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利（通用12篇）
社会权利 篇1
基金课题:2012年度河南省政府招标决策课题 (立项编号:2012B262)
收录日期:2013年2月26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根据中国发展的现实, 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 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关注弱势群体,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一、弱势群体的界定及基本特征
学术界对弱势群体的表达各不相同, 有的使用“社会弱者”, 有的称为“社会弱势群体”或“脆弱群体”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界定时, 由于其研究视角和目的、方法各不相同, 因而具体定义存在一些差别。我们认为弱势群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弱势群体一般指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生理性弱势群体;广义的弱势群体则指由于政策和制度倾斜而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境地的相对贫困的穷人, 如下岗职工、贫困农民、农民工、城市低收入群体等, 也可称为经济性弱势群体或社会弱势群体。本文指的弱势群体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 但以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讨论对象。
从群体的基本特征上来看, 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
首先, 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是弱势群体的首要特征。社会弱势群体通常都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 其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 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
其次, 生活上的贫困性。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 既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数量低下, 也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在其消费结构中, 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 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 入不敷出;日常生活中使用廉价商品, 穿破旧衣服, 没有文化、娱乐消费, 并有子女失学等现象。
第三, 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弱势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 他们的政治参与机会少, 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低。弱势群体由于“远离社会权力中心”, 较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 这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 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四, 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 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他们的职业技能缺乏市场竞争力, 或者已经失去年龄优势, 因而没有职业安全感, 收入较低且不稳定, “常有衣食之忧”, 对生活前途悲观, 心理压力巨大。同时, 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低影响力, 也使得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目前的处境。这些都造成了弱势群体在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 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 或者感到自己被社会所抛弃。
二、我国弱势群体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均GDP翻了两番多, 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同时,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 地区发展不够平衡, 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比较明显, 贫富差距比较大, 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收入很低、甚至没有收入, 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
近年来,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我国每年还要出现数百万的失地农民, 据有关学者推算, 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亿左右。由于很多失地农民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 加之征地补偿中存在一些不公正、不公正现象, 他们的生产、生活也面临较大困难。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 向社会释放出大量的下岗职工。目前, 包括困难下岗失业人员等在内的城市低保对象约3, 000万人。此外, 目前分布在各地的进城务工人员有1亿人左右, 这表明农民工不仅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社会群体, 而且因缺乏相应的保障, 更易遭遇各种意外风险导致陷入生活困境, 如近几年不断增加的农民工工伤事件 (许多甚至是恶性事件) 以及许多农民工处于孤立无援或生活贫困的境地。更为严重的是, 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如果考虑其实际生活环境及抵御疾病和灾害的需要, 他们也应属于城市贫困人口之列。
我国是一个多灾国家, 每年不同程度地遭遇各种自然灾害袭击者达亿人次, 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意外事故受害者。因此, 每年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援助才能摆脱灾难和困境的城乡居民, 全国约有4, 000万~5, 000万人。我国已经成为老龄化国家, 他们当中的部分老人也将列入贫困人群。
三、我国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
(一) 自然性原因。
所谓自然性原因主要包括自然生态脆弱、受自然灾害影响或生理性缺陷或弱势等。它们成因于弱势群体所生活的自然条件或自身的自然条件。这种社会弱势群体, 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 他们的存在与社会不公的关联性不强。
(二) 经济体制转变。
改革开放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实行的是充分就业制度, 人人都有工作, 保证了人人都有收入来源, 使得众多“弱势群体”隐形化。改革开放后, 整个社会结构开始转型,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充分的就业制度”被“有限的就业制度”和“必要的失业制度”所替代。企业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 消减了企业内部大量的冗余人员。这些人知识水平较低, 生存技能差, 是典型的弱势群体。这一部分人员原本隐形化的弱势群体特征显性化了, 数目庞大的弱势群体好像突然间冒了出来。
(三) 分配机制的变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收入分配的途径来看, 居民收入是通过一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而获得的。我国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还比较紊乱, 垄断行业的存在及我国税制制度的不完善, 使得目前违背市场经济市场原则和法制原则的行为屡禁不止;在再分配领域, 分配政策和福利制度存在着逆向调节和向强势群体倾斜的状况, 形成了在收入分配上的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加快了新弱势群体的产生和老弱势群体境况的恶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中记载:我国改革开放前基尼系数为0.16, 2000年上升到0.417, 2006年则高达0.47, 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 处于危险的边缘。全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最贫困的20%的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 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 贫富差距极其严重。
(四) 自身性原因。
根据调查分析, 弱势群体的生存、保障和风险承受能力差主要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一是文化偏低, 技能单一, 不可能学习新技术、新信息, 也不会安排生产和经营;二是观念陈旧, 缺乏能力和胆量, 即使有机遇也干不成大事;三是年龄偏大, 身体病残, 再加上发生天灾人祸等意外风险, 使这些特困家庭雪上加霜。
四、目前我国弱势群体问题日益严重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 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
公正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社会分化的程度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市场竞争规律总是倾向于优胜劣汰, 产生社会成员的贫富两极分化;而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加速财富积累的同时, 也迅速扩大了贫富的差距, 导致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二) 违背了“共同富裕观”。
邓小平主张共同富裕, 他说:“我的一贯主张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弱势群体”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的队伍日趋扩大化以及“弱势群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不仅违背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而且也不符合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
(三) 群体性事件多发, 影响社会稳定。
生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是发生聚合行为的根本原因。现阶段, 我国一些地方发生“弱势群体”集体上访, 现象就是一种社会聚合行为。这种现象的不断出现, 说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事实上已经成了深化改革, 维护社会安定, 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容回避的问题了。现阶段,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构成状况复杂, 所存在的问题也多种多样, 同时, “弱势群体”的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并且已经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因此, 必须深入研究解决新时期中国弱势群体问题的具体对策。
五、解决弱势群体社会权利保障问题的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在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大阻碍。消灭贫困, 促进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是当今各级政府面临的一大重任。“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弱势群体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已是国家不可忽视的隐患, 要预防贫困和救助贫困, 国家应设立社会保障制度, 来解决弱势群体社会权利保障相关问题。
(一) 构建强化国家责任的机制和制度, 强化国家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责任意识。
人权在本质上是个人对国家提出的正当要求。在国家和个人关系上, 公民是享有人权的主体, 国家是保障人权的基本主体, 承担保护弱势群体人权的主要责任。从立法、执法、司法层面设计具体制度, 确保国家机构承担保护弱势群体的责任是完善弱势群体权利法制保障的重要内容。
(二) 建立健全一整套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体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要针对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出现的新特点新趋势, 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面临的共同人权问题和特殊人权问题, 以及对国家责任提出的不同要求, 推进法律的改革和创新, 建立一整套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体系。尽快制定《社会保障法》,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国际上, 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是保护穷人的制度。公民的基本生存权, 从根本上讲, 要靠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 长期以来是不完善的, 保障人权的价值受到忽视, 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三) 进一步完善社保制度, 保障低收入者的生存权。
社会保障体系是老百姓十分关注的一个视角, 它涵盖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主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更是将“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作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项任务之一。完善社保制度,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促进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城镇居民等群体参加城镇职工或居民社会保险, 落实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险政策, 完成以农民工参保为重点的工伤保险等。二是加快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完善并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组织实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和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等政策措施;巩固和完善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提高其他各项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研究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及其他群体基本养老保障和“老工伤”等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三是稳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做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工作;落实基本医疗保险提高报销比例和开展门诊统筹等措施, 继续提高失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四是加强基金监督管理。巩固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成果, 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四) 加强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源和职业教育培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相关问题, 还需能够提高弱势群体的自身素质, 提升其本体造血机能。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为贫困群体创造各种职业学习机会。政府是社会公平的维护者, 要重视人力资源的投入和职业教育, 并实施有效政策来维护“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要加大实施知识富民的力度, 建立贫困地区农民享受真正的义务职业教育制度, 围绕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以实用技术培训为重点, 增强农村劳动力掌握和运用先进实用知识的能力;加大对贫困地区财政支付转移力度, 并应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基础卫生和基础电信服务方面。二是努力完善公平合理的人力资源流动市场。创造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流动市场的关键是:转变传统观念, 以人为本, 确立人力资源供给的主体地位, 实现供给主体个性化;制定个人收入分配政策, 激励人力资源投资。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 一方面要从人力资源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角度来考虑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要从人力资源产权关系角度来考虑这种差别的合理程度, 从而保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促进我国人力资源投资及其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充分实现。三是加强下岗职工的创业培训, 提高再就业能力。在体制转轨时期和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的新形势下, 要鼓励下岗职工积极进取, 改变观念, 充分认识到职业培训尤其是创业培训就是脱贫的手段。因此, 首先要增加贫困群体再就业培训支出, 以加强免费培训城市贫困无业人员的工作, 提高再就业能力;其次, 在挖掘就业机会的同时, 做好对贫困劳动者的职业指导, 继续推广实行“就业服务承诺制”;最后, 设立政府基金, 实行小额贷款担保, 帮助贫困人口获得小额创业贷款。
(五)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
救助帮扶弱势群体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城乡一体化,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1、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结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跌情况及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二要实施分类施保和重点施保, 对低保家庭中的大病、残疾、老年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 要针对不同的情况, 合理确定保障标准, 实行分类保障, 切实解决他们在生活、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的特殊困难;三要对失地农转非人员和失地无业农民, 按规定实行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保险相结合的保障办法, 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四要做好困难行业和企业特困职工的低保工作, 凡符合低保条件的及时纳入低保范围, 切实做到应保尽保;五要规范低保工作程序, 强化动态管理, 实施低保承诺制和听证公示制。
2、完善社会救助工作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社会救助工作涉及民政、财政、人事、社保、教育、建设、卫生、工会和慈善协会等方方面面的力量, 应整合救助资源, 沟通救助信息, 理顺社会救助工作的管理体制, 促进各项救助政策的配套衔接, 促进社会救助工作的良性运行。在完善运行机制方面, 建立延伸至社区、乡镇的专门的社会救助行政机构, 负责社会救助资源的统筹和分配、社会救助工作的行政管理、社会救助政策和法规的拟定等, 加快建设专业化的社会救助服务人员队伍, 确保社会救助在基层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
3、建立和发展社会互助机制。
社会互助主要体现在税收、慈善捐献、义工等形式中,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社会互助有很大发展潜力。应大力倡导社区邻里互助, 发展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 为特殊群体提供更多的关怀、照料和服务。
4、推进社会救助法制化建设。
目前, 社会救助综合性法律缺失是一个全国性问题, 济南市也不例外, 影响了社会救助工作整体向前推进。因此, 当前相关部门应积极呼吁, 尽快制定出台体系完备、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救助基本法律, 就救助对象的界定和分类、救助标准、救助项目、救助资金的来源和管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参考文献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中国社会保险年鉴[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徐君, 马茹茜.农村弱势群体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研究[J].常州:职教通讯, 2008.2.
[3]李佳潼.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思考和政府的对策[J].长沙:长沙大学学报, 2008.1.
社会权利 篇2
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让适龄儿童免费接种疫苗是政府提供的一项重要公共卫生服务，是保护儿童免于疾病侵袭，防止传染病暴发流行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我国计划免疫工作开展30多年来，适龄儿童接种率不断提高，儿童预防接种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儿童身体健康起到重要作用。为广泛开展预防接种的社会宣传，1986年我国将每年的4月25日确定为“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距今已连续开展30年，今年我国以“预防接种——孩子的权利，社会的责任”为宣传主题，开展2015年预防接种日系列宣传活动。
我区高度重视预防接种宣传工作，卫生系统在4月20 ～26日开展预防接种宣传周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免疫规划工作的氛围，达到普及预防接种知识，扩大免疫规划工作社会影响，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与预防接种，促进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我区扎实落实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工作，严格落实免疫规划疫苗免费接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率达91.5%以上。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和培训，不断提高专业人员业务素质和操作技能。保证疫苗质量，疫苗的储存、分发、运输规范有序，冷链设备运转良好。儿童免疫规划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全区12处预防接种门诊和9处医院产科接种室全部启用了儿童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统客户端软件，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区疾控中心制定了预防接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对报告的疑似预防接种反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置，未出现预防接种事故和严重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进一步规范预防接种门诊建设，全区已建成并通过省级验收的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3处；今年初，彭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完成升级改造，成为主城区的第一处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
社会权利 篇3
关键词：权利本位 社会本位 社会控制 社会利益
一、“权利本位”思想及其理论阐释
（一）“权利本位”的语义分析
“权利本位”是相对于“义务本位”而言的，它是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权利本位是在讨论“法的本位”时引发和派生出来的。“法的本位”是关于在法这一定型化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中，权利和义务何者为主导地位（起点、轴心、重点）的问题。“权利本位”概括地表达了“法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观念，是“法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简明的、概括的说法。
概括地说，权利本位即以权利为中心，以权利为基本观念、基本目的、基本作用和基本任务，构筑法律体系。在现代社会，法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从宪法、民法到其他法律，权利规定都处于主导地位，并领先于义务，法律体系的许多因素是由权利派生出来的，权利在法律體系中起关键作用。在对法律体系进行广泛解释是，权利处于起始位置：权利是法律体系的主要和中心环节，是规范的基础和基因。一方面，权利是义务的逻辑前提，决定着义务的内容和作用；另一方面，权利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存在于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性之中。权利和义务也是互为参照系的，只有以义务作为权利的参照，才能把握权利的内容和界限。同理，只有以权利作为义务的参照，才能把握义务的内容和限度。
（二）“权利本位”的基本观点
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是法的发展规律。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性质和结构不同，法律的价值取向不同，权利与义务何者为本位，是历史的变化着的；古代法律总体上是以义务为本位，现代法律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在权利本位的法律模式中存在着阶级本质、社会意义的差别。
1、权利和义务体现法的本体属性的核心
权利和义务之所以是表征法的本体属性的核心范畴，乃是因为：首先，权利和义务体现法，是法区别于规律、并区别于习惯、道德、宗教等其它社会调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法在本体上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粒子构成的，而这意味着所有法的部门都表现为权利和义务或其实现方式的规定，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最后，权利和义务贯穿法律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即以立法为起点，以执法、守法、司法、法制监督为主要环节的整个过程。
2、“权利”是现代法学的基石
“权利本位”论者认为，现代法学的基石范畴是“权利”，法应该以权利为起点或重心。首先，在权利和义务之间权利更准确地反映了法的主体性。法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基于一定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社会调节机制。人与法的关系实质上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既是法的实践主体，也是法的价值主体。作为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人在法律生活中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和自律性，具有某种主导的、主动的地位，而这在法律实践中突出地体现为权利的主体性。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不是法律的主体，首先是看他（它）们是不是权利的主体。因此，人对法的这种主体性是法的本质的外化，而从权利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法律现象，则可以直接把法与其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联系起来，反映出人对法的主体性。其次，权利更真实地反映了法的价值属性。法不仅具有本体属性，而且有价值属性。法的价值属性也主要是通过权利范畴才能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出来：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是法的价值得以实现的方式，而在权利和义务中间，权利则更直接地体现着法的价值，因为权利更直接地体现了社会利益关系。再者，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也反映了法的价值的变化。
3、“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统一的一对历史范畴
“权利本位论”是在“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核心内容”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权力本位”论者认为全部法的问题都归结于权利和义务。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任何类型的法都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本位的法律文化主题是以激励为机制的社会调整，它鼓励人们以积极的公民意识热情而理智地参与法律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主题是以制裁为机制的社会控制，它迫使社会成员以消极的臣民意识被动地接受既定的成规、社会政策和法律。“权利本位”论者认为，从义务本位模式到权利本位模式是法律文化的历史进步和必然。“古代法是以义务为本位，现代法则是或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现代社会的法是充满活力的调整机制，它以权利为本位配置权利和义务，赋予人们各种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给予人们以充分的、越来越扩大的选择机会和行动自由，同时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也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义务。现代法的价值显然不限于秩序，而扩大到了促进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文化进步、个人自由、社会福利、国际和平与发展。这些新增的法律价值通过权利体现，也通过权利实现。
（三）“权利本位”的价值及其意义
构建权利本位意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通过构建权利本位意识，可以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和国家管理活动的热情，完善各项民主体制改革政策，进而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权利本位”突出法中的权利本性和人文主义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有利于更新人们的法观念
“权利本位”意识改正过去传统的“义务本位”的法观念，让法强化洋溢着充沛的人文精神，重塑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强化法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坚固法和人之间的亲和力，增强人们对法的信仰，使法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已成为中国当代实行法治的先决条件。
2、有利于重新认识法的本质
社会主义法不是不要体现公平、正义、自由、权利、人道，而是要把以往历代统治阶级所口口声声宣称要实现却从来没有实现过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人道等人类崇高理念加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就是要还人以权利、给人以尊严，真正把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体现为为人民服务。
3、有利于健全法治
关心人、尊重人、服务人应是整个立法的基本精神，也应是设立具体权利义务的根本标准。建立“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体系，可以促使社会主义的整个法律体系真正成为“人权宣言”和“人权保障”，进而推动依法治国的实现。
二、“社会本位”思想及社会学法学理论
“社会本位”思想概括讲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本位思想。这种注重社会利益的思想是西方社会法学派的基本价值观。
（一）20世纪西方社会法学概述
社会法学是19世纪在社会学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20世纪以来，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国家在新的矛盾推动下，社会本位的法权要求日益高涨。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展，促使西方法学研究方法及指导思想发生变革，其中，社会法学即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重要法学思潮之一。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它的价值观基本上是“社会本位论”，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強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社会法学从分类上可分为欧洲的社会法学和美洲的社会法学。
（二）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
庞德是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20世纪西方法学界的权威人物之一。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主要探讨了法律的概念、历史发展和社会学法学的基本纲领、社会控制以及社会利益等问题。
1、法律的概念、历史发展和社会学法学的基本纲领
庞德致力于运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概念。他认为，法律总起来看就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性律令来实现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所以说，“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
作为社会学法学家，庞德很重视法律的社会化问题，这也是20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法律与法学思潮的一个普遍特征。庞德把法律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和世界法阶段。
庞德社会学法学的核心是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指出社会学法学家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创立、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更加注意与法律有关的社会事实，并提出八点纲领。从中可以看出，庞德很注重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而非其抽象内容，强调法律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从社会作用看待法律制度、法律学说和法律规则。
2、社会控制论
庞德从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出发，提出“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或者“社会控制论”，这是庞德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
庞德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问题，主张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并且把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加以研究。“社会控制”，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宗教、道德、法律等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维护社会秩序、最终服务于人类利益的控制方式。庞德是从社会控制的方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这种历史考察的角度得出法律的社会控制论。毋庸置疑，人类就是一个逐渐摒弃野蛮和专横，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庞德看来，文明是各学科的基础与出发点。当然，庞德也并非完全主张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全部作用，他也承认法律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他主张在运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同时，应当发挥其他控制手段的作用。同时，庞德主张要根据法律秩序，而不是根据法律即一套被陈述的经验或用以调整法律秩序的制度进行考虑，要考虑整个各种关系的调和，并协调各种不同主张和要求的活动，研究法律是否“实用”、“有效”，不要空谈“理智”或“意志”，一切要为实现法律的根本目的着想。
3、社会利益观
庞德在阐述法律的任务时，对耶林的关于社会利益的思想予以接受并加以发挥。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法律作为社会工程或社会控制的手段，任务就在于满足人们的各种要求和愿望，在不能满足人们的一切要求的情况下，至少尽可能的做得好些。这就涉及利益的平衡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利益分类和对利益平衡时所涉及的价值问题。
庞德把利益分为三类：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他强调，在三类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对利益进行分类是为了有效地利用法律保护社会利益，首先利用法律确认社会利益的范围，可称之为立法保护；然后再寻找保护的方法，可视为司法保护。庞德重点论述了在现代法律中得到或将来得到承认的各种社会利益。“从法律的作用来看，它是为了满足、协调、调整这些重叠或经常冲突的请求、要求，或直接予以保障，或通过界定与协调各种个人利益加以保障，以便使最大多数的利益或我们文明中最重要的利益有效果，同时使整个利益清单中的其他利益的牺牲降低到最低程度。”可见，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功利主义。
庞德后来又提出了关于法律价值的理论，用以证实“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为此他特别提出了一种经验理论的价值观，即“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这种价值论的重点是经验论。经验论具有“工程学的价值”，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一定消除或减少阻碍和浪费以实现最大社会利益效果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承认个人自我精神的社会合作，庞德称之为文明的合作。
（三）社会学法学的现实意义
庞德所创立的社会学法学具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社会福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既符合“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有体现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学说。时至今日，他所创立的社会学法学仍然是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法学流派之一，对于美国法律及法学的影响自然不必多说。在这里，主要谈论他的社会控制论和社会价值观对于中国法学及现代法治的现实意义。
庞德认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三种，而“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在我国今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庞德的这种选择法律的作法，有利于使我们充分认识法律的重要性，克服具体实践中轻视法律的想法，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庞德在对利益的分类时认为法律所要优先考虑的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经济快速发展，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急速膨胀，呼吁法律和社会对社会利益的关注，现在显然已经成为了时代潮流。这样并不是忽视法的最高理想价值，忽视人类对于法的作用的原始憧憬，而是着眼于现实，寻找在现阶段探寻如何保护和维护最广泛的人类的利益，符合人类长远发展的最终利益。这便是庞德社会学法学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
三、“权利本位”与社会学法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本位”与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权利本位”与社会学法学之间的联系
“权利本位”并不等于狭义上的“个人本位”，它是相对于“义务本位”而言的。“权利本位”论者所主张的权利不限于个人权利，而包括了各种权利。并且“权利本位”并不是狭义上的个人利益至上，而是还包括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因素。一般说来，社会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保护，每个具体的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是在追求一种社会利益。
庞德社会学法学所体现的“社会本位”的价值观也并不是狭义的与“个人本位”对立的“社会本位”。庞德并未否认个人利益，他只是提出法律的发展不仅应保护个人利益，更应加强社会利益的保护，即侧重于社会化的法律的发展。他认为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但并未否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重要性。
因此，从广义上讲，“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都是“权利本位”。只不过，“个人本位”是“权利本位”的近代形式和第一阶段；社会本位是“权利本位”的现代形式和第二阶段。从“权利本位”到“社会本位”则是量的变化。
（二）“权利本位”与社会学法学之间的区别
1、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权利本位”是在讨论“法的本位”时引发和派生出来的。它的理论前设之一是传统向现代的“进步”铁律。这种学理上比较的研究，用邓正来老师的话说就是在与“阶级斗争范式”的论争中逐渐形成的。
与“权利本位”不同，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庞德从现实社会出发，并不限于法律的文本、形式和结构，而是将法律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主张在社会效果中研究法律，着眼于法律的社会基础、社会作用。
2、价值观与基本观点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二者在价值观与基本观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权利本位”强调“权利”在整个法律体系、法律观念中的重要作用，权利至上观念是其基本理念。它主张个观点有：“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权利是现代法学的基石范畴”、“权利在法律规定中应处于主导地位”、“现代法律是或者应当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等等。
而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在价值观上倾向于“社会本位”，注重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核心是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注重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而非其抽象内容；强调法律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法律的最终权威来自其所要保障的社会利益而非国家武力的制裁；“法律在今天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少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法律的目的是以最少的阻碍和浪费来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等等。
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分析的角度存在差异，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同。用邓正来老师的话说，“权利本位论”的法学理论模式是一种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模式。简单来讲，“权利本位论”主要是因为无法摆脱“政治正确”话语的支配而只得始终与“阶级斗争范式”处于一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观念之争的层面，而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无涉。“权利本位论”论者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无涉，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关心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权利本位论”的重镇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晚近对“生活中法理”的关注甚至也可能预示了某种方向性的“转换”。因此，所谓“权利本位论”论者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生活世界无涉，实际上是指：第一，“权利本位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缺乏反思的和与中国当下的现实无涉的；第二，他们对生活现实的关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用其既有的理论模式去寻找或框定与之相符合的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亦即用既有的“法理”去套具体的“生活”。与此不同的是，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则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学理论。他强调法学的发展要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目的和效果，注重社会公正和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因此，他所创立的社会学法学具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社会福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色彩，既符合“法社会化的时代潮流”，有体现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几乎成为美国法庭上的官方學说。
四、中国法学之现代转型的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社会转型的方向对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来说转到什么方向去？这是一个首要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就是为社会转型明确了方向。根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和谐社会理论，我们要把“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作为进入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手段。由此便产生了中国法学的转型问题。我们知道，要适应社会转型的发展变化，必须实现法学的现代化转型。
那么，中国法学现代转型的方向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同时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所出现的问题来进行。中国目前的社会与20世纪中叶美国的社会现实颇为相似，都是在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发展后社会矛盾突显的时期。通过上述的比较研究，也许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可以给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中，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是很多人内在本性的无限度扩张，由此引起很多对于社会利益的无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社会福利与保障问题、社会矛盾加剧等等。这些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势必影响我们社会的长远发展，阻碍社会向文明的方向发展，这与党中央提出的构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的主张相违背。我们可以借鉴庞德的社会控制论和社会价值观。在充分保障人们权利的前提下，更加关注社会利益，注重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在现实社会中，通过法律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协调社会上各种利益冲突，寻求利益之间的平衡。
因此，依笔者看来，中国法学现代转型的方向应该是在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法律保护社会利益的功能，进一步寻求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之路。
结束语
通过上文对“权利本位”与体现“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社会学法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法学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方向的建议，笔者认识到任何一种法学理论都有其实用价值，关键是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它们所适用和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在当代中国社会，多种法学理论形成激烈交锋，如何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与和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转向中国的现实问题，各种利益矛盾不断出现并不断激化，如何进行控制与协调有待于我们提出更好的理论。在这里，我基本赞同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利益观。在充分认识我国目前的现实问题的情况之下，通过法律这种有效的手段进行社会控制，协调与平衡各种利益矛盾。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利益，有效地建立和保障和谐的社会秩序。以便更好地促进中国法学在现代的转型，从而进一步推动法学理论的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谷春德、史彤彪，《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张文显，《“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兼论社会主义法是新型的权利本位法》，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4期 ，第24页。
[4]陈明星，《现代法律的权利本位探析》，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第82页。
[5]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6]张忠利，《论庞德的社会学法学思想》，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85页。
[7][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版。
[8][美] 羅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自然权利下的“社会契约论” 篇4
(一) 自然状态
1.“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
在自然状态下, “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 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显而易见, 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然则霍布斯为何这样认为呢, 他有是如何论证自己观点的呢?深受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影响, 霍布斯坚持人性恶的观点。自然状态开始时是人人平等自由的状态, 然而人类自私、利己的天然本性中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持续战争。在没有产生公共权威的情况下, 自然欲望无限扩张, 势必造成生死博斗, 每个人放纵自己的欲望, 势必导致权力的追逐。
2. 完全自由的状态。
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就是自由的、平等的、独立的、理性的、是自我裁决的完满状态;是一种还没有出现政府、法律还没有结成政治权力关系的社会状态, 即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三点缺陷:“第一, 自然状态中人们缺少一种明确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 第二, 自然状态中人们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第三, 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公认的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 并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
(二) 自然权利
1. 生命权。
霍布斯就将自然权利定义为生命权, “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霍布斯认为自我保全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要对我们自身的生命进行保全;二层是获得了可以维持生命的延续的可能。自我保全是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 自我保全不仅仅是保护生命本身, 只有获得了可以维持生命的生活时, 生命本身的延续才成为可能。
2. 自由权。
在古典社会制约论者那里, “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范畴, 几乎每一个契约论者都对“自由”的概念及内涵进行过探讨。霍布斯认为:自由, 按照其确切的含义说来, 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 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卢梭认为, 人的自然本性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设置了最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 由此形成对自由权的限制是必要的。
3. 财产权。
财产权问题一直是很多古典契约论者所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格劳秀斯曾经论述过财产权的起源和演进问题;霍布斯认为, 财产权并非自然权利;卢梭指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 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但是, 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系统地论证财产权问题的最为典型的思想家却是洛克。由于在自然状态下缺乏一个公共的社会权威, 就会导致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欲求争夺权力, 进而造成人与人是狼的状态。因此, 洛克所谓的财产权只能进入政治社会才能其实得到充分的保证。
4. 其它形态的自然权利。
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是自然权利的基本内容, 除此之外, 还有从基本权利中派生出来的权利。杰斐逊提出了以“积极自由”为核心内涵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针对自然状态缺乏有效管理这一特点, 洛克提出了给予了个人执行权、惩罚权、同意权、抵抗权的自然权利。
二、社会契约:从自然权利到公民权利
(一) 社会契约订立之根本原因
维护和保障自然权利。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 古典社会契约论者关于自然状态的描述很难其实保证自然权利的有效性。自然权利作为一种天赋的、根本性的权利, 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重视与保护, 这也是古典社会契约论者思想学说的基本出发点。仅凭自然法的存在就能够真正达到维护和保障自然权利的目的, 在这些思想家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二) 权利的转让问题
霍布斯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同意把其全部权力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以产生主权者, 每一个人通过社会契约一次性地将自己的自然权利全部无条件地转让。由此可以看出, 霍布斯的契约论内容转让全部权利, 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具有绝对权力的“利维坦”。因此, 卢梭的契约充分显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
(三) 社会契约的达成
霍布斯认为契约缔结契约产生主权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即订立契约的当事人是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与个人, 是人人之间订立信约而成;第二个阶段是对代表者的授权, 即公共权威的形成———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指出, 这个主权者是缔结契约的第三方, 而不是缔结契约的当事人。公共的权威, 即主权者不受契约的制约, 也不存在是否同意契约内容的问题。而订立契约的双方实际就是服从主权者的臣民, 人们让渡自己的一切权利就是交给了这样一个第三者。由此可以看出, 公意赋予了主权者以相当大的权威与合法性。在卢梭看来, 政府就是人民意志的代表, 是人民的公仆。
综上所诉, 我们探讨了古典社会契约论的一些思想内容, 包括社会契约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订立的根本原因、权利转让的方式等等, 通过社会契约的缔结, 人类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伴随着政治社会和国家的产生, 人们所享有的自然权利也相应的转变为公民权利。简而言之, 公民权利的形成是由社会契约促成的。
参考文献
社会权利 篇5
「摘 要」中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其中对于个体劳动权保护的内容在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体现。但是在集体劳动权方面，比如自由结社的权利和罢工权等，我国尚存在不足。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对于自由结社权进行了保留，但是在劳动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应当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罢工权在公约的批准中并没有对其保留，但这项权利也没有及时地转化为国内法中的权利得以明确的保障。罢工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过重大的变化，相信此项权利在今后劳动立法中会有更大的突破。劳动权的保护应当从国际、国内等多视角分析，并且必须关注全球化对劳动权保护的影响。我国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劳动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人权，劳动权，劳动权保护，法律全球化
劳动权，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经济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劳动权虽然是属于经济权下的子权利，但是由于其实现与否关系到人的基本生存，因此显得格外重要 ――是人权法领域中少数单独拿出来进行讨论的人权范畴，也是在国际和国内立法的各个层面都予以优先保障的领域。我国现行的劳动法自1994年颁布以来，对于保护我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基本的劳动法律框架，增强全民对于劳动权的保护意识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我国还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涉及到劳动权保护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国内立法上基本实现了保护劳动权的较为全面的法律体系。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我国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技能培训权、社会保险和福利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等，这些权利构成了劳动权的基本内容。在国际层面上，我国于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经社文权利公约》），并在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该公约；在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6月29日又批准了《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在涉及劳动权的保护的公约中我国目前已经批准了23个国际公约（包括对旧中国政府批准的14个公约的承认），承担了作为成员国在国际法上的义务。20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而世贸组织对于社会条款（social clause）的核心内容的强势推进的趋势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核心劳动标准，也必然要对我国的劳动权保护的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面上，对劳动权的法律保护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应当承认，现有的劳动法律对劳动权的保护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还存在与国际公约不符合的地方，这不仅仅体现在立法技术上要完善，法律执行上要严格，更需要劳动法立法意识上的革新。
一、劳动权的概念的提出
论及劳动权的保护，首先有必要界定劳动权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劳动权就是工作权（这里的前提是比较宽泛的就业的定义，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相应的问题，在下文有一定论述），包括了就业前、工作中和失业后的权利集合：诸如自由劳动的权利（劳动或者不劳动的自由，排除了强迫劳动的可能）、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平等的权利、工作中的安全保护和休息休假（包括对妇女、未成年工等特殊群体的保护），集体谈判和罢工权以及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等。也有学者对劳动权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类，认为劳动权是指任何具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都有获得有保障的工作的权利[1]（P43），这种劳动权又可从广义、狭义两个方面理解。狭义上的劳动权，是指劳动者获得和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利，与工作权、就业权同义，具体包括职业获得权、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广义上的劳动权，是指劳动者依据法律、法规和劳动合同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包括工作权、报酬权、休息权、职业安全权、职业培训权、社会保障权、结社权、集体协商的权利、民主
社会权利 篇6
公民财产权利，是公民个人和家庭对于依法拥有的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西方社会公民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财产权体系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权结构。从转型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我国公民财产的积累与分化，个人财产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公民财产权结构，而且引发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结构的思考。而在我国公民财产权利逐步确立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资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财产权利确立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纽带关系呢？本文拟对此阐明一己之见。
一、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类在转变和交易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当人们从当前消费中抽出资源并将其用于增加未来消费（或生产）可能性时，资本也就形成了。”可见，资本作为经济学的范畴，指的是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产与资源。②经济学最先分析的资本是与劳动力、土地相对应的物质资本，其后金融资本也成为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等人又将人力资本概念引人经济学分析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e Bourdieu）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迅速流行开来，③不仅受到多学科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那么，社会资本是否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呢？
物质资本是人们为生产活动进行投资的产物，而金融资本则有条件地为投资（包括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提供资金。自人类创造出金融资本以来，物质资本的形成已经与金融资本息息相关。“物质资本是在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厂、设施和其他物质性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反过来又能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增加未来收益。”（奥斯特罗姆，2003）物质资本是人们投资形成的物质性的资产，同时也是必须由人力资本来运用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使用和维护物质资产以生产新产品和创造收益所必需的。”（奥斯特罗姆，2003）由于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类生产具有社会性，合作与协同自然成为人类劳动的特点。生产活动中个人对待合作的态度，工作中能否协调一致，也自然成为影响总体工作效果与质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识、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则是影响合作与协同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有的属于社会结构性质，有的属于认知性质，但其共同点都是人们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的产物，是在人际合作性互动中形成并积累起来，并能够产生收入流的一类资源，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④这些社会资源均需要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并且同样能够产生投资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基本属性。于是，使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指称此类社会资源是必要的，社会资本也因此成为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一类资本。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合作史中，对于影响合作与协同的上述诸多因素，人们似乎总是习以为常，而并未将其视为一类资本。直到2 0世纪下半叶，当世界银行在扶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实践中，对于同样的项目在不同地方实施，为什么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大致相同却结果迥异而倍感困惑，从而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由此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才揭开帷幕。世界银行资助的专家、学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他们深入项目实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如果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结论就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地区，存在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一些因素；而项目未能成功实施的地区，所缺乏的正是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世界银行资助的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⑤、信任、合作的规范，等等，都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们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合作与协同，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这类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显然不是经济学此前揭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能够涵盖的，是一类人们以前并未进行过理论概括的、同样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也就是一种能够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新的资本。借助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本概念，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信任、合作的规范等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遂被称为了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虽然具有资本的共性即一般属性，但也存在着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些个性。如物质资本会因为使用而耗损，而社会资本则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损而使用则会增加。在这点上，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似。在物质资本的投资上，投资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人们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却不一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类个体身上，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时，既要看到它作为资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点。同时必须认识到不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在哪些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并且，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单独一种资本是不够的”。（奥斯特罗姆，2003）而诺曼·厄普霍夫则进一步指出：在社会资本缺乏时，因为缺乏信任、义务、独创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类能够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资源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⑥可见，社会资本这类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是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并传递到物质资本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银行所资助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大多与发展问题有关。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2 4篇社会资本系列工作论文中，除了Paldam等人的文献评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无一例外都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村庄公共项目管理到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直至劳动者就业、企业创建、产业集群，甚至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等，社会资本的研究出现了如Fine（2001）所说的遍地开花的“手工作坊”式的兴旺景象。世界银行的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和兰特·普里切凯特（Lant Pritchett）将这一研究社会资本的特点，总结为“以主题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义的”分析，并且认为这可能导致“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⑦不过有幸的是，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受到重视，对社会资本类型的整合也正在进行。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2004）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关系型社会资本。⑧而安妮鲁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则将社会资本分成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两种类型。⑨本文将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探讨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二、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结构型社会资本涵盖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中属于社会结构性质、而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区别的社会资本类型。相对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与网络因系客观存在，比较容易辨识。虽然迄今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均是对关系与网络的研究，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公民财产权利与关系、网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就结构型社会资本所包括的关系与网络的关系论，网络即社会关系网，是主体所建构的所有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关系则是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因此，建构关系成为建构网络的基础，而关系与网络的建构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存在着纽带关系。
迄今的研究，无论是思想实验还是历史考察，都揭示了产权之所以形成，与稀缺性以及随之产生的人们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不无关系。对于那些能够给人效用的资源与物品，在产权形成之前，由于是无主物，谁都想占有与夺取，因此而争斗不断。对稀缺资源与物品的争夺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在争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确立一定产权规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无论产权规则是最初的“谁先占归谁”规则，还是社会大分工后形成的“谁劳动归谁”规则，从历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产权规则，人们之间的争夺开始受到产权规则的一定约束。但直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方得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的财产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始得以制度化。
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大大减少了人们之间由于财产权利的不明晰而产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在财产归属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们彼此尊重他人财产权利，相互之间遵从财产制度的规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经济交往，各自的经济利益也就能够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某些问题，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纠纷还能够诉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决。于是，基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经济交往，无论是交易还是合作，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清晰。
在财产权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划定的狭小圈子，交往半径普遍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社会资本意义看的人际关系，即人们社会网络上的节点，较之以往也获得迅速增加。因为随着交往半径的扩展，人们在同更多交往对象的交往中，基于对交往对象的熟悉与了解，而筛选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意义的“关系”所建立的对象，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这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证。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在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无论交往对象是不是自己建构的关系网中的成员，哪怕是一次性的经济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关系，但这显然并非社会资本意义上的关系。然而正是在经济交往实践中，通过主体的筛选，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或将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而那些非同类者则最终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可见，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在公民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界定与保护的前提下，大大推动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使得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篱。而迅速扩大了的交往半径，使得个人的交往对象普遍增加，最终通过个人筛选，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也会增多，个人的社会网络也因此而得以扩大。
三、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是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类型。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认知类成果，之所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类，系由于它们都关乎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观上也是影响人们合作成效的社会资本。
公民财产权利的形成与确立，在推动个人交往扩展，从而促进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增多和社会网络相应扩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下面我们即以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为例，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纽带关系。
随着公民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的保障。基于正式制度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人们之间会迅速形成法定的财产权利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依法获得的财产权利的观念，既会形成强烈的“我的财产权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识，也会产生“他人的财产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如果侵害别人的财产权利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引导下，人们之间能够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而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显然又有利于人们之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中的和谐交往，从而有利于个人结构型社会资本即关系与网络的增多与扩展，当然这已经涉及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护的财产权利，个人将形成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依法增加财产的激励，产生投资性使用财产的动机并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而随着依法获得并得到保护的财产的增加，人们将愈益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着眼于长期利益进行考虑与决策，从而能够经受短期利益的诱惑。这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精义所在。自我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就是主体信誉的积累与确立。信誉作为可信任的声誉，其建立无疑能够减少人们交往中了解与筛选交往对象的进入成本。而对于信誉主体而言，良好的信誉无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无形资产，会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交易与合作的机会即商机。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笔者明确将信誉归入社会资本中予以论述。⑩
信誉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但信誉一定有其主体，是主体在人际交往中信守承诺的行为为其带来的声誉；而信任则一定是双方的事，总是“谁信任谁”或“谁被谁信任”。有信誉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为信仰、亲情、友情和恋情等而产生信任关系。这表明信誉与信任之间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
就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的关系论，显然我们也不能得出信任与财产的多少有关的结论。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穷人之间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间的信任更可靠。但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纽带关系的，这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无论进行交易还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对于那些企图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对方真实财务状况的人们一定会退避三舍，而绝不会与其发生交易或合作关系。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任何对于对方的盲目信任都将导致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资产遭受侵蚀，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皮包公司”才会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绝不会给予盲目信任。而国家之所以制定关于工商注册的有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要从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说“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再举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在借贷关系中，借出款项一方为防止贷款损失，而要求贷款者提供资产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担保；货物或服务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钱货两讫；再如金融资产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设计等，无一不是经济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纽带关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两方关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间的合作。合作的规范是人们在相互合作中，规范彼此行为以维系合作关系的共同认知与行为规则。人类生产合作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生产合作大多以换工、互助或简单协作等形式存在。虽然共同遵守合作规范是合作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财产权利获得制度确认与保护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级，合作的规范也相对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领域的合作愈益复杂，无论是何具体合作事项都会涉及资源或资产。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项投入相互约定的某些资源或资产，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资额，也可能是有人出资而其他人出技术、土地或设备等。但无论是资金、技术、土地，还是厂房、设备，无疑都是合作者拥有产权的财产。如果商议合作的任何一方，对于所约定投入合作事项的资源或者资产没有财产权，合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所以，市场经济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约定投入的资源或资产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关系。合作规范是在合作关系建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明晰，没有公民财产制度的确立，公民财产权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护，合作将难以开展，遑论合作规范的形成！
注释：
①奥斯特罗姆的论文《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原载于世界银行1999年出版的《社会资本》，由曹荣湘选编入《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一书。
②迄今学术界已公认的资本有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除目前引起热烈讨论的社会资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概念。
③布尔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参见程民选：《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学术月刊》，2007.10。
⑤隐含知识，Joseph E.Stiglitz称之为 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称之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经潜移默化的知识，包括价值观、信仰、社会—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参看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第355页，第91-121页。
⑧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是另外一个问题。Gatzweiler和Franz（2005）从学科领域出发，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观点；特纳（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将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结为网络方法、理性选择方法、公民参与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鲜明的视角：社区视角、网络视角、制度视角和协同视角。
⑩参见程民选：《信誉：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
[1]程民选，刘益.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2]C.格鲁特尔特.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研究 篇7
一、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概述
公共管理的含义就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形成的公民或者组织, 在追求最大化公共利益的条件下, 通过政治、文化以及经济等多种形式开展各种活动以对国家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从逻辑关系上来讲, 公共管理的过程就是公民应用权利的过程。
公民权利则是国家的合法公民作为一个个体所拥有的权利, 这些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以及社会权利被国家法律所保护。公民权利的实现不但是某个公民个人的事, 同时和国家的公共管理事业发生关系, 其作为公共管理能够实现的基础, 可以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法治建设现状。公民权利具有平等性、社会性、政治性以及广泛性等特点, 这些特点就是保证公民权利实现的重要元素, 能够帮助公共管理事业稳步开展。
1. 公民权利是一种分析工具
公民不但主张权利, 同时也享受权利, 公民的思想意识以及权利主张可以有效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是得到全社会认可的任意主张, 其并不是个人的任意主张, 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实现方式和过程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公民权利往往通过固定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定, 并不是某个人口头许下的承诺, 其具有非常明确的法律权威性。当前的公共管理事业中, 公民权利的重要构成元素, 如参与权、建议权以及监督权等得到深刻的体现和保障。公民通过参与和监督公共管理事业, 体现出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平、公正与合法。现代公共管理需要通过社会、政府等多个阶层多个方面协作才能够完成, 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才能够真正为人们所有。公民参与的政治权利也逐渐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部分, 体现公共管理事业的特色。所以, 在公共管理中, 维护与实现公民权利不仅仅是其出发点与落脚点, 也是促进现代公共管理事业走向规范化, 防止滥用公共权利、防止出现违背公共权利的行为的重要工具, 公民权利在现代化管理工作的进程中实现目的性和工具性二者的有机结合。
2.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以及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公共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民主性、公共性和服务性特点, 这些内涵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事业建设能够推动公民权利的发展。公民权利注重的是国家与公民相互之间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应当以维护与促进公民权利作为目标和任务。随着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 政府逐渐显示出其公共性特征和服务性特征, 也为实现公民权利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从其他方面来说, 公共管理并不是政府进行控制的工具, 更不是国家用于统治的方式, 而是一种能够兼具民主性、公共性以及服务性特征的管理机构, 不断致力于实现公民利益的最大化, 保证公民的权利不受侵害的管理方式。政治的参与性也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特征, 通过民主参与的方式促使公民权利的实现。
二、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
首先, 公民权利是发展公共管理事业的基础与前提。从历史发展历程来看, 公民权利的出现要早于公共管理, 公共权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理论与经验是促使公共管理工作出现的重要因素, 并为发展完善提供宝贵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公共管理工作中也不能忽视公民权利的影响;第二, 公民权利为公共管理设定目标做出重要贡献。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是管理主体多元化、完善化等, 以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 同时起到和谐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所以, 无论公共管理的目标任务表现为什么形式, 其总是将公民权利的实现作为核心与关键, 所以说公民权利对公共管理建设目标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第三, 公共管理和公民权利在内容上的联系性。公共管理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与公民相关的事物处理好, 在处理过程中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 不能发生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等与法律相违背的行为。这样的内容实质上是与公民权利的内容相呼应的, 二者之间的联系性关系在公共管理过程中需要正确看待与处理;第四, 公共管理和公民权利在发展趋势上的相关性。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民权利和公共管理事业都在不断进步, 可能在发展速度上呈现一定的差异, 但是两者存在明显的动态相关性。首先, 公民权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改进, 公民受到法律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与此同时, 公共管理事业也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无论社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公共管理事业建设总是以公民权利的发展为核心, 二者不能分割;第五, 公共管理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现代社会, 要实现公民权利除了公民自身的努力之外, 还需要公共管理事业的配合, 单靠公民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同样地, 公共管理事业建设方向需要公民权利的指引。随着民主法治社会建设脚步不断加快, 两者的相互依赖性关系越来越突出, 缺一不可。
1. 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公共管理产生的逻辑起点
当前社会, 出现公民让渡出一部分自身权利给公共管理部门的现象,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公民权利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 公民失去的是自由的、内心所想的无限的权利, 而得到的则是社会自由以及在社会中享有应当享有的权利, 公民付出的理性权利成本让其获得更大的权利。人类的行为总是在获取某种成果, 而公共管理事业的重要目标就是向付出权利成本的公民提供高于他们付出的更大的权利。当权利的让渡与权利的收益之间不平衡, 或者让渡的权利要高出收获的权利时, 公民就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所以, 公共管理的基础任务就是为公民提供更大的权利, 公共管理应当为公民提供更为高效的公共服务和产品。
公共管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比如, 市场中各个交易主体的行动没有经过组织, 其行为无序时,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单位收获所得要低于付出的成本, 也就是说获取同样的东西要付出更高的价值。而公共管理的职责就是在此时对社会中零散、无序的主体和交易要素进行组织和整合, 让公民个体之间的交易行为有组织有纪律, 从而能够增加交易的收获。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公共部门总是在尽量地实现公共利益之间的公平, 很可能减少合理的收益, 从而出现同意“不满”的现象。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客观联系性, 公民出现的同意不可能是绝对的同意, 甚至只是部分的同意, 在这样的前提下, 很多行为的执行就会存在障碍。为了让公民的同意真正具有价值, 就出现了个人服从集体的规定, 也就是公民拒绝服从公意的时候, 全体就会迫使其同意服从。所以, 在整合与组织公共资源的过程中, 政府应当行使相应的强制权力, 也就是公共部门获取权力的逻辑。
没有强制权, 公共部门就难以发挥其职能, 因为政府部门并不是抽象的组织机构, 其构成元素中有着具体、客观存在的人, 这些人在担任公共管理事业建设的职业角色中也存在自身的理性需求。所以公共管理部门的权利应当根据公民付出的契约, 为他们争取更大的权利。当前社会, 公民意识不断增强, 民众不再听信某一个人的花言巧语, 更重视的是能够获取更大的权利。所以, 只有帮助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发展, 公共管理部门才能够巩固自身的地位, 只有其权利存在的地位得到巩固, 才能够实现公共管理的权威性。所以说, 公共管理权威程度与公民权利实现程度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 公共部门只有将公共利益扩大, 才能够巩固自身的合法地位。
2. 公共管理以公民权利的实现为根本目标
公民权利目标通过上文中契约的形式得以实现, 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存在不一样的利益需求, 这样的差异就造成社会个体利益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不一致性。所以, 公共管理的目标中肯定包含有实现在区域或者某种社会体制下的公民的普遍权利, 也就是社会中多数公民所“同意”的基于契约的权利。英国有学者指出好的政府应当具备的基本标准:首先是政府的统治过程也是促进公民以及统治者优化个人品质的过程;其次, 政府拥有高度的社会智慧和美德;第三则是政府应当利用其存在的影响来实现正当的需求。总而言之, 公共管理之于公民权利而言, 存在宏观的、长远的以及间接的影响, 因为公共管理事业所处理的事具有普遍性和追求长远利益的特征, 也是客观具体存在的形式。
公共管理具有的权利主要来源于公民的公权力, 同时公权力也决定了公共管理权利的结构与运行方式。美国学者塞缪尔曾经说过:之所以出现个人服从集体的现象, 并不是因为个人相较于集体更加低劣或者无知, 也不是因为个人的管理自身的能力不够, 主要因为个人知道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扩大自身的权利范围, 才能帮助自身获得更大的利益, 而只有产生制约作用的权利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公共管理的权威性首先需要普通公民的拥护才能够获得其合法地位, 所以当公共管理部门出现违背公民权利的行为, 或者不能够帮助公民实现自身权利时, 其合法地位就会受到影响, 公民会出现不信任的心理甚至采取对抗行为, 那么公共管理事业也将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 公民权利是公共管理得以构建的逻辑起点, 公共管理的方式与目标必须以实现公民权利为准, 一切违背公民权利的管理方式都不能进入历史的下一个发展历程。而公共管理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时,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服务性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能够促进公民权利的实现。
摘要：公共管理活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公民的权利, 公民权利从整体上来说就是公共管理的回归, 而实施公共管理是增进公民权利的重要保障。公共管理将公民权利作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逻辑前提, 公民权利能够客观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现状, 二者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要求更多公共参与, 才能够有效推动公民权利的发展, 其中公共管理的公共特性与服务特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得到重视, 才能与民主权利的内涵相一致。公民权利能否得到实现是当前公民非常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公民权利,公共管理,逻辑关系,作用
参考文献
[1]徐敏宁, 陈安国.当代社会的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基于历史的逻辑视角分析[J].理论探讨, 2012 (5) :161-164.
[2]韦正富.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1 (6) :30-34.
[3]鲍林强.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基本逻辑:公民权利的视域[J].学海, 2013 (5) :115-119.
[4]李军鹏.公共管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新范式[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2 (4) :25-30.
[5]黄琳.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J].学理论, 2011 (16) :34-35.
社会权利 篇8
2011年,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到6.91亿,并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占比51.27%。至此,我国将由“农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近年来,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而突出的城市贫困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本文试图从社会权利贫困的视角分析城市贫困,以求找到反贫困的根本之道。
1 社会权利贫困的概念及理论梳理
社会权利贫困概念的发展得益于三大理论。第一,“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理论。1979年英国学者提出“相对剥夺”,认为当个人、家庭和集团缺乏必要的资源,获取食物、参加活动、拥有工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并且被排除在一般的居住条件、社会习惯和活动之外时,即为贫困。社会排斥则指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所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第二,能力理论。能力理论由阿玛蒂亚·森提出,他的核心观点认为,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平等。他的观点对能力不足造成的贫困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许多贫困群体并不是缺乏能力,而是缺乏一个发挥能力的公平的机会与公正的权利。第三,公民权利理论。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是实现公民的自由权利,其次是实现公民的政治权利,最后才是公民的社会权利。
一般认为,社会权利贫困,是指当事人获取和参与涵盖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住房权、教育权等权利的机会严重匮乏,且一旦失去就难以复得的一种穷苦窘迫状态。其内涵如下:首先,社会权利数量相对不足。与贫困相关联的社会权利,主要包括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住房权、教育权、迁徙权等。从表面上看,经济权利的平等与否与贫困与否的原因直接相关,但是社会权利才直接影响和改变着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的数量和质量,既是衡量社会权利贫困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经济权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社会权利贫困是指获取社会权利的机会和渠道不足。即使有了社会权利数量,却没有获得这些权利的机会,数量再多也是空谈。社会权利贫困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市贫困群体难以享受到许多基本的权利,包括工作的权利、接受教育的权利、资源分配的权利。最后,社会权利贫困还需要有稳定和明确的法律作为保证。有了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权利,以及获得权利的机会,但是没有法律保证的话,社会权利易得易失,失而复得会十分困难。
2 社会权利贫困: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
自1984年起,我国开始制订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反贫困计划。但是直至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不降反增,表明我国反贫困政策的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找到城市贫困的根源,权利贫困才是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公共政策没有保障平等的社会权利
公共服务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社会成员的发展更加公平。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的使得住房、教育、医疗等成为暴利行业,优质的资源只能由富人享用,而城市贫困者获取优质资源的难度增大,造成了这些公共领域的不公平。社会政策人为得将贫困群体排斥在公共资源的分享之外,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并且易造成一个家庭的长期性贫困。
首先,住房政策的不公平。市场化改革使得城市房价飞涨,许多城市家庭没有经济能力承担高额的房价。住房政策的《个人住房贷款办法》要求是“有稳定职业和收入,信用良好,有偿还本息能力等条件,这对于贫困群体而言,没有一项能够达到申请贷款的标准。而公积金制度,要求预交费,在温饱的压力下,他们没有能力缴纳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政策则很大一部分被利益者歪曲,真正惠及到城市贫困群体的少之又少。其次,教育政策的不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有限性使得家庭背景,经济实力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评判标准。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接受普通的教育,这对于他们能力的获取处于不利地位,将来在帮助家庭摆脱贫困也就增加很大的难度。最后,医疗保险政策的不公平。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明显规定,城镇职工新型的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镇所有的正规就业部门。而城市贫困群体很多无业人员或者是非正规就业人员,贫困群体也被排除在医疗保险制度外,高昂的医疗费用往往使得一个家庭陷入贫困。
2.2 法律规定的社会权利难以保障
法律法规保障的已有权利执行难的问题,使得公民的这些权利也被大量剥夺。例如,许多城市片面解释国务院的《失业保险条例》,有一个表现是,只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有经济收入,整个家庭成员就往往被排除在“低保”的对象之外。其实,按照国务院规定,“一个家庭成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低保标准的居民”,均在保障对象之列。有些家庭是三代同堂,所以应该将所有同住的亲属人口合并计算。但是有些干部提出,年龄在18-50岁之间,身体健康的不被纳入“低保”的范围。而即使这些人群有劳动能力,却没有获得劳动的机会和途径,也应当获得救助。
2.3 贫困群体对政策制定的参与权不足
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大要义是需要弱势群体“参与修订游戏规则”并促使现有的规则趋于更合理、更公平。由于城市贫困群体长期无法参与反贫困政策这项关乎自身命运的政策的制定,他们成为公共政策中的消极接受者,公共服务就成了政府部门的单向输出。一方面,贫困群体的真正需求得不到反馈,从而产生与主流社会的疏离感,容易在贫困群体当中形成固化的贫困文化。一旦贫困文化形成,想摆脱贫困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另一方面,容易产生权力凌驾权利的现象。政府部门成为公共服务绝对主导者,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权利被大量剥夺,侵蚀本应属于贫困者的权益。
3 社会权利平衡:我国城市反贫困的路径分析
从我国城市反贫困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解决社会权利贫困的问题。就必须从权利平衡的视角出发,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发展贫困群体的社会权利。
3.1 反贫困政策要保障平等的社会权利
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之名也不能逾越。”那么,社会政策也理所应当得维护这一价值,而城市反贫困本来就是“作为正义的治理”。
城市反贫困政策保障平等的公民社会权利,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扶持力度,继续提高其收入水平;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线制度,拓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并在保障标准、资金投入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鼓励引进公益组织,实现多元化的城市反贫困渠道;在落实低保制度的基础上,同时制定多元化有弹性的保障标准,逐步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
3.2 保障贫困群体参与权
就现状而言,城市贫困群体在制定反贫困政策方面缺少参与权与主动权。长此以往,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心理距离逐渐拉开,并且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反叛行为和认同危机。根据社会排斥理论,贫困的个人权利最容易受到伤害,个体的穷人只有成立自己的团体,才能形成一种集体力量,有效保护自身的权益。这样,不但不利于城市反贫困进展,反而不利于社会融合。因此,这种状况必须在政策层面加以改善,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制定完善相关参与机制,确保贫困群体城市政策参与权。如在城市贫困线标准制定、城市城中村改造等方面,邀请贫困群体代表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其次,通过政策,保证城市贫困群体有享受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城市贫困标准要因时而变,要跟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断做出合理的调整。
3.3 落实贫困群体就业与再就业权利
就业权利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的社会权利,在城市贫困群体当中,却经常缺失。促进就业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措施,这既是对贫困群体社会权利的尊重,更是对贫困人员“造血”能力的提升。主要有以下两点思路:
第一,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增加贫困群体的就业机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吸纳劳动力较多的社区服务业,并且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第二,引入其他社会力量,如,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共同对贫困人口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服务,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在我国,社会企业在一些城市社区中悄然兴起,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利用商业手段,鼓励社区成员参与社区自治,并且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贫困群体就业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Peter Towensend.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A Survey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Standards of Living[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31.
[2]范明林.城市贫困家庭治理政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国务院.失业保险条例[S].1999.
[4]唐钧,王婴.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EB/OL].社会政策网,2002-07-25.
[5]唐钧.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J].江苏社会科学,2002(30).
社会权利 篇9
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为和谐社会其他特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保障。具体而言,和谐社会中的法治应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体育的精神与法律的精神高度契合,有着天然的联系,都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都追求公正、公平、公开的精神,具有积极、崇高的价值取向。
我国《体育法》的颁布实施已有10年,在这期间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该看到,体育法制工作仍是我国体育工作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体育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仍未彻底改变。相对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发展体育事业的要求,体育法制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体育队伍法律素质有待于提高,体育权利观,依法行政观还没有树立起来;公民的体育权益意识还不强,对体育法的宣传教育不够广泛;对困扰体育改革发展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立法不够,配套权利体系立法有待于加强;体育权利体系尚未建成,全国范围统一、规范的体育执法制度仍未形成。
造成目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立法上对公民的体育权利规定不明确,法律上没有明确提出保护公民的体育权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不无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民的全面发展,要求法律制度切实为公民提供充分表达意愿的渠道、提供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机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健全和完善保障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制度,明确提升体育权利的地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
2、体育法治与公民体育权
当代中国法治社会,国家立法已经由义务为本位转向了权利为本位,而现行《体育法》在这一方面体现得不够,如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的宗旨和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个宗旨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是以国家为本位的,而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一体现公民个人利益的目的则没有提到。具体到分则里,表现在具体条款中,较多的是笼统提出了有关义务主体的职责或义务,而公民的体育权利大部分是通过对义务主体的规范来推定,由于体育法本身对义务主体的义务规范不明确、不具体或缺乏操作性,其结果就有可能导致对公民体育权利的压抑或剥夺。如在社会体育一章中,对于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组织等主体的义务规定,其背后隐含了这些主体的相对方的权利,但由于这些义务的规定更趋向于倡导性,而缺乏规范性,法律又没有从正面直接明确义务主体相对人的权利,使这些相对人的体育权利通过体育法是很难得到保障的。体育法隐含或忽视了公民本身的权利与需要,还有可能导致公民不知道、不关心自己的体育权利,或认为体育权利可有可无,从而即使发生侵犯自己体育权益的事情也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了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因而体育法的普及程度不高及发挥的作用有限也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总之,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权利和义务,但体育法中权利的内容大部分却是缺失的或不明确的,所以,顺应时代发展和体育发展的需要,适应法治的内在要求,体育法应该明确提出公民体育权的概念,提出国家保护公民的体育权利、为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的内容,使体育权利法律化,从而有利于体育的参与者获得更广大的行为空间,有利于体育事业的丰富和发展。而当前体育法治的关键就在于建构与和谐社会建设相配套的体育权利体系。
3、公民体育权利与宪法权
公民体育权利与宪法权利又是什么关系呢?——它们的核心和纽带都是“人”而且是“个体”的人,“人”就是它们的介质。所谓公民体育权,是指公民参加或参与体育活动、体育组织以提高体质和体育素养、陶冶性情的权利。传统观念上,没有法律的规定则公民无权利的意识已被更新,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的确定,其法学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刑法学方面,更是一个宪法乃至法哲学命题。
公民体育权利有五大要素,是一项综合性的权利,它包括与体育相关联的公民权利,既是一种直接权利,又是间接权利。所谓直接权利,是指公民进行体育锻炼、享有国家或社会保障的权利,它以增强体质为首要目的,主要体现为参加体育活动。所谓间接权利,是指公民参与体育相关活动或组织的权利,它以体育艺术享受、心情陶冶、经营赢利等为主要目的和表现形式。正如现行宪法几条最新修正案,关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仍然规定在有关经济制度的总纲之中而未明确条陈于“公民基本权利”章内一样,对公民体育权的规定也体现于有关体育制度的规范之中即宪法第12条第2款:“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现行宪法三个修正案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序言和总纲部分切聚焦于经济制度,充分表露出宪法序言和总纲的法律意义及其对于保障公民权利的重大作用。所以,借口体育权末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加以列举和阐释而否认公民体育权利是一项宪法权利,显然站不住脚。
足球俱乐部制促成体育运动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试点,由此产生出基于宪法权利的广泛公民体育权利。如体育产业经营权、平等参与权、运动员休息权、体育运动纠纷的依法裁判权等不一而足。这些社会法律关系都需要更广泛的具体的规范性文件以落实《体育法》的原则与精神,达到对公民体育权利的全面保护和规范,从而使公民体育权的宪法性价值日益突显。
4、公民体育权与社会和谐的体育权利体系
体育系统本身,从其内容分可分为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等,按以上内容为标准区分主体,又可分为全民(公民)、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学生、体育教师、体育经营者、体育消费者等等;根据参加体育活动的地域或主体划分,又可以分为城市社区体育、农村体育、职工体育、残疾人体育、妇女体育等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主体其权利是有差异的。在确立公民具体体育权利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主体的共性,也要突出他们的个性,要考虑到本质的一致性,也要兼顾不同主体的特殊性。如对于社会体育中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权利方面,应该强调共性,比如公民有获得就近和方便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的权利,有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权利等,而对于其他方面就应多强调个性,如有些学者提出在校学生的体育权应该包括接受正常体育教学的权利、通过学习获得身体健康的权利、自由选择体育活动项目的权利和获得公正评价体育成绩的权利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职业运动员的权利,应当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兼顾,其内容包括:公平竞赛权、安全健康权、个人发展权、组建和加人职业运动员工会的权利、自由转会权、按时取得训练及比赛报酬权以及获得合理休息和闲暇时间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内容体现了学生主体和职业运动员主体的特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于公民体育权的研究已经有很多成果,这为完善公民体育权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在立法工作中应当加以关注和借鉴。
人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哲学与法学的规律、宪法规范与公民需求无不充分展示了公民体育权利的宪法性。在宪法权威至上,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发展体育法治才是科学合理公正推进体育事业进步以保障人的身心自由的基本国策。
既然体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那么它的实施应该有相应的权利体系,只笼统地提出保障体育权也是不行的。这方面有些地方立法中作过尝试,明确提出了公民参加健身活动的权利,但是由于只在总则部分提出了公民参加健身活动的权利,分则部分缺少必要的与之相呼应的权利体系,使条例的宣传和贯彻执行打了折扣。我们熟悉的消费者权益,它是由保障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维护尊严权等等一系列权利组成,这些权利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所以体育法在明确提出公民体育权的同时,应当在立法时就尽可能构建出较为完整的公民的体育权利体系,尽可能达到详细和全面的程度,使公民的体育权明确化、具体化、系统化和可操作化。
其次,体育法在确定公民体育权利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公民体育权利受到侵犯和损害时救济制度的建立和规范。随着诉讼、复议、赔偿、仲裁等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当前正在探索和建立中的公益诉讼制度,都为公民体育权受到侵犯时提供了必要的救济渠道,立法时应当注意与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相衔接。在建立救济制度的同时要加强法律责任制度的建立,对于侵犯公民体育权利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才能有利于执行法律,才能有效保障公民的体育权利。
5、社会和谐的体育权利体系与宪法权利
宪法权利,又可称为宪法上的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并保护的权利。宪法的属性和宪法学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抵制政府侵犯、限制与约束政府各机构的一种权利。广义上的宪法权利包括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大体上可分为公民的自由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种类型,也可称为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狭义的宪法权利有时也可称为自由权利,是近代宪法理论确立的国家不应干预的主体权利,也是抵制政府侵犯的个体权利无论是狭义的宪法权利还是广义的宪法权利,它们都可称之为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媒介,以谋求身心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和谐社会公民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体育活动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公民体育权利是时代进步与发展的必然产物,为了建设节约、和谐和创新型的社会,实现公民的全面发展,当代中国应该明确提升体育权利的地位。我国公民的体育权利无论是在社会权意义,抑或在自由权意义上都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
综上所述,体育法应当确立保护公民体育权的立法宗旨,明确公民的体育权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体系,使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群众体育工作有法可依。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初步建立群众体育法规体系也将逐步完善,群众体育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不断加强,群众体育行政管理方式将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关系到群众体育发展的诸如公共体育场地的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等突出问题,将通过立法得到解决,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体育权益。同地,公民和组织的体育法制意识将不断增强,将会普遍掌握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体育权益。
摘要：体育法制工作是我国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体育法制建设相对滞后。相对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发展体育事业的要求,体育法制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体育队伍法律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体育法的宣传教育还不够深入,配套权利体系立法亟待加强。体育法应当确立保护公民体育权的立法宗旨,明确公民的体育权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体系,使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群众体育工作有法可依。
关键词：体育权利,体系,和谐,构建
参考文献
[1]张杰.公民体育权利的内涵与法律地位[J].体育学刊.2006,(5)14-17.
社会权利 篇10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权益
一、我国农民工法律权利保障的现状
(一) 我国现有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
我国《宪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同时, 《民法通则》也有相关的规定。《劳动法》在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 第二十九条、三十三条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一些保护措施。《劳动法》作为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 是宪法以下的最高层次的立法, 从法的效力的角度而言, 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具有强大的效力。
(二) 对于农民工的工资做了相应的规定
对于农民工工资的制定上的规定:首先,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整体的工资宏观指导体系。并且已经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除西藏以外) 建立了工资指导线制度;同时也在在全国140个大中城市之中广泛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这些积极的政策肚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 维护了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
(三) 市场化的工资制定条例正在制定之中
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的定义必须是全体劳动者, 不应有特殊的对待, 并且, 就目前的形势来讲, 这种立法对于当前对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报酬的权益是特别有重要意义的。而且执法部门必须要加强监察执法, 并且在执法之中调查, 了解农民工的法律权益受损害的范围, 并且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入手, 探索建立合理合法具有长期可实施性的执行方案。在2004年9月, 中国劳动保障部会与国家建设部共同下发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条例旨在加强农民工最基本工资取得的权利。次年的2005年4月, 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有共同的下发了《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 此通知目的在于对建筑企业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等行为提出了规范意见, 对其进行约束。
(四) 在劳动保护方面
根据我国现有的相关政策与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已经对于农民工群体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着重在农民工劳动范围内进行安全生产、保险、工商等权益方面的检查, 并查处了一大批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和侵害劳动者 (其中大多为农民工) 休息休假等权益的案件。
二、农民工权利保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现有法律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障问题上有一定缺陷
现行法律条款对于解决农民工全体的问题有许多可以应用的条款。例如:《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也有各地劳动部门诸如北京市劳动局制定的关于农民工与外地务工人员的条例等。
1.有些法律条例具有矛盾性
劳动法将农民工定义为普通劳动者, 享有普遍的劳动义务与权力, 然而一些地方条例则将农民工定义为应当受到特殊对待的群体, 无论这种特殊对待是否对于农民工的生活问题有解决与改善, 严重影响司法的普适性全权威。
2.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往往被扭曲, 造成了不公正
农民工在现实工作生活中的法律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导致了农民工在自身权益收到侵害之时难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于此同时, 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与农民工雇佣方的随意篡改合同不履行合同都使得农民工权益保障困难, 这也反映出来我国农民工保护相关立法的不健全与监管的漏洞。
3.工作环境恶劣, 缺乏劳动保护, 并且工作时间严重违规
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 不去改善工作环境, 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 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 开胸验肺事件就折射出了此问题的严重性。假权得不到保证, 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 许多农民工甚至根本没有休息与假日。农民工普遍劳动超时, 不少个体、私营及涉外企业经常让员工加班加点, 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三、农民工权利保障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 农民工普遍受到歧视, 社会地位较低
农民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租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农民工也是工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有技术的工人, 从事着与其他工人相同性质的工作, 因此农民工应与其他劳动者一样享有相同的权益。农民工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名词专门来形容外地务工者, 而且这个称呼带有一定挑衅性与排斥、蔑视性, 使农民工群体劳动者感到自卑与对社会的不满, 这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同时这也违背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初衷。
(二) 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下, 得不到基础教育权利
由于农民工普遍的文化水平低, 不能有自觉维护自身权益, 导致了许多情况下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并不知道去维护, 往往做出过激的行为, 时有发生。并且在利益受到严重侵犯的时候不知道去借助群体的力量维权。
(三) 当前相关法律惩戒度不足
现有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 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 惩戒力度不够。当前我国的劳动保障法对于劳动者群体做了许多规定并且对于劳动者群体的界定都做出了完善的定义, 但是这个法律条款并没有针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给予一些特殊保护, 现行的法律条款中那些涉及到劳务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具体规定只是部门规章, 他们普遍的立法层次较低, 难以约束用人单位的行为;而又因为这些规章由于无上位法的依据, 导致了对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争议处理及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限制。与此同时,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与企业与农民工之间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大大不够。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不上交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的违法行为处罚条件只是让其改正, 这种不能给触及根本的处罚是不能真正保护我国农民工群体真正利益的。
参考文献
[1]于晓兰.农民工就业指南, 农民工权益维护读本[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社会权利 篇11
关键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平等权利 实质
在欧洲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已经萌芽。但是由于自然经济体制和不统一并且狭小的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使得商品经济在现实社会中的现实力量即资产阶级获得了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此时，虽然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瓦解了，但是上层建筑还依然存在。于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适应商品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了必要。
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整个社会在思想层面也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举起了“自由”与“平等”两面大旗。表面上看，现代社会的建立似乎是人的政治权利的解放，把人从封建社会的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赋予人平等的权利。但其实质是商品经济的自我解放。人的“自由”与“平等”全部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商品经济的本性要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就要求商品的流通速度越快越好、范围越大越好。商品不可能自己流通，它必须依靠商品的主人。所以，人的状态决定了商品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一贯提倡并贯彻的权利平等，其根源就是商品经济。
所以，只要商品经济在社会当中居于统治地位，那么，这样一个社会的平等就只能是权利的平等。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当中就说过，每个人获得财产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是平等的，而至于财产的多少却是偶然性的问题。如果这样的权利平等得以真正的实现，那么，这将是商品经济社会当中所能实现的最高形态的平等。
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也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商品经济就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道痕迹。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不再是私人占有，而转变成为共有的。
这里，马克思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平等的权利依旧是资产阶级权利。这里说的是资产阶级权利，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的权利，商品的权利。虽然此时用来衡量平等的同一尺度是劳动，“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而这种平等的权利，在现实中会造成各种弊病。比如，每一个人的天赋不一样、生活负担不一样。而他们在提供了相同的劳动，从而有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就会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一些。所以，马克思提出来，“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如何解读这里的“平等”与“不平等”？
这里的“平等”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的平等，即每一个劳动者在剥去了一切其它的属性而仅仅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时，在劳动这一统一的尺度衡量之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而这里的“不平等”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平等而言的。这个不平等实质上就包含了劳动和收入的分离。劳动不再是决定收入的唯一尺度，甚至不再是获得收入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依据什么来对人们的消费资料进行分配呢？随后，马克思提出“按需分配”。以人们的需要作为分配社会中个人消费品的标准。这样，劳动就与人们的收入彻底分开，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此时，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的灭亡而灭亡。人们的需要不再通过交换劳动产品而得到满足。
只要商品经济还没有被消灭，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没有和人们的收入相分离，只要跟人消费品还没有实现“按需分配”，总之，只要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没有实现，权利的平等都会是人类社会所能够实现的最高形态的平等形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三版，第14页。
此论文为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校级一般科研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该课题名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概念研究”（项目编号为2015CYYBKY008）。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社会权利 篇12
本文的目标有以下几方面:1)重新审视目前对“全民教育目标”的认识理念,这些理念是指导国际社会进行教育投入的关键因素;2)对2000 年以来“全民教育目标”的实施进展作出评价;3)对2015 年后“全民教育目标”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作出预测。
“全民教育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简称MDGs)为教育投入提供了一个为联合国成员国所制定的框架,并且构成了全民教育的体系结构。它帮助一些国家确立国内发展的重点,强调将教育权利给予全体公民的重要性,鼓励更大范围的教育参与和性别平等,促进了大量外部教育资金的筹集,如果没有全民教育,这些资金是不可能的。在2015 年即将到来之时,目前正是重新审视在全民教育框架下承诺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成绩、什么还没有做到的重要时刻,也是认识新出现的优先发展重点,对国际和国家层面目标作出新的调整的机会。如果这个过程可以有效进行,那么将有助于联合国秘书长在2013 年12 月推出新的教育计划,以及目前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多项重塑“全民教育目标”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计划。
二、现状
2000 年以来,全民教育六个目标(详见表1)的进展是显著的,但在那些已实现大部分目标的国家和那些到2015 年最后期限感到时间紧迫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差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2年10 月6 日在约翰内斯堡最新发布的《2012 全球全民教育目标检测报告》(EFA Global MonitoringReport)提供了各国“全民教育目标”现状的数据。
总的来说“,全民教育目标”1(EFAG1):早期儿童发展目标(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简称ECD)和学前教育得到了扩大,但是普遍由私人提供,价格决定了教育的数量和质量。 这种形式的学前教育会导致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在进入小学后产生学业差距,这种差距甚至会持续到高年级阶段。
“全民教育目标”2(EFAG2):虽然所有地区的小学入学率都有显著提高,但在某些贫困地区依然很低,来自农村家庭的儿童、移民子女、孤儿以及其他遭受歧视的社会群体被排斥在小学教育之外。此外,仍然有一些脆弱国家远远没有达到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许多儿童出勤率低,有些学生严重超龄,在6 年级毕业之时没有掌握一些基本技能。
“全民教育目标”3(EFAG3):满足青年和成人的学习需求目标远远没有达到。接受中等教育对很多来自极度贫困家庭的少年来说仍然是奢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从中学成功毕业的机会仅是来自富裕家庭孩子的1/5,甚至1/10。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大学生主要来自2/5 的富裕家庭。在许多国家,成人教育与正规学校教育脱节。
“全民教育目标”4(EFAG4):虽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文盲率大大降低,但是仍然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当小学教育不能保证所有的毕业生都能获得持续的识字能力时,就会导致新文盲进入成人阶段。
“全民教育目标”5(EFAG5):消除性别差异。各国在消除中小学阶段性别差异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多数国家的性别平等指数(GenderParity Indices)在小学阶段为0.96~1.04 之间,表明男女学生的差异值只有4%,甚至更少。但是在少数低收入国家, 通常是那些脆弱国家,女童依然不成比例地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阶段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女生的入学人数超过了男生。在另一些国家, 女童的入学年龄通常比男孩低, 但在青春期后却辍学较多。另外,一些社区继续以入学率无法统计的方式使女童处于劣势。在一些国家,男青年不能获得就业技能或没有继续接受进一步教育和培训的资格。
“全民教育目标”6(EFAG6):对提高教育质量的投入通常体现在学生的考试成绩,这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但是其效果与人们的期望还不完全一致。 许多国家没有可以对成绩进行时间跨度比较的标准化考试,即使有标准化考试,也比较令人担忧,因为许多学生的学业成绩低于国家标准,而且许多学生到四年级仍缺乏阅读能力。此外,国际测试结果也开始呈现惊人的差异,表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富裕人群和贫困人群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三、对“全民教育目标”的批评
除了上述对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突出挑战进行评价外,对“全民教育目标”比较一致的批评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全民教育目标”2(提高小学入学率)和“全民教育目标”5(消除性别差异)受到的关注多于其他目标,因为它们容易转化为可测的目标。
2.对普及小学教育(一个完整周期的基础教育)的投入多于发展中等教育和第三级教育的投入。
3.“全民教育目标”的设定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一些国家适合的目标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已经实现了。
4.“全民教育目标”忽略了在普及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公平,应该将更多平等的机会变为现实,缩小最富裕群体和最贫困群体以及其他不同社会群体在教育参与程度和取得教育成就方面的差距。
5.“全民教育目标”无视学习成绩,普及入学而没有掌握核心技能等于没有入学。
6.2000 年以来,性别平等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男女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新的策略可能需要同时给男生、女生都提供公平的机会。
7.“全民教育目标”忽视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目前仍然有许多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校园内缺乏基本的设施———缺少干净的水和卫生设施,没有足够的学习材料。
8.“全民教育目标”表现出目标制定者与实施者的脱节,国际层面的权威大于国家层面的权威。目前仍不清楚谁应该对所取得成就的具体方面(如政策、教育参与、人力和物力资源、学习过程、学习结果等)负责。
9.“全民教育目标”被认为是一系列理想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处方,因此,全民教育目标不利于制定与国家发展愿景和局限相关的教育规划。
四、最近的发展
2000 年以来,诸多发展冲击了“全民教育目标”以及其相关性问题。以下是社会背景的改变对2015 年后“全民教育目标”调整的影响:
1.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前所未有地导致了国家间资本的改变、许多富裕国家的经济衰退,并且打击了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信心,导致其认为经济增长比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更加重要。
2.地缘政治发展的再平衡化。20 国集团(Groupof Twenty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简称G20)、金砖四国(Brazil, India, China, andRussia,简称BRICs)、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funds)以及不同形式的国际贸易金融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一步整合国际经济。
3.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了高度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可能会影响气候,经济活动的产品增加了有限地球资源的负担。
4. 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包括跨境安全和国家内部安全。这些问题导致了教育现实与生计情况、劳动力市场、青年的合法愿望之间的不匹配。
5.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而产生的临时性的和永久性的移民数量越来越多,可以根据这种情况,重新规划教育投入的模式,促进国际认证和国际课程的融合。
6.加大普及中等教育的力度。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有继续学习的需要。人们逐渐认识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需要接受小学层次以上的教育。
7.所有地区的高等教育都处于快速发展的状态。但是,最贫困的国家却出现了教育参与(财富、性别和其他社会排斥)与劳动力市场吸收、经济问题之间新的不平衡。
8.我们需要新的、更好的“全民教育目标”。对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的追求,导致了对教育质量的忽视———大量超龄儿童的教育问题的存在,性别平等指数隐藏了男女生之间的人口差异。
五、对教育的持续关注
“全民教育目标”和新修订的“千年发展目标”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对教育投入持续关注。如果用扩展公平入学理念来衡量,普及基础教育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但扩展后的入学理念将有助于将权利变为现实(Make Rights Realties)(见下页表2)。1
在一些地区,被排斥的是贫困人口和女性,在一些贫穷国家,受到排斥的是那些由于社会、种族、语言等原因而被边缘化;还有残疾人、年长者、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群体、城市移民、无家可归者、文盲等弱势群体也被边缘化。许多学生是“隐性的被排斥者”,表现为虽然入学但出勤率很低、超龄、学业成绩低下,以及这几种因素的集合。
首先,如果以扩展的入学理念来衡量,那么没有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的儿童数量要大大超过《2011 全民教育目标全球监测报告》(2011 EFAGlobal Monitoring Report)中所提到的6,500 万。除了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儿童(在大多数国家只有少数人),在完成学业之前就辍学的儿童数量要比所统计的年龄组“不上学”的人数要多,因为存在多年的超龄学生。其次,在低入学率的国家和地区,学生日常的出勤率低至可能只有50%,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伴随着教师的缺勤率,占到超过25%的教学日。而达到标准化考试所规定的成绩标准的儿童比例最近才明了。测试结果表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小学毕业时所达到的成绩比六年级学生应该达到的成绩标准要晚两年或更多年。
考虑到这些因素,那些失学的儿童,以及不能完整地完成一个基础教育周期从而导致没有真正意义上进行学习的儿童,几乎确定在全球超过了3亿。 失学儿童的人数需要根据晚入学、超龄、学业不良、未能完成初中的数据而加以调整,使数据统计既能体现那些没有入学的,也能反映出那些入学但却是“隐性的被排斥者”。
与2015 年后的“千年发展目标”1相联系,在新的全民教育目标框架下,继续将发展投入的重点放在教育上;还有其他明显的理由(但不限于此):
首先,其他“全民教育目标”并没有按照预期的设想得以完成。许多国家仍然在早期儿童发展、青年人学习技能、扫除成人文盲、消除性别差异、提高教育质量方面面临挑战。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和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在学习结果上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这种差距不仅会影响消除贫困而且会影响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对于全民教育的投入带来了小学入学率提高,进而又会带来对小学后的教育需求的增加。例如,为应对小学教育的需求,需要更多的中学毕业生成为教师,由于小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进入现代劳动力市场的要求,需要小学毕业生继续接受更多的教育与培训。
第三,可测的数据表明,完成小学教育、接受中学教育有利于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艾滋病及其他疾病的发病率,保障儿童健康及营养。
第四,教育投入对社会流动、减少贫困家庭数量都有积极影响,能够为穷人提供更多的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和有薪酬的就业机会。在所有国家,教育投入与更多的投入是成正比的。
第五,在大多数经济体中,经济增长依靠更多的人力资源和技能上的投入,而基础教育是获得生计、就业与培训的前提,学习上的保障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第六,高附加值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依靠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提高,以及抽象推理、分析、语言沟通能力、科学技术的应用,而这些能够最有效地通过高质量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来获得。
第七,我们需要均衡的公共教育投入模式,从而最有效地运用有限的资源和机会;提高对青年的期望;促进社会正义和稳定。
第八,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需要在教学和课程方面增加投入,以应对新的学科学习的成本效益和应用性为主导的考试的需求。
第九,教育预算通常是一个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首要或第二项的国家支出。新的教育投入的重点应该现实地考虑到:现有的资源,以及在目前低收入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典型的成本结构下普及高层次教育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达到现有的或新的“全民教育目标”,就应该在每个孩子的教育成本、教师工资、家庭教育成本方面进行改革。
六、修改“全民教育目标”的几种选择
以上提出了一系列与重新审视全民教育目标相关的问题,指出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全民教育目标的批评,论述了2000 年以来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以及增加教育投入必须依然是新“千年教育目标”和“全民教育目标”突出内容的原因。
关于修订“全民教育目标”有几种不同的选择:维持现状(Status Quo)、渐进性地修改(EvolutionaryReform)、较为激进的修改(Radical Reform)、精简“全民教育目标”(EFAG Lite)“、全民教育目标”加强版(EFAG Heavy)、废除“全民教育目标”(EFAG RIP)(详见表3)。
维持现状是一个可能的修订过程的结果,但缺乏清晰的其他视野,在一群迥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中达成一些共识。虽然并不是令人兴奋的或是创新的结果,但至少会保持“全民教育目标”已经形成的势头,鼓励人们去完成许多未完成的目标,但对“全民教育目标”的批评没有作出多少回应。
“全民教育目标”的渐进修改方案,考虑到了最严厉的批评,将修改后的目标的主导权由资源提供者和实施者共享。但是这需要明确优先考虑的重点,再次平衡全球目标,以反映新的经济增长重点、收入、社会公平以及可测的成绩,政府要行使作为最终提供者的责任,领导和管理更好的实践。
激进的修改对于争论和吸纳外界的意见是有吸引力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设想的,但是将可以选择的方案概念化、使目标获得广泛的支持、并且与富裕和贫困社会都相关却是富有挑战性的。新的愿景还必须解决低入学率国家与发展伙伴的关系,因为全民教育一直关注由单边或多边机构提供发展支持。新的风险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的愿望是否能够产生共识?从学习科学和认知中建立目标有用吗?“全民教育目标”是否应该有更多的教育内容?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目标有什么优点?是否应该从国家和发展伙伴实现目标的情况,转变为以社会群体在其他层次上的目标实现的情况,作为分析单位?
精简“全民教育目标”的方案打开了建立分层性的地区性目标和其他同类型目标的可能性。这可能要求目标能够更加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多样化的评估,来反映一段时间不同的实现进度。精简方案的意义是建立一个弹性框架来反映不同国家的社会背景,但又能够与形成多边和双边援助支持的决策相一致。
相反,“全民教育目标”的加强版是将国际上达成共识的目标与具体目标相联系,并且与成绩有关的协议联系在一起,当取得可测量的成绩时才给予资源。减少与环境相关的具体目标,倾向于对共同目标的承诺可以提高责任和效率,但这也可能鼓励狭隘地追求只有加以评估的教育结果。
废除“全民教育目标”是不太可能的。低入学率国家和发展伙伴需要共同的目标。可以说,它们既需要国际层次的目标,也需要国家层次的目标来筹集资源、评估进度,并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推进发展的议程。当然,以一些集体达成的目标来取代“全民教育目标”也是可能的。
“全民教育目标”与“千年发展目标”息息相关。大多数现有的“千年发展目标”都有教育维度,但如果没有改变现实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社会认识的投入,该目标将无法实现、或是取得的进度很慢。关于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的讨论与新“全民教育目标”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
上述表3所提及的可能出现的方案,可以用来组织讨论,也可以提供一个与2015年后“全民教育目标”相关的教育发展和发展援助目标。
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帮助思考如何在研究后形成一个新的“全民教育目标”的产生。
摘要：1990年,联合国成员国在泰国宗滴恩(Jomtien)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Education for All at World Conferences)上作出了要履行全民教育责任的承诺,并且在2000年达喀尔会议上再次作出这一承诺。这两次大会促成了六大“全民教育目标”(Education for All Goals)的提出,这六大目标成为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作出教育发展投入的依据,并要求成员国到2015年达到这六大目标。迄今,这六大目标的许多方面已经达成,“全民教育”也已成为一个过程。目前,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都在致力于评估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2015年后如何使全民教育目标得以继续发展。本文将探讨全民教育的理念、对全民教育目标关键方面的完成情况作出评估,并阐述“全民教育目标”和框架可能出现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