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清单制度

权利清单制度（共8篇）

权利清单制度 篇1

我国行政权力清单制度——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1、概念：

权力清单是将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所行使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梳理和统计，以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一项制度。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要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要在清单列举的权利事项内进行。

权力清单为公共领域的各个主体所树立的原则是: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对于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法无禁止即可为”。通过理顺各方行动范围边界,树立各方行动准则,才能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关系。

2、政策提出和发展阶段

我国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发端于2000年前后，2008年伴随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行初见端倪[8]。在整体进程中，权力清单的建设呈现出自上而下相关配套法律法规提供依据，自下而上地方试点探索经验上升为统一制度的过程。

第一，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初探阶段。这一阶段以相关配套法规为行政权力规范行使提供合法依据为特点。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决定等“上位法”是地方进行制度实验的主要依据和行动指南。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发端于2000年前后国内启动的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全面规范的工作，特别是2003年《行政许可法》以及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颁布，对依法行政作出全面规划和安排。以此为基础，行政执法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各行政机关梳理行政执法依据、分解行政执法职权和确定行政执法责任，行政职权的边界得以明晰。如2005年，河北省在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础上，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邯郸市政府为试点，依法清理行政权力项目，公开政务运作流程[9I。2005年，湖南省面向全省各级、各部门与省直机构提出依法界定执法职责工作，梳理执法依据并将梳理结果报法制机构审核，在此基础上准确界定执法职权、科学分配执法职权、减少执法层次、规范执法程序，并通过签订责任书、责任状或确定执法工作目标等形式明确具体责任。

第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试点导人阶段。这一阶段以政府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为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提供合理路径为特点。在对政府权力逐步规范要求的基础上，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权力公开透明为政府权力监督提供了重要渠道。2007年国务院通过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了政府信息除法定例外均应当予以公开的制度。自2008年始，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将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列为全国政务公开的要点。2009年3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开启了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在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和四川成都市武侯区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伴随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行，在各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实践中，权力清单探索初见端倪。如2008年浙江省绍兴市钱清镇结合中心镇运行特点，确定用权主体和权力项目数，对权力清单体系进行编码和重点解释[10](P186’；2009年4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意见》，并在全国率先进行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工作[11]；2011年，宁夏盐池县通过编制县委书记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流程图”，做好限权、确权、分权工作，梳理出县党代会职权5项、县委全委会职权8项、县委书记职权27项、常委班子成员职权143项[12]。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各地进一步对权力事项进行梳理，探索各具地方特色的权力清单改革形式。如2013年1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开通“西城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网”，将2128张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在网上公布并通过该网“曝光”其“权力清单”。经过普查，全面摸清了全区68个部门所掌握的5000余项行政职权，实现了部门全覆盖等[1 3l。

第三，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规范推广阶段。这一阶段以中央的制度要求为自下而上多层次地方试点注入改革动力为特点。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之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4](P36)2014年3月，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公布权力清单。至2014年，随着简政放权措施的颁行，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9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1 4|。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由自下而上的地方试点转化为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中央统一制度要求为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建设注入新的动力，地方各级政府普遍开展了权力清单建设。如浙江省在2013年11月份开展“三张清单一张网”建设，包括政府权力清单、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浙江政务服务网，并于2014年6月25日公布[15]；2014年3月31日，武汉市公布市级行政权力和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在此基础上，2014年4月4日公布区级权力清单[16]，权力清单将行政裁决、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服务、行政征用等15个类别进行全面细分，完整勾勒出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2014年3月7日，浙江富阳率先在全国晒出了首份县域权力清单，形成了“三单一图一改”的初步成果，将原始行政权力从2008年的7800多项削减到4825项、常用行政权力从2500多项削减到1474项，同时制定了部门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编制了一张权力运行图，推进了一系列审批制度改革[17]；2014年12月2日，广东省公布《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成为我国首张涵盖省、市、县三级全部行政审批事项一单式“纵向权力清单”[18]。

3、提出依据

从理论背景来看，权力清单制度主要着眼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政治生活中，权力是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凭借某种身份、能力或影响力来控制他人行为、支配资源的分配。所以，权力如果不受到限制和约束，极易出现滥用现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第lO条规定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主体，即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条例》的出台可谓是要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公开信息有了法律依据。

4、有利的地方：

权力清单制度为行政权力的行使划定边界、明晰权责，同时将行政职权以清单的形式公布于众，接受大众监督，这实质上是依法治权，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是从制度上解决权力滥用、权力寻租，防止行政不作为，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内容，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推动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

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政府应当公开透明，倡导开放透明的政务运转模式，增进管理者与公众的交流互动。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为当前推行的行政权力公开透明注入了强大动力。权力清单制度将行政机关的权力全部向社会公开，供公众了解，因此权力清单制度本身就是政府公开透明的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的存在以及制度的良好运行本身就表明政府公开透明度的提升。

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推动各级政府机构明晰自身权责、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权力清单制度的首要工作就是厘清政府权责边界，按照职权法定和市场优先的原则，根据实际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对政府部门现有的行政职权进行系统梳理，以清单的形式明确各个机构的职权范围、运行程序、责任大小，从而让每个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知晓自身到底有哪些权力，如何行使，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样就有利于政府机构更好地“定责”“明责”，履行职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不同部门之间、层级之间的职责交叉、相互推诿、部门本位主义等问题，克服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懒政、怠政、失职等现象;同时也有利于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机构人员，促进政府精简效能。在这个意义上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是对政府行政行为的重塑，它将开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新途径，很有可能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措施。

(二)、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遏制权力滥用行为，加强社会监督。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依据法律规定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实际内容划定行政权力范围，明确各个部门的权力空间、运行程序，使政府权力有法有据、流程清楚、公开透明，有利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改变政府权力过于集中、过度管理的现象，消除各种于法无据的行政收费、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为，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上切断腐败滋生的链条，防止权力滥用。同时，权力清单制度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让社会公众知晓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权内容、行使程序，以公众知情权“引领权力清单的实施过程，目标指向明显，达成路径明确，消除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的任意扩张、滥用、腐败和懈怠等问题，也能够有效体现民众对权力存续运行中的制衡意识，代表和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⑤维护社会公众的民主权利，推动政府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

(三)权力清单制度契合了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释放市场与社会的活力。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尊重市场和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削减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支配权，改变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市场规则制定、执行的做法，将社会、市场能做好的事情交还给社会;同时，行政管理机构进一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给市场和企业松绑减负，为知识、技术、资本、管理释放活力创造空间。因此，“从长远来看，权力清单制度将为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社会活力、消除市场扭曲提供制度保障。”

5、弊端和问题

从各地实践来看，权力清单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若干问题。譬如，政府职权的梳理和确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审批改革主要由政府自身推动，缺乏社会成员、相关专家等社会主体的参与;各级政府在权力清理时基于部门利益驱动，选择性清理的现象比较明显;相关的行政职权回归社会后，与之相对应的市场主体的自我规制能力还有待提升。

（1）行政机关维度：存在消极应对、形式主义的问题。一些政府部门推进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较为迟缓和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内部具有“经济人”属性和“官本位”观念的行政官僚因私利和官瘾而在暗中消极抵制。还有，有的政府部虽然公布了所谓的权力清单，但公布权力清单只是在碍于中央的权威和压力下，为应付检查，对行政权力进行的简单化、程式化梳理，形式主义严重。

（2）清单本身维度：存在规范不够、覆盖不全的问题。，虽然中央明确了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仍然处于一种各地行政机关随意开展的“碎片化”状况。权力清单的规范不够具体是指权力清单的分类标准、格式规范、运行流程等由各地行政机关自主设计乖LI确定，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标准。此外，权力清单制度建设还存在覆盖不全的问题。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目标范围是覆盖行攻机关的各层级、各部门以及各领域，但现实并非如此。

（3）保障机制维度：存在立法滞后、监督乏力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法制保障以及监督机制跟不上是促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法制保障跟不上主要是说专门为权力清单制度而进行的立法滞后。没有从立法上明确权力清单编制和公开的主体、主体的权限以及清单的效力等这些对全面科学推进权力清单制度最为核心的内容。

6、权力清单制度法律方面的完善（1）、具体依据上的完善

权利行使行政权的主体所依据的法律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权力清单列举的权利依据的法律法规大多明确写明了具体法条的具体规定，但很多依据直接罗列法律条文没有具体展开。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教育厅具有教师资格认定的审批权，具体依据只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l2条、第13条，没有具体展开。那么相关人员在需要查看此内容时还需自己查找法律的规定。《教师法》第l2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中任教的教师，未具备本法规定学历的，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教师资格过渡办法。将这一条作为实施此项权利的依据未免太过牵强。因为《教师法》第12条的内容强调的是取得教师资格应该具备的学历条件，并没有说不具备此项条件的将交由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不只是浙江省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省市也有，所以无论是现在已经公布的还是准备公布清单的，都应该明确写明行使权力的依据，根据这一依据是否表明享有这一职权，而不能为了公布而公布，“法无授权不可为”应该是行政机关始终遵守的基本原则，要把这一原则贯穿到“行政行为”的始终。（2）、法律程序上的完善

自2013年5月t5日至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共发布了五项决定。以2013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为例，《决定》中明确写到16项拟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是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国务院发布的5个决定中每一次取消或是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都有法律依据，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地方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同时更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行政许可法》第21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可能我们在行政审批程序上的法律依据不全面，很多问题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但是在有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该严格按照规定行使职权。自己取消或下放了哪些审批事项，具体的依据是什么都应该有公开的文件供查看。

（3）、可以以法律或行政法规形式对权力清单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可以制定一部行政权力清单方面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对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做出相应规定，并加以规范。规范的内容具体包括：一是把公布权力清单作为政府的职责来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必须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其行政权进行清理并列出权力清单。二是明确权力清单应包含的基本内容。即对各行政机关在权力清单中应包含的事项作出规定，一般包括权力清单

范围、每项权力实现的流程图、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等，使得各行政机关清单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统一性。三是规定各地定期对权力清单进行修订，实时更新，进行动态管理。特别是随着相关法律法规修改和情势变化，都要对权力清单内容进行更新，及时将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权力从清单中删除，将政府增加的权力通过有关机关审查后及时公布在清单里，以确保权力清单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四是规定权力清单是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依据，不在权力清单范围内的，不得实施；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严格监管，要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原则，对没有法律依据的权力，要坚决杜绝。权力清单划定政府权力的边界，不允许行政权越雷池一步。五是规定应有的法律责任。针对各级行政机关权力清单的公布和实施情况，规定对不按照要求实施权力清单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对权力清单的内容予以法制化。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法制化比较简易的路径有两种方式：一是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一是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对政府权力清单进行规范，仍难逃脱政府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所带来的弊端。地方性法规就不同了。权力清单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的控制和监督，对行政权监督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发挥权力机关作用，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权力清单内容进行法制化，可以充分体现地方人民的意志，可以有效发挥地方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而且，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体现权力清单内容，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依据，如果行政主体不按照权力清单内容认真履行，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权力清单的内容将作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裁判依据，以更好地发挥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

7、推进权力清单制度

(一)加强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一领导。

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为了加强权力清单制度建设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行动，建议设置国务院权力清单制度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此外，省级政府也要成立省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能是协助国务院权力清单制度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开展本省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工作。

(二)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标准化和全面化建设。

权力清单制度的规范化建设就是权力清单的构成要素、格式规范 运行流程等内容无一例外地由中央政府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和规范化，而不是由各地行政机关随意设计和自主确定。权力清单制度的全面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进，应涵盖政府的各个层级及主要领导岗位，涵盖政府的各个部门，涵盖各类权力事项嗍，即层级、部门和领域的全覆盖。

(三)加快权力清单制度的专门立法工作和监督机制创新。建议国务院尽快制定并出台《行政权力清单条例》来全面规范全国范围内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1）编制与权力清单对应的责任清单，并建立两份清单都在内的网络公开运行系统，最大限度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进而强化权利对权力的监督。（2）普遍监督与专门监督相结合。既要对权力清单的编制、公开、运行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化、普遍化监督，也要对重点领域的权力清单进行专门化监督，如对“三公经费”权力清单的监督。（3）监督机制的及时更新。权力清单改革存在动态变化，那么权力清单的监督机制就要做到及时更新，适应权力清单的这种变化。

（四）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运行必然关系到其他制度，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作支撑。其中，电子政务和责任追究制度十分重要。已推行的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基本是通过网络公开的，一些地方专门设有行政权力公开透明网。这样的网络平台建设非常重要。目前，基层行政机关的网络平台建设水平仍有差距，已建成的网络平台质量仍有提升空间。建议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电子监察监督、部门业务系统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建立权力清单运行的考核、投诉处理等制度。

权利清单制度 篇2

1 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罪犯权利的保障, 主要集中于《监狱法》的有关规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在监狱法实施过程中, 某些罪犯权利难以实现。从罪犯人权保护的国际法条约、惯例来看, 我国罪犯权利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1 罪犯权利保护方面的立法尚需进一步完善

《监狱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 它确认了罪犯权利, 并规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同时还特别对监狱警察的执法活动作了严格规定。但是, 由于缺乏辅助实施的配套法规和监狱管理系统内部的规章制度, 在实践当中就使得监狱法确认的某些罪犯权利无从落实。就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青海省而言, 少数民族罪犯在罪犯中所占比例较高, 刑罚执行机关在进行矫正执法的过程中, 对少数民族罪犯权利的保护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且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关于少数民族罪犯权利的立法少之又少而且立法层次较低、立法内容颇为原则, 可操作性不强, 难以在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保护中发挥现实的作用。因此, 我国在完善罪犯权利保护立法的同时, 应结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 对少数民族罪犯权利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不仅使普通罪犯的权利保护有法律依据, 而且使少数民族罪犯权利的保护也有法可依。

1. 2 部分监狱人民警察有思想认识偏差,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罪犯权利的依法实现

这一问题有两极倾向, 一是妨碍甚至侵犯罪犯权利;二是任意扩大罪犯权利。罪犯权利有其自身特性, 特别是罪犯行使权利的行为能力更有突出的局限性, 由此决定了罪犯权利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但是, 实践中, 有些警察对罪犯享有的权利缺乏应有的认识, 对有关法律规定认识模糊, 甚至在思想上持否认的态度。这种错误认识不仅限制了监狱干警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帮助罪犯实现权利, 使某些罪犯权利受到不必要的保护, 甚至可能引起一些干警妨碍甚至故意侵犯罪犯权利的行为。有的监狱人民警察对尊重和保障罪犯权利不理解、不重视, 往往只强调对罪犯惩罚工作的重要性, 强调罪犯遵守法律规定义务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保障罪犯权利的责任。这是监狱人民警察的本位思想在执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是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悖的。与此同时, 部分监狱人民警察存在民族本位思想, 对少数民族罪犯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存在偏见, 在实施矫正的过程中不能够尊重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 这不仅不利于矫正目的的实现, 而且容易激发民族矛盾、被别有用心的人作为人权斗争的口实。

1. 3 罪犯不能直接会见律师, 权利的实现受到一定影响

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会遇到各种法律问题, 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 不仅是罪犯及其亲属的愿望, 也有利于监狱对罪犯的矫正工作, 维护其合法权利, 稳定监狱的改造秩序, 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 同时有助于制约和揭露监狱干警的违法犯罪行为, 规范监狱的行刑工作。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关于服刑罪犯会见律师的专门规定, 而监狱工作本身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 这就在实践工作中形成了一般不允许罪犯会见律师的惯例。从监狱法实施和罪犯权利保护法治化的角度考虑, 建立专门的罪犯直接会见律师的法规和制度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这是实现罪犯权利保护和监狱法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1. 4 罪犯在劳动保护和医疗方面的权利缺少保护

罪犯在劳动保护方面的权利在实际工作中缺少制度上的保护, 根据对我省几个监狱的调查, 罪犯在劳动中普遍存在超时超强度及劳动环境不理想等现象。在发生工伤等事故时, 缺少制度上的规定。同时, 罪犯在医疗保障方面, 我国目前还没有把罪犯纳入到医疗保障范围之内, 增加了监狱改造成本, 对罪犯的思想改造也不利。

2 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2. 1 进一步完善立法, 修改法律规范中矛盾和不协调的内容, 使罪犯权利在法律中有更加明确的规定

我国现行《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都有一些与监狱执行刑罚有关的规定, 其中包括涉及罪犯权益的内容。但是, 不同的法律法规之间也存在相互不协调的内容, 这样就使某些罪犯权利处于不确定或比较模糊的状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监狱法制体系进一步完善的要求, 是对罪犯权利法律保护的促进。青海省是我国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大省, 少数民族人口为255. 5万, 占全省总人口的46% 以上。少数民族罪犯的权利保护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是少数民族人权保护的直接体现。而少数民族人权的享有程度和实现程度, 取决于该国立法对少数民族人权的保障程度。在一个主权国家内, 哪些人属于少数民族, 他们享有哪些权利和承担哪些义务, 侵犯其权益应负什么法律责任等, 均由各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加以规定。根据国际人权公约设定的国内立法义务, 多民族国家首先应将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少数民族人权予以确认, 应立法禁止或惩治任何侵犯此类权利的行为, 应修改或废除其违背公约宗旨与精神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 从而使国内法与国际人权公约保持一致。

2. 2 加快系统内部规章制度和 《监狱法》 配套法规的完善, 使罪犯权利得到可靠的制度保障

罪犯作为相对的弱势群体, 其权利保障是立法工作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监狱法律制度, 以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辅佐其实施, 使罪犯权利的法律保障具有实践操作性, 尽快出台与《监狱法》配套的法规和系统内部的规章制度。《监狱法》是一部部门法典, 是监狱法律制度的主体, 它虽然是调整惩罚、改造罪犯有关的社会关系的专门的综合性法典, 但其贯彻实施也需要其他相关配套的制度予以辅助, 因此, 有关部门应尽快健全与《监狱法》实施相配套的法规, 完善司法部监狱系统内部的行政规章制度, 将涉及罪犯权利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促进罪犯权利的实现。

2. 3 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加强监狱干警对罪犯权利的理性认识, 提高监狱法制建设

目前很多监狱干警不重视对罪犯权利的保障, 在思想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 认为罪犯到了监狱还讲什么权利, 这种认识在广大干警中是比较普遍的, 归根结底是我们的监狱干警没有跟上我国的法治化建设的步伐, 缺少维权意识和责任意识。作为刑罚的执行者, 不是对罪犯自由的消极剥夺, 而是通过对其自由一定程度的剥夺, 对罪犯进行矫治, 使之重返社会, 过一种有责任感的社会生活。所以法律赋予监狱对罪犯执行刑罚的强制力, 同时保护罪犯的权利, 正是监狱人民警察因为这种职业和身份的特殊性所肩负的法律责任, 所以监狱人民警察比常人更需要有尊重和保障罪犯权利的理性, 要不断提升监狱警察的法律素质。监狱必须针对监狱人民警察不同的知识储备、不同岗位的工作要求, 从根本上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刑罚执行能力。罪犯权利的实现, 主要依靠监狱警察来组织和落实, 因此监狱警察的素质、意识和执法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罪犯权利的实现。从实践中看, 侵犯罪犯权利的行为大多是由干警素质不高引起的。为了加强干警队伍建设, 提高干警执法水平, 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 我国政府规定, 监狱人民警察必须经过专门的法律和业务知识的培训, 在具备一定的政治业务素质后方能上岗。

2. 4 加强监狱的执法监督, 保证罪犯权利的实现

在我国, 对罪犯权利保护的监督, 有专门机关的监督, 也有社会监督。专门机关的监督指人民检察院对监狱的刑罚执行、狱政管理和教育改造等活动是否合法所实行的监督。包括检察监狱执行法律和有关方针政策的情况, 及时纠正违反法律、政策的行为; 检察监狱执行判决、裁定的情况, 保障判决、裁定的正确执行; 检察监狱对罪犯及其亲属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 保障罪犯合法权利。对干警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人民检察院有权提出纠正意见, 直至提起诉讼, 追究法律责任。对监狱的社会监督有多种形式, 各地监狱从社会各界聘请了执法监督员, 对外公布了监督举报电话; 各级人大也定期对监狱进行视察或专项检查,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定期视察监狱, 听取罪犯意见, 检查执法情况, 督促执法机关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监狱机关对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密切配合, 对存在的问题积极整改, 监狱的开放化、法制化、文明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近30年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法治建设有了较大的进步, 人权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 我国监狱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罪犯人权保障理念落后, 监管体制不顺, 监狱管理人员执法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罪犯权利无论在理念层面, 还是制度层面, 或者实际运行操作层面都存在各式各样、或多或少的缺损现象。本文针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我国罪犯权利保护制度的若干法律思考。

关键词：罪犯,权利保护,保障,问题

参考文献

[1]戴艳玲.中国监狱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2]万益文.我国罪犯人权保障特点及其发展演进——纪念《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J].人权, 2012 (3) .

[3]陈梦琪.罪犯弱势群体之探讨及保护对策[J].杭州商学院学报, 2003 (5) .

律师执业权利制度现状与完善 篇3

关键词：律师；执业权利；执业保障

中图分类号：D916.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17- 02

律师执业权利是律师从事法律业务的基础，是法律赋予律师为或不为一定执业行为以及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请求保护的权限。律师执业权利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具体的执业权利，也有称之为履行律师职务所必需的工作权利，[1]主要包括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在场权、通信权等；二是执业保障权，包括执业人身权以及执业救济权利，如执业自由权、拒绝搜查与扣押权、执业言论豁免权、拒绝辩护与代理权等。这两种权利相互配合，是律师有效履行各种法定职责的支撑。

一、律师执业权利制度现状及《律师法》的完善

我国立法对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简略、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这些重要的权利在适用过程中阻力重重。修订后的《律师法》充实了律师具体执业权利，着力解决律师执业中的“三难”等问题，同时增加了律师执业保障权利的相关内容。

（一）具体执业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1）会见难

我国律师在侦查、起诉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未取得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律师会见都要经过批准或变相批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常常受到刁难和限制，比如申请会见的手续繁杂，对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不及时答复；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批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限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和时间，在会见过程中受到监管人员干扰、受到有关司法人员的歧视等等。对此，《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应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2）阅卷难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律师能够看到的仅限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时所提供的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对于其他不向人民法院移送的案件材料，律师则无从看到；此外，起诉后案卷存放在检察院，而有关规定又明确律师在审判阶段只能到法院查阅材料。针对阅卷难，《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

（3）调查取证难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能否与控方处于同等诉讼地位的标志。《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诸多限制：一是立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未作明确规定，这使得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行为于法无据；二是立法规定辩护律师行使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过同意或者许可，律师向保护人一方调查取证要经过“双重许可”，由于有关人员的不配合，使得律师的调查取证显得格外被动与艰难；三是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依附于证人，如果证人不同意，律师向检察院、法院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很少被同意。此外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和妨害作证罪相比增加了律师进行刑事辩护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对此，《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和律师执业证书，可以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律师法》对《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修改，是符合刑事诉讼原理和国际趋势的。

（二）执业保障权利被漠视

我国现有立法对律师执业安全方面没有体现应有的保护，《律师法》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基本无毫无操作性可言，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相对于其权利而言要重要得多。《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配套，在第306 条中规定辩护人妨碍证据犯罪，这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也是少见的，国外的律师执业都有一些豁免性的规定。而且我国将这一罪名的侦查、起诉权同其他普通刑事罪一样赋予检察机关，辩护律师显然处于极端弱势的不公平地位。[2]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律师法》就律师豁免权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项规定对律师权利的保护和律师作用的充分发挥有积极意义。

二、律师执业权利制度弱化的原因

（一）社会观念的排斥

在制约律师执业的因素中，首要的因素就是社会观念的排斥。首先，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息讼”、“无讼”的观念根植于人民的心底。由于律师职业是在传统的文化背景影响之下产生的，中国没有诉讼“抗辩”的传统，传统观念中律师大都作为教唆词讼的反面形象出现，近现代的法制演变也未能使律师的地位、权利获得实质性的提升和保障，律师所遭受的不良社会评价比比皆是。其次，官本位思想导致律师执业地位地下，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尽管处于转型时期，但是中国社会官本位思想仍根深蒂固，律师没有与司法机关同等的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一旦发生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案件，由于受地方保护、特权思想等因素影响，又没有强有力的机构出面解决，致使这类案件难以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这从某种意义上助长了侵害律师权益的行为。

（二）立法理念及制度的缺位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控强辩弱的诉讼结构。这种诉讼结构内在机制实质上的不平衡性，形成了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无法逾越的障碍。在这种立法理念之下，我国的律师执业权利制度设计明显失衡，无法充分保护律师执业权利。首先，从《律师法》来看，规定律师权利的条款寥寥无几，而且都是一些具体执业权利的简单列举，而涉及律师权利限制、律师法律责任的禁止性、义务性条款却占了一半以上；这种列举具体诉讼权利的做法意义不大，而且作为也很难能够完整地体现各种具体执业权利。其次，《刑法》第 306 条的规定过于原则，使律师极易可能因法律对“帮助”“引诱”无明确的规定而无端地受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再次，立法上对律师执业保障没有规定具体的保护措施，也直接影响律师权利的行使。

三、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权利制度的建议

（一）转换立法思路。

《律师法》作为一部“非基本法律”，对很多权利的完善问题是“束手无策”的。[3]如将有关内容划归《刑事诉讼法》调整不仅与律师辩护权利属于诉讼权利的本质更加接近，与两部法律规范功能上的各自特点也更加契合。因此应当取消现行《律师法》所有有关具体执业权利方面的条款，将规范的重点转移到律师执业保障权的有关内容上。

（二）保障制度具体化。

如果想让律师刑事辩护业务得到健康发展，以促进公民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的保护，除了每个执业律师及律师组织的自身努力外，相关司法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和保障，建立和完善律师执业权利制度，首先应做好相关法律的修改工作，取消扰乱法庭秩序、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等对律师正常执业不利的模糊性规定，通过《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修订，完善律师具体执业权利，增加律师执业保障权利。其次，制定配套规定，细化《律师法》规定的执业权利，如《律师法》规定“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决定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机关应当在拘留、逮捕实施后的24小时之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的律师协会。”但是如果法律不能对哪些言论是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进行详细解释的话，这个裁量权还在法官的手里，将不利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第三、建立健全律师权利受损后的救济机制，如《律师法》虽然规定了律师的会见权，但是没有规定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怎么解决，应该在立法中设定、完善律师投诉、申诉和司法救济渠道，确保受侵害的律师能够寻求到公正的法律救济。

（三）通过配套的司法体制改革来予以保障实现。

单凭修改一部《律师法》也不能真正起到保护律师权利的作用，每次修改解决一个问题又带来新的问题，涉及到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时候也会不断有新问题的出现，所以必须同时寻求其他途径来保护律师执业权利。比如完善立法机制和司法制度，建立司法监督机制，建立从律师中选拔法官，并完善对侵害律师权利行为的惩戒机制，从而为律师依法执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切实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邓路遥.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反思与构想[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3).

[2] 魏东.论中国律师权利保障的不足与完善[N].http://www.htlawyer.cn/Look_news.asp?id=33.

[3] 陈卫东.律师权责在两法修订中要合理分布[N].法制日报.2005-02-2

大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篇4

摘要：本文对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鉴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提出了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此举是增强学生法制观念，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有利于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关键词：权利救济 申诉制度 高校处分权 公助救济 公力救济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往往是在受到退学、开除、取消入学资格、取消毕业(学位)证书授予资格等直接影响到学生求学、就业等切身利益的处分之后，才会到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寻求权利救济。换言之，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环境与教育文化背景下，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主动提出权利救济的。而一旦学生提出权利救济时，又得不到实现。如，近来出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及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重庆某学院“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这一系列案件，标志着高等学校开始走出象牙塔，接受法治的考验。论文论文参考网大学生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因此，建立并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当前教育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权利救济的含义及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1、权利救济的含义

高校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是对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进行纠正、矫正或改正。也就是说，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从法律上获得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补救。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权利救济有三种方式：一是私力救济，指由受害人本人或利益关系人直接向实施侵权行为的人进行反击和惩罚，在法治社会私力救济基本上被废除，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二是公助救济，也称“类法律方式的救济”，如针对民事纠纷的调解，由保持中立的第三入主持和调解下，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三是公力救济，也就是法律救济，如司法救济，通过诉讼的形式，由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其中，法律救济被认为是最有力量和最终的救济手段。高校学生适用的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两种形式，行政救济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民事救济主要指民事诉讼。

2、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管理行为的侵犯后，在教育领域的救济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向学校内特定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即学生申诉制度。

现实是：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尚未设定法律救济程序，高校处分权没有可诉性。由于高校学生因学校管理不当提起的诉讼大部分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内部行政行为明确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为高校学生通过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近年来频繁不断的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就涉及到了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争议为主要表现。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20世纪80年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90年代《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以及《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2005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

另一方面，学生申诉制度作为唯一的权利救济途径，也基本上是无章可循。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大学生在接受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教育法》只是简略地提及，旧的《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 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尽管对建立学生的申诉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在具体落实中还没有进一步细化、完善。学生申诉有关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实现该项权利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1)我国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诉讼上的申诉权利，都有明确的受理申诉的机关，而教育法的规定，只是将申诉这一由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为一种非诉讼的学生申诉权利。有关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学校中至今缺乏甚至没有受理学生申诉的专门机构，“申诉无门”的现象十分严重。

(2)教育法规定的申诉范围只限于“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从而难以充分保障学生多方面的合法权益，使大量的有关学生权利的纠纷不能合法地通过申诉渠道得到解决。

(3)缺乏甚至没有规范的可供选择的申诉形式，权利受到侵害的学生不知道如何主张和实现自己的申诉权利。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推进教育法治的进程，就必须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二、建立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违反纪律时，学校可以运用管理权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将学生开除出校。对学校的行为，即使是违法或不当，学生也不能否认其效力或加以抵制，而只能事后通过各种救济途径加以解决。法律赋予学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学校的教育管理预留了一定的伸展空间的同时，也常常被学校作为寻求其行为合法的依据。学校往往只重视自己的权力，而忽视受教育者的权利。学生慑于不能领取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后果，往往不敢对抗学校的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在依法治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民主思想、平等观念、权利意识、法治理念在高校管理中尚未完全培植与渗透；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生群体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校学生权益救济途径及其作用仍相当有限。

2．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开展依法治校的重要途径

通过合法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过程。法治化是高校管理的改革目标和努力方向。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办为主、具有福利性质的教育，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不交费或只交一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管理部门都比较漠视学生的权利，学生习惯循规蹈矩。久而久之，学生自身应有的权利被渐渐地忽视了，这种权利意识的淡薄，直接导致了学生走入复杂的社会后生存与竞争能力的不足。但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缴费上大学的前提下，高校学生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权利救济意识也得到了普遍增强。因此，高校学生如何进行权利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高校处分权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保障

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制度中尚未设定司法救济程序。当受处分学生不服处分决定时，很少能申请进行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最典型的案例是“重庆某高校女学生怀孕被退学案”，该生在学校申诉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认为该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起诉。致使该生不能获得司法救济。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内部纪律处分与学校给予的行政处罚界定不清，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不属行政处罚，不能使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学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高校处分权也不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高校成为不受司法监督的特殊主体，学生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4．完善我国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立法规定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处理结论要由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意见，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法律、法规虽规定学生有“申诉权”、“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由于仅两个法条对学生申诉制度作出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约，所以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无论是开除学籍的处分或者是警告处分，学生不服处分除了能够提出申诉以外，别无它法。已经在其他管理领域广泛适用的行政复议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多元、复合的救济方式并没有在教育纠纷解决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济体系的严重缺陷。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它在解决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受教育权法律纠纷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可行性

1．教育部关于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规定

从制度环境来看，我国已具备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为了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学校处分失实或失当的侵害，新的《学生管理规定》就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进。《规定》要求，对学生的处分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

(1)权利告知：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第59条)

(2)机构设置：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第60条)

(3)人员组成：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第60条)

(4)受理范围：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第60条)

(5)申诉时效：

校内申诉：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第61条)

申诉复查：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第62条)行政申诉：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第63条)

申诉答复：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第63条)

(6)申诉期限：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交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第64条)

2．关于建立学生听证制度的规定

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前应听取意见。它渊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正义观念的听取两方面意见之法理。所谓听证指的是权力主体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给相对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并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听证制度原只适用于司法审判，后逐步推广应用于立法和行政领域。由于教育法的授权，使得本不是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执法权的高校成为授权行政主体，高校与学生的部分法律关系成为准行政关系，因此听证制度在高校管理中的引入也就顺理成章。新的《学生管理规定》中“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之条款的设立，为在高校学生处分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提供了实施依据。

四、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1．建立和健全学生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诉讼权利救济制度，即学生维权的准司法程序制度。根据受理学生申诉的部门不同，可以把学生申诉制度分为行政申诉制度和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时，适用于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或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时，则适用于行政申诉制度。

学校应成立专门的申诉机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在组成方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学生对校方的各种处分认为有违法或不当并损及学生个人利益，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学生对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评议决定后不服，可向学校再次申请评议。评议决定作出后，除退学、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评议决定可提起行政诉讼外，其它各种评议均为终局性的评议决定，该决定一旦生效，当事人必须履行，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建立和健全学生听证制度

听证程序的实质与要义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内在体现。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听证所蕴涵的公开、参与、民主等价值构成了程序法治的生命源。其对行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听证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于实体结果的程序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当代法治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前通过增设听证环节，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与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后通过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相比，其维权效果更好，有利于避免事后矛盾的纠缠、积聚。理由是听证环节的设置，将确保校方在作出处分决定前能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陈述、申辩、质证，达到“兼听则明”、“惩前毖后”的双重效果。

3．明确高校处分权性质与行使行政权的条件和范围，畅通学生行政诉讼途径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也不能进入司法救济程序的主要原因是高校处分权性质不清。司法实践中

中学学生基本权利尊重和保护制度 篇5

一、学生上学必须凭胸卡入校，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一律不得随意入校。传达室人员和值日老师要加强保卫，严防社会青年闯入校内。学生须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到校，不得提前，也不得迟到。

二、放学后，学生必须直接返家，不要在外逗留。节假日、晚上，未经家长同意，不得随意外出，不得擅自在外留宿或留他人住宿。

三、学生在校期间，不得出校。如有特殊情况，须持班主任或政教处签发的“出校证”并在传达室登记方可出校。如发现翻门或越墙进、出，学校将予以严肃处理。

四、课间休息时不追逐打闹，不做危险的游戏。

五、体育运动前，体育老师要带领学生做好充分准备活动；要加强安全教育，并采取有效的防范保护措施。学生要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活动。

六、大扫除时，班主任老师要到场指挥。学生在无保护的情况下，不得攀高打扫。擦窗户时，不得将身体探出窗外。

七、做实验前，教师要做好准备工作，排除各种危险隐患。学生实验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实验。

八、学校定期对学生进行交通法规、交通安全教育。学生上、放学时，要走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警管理，骑文明车，走文明路，严禁驾驶机动车。

九、学校要努力改善教学设施。改善照明条件，切实保护学生的视力，发现灯管、开关损坏及时维修；要严格执行卫生规范，供应学生食品要按照卫生部门有关规定严格管理，切实把好食品卫生关；要加强学生的安全、卫生、健康教育，努力培养学生的卫生习惯；要重视“六病”的防治，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学生要讲究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防止“病从口入”。学生不得吸烟、喝酒。饭后要在家适当休息，不要提前到校（中午学校开门时间：夏秋季节1：30，冬夏季节：1：10），也不要从事剧烈运动。

十、学校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学生受到不法侵害应及时报案。学生在家时注意防火、防盗、防电、防煤气中毒，注意交通安全；夏季不得私自下河游泳，以防溺水。

十一、教师要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对休息日参加兴趣小组听课的学生要加强监控保护，发现情况，及时处理。

十二、未经校长室批准，各班不得私自组织学生外出活动，学生也不能擅自组织校外活动。

十三、学生不得玩耍刀具等各种利器和有害人体健康的玩具，更不准带进校内。学生不得看不健康的书刊、画报和不健康的音像制品；不得进“三厅一室”。

公司行政制度清单 篇6

正在实施中的规定/通知等制度清单：

序号制度名称实施状态日期

1.《关于在办公电脑上卸载QQ的通知》实施中2008/03

2.《管理津贴标准》实施中2008/04

3.《工龄工资标准》实施中2008/04

4.《伙食补助标准》实施中

5.《关于严禁串岗的通知》实施中

6.《保安工作条例（试行）》实施中

7.《员工个人领用物品管理规定（试行）》实施中

8.《物品领用、移交流程规定》实施中

9.《关于夏季空调温度控制的通知》实施中

10.《关于在特殊时段实行门禁管理的通知》实施中

11.《关于禁止小孩在厂区内游玩的通知》实施中

12.《关于禁止个人擅自在饭堂加工食物的通知》实施中

13.《工作服管理规定（2009年5月修定）》实施中

14.《通知：关于禁止从楼上向下抛弃垃圾的通知》实施中

15.《关于任职期间不得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第二职业的通知》实施中

16.《通知：关于使用后的废旧电池予以回收处理的通知》实施中

17.《通知：关于女性员工请产假的通知》实施中

18.《通知：为了防止玻璃窗从楼上意外掉落伤及人员的通知》实施中

19.《通知：关于宿舍网络信号开放的通知》实施中

20.《保安岗位内部违纪处罚措施（2009年）》实施中

21.《通知：宿舍门口晾衣服通知》实施中

22.《关于饭堂工作人员在饭堂用餐按实际餐数折价扣款的规定》实施中

23.《通知：宿舍网络使用注意事项的通知》实施中

24.《通知：关于严禁故意破坏网络控制箱的通知》实施中

25.《全勤奖金管理制度（暂行）》实施中

26.《绩效等级工资标准（2010年修定）》实施中

27.《通知：严禁在保安室内逗留的通知》实施中

28.《通知：关于雷雨季节安全防范的通告》实施中—— 完 ——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维护女工权利 篇7

一、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概况

1994年为配合《劳动法》的贯彻实施, 维护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对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内容、形式、标准等给予规范, 进一步推动了各地生育保险制度改革。妇女既要从事社会生产活动, 又要负担生育子女的重任, 建立有利于女性就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 可以减少女性就业障碍和缓解女性工作的压力。

我国现行生育保险制度的基本保险待遇主要有生育假期、医疗保健服务、生育津贴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生育假期是职业妇女在分娩或者流产期间依法享有的假期, 产假一般明确划分为产前和产后两段, 并根据生产过程的难度和产出婴儿的个数分为正常产产假、难产产假和多胞胎产假几种。生育医疗保健服务是通过孕期、分娩和生产后所需要的各种检查、咨询、助产、住院、护理、医药等一系列保健服务, 以保障母婴健康。生育津贴是对职业女性生育期间工资损失依法给予的现金补偿, 目的是为生育妇女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

二、实施生育保险的意义

在许多发达国家, 生育在人们的观念中已不是一种个人行为, 而是为整个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行为。生育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补偿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实施职工生育保险的过程, 实质是由企业的“自保型”生育保险转变为“社会型”的互助互济的生育保险制度, 有利于保证妇女身体健康和劳动能力的恢复, 有利于人类健康繁衍和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 对平衡企业负担、保障女职工的平等就业权、促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1. 缓解了企业之间生育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的矛盾

生育保险实施之前, 根据计划生育政策, 女职工的生育费用由企业进行实报实销。结果一方面, 女职工较多的单位, 负担沉重。另一方面, 由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很多女工的生育费用长期得不到落实, 致使保护女工权益成为一句空话。实行生育保险后, 生育费用由社会统筹进行, 统一由社会合理负担。这不仅使保护女工合法权益能真正落到实处, 而且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由于女职工过多所带来的负担过重问题。

2. 企业参加生育保险, 直接促进了女性就业和竞争上岗

实行生育保险使一些企业生育期间的产假工资不按规定发放、产期基本医疗费不能定额报销的状况得到改变, 维护了女职工合法权益, 从根本上保证了女职工生育期间的经济补偿和医疗服务, 解除了女职工的后顾之忧。实行生育保险费用社会统筹, 提高了人们对妇女生育社会价值的认识。由于生育费用由统筹基金中支付, 一些行业不再因经济问题而拒绝招收女职工, 从而拓宽了妇女就业岗位。

3. 实行生育保险, 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实行生育的社会保险, 生育费用社会统筹的具体办法是, 企业不论男女职工比例多少, 按照统一费率 (最高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1%) 缴纳生育保险费, 建立生育保险基金。职工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实践证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实行生育费用社会统筹和社会化管理服务, 对于切实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权益,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对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生育保险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女性就业困境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正处于从企业统筹向社会统筹的过渡阶段, 各地的制度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现行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不仅阻碍一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影响了女职工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生育保险实施范围的局限性, 给女职工维权带来新课题

我国目前生育保险的享受对象主要还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城镇企业、事业单位、个体企业等企业所辖的职工, 那些从事非企业个体经营、家庭保姆、钟点工、临时工等非正试工工种的女性得不到社会生育保险的保障, 占生育妇女80%以上的农村妇女离这项保险就更远了。在覆盖面小的同时, 我国生育保险的社会化程度还很低, 在城镇, 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企业对生育保险实行了系统内或企业内部统筹和管理, 大多数省区仍停留在市、地、州、县范围内统筹。

2. 影响妇女的平等就业权益

由于保险费在企业成本中列支, 成为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自保企业中, 企业负担的生育保险费与本企业育龄女职工数量呈正相关关系, 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呈负相关关系。这种状况不利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和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 损害部分企业和部分妇女合法权益。女性职工少的企业, 更希望通过企业保险而少缴保险费降低企业成本, 女职工多的企业希望通过社会统筹, 来分担企业的成本。效益差的企业甚至破产的企业会放弃生育补偿严重损害妇女权益。为了规避这种风险, 有些企业尽量减少对妇女的雇佣, 甚至不雇佣。这样就出现了有些企业在招聘女性的时候, 增加一些附加条件如, 工作期间不准结婚、生育等, 使妇女的平等就业的权益受到侵害, 使劳动力市场畸形发展。

3. 原生育保险办法不适应形势的发展, 可操作性差

相比于养老和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无论从主要立法上还是从配套法规上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没有法律、法规作依据的情况下, 部门立法、地立性法规做出强制措施的权限有限, 致现行生育保险规定缺乏强制力。受传统生育观的影响, 整个社会对生育保险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到位, 妇女针对生育这一事件的维权意识也还不够强, 没有给生育保险立法提供足够的促进力。《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多年来一直停留在试行阶段, 其中有些条款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如参保范围涵盖面窄, 只限企业;对参保对象缺乏强制性措施, 面对非公有制企业较快发展而参保率很低、改制后企业退保率上升的形势显得束手无策;对违反《试行办法》的行为缺乏制约和惩治措施《试行办法》与《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有关待遇规定不一致。如《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规定, 生育女职工的产假工资为100%, 而《试行办法》规定, 生育女职工的生育津贴按照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发。这种待遇规定的差距及生育医疗费缺乏统一规范的界定标准等都在实施中遇到一些问题, 给实际操作带来一定困难。

另外, 由于生育医疗单位与生育保险基金经办机构缺乏应有的协调, 一方面, 医疗单位生育医疗费用在持续上涨, 另一方面, 生育保险经办机构采取低水平一次性定额给付, 最终利益受损害的还是企业和生育女职工。

四、完善现行生育保险制度的对策思考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必须进一步加强生育保险制度建设, 维护现代妇女的合法权益。

1. 我国应扩大生育保险的适用范围

随着我国所有制体制的转变,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下, 劳动力市场必然发生转变, 除了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女性职工之外还出现了个体工商户、不定时工作者、家政保姆在内的妇女, 而雇主为了减轻责任和降低成本, 往往忽视其应当享有的生育权益。另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妇女尚未走上工作岗位、丧失工作岗位, 她们的生育权益未能得到重视。覆盖范围主要有城乡劳动妇女、城镇非正规职业妇女 (包括失业女职工、未就业妇女、自由职业女性、个体妇女劳动者、家政服务者以及大学结婚的生育女大学生) 。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 这部份妇女的比重越来越大, 倘若不加以重视, 不仅是社会的不公正, 更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另外男性是构成社会家庭的一部分, 与女性共同承担生育责任, 社会经济的发展应把男性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妇女的生育行为保证了劳动力的再创造, 不论任何妇女的生育行为都是无差别的, 因此, 为了体现生育保险法律制度的公平性, 应覆盖所有妇女。

2. 加快企业自保向社会统筹的过渡

在我国, 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系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隶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筹集生育保险基金, 按照社会保险“大数法则”, 通过互助互济的方式, 将发生在少数人员或单位的风险, 转移到多数人或多数单位共同分担。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可以实现生育保险的社会化, 增强基金的调剂功能, 使生育保险的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在企业改制转轨的今天, 生育保险实行企业自保的形式不但加重了企业负担, 而且无法保证保障的稳定性。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 加快向社会统筹过渡的步伐, 是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由雇主、个人和政府三方面分担生育保险费用的成功做法, 将生育保险统筹费用由目前的企业承担转变为三方分担, 不但要保障参保人员的利益, 也要保证企业的生存。在市县级统筹已经比较成熟的地区, 要考虑向更高一级的统筹层次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生育保险的接续问题, 才能使参加生育保险的受保人在较大范围内进行流动时也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在统筹水平提高、条件成熟时, 也可以考虑建立生育保险异地转移机制。当然, 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正处在从劳动保护向社会保险过渡的时期, 不可能一步就完全实现社会统筹,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应该尽快转变观念, 认识到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履行其在生育保险改革的过渡阶段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3. 加强生育保险管理和监督机制建设

目前生育保险的给付在我国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实现社会化的管理网络, 生育保险金还不能直接给付被保险人, 而是先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保险待遇拨付给企业, 由企业发放给职工本人, 这种方式极易造成生育保险待遇被克扣, 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在这方面, 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将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与生育保险改革结合起来共同推进。根据我国的立法传统和现实状况, 生育保险在制度上作为单独险种可以继续存在, 但在管理上可以与医疗保险进行统一管理。目前, 上海、广东等地已进行了将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管理的尝试, 即对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实行统一参保、统一征缴、统一管理, 分别确定费率。

基金分别立账, 待遇分开支付的方法, 充分利用医疗保险较成熟的推进机制和管理系统, 实现生育保险的快速发展。这种做法既提高了生育保险的社会化程度, 又资源共享降低了成本。在费用结算时, 要按两项保险与定点医疗机构各自的需求和服务标准进行, 防止人为扩大生育保险的医疗服务项目。与此同时, 建议生育保险实行社会化发放方式, 独立于单位之外, 逐步做到生育医疗费与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直接结算, 使受保人无论流动到哪里都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在监督主体上, 要将生育保险的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分开;在监督手段上, 要建立生育保险基金预算制度, 完善生育保险基金投资监控制度, 建立基金投资信托制度;在法律保障上, 要完善生育保险基金法律责任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在基金管理上, 要对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进行长期预测和分析, 确保收支平衡, 从而使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和运行处在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下。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探讨 篇8

关键词：公诉；被害人；权利；保护

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着力提升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探索建构刑事被害人保障机制，以切实保障被害人正义的实现，让司法的阳光温暖被害人，是需要法学界与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赋予诉讼代理人阅卷权和会见权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都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理应享有对等的权利，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制度的完善是建立在与辩护人制度对比的基础上的，应当明确规定诉讼代理人具有与辩护人同等的权利、义务，在公诉环节体现为赋予诉讼代理人阅卷权和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权利。

（1）《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这是辩护人行使阅卷权的法律依据，但是诉讼代理人是否可以阅卷，《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却规定诉讼代理人在庭审时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这当然建立在诉讼代理人对案卷材料全面掌握的基础上。因此，本着对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等保护的原则，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行使阅卷权。

（2）《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说明，辩护律师是可以同被害人会见的，同理，诉讼代理律师也应当可以同犯罪嫌疑人，包括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笔者认为，除一些特殊情形外，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和犯罪嫌疑人同意，诉讼代理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这些特殊情形包括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有其他生理或心理问题，会见可能对其健康产生重大影响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碍诉讼的其他情形等。

二、扩大和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

被害人的知情权是指被害人知悉、了解其依法享有的诉讼程序地位、诉讼权利内容、诉讼进展情况以及诉讼最终结果等信息的权利。[1]知情权是被害人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前提和保障。

1.丰富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的内容

首先，在告知书上注明案件承办人的联系方式。第二，详细列明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以通俗的语言解释诉讼代理人的法律含义。第三，注明办案起止期限，包括可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和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形，以免被害人产生焦虑情绪或者因为不了解期限而延误诉讼权利的行使。第四，注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以方便被害人书写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2.案件管辖改变告知

对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内审查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没有管辖权的，要移送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为了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案件管辖改变后原承办人也应当告被害人并详细说明理由。

3.补充侦查告知

退回补充侦查是公诉案件的一个重要诉讼程序，不但会引起案件诉讼周期延长，而且可能因证据发生变化导致实体结果的变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较大影响。现行法律对退回补充侦查的告知没有规定，实践中当事人只有亲自向承办人询问才能得知。从方便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应当告知当事人，补充侦查完毕再次移送审查起诉时也应当告知，时间参照委托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的时间，规定为三天以内。

4.诉前告知，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副本送达被害人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卷，但并未规定提起公诉时就起诉的事实、罪名、量刑建议等告知被害人。提起公诉后，人民法院也只会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和辩护人，被害人对起诉书内容一无所知，发表意见更加无从谈起。另外，实践中常常出现由于检察机关与被害人沟通不畅，起诉书指控内容与被害方意见不一致，导致庭审矛盾、判后申诉和缠讼不休的现象。

三、帮助实现被害人的民事權利

对被害人的保护，除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以抚慰被害人的心灵外，更重要的是实现被害人的民事权利，使被害人得到尽可能合理的物质补偿。

1.加大刑事和解的力度

《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第二章里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使此前一直在司法实践中探索、试行的刑事和解获得合法身份。相比于审判阶段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侦查和公诉环节的刑事和解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被害人的民事权利，使被害人及时、足额获得赔偿，一些不属于法院附带民事诉讼受理范围的案件只要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被害人也可以通过刑事和解得到补偿，不需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另一方面，刑事和解也能够防止被告人被判刑入狱，法院的判决难以执行情况的发生。在公诉环节，检察机关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大刑事和解的力度，积极推进“检调对接”[2]等刑事和解的创新工作机制。

2.代为提起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实践中有一种极端的情形，就是已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被害人身份不明，找不到任何亲属，尤以交通肇事案为甚，这类被害人由于找不到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外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刑事和解或者民事赔偿是获得从轻处罚的一个途径，但如果被害人已死亡又找不到亲属就无法和解或赔偿，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不公平的。笔者曾经办理一个案件，交通肇事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存了三十万元，却因被害人身份不明而不知道该给谁。因此，笔者建议，符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条件的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又无法联系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代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诉讼所得可以考虑协同民政部门留存并公告，待权利人主张权利后及时发还；若经过一定时间（比如五年或十年）仍无人主张，则充作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资金。

3.协助被害人申请财产保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增加了“申请财产保全”的规定，但该条规定的实现，赖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转移、挥霍财产的行为及时发现。被害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对案件的了解还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动向、行为的掌握，被害人都没有优势，很难发觉转移、挥霍财产的行为，或者待发现时早已事过境迁，财产难以追回。因此，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除主动申请财产保全外，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近亲属转移、挥霍财产、有可能影响被害人民事权利实现的，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被害人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4.尽快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能够促使被害人积极主动地参与追诉犯罪。一方面可以避免被害人从经济效益上考虑而放弃诉讼，促使被害人一方能够积极主动追诉犯罪；另一方面不会因诉讼成本而丧失诉讼中的经济效益。因此，从诉讼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和法律公正的理念出发，应尽快确立国家补偿制度。在对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时应当遵循及时性、公平性等原则，尤其是对那些长期不能破获的案件以及犯罪人没有归案的案件，国家要给予及时的补偿，以解其燃眉之急。

参考文献：

[1]蔡国芹.刑事被害人知情权保护，中国刑诉法杂志，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