. 夫妻取得股份的分红股息, 属《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收益”, 归属夫妻共有。

夫妻处分分红股息, 应符合婚姻共同体的利益。

权利主体论 篇9

鉴于罗宾逊在国内翻译界受到的冷遇,本文旨在从后现代主体观重新看待罗宾逊的翻译躯体学,深入分析译者的权利与义务,探讨新形势下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及作用,以期能对当前翻译研究,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研究开辟可行之路。

1 译者的权利

“翻译和所有人类的沟通实际上都依赖于人”[1]。不论是作者、译者还是读者的角色都是由人扮演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刘勰《文心雕龙·明思》)。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仰仗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学识涵养、个性气质、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等诸种内在因素对原文进行阅读、阐释和理解,进而内化原文,尔后将业已内化了的原文再外化为译文”[2]。传统翻译理论将译者视为毫无情感的工具,这本身就是对翻译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断。为了解开传统工具论对译者的束缚,罗宾逊提出了深受解构主义影响的翻译躯体学(the somatics o translation),指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应该机械地按照原文的意思寻找其在译本中的映射符号,而是有权凭借自己的感觉在数个同义词或是近义词中搜寻恰当的表达方式。相信并充分挖掘自己的感觉,这就是罗宾逊的翻译的个人躯体学(idiosomatics of translation)对译者的期望。实际上,早在罗宾逊之前就已经有人发现了译者个人身体感觉的重要性。庞德在《荷马作品的早期译者》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笃信,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感觉来检验译作,尤其是用我们伟大的原作其本身的力量在心灵上的契合来检验译作。”[3]显然,庞德检验译作的标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字典式翻译,而是译者自身的“感觉”。这种观点在他的著名译作《华夏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能力也应有权力根据自身的判断选择合适的措辞。平庸的译者由于惧怕背上“叛逆”的罪名而压抑自己对于原文的感情,译出毫无生色、千篇一律的语言符号堆砌物,使读者的视野充斥着毫无价值的信息垃圾。而纯熟的译者则听任自己感情的波动,不断地探求文字背后的情感意义,以自身的躯体反应为指引,创造出充满感情的活的文字,并期待读者也能对译文有所感悟。

然而,对于那些长期受工具论等思想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来说,翻译是客观的,一旦将“感觉”或是其它任何主观因素引入到翻译当中,译者将被赋予过多的权利,以至放纵自我,不受任何约束,最终导致翻译的混乱。因此早期涉及译者主观意识的翻译理论在提出之初就因触动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而遭到质疑甚至声讨,以致胎死腹中。

2 译者的义务

鲁宾逊在《译者登场》一书中继续深入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躯体感受层次。他指出,当下译者对翻译的身心感受除了受人生经历等个人因素影响外还同时受到集体的意识形态的约束,因此并非像传统翻译理论家所担心的那样是完全自由的[1]。他把对意识形态的研究称之为翻译的意识形态躯体学,以区分翻译的个人躯体学。译者在自身成长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无一例外要受到其所在群体文化、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属意识形态的影响最为深远,也最不易摆脱。阿尔都塞指出,任何一种阅读“都不可能是无辜的”,而是“戴着意识形态眼睛的某种活动”,更何况“翻译”[4]。整个社会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都可以影响翻译的方方面面,例如翻译动机、源语文本的选择、源语文本内容的改写和翻译策略的运用等等。译者的义务即服从意识形态的领导,通过限定预期的读者,将源文本进行意识形态的转换,使其符合读者意识形态的需求。

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改写源语文本的例子不在少数。被称之为“译界之王”的晚清翻译家林纾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将狄更斯的《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译为《孝女耐儿传》,将哈葛德(H.Rider Haggard)的Mentezuma's Daughter(今译《蒙特祖马的女儿》)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此外还有墨累(David Christie Murray)所写的The Martyred Fool(今译为《殉道的莽汉》)也被命名为《双孝子喋血酬恩记》。林纾将原本不存在与原作中的“孝”的概念,以标题的方式插入其中,显示了译者头脑当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林纾也曾尝试对意识形态的束缚作出反抗,但却以失败告终。他在译哈葛德的另一部作品《迦茵小传》(Joan Haste)时,不顾当时封建礼教的束缚,执意将女主人公“失贞”的情节译出,立刻招致强烈的抨击。寅半生在《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就批判林纾对有伤风化的情节没有删节,“林氏之所谓《迦因小传》者,传其淫也,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5]。意识形态的力量是无形却强大的,译者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角度出发,不得不将原文中具挑衅性或易引起冲突的因素加以转换,使其成为温和的,符合读者价值观预期的译本。拒不履行这一义务的译者往往会遭到意识形态捍卫者的激烈反抗与攻击,并被冠以伤风败俗的罪名,即便是声望如林纾者也难以豁免。

3 权利和义务的较量与统一

对于译者的权利与义务,罗宾逊本人更倾向于前者,即实现译者的绝对自由。他号召译者不能屈服于意识形态的统治,要冲破思想上的障碍,潜心探索自己的身体感受,获得真正的自由。罗宾逊的观点明显受到了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影响。解构主义对译者主体性的放纵将译者的地位提升至历史最高点,似乎译者取代了作者站上了翻译的神坛,从此便黄袍加身,无需履行任何义务了。这种观点无疑是继传统的作者至上理论后的另一个极端。

在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翻译中的主体并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呈多元化方向发展。许钧总结了四种不同的对翻译主体的认识:译者是主体;原作者和译者是翻译主体;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6]。查明建等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译者、原作者和读者都是翻译的主体[7]。杨武能也认为,文学翻译的主体是人,亦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8]。上述看法虽然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从其内涵上来说是一致的,即都强调了翻译过程中人是主体,而且主体具有多元性。

美国文学解释学批评家赫斯(E.D.Hirsch)认为源语文本是有意义的,即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是有其主体性地位的。他把作者的原意与作者的原意和阐释意义的叠加分别用“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来表示。他主张,“意义是一个文本所表达的意思,它是作者在一个特定的符号序列中,通过他所使用的符号表示的意思。意味则是指意义与人之间的联系,或是一种印象、一种情景、一种任何想象中的东西。”[9]译者不管如何“任意”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味,都不能脱离作者的意义这个不变的根基。也就是说原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占据了一定的主体地位。

在译者的义务方面,译本说到底是为了读者提供的。读者作为翻译中的一个独立主体,有自己意识和思想,对原文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期待,并在阅读过程中对译本进行独立的解读。译者有意识地对原文中意识形态概念进行转换,表面上保护了读者的意识形态不受外来冲击,而实际上是剥夺了读者作为主体的知情权,阻碍了读者主体性的发挥。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指出,在后现代主义的视域里,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实践”[10],是帝国主义的霸权意识对源语赤裸裸的文化侵略。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的观点为译者指出了一条避免成为意识形态奴仆的出路,也使译者重新看待翻译中义务的履行问题。译者不应代替读者决定原文意识形态的去留,而应该巧妙运用翻译策略,忠实反映出原文中的意识形态部分,留给读者充分的阅读空间,挖掘译本的意义并对其进行解读。

由此可以看出,在后现代多元主体观下,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作者、译者与读者三者都是有能动性的主体。译者作为三者中最积极的主体,需要明确自身的权利及义务,不可过分行使权利,无视作者的存在,也不能唯义务是从,忽略读者主体性的发挥。优秀译作的产生要求作者、译者及读者三大主体间进行畅通无阻沟通和对话。译者通过与作者的对话,交流文本的基本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领悟能力和躯体感觉书写译作;另一方面,译者通过与读者的对话,尽可能将原文意识形态因素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自主选择接受与否。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将两者协调统一起来,确保翻译三大主体之间对话的顺利进行。

4 结束语

罗宾逊在《译者登场》一书中对西方传统翻译思想进行了解构,指出了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即二元论、工具论和完美论。西方传统翻译观将人的身与心,灵与肉两极化,进而将翻译过程机械化,杜绝个人主观意识的参与,使译者沦为毫无感情的工具。用译语文字再现原文,实现完美的译文则被定为翻译的最终目标。“这些对译者的轻视和对翻译不切实际的期望严重束缚了译者的身心自由”[11]。

罗宾逊的翻译躯体学旨在将译者身体感受这一主观因素引入翻译研究当中。译者是作为有感情的人参与到翻译活动的,他们有权将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一切有意义的身体感受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这不仅为译文注入了新的活力,给读者得阅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选项,同时也激励译者继续从事翻译活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而另一方面,译者作为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作用。恰当履行自己的义务,保持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可以使读者独立接受译本,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元化主体观将翻译过程中的作者、译者及读者都看做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三者之间是平等对话的关系,偏重任何一方都会导致译本的偏离。译者作为三大主体中唯一可以直接与其他主体直接对话的一方,需要时刻注意协调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保证三大主体之间的正常沟通,使翻译活动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Robinson,Douglas.The Translator's Turn [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

[2] 王文斌.文学翻译中的内化和外化[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9(1):94-107.

[3] Ezra Pound,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M].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 S Eliot,New York: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8.

[4] 王静,周平.意识形态对辜鸿铭翻译的操控[J].外语学刊,2010 (2):124-127.

[5] 寅半生.读《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C]//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 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49-250.

[6] 张艳丰.从二元到多元——后现代主义对翻译主体性的解读 [J].山西大学学报,2006(3):108-111.

[7]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 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8] 杨武能.再谈文学翻译主体[J].中国翻译,2003(3):10-12.

[9] 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6.

[10] 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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