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主体论

企业管理主体论（共8篇）

企业管理主体论 篇1

论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

【摘要】治安管理处罚与和谐社会建设在终极目标上契合一致。并起着相当重要的督促作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在行使其权力的过程中与公民权的保障发生或多或少的冲突。只有全面透彻地理解了治安管理处罚主体的含义，才能促使其执法的合法化、规范化，从而进一步规范和制约治安管理处罚权，提高治安管理效率，完善治安管理法规。【关键词】治安管理；治安管理处罚；主体；执法

The main body of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unishment

【Abstract】Administration Punishment of law and order and the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ion in the ultimate goal of a match.I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upervising.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unishment subject in the exercise of its powers in the process and to protect civil rights occur more or less conflict.Onl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the true sense of the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unishment subje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nforcement of legalization, standar diz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standardize and restrict the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unishment right, improve the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efficiency, improve the regulations on public security administration.【Key words】SecurityManagement;Security Management;Punishment;Law Enforcement

一、治安管理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是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法律规范的个人或者单位实施的一种制裁性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但又不同于其他行政处罚，这主要表现在：

(一)治安管理处的罚涉及范围

治安管理处罚适用的对象是全方位的，涉及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民的人身权利、公私财产等各个方面。而其他行政机关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管理，并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行使的是某一方面的专项权力，如卫生、税收、工商、环保等。

(二)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的单一性

治安管理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实施，其他任何机关不得实施治安管理处罚。而其他行政处罚，可以由几个机关共同行使。

(三)治安管理处罚程度上的严厉性

它是一种比较严厉的行政处罚，大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可以适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治安管理处罚，在处罚程度上仅次于刑罚。而其他行政违法行为基本上只能适用非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四)治安管理处罚时效性的强制性

本法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追究时效只有六个月。因而法律规定其他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为两年。因此，为保障治安管理处罚的有效实施，必须规定一些不同于其他行政处罚的实施程序，特别是赋予公安机关特殊的调查措施和手段，如传唤和强制传唤违法行为人、检查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和物品、扣押与案件有关的需要作为证据的物品、收缴违禁品等。

二、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

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治安管理职责，2005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其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扰 2 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从法条的规定中不难看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的唯一主体为我国公安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行政处罚。因此，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在未设公安派出所的乡、镇，经县公安机关的授权和委托，该乡、镇人民政府可以代替公安机关行使一部分治安处罚权）。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以及个人都没有行使治安管理处罚的权利。

三、治安管理处罚主体所行使处罚权的本质

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处罚的主体以国家的名义，依法强制剥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权利的行政法律制裁[ 1]。治安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属国家行政权之行政管理权的范畴。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警察的一项特殊的权力，是警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安秩序是为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安宁的社会状态。要保障这种安宁的社会秩序, 需要道德、习惯、法律等规范。在现代社会, 法律是基础, 也是道德、习惯的最后屏障。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 各个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公共安全,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本质在于：民主法治是基础，公平正义是核心，安定有序是终极目标。《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6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治安管理处罚权与和谐社会建设在终极目标上契合一致，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影响治安管理处罚主体行使处罚权的因素

（一）治安管理处罚权设定的历史和制度渊源

1957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颁布实施，2005年 3 修订并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在查处各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设定既具有中国特色，也与世界法律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社会关系纷纭复杂，对于大量的应用国家强制力为手段而加干预的不法行为，不可能也不宜完全划归刑法领域，由刑事司法机关依据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否则，将大量增加刑事司法机关的负担，损耗其刑事追诉能力。因此，特设行政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管辖。刑法所规范的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行为，必须受到刑法的制裁;而行政违法行为是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性的行为，其行为的恶劣性尚未达到极端，不能动用国家的刑事权力予以追究。基此，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

（二）社会主导型价值观对治安管理处罚主体行使权力的影响 社会的主导型价值观，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个人自我安全的认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主导型价值观。传统中国社会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甚至有将这种价值观绝对化的倾向，而忽略个人利益，是国家优位主义的体现。在这种主导型价值观的影响下，强调国家权力运行的效率，反映到治安管理处罚权上，治安管理处罚调查权、决定权和执行权由公安机关统一行使。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个人利益的基础性地位逐步确立。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宏观社会政策，意味着社会主导型价值观从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忽略个人利益，转而强调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统一，要求公权力的行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平衡，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控制和限制。《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治安管理处罚权有效行使的过程中，专章设定处罚程序，从而限定治安管理处罚权力运行程序上的任意性，追求程序公正，进而保障实体公正。《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政策、“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以及完善当事人及其家 4 属知情权制度等，均强调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然而，作为保障人权的最基本的原则“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 没有规定在这部法律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民主法治，而法治的体现首先是“法定原则” 的建立。没有“法定原则”，法律的设定便没有存在的基础。

（三）传统文化思想对治安管理处罚权的影响

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奠定了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也概莫能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就社会秩序方面而言，儒家思想强调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在“德治” 与“法治” 的关系上，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必须注重教化，注意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这些传统文化思想，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设定与运行中有明显表现：《治安管理处罚法》 设定警告处罚，警告这种申诫罚就隐含着教育和教化的作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法律原则的形式阐明了维护有序的社会治安秩序不能仅仅依靠制裁，教育和教化亦是不能偏废的手段之一。

“德主刑辅”这一强调道德教化在维护社会秩序中作用的法律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影响是“息诉止争“和“和为贵”的民众心理。在我国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这一传统的体现就是私力救济的存在。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其权利遭受侵害时，不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而是依靠私人的力量实现其权利的救济。由于公力救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顾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解决任何纠纷，所以合法的私力救济在一定范围内起着补充、替代公力救济的作用。而且在权利救济的实现上，私力救济由于当事人的参与更利于消解冲突、化解矛盾、平息不满，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有序。《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治安调解，即当事人在涉及个人利益冲突时可以选择治安调解这种私力救济化解矛盾，同样可以恢复社会治安秩序。相对于上述道德教化和治安调解，治安管理处罚权中大量的是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作为行政处罚权，治安管理处罚权甚至大量适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各种 5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罚种类的设定，90%多的条文规定了拘留处罚，有些条文的最低处罚就是行政拘留处罚，而作为行政处罚主导地位的罚款处罚，则退居为附加处罚的地位，似与“轻罪化” 社会发展的趋势不相符合。

（四）我国政治体制对治安管理处罚主体行使权力的影响

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必然会影响到其国家权力的设定和运行模式。我国宪法所确定的“议行合一”原则决定了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行使行政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作为执行机关，权力机关意志的执行就必须强调效率，为此也就不必对权力属性进行分辨，这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权中的具有法律判断属性的处罚决定权可以由非司法系统的公安机关行使的根源。公安机关可以同时完成调查、决定和执行的职能，体现了追求行政管理效率的目的。与效率相对应的是公平、正义。在追求效率的行政程序中，治安管理处罚引进了司法程序，如告知、听证程序的设定，以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然而，仅仅是形式上的引进司法程序是远远不够的。分析《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告知、听证程序的法律条文不难发现，在执法实践中，告知和听证程序往往流于形式。一是关于告知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94 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该条看似充分保障被处罚人的被告知权、申辩权，但因没有明确规定未告知的具体的处罚种类和幅度，从而使告知流于形式。二是关于听证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8 条规定，听证适用范围是吊销许可证和2000元以上罚款处罚，但吊销许可证的处罚涉及的处罚对象仅限于本法第54 条规定;2000元以上的罚款处罚仅限于涉及偷越国边境、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毒品等几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大量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限于1000元以下罚款。但在实务中，涉及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毒品的行为人出于种种原因申请听证的很少。拘留处罚是最严重的治安管理处罚，直接涉及行为人的人身权利，而且涉及范围广泛，但因强调效率而没有列入听证的范围。

五、关于治安管理处罚主体规范行使处罚权的思考

治安管理处罚权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的，与保障公民权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二者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权的广泛而缺乏监督导致的滥用。权力的广泛，“一方面有利于发挥行使权力机关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对法治原则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2] 治安管理处罚以国家权力运行的模式来满足社会公众对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个人自我安全维护的需要，公众需要的满足与否，是评价治安管理处罚权设定和运行制度是否合理的最终标准。但是，作为公权力行使机关的公安机关对公民权益的认识与公民自身对公民权益的认识发生误差，即会造成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之间的冲突。所以，“造成秩序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权力与民众的不和谐甚至对立。” [3]

权力来源于权利。如果权力失去了权利的支持，其权威和效力必然要大打折扣，其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功能也必然无法顺利实现。治安管理处罚权存在的根据在于维护社会治安，而它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约束权利以求达到社会治安秩序的有序。“行政程序本来是从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的思想出发，作为服务于保护国民的权利、利益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制度而发展起来的。”[4] 程序是对权力运行的规范，而不受规范的权力却有可能获得最高的 运行效率。自由裁量权是治安管理处罚权有效实施必须具备的，但《治安管理处罚法》设定的自由裁量权诸多条文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描述与《刑法》中对犯罪的描述一致，如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罪与非罪问题等;或者用模糊的情节轻重来界定，如寻衅滋事的罪与非罪问题等，基本上由执法人员根据经验来判断其性质。从判定是否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到情节轻重的认定、处罚幅度的自由裁量，应根据违反治安管理事实、情节正确适用，但因目前执法人员的主观认识水平、法律业务素质等方面千差万别，难免出现畸轻畸重的情况，其后果进一步导致了治安管理处罚权难以监控。

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包含着发挥重要作用的大量相关的法律措施，但遗憾 7 的是，这些法律措施没有统一的制度规范，没有系统性的适用程序规定。既没有设置公民抗衡其违法适用的权利，也缺失执法人员应当适用由于相对方违法抗衡不能适用的法律保障。前者如传唤，如果违法传唤，法律没有规定公民如何抗衡;后者如检查，依法检查而无法实现时，能否强制检查。由于没有制度规范、程序规定，导致治安管理处罚权与公民权冲突凸显。治安管理处罚制度规范了执法程序和执法监督。程序是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反之，为追求行政效率，违反程序的时有发生，这种不受规范的权力必然侵犯公民权利。执法监督的设置是为保障正确执法的事后监督，事后监督的法律规范较笼统，加之整个治安管理处罚监督机制不甚健全，因而事后监督的有效性不高，使得公民权的损害不能及时得以恢复而引起冲突。

针对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应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权，以平衡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需求。

（一）确立治安管理处罚权的理论基础

治安管理处罚权当以“权力与权利的统一”为理论基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条件，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等方面综合考虑，进一步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权，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二）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的相关法律制度

因政治经济条件、历史传统、法律意识及法律文化等因素的不同，中、外治安管理处罚权存在诸多差别。就相关法律思想而言，在其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诞生的法律理念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如德国基于其警察传统所产生的“比例原则”，对治安管理处罚权运行中自由裁量性和合理性大有裨益;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在治安管理处罚权的程序控制中是不能回避的。

（三）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规范控制和有效行使

“控制是指法律对行政权力的驾驭、支配。它不是消极的限制行政权力，而是积极的控制。”[5]权力的产生是由于人类对实现权利的环境安全和秩序的需求所导致的人们集体让渡出自身权利的一部分汇聚成的公权强制力，所以权力的价值就在于整体权利的维护，而不是对某一个体利益需求的保护，甚至当个体发生权利滥行或无制约任性行为从而危害整体权利实现的环境安全和秩序时，权力反而否定其所追求的利益，故而权力只保护被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所容的个体利益追求行为[6]。权力通过全社会的有效确认---法律获得明确的界定和规范，这就是权力的法律控制。权力效率即是受到法律控制的权力应该在保护社会所有成员的每一个合乎理性的权利要求的同时，又能有效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赖以实现自己权利需求的秩序。

治安管理处罚权所追求的秩序价值，是实现公民自由价值的保证。治安管理处罚权必须有效行使，这是国家、集体利益的要求，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权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应通过权力实体内容的法律控制和权力行使程序的法律控制使治安管理处罚权得以有效行使。权力实体内容的法律控制主要是: 第一，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范围由法律明确规定，如确定“行为与处罚法定” 原则，避免权力的膨胀或滥用;第二，完善治安管理处罚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如细化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执法监督一章，与执法的事中监督并行。权力行使程序的法律控制主要是: 使程序多样化和具体化,因应不同的权力行使对象，设计两个甚至多个程序，防止治安管理处罚权行使的低效僵化，如对相关法律措施适用程序、调查取证程序等做出具体规定，防止权力运行的无序和恣意而带来的低效甚至无效。

（四）完善公民抵抗权和参与权

对治安管理处罚权的制约，可以立法权或司法权加以限制。但就目前立法权和司法权对治安管理处罚权的制约来看，具有滞后性和外部性等局限,如立法权的宏观制约，司法权的事后制约(行政诉讼时才会受到司法权的监督)，因而，最切合实际的是完善公民抵抗权和参与权。

公民抵抗权是指被处罚者在处罚过程中出于对自身权利的主动维护，针 9 对权力运行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的对抗措施,有效制止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体对抗权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6条已有规定:“人民警察当场收缴罚款的,„„不出具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被处罚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通观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公民实体抵抗权仅此一条。其实，在执法过程中，在具体情况下，公民对权力的运行是能够作出判断的，完全可以赋予其一定的实体抵抗权。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7条所规定的：“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在面对公安机关无检查证明文件时，公民没有实体抵抗权可能会被动承受权力滥用的后果。当然，公民实体抵抗权必须以治安管理处罚权明显和重大违法为限，避免走入另一个极端，导致权力运行的低效。

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权发展历程看，程序抵抗权已有长足进步，如听证权、知情权、抗辩权、申请回避权等，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如前述听证制度中对行政拘留的规避，因行政拘留处罚设置过多,当前对行政拘留适用听证是不现实的，但也说明治安管理处罚制度的基本内容是相互关联的。因而,治安管理处罚权设定、运行应充分考虑各个因素。程序抵抗权的设立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无救济即无权利”，程序抵抗权保障了公民能参与到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运行中来，不再是被动的承受者，可以有效制止权力的不规范运行，在其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后能获得救济。在调查阶段，现行制度已有保障公民对调查权启动加以制约的规定，如公安机关给予治安案件报案受害人的报警回执和不予处理决定书，但在证据收集的过程中对证据真伪取舍和认定方面，公民知情权尚无有效保障。在决定阶段，既然是一个法律适用、判断的过程，应有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充分理由的说明，并且是否可以考虑公安机关内部调查人员与决定人员分离，以保障处罚决定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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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主体论 篇2

一、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20 世纪70 年代末,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发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由政治权威、计划体制总揽社会事务、支配社会资源的“总体性社会”,开始向国家、市场、社会逐步分立的“结构社会”转化[1];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社区人”;村民自治、社区自治的工作逐渐展开。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民间组织,包括基层服务组织、中介组织、公益组织以及行业和城乡自治组织正在缓慢发展,公民对社会服务的需要是这些组织出现的前提。从社会实际来说,社会本身是不自足的,单独依靠个人自助和社会互助无法完全解决社会问题,民间组织所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和企业介入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服务的提供就成为必然[2]。

执政党确定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目标,为社会管理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从这个目标里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

多元化的必然结果是各主体在各自的服务领域里发挥自己的能力,而协同,就是让它们能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在处理社会服务问题时正确选择合作的方式,实现力量最大化。

二、多元主体的发挥路径

(一)执政党是领导核心,要制定有效目标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执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3]中国的社会管理发展必然以执政党为核心力量,在大方向明确的现在,社会管理的发展迫切的需要有效的阶段目标。这就要求执政党能理性、及时地分析社会问题,理清主次,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制定近期目标和最终目标,使其不至于盲目,保持发展的动力。同时,在社会组织发展上,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二)政府作为行政主体,需改变大包大揽的既有工作方式

协同治理实质上是公共权力的回归。“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来行使这些权力,权力的行使必须服务于人民。而不能借助这些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4]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新的社会服务行业不断涌现,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很难做到面面俱到,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更新自己的管理理念,从管制向服务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做好各级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是关键之一,只有从每一个单元上自觉的转化,整个政府部门的模式转化才能顺利进行。

(三)企业与社会组织主动协助,减少无效、冗余路径

在多元化时代,按照“多中心”概念,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多个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利的运行不是单向的,简单的运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此,也就不存在单一的权威中心,社会治理的权利并不具有一体性。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自己对自己主体地位的认识度和积极性。只有企业和社会组织清楚认识到哪些服务是自己能够提供的,哪些问题是自己能够解决的,它们才能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只有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地去提供服务,解决问题,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力量,在社会管理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主动协助,解放了政府,会极大地降低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损耗,从而使政府加强支持力度成为可能。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主动协助程度,取决于国家赋予其权利的程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建立能一概从容,它还需要考虑社会上对一些社会组织不认可、不支持的态度。特别是公民社会领域的一些民间组织,它们在进行社会管理和开展相关活动中经常备受“关注”和遭遇到“敏感”,党政官员和普通公民普遍对民间组织抱有不信任、怀疑、防范和抵制的态度[5]。

(四)公民作为主人翁,积极参与社会管理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社会管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盲点,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最强大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正是来自公民的力量。一方面,国家应该加大力度,对公民自主参与社会管理这一理念进行宣传讲解;另一方面,公民的参与需要有实际可行的路径。要最大力度地发挥公民的力量,实际上和扶持企业与社会组织这一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公民在经过宣传,具有了主动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之后,只有获得确实可行的路径,才能积极发挥自己主人翁精神,积极投身到社会管理中去。如今被很多媒体和公众所熟知的微博,正是公众渴望参与社会管理的最佳证明;通过微博,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现象的发生,都充分反映了公民在社会管理中不可阻挡的强大力量。但是同时,网络力量又很容易被投机分子利用,从而扭曲公众意志,这就呼吁政府尽快地开辟更多的可供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路径。

三、协同作用发挥的保障

(一)培育权力伦理

每个执行公权力的个体都应该有自己行使的权利是属于民众的,行使权利的目的是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一意识。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乃至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行使一切权利的目的都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只有建立了这种观念,协同作用的发挥才具有了道德保障。

(二)完善人员培养机制

协同作用的发挥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不断有人才投身于社会管理。而在社会管理中,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往往是复杂而多变的,这就要求工作者具有处理不同问题的能力。目前在中国大学中,已经有“社会工作”等专门培养社会管理人才的专业,但是往往这些人才无法找到对口的出路,培养机制的完善,应当包括人才的定向输送。

(三)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很多社会服务组织———如慈善基金会,自助救援会等等———常年存在着资金不足的窘况。一方面它们不以盈利为目的,另一方面,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一些政策严格限制了其资金的注入。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执政党的扶持和社会民众的支持。如雅安地震中,政府允许社会组织募捐,这一政策让社会组织的力量充分地爆发了出来,公众也满怀热情地参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管理必然对多元主体提出更多的要求,给出更多的考验。只有多元主体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形成合力,才能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

摘要：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趋势越发明显的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积极考虑的发展之道。而要使得这种构思变为可行的现实,就必须释放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能量,增强各个主体的积极性,使其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主体 篇3

【关键词】公共事业管理 主体 探讨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我国新学科，发展至今也有将近十年时间，有发展迅速的时期，但纵观这十年总体发展而言，发现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建设到现在为止依然存在很多定位难、发展慢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认真研究，对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做出准确的认知。只有认清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才能更有助于合理设置相关专业课程以及了解我国公共事业改革途径和方向。

一、公共事业管理的内涵

1.从公共事务概念分析公共事业管理内涵

从广泛意义来说，公共事业是针对整个社会事业或者社会公众事业而言，其所有者或者主体就是社会公众。因此，我国的公共事业本质是与国际上常言的社会公共事务接近，也就是社会公共事务，均涉及到全体社会公正的生活水平与共同利益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与最终结果。社会公共事务的内涵主要在社会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的范围之内，一般社会产品又分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两大类别。这里所指的公共产品，就是对物品及劳务的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共有，而不是任何一个人能独自享受；公共产品具有强制性、非排他性、无偿性、不可分割性的特点，私有产品则是非强制性、排他性、有效性、可分割性的产品。所谓的准公共产品，就是在具备公共产品特点的基础上，又具备一定的私人产品性质，但是总体上倾向于公共产品，例如涉及到社会公众并对整体生活质量与共同利益产生影响的营利性产品等。可见，以国际公共事务的角度出发，我国公共事业管理的最大区别就是公共性，凡是与社会公众利益紧密相关，如制定公共政策、安排制度、执行政策等事物均在此范围之内。

2.从公共事业管理出现原因分析其内涵

除了广泛与狭义上的公共事业管理概念，对公共事业管理的研究，还应该从公共事业管理出现原因分析其内涵。公共管理事业是为了提高政府对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手段，以维护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的顺利实现而出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和市场二者之间已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政府倾向于人为成立、集中决策、分层管理的体系；市场则属于自发而成，分散决策、鼓励自由竞争的体系，他们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影响，并相互取长补短。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已认识到市场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自发形成有序的宏观经济，不能发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公共产品质量、加强公共服务等职能，而这些缺陷，恰好可通过社会公共部。门即政府来承担。因此，政府在界定其公共事业管理职能与主体时，应充分考虑市场缺陷，给予合理干预，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开展，保证社会公平与公共利益平等。

二、界定公共管理主体内容

经由对公共管理事业内涵大概分析之后，我们基本上对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我们认为，所谓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指不以盈利为目的，依照法律规定专门从事对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公共服务的提供和公共秩序及安全的维护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性组织和社会性组织的总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

（1）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性组织，它们是掌握行政权力，承担着公共事业管理的行政职能，如承担教育事业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文化事业管理的文化行政部门，医疗卫生事业管理的卫生行政部门等等；另一类是社会性的组织，我们通常也把它们称为类行政组织，它们承担部分公共事业管理的职能，但它们不是政府的构成部门，不掌握行政权力，如社会中的各种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红十字会、城市（镇）公用事业部门（自来水、电力、煤气、公交）等等。

（2）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及秩序为主要职责。能不能有效地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服务、安全和秩序，是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直接支持和保障的管理部门才是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那些起间接作用的组织（如政府办公厅等行政辅助机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

（3）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在从事对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织生产和提供的过程中，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公共事业管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其活动实质是对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能像私人机构那样要以盈利为目的。公共事业管理尽管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但这种管理活动也需要付出管理成本，那么这个成本费用由谁来支付？我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活动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财政拨付；二是有偿服务收入（按产品和劳务的成本收取的费用）；三是通过社会的赞助、资助、捐赠、彩票收入等筹措的资金。

（4）工商组织、行政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区别与联系。工商组织与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工商组织是绝对的社会性组织，它主要从事社会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服务，以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而公共事业管理组织既有行政性的也有社会性的，其存在的目的是规划、组织、监督、协调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它不能，而且也不允许以赚钱为存在的目的。必须注意的是，有些工商组织也承担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但它们属于公共事业的作业层，而不是管理层，它们与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往往是业务委托关系，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公共事业的管理主体。行政组织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必须责无旁贷地贯彻和执行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志，优先保证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实现。而公

共事业管理主体，无论作为行政性组织，还是社会性组织，其主要职责不在于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而在于为社会公众的社会生活提供必须的公需产品和服务，它的政治色彩已经大大降低了，比如行政性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尽管它在从事公共事业的管理过程中仍然要坚持统治阶级所确定的政治方向，贯彻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但它所涉及的具体事务，大量的是管理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应该具有服务性、公益性、社会性、职能性、法制性的特征，这里不一一解说。

由以上我们可总结出公共事业管理具备如下特征：

第一，服务性。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以实现公共利益，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生活作为根本宗旨。公共事业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产生的缘由，就是社会公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如何使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维护和实现？这一点，促进了人们对共同利益的维护和实现过程进行科学规划、合理组织和有效调控，于是产生了对公共利益实现过程进行规划、组织、调控的部门，这即公共事业管理主体。

第二，公益性。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在从事公共事业的规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活动过程中，都把如何代表好社会公众的利益，如何实现好社会公众的利益作为唯一的目标价值，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不允许以牺牲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这些都体现了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公益性特征管理主体的公益性特征。

第三，社会性。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社会性是指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直接从事社会事务的管理，它以承担社会职能，服务社会为根本宗旨。

第四，职能性。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层次性决定了承担解决社会事务的组织，必须根据社会事务的性质进行专业化分工，每一个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均承担某一方面的特定职能，以专业性的方法和手段，致力于特定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五，法制性。公共事业管理组织尽管代表着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但它的产生及其活动方式不能超越于国家法律之上。

本文根据个人粗线理解，简单从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内涵出发简单对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相关问题做了简单探讨。目前我国公共事业管理还在发展中不够成熟，但其学科的建设已开始受重视，已开始得到国家扶持，因而相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在政府的组织带领下会慢慢发展成熟起来。

参考文献：

论主体认知结构的形成 篇4

论主体认知结构的形成

本文从哲学史上关于认知结构的`研究出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对认知结构的看法进行分析,着重探讨了认知结构的神经生理-心理结构基础认知结构的发生形成过程;分析了认知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

作 者：黄文华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南昌,330013刊 名：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年，卷(期)：20021(5)分类号：B017关键词：主体 认知结构 神经生理-心理结构 实践结构 内化

论认识的主体性原则论文 篇5

关键词：

认识论、主体性、思维、实践

摘要：

随着认识论本身不断发展，思维的建构性揭示出认识是反映、反思与建构的统一。人类活动的最基本原则是主体性原则。马克思在哲学上所完成的革命性变革，关键在于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原则。

随着认识论本身不断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入。20世纪认识论变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对人的思维的建构性及其与反映论关系的揭示。思维的建构性只是揭示出认识是反映、反思与建构的统一，它造成了一次反映论革命，但并没有否定反映论本身。认识是对外部信息的加工，没有外部的信息，认识无以形成。另一方面，认识何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又必须回到思维的主体之中。

一、思维的开端

思维的开端与思维的发生既是一回事，又有所差别。思维开端肯定是思维发生，因为思维的开端正表明思维发生了。差别是：开端包含着最初性质，而发生则不一定是最初的;开端必须在过程的开头，而发生则不一定是在思维过程的开头。“发生”在思维过程中也可存在着，这种发生正表明思维过程不断进行，表明思维过程的脉冲性。我们把思维运动看成在开始后便无限进行下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则是脉冲性的过程，即不断地受到激动、不断地发生的过程。所谓脉冲过程，便是高潮和低潮交替出现的过程。当过程受到一次源泉的冲动时，过程便出现一次高峰;当这一冲动传导过后，过程便降入低峰。当另一次源泉冲动出现时，过程再呈现出一次高峰;然后，过程再降入低峰。这样，高峰与低峰交替便是这里所说的脉冲性过程。其实，所有过程都是这样，而不单是思维过程，如交流电的传输过程、太阳黑子的活动过程等。有些不表现出脉冲性的过程，我们把它看成是脉冲性近于零甚至等于零的脉冲过程，它还是一种脉冲过程。

在这里，纯思维过程便是一种脉冲性过程，它有无数次的激动和发生，每一次发生都构成了一次思维脉冲。如我们思考问题P，问题P的每一情况的出现都造成了对问题P之思考过程的一次脉冲，这样的脉冲无限出现，使对问题P的思考过程包含许多次重新思考，而每一次思考都建立在前一次思考的基础之上。通过这样的过程，问题P便渐渐地得到解决。思维的脉冲过程是思维头脑对付思维对象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之一种必然反应，它表明思维发生的多样性和多次性，即：发生既是初始的，又是过程的，它可以在过程中发生，发生在思维过程中存在使这一过程成为一个脉冲过程。然而，思维开端则是指那些初始的发生，或具有初始性质、初始意义的发生。因此，开端永远在过程的前面，是过程的开始。

人们在思考世界是什么，同时又要思考世界为什么会如此，更为深入的是要思考：为什么思考者能够思考?思考本身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对作为思考者的人本身的反思和探究。这种思考和探究的总体目标乃是要回答“思维是什么”的总问题。一旦涉及思维是什么的问题，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思维者(或者说思考者)。只要涉及到思维活动，必须先对思维者进行分析。思维活动中的思维者，就是思维主体。在思维中，只有思维着的人才是思维主体，所以“我思故我在”。而既然我在思考，所以我能够思考――“我思故我能思”。我能思，就是我的主体性。因而，思维必有主体，也必有主体性。

在主体认识了对象之后，就要将认识转化为对象性实践活动。这种对象化过程既体现出真理性认识的价值，又使主体获得价值需要的满足。因此，认识和价值必然是相互联系的。但在价值关系中除了通过认识关系所产生的认识结果要加入其中之外，还有价值关系本身所产生的认识结果，那就是评价。当然，价值关系的结果不能全部归结为评价，还有主体物质、精神需要的满足，意义的获取，但评价是最基本的结果。而评价本身又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可称之为评价性认识。在认识关系中所产生的结果可称为事实性认识。评价性认识既反映客体的价值属性，又反映主体的需要。事实性认识仅仅反映客体自身的事实状态。虽然评价也要反映价值事实，但它与事实性认识还是不同的。后者反映的是客体自身的本来面目(即实体事实)，评价反映的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事实。与描述实体事实的认识不同，评价表达的是客体有无价值的问题。

二、认识论从真理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到主体性原则的转变

认识论着眼于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使命，决定了它不是外在而是内在地追求智慧，具有反思的特性。因此，主体性问题必然成为认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主体性原则必然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原则。

外在地追求智慧，即科学地看待并研究外部事物。在追求中，主题被当作某种预先存在的、完善的、不变的一极，主体本身不是研究对象，不“干扰”认识本身。与之相反，认识论的本质在于内在地追求智慧。所谓内在地追求智慧，既着眼于对主体自身的反思，人为主体的状况本身便内在地影响着认识内容的形成，构成了理解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从而着眼于通过对主体的反思和改进来更好地把握对象。因此，认识论研究必然要从真理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转到主体性问题，认识论从真理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到主体性原则的转变是认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

古代认识论不以反思为本意，不考察主体的状况，忽视主体对认识内容的作用，是建立在完全确信主体认识能力这一判断基础上的。随着认识的发展，这种幼稚的想法却逐渐显露出破绽，人们逐渐发现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之间的矛盾，发现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和“鸿沟”。认识到：在认识过程中，客体并不会自动地反映主体，主体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接收器;认识是否能够形成即认识内容如何，不仅取决于客体，而且取决于主体，不同的主体对同一对象会形成不同的认识;主体的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主体的改变决定着认识的改进。结论是在认识中人不仅要顾及对象，而且要考虑并改造主体。在近代认识论中，这一认识已逐步明确起来。总结近代认识论研究，康德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他认为，以往的哲学家在认识中从来就是在为考察主体认识能力、范围、界限之前就盲目地谈论认识过程。因此，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在认识以前预先认识其的可能性和界限，并提出哲学需要批判地考察人的理性是否能认识客观世界及理性能力的限度和原则。

对于以上见解，黑格尔曾作如下的评述：“自由的思想就是不接受违禁考察过的前提的思想。由此可见，旧形而上学的思想并不是自由的思想。因为旧形而上学漫不经心地未经思想考验便接受其范畴，把他们当作先天的或先天的前提。而批判哲学正与此相反，其主要课题是考察在什么限度内，思想的形式能够得到关于真理的知识。康德特别要求在求知以前先考查知识的能力。这个要求无疑是不错的，即思维的形式本身也必须当作知识的对象加以考察。但这里立即会引起一种误解，以为得到只是以前已在认识，或者在没有运用以前预先加以运用。不用说，思维的形式诚不应不加考察便遽尔应用，但须知，考察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对于思维形式的本质及其整个的发展加以考虑。思维形式的本质的对象，同时又是对象自身的活动。”

可见，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的本意是继承和超越。然而，对于如何考察的基本思路，二人却相去甚远。康德主要着眼于主体本身的结构，如感性直观能力、知性范畴、理性能力等的考察。黑格尔则主要从主客体本体统一的意义上考察认识能力。正因为如此，后者对前者作了片面性的扬弃，放弃了着眼于考察主体结构的合理思路。

黑格尔的观点在他之后的认识论中得到了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黑格尔于认识活动中考察认识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在实践中考察认识能力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已表述很清楚：“人的思维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实自己的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里是讲真理标准问题，同时也是讲如何确认主体认识能力的问题。这一点在此后的经典作家著作中得到了反复强调。马克思这一论述是对黑格尔乃至整个认识史关于主体能力的问题，认为考察主体认识能力乃至认识结构等，都不能囿于人的认识活动，而需追溯更为深刻的原因即在实践领域中进行考察。 三、主客关系系统的实质

认识史上各种派别对主体的理解，实质上是讲主体理解为认识(思维)主体，因而仅仅是在狭义认识论的意义上谈论主体、主体结构和能力等。这是传统主体观最根本的特点之一。当我们从主体和客体的现实运动去探求认识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根本任务包括以下若干方面：(1)揭示认识自身的发生轨迹。即展示认识是怎样从无到有、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深刻到更深刻的本来面貌。从这个角度看，认识论无非是试图制造一个主客体直接相互作用的运作模型。(2)揭示认识运作的物质基础，即生理机制。它试图说明当主体的认识运作时，其生理的物理化学过程是怎样的，并进而制造一个与认识运作模型相一致的大脑生理对应模型。(3)研究认识活动的调控手段和方法。也就是寻找最佳的控制主客体相互作用系统运行的技术和方法。这种研究可称为“思维控制论”研究。(4)“形而上”地研究认识的本质。认识本身是一种精神性存在，是一种特殊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的产物。这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构成认识论研究的全部内容。这样，认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绘制出已经存在的现实思维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人们去创造新的思维现实。无论人们从哪方面去研究主客体关系系统，但就主客体关系本身而言，其间存在着三种最基本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是实践关系，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关系;二是认识关系，即二者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三是价值关系，即主体利用、消费客体，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种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在主客体的改造和被改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总是体现着它们之间的认识关系。同时，主体在改造客体的时候，也要受一定的认识指导，并进行着认识活动。而价值关系则是既存在于认识活动中，又渗入实践活动之中。但是，这三种关系并不是等同的。实践关系不同于认识关系，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则是以它们之间的实践关系为基础的，价值关系以认识和实践为前提。但是贯穿于其中的红线仍然是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其范围仍是要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实践关系、价值关系以及这三种关系之间的关系。在其基本内容中都展示出这样的事实：即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主轴，只是它要更加全方位和更加深刻地揭示这一相互作用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主客体关系中的实践关系系统和价值关系系统就仅仅被作为认识关系系统运作和发挥功能的环境而已。也就是说，认识本身是研究的核心。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这一根本点并不相违背。因为认识的根本问题是要研究认识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规律，它并不讨论全部的哲学问题;它要研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系统。但核心任务是认识何以产生、如何有效把握对象的问题。因此，对主客体实践关系的揭示是揭示认识关系的手段而非目的。在这一点上，实践正是认识论的基础，它直接指向于人们的“思维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J换言之，问题不在于知道人们是如何认识世界的，而在于如何教导人们最有效地去认识事物。这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实践关系的重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仅看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认为人们的任何认识都必须与客体的本来面目一致，认识社会和自然是这样，认识精神客体也是如此;而且也强调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把认识看成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之上由不知到知，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还看到了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把认识的目的看成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种种物质和精神需要。因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是唯物的，从而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相区别，同时又是辩证的和实践的，从而与旧唯物主义的机械反映论划清了界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正确处理了主客体相互关系，才实现了认识论上的一次伟大变革。

企业管理主体论 篇6

探索合并会计报表理沦，推动合并实务的发展，解决合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当代会计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合并会计报表理论目前已形成了所有者论、主体论和母公司论的三足鼎立。任何理论的创立都必须有一定的概念依据，合并理论的建立必须体现“控制”这一经济实质。本文就以“控制”作为确定合并范围的基本依据对三种合并理论进行分析比较，提出主体论最适宜成为合并报表编制方法的理论依据。

一、“控制”是确定合并范围的基本依据

“控制”，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是指“一经济实体具有指导另――经济实体经营活动的政策和管理的非共享的决策能力，从而由后者正在进行的经济活动中增加自身的利益或限制自身的损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ASC）则将“控制”定义为“统驭一家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以此从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获益的权利”。可以看出，两种定义均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控制方能够决定被控制方的财务和经营活动；第二，控制方的决策目的是要从被控制方的经济活动中获取利益。很明显，我国对控制的定义“能统驭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能以此取得收益的权利”与IASC的定义是相吻合的。

由于对控制的理解和定义不同，对合并范围的规定也就有所不同。如FASB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在对控制的显著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控制分为有效控制和暂时控制，并给出四个确定存在有效控制的推定，进而确定合并范围。IASC确定存在控制并应纳入合并范围时，则提出以下两个判断标准：①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子公司半数以上表决权。②母公司不拥有半数表决权，但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之一：通过与其他投资者协议，拥有子公司半数以上表决权；根据章程或协议，有权统驭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有权任兔子公司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多数成员；在子公司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的会议上有权投多数票。

可以看出，尽管FASB和IASC对“控制”的推定和合并范围的规范存在着一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会计准则中，但总的`来看，将“控制”作为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则得到了普遍认同。

二、主体论充分体现了对“控制”的尊重

既然将“控制”作为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那么合并理论的构建也必须要建立在公司集团中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基础之上。在上述三种合并理论中，所有者论和母公司论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合并的实质，但其合并会计报表编制基础并不是完全基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因而不能充分揭示母公司因拥有控股权而对子公司行使权利这一杠杆作用，也就不能真实反映公司集团的生产经营能力和收益情况。只有主体论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笔者对三种理论做以下简评。

1.所有者论。所有者论是业主理论在合并会计报表中的具体应用，其认为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母公司的股东报告其所拥有的资源。基于此，当母公司合并非全资子公司的会计报表时，应采用比例合并法：按母公司实际拥有的股权比例，合并子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对于非全资子公司的收入、成本费用和净收益，也只能按母公司的持股比例予以合并。因此，所有者论既不强调企业集团中存在的法定控制关系，也不强调集团各成员企业所构成的经济实体。

2.母公司论。母公司论强调母公司股东的权益，认为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目的是为了向母公司的股东反映其所控制的资源，对少数股东在子公司及其净利润的份额予以明确反映。因此，合并股东权益是关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对于少数股东权益，既反对所有者论将少数股东权益完全排除在合并会计报表之外的保守作法，也反对主体论全额确认子公司可辨认所有者权益的升贬值并按持股比例分配给少数股东的激进作法；合并利润表是关于属于母公司股东净损益形成情况的报告；母公司以购买方式获取控股权时所形成的商誉，只确认其中属于母公司的部分。

3.主体论。主体论认为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不是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依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恒等式，主体论将所有者和债权人置于同等地位，认为合并会计报表不是专为控股股东使用，而应当满足所有股东的信息要求。这样，在合并股东权益和合并净收益时，并不需要单独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对被收购的子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应全部予以合并。在对待商誉的问题上，主体论也不赞成母公司按持股比例确定的办法，主张全额确认合并商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三种理论在具体作法上的不同，来自于对集团内母子公司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从定义上讲，集团是因为控股关系而将投资者和被投资者联系在一起的会计概念。判断某个企业是否是某集团的成员，其间是否构成母子公司关系，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看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控制关系，一旦控制关系存在，就应列人合并范围。所以，母公司所能控制的资产决不仅限于其在子公司中所占份额。正是因为控股权的存在，才使母公司能够运用的资产远远大于其自有资产，并能运用这些资产来为股东服务，因此，要将集团资产与母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资产相区别。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也应作同样理解。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目的就是要反映和传递在共同控制下的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转等情况，满足报表使用者对集团这一特定经济实体的财务信息的需求。笔者认为，既然在确认合并范围时贯彻这样的思想，那么在具体的合并处理方法选择时也应贯彻这种思想，将“控制”作为合并方法选择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合并强调的是经济意义上的控制权，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基于此，所有者论强调的是合并母公司所实际拥有的而不是其实际控制的资源，显然违背了“控制”的实质。而母公司论尽管摒弃了所有者论狭隘的“拥有论”，继承了主体论所主张的“控制论”，但在资产和负债的升贬值以及商誉的确认上依旧按母公司的持股比例合并，还是没有完全遵循“控制”这一编制基础。相比之下，只有主体论表现出对“控制”这一经济实质的充分尊重。

三、我国合并会计报表理论的选择

我国合并会计具体准则尚在讨论之中。已颁布实施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倾向于所有者论和母公司论，很少体现主体论的思想。从国际上看，继美国拟以主体论代替母公司论之后，其他发达国家也纷纷对会计报表合并理论进行了反思。按照所有者论

设计的比例合并法已受到大多数国家会计准则的限制，母公司论也因采用双重计价标准而遭受学术界的批评，而主体论已成为合并会计报表的主流理论。笔者认为，我国在制定具体准则时，也有必要考虑以主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要使我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参与竞争，应充分借鉴国际惯例；从信息需求角度看，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必须要满足包括母公司股东在内的所有信息需求者的要求，而我国目前基于母公司论所编制的合并会计报表过分强调母公司股东的信息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另外，由于我国股本结构特殊、证券市场和公司价值评估市场尚不成熟，比例合并法已成为众多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合法工具；最后，主体论将少数股东权益看作是合并股东权益的一部分，将少数股东收益看作是合并主体实现的合并净利润的一项分配，与我国会计要素的定义是相吻合的。

企业管理主体论 篇7

一、高职教师培训工作的必要性

由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 在原本薄弱的职业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等职业教育不仅面临教育资源的紧缺和不易集中的问题, 最为严峻的是缺乏一支素质精良的职教师资队伍。仅以“双师型”教师为例, 数量不足且含金量不高, 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中“双师型”教师比例低于15%的占了41.1%, 其中, 全国有130所高职院校无“双师型”教师[2]。

高职优质师资匮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因素。

我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多数是由中等职业学校升格而来的, 以专科层次为主体, 其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行业岗位一线应用技术型人才为主, 要求学生接受高等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资格教育。这意味着高职教师队伍与普通高校教师队伍不同的是不仅要有专深的专业理论素养, 而且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际操作技术和能力, 同时还要拥有作为教师必备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教育教学技能, 也就是要求高职教师要做到“专业性”、“技能性”、“师范性”兼备。而目前我国的高职教师队伍素质现状与要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高职教师队伍中多为中职教师转职而来, 教师学历层次不达标较为普遍, 也就是说, 教师承担专业理论教学的专业素养欠缺, 即教师专业基础薄弱。

二是高职教师队伍中原本就缺乏技术型人才, 中职教育投入有限, 校企结合不紧密, 没有实质实现校企联合办学, 学生技能的培养多数依靠的是校本培训, 其设施陈旧、设备老化, 教师重复着有限的、过时的技术, 新兴的专业技术不能及时地在教学中体现, 即存在现有高职技能型教师匮乏和素质不高的问题。

三是现有高职教师中充实进一批兼职教师, 以弥补高职教师技能缺乏、技术过时的不足, 但是这些兼职教师多数来自生产一线, 没有经历教师教育培养和培训过程, 不仅缺乏教育教学理论和经验, 更不熟悉学理性知识, 也就是说兼职教师虽技能精湛但缺乏师范性。

四是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 大批高校毕业生充实进高职教师队伍。新教师来源于高等职业师范院校和其他高校。来自高校的高学历毕业生多偏重理论乏技能, 依然存在专业性、技能性和师范性不能兼具的状况。

总之, 现今的高职教师队伍面临缺乏“专业性”、“技能性”、“师范性”兼备的优质师资。但是, 就是这样一支高职教师队伍在承担着数以百万计的高职生的培养任务, 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渠道除了不断充实优质师资, 重要的解决措施是通过高职教师的职后培训来补救教师具体的不足, 完善教师的专业素质结构, 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而目前的高职教师培训工作虽然为高职教师素质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但是依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实效性差的问题, 其中主体性缺位是集中的表现。为更好地开展培训工作, 提高高职教师的素质, 剖析高职教师培训主体性缺位现象并对症下药是当务之急。

二、高职教师培训主体缺位的现实分析

(一) 高职教师培训方案设计时目标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方案设计时呈现严重的目标主体缺位现象。表面上看培训方案的设计都是指向高职教师的, 确切地说是指向高职教师群体的, 缺乏对高职教师这支整合的教师队伍的具体分析, 即缺乏细化和具体分析, 导致培训方案设计笼统、空泛、针对性差, 作为受训教师的培训需要没有体现在培训方案中, 所以虽然培训方案中有培训目标, 可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目标主体缺位, 培训工作因此而无的放矢, 实效性差是自然的事。

导致培训方案设计时目标主体缺位的原因很多, 主要是由于培训工作缺乏系统性, 致使培训方案制定实质上没有针对性。作为高职教师培训的四个主渠道:普通高校、高职师资培训基地、企业培训和校本培训, 培训部门之间缺乏沟通, 培训机构各自为战, 按照自身既有的培训模式设计培训方案, 缺少对受训教师实际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直接导致培训方案设计时出现目标主体缺位。

(二) 高职教师培训内容确定时需求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内容确定时的自上而下直接导致需求主体缺位。目前的高职教师培训还远不及高职学生的培训, 尤其缺少订单式培训, 更很少有对教师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培训, 教师急需补充的理论、知识、技能很难在培训中系统地体现。最典型的是技能培训变为三不管的真空地带, 教师学历提高培训时高校因为要重视教师理论水平提高而不问津技能部分, 国家培训机构因为关注培训人员的共性也不问津具体的技能训练, 校本培训因为根本没有提供先进技能培训的条件而无法提供先进技能培训。所以虽然在职业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依然尽可能地开展着教师培训工作, 但是从内容上就不能反映教师们的实质需求, 教师培训工作的实效性难有保证。

(三) 高职教师培训方式选择时适应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方式选择时适应主体缺位表现在培训教师和受训教师两个方面。一方面, 在培训方式选择时培训教师缺位, 即当培训机构充分考虑高职教师实际情况安排多样化的培训方式时, 通常找不到合适的师资承担形式多样化的培训任务, 也就是由于我国高职教育起步晚且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现今又规模激增, 使得原本就少有的“双师型”师资显得异常稀缺, 短时间内难以补充, 体现在培训形式上尤为突出。我们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十分清楚, 有效地培训形式有哪些, 但是因为培训师资的匮乏也只能选择能做的方式进行, 造成客观上培训方式单一。另一方面, 在培训方式选择时受训教师缺位, 参加培训的教师通常清楚自己欠缺的知识、技能, 但是通常不清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获得这些知识、技能, 所以作为接受培训的教师既少有选择的机会, 也难提出合适的培训形式上的明确要求, 将培训形式的问题自然地看成是主办方的事情, 另外即便有要求也很少得到满足, 所以渐渐习惯于接受、不屑于质疑, 这样, 培训形式僵化老套也就民不举官不究了。

(四) 高职教师培训评价进行时考核主体缺位

高职教师培训评价具有制导性作用, 而考核主体缺位使高职教师培训评价工作丧失了评价的功能。高职教师培训评价工作缺乏统一和规范的评价机制, 根本做不到教考分离, 甚至出现培训教师自行制定课程培训方案、讲授培训课程、拟定考试试题、评判学生试卷一条龙式培训, 评价方案制定者与实施者相同, 教练员、裁判员一体评价运动员的状况, 使培训工作因评价主体实质上的缺位而失去其实效性。当然一些申请专业技术资格的培训评价公正而客观, 但是考试的严格、高昂的培训费用和教师原有基础的薄弱与精力的有限, 一般难以问津, 高职教师专业技能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较为缓慢。

(五) 高职教师培训经费投入时承担主体缺位

高等职业教育既属于高等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 在教师培训经费投入上存在投入主体不清、互相推诿现象, 呈现出高职教师培训经费投入主体缺位, 并且直接造成高职教师培训工作困难重重、难收实效。经费投入承担主体缺位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现:一是显性的经费投入承担主体缺位, 表现在各高职院校对教师的各项培训工作压缩、变相压缩上, 经费投入不足、不配套和转嫁给教师等, 比如, 常见的计算机教学应用技能以考代培, 各职业资格考试 (部分教师涉及转专业或者在相近专业工作, 需要拥有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只能自己负担, 否则没有岗位) ;二是隐性的经费投入承担主体缺位, 表现在各高等职业院校缺乏对教师进修提高的资助政策, 比如, 取消外出进修学习教师的津贴、停发因学历提升而脱产进修教师的工资、制定脱产进修学习延期评聘专业技术职称的相关规定等, 客观上抑制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 而这些非大型的培训更适合教师的个人实际, 通常因培训经费的个人支付负担和院校的限制性政策而淡化教师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因此即便有合适的培训机会, 终因培训经费投入主体缺位而难有教师参与。

三、多主体参与以提高高职教师培训实效性

高职教师队伍是一支庞大而特殊的队伍, 决定了高职教师培训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 现实培训工作因多主体缺位而难收实效, 加剧了培训工作的难度, 在国家日益重视职业教育、社会逐渐接纳职业教育、人们越来越关注职业教育的大好势头下, 通过多主体的积极参与, 提高高职教师培训实效性, 以优质的师资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良性循环。

(一) 培训部门与受训教师所在单位联手确定培训方案, 使得培训方案设计时目标定位准确并切实可行

明确职业教育从学科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的发展趋势, 从专业性、技能性、师范性的单一发展向综合发展的趋势, 培训部门在确定培训方案时, 需要针对教师素质结构缺憾量身定做培训方案, 也要充分考虑受训教师学校的实际情况, 做到教师培训后能够学以致用、充足够用, 既不虚高也不就低, 做到适用见实效。

(二) 培训部门做好培训内容需求调查, 自下而上地确定培训内容

一线教师最清楚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困难和自身的不足, 也最热切盼望得到补充和完善, 因此来自一线教师的需求正是培训工作需要确定的培训内容。现实职教中最缺的就是专业技能和行业技术, 可是教师得到的培训最少的就是技能培训, 受训教师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培训部门针对受训教师的需求和要求, 结合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 从教师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师范性综合发展入手, 确立系统的培训课程, 并且循序渐进地分期分批完成培训课程, 最终实现教师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

(三) 培训教师与受训教师双向选择确定培训形式, 发挥培训教师各自的专长, 满足受训教师的多样化需求

做好对受训教师的需求调查, 针对多样化的需求提供恰当的培训形式, 配备能够有效操控、驾驭各种培训形式的教师, 做到因材施教, 择教适学。无论是高校访问学者、高层次研讨会、学历进修、助教进修班、骨干教师进修班, 还是参与式、角色扮演式、模拟教学、现场教学, 不管是国家培训还是校本培训、网络培训都以满足教师需求和高职教育发展需要为前提确定培训形式。以良好的形式有效地反映内容, 培训教师各尽其才, 受训教师乐得其所。

(四) 建立统一而规范的培训评价体系, 成立专门的培训评价机构, 确立培训评价责任制, 发挥评价的功能

高等职业教育既属于高等教育, 又属于职业教育, 教师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两不管的状态, 以系统的中等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和完善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评价高职教育都不尽合适, 因此需要建立高等职业教育科学合理适用的评价体系, 来规范高职教师培训工作。同时设立专门的高职教师培训管理机构, 建立责任制, 避免一些培训工作走形式。通过评价实体介入, 充分发挥评价功能, 把好教师培训工作的出口, 提高培训的含金量, 增强培训吸引力, 发挥培训的作用。

(五) 设置高职教师培训专项资金, 出台高职教师培训优惠政策, 完善高职教师从业资格认定制度

首先, 需要国家加大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 为全国性的高职教师培训体系的建立提供政策和经费支持, 并加强监管。国家“十一五”期间拿出100亿元来支持职业教育基础建设, 其中一项就是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地方各级财政也要积极支持培训工作, 尽管高职教师培训工程浩大, 些许投入常常杯水车薪, 但是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江河。其次, 敦促各高职院校对教师培训的切实投入, 通过培训评估指标强制各高职院校保证经费和人力投入, 制定支持教师参加培训的政策, 树立人才强校意识, 以人力资源储备迎接院校的长远发展。最后, 提高各高校教师对参加教师培训工作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 从而发挥其积极性, 认识到终身学习型社会接受终身教育的必要, 并且以终身学习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 认同并且积极加大对自身学历提高、学力提升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力度, 从而获得长足发展。这样, 由国家、院校和教师的多方投入共同撑起高职教师培训工作, 终将受益于国家、院校和教师自身。

摘要：高职教师培训作为高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 其实效性直接影响高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当前, 出现了高职教师培训工作中主体缺位现象, 所以高职教师培训宜多主体参与, 以增强高职教师培训工作的实效性, 促进高职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关键词：高职教师培训,主体缺位,多主体参与

参考文献

[1]时晓玲, 李丹.服务经济建设主战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综述[N].中国教育报, 2010-07-12.

企业管理主体论 篇8

[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国有企业；主体责任

[中图分类号] D2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53-03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当前国企改革发展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深化国企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位置，2013年12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简称“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明确了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对加快产权改革、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随着国企改革的全面深化，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许多变化，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复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要求也更客观紧迫。

（一）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从其内涵来说，包括教育、监督和惩处。教育包含党风党纪教育、案例教育、警示教育等；监督包含工程招标监督、干部选拔监督、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监督等；惩处主要指案件查办和一般信访件的处理。从其建设角度讲，包括管人管权管事的制度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党风廉政责任制建设等。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有三大主体责任。一是要立足教育抓预防，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二是要完善制度抓根本，构建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三是要强化监督抓执行，创新权力运行监督机制。

（二）当前国有企业反腐败斗争形势复杂严峻。从近两年的国企巡视来看，国有企业在腐败利益链条上问题比较集中，不少企业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一些企业不仅存在严重的利益交换等腐败问题，甚至其重大项目的投资立项都与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经济发展目标大相径庭。一些国企领导搞“一言堂”，企业“三重一大”制度形同虚设，甚至为了个人私利不惜拿国家利益做交换，假借并购重组贱卖国有资产。一些企业领导干部或其家属自办公司或参股办公司，把国有资产、资源腾挪到自己的公司，或者直接向国有企业承揽业务，获取利益。国有企业发生重大腐败问题，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经济危害，更有深刻的政治危害，违背了党的宗旨，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党长期执政的基础。

（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是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责任。首先，国有企业党组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是党章赋予的法定职责。中央《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也明确要求，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组织是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其核心作用最硬的体现，就是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如果一个企业的党员领导干部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发生腐败现象，党组织在企业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就会大打折扣，严重影响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其次，国有企业党组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是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腐败损害企业利益，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用人上的腐败，使很多优秀人才无用武之地，抑制企业发展的活力、创造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鲸吞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资金大量流失，损害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职工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影响企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实践证明，企业党组织认真履职尽责，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就好，企业竞争力就强；反之，不正之风就会潜滋暗长，腐败案件就会易发多发，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

近年来，上海东亚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狠抓责任落实，将党风廉政建设与加强内部管理紧密结合，注重源头预防，推动反腐倡廉工作不断深化。

（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举措。一是坚持明确责任、落实责任。东亚集团在上海市委、市体育局党委相关意见出台后，研究制订了“责任分工”，在系统内构建了“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党组织负责人第一责任人”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建立二级以上企业主要领导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网络。同时，将党风责任分解到班子每一名成员，细化了“一岗双责”，明确了“领导、建设、监督、自律”四项责任。结合年度重点工作和责任分解，定期开展责任制的调研督查、专项检查、问卷调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项目推进。集团以问题为导向，要求系统各单位每年根据审计、群众信访、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列出当年党风建设的重点，明确工作进程和可检验的成果，以项目化方式推进问题的整改。两年来，集团系统共立项并完成十三个项目，涉及工程发包、物资采购、资金合同管理等重点领域，通过堵漏建制、强化监督等措施，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管控模式。东亚富豪酒店发生火警，集团党委抓住不放，组织调查组，查明原因，要求酒店整改，举一反三，对责任人做出处理，通过整改酒店面貌焕然一新，业绩有明显提高。三是坚持监管并举、形成合力。东亚集团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要求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与完善内控管理深度融合。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制度，防止个人决断；运用“制度加科技”，防控风险控制点和薄弱环节；健全监督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发挥纪委组织协调作用，监事会、纪委、审计、综合管理等部门联手开展专项检查，形成集团反腐倡廉工作的整体合力。四是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东亚集团党委坚持每年开展“形势任务和廉洁从业教育月活动”，加强对领导班子、重点岗位人员的教育管理；对专项检查、审计监督中发现的苗子性问题，及时予以纠正，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落实即知即改，防止小问题酿成大错误；对干部作风、自律不严方面的问题，及时“拉拉袖子”予以提醒。2015年在集团三级以上企业领导班子成员中没有违纪违法问题发生。

（二）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党风廉政建设的认识有待提高。通过对集团关联企业进行的两次全覆盖调研，发现相关党组织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认识还是不够充分，没有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对企业公平公正招投标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对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二是破坏制度的现象仍然存在。比如，有的企业因一些项目乱发津补贴被取消，就巧立名目如洗澡费，想用新办法来搞所谓的平衡。有的借着私车公用，将私人的油费、维修费、保险费全部报销，公私不分，假公济私。又如，根据集团规定，关联企业发生捐助行为，要报集团总经理会议讨论。但个别企业没有执行，我行我素。三是党风建设的主体责任还需进一步落实。关联企业领导班子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特别是党组织书记履行第一责任人的意识还有待增强，个别单位党组织书记在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中，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体系还不够完善，责任追究不够有力，在责任传导上没有完全做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个别单位、个别领域风险管控还不够严格，党风廉政建设融入经营管理还需进一步深化。党风建设的合力和深度还需进一步拓展，有些党政领导把反腐倡廉看作纪委的工作，把审计看作审计部门的事，缺乏统领协调、系统思考、主动作为的意识，党风建设的合力还显不足；有的单位主动性、自觉性还需进一步强化，对于如何将上级要求转化为企业的内在需求和自觉行为，更好地发挥党风建设的监督保障作用思考不够深，有效推进的办法还不够多。

中央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对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把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彻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包括东亚集团在内的国有企业党委要紧紧抓住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坚持严肃教育、严明纪律、严格管理、严惩腐败，推进党委主体责任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落地见效，更好地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一）强化“三个责任”。一是强化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认真按照集团《关于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的内容，明确阶段性工作重点，推进反腐倡廉与加强内部管理更加紧密的结合。建立以产权关系为纽带，与企业组织结构相匹配的适度集权与有效分权相结合的决策管理体制。通过细化重大事项集体决定的原则、权限、内容、执行、监督和反馈等，规范领导人员在重组整合、放开搞活、改制上市中的履职行为，实现决策议事有监督把关、决策执行有检查纠偏、决策失误有问责惩戒。二是强化书记第一责任。党风建设党组织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要做到“四个亲自”：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要按照党委主体责任规定的方式和流程，抓好计划制定、责任分工、过程监督、专题总结等工作，发挥好纪委组织协调作用。三是强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党委班子成员要做到“一岗双责、守土有责”，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工作，加强对分管部门、分管单位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一级管好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要把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纳入企业领导班子业绩考核之中，对因责任不落实，导致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发生的单位实行业绩考核一票否决，按照责任分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二）严格教育和执纪监督。对党员干部而言，底线思维很重要，什么东西不能碰，一点都不能侥幸，要有基本的定力。国有企业的各级党组织要强化养成教育，让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敬畏党纪国法，筑牢不想腐的根基。要健全信访谈心谈话制度，对干部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教育，抓早抓小。对被匿名举报的同志，坚持面对面谈心谈话，不搞“背靠背”。坚持以案警示、以身边的人和事警示，及时教育、经常教育，督促党员干部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同时，国有企业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及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格遵守财经纪律，认真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履职待遇、业务支出、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各项制度规定。强化执纪监督，对违反规定的问题要严肃调查、坚决惩处，绝不轻轻放过。对苗子性问题要早发现、早提醒、早制止，同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及时堵塞管理漏洞，实现规范化长效管理。

（三）严格廉洁自律。打铁还需自身硬。国有企业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努力做到“四个严格”：一是严守纪律规矩。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内政治纪律和规矩要明确，公私之间的界限要清晰。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出表率，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二是严格规范用权。在“八项规定”和各项禁令出台后，企业的各项制度、规定要主动对接，进一步严格规范用权。要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规范决策制度、决策程序，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策。主要领导要手握戒尺，牢记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自觉在法律规范、制度约束、群众监督下开展工作，严格按规章、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管事管钱。三是严格内部管理。管理不严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具体表现，也是腐败滋生的土壤，要从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控体系建设，防范经营风险和廉洁风险。企业集团要在资金、土地、大宗货物采购、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建立岗位为点、程序为线、制度为面的防控机制，完善风险预警系统。四是严格作风建设。要自觉把“三严三实”作为立身之本，将主要精力集中到谋事、创业上。坚持廉政和勤政两手抓，要以好的党风、昂扬向上的工作精神、敢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和时不我待的工作态度，咬定青山不放松。紧扣集团“以体为本、多元运作、稳健经营”的核心，打通深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努力做实做强“新四大业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加大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积极培育创新氛围，在重点事项落实、重大制度执行、重要工作推进中体现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

作者系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