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略关系

外交战略关系（共12篇）

外交战略关系 篇1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4年GDP总额636463亿元,总人口136782万人 。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并且目前发展势头良好,据审计和咨询专业机构德勤发布的报告,预计2014—2019年非洲经济复合年均增长率可达7. 7% ,到2019年非洲经济总量有望达到3. 7万亿美元。

在国际事务中,中非的共同利益领域十分广泛。面对目前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非建立更加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对双方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且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趋势。自1991年起,中国外长首次出访都是首访非洲,表现出中国对非洲的高度重视。

不断扩展的中非投资与贸易规模,为双方人民带来了诸多优惠。然而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双方民间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在此过程中由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也使双方贸易摩擦数量有所增加。

尽管中非贸易摩擦涉及的国家不多且金额较少,但涉及的案件数量多,且涉案领域有扩大的趋势。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中非贸易受到中非产业结构的趋同性、贸易不平衡性、部分非洲国家进口商的不规范行为, 以及中国出口商的无序竞争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公共外交作为非政府外交的主要手段,需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公共外交理论及相关研究

埃蒙德·古里恩把公共外交界定为“涉及公众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的影响,它包括超越传统外交范围以外的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舆论; 一国国内的私人群体和利益集团与他国利益群体的互动; 有关外交事务及其对政策影响的报道; 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驻外记者之间的交流; 文化之间的交流。”

学者们对公共外交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共外交的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国家利益和价值的实现。James Glassman认为,公共外交的使命是尽可能地实现国家利益 。2. 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影响外国普通民众对于本国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美国前大使Christopher Ross把公共外交描述为向海外民众塑造国家倾向的政府行为。3. 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增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改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Hans N. Tuch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是使国外民众产生对该国的观念与理想、制度与文化、国家目标与当前政治的理解。4. 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或促进外交政策。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影响世界舆论环境、增强“软实力”、促进民主等方面。

对于中国的公共外交思想发展,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研究: 1. 中国领导人的公共外交思想与实践。王红续认为,周恩来总理创造和积累了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的丰富经验 。2. 有学者认为中国创造了属于独特的公共外交方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乒乓外交”和孔子学院的公共外交 。

在中非之间的经贸往来关系研究方面,Maswana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有效性。依赖理论认为,经济统治贯穿南北的地缘经济,尤其是南北间的经济合作。 但是中国与非洲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代表南南合作的新形式。非洲经济体现出强大的独立性和完善的贸易功能。中非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意味着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非洲国家必然会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形成对自身权益的捍卫以及提升应对猖獗腐败的自我完善能力。因此,只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中非经贸合作才是可持续的 。

三、公共外交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发展

(一)中非公共外交层次划分

注重政府之间外交的传统外交被称为“第一轨道外交”,由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显现出其局限性,这一过程中注重公众作用的“第二轨道外交”逐渐兴起,成为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形式的对外双向交流,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双向交流。例如,2008年在深圳举办的“2008非洲文化聚焦”就是通过公共外交的途径让中非民间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与习俗。

资料来源: 赵启正 . 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M]. 北京: 中,2011

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如图1所示,A国与B国之间的外交实现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A国政府与B国政府之间的直接的双向交流,即政府外交或是第一轨道外交。二是两国间进行的公共外交,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A国政府→ B国民众”,主要由一国政府通过大众媒体向另一国民众宣传本国文化、习俗等,是传统意义上所指的公共外交的基本形式; 第二种形式“A国公众→B国政府”,是指一国公众与另一国政府之间进行的交往活动,如民间团体、大型企业或大学或科研机构在外访问过程中与他国政府之间进行的交流; 第三种形式“A国民众→B国民众”,是指一国民众与另一国民众的交往活动,其中包括了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中非经贸关系现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的对非策略在许多方面拓宽了中非关系,其中包括加强经济和贸易合作、文化和教育交流、医疗卫生和公共健康等方面,值得注意的一项转变就是由免费提供经济援助到采取有助于双方经济发展的援助方案。然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非贸易额仍然处于35亿—40亿美元的较低水平,中非关系处于稳定增长期。图2统计了20世纪90年代非洲解放放运动后,1998—2013年的中非贸易额,除了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非贸易额有所下降,其余年份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局网站

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结束了对非洲的各种支持及援助,而中国在此阶段不断加强与非洲各国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并于2000年促成了中国非洲合作论坛( FOCAC) ,中非经贸交往日益紧密。自2004年起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对非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 中国对非出口额从2001年的59. 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729亿美元,增长了11倍。中国自非洲货物贸易进口额从2001年的47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932亿美元,增长了近20倍,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 上升至5. 35% 。2014年中非进出口总额为2218. 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 5% 。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1061. 5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增长14. 4% ; 自非洲进口1157. 4亿美元,下降1. 5% ,贸易逆差95. 9亿美元,逆差额下降61%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洲的国际直接投资从无到有,2014年中国对非洲的国际直接投资存量超过250亿美元。

(三)公共外交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重要性

1.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也愈加重要。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愈加密切。2014年,中国出境游客超过1亿人,其中有3% 前往非洲。民众间国际交往的程度远超政府间交往。

2. 公共外交是促进非洲全面和深入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非洲国家与中国民间之间的相互了解基本上源自于大众媒体,但是西方传统媒体对于中非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据实以报,常有歪曲事实的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非双方加强公共外交、扭转局面就显得更加具有必要性。

3. 中非之间的公共外交有助于营造有利于中国和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社会舆论内环境。一国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取决于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也会受制于国际环境。建立有利于中非双方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依靠公共外交的力量。

四、在中非经贸关系中有效开展公共外交

有效开展中非公共外交需要从政府层面和公众层面两方面入手。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除承担政府外交的职责外,还应该广泛开展公共外交教育,使公众树立公共外交意识。就公众层面而言,凡是有机会进行或是参与中非国际交往的机构、组织或个人都应具有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参与中非公共外交的专门项目或活动,但也应在国内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尽一己之力创造良好的外交环境。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入境游客,中国民众表现出东道国应有的气度与品行尤为重要。

中国民间参与公共外交的中坚力量是企业。由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一些非洲评论家对于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有批评之词,如中国公司对环境和安全标准关注极少,中国企业带去本国劳动力而不是雇佣非洲劳动力, 非洲生产商面临低价中国进口商品的激烈竞争,担忧中国企业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会引起当地贸易部门的腐败等。在这样的环境下,中方在非企业应该在更加尊重当地的文化与习俗。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是各方面相互理解的基础。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是新型公共外交的灵魂所在,它超越了具体的事件与议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心中是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基础。

公共外交以人际交往、媒体传播、文化交流和语言艺术等方式广泛展开,不仅服务于本国利益,也是推动中非交流的主要动力之一。通过文化交流开展公共外交,不仅有利于非洲各国进一步了解中国,也可以在中非之间构建公众广泛深度参与的跨文化交流平台。

五、中非经贸关系中公共外交的发展前景

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非之间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2015年2月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张明在非盟总部接受采访时说道,中国的发展和非洲的发展相互之间的对接度很高,这为双方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中非合作新的着力点,例如控制埃博拉疫情,不仅是非洲面临的一个新挑战,更是世界人民所面临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向西非国家及时提供了粮食、药品、物资和实验室等必要的援助,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2014年, 我国对非洲出口额增长14. 4% ,在与各大洲的贸易额中增长最快,显著高于外贸出口总额6. 1% 的增幅。近年来,中非贸易逐步从传统贸易领域扩展到现代服务贸易领域,其内容涉及金融、商务、运输、传播、教育、销售、社会服务等领域,中非贸易结构得到了优化,中非贸易水平不断提高。

随着非洲政局的逐步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中国在非洲的建筑和工程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工程量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应借助中国企业在援建项目中储备的丰富经验,推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公共外交发展。

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具有旅游先天优势,是中非服务贸易新的增长点。近年来非洲旅游业正在把目光转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赴非旅游人数见长,非洲赴中国旅游人数也保持增长势头。与此同时,很多中国企业抓住非洲旅游业的商机,到非洲开设旅馆和餐馆,提供旅游服务等。在此过程中可以较好地开展公共外交的第三种形式,即A国民众→B国民众,通过这种交流形式加深中非双方民间交流和相互了解。

中非教育合作形式和参与主体区域多元化,各类培训不只在高校、科研院所等展开,企业和民间组织也承担了中非合作人力资源开发项目。孔子学院在非洲大地上传播中华文化是中非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结语

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作为第一轨道外交的辅助,公共外交更加注重两国或多国之间民间与官方的交流,在消除贸易摩擦的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为进一步加强中菲双方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与经贸往来, 开展公共外交将成为首要选择。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中非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同时,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其根源在于中非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与传统外交相比,公共外交更有助于加深双方民间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因此在中非经贸往来中合理运用公共外交手段显得尤为必要。介绍了公共外交理论及公共外交在中非经贸关系中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如何在中非经贸关系中有效开展公共外交,并对其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中非经贸关系,公共外交,发展战略

外交战略关系 篇2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本文就是对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和外交战略做一些简单分析。

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基本态势

(一)影响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不稳定因素增多。近年来,部分地区热点问题呈现出缓和趋势,但局部问题凸显,高危因素和敏感因素增多。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落实第二阶段行动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朝鲜向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提交了核申报清单,炸毁其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重新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宁边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朝韩关系转冷,朝鲜半岛呈现紧张态势,双方经济合作受挫,军事形成对峙。伊朗核问题僵局难破,伊朗依然在从事铀浓缩活动,加快铀浓缩进度。美国伊朗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摩擦。双方还在同一天于海湾地区进行了互相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随着金融危机后续效应释放,亚洲国家经济风险突出,韩国、印尼、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已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泰国民主制弊端进一步暴露,政局稳后有乱,一年内两届政府下台,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持续数月,曼谷国际机场被示威者占领,造成数千旅客滞留,泰经济受到重创。尼泊尔建立共和制后国内局势仍不太平,忠于国王的势力依然存在,联合政府困难重重。

(二)大国关系稳中有变,斗争因素不断增加。中国与大国关系继续保持稳定。中美之间沟通渠道畅通,双方元首已多次会晤,战略经济对话也是多次举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的“入联公投”。中俄关系保持平稳高位发展,在汶川地震、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奥运等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事件中,俄均给予了大力支持。中俄在黑瞎子岛举行了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至此,两国边界线全部确定。在能源合作方面,中石油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将在俄远东原油管道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共同建设和运营从斯科沃罗季诺经中国边境城市漠河到大庆的中俄原油管道。中澳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密切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在政策对话、扩展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开发清洁能源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美国仍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防范两面下注,继续在台湾问题、涉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倚重增加,新加坡与美签订了新的军事协定,韩新任总统李明博在战略上力争强化韩美同盟关系。俄美在反导和北约东扩问题上矛盾突出,俄的战略空间受到美国的挤压,被迫绝地反击。总之,今后一段时期,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斗争也会不断增加。

(三)军事竞争日趋激烈,部分热点问题继续升温。近年来,中国周边军事竞争更加复杂尖锐,日趋激烈。美国加速了在东欧地区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的工作,在捷克和波兰建立了反导基地。美国继续推动武器研究和更新,还计划组建“全球打击司令部”,专门负责对洲际导弹和核导弹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为了应对美国部署全球反导系统,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取消裁撤驻科泽利斯克的导弹部队三个团的计划,在俄西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以应对美新的反导设施实施电子压制。俄海军也将参与有关计划,除了试射导弹以外,俄还在乌拉尔、太平洋、波罗的海、地中海等地相继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在近15年来首次在大西洋举行军演,向西方展示自己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大国在外空领域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和俄罗斯再次在日内瓦共同向裁军谈判全体会议为防止外空军事化进行了努力,但美国仍是强烈反对。美国不顾其它国家的担忧和反对,发射导弹摧毁其一颗间谍卫星。各国担心美国此举是测试其新型外空武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将外空用于防卫目的的《宇宙基本法》,标志着日本对宇宙开发一直奉行的“非军事”原则已开始松动。同时日本内阁还成立了宇宙开发战略总部。

(四)三股势力威胁继续上升,中国反恐怖形势严峻。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恐怖活动活跃,反恐形势日趋严峻。新疆云南等地多次出现暴恐事件

二、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概述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原则,不失灵活,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方针加强与世界各国及周边各国的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主张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对各种挑战,充分发挥中国的外交优势,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日益被公认为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稳定和发展了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和团结协作,取得了全方位的外交成果。我国与世界各大国关系基本面保持稳定,各领域互利合作持续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发表了《中俄元首北京会晤联合公报》,中俄边界问题已全部解决。中印边界第13次谈判已经举行,中印边界谈判进入实质性前行阶段。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领导人以及各部门、各阶层会晤和磋商频繁,共同推动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继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渐入佳境”,中国与东盟现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我国与新兴国家关系更加密切,协调合作不断深入和拓宽,协商机制日趋健全,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事关我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等问题上,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原则,又在具体问题上体现灵活精神,坚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粉碎了“藏独”势力制造国家分裂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图谋,对一些西方国家借西藏、人权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抓住机遇,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两岸交流与合作稳步展开,逐步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发挥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参加有关重大事务的地区和全球性国际会议和对话,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主张和倡议。近年来,中国还积极参与了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等热点问题的解决,积极参与了国际反恐斗争和国际维和行动。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有近两千官兵在联合国9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部执行任务。对气候变化、环保、能源安全、国际救灾、公共卫生等一系列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中国都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并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推动有关问题的改善和解决。

(五)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连续遭受严重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全民动员大力救灾,一方面克服困难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特奥会,随后又成功主办了第七届亚欧峰会,既展现出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也反映出中国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强有力的组织与工作能力。我国在救灾、举办奥运会和亚欧峰会的卓越表现,受到了世界众口一致的积极评价和热烈赞赏。这些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的外交战略 篇3

在邓小平的外交政策指示下，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路线，一直都被外界解读为一种低调的外交政策，其重心则放在“韬光养晦”上。然而，随着中国开始向往大国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路线已蜕变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身价值观与国际社会那些价值观之间产生的冲突似乎变得更加频繁了。

回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变化，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一转型。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重新上台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意识到了中国的国力远远落后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种构建其国家实力的外交路线，从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引入了资本及技术，且高度重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国际环境。在此期间中国试图采取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一以开放为主的外交取向一直延伸至上世纪90年代。

在1996年前后，中国也开始发展“伙伴外交”，先后与俄罗斯、美国、日本这些大国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说明中国认识到了“一超多强”的现实，正试图增加其国家实力，并同时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在周边国家中努力开拓开展外交活动的空间，并试图以一种要促进世界的多极化的看法行使其外交影响力。

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外交战略中的“负责任的大国”路线开始浮上台面。中国的自信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提升，中国意识到，它在当下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为了反制盛行一时的“中国威胁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概念。这些概念包含着中国应该着眼于建立更合适的世界秩序，而非仅仅在既有国际秩序中扮演既定角色的想法。随着中国身为大国的国际地位变得愈加巩固，冷战之后用以形容全球权力结构的用语“一超多极”逐渐被废弃。

中国在这个时期开始更加积极地与周边国家打交道，在三个地区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发展：在中亚，之前成立的上海五国组织已在2001年扩大为上海合作组织。在东南亚，中国特别关注其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正积极塑造东亚的地区结构。在朝鲜半岛，始于2003年8月的六方会谈，中国是主席国。自2006年左右以来，中国已把其国家主权及国家安全加入到了外交政策的表述中。

这些变化与“中国正日益充实其国家实力”这一事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也与中国正透过其外交政策寻求达成的价值观的范围不断扩大、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参与者更具多样性，以及在新环境中协调外交政策变得日益困难有关。

外交战略关系 篇4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

在当今世界流行的国家关系理论中, “大国”是被当作客观现实来承认的。弗兰克西蒙兹与布鲁根斯埃米尼曾说过:“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 因为大国之间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关系经常有着不适当甚至是决定性影响。”肯尼思沃尔旌认为:“只要大国是主要行为主体, 国际政治的结构就会根据此来定义。”虽然现今世界中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在发挥其重要作用, 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仍不没改变, 其中, 大国更是影响世界局势的更主要因素。

一、当前大国关系战略环境与态势

2008金融危机已过去六年, 国际关系局势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迁, 并为未来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在此番旧有国际格局崩坏而新格局尚未完全成型的过渡时期, 国际关系总体而言将在某种意义上出现“权力真空”状态。当今的国际格局可以放一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方面是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现普遍进入发展瓶颈期, 新兴国家在群体性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际地位的日益凸显, 使之成为后危机时代中不可不谈的话题。

(一) 传统列强的困境

当今世界中, 不论是从综合国力的比较, 还是从国际机制的制定权以及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分析, 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 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处于“超强”的地位。但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趋势发展, 美国向独霸世界的企图已不可能实现, 但奥巴马上台之后, 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内政以及外交的“变革”, 一直努力维护“美国世界第一”的国际地位。

而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一些传统力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挫伤, 并且国家内部还存在一些长期困扰, 比如生产效率下降、人口结构老化等。欧洲国家的发展瓶颈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欧盟的快速扩张, 另一个是欧洲传统的高福利政策。日本是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之后虽然经济有所发展, 但现如今又进入发展困境, 这是由于整体创新力的缺乏, 产业政策弱化, 等因素造成的。

欧盟和日本一直在力图扭转“失势”的局面, 希望能够加快各自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 推进区域的整合与跨区域的合作, 争取在接下来的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可利用的优势, 进而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恢复其传统的影响力。

(二) 新兴国家崛起

所谓“新兴国家”实际上是用两个维度来界定的, 一方面是从综合实力上判定, 国家的综合实力要得到快速的发展, 并在其所在的地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与带动力;另一方面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这些国家必须是非传统发达国家, 但是他们一定要具有重塑或改良现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期望。真正能够代表新兴国家这一集体的, 并再往后的发展中, 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将会是“金砖四国” (注:此项不包括南非) 。

总之, 未来5一10年内, “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不会发生彻底变化, 国际力量的“多极化”和“均衡化”的基本态势也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下去, 但多极化的步伐会进一步加速, 多个国家之间相对优势地位的竞争将成为国际发展走向中的重要内容。

二、中国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战略思考

(一) 中美关系仍然是重中之重, 只有合作才是唯一选择

中美两国被外界认为是可以“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两个国家, 所以中美关系未来的方向是紧张或是缓和, 不仅关系着的两个国家的发展, 更会因此影响整个国际格局。共同发展、平等互利、共担责任、开放包容, 这是未来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要坚持的一贯原则。

若向中美之间建立稳定的战略关系, 就必须建立有效的、长期的机制化交流沟通, 但是中美两国都必须针对两国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矛盾与摩擦进行及时地、有效地进行沟通与磋商, 进而保证双边关系的顺利运行。

中美双方都急需进行更深程度的交流, 尤其在较为敏感的军事防务领域。笔者认为, 在以后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最可依赖的路径是双方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事务性合作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 (Functional Partnership) , 然后再从两国之间的大规模与多层面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种针对中国、美国两个世界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因此, 机制化的沟通将是所有合作的开端与前提基础。

(二) 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调整

近些年来, 国际社会中对软实力发展与全球性议题的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我们国家的外交对策有了一定的影响, 但我国外交政策有一些一贯原则:“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在后危机时代, 我们可以以与俄罗斯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作为改善整体外交环境的切入点, 目前就单个国家而言, 俄罗斯、巴西、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都是中国, 牢固的经济互补为我们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再进一步推动我们与其在战略上以及高政治领域内的协调, 努力发展成为战略伙伴。

(三) 重视中国周边外交

我们的传统外交政策中, 对周边外交过于轻视, 现如今要努力弥补周边外交这一空缺。我国的邻国多而杂, 经济发展状况不一, 国力参差不齐, 但对于我国来说, 这是一笔巨大的外交财富, 要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我们应该以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 积极应对来自周边国家的敌视或嫉妒, 切实带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 从而展现出实实在在的大国姿态与大国形象。我们要灵活对待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双边关系上的有意挑衅行为, 随机应变, 主动把矛盾控制在比较温和的范围内, 但也不能软弱求全, 要有所作为, 同时我们要主动地尽早地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现有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金灿荣, 段皓文.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格局与新动向[J].湖北大学学报, 2013年第1期.

[2]陈东晓.国际安全格局的演变及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机遇和挑战[J].国际问题研究, 2010年第6期.

[3]宫玉涛.“9·11”事件以来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J].学术探索, 2008年第2期.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及其战略挑战 篇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恪守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来，国际格局风云变幻，中国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不断调整，然而，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基本立足点没有变，中国外交“和”的理念没有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基石。首先，形成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观。其次，形成了“全方位外交”的外交战略。中国外交的新战略被定义为四大块：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再次，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最后，构建了“和谐世界”理论。“和谐世界”，就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实现文明对话”。第一，经济领域的发展的危机

对外经济依赖越，经济的脆弱性就越大。海盗猖獗，没有国家敢于治理 ；原来所依赖的能源短缺，如我国从石油出口国变成石油进口国，科学发展观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能再靠现有的资源来维系经济的增长。过去中国经济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进口有保障，未来这个路是越来越窄了，越来越走不通了，只有靠新能源、新材料、新结构，比如靠原子能、核能、太阳能、风能，甚至是潮汐能等

第二，在安全领域中的安全难题

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国土概念和新的邻国数目概念，以更好地来捍卫我们的权益。现在，中国有12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中960万平方公里为陆地面积，300万平方公里是海洋国土，我们的邻国数量也不一样了，过去由于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国，中国邻国主要是指各个接壤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朝鲜、印度、越南等边界靠在一起的国家有14个。现在这个说法不全面了，因为有一个非接壤邻国的概念，韩国、日本就是例子。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面对的主权纠纷也格外错综复杂，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个，所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 第三，国际领域中的国际压力

均衡发展：外交的总体战略 篇6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关键词之一是均衡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强调速度，而且强调发展的质量。这种均衡发展的总体战略对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影响是比较积极的。因为如果过于强调速度对外交有两个不利，第一是发展势头太猛，容易给人一种挑战性的感觉；第二会给别人走路不稳的感觉。而均衡发展是把速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是那么咄咄逼人。如果均衡发展做得好，国内弱势群体的待遇有所提高，那么在国际社会人权方面受别人指责的情况也会少一点。长期来讲这种均衡发展观对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有利的。

学习与心态变化的产物

在外交上体现以人为本确实是比较新颖的提法，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这种大背景，又有一些技术性因素。

首先它是学习过程的产物。近年外交部有许多干部在国外工作、学习，加之中国社会也更加开放，学界与决策界的交流增加，自然有一些信息流动和新观念的输入。基于这样的基础，决策者和外交界人士的个人能力增强了，对国内外形势的了解加强了，心态比过去平和了。这种新思维的出现是２０多年交流、开放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学习的产物。

二是心态变化的产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人们对国家的信心加强了，每个部门对自己的能力和信心也随之加强了。自信心的增强使外交官愿意进行交流，愿意增加外交的透明度，愿意对外界做出反应，也愿意对社会的合理需求做出反应。

外交工作对象扩大了

政府报告中有三个部分和我们的外交是间接相关的。一是经济发展战略中有一部分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中专门提到要走出去，这对我们的外交是有影响的，尽管它是国内发展战略的一部分。“走出去”战略对外交的长期影响表现在：深化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在外部世界的利益扩大了，在未来我们外交工作需要保护的对象也扩大了。与此同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放心程度会增大，因为中国在外部的抵押物增多了，卷入程度增加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制度化联系更加牢固。目前，中国外交的核心动向是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如果只限于政策宣示层面别人是不相信的，但如果有资本和英美资本在一起进行交易，这种宣示的可信度就增加了。

另外国防政策也可能会对外交工作产生影响。中国需要加强国防，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困难非常大，特别是台湾问题。如果国防建设低于两位数的增长，其威慑力就会下降。我们在谈论和平崛起的同时，并没有排除在关键问题上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两者是不矛盾的。

第三是两岸统一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总体的态度坚决但比较低调。现在中央政府在两岸问题上比过去更加自信，对形势的把握也比以前更加准确了。

目标与现实的矛盾

我们还处在新型公众外交的初期阶段，要做得比较好，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一是历史进程决定的，在这方面我们是初学者。二是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人均ＧＤＰ刚刚突破１０００美元，日本在１９６５年就突破了这个水平。如果我们人均ＧＤＰ能达到一万美元，我们的做法会比现在潇洒得多。另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限制因素，就是这种新型外交本质上讲是比较自由主义的，符合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潮流，但同时，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比如台湾问题。碰到这些问题时可能还需要运用相对现实主义的手段加以解决。这里面存在着目标和现实的矛盾问题。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李肇星外长在回答韩国记者提问时强调，“我们要依法办事、以人为本，在国内如此，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也是如此。”这里除了以人为本，还说到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外交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新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确实越来越讲究法治原则，注意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

外交决策过程将更加复杂化

从外交史的角度看，公众外交真正开始于上世纪初美国总统威尔逊时代。公众外交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公众有权利在涉及自己利益的外交问题上发言，而在公众参与的条件下国家利益也确实能得到更好地表达。但是，外交实践也告诉我们，公众外交也是有其负面影响的。由于信息不完全，公众在外交问题上一般都比较情绪化，视野比较狭窄；在某些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操纵公众，等等。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谈外交进步的同时还要回到它的本质：外交本质上是精英政治。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必须有公众外交，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就会有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外交的决策过程更加复杂化。

在存在公众外交的国家，外交部门要有两个面向。一方面，要面向国际，要发挥一切才智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要面向国内，争取国内公众和其他政府部门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外交战略关系 篇7

新中国成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禁运、武力封锁、经济制裁等方式威胁着新中国的生存。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援, 新中国外交就是如此起步。

对于新中国最基本的外交策略,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提出来, 即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国在建国之初就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是十分正确的, “一边倒”可以依靠苏联的力量抗击美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 很好地巩固了国家新生政权。但是在“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将中国仅仅拘束在苏阵营中。“1953年底, 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 周恩来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随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友好关系, 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破裂, 在国际上面临着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威胁。此时中国外交实际上既反美又反苏, 并在1962年、1964年分别爆发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冲突等热战。在1963年, 时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访了亚非13国, 提出了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广交了一批“穷朋友”, 并为我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打下基础。

随着冷战的发展与我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我国不断推进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 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公报》, 随后即与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 1978年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另一方面的是, 中苏矛盾不断加深并愈发不可修复, 我国在1979年与苏联支持下的越南爆发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维护了国家安全。

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扩张势头开始减弱, 我国也不再像70年代那样面临着苏联极强的威胁。邓小平复出后, 我国外交战略开始调整。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我国调整后的外交战略已经露出轮廓———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定下了我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90年代苏联解体, 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迫切的需要调整外交战略。在邓小平时代所提出的外交战略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外交战略目标之一, 并保持指导方针不变。

虽然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战略总体上是成功而富有成果的, 但我国外交总是被动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外交战略发生明显转变是在2000年左右, 从被动更多地转向主动。

二、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

我国虽然在2001年加入了WTO, 但十五年的谈判却十分艰辛曲折, 被迫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在2000年前后, 我国主动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上海合作组织, 可以看出我国外交的巨大进步与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新世纪伊始, 我国外交战略逐渐由韬光养晦转为有所作为, 但韬光养晦仍是主导。

我国外交战略真正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的是在2010年前后。我国海洋领土争端已经困扰我国数十年, 在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下, 我国在外交上更多的是“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做法处理海洋领土争端。但在最新一轮海洋领土角力之中, 我国的外交战略明显发生了转变。

(一) 南海黄岩岛争端

2012年南海领土争端到了一个高发期。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 去除岛上有关中国的标志, 申请国际仲裁, 给黄岩岛改名……黄岩岛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来, 菲律宾不断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 制造事端激化事态。但是菲律宾等来的不是我国以往惯常的冷处理, 而是等来了我国外交部就黄岩岛事件向菲方提出的前所未有的严正交涉, 2012年5月7日,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约见菲律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蔡福炯时称“中方做好应对菲方扩大事态各种准备”, 并呼吁菲方“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 不要不计后果地推动黄岩岛事态升级”。这是自黄岩岛事件发生以来第三次对菲利宾做出的表态, 措辞之严厉、表态之明确超过前两次。同时, 国防部长梁光烈“军方的行动要根据国家外交的需要”。此番对外举动, 与曾经之乎者也的乏味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对于黄岩岛事件我国外交发言言辞柔中带刚, 领土争端立场明确, 并且有所言既有所为, 为维护我国周边环境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外交手段, 中国也在经济上通过限制菲律宾农产品入境、呼吁国人暂停到菲律宾旅游等方式狠狠地敲打了菲律宾, 使得菲律宾不得不基于我国强大的外交经济压力而缓和下来, 黄岩岛事件的媒体舆论也偃旗息鼓。但是, 舆论停息了并不代表我国的国家力量退出黄岩岛。通过我国国家海监、渔政等部门的努力, 黄岩岛已在我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这已被菲律宾官方所承认。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海洋领土争端更多地转向积极作为, 利用外交手段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南海宵小对我国领土的掠夺, 并在合适的时机夺回控制权, 这样的处理是非常明智而恰当的。

(二) 钓鱼岛事件

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来已久,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 使得钓鱼岛在2012年显得更不平静。针对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购岛”动作, 我国政府作出了严正声明:“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 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遗憾的是, 日本并没有正确看待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 仍然一意孤行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2012年9月10日, 日本政府正式“购岛”, 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 并在随后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洋环境预报, 组织中国海监开展钓鱼岛领海基线巡航, 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对峙。为了配合海监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 我国政府于9月16日决定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 主张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 从中国领海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这份大陆架划界案是对日本一系列“购岛”动作的强有力回击。

2012年12月13日, 我国组织海监编队及飞机队钓鱼岛领海内进行海空联合维权巡航行动, 日本政府迅速起飞F-15J战斗机进行拦截, 并且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在2013年1月15日首次明确表示, 如果中方飞机进入钓鱼岛“日本领空”, 且警告无果, 日方将可向中方飞机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面对日本政府如此狂妄的挑衅, 我国政府回以更猛烈的回击, 2013年2月18日, “中国海监50”等3艘船组成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 最近距离钓鱼岛0.8海里。

面对日本政府窃取我国神圣领土的无耻行为, 我国政府利用外交手段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 控制事态发展, 防止事态过度升级, 避免中日擦枪走火。同时我国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公然否定二战后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行径, 通过占领国际道德的制高点, 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除了外交手段, 我国海上执法维权机构在钓鱼岛海域不断组织维权巡航, 以已成事实的对峙状态迫使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 达到我国政府所希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总之, 我国在这次钓鱼岛“购岛”风波中, 外交言辞强硬、折冲樽俎, 通过巡航、公布领海基线、发布天气预报等积极作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 一改我国以往只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上的尴尬局面, 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国民的爱国热情。这是日本政府始料不及的。

(三) 朝核问题

朝鲜半岛是东亚的火药桶, 随时有引爆的可能, 而朝鲜核问题更是整个火药桶的导火索。朝鲜分别在06年、09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在2013年2月12日,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强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不明朗。中国作为朝鲜的陆上邻国和传统盟友, 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态度却与之前十分不同。依照惯例, 中国对此发表了第三次的声明。而这第三次声明对照前两次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即在最后一段“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删除了前两次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将继续不懈地为此做出努力”。可见我国已经彻底放弃将朝鲜拉回六方会谈的圆桌上来。面对不断升级的朝核危机和变动的地缘政治, 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就在核试验当天, 外交部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 就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提出严正交涉。如此迅速的召见, 实属罕见。

2013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 一致表决通过新的决议, 对朝鲜近期第三次进行核试验之举予以严词谴责, 并出台新的制裁举措, 以进一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 及其核扩散能力。面对国际社会如此严厉的制裁, 朝鲜更是悍然废除《朝鲜停战协议》, 切断韩朝直线电话等板门店联络渠道。如何解决朝核问题, 将考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国的外交智慧和能力。

三、总结及对未来我国外交战略的展望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在二十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欠账太多, 必须奋起直追。韬光养晦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到了二十一世纪, 我国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无可阻挡, 并且我国海外的利益已经深深融入到经济命脉之中, 以韬光养晦为主导的外交战略可能已经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由韬光养晦转为积极作为迫在眉睫。

军事实力是外交的后盾, 积极作为的外交战略需要我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2008年我国海军开赴亚丁湾进行护航, 2012年我国首艘航母公开亮相等正式我国军事实力快速上升的表现, 我国以积极作为主导的外交战略是具有经济与军事双重基础的。

美国在2012年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 我国在未来十年面对的国际环境将会更加恶劣。面对各种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 我国绝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再退让。在南海领土问题上, 我国更多会采取“黄岩岛模式”, 通过外交上的施压、高压政策以及经济上的打压, 迫使南海宵小放弃对我国海洋领土的侵占。对于那些顽固的流氓国家, 我国应坚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 通过经济、军事渗透等手段, 获得对岛屿的实际控制。在东海与日本的纠纷中, 外交上要控制好事态升级, 保持大局上的对峙状态, 避免擦枪走火, 当我国综合实力到了完全超越日本的时候, 东海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保护海外利益上, 我国应坚持海军的护航行动, 并尽量争取在印度洋获得一个港口作为海军的补给基地。在陆地上我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如上海合作组织, 稳定我国边境地区, 打通我国到中东的陆上能源生命线。同时对朝鲜施以适度的压力, 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 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六十四年,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年轻的共和国的外交之路也是风雨兼程。回顾我国外交六十年, 无论是其中的辉煌还是失策, 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思的。没有过往一步一步踏实的脚印, 就没有今天我国外交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简略回顾我国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历程, 并着重以黄岩岛、钓鱼岛以及朝核问题三个例子分析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最后简单分析我国未来的外交战略。

关键词：外交发言,黄岩岛,钓鱼岛,朝核问题,战略

参考文献

[1]张蕴玲:《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003页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 第242页

科技外交应纳入国家外交战略 篇8

所谓“科技外交”, 指以主权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门、科技部门以及专门机构 (如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和企业等为主体, 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 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而开展的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等的多边或双边科技合作与交流, 包括谈判、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建立研究机构等众多方式。

科技外交已成为西方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今天, 科技外交在国家外交体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科技外交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外交水平的重要标志。为发展科技外交, 各国政府都做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近几年来, 美国在许多外交领域也频频打出科技牌。美国国务院199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明确提出, 科技发展已经处于外交斗争的最前沿, 科技与外交的关系正由“为了外交的科技”转变为“为了科技的外交”。2000年5月, 美国国务院又发布了三份重要文件, 明确将重视科技外交作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据初步统计, 到目前为止, 美国仅联邦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就与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近900个科技外交方面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等。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他国签署的科技外交协议更是无法统计。

2007年初,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研究院洛德教授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人类进入科学外交新时代”的文章。该文称:“科学外交在美国过去50年的外交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冷战时期, 科学机构的发展和美苏两国之间的科学交流, 成为联系两大敌对阵营的重要纽带。30年前, 中美之间密切的科学交流为两国关系全面深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近几年来, 美国与印度、埃及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科学交流成为双边友好关系的标志……如在防止核扩散、外太空利用、人口增长、充足且安全的食物供给、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以及能源等问题的讨论中, 科技和卫生因素担当了重要角色。”

欧盟迄今已与4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国际科技合作协议。对于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 欧盟制定了层次清晰、目标各异的科技合作政策。近年来, 英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科技外交, 加强了科技外交网络的建设, 并充实了科技外交官队伍。2001年前, 英国仅在10个国家设有11个科技外交官职位。截至2005年底, 英国科技外交网络已经迅速扩大到30个国家, 科技外交官达到50人。

科技外交成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手段

当前, 人类社会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环境恶化、食品安全、传染病蔓延、贫富差距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无论范围、规模, 还是投入和复杂性, 都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的能力, 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只有通过提高人类整体的科技能力, 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严峻挑战。近些年来, 世界许多地区暴发的禽流感疫情, 正是各国通过在此领域内的科技外交, 积极开展科技合作与交流, 使疫情得到了及时控制。

如今, 科技外交已成为涵盖众多要素的集合, 包括气候、能源、生物等。这些要素及其所处的地位随着科技发展而不断变化, 因而科技外交的重点也随之变化。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既能推动社会进步, 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例如,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 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等产生了一系列潜在的不利影响, 尤其是当人类不能确保正确合理操作和运用这项技术时, 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再如, 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向, 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更是天然占据强势地位, 使得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落后国家在主权、文化、科技等方面不断受到侵蚀, 给人类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埋下了隐患。要利用好这把双刃剑, 显然也离不开科技外交这一重要手段, 通过国际社会在科技领域建立的各类规范和约束, 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科学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

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已变得息息相关, 全球性问题还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产生政治危机, 甚至诱发国际争端, 因而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例如, 近些年来, 西方国家借气候变化议题在国际环境领域争取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沦为发达国家围攻、遏制的对象, 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因此, 通过科技外交, 实现人类社会在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等高技术的整体突破, 以及通过科技外援, 切实提高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 从根本上推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 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为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我国科技外交的形势与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凸显了党对科技工作在国家发展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然而, 经调研发现, 我国科技工作与外交工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结合得还不够紧密, 科技外交尚未成为我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科技外交的力量依然比较薄弱, 同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国际形势。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加大对我国科技遏制的力度, 包括:强化对我国的出口管制, 控制对我国的技术外援;监控我国海外科技人员;妨碍我国重大科技计划的顺利实施;滥用知识产权, 压制我国科技产业发展;恶意并购重要科技型企业, 遏制我国企业自主创新, 等等。为应对这一系列的挑战, 我国已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 通过提高自主科技创新能力, 改变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被动地位。

近年来中国外交本着“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战略, 依据“睦邻、富邻、安邻”的“三邻”周边政策, 稳定周边、立足亚太、放眼世界, 也为全方位开展科技外交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科技外交业已取得很大成绩。截至目前, 我国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科技交流与合作, 与9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2份政府间科技和经济技术协定。中国科技部已经向46个国家和66个驻外机构派驻了137名科技外交官, 并在联合国系统的30多个有关科技机构中取得了席位, 中国参加的国际科技学术组织也有1000多个。然而, 我们也应看到, 我国的科技外交体系仍存在很多问题, 主要包括:

科技外交还没有纳入国家外交战略, 对科技外交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不够。主要表现为:科技部尚未成为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仍缺乏系统全面的科技外交战略研究;科技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 导致对外行动不够一致;在国际科技合作中, 缺乏相应的经费配套政策和项目评估体系, 技术引进重复。这些问题都将最终影响到科技外交的成效。

科技外交的领域和对象不合理。大多数科技合作交流项目尚处在被动受援状态, 如大量项目集中在资源、环境、生态、生物多样性等需要借助中国资源特色的研究领域, 而对于我国急需的项目, 特别是涉及高技术的项目, 发达国家的合作方为防止中方获得先进技术, 不愿单方资助, 中方又缺乏资金渠道来独立开展研究, 因而得不到立项。而且, 一直以来, 我国科技外交的重点是欧美日发达国家, 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人员待遇都远远高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外交则较多停留在传统的“援助”概念上, 双方的科技界之间缺乏互相了解, 中国科技人员也很少愿意去发展中国家从事合作。

对外科技援助的形式相对单一。科技援助是科技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达国家很早就意识到资源、能源等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通过开展对外援助, 获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能源, 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由于科技援助工作尚处于初期阶段, 目前仍主要是采取技术合作与交流、实物捐赠等相对单一的科技援助形式。

在塑造中国科技发展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够。目前, 国际社会上有不少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负面新闻, 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国家利用世界不了解中国这一点歪曲事实, 毁坏我国的国际形象, 干扰中国科技计划的实施, 企图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制造障碍。例如, 将中国个别科技人员造假的现象歪曲为普遍现象, 怀疑中国到国外留学、访问、考察的科技人员为技术间谍或工业间谍等。此外, 我国科技界在国际科技组织中的影响力还不够。例如, 全世界目前共有与科技有关的国际组织96个, 我国参加了其中的51个, 但是至今仅有600多名中国科学家曾在国际组织中任职, 且仅在少数的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过领导层职务, 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仍缺乏对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重视和总体战略安排。

从事科技外交人员的数量和布局有待调整。近些年来, 发达国家大都扩大了对科技外交组织和人事上的保障安排, 而我国目前驻国外大使馆的科技人员数量和分布还需要调整, 大部分科技外交官驻在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很少, 即使在近邻的广大东南亚地区, 也仅在新加坡和泰国各驻有一名科技外交官;驻外使馆科技处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 在非洲, 只在驻埃及和南非两个国家大使馆设有科技处。

关于加强我国科技外交工作的若干建议

国家科技发展的环境关系到科技外交的水平。良好的制度基础、完善的政策环境、健全的基础设施等是保证国家科技系统有效运行和提高科技外交能力的重要条件。因此,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科技外交工作, 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如下:

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科技外交, 尽快将科技外交纳入国家外交战略。在我国, 科技部是负责科技外交的政府主管部门, 应该也是我国外交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 要提高我国科技外交的战略地位, 政府应抓紧制定科技外交与总体外交的协调战略, 将科技外交纳入到外交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具体实施中, 科技部与外交部等部门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进而成立“联合办公室”, 通过有效整合科技和外交资源, 重塑跨部门协作机制, 达到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等的协调发展。

积极调整政府在科技外交中的作用, 把科技外交的理念贯彻到国际科技合作中。近年来, 国家首脑峰会大部分的议题都是和科技问题有关。因此, 在新的挑战下, 我国政府在国际科技合作中, 除了集中于制定战略、突破重点、改善环境和提供服务等方面外, 还要注意将科技外交的理念融入国际科技合作中, 使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在同国外开展合作时, 不仅要从科技交流的角度出发, 也要综合考虑是否有利于实现国际目标和国家利益, 为我国总体的外交战略服务。

不断扩大科技外交的领域和范围, 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向深度和广度扩展。我国要本着“平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遵从国际惯例”的原则, 促进我国在高技术、前沿技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 重视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吸收, 提高科技外交的质量;并结合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其他途径和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全方位的科技外交战略, 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国家在内的科技外交格局, 避免受到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牵制, 扭转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被动地位。

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积极创新科技援助的渠道和形式, 完善我国的科技援助体系。在以后的工作中, 要鼓励我国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走出去, 扩展包括先进适用技术的援助和转移、技术服务、培训技术人才、联合调查、建立联合实验室或联合研究中心、实物捐赠、协助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在内的科技援助体系:根据不同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特点, 在农业及农产品加工、新能源、信息通讯、医药及中医药、医疗器械、机械、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科技合作。

扩大科技外宣工作, 掌握国际科技话语权。我国科技部应联合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等部门, 通过国外媒体、国际会议和科技人员交流等方式对我国科技发展的成效和做法, 特别是对我国依靠科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消除贫困差距、保护环境、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科技援助等方面做出的成绩, 向国外进行大力宣传, 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 由科技部、外交部、人事部等共同组织、制定规划, 从国内外遴选中国籍的科学家和科技管理人员、科技外交人员, 支持他们参加重要的国际和区域科技计划和活动, 到重要国际组织任职, 竞争高级职位;鼓励在华举办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会;创造有利环境, 争取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在华建立总部或设立分部, 以增强国际科技话语权。

统筹部署和调整驻外大使馆的科技工作人员。我国应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 重新调整驻外使馆科技外交人员的布局, 增加派往发展中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大使馆中科技外交官的数量;并根据国际科技合作的不断深入, 在与我国有密切科技合作的国家增设科技处;同时与外交部展开联合培训, 提高我国外交人员的科技素养, 以增强整体的科技外交能力。

试论印度的大国外交战略 篇9

印度历届政府都雄心勃勃, 一心想走出南亚。冷战的结束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和美阿战争的爆发, 使印度的地缘战略地位得到了世界大国前所未有的重视, 更刺激了印度的民族自豪感,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这对印度大国地位的继续提升十分有利。为此, 印度决心加大推进大国战略的力度, 努力争当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

印度的大国战略目标具体包括:

1、控制南亚四邻, 杜绝外国势力介入。

无论从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 还是经济、军事势力, 印度凭借其独一无二的优势独大于南亚。作为南亚大国, 印度坚决杜绝克什米尔问题国际化, 抑制巴基斯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更使其他小国畏惧, 争取使南亚成为自己牢固把握的势力范围。

2、把持印度洋地区, 充当区域霸主。

为增加威慑力, 印度近年来大力发展海空军力量, 进军海洋, 在控制南亚各国基础上联合东南亚各国, 扩张国家活动范围, 争当亚太大国。

3、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或参与国际组织规则的制定。

近些年, 印度开始在重大国际活动中提出自己的主张, 独立发表自己的声音, 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提出印度在联合国应当有更大的发言权, 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想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 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彰显日益强大的力量。

二、印度大国外交的现状

近年来, 印度不断加大在外交领域的工作力度, 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均在加强, 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也在改善之中, 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明显加强。

印美关系大幅提升。2005年7月, 印度总理曼莫汗·辛格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双方签订了包括承认印度核国家地位的10余份文件, 使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印美领导人宣布, 两国已经完成“战略伙伴关系后续行动”的规定动作, 开始转型为“全球伙伴关系”。美方在印度继续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 宣布承认印度是“一个拥有先进核技术的负责任的国家”, 承诺将与印度“实现充分的核能合作和贸易”, 包括“向具有安全保障的塔拉普尔核反应堆提供核燃料供应”。包括国务卿赖斯在内的多位高官在不同场合均表示“美国将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的全球大国”。

印俄关系再现活力。印俄关系源自前苏联时期。冷战结束后, 印俄于1993年1月签署《俄印友好合作条约》, 又于2000年10月发表了《俄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宣言》。近几年, 双方之间的高层交往持续不断, 政治关系相当密切。2004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印度之行和2005年12月曼莫汗·辛格总理的俄罗斯之行, 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双方在国际关系的许多重要领域达成了共识。在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上, 俄罗斯再次重申印度是强有力的候选国;印度则认为, 俄罗斯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宣布支持俄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充分表明两国对对方关切的高度敏感。

印欧关系稳健发展。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印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伙伴。印度已经成功地与欧盟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与欧盟各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机制已经持续了10年。欧盟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相互投资正在日益增多。

印东 (盟) 关系不断密切。印度自1992年提出“东向政策”以来, 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呈现日渐密切的趋势。2003年, 印度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达成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成为了中国、日本和韩国一样与东盟进行地缘和战略互动的国家。2004年签订的《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 标志着印度与东盟的关系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2005年, 双方又签署《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为双边贸易投资增添了新的动力。

印日关系继续升温。进入21世纪以来, 印日关系开始由疏而近。2000年, 印度邀请日本首相森喜朗访印, 双方达成了恢复对印经济援助、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谅解。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 日本将印度列为官方发展援助最大的受援国 (2003年以前中国是最大的受援国) 。2005年日本对印官方发展援助增加7.5%, 总数达13亿美元, 相当于日本对外发展援助的18%, 主要集中在印度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2005年4月, 印度邀请日本首相小泉访印, 双方表示将大力推动“全球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 在改变亚洲战略力量结构和推动联合国改革中进行密切合作。

印中关系明显改善。进入新世纪以来, 印中关系不断升温, 两国的政治互信继续增强。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双边关系的气氛, 有效地促进了双方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关系。2005年4月, 曼莫汗·辛格总理邀请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印, 双方决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战略对话已经进行两轮, 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的会谈有所进展。经贸往来数量激增, 2005年已达186亿美元。

印巴关系继续缓和。印巴关系是印度外交最为沉重的历史包袱, 也是印度实现大国雄心的重大战略牵制。近几年来, 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思维定式, 开始以相对灵活的态度处理与自己“老对手”的关系。随着“板球外交”的展开, 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基本保持正常。双方同意“以认真的、有目的性的和前瞻性的方式探讨和平协商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两国高官进行的“对口对话”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多边场合外交活跃。近年来, 印度的多边外交活动日渐频繁。它与德国、日本、巴西一道组成的“四国集团”, 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受到广泛关注;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次会议上, 印度与中国、南非和巴西一道, 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大声呼吁, 为促进“多哈发展议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印度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口号, 即“印度无所不在”。这不仅是印度在重要的国际场合的一个口号, 而且是近年来印度外交的一个重要追求。

从目前情况看, 印度的外交战略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它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值得重视。人们有理由相信, 印度终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世瞩目的作用。

三、印度大国外交理念的缺陷

印度经济发展速度虽然迅速, 但总量不是十分突出, 综合国力不够强大。客观上印度短期内难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宝座, 亦被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排除在外, 在亚洲都还不是公认的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所以, 即使是在拥有核武器后, 其在国际交往中还是障碍重重, 这是印度难以接受和理解的。反思印度的大国外交政策, 我们也不难发现印度仍然缺乏大国外交目标的坚定信心, 缺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与时代主题的和谐, 也缺乏大国外交的灵活性。

总之, 印度在新世纪里冲刺世界大国既恰逢机遇又面临挑战, 可以说任重而道远。而刻意追求大国目标的外交战略从理念到实践都有着很大的缺陷与不足, 这些制约性的因素是需要耐心反省和努力克服的。

摘要：印度一直钟情于自己民族长久以来的大国梦。为此, 印度的外交战略必须服务于作为整体目标的大国战略。近年来, 印度在加速实施大国战略过程中极力推行大国外交政策, 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关键词：印度,大国外交,战略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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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傅小强.印度想冲出南亚[N].环球时报, 2001-09-07 (6) .

外交战略关系 篇10

中拉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都获发展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新兴力量。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拉双方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题,共同努力推动中拉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首先,中拉官方外交发展迅速。中拉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多边协作不断加强。双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习近平主席开创了中国国家主席就任第一年即访问拉美和加勒比的先例,于5月底6月初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多同加勒比8个建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20国集团领导人圣彼得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分别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总统举行会晤。李源潮副主席访问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安巴、苏里南、多米尼克等拉美和加勒比8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别访华。中拉领导人就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中拉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拉就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加强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其次,中拉经贸交流方面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利益融合不断深化。面对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中拉深挖合作潜力,创新合作模式,努力推动共同发展。中拉贸易额逆势而上,过去三年保持年均增幅30%以上,2012年达261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8%。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是全球对华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中国同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并顺利实施自贸协定,同哥伦比亚启动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对中拉开展自贸区建设产生良好示范作用。同时,中拉投资合作日趋活跃。近三年,吉利、力帆、联想等中国企业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设厂,中建集团在巴哈马兴建大型海岛度假村,中委合资广东揭阳炼厂正式开工建设。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682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产、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中拉在金融、高科技等领域形成一批新的重大合作项目,中国同巴西、阿根廷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卫星合作不断推进。

第三,中拉人文交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走向深入。中拉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地方政府、民间团体、新闻媒体、学术交往不断扩大。中国已在14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开设了32所孔子学院和10个孔子课堂,在墨西哥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中方自2012年起5年内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5000个奖学金留学生名额,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拉美国家学习深造。拉美和加勒比21个建交国均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中拉智库交流论坛、中拉法律合作论坛、中拉民间友好论坛等民间交流机制富有成效。拉美“中国热”和中国“拉美热”同步升温,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和友谊。

最后,中拉整体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随着拉美联合自强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等地区组织关系取得新进展,为推进中拉整体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去年,中方领导人就加强中拉整体合作提出系列倡议,包括成立中拉合作论坛,适时举行中拉领导人会晤、设立中拉合作基金和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得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响应。中方同拉共体“三驾马车”建立外长定期对话机制,就推动以中拉合作论坛为核心的中拉整体合作机制达成共识。今年以来,中拉领导人就建立中拉合作论坛进一步交换意见并形成更明确的共识,中拉共同努力推进整体合作的方向也更加明确。中国同拉共体“扩大的三驾马车”举行了新一轮对话。首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首届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第二届中拉智库交流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为筹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构件。

中拉关系面临良好机遇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双方共同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面临良好机遇。

首先,中拉发展阶段相似,共同利益持续扩大。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双方立场相似,利益广泛契合。中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共识不断增多,在亚太事务中的交往互动不断增加,为中拉关系提升战略内涵和全球影响提供了较大动力。

其次,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务实合作前景广阔。中拉在资源、资金、市场、技术等方面各具优势,都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未来几年均有望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利益融合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战略的逐步对接,为双方扩大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

第三,中拉民间友好基础牢固,加强合作意愿强烈。中拉友好日益深入人心。双方正积极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加关注对方发展经验,相互学习借鉴的愿望进一步上升。丰富的人文交流,强烈的合作意愿,为中拉关系枝繁叶茂打下了牢固根基。

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对策

当前,中拉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大有作为的新阶段。中拉双方应适应新形势,提出新目标,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不断开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更好地造福中拉人民。本文认为,双方应重点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坚持官方外交中的互尊互信,加强政治对话。中拉双方要继续保持高层和其他级别交往,完善现有对话和磋商机制,充分发挥高层交往对中拉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从长远角度加强对中拉关系的统筹规划。要坚持平等相待,继续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更好地维护中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应继续利用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进一步密切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加强在亚太事务中的合作,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经贸交流中的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经贸合作是拉动中拉关系持续发展的火车头和助推器。双方应结合各自发展战略,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努力实现产业对接,推动中拉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跨越式发展。中方愿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赴拉投资兴业,同拉美国家一道优化双方贸易投资结构,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共同应对全球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给中拉经贸合作带来的挑战,扭转中拉双边贸易下滑趋势。中拉还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进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拓展城镇化、信息产业、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提高合作质量和水平。

坚持公共外交中的和谐共处,扩大人文交流。中拉双方要调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热情,继续积极开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扩大立法机构、政党、地方、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民间团体友好往来。加强中拉在治国理政、社会建设、扶贫减灾等领域经验交流,丰富人文合作内涵。充分利用中拉各自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为双方公民赴对方国家旅游提供更多便利,为中拉人民创造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为中拉关系深入发展夯实社会基础。

晚年的外交战略：探索和矛盾 篇11

但是冷战发生了。冷战的起因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了双方的不信任。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革命成功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没有和国际接轨，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原因就是冷战爆发和两大阵营的对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只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没有别的余地。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选择与美国的对抗，因为他认为中国要站在世界上要求革命的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中国有责任来抵抗美帝国主义。他的胆略和智慧足够，影响力和魅力也足够，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没有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革命的时代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时间内，他还是按照传统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来指导中国处理国际事务。

毛泽东是把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考虑的。我觉得，他有时候很矛盾。他一方面深切地知道中国的贫穷落后，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际大国，而且目标就是赶超美国，从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起他就说要超过美国。但是另一方面，他对现代经济不很了解，起初打算用７５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后来越来越狂热，又缩短为５０年、甚至１５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环境，所以朝鲜战争结束后他是同意苏联的和平共处观点的，而且每次谈中国经济的发展都说要利用世界大战的间隙。因为他相信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观点，反复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早晚都会发生战争，但是世界大战之间是有空隙的，中国要争取利用这个空隙抓紧建设，尽快强大起来，在将来的战争中才能战胜敌人。他的急躁冒进是与此有关系的，因为在他看来战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到来，不赶快发展就会打败仗。所以中国发展原子弹、钢铁、军工，一五计划、二五计划都强调发展重工业，是“重重轻轻”的理论影响，这都是建立在战争迟早要爆发这个认识上。既要和帝国主义斗争，又要争取和平搞经济建设，这就构成了矛盾。

毛泽东既认为战争迟早会爆发，又认为单靠中国或苏联的力量是不够的，要发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来推翻帝国主义。所以一旦他觉得中国力量强大，就会改变对外政策，就会采取强硬的革命外交。中苏分裂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１９５７年后双方政策出现了分歧。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一段时间内，双方路线还是一致的，都是要搞经济建设，苏联到１９５７年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农业接连大丰收，赫鲁晓夫认为这就是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竞赛和平共处的成绩，因此他觉得要进一步改善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尽快提高苏联的经济水平。而中国一五计划完成、国家工业体系建立起来，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这么强大，中国也形势不错，既然革命的力量已经超过反革命力量，就不必再和平共处了。这就和苏共二十大后的路线发生了分歧。

所以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和苏联是向帝国主义投降，已经不能领导世界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中国走在了世界革命的最前列，领导世界革命的任务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来承担。我认为这就是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但是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中国在短期内达到世界前列是不可能的，而且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跟着苏联走。６０年代末在“文革”中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他是现实的，并非固执己见，所以７０年代初他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他意识到再像过去那样按传统理论安排国际事务是不行的。中国当时南北两面受敌，这种客观形势也促使他开始了战略大调整。

在传统的革命理念中，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建立关系是说不通的，但是这一步对中国发展而言却非常正确，只有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才能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扭转落后的局面，在大的战略上，毛泽东是走了第一步，然后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念。所以他提出了“第三世界”的观点。但这个观点与以往相比有了改变，它不再是革命和反革命那样的划分，而是弱小国家与霸权主义的区分，对美苏两霸，是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１９６８年８月发生了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具体分析，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做出联美抗苏的抉择，大致上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苏联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苏联军队进攻并占领中国部分地区的威胁，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从海上攻击中国的威胁要大得多，也更为现实。至于美国升级越南战争对中国南部安全环境构成的威胁，已由中美两国达成一项默契而基本化解：只要美国地面作战部队不越过１７度线，中国的地面作战部队也就不参战。另外，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也为把苏联当作主要敌人的战略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苏联对中国政权产生的威胁。尽管随着上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苏共的社会主义理论被指责为“修正主义”，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动摇，但是长期以来具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国际共运旗手形象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基础相同的中国仍然很容易找到感情市场。由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尤其当他们在中共领导核心中卧有代理人时，这种政权替代威胁也就更为现实。因此，毛泽东对来自苏联这个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威胁的忧虑，大大超过了对美国威胁的忧虑。

再次，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分歧，使中苏敌对关系比中美关系更难以修复。由于中苏两党的重新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以谁为领袖的大势，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当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时，两党分裂的命运也就难以扭转。伴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大论战而来的是国际共运的严重分裂和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于毛泽东来说，这几乎成为一个死结。他在发动“文革”时，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立为最危险的内部敌人，进而形成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阶级斗争理论。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也就把苏联当作了比美国更危险的主要敌人，提出了“反帝必反修”，实际是“反帝必先反修”的口号。

毛泽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之时，正是冷战形成后国际政治力量不断重新组合、世界格局不断变幻的时候。时代的特征其实正在发生变化，即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但毛泽东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的革命理念、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以及对外交上敌友转换的务实考量，构成了一组深刻的矛盾。这组矛盾在他观察世界和确立中国的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他。事实上，就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实质而言，其革命性仍然是最根本的。促进并领导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依旧是他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只是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强调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也要有非常实际的精神，此种务实精神与革命理念相结合的基点就是，利用矛盾，着眼于人民。所谓搞世界革命，就是要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促进革命。

■中苏关系紧张加剧的国际因素不仅促使毛泽东及早采取措施，扭转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不利局面，而且还促成了毛泽东晚年对外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走上了较为现实可行的道路。

考察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策略进行思考、不断探索调整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他曾经有过以下多种提法：

“两个中间地带” １９６２年１月毛泽东对其在４０年代提出的“中间地带”观点做了新的补充，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将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拥有强大垄断资本的西德、日本与独立和半独立的非洲、拉美国家区分开来；１９６３年９月毛泽东又谈到，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１９６４年１月，毛泽东正式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又将后一部分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进一步明确了亚、非、拉美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矛盾尖锐化的基点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战略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间接同盟军” １９６３年２月毛泽东提出，与美国矛盾日趋激化的法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是一种间接同盟军”。一年后，毛泽东又特别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控制；强调中国与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有着根本的共同点，即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控制，不管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谁要控制、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进一步表露了中国可以联合第二中间地带这个间接同盟军，反对美苏两个大国控制的战略意图。

“中间集团” １９６３年９月毛泽东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此概念是“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两个第三世界”与“中间世界” １９６３年１０月毛泽东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数月后，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后又提出“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两个中间地带”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

“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１９６４年１月毛泽东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９月，毛泽东又将“第三世界”的定义与“第二中间地带”区分开来，单纯与“不发达国家”的概念相连，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不发达国家，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而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这即已明确第三世界就是指不发达国家，并初步将中国划入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行列；１９７０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苏联也是纸老虎” １９６４年初毛泽东谈到，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一切事都要照他们的办，要到他们那里朝圣。但是毛泽东认为，纸老虎并不仅只美国一只，“苏联也是纸老虎”，指出：我们不信他们那一套，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美苏虽然仍处于两极对立的位置上，但就其与世界各国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们实际已汇合为矛盾的同一面，成为一极。苏联已与美帝这只纸老虎为伍，中国和世界各国不必惧怕它们的威胁，应与其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抗争。

“中等国家” １９７０年６月～７月间，毛泽东几次谈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别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义，针对“超级大国”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国家”的概念，说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强调指出：世界上有那么一两个大国，不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国。但是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实际进一步突出了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及联合各国反霸的战略意向。

“两个中间势力”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间势力”，“这对我们有利”。这种提法已非“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一条线”、“一大片” １９７０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由此，他在１９７３年２月和１９７４年１月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三个世界” 这样至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

１９７４年４月，经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

毛泽东上述提法的变化，尽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发展的脉络却是清晰可见的。这个思考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这种探索、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历史过程，虽然是以世界格局由两极体系向多级、多元体系转化为前提条件的，但其始动力却是中苏分裂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酝酿成熟的发展轨迹：由反帝反修、以美帝为世界头号敌人，到反修统一战线的份量不断加码，再至“头号敌人”角色的变换，以苏联霸权主义为首要的斗争对象。从反帝反修、两线作战转化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个拳头出击，抗衡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把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着眼点过分集中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表现在外交思维的矛盾性（理论出发点在于摆脱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而其落脚点却又陷入了极其厚重的意识形态窠臼）、外交行为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中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放弃“以美划线”的标准，把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却又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以苏划线”的羁绊）、划分标准模糊且缺乏科学性（既非完全以发达或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国家的归属，也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这又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后期的中国外交处于一种僵化的而非灵活的、单一的而非多样的状态。

外交战略关系 篇12

一、欧盟参与北极治理的内在动因

欧盟成员国大都是高科技产品出口导向的国家, 非常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安全供应, 以及免费稳定的全球海上运输航线。 随着北极航道的开通, 北极地区的运输能力正在不断提升, 北极地区油气资源的利用率也在不断提高。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利益诉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航运利益; 二是能源及矿产资源方面的利益;三是环境利益。

(一) 航运利益

欧盟成员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为主, 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海运和海上贸易路线。不断拓展的海运贸易是近代欧洲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时至今日, 欧盟成员国的海运贸易仍在世界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北冰洋航线的开通, 将大大改善北极航运的条件, 降低航运成本。对于拥有着世界上最大商业船队的欧盟而言, 北极航线的开通将给欧洲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机遇。

近年来世界航运业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传统的运输航线也面临着愈加沉重的压力, 因此各国对北极航道的开通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当然作为大规模商业船队的持有国, 欧盟也十分关注北极航道问题。 根据欧盟委员会关于《2018 年的欧洲海运政策战略与建议 》 (The 2018 Euro-pean maritime policy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的预测, 可运行的商船数量将从2008年的77500艘增加到2018年的10万艘, 商船的吨位也会得到很大发展, 到2018年上传吨位会达到21亿吨 (2008年的商船吨位是11.56亿吨) 。商船数量的迅猛增加以及商船吨位的发展, 将会造成海上航运的拥堵, 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海上运行安全隐患。而北极航线的开通, 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维持欧洲在全球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二) 能源及矿产资源方面的利益

近几年来, 欧洲在北海能源资源的减少, 这导致欧盟在未来几年将会更加依赖能源进口, 这将影响欧盟的能源供应安全。 经过勘测, 北极地区已被证实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 同时北极冰川的融化降低了资源的开发难度。欧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矿物资源多来源于进口, 北极地区丰富的资源对欧盟来说尤为重要。

在能源供应方面, 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的供应, 俄罗斯是欧盟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 欧盟所需的能源很大比例上都依赖俄罗斯。 2013 年的资料显示, 欧盟消耗天然气的39%是由俄罗斯供应的, 甚至芬兰、 保加利亚等欧盟成员国的天然气完全依赖俄罗斯。 而俄罗斯约80%的天然气和70%的石油储量都在北极地区。因此, 欧盟只要视俄罗斯为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 欧盟对俄罗斯北极能源的依赖度就会居高不下。

(三) 环境利益

全球气候变化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将对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全球国家产生影响。欧盟在追求自己北极利益的同时, 也时刻在强调自己在环境问题上的能力和责任。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欧盟成员国发起了许多国家和国际项目和举措。德国的北极政策一直强调北极地区作为地球 “早期预警系统” (early warning system) 的角色定位, 2007年德国政府采用了综合气候与能源项目, 旨在减少传统能源资源消耗, 从而保护环境, 减缓全球变暖。从2008年到2012年, 德国国家气候保护计划行动已经资助了多达12300个项目。

二、欧盟北极外交面临的困境解析

北极没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和稳定的社会制度, 北极理事会也只具有形式上的作用, 没有实际的军事和立法权。 北极国家试图最大限度利用好北极地区在开发自然资源和维持它们能源供应方面的优势。虽然欧盟成员国中有3 个国家属于北极国家, 但是域外国家占了大多数。因此, 在欧盟参与北极事物的过程中, 面临着重重的阻碍。

(一) 政治身份

近年来, 各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不断加深, 但大部分的合作都是围绕环境保护进行的。 在这种意识形态等因素比较小的领域, 北极国家对各国参与持欢迎态度, 但一旦涉及主权问题和政治问题, 北极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和封闭态度, 主张作为北极国家内部事务解决。 欧盟作为域外行为体, 在北极事物中很难突破政治身份的束缚。

2009 年4 月北极理事会在审议欧盟委员会的申请时, 最终决定暂不接受欧盟为观察员国, 因为欧盟有一系列限制进口海豹等动物的皮毛的法令, 理事会认为这将影响北极原住民的生计。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决议源于, 北极国家对欧盟的北极多边治理政策存在顾虑。

(二) 法律问题

虽然北极地区的战略性地位日益凸显, 但北极并不像南极那样有着统一的专门性的管理依据, 目前北极地区的活动大都是受《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一系列局部领域的多边条约来约束, 而且这些条约都十分的松散, 甚至相互之间存在着某些冲突, 例如, 关于大陆架问题, 《斯瓦尔巴德条约》就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存在分歧。北极国家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治理一直心存顾虑, 为确保自己在北极地区的利益, 反对制定综合性的北极条约, 宣称联合国海洋法等法律都可以适用于北极地区, 北极事务是有法可依的, 不承认北极地区的法律真空地位。

在第七届北极理事会上, 美俄等北极八国不仅签署了数个国际公约, 还公开宣示了自己在北极事物中的特权, 甚至有些北极国家对非北极国家参与到北极事务中的做法持排斥态度。

(三) 内部意见不统一

由于身份劣势的约束, 欧盟无法直接参与到北极事务中去, 因此欧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技术和工业优势, 将北极开发所带来的环境和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视作自己的“责任”, 以此融入北极事物中。 欧盟的核心国家德、法、英等国将这种 “责任”看作是进入北极的一个突破口, 然而在欧盟28 个成员国中, 一些非沿海国家对北极事务并不十分感兴趣, 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 欧盟成员国内部存在争论。另外, 虽然部分欧盟成员国十分重视对北极事务的参与度, 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北极政策, 但由于所处境地和国家利益的差异, 各国的北极战略也是不相同的, 在实施过程中, 难免会有冲突。

三、欧盟北极外交的实践历程

欧盟成员国中有三个是北极国家, 还有两个北极国家隶属于欧洲经济区, 除此之外, 欧洲与北极国家在经济、环境保护以及科研等方面联系紧密, 因此, 北极地区在欧盟政策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近来欧盟的北极政策一直在不断地升级, 最初欧盟的北极政策十分笼统, 注重于提供解决北极问题的基本框架, 欧盟近来的北极政策变得越来越具体明细, 关注点逐步落实到解决北极问题的实际步骤与方法。但无论是哪种政策, 欧盟北极政策一直以环境整治和全球治理主要侧重点参与到北极事务之中。欧盟北极政策的关注点主要在于资源和环境, 欧盟非常看重自己在北极地区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 这些政策特点在欧盟委员会出台的《欧盟与北极地区》这一文件中可以反映出来。

(一) 积极参与北极地区事务, 加强与北极国家合作

欧盟最初的关注点指向了《伊卢利萨特宣言》, 这个声明2008 年5 月由北极的五个边境国家加拿大、丹麦、挪威、俄罗斯、美国提出。五国通过这个声明表示, 北冰洋沿岸事物由五国主导解决。欧盟部分议会议员将此声明视作北极五国对其北极利益的排斥, 欧盟议会呼吁委员会给出一个未来的政治合法性框架, 用以解决环境保护问题, 北极地区有序发展的问题, 调停各国资源争端的问题, 北冰洋水路航行问题等。

阿什顿 (Ashton) 2012 年3 月份首次访问了芬兰、瑞典、挪威, 这三个国家既都属于北欧国家, 又都具备北极国家身份, 阿什顿作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 她对这三个国家的访问彰显着北极地区在欧盟对外政策中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访问中, 阿什顿多次强调了北极地区对于欧盟在经济、 环境等方面的战略价值, 并表示欧盟已经开始考虑制定它的北极政策, 未来欧盟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北极地区的事务当中。

(二) 增加参与北极事物的合法性

北极理事会是北极国家处理有关北极事务主要的政府间论坛, 北极理事会的形成是北极地区国家之间国际合作发展的成果。成为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国被视作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物的最有效途径, 作为北极理事会特别观察员国, 并且具备丹麦、芬兰和瑞典三个北极国家为成员国的有利条件, 欧盟一直在申请永久观察员国身份。为争取北极理事会常任观察员的身份, 欧盟的政策文件中一再强调, 在北极地区维持良好的国际合作态势, 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是欧盟的主要利益所在。获得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身份, 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欧盟与北极之间的关系, 在理事会框架内更好地认识北极国家的政策方向, 有助于欧盟制定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北极政策。

(三) 利用科技能力参与北极治理, 提供公共品

欧盟时刻不忘强调自己在北极地区环境治理等问题上的科技及组织能力, 从而将北极地区的环境问题、航行安全问题、基础设施问题转化为自己“北极责任”, 依次更好地融入到北极事务当中。 自2002 年以来欧盟每年提供2000 万欧元, 用于对北极地区进行相关科研项目的研究。 据统计, 从2007 年至今, 欧盟已投入了将近11.4 亿欧元支持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北极经济可持续发展, 确保北极地区最高环保标准能够顺利实施, 需要高科技产品、服务和知识的供应。 欧盟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参与治理, 成为所需高科技产品、 服务和知识的重要供应商。欧盟成员国德国是北极地区能源勘探开发所需技术和基础设施组件的供应国, 今天德国工业在该地区已经相当活跃。

四、结论

北极地区日益重要的战略及经济价值推动着欧盟加入到北极的博弈中, 在当前北极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强的背景下, 欧盟在北极地区的政治性参与在未来预期会不断加强。作为域外国家, 欧盟的北极外交战略避开了政治敏感区域, 转而选择极地研究、环境保护、全球安全等领域来不断提升在北极地区的活跃度。 以经济、技术等优势来弥补自身的身份劣势, 积极主动地承担北极开发过程中的“国际责任”。

摘要：近年来, 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北极事务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北极国家内部及其与非北极国家之间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但随着各国利益错综复杂的交融, 各种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欧盟成员国中有三个是北极国家, 还有两个北极国家属于欧洲经济区, 除此之外, 欧洲与北极国家在经济、环境保护以及科研等方面联系紧密, 因此, 欧盟高度重视北极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欧盟,北极政策,外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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