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外交与中日关系

围棋外交与中日关系（精选4篇）

围棋外交与中日关系 篇1

中国一贯重视中拉关系(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中拉官方外交、经贸交流、公共外交不断走向深入。当前,双方共同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面临良好机遇,双方应在官方外交、经贸交流、公共外交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中拉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都获发展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新兴力量。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拉双方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题,共同努力推动中拉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首先,中拉官方外交发展迅速。中拉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多边协作不断加强。双方保持密切高层交往。习近平主席开创了中国国家主席就任第一年即访问拉美和加勒比的先例,于5月底6月初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多同加勒比8个建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20国集团领导人圣彼得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分别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总统举行会晤。李源潮副主席访问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乌拉圭、牙买加、安巴、苏里南、多米尼克等拉美和加勒比8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别访华。中拉领导人就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中拉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拉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拉就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加强沟通协调,有力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其次,中拉经贸交流方面的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利益融合不断深化。面对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中拉深挖合作潜力,创新合作模式,努力推动共同发展。中拉贸易额逆势而上,过去三年保持年均增幅30%以上,2012年达261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8%。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是全球对华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中国同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并顺利实施自贸协定,同哥伦比亚启动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对中拉开展自贸区建设产生良好示范作用。同时,中拉投资合作日趋活跃。近三年,吉利、力帆、联想等中国企业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设厂,中建集团在巴哈马兴建大型海岛度假村,中委合资广东揭阳炼厂正式开工建设。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682亿美元,涵盖能源、矿产、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中拉在金融、高科技等领域形成一批新的重大合作项目,中国同巴西、阿根廷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卫星合作不断推进。

第三,中拉人文交流不断扩大,公共外交走向深入。中拉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地方政府、民间团体、新闻媒体、学术交往不断扩大。中国已在14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开设了32所孔子学院和10个孔子课堂,在墨西哥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中方自2012年起5年内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5000个奖学金留学生名额,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拉美国家学习深造。拉美和加勒比21个建交国均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中拉智库交流论坛、中拉法律合作论坛、中拉民间友好论坛等民间交流机制富有成效。拉美“中国热”和中国“拉美热”同步升温,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和友谊。

最后,中拉整体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随着拉美联合自强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共体)等地区组织关系取得新进展,为推进中拉整体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去年,中方领导人就加强中拉整体合作提出系列倡议,包括成立中拉合作论坛,适时举行中拉领导人会晤、设立中拉合作基金和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得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积极响应。中方同拉共体“三驾马车”建立外长定期对话机制,就推动以中拉合作论坛为核心的中拉整体合作机制达成共识。今年以来,中拉领导人就建立中拉合作论坛进一步交换意见并形成更明确的共识,中拉共同努力推进整体合作的方向也更加明确。中国同拉共体“扩大的三驾马车”举行了新一轮对话。首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首届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第二届中拉智库交流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为筹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构件。

中拉关系面临良好机遇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双方共同推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面临良好机遇。

首先,中拉发展阶段相似,共同利益持续扩大。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双方立场相似,利益广泛契合。中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共识不断增多,在亚太事务中的交往互动不断增加,为中拉关系提升战略内涵和全球影响提供了较大动力。

其次,中拉经济互补性强,务实合作前景广阔。中拉在资源、资金、市场、技术等方面各具优势,都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未来几年均有望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拉利益融合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战略的逐步对接,为双方扩大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

第三,中拉民间友好基础牢固,加强合作意愿强烈。中拉友好日益深入人心。双方正积极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道路,更加关注对方发展经验,相互学习借鉴的愿望进一步上升。丰富的人文交流,强烈的合作意愿,为中拉关系枝繁叶茂打下了牢固根基。

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对策

当前,中拉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大有作为的新阶段。中拉双方应适应新形势,提出新目标,推出新举措,解决新问题,不断开创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更好地造福中拉人民。本文认为,双方应重点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坚持官方外交中的互尊互信,加强政治对话。中拉双方要继续保持高层和其他级别交往,完善现有对话和磋商机制,充分发挥高层交往对中拉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从长远角度加强对中拉关系的统筹规划。要坚持平等相待,继续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更好地维护中拉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应继续利用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进一步密切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加强在亚太事务中的合作,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坚持经贸交流中的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经贸合作是拉动中拉关系持续发展的火车头和助推器。双方应结合各自发展战略,不断挖掘合作潜力,努力实现产业对接,推动中拉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跨越式发展。中方愿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赴拉投资兴业,同拉美国家一道优化双方贸易投资结构,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共同应对全球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给中拉经贸合作带来的挑战,扭转中拉双边贸易下滑趋势。中拉还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进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拓展城镇化、信息产业、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提高合作质量和水平。

坚持公共外交中的和谐共处,扩大人文交流。中拉双方要调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热情,继续积极开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扩大立法机构、政党、地方、新闻媒体、学术机构、民间团体友好往来。加强中拉在治国理政、社会建设、扶贫减灾等领域经验交流,丰富人文合作内涵。充分利用中拉各自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为双方公民赴对方国家旅游提供更多便利,为中拉人民创造更多相互接触的机会,为中拉关系深入发展夯实社会基础。

坚持沟通协调,推进整体合作。中方坚定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联合自强和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方愿在发展好同拉美各国双边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同拉共体、南美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拉美“太平洋联盟”等地区组织关系,继续办好中国一加勒比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中拉企业家高峰会等现有合作机制,为中拉关系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围棋外交与中日关系 篇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俄罗斯等大国对外政策酝酿新的调整，大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大国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兴大国在大国关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以欧美为中心的大国关系地缘重心面临调整，尤其是近期，美、俄、欧围绕乌克兰危机进行了多轮博弈，地缘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启”美俄关系，美战略界甚至提出联合俄罗斯构建“大西方”构想。美俄关系一度回暖。然而，2012年普京第二次出任俄罗斯总统以来，俄美在裁军、导弹防御和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终于在2013年引渡斯诺登事件上，使俄美关系重启几近失败。2013年底以来，俄美更围绕乌克兰问题发生冷战以来最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乌克兰危机在对俄美关系产生一系列复杂影响。2.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当前，亚太地区成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试验田。近年来，美国加紧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与亚太地区盟友关系“现代化”，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确认年内将完成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重申对韩国安全承诺，推迟移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同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扩大美军在菲轮换驻扎。2014年上半年，中国海军首次派舰艇编队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海军军事演习，中美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奥巴马下半年将访问中国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国高层和各领域保持对话沟通势头。中美能否在亚太形成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战略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未来。

中俄两国都处在民族复兴的重要时期，两国政治关系成熟牢固，进入了互相提供重要发展机遇、互为主要优先合作伙伴的新阶段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应邀赴俄罗斯索契出席冬奥会开幕式。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同项目备忘录》和《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这是中俄加强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互信互利原则。可以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现实和长远利益，还促进了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为大国间和谐共处树立了典范，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更加具有深远影响。

媒体与外交关系研究的多重视角 篇3

要厘清两者关系, 需从“媒介外交”、“公共外交”、“电视外交”……这些被反复引用但略显暧昧的概念入手, 探究在哪种情境下媒体将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 而满足了哪些条件后, 媒体又会是政府的“小同谋”。

一、“媒介外交”与“公共外交”

20世纪下半叶, 当外交展现给媒体和大众舆论时, 创造了一种使用新规则、新技术的新外交。 (1) 传播革命、大众参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生产出大众媒体和外交的新互动形态以及新的概念来描述他们, 如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 、媒体外交 (media diplomacy) 、民粹主义外交 (populist diplomacy) 、instant diplomacy、电视外交 (teleplomacy) 甚至照片外交 (photuplomacy) 。

公共外交和媒体外交是使用得较频繁的两个概念,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却含混不清, 导致解释力不足。如陈文定 (Tran Van Dinh) (2) 将公共外交定义为宣传, 认为公共外交与电视外交同步, 政治家和外交官使用电视进行国际宣传, 反过来影响国内宣传。但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访华等案例并不支持“宣传论”, 因为这些事件是为了促进冲突的解决。

而尤耳·科恩 (Yoel Cohen) 在《媒体外交》一书中指出, 媒体外交是指新闻媒体与现代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和民众对国际事务兴趣的增长已对外交产生了冲击, 反之, 政策制定者也利用大众传播为己服务, 同时也对它进行必要的控制 (3) 。这一定义强调了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与使用, 但却混淆了媒体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用伊藤奇波亚 (Eytan Gilboa) 的话说, 它缺乏解释力。 (4)

为此伊藤奇波亚重新定义, 区分了公共外交与媒体外交, 并添加了第三种模式, 媒体中介人外交 (5) 。在他的定义中, 公共外交指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使用媒介或其他传播渠道来影响外国社会的舆论;媒体外交指官员使用媒介与其他主体沟通并促成冲突的解决。媒体外交通过不同的惯例和特定媒体活动进行, 包括记者会、采访、泄密、访问和媒体事件。当缺乏适当的直接沟通渠道或者当一方不确定对方将对磋商条件作出何种反应时, 政策制定者将使用媒介向敌对国家领导人或非政府行动者发送信号, 媒介外交也帮助有意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建立信心;媒体中介人外交指记者临时担负起大使的角色并在国际谈判中担任中间调停人。不过, 这类外交较少见, 记者是事件的报道者而非创造者。此外, 政策制定者也担心雇佣记者会导致提前泄密。

在伊藤的定义中, 虽然媒体对于外交进程有着实质的推动作用, 但它只是外交的工具, 它搁置了媒体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 (先假设存在影响) 。因此对这个概念的讨论并没能让我们看到媒体与外交关系的全貌。

二、国际新闻vs外交, 对立还是合谋?

尤尔·科恩认为, 媒体与外交间存在三种关系, 第一, 国内外媒体是国外外交使团和国内政府高层的一个信息来源;第二, 媒体也是国内和国际间制定者的交流渠道, 在政策拟定阶段, 官员可以通过泄露信息以促进或阻止一项政策选择, 在政策执行阶段, 如国际协商中, 媒体可以成为操纵另一国政府的工具;第三、媒体也同时被用来获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 (6)

科恩的论断是从外交官的角度, 在具体情境中论述媒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功用, 回避了根本上的媒体与外交的关系。张赞国认为在学术界, 实际上媒体与外交的关系已经得到充分讨论, 图谱的一端是相信新闻媒体是“看门狗” (李金铨说是守门狗, guard dog) , 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或外交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图谱的另一端是认为, 媒体不过是政治的爪牙, 在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中被权力左右。这一论断根植于媒体与权力精英或政府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共生性关系。该观点认为媒体结构性地臣服于国家权力, 经常作为制定政策中维护现状和既定政治模式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国际政治中, 最重要的是媒体可能被看作是政府的代理人。 (7)

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说法, 西方学术界不断通过各种实证研究方法予以论证, 下面是几个典型研究。

关于媒体的反对者角色, 美国学界一般会援引媒体在越战中的表现来佐证。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介几乎没怎么影响到公众观点, 早在战争开始时, 公众就已逐渐放弃了对战争的支持。丹尼尔·哈林以共计13年的报道考察越战中的媒体角色 (8) 。他考察了1960年~1965年《纽约时报》和1965年~1973年3家电视网的新闻后指出, 越南的例子并不支持美国新闻媒体在六七十年代转变为反对者角色的假设。虽然报道中确实存在批评美国越南政策的转向, 但是很难就此认为记者开始扮演活跃的反对者, 因为, 客观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以及媒体和政府的密切联系使得新闻业不会轻易改变。但问题是如何解释越战新闻内容的根本性转变。哈林对此的回应是回到“镜像理论”, 即新闻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事件进程的变化。

哈林指出, 美国新闻业在实践中存在一对矛盾———新闻专业主义与依赖政府消息源。“一种致力于向公众提供对事件中立报道, 同时又主要依赖官方描述和解释这些事件的新闻业有可能最终成为政府想要呈现给公众的镜像, 而非“现实”的镜子。同时, 客观新闻业承诺记者政治独立, 呈现冲突各方的观点。按照专业主义的标准和客观新闻业的实践, 记者们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并不确定为任何明确的方式。”在哈林看来, 是客观新闻业主政还是追随官方要依具体的政治环境而定。由此, 哈林提出了著名的三个区域理论:记者的世界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实行不同的新闻标准:第一个可以被称为共识区, 在这一区域内记者们并没有“反对”的动力, 实际上它们认为有责任支持或保护共识价值。在这一区域内媒体扮演着保守的、合法化的角色;第二个区域是合法争议区。在这一区域, 客观新闻业“当政”, 中立和平衡是记者的美德。第三个区域是越轨区, 记者也会以一种嘲讽的笔调去报道一个超出流行共识的主题。

这三个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 例如在合法争议区内, 新闻的客观性的操作范围很大。在靠近共识区时, 记者直接复述官方话语, 而在另一端, 记者们更愿意引述反对者或独立调查者的反应来平衡官方声明。

哈林的研究打破了越战中媒体是“看门狗”的“神话”, 将媒体与外交的关系还原至具体的政治语境中, 对后续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另一项值得一提的个案研究是李金铨、潘忠党等关于香港回归报道的分析, 虽然与哈林的同为个案研究, 但李金铨等是就一时间跨度较短的事件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他们通过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 从8个国家香港回归报道中评估了国际新闻的生产过程 (9) 。首先, 是事件的性质 (nature of events) , 记者与事件产生的第一个关联是忠于事实, 他们不能把和平游行描述成血腥镇压;其次, 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的组合塑造了潜在的新闻主题的特征, 记者在这个主题下建构他们的叙述, 根据职业规范、组织限制、国家价值观和取向以及市场规则将事件转化为新闻议程 (news agenda) ;接下来媒体将通过“驯化” (domestication) 使发生在国外的事件对本国受众来说熟悉、可理解。再者是炒作 (hyping) 和本质化 (essentialization) , 它们是新闻本土化和全球化的两个过程。炒作也称添油加醋是媒体减少媒介事件与文本现实差距的一种策略, 填充某些戏剧因素如竞争、冲突、情感等来吸引读者, 本质化是指向事件的核心特质, 仿佛它们是不会变化也不可改变的, 删减过的新闻叙事总是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最终, 作为新闻生产的最终产品, 框架 (frame) 和叙事 (narrative) 使记者的报道连贯一致, 并借以讨论和了解某些关键问题。

李金铨等发现媒体的叙述中“一个事件, 八种故事”。中国媒体将香港回归视为充满爱国情绪的“国家庆典”, 美国媒体将香港回归置于中国试图成为世界大国的故事里, 英国媒体缅怀帝国的落日余晖, 日本媒体在意的是如何确保日本的区域经济利益。李金铨等分析认为, 国际新闻生产的本质是国内化、本地化的, 最终是国家化的:由于受到了权力结构、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制约, 所以各国媒体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折射、再现同一事件时, 存在着显著不同。

此外, 张赞国对于中美关系第一个35年 (1950年~1985年) 的研究阐释了美国的中国政策从外交政策制定者流向媒体, 然后再抵达公众的过程。 (10) 张赞国认为, 无论乐意与否, 媒体更多的是外交决策者的代理人, 而非独立的声音。“自上世界50年代起, 美国媒体参与建构的中美关系幻象与‘真实’情况迥异, 它充其量可称为‘媒介现实’, 经过了华盛顿政策制定高层者的观念透镜的过滤。”

不过, 美国南加州大学文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斯坦利·罗森认为张赞国的观点仅适用于前20年的情况, 当中美两国关系破冰, 更加复杂时情况并非如此。他指出, 虽然政府仍可以制造新闻, 但他无法控制媒体的阐释。

三、关于媒介与外交关系研究的再思考

综上所述, 国际新闻与外交的关系模式中, 媒体的自主性受到严重质疑。借助李金铨等关于国际新闻生产过程的图解, 是否可以假设从事件性质到新闻议程这三个阶段的新闻生产受到政府的控制, 也就是罗森所说的, 政府制造新闻, 而如何将其“驯化”、炒作、本质化, 至最终呈现的新闻框架和叙事是媒体可以阐释的空间, 但是它仍然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不过, 对于这个假设有两类情境区隔需要考虑。一类是针对事件而言,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帮助记者下意识地、含蓄地将新闻故事分成三类, 也就是哈林的共识区、合法争议区和越轨取, 每一个区域都由不同的新闻标准控制。上述假设是否只适用于共识区, 而在合法争议区和越轨区, 媒体有了质疑政府的动力, 它的议程设置则受到多重政治及社会力量的影响。

另一个考量是关于国际新闻报道。在国际传播中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新闻:外国新闻和外交政策新闻。外交政策包括具体的政府行动, 政策制定者的目的, 因此, 外交政策报道涵盖国家间关系、本国立足世界的方式以及对问题的处理。不过, 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新闻都与涉及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问题有关, “外国新闻”指的就是这类报道, 它描述的是发生在外国的事件, 与报道国没有直接关系。由于外交政策新闻与外国新闻的方向相反, 因此如果将之放在同一个类别中研究结果将相互抵消, 从而遮蔽了新闻与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关系。

由此可知,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 国际新闻与外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很难一言以蔽之两者是对抗还是合谋, 有说服力的研究应该先明确各个变量可能互相产生影响的范围, 再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讨论变量间的两者关系乃至整体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Eytan Gilboa, Media Diplomacy:conceptual divergence and applications, Ha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3, 56, 1998

[2]Tran Van Dinh, Communication and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7

[3]Yoel Cohen, Media diplomacy: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ge, London, England;Totowa, N.J.:F.Cass, 1986[4]同1

[5]Eytan Gilboa, Diplomacy in the media age:Three models of uses and effects, diplomacy&statecraft, Volume12, Issue2, June2001, PP1-28[6]同3

[7]Tsan-kuo Chang, Jian Wang, Yanru Chen, China's window on the world:TV news, 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al spectacles, Hampton Press, Inc, 2002

[8]Daniel C.Hallin,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9]Chin-chuan Lee, Joseph Man Chan, Zhongdang Pan, Clement Y.K.So, Global Media Spectacle:News War ov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Tsan-kuo Chang 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50-1984, Ablex Pub.Corp. (Norwood, N.J.) 1993

围棋外交与中日关系 篇4

冷战结束后，经济外交凭借经济性、和平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许多国家、政府和组织运用到对外政策当中。中俄两国在发展国内经济和摆脱国际经济困境的双重考验下，选择和采用了经济外交，并不断扩展和充实经济外交的目标。经济外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中俄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两国经济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但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尽管中俄两国在彼此经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很重要，且这种重要性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并不居于首要地位，经济外交仅是两国处理国家关系的一个手段，是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一些现实因素也影响着两国运用经济外交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关键词]中国；俄罗斯；经济外交；经贸关系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替代战争与对抗成为时代主题，一时间，经济主义盛起。尽管“经济外交”一词的诞生和作为一个完整概念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凭借自身的经济性、和平式和高效率的特点，已经被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运用到对外政策当中。

一、中俄两国经济外交战略之比较

（一）冷战结束后，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发展国内经济和摆脱国际经济困境的双重考验20世纪90年代，中俄两国都在进行着国内经济改革。当然，两国的经济改革方式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但相同的是伴随着改革，两国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都在发生变化，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争论和对国家利益的重新考量，直接影响了两国的对外政策。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对中国而言，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而互利的经济合作又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以中欧关系为例，与从“长期”到“伙伴”，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递进式发展相应，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十分迅猛。1975年，中欧的贸易额仅为75亿美元，到2012年中欧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5042亿美元，从2004年起欧盟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俄罗斯而言，解体的严峻后果和“一面倒”政策不成功后的残酷现实，使俄罗斯比任何国家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如果俄罗斯不能克服体制上的危机并恢复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实力，那么它就面临沦为国际关系体系的二等参与者的危险。要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保持应有的地位，俄罗斯就必须走经济发展的道路。”

（二）进入21世纪，国家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增强，促进了中俄两国“经济外交”内涵的不断扩大，两国在谋求国际经济交往中平等经济地位的同时，提出了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经济外交”一词在中国政府政策领域的公开出现是在2004年8月底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强调国家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时，首次提出中国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2005年3月5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经济外交”一词第一次被写进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5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加强外交与经济紧密互动。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的一线作用，为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有力支撑。”2012年10月9日，杨洁篪在外交部国际经济司成立大会上表示，“外交部将经济外交作为重要工作内容”，“成立国际经济司的目的，主要是根据新形势下加强经济外交工作、服务国家科学发展的要求，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治理，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同时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要“维护我国的海外合法权益”。2000年，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是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重新提出了俄罗斯经济和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面对与全球化有关的新挑战，俄罗斯外交要积极寻找可能，使全球化进程对俄罗斯国家产生的消极后果降到最低，努力创造条件，稳步地发展俄罗斯经济，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2001年6月13日，俄外交部批准了《俄罗斯外交部关于协调俄罗斯联邦主体国际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工作构想》，将“确定联邦主体在俄罗斯参与其中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等六项内容作为俄罗斯在经济外交领域的工作重点，同时还明确了外交部各司在俄罗斯联邦主体国际和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具体任务。2007年3月，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出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将“经济外交”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进行了论述。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概论》是在大量的经济外交实践基础上经过科学的抽象逐步完善的，对当代俄罗斯经济外交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从现代化角度来讲，中俄两国都是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经历了内部的思想转变，进而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变革，同属后发型的现代化。因此，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国家的外交策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同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样，对中俄两国来讲，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任何战略目标都无法实现。而“经济外交”战略的形成，正是建立在两国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本国经济实力与国家战略目标的正确评价基础之上，并日益强调外交要“为民”服务，要“为国”谋利。

二、中俄经贸关系与两国经济外交战略之关系

（一）中俄经贸关系体现了两国在彼此经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1.中俄两国所在的地区均不是两国对外贸易的首要地区，所占比重在最高时也仅为20%左右。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依次为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其中，亚洲所占的比重最大，几乎占据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3，俄罗斯所在的欧洲地区最高时占20%左右。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依次为欧盟、独联体和亚太三个地区。其中，欧盟所占比重最大，最高时约占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约为20%。2.中俄两国在彼此对外贸易中所占地位不对等，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并从2010年起一直占据首位。而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最好的年份也仅名列第6名。据俄国海关委员会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直稳居俄罗斯十大贸易伙伴国行列，并在2010年首次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1-2月，俄中贸易额为133.2亿美元，中国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与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地位逐年上升情况相比，1992年至2012年的20余年间，俄罗斯从未进入过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前五名。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虽然也位列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但位次却一直在下降，甚至在1998年和1999年跌出了十强。2000年至2012年，俄罗斯虽然重回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但排名也一直在第8、9名左右徘徊。3.中俄两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差异，推动了两国双边贸易的不断发展，由此产生的中俄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两国顺差或逆差的贸易状态。虽然中国是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俄贸易均呈现贸易逆差，逆差额最高的是2001年，达52.5亿美元，直至2007年首次出现贸易顺差。有分析人士指出，顺差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国内市场需求逐渐扩大，尤其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进口成倍增长；受产业结构的限制，俄罗斯出口商品仍以能源产品为主，比较单一。而在2007年，中国加大了对俄机电产品的出口。据中国海关最新的统计数字，2013年上半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总额略大于进口，但顺差额仅为7亿美元。4.中俄两国双边贸易额逐年递增，但所占比重很小。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对俄进出口总额约为881亿美元，仅占中国全年对外进出口总额的2.28%。因此，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来看，尽管中俄两国在对方国的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很重要，且这种重要性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但并不是首要地位，而经济外交也仅是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手段，是总体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仅仅陶醉于两国不断上升的贸易数额。

（二）经济外交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首先，外交思维的转变推动两国更加重视在经济问题上的互利共赢。中俄两国都曾以意识形态判断和处理国家关系，都曾不计“成本”地追求国家的政治利益。这样的思维方式令两国有过亲如兄弟的“蜜月期”和经贸合作的“黄金时代”，也有过鸡犬相闻却互不往来的“交恶期”。在长达30年的中苏关系中，经济利益完全让位于政治需要。冷战结束后，摒弃了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思想的中俄两国，不约而同地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外交工作的最高准则。应该说，“经济外交”既是中国和俄罗斯各自国情变化的产物，也是中俄经济关系发展的推手。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一致立场，特别是困扰两国关系的最基本的安全问题的解决，推动了两国经济合作。而中国对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支持和俄罗斯率先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促成了包括双边贸易在内的两国更大范围的合作。其次，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制约着两国经贸关系。从中石油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到中俄石油管道项目的“改线”，再到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被查抄，都体现了俄罗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最终放弃或停止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甚至损害了在俄华商的利益。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支部经济研究所统计，2000年俄罗斯远东地区外贸总额达46.90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额达11.2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8%，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这种增长并不是俄注重远东开发的结果，而是因为巴巴罗夫斯库地区对中国军用品的出口出现大幅增长。

三、对策思考我们在关注中俄两国外交政策转型时，既要为两国摒弃冷战思维，转为注重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经济利益而喝彩，也要认识到任何外交手段都是要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的。因此，经济外交首先就是要为本国的安全利益服务，要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其次才是为经济利益服务，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把握好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掌握中俄经济外交战略与两国经贸合作的互动关系和发展方向。

（一）从战略目标的角度有目的地加强两国经贸关系在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中，俄罗斯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其国际利益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6%集中于周边地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陆地邻国，中俄边境的稳定对中国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影响不言而喻。同时，与中国相邻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极大地吸引着中国投资者的目光，也关乎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样，俄罗斯的经济外交战略也离不开中国。俄罗斯对亚太外交政策的制定，不仅是基于对亚太地区本身战略地位的认知，更是基于对亚太地区在其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亚太地区对俄罗斯国内经济改革特别是远东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的认知。普京指出，“俄东部地区发展转为面向亚太国家，不仅为俄经济发展提供新机遇，也为俄今后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提供基础”。2013年3月22～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阶段，也标志着中俄在两国战略协作及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立场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