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精选7篇）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篇1

一、从“一边倒”到“一条线”

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 但是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 中国被推向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局面。经历了百年战争的中国千疮百孔, 如果没有任何外来的资金技术援助, 工业化进程将非常缓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困难重重。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 美国和苏联从同盟走向对立, 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格局开始形成, 中国不可能左右逢源, 同时交好美苏两国, “一边倒”是基于大国关系现实作出的正确抉择。毛泽东曾精辟指出:“一边倒, 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美国积极发展与日本的同盟关系, 扶持蒋介石政府, 这些都刺激了新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 最终在朝鲜战场上, 中美彻底交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伤害, 新中国成立后怀着对日本高度戒备和警惕的态度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订为新中国战后重建提供了资金、技术上的支持, 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认为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2]

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和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使学生常常产生疑问。“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决不是依附于苏联, 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父子党”, 中国共产党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惜与强大的苏联交恶。中国和苏联在短暂的友好后就出现了芥蒂,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在1969年中苏因为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 中苏关系公开恶化, 苏联甚至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中国外交处于两难境地。与此同时, 美国深陷越南战争, 急于体面得脱身。中日美国家在对抗苏联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的利益链接点, 成为中日美关系出现转机的契机。主要基于军事的利益使得中美很快建立外交关系, 对中国而言是建立一条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实际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中国实际上站在和苏联相对立的阵营。

在本节教学过程中, 我发现学生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基础表示怀疑, 且学生中对日本的民族情绪很容易被激化。作为《概论》课教师, 我们有必要向学生说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的深刻反省和变化, 大部分日本民众渴望和平, 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日关系正常化有深厚的经济基础, 与美国相比较, 中国和日本具有更多共同经济利益, 只要条件许可, 日本就绕过台湾当局和大陆建立经济往来。60年代初, 刘邓领导的经济调整时期, 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开始积极改善中日关系, 并在这一时期和中国签署了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协定, 重新恢复了中日贸易关系。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岛国, 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 中日经济的强互补性是为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基础。从“一边倒”到“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转变恰恰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体现, 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处理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始终以国家利益为立足点, 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

二、从“一条线”到“韬光养晦”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结束了国内长期无序的混乱状态,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日美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援助。如果说在197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 中国不怎么关心和日美之间的经济交往的话, 在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和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 中国更加强调和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关系“吊桥变铁桥”。日本从1979年开始对中国实行"政府开发援助" (ODA) 。日本对外援助的第一笔贷款500亿日元, 超过了当时我国外汇储备的总额, 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毫不为过。日本经济援助主要用于基础项目的建设, 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美苏争霸以苏联的不战而败和美国的不战而胜告终, 美国自二战以后多年的目标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实现, 美国的注意力转向发展本国经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和以后的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 欧美的援助计划假仁假义、口惠而实不至, 俄罗斯经济复苏缺乏有力的外援, 长期无法恢复。大量被美苏争霸掩盖的地区矛盾和民族矛盾渐渐显露出来, 但这些都不构成对美国地位的威胁, 美国以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身份轻松驾驭和处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 美国经济衰退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不满, 美国将重点转移到处理区域矛盾和发展美国经济。

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重点仍然是谋求经济发展的有利国际空间, 中国力图让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89年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韬光养晦外交战略的提出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过人的外交智慧, 使中国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东欧、苏联乱, 我看也不可避免, 至于乱到什么程度, 现在不好预料, 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但中国稳住了, 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 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了优越性。”[4]这段时期是中国外交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得霎时失去了强大的对手时, 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假想敌的就是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内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 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国进行制裁,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处境异常艰难;随着台湾经济发展, 李登辉大力推行劳民伤财的金元外交, 试图通过提高台湾地区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重返联合国。通过对苏东剧变后大国关系的分析, 使学生了解中国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的原因, 战争和冲突只会让中国丧失实现现代化的大好机会, 中国此时如果锋芒毕露必然四处树敌, 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使中国暂且搁置国际争端, 在四面楚歌声中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

三、从“韬光养晦”到和谐世界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经济实力增强, 从大国向强国转变, 随着而来的是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的转变, 中国发展模式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基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增强。进入21世纪, 国际关系发生新变化, 俄罗斯渐渐从经济困境中恢复过来, 开始对欧盟在俄周边国家开展的“颜色革命”进行反击, 对欧美的态度日益强硬, 俄格冲突问题中俄罗斯强硬的态度让美国又一次感觉到俄罗斯的威胁, 这使得美国重新审视中国的价值。

冷战以后, 日俄关系不断升温, 日俄存在诸多利益共同点。日本希望俄罗斯成为它实现政治大国梦的跳板, 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关系提升其在东亚的地位和话语权。与此同时, 中国的崛起令日本感到越来越迫切的威胁。东亚金融危机破坏了日本为首的“雁行发展序列”, 日本的东亚货币基金和日元圈计划由于缺乏支持而迟迟未能实施, 中国崛起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使日本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 但中日经济仍存在无限的合作空间。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在2005年以后中美经贸联系进一步密切, 虽然当中有很多利益冲突, 但双方在积极的沟通中谋求共同的利益。日本以复杂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 朝核会谈中国的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再次回到了东亚中心国家的地位, 作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曾起重要作用的日本, 中国的崛起可能意味着在东亚主导权的丧失, 与中国交恶将意味着被边缘化。中日之间和则两利, 斗则两伤, 两国能够摒弃历史和文化的障碍, 共同谋求发展, 实现双赢, 是对中日领导人和人民的考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国家间联系越来越紧密, 战争和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互利共赢是国家间交往的最佳选择。2005年4月, 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时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第一次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同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讲话, 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名片。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代,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互相交织, 某些看似国内问题的解决牵涉复杂的国际问题, 如朝核问题、台湾问题、格鲁吉亚内战, 等等,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思维, 解决日益国际化的国内问题, 而大国之间的平衡注定是动态的平衡。和谐世界不仅有力的驳斥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使中国从容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变幻, 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第1472-147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第7页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第320页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篇2

首先，姜老师把本节课整理成了三个篇章：

一.以独立自主的形象面对世界，经积极的态度走向世界。

二.以和平共处的原则赢得世界。

三.以求同求异的智慧感动世界。

这样的设计很清晰很明朗，为学生设置的自主学习的任务较为明确，紧紧围绕着设计目标展开，学生比较容易的找到问题的答案，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这一个环节学生完成的不错，探寻知识的积极性很高。

其次，姜老师在导入时设计了一张图片，旧中国的外交、跪在地上的外交，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外交是怎样的。设计了这么一个悬念的问题，同学们心里一下就有了疑问，为什么呢?这一问题一下调动了学生的好奇心。

悬念的设置，教师要问到“点”子上，抓住学生产生疑虑、困惑、矛盾时的契机，引发思维。悬念的问题，应围绕教学中的重点、难点、相近知识的易混点、研究问题的关键点等等，同时设问要新颖，学生闻所未闻，始料不及的.，才能造成悬念，从而产生探求的积极性。

最后，在知识的拓展上，充分把握了这一节课的重点知识，设计了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外交的重大事件，让学生明白这一节课的重点内容。同时，又为学生提出中国声音指的是什么?一题多用，增加学生的知识面。在本节课上，姜老师还出示了一些材料，以对比，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外交上的改变，让学生们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篇3

关键词：对台方针政策,和平统一,和平发展思想,一个中国框架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不可置疑的常识。由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共内战、蒋介石退守台湾及50年代起美国的霸道介入, 导致1949年后两岸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台湾问题自此产生。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国家统一大业, 依据不同时期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对台方针政策上相应经历了由“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再到“和平发展”的嬗变过程。

一、“解放台湾, 一国一制”

从1949年建国前夕至1978年这段时期, 中共对台湾从单一的武力解放变为武力解放与和平解放并存, 并强调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谋求国家的统一。计划统一后台湾和大陆一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即“一国一制”。

新中国成立前后, 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中国共产党, 把“武力解放台湾”作为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期的作战任务提出来, 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 是很自然的。但由于当时百废待兴的大陆不可能集中全力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加之与有美国支持的台湾军事力量相差悬殊, 所以武力解放台湾难以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排斥和平方式, 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 为一个国家内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实行和平统一提供了可能;大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台湾岛内政局趋于稳定, 两岸民众都不愿意看到新的战争爆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和军事企图有所限制, 以避免更深地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抗。1955年4月, 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 开始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解决台湾问题。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调整了对台的工作方针, 以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

1955年5月13日,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首次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有了重大调整。1956年1月25日, 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 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在1958年的金门炮战中, 因毛泽东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智慧以及蒋介石毫不含糊维护一个中国的立场, 国共两党都调整了政策, 两岸由过去激烈的军事对抗为主转变为政治对抗为主。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少爱国人士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不辞辛苦地奔走于海峡两岸。曹聚仁先生从1956年7月起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 在国共两党高层之间牵线搭桥, 不断沟通。曹聚仁将中共方面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千金之诺向台湾方面作了如实的通报。蒋介石囿于狭隘的利益, 在民族大义上没有勇气迈出关键的一步, 造成了历史极大的憾事、恨事。“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 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

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打开了。在国际上, 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 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正在蒋介石感到十分孤立, 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之时, 章士钊受毛泽东委托为两岸统一奔走。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章先生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遗憾的是, 章先生由于年事已高 (时年92岁) 加之劳累, 于1973年7月1日在香港壮志未酬身先死。国共两党的沟通又一次中断。

1975年春节后, 蒋介石让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因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的毛泽东计划让邓小平代表他去台湾, 以期两岸以此为契机, 推动统一大业的完成。正当陈立夫十分高兴地在《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中期盼国共两党“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之时, 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国共两党的沟通再一次中断了。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制定更符合实际的对台方针政策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对外开放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 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近30年的时间里, 台湾民众在国民党的误导下对祖国大陆心存芥蒂, 这种隔阂不可能用强制手段来消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不再提“解放台湾”, 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实现统一大业。”1979年元旦,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1981年国庆节“叶九条”谈话, 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 第三次合作。1981年10月9日, 胡耀邦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1982年7月24日, 廖承志在中共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邓颖超的建议下, 致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公开信, 从国家、民族、个人的角度, 力劝蒋经国“依时顺势, 负起历史责任, 毅然和谈, 达成国家统一”。1983年6月, 邓小平阐述“邓六条”时指出,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 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提出两党平等会谈, 也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 台湾一方面, 视大陆和平统一方针为“统战阴谋”并以“绝不接触、绝不谈判、绝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作为回应。另一方面, 也相应采取了诸如停止对大陆炮击、派密使沈诚与大陆沟通等缓和措施。

沈诚在国共两党高层的沟通让蒋经国感受到中共的诚意并判断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1987年11月, 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 “三不政策”已实际被突破。同年年底, 蒋经国已开始计划次年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咯血而撒手人寰, 这次曙光初现的国共高层接触又一次中断。邓小平得知昔日前苏联中山大学同学蒋经国去世, 想起未竟的统一大业, 感叹“可惜, 经国死得太早了!”

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 开启两岸事务性商谈。1993年4月两岸举行汪辜会谈, 两岸关系发展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美国加紧利用台湾问题对我国进行牵制;李登辉、陈水扁先后粉墨登场上演“台独”分裂活动, 使两岸和平统一的进展大大受挫。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 江泽民在1995年1月30日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 提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005年3月, 胡锦涛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 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同年3月14日《反分裂国家法》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江泽民八项主张和胡锦涛四点意见及《反分裂国家法》的通过, 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真诚愿望, 又体现了其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坚强意志;既有一以贯之的鲜明立场, 又有面对复杂情况的明确底线。

三、“和平发展思想, 一个中国框架原则”

2005年春, 在两岸关系极度紧张之际, 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 主动积极作为。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60年来两党首次历史性会谈并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在次年春第二次“胡连会”上, 胡锦涛进一步提出“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 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

2008年3月, 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 两岸关系迎来难得历史机遇。两党推动两岸关系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领导人9次会谈 (即8次“陈江会”和首次“陈林会”) , 签署19项协议, 不断推动两岸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和突破。2008年以来吴伯雄分别以国民党主席及荣誉主席身份6访大陆并表达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论述。大陆也有近20位省 (区、市) 主要领导同志率团访问台湾。

2008年12月31日, 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 深刻把握两岸关系发展规律, 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 鲜明提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论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以及怎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基于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和两岸尚未统一的实际情况提出两岸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非常有包容性和创意的原则, 体现出中共对台工作的务实思维。

2012年11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是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和“发展两岸关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一脉相承的新论断, 提出“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清晰地阐明了国家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深刻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规律和前进道路, 作出了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科学论断, 贯穿了实现和平统一的战略考虑和务实思路, 指明了今后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大方向。

2013年6月13日, 习近平会见吴伯雄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出四点意见:第一, 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国共两党理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第二, 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第三, 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第四, 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

无论不同背景下对台方针政策怎样演变, 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信心和诚心不变, 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不变, 着眼于祖国的完全统一的宏伟目标不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成真!

参考文献

[1]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社, 1996:273.

[2]梁柱.道是无情却有情:1949年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1) :68.

[3]唐为首《.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发出前后[J].文史月刊, 2006 (2) :51-52.

[4]陶涵.邓小平:可惜蒋经国死得太早了[J].共产党员, 2008 (2) :47.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说课稿 篇4

各位评委、老师，你们好！我说课的内容是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第十五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一 教材分析：

在这一课中，主要讲了新中国诞生之初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提出到倡导并在世界上被多国接受，万隆会议召开和外交斗争等问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下一节课外交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也是第五单元的重点。

二 教学目标：根据新课改的要求，这节课的三维目标是这样安排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内容、意义以及万隆会议的基本史实。通过学习过程，培养学生合作探究问题的能力及读图解图能力。过程与方法：通过展示中国新旧外交的不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通过分析和平共处原则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知识迁移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新中的外交成就，激发爱国热情，通过学习感受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情，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 教学重难点

重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难点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四 学情分析

初二学生个性突出，他们对新鲜有趣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缺乏相应的主动性。学生在学习中可能不会将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外交方针的制定和调整结合起来分析。因此在教学中，要从学生熟知的、有浓厚兴趣的话题入手，创设情境，增加学生的感知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了实现以上教学目标，圆满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依旧教学内容和初二学生的心理特征与学习基础，确定如下教学重点和难点。

五 教法、学法：

教法：我主要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适当的结合启发讲授法。

学法：阅读法、分组讨论法、合作探究法

六、教学过程：

1、课前准备：在课前我将收集相关的图片、视频资料制作多媒体课件，布置学生预习、收集资料，并给全班同学进行分组

2、新课导入：展示南京条约签订图片，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的外交，总结出旧中国外交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外交不独立，不平等，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外交有哪此变化呢？又取得了哪此成就呢。由此导入新课，设计的目的是让学生温故而知新，用所学过的知识制造一个悬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新课讲授：本课的子目非常清晰共两个子目 首先是第一子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内容及意义。对于这一子目的教学，我打算首先让学生阅读76页全部内容，完成多媒体上的问题。目的是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深入了解我国建国初期的外交形势。在解决问题时，让学生自由发言，得出结论：我国政府积极主动的展开外交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提出来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进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容及意义的学习。然后让学生自己动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知识点，并填充表格，学生完成后，我将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知识点进行分解，降低探究难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提炼有效历史信息的能力。

接下来是第二幕——万隆会议的学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外交的成熟。而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创造性的解决了国与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才把平共处五项原则落到实处。对于这一幕的教学我首先让学生自主学习结合教材完成多媒体上的任务，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培养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学生解决问题后展示出答案，随后对“求同存异”中的同和异指的是什么，进行小组合作探究活动，探究问题对没有学过世界历史的初二学生稍有难度，所以我准备了一段周恩来万隆会议讲话影视资料，让学生分组合作从视频资料中获取信息。

4、小结：我采用的是线索性小结，将本课知识联系到一起，目的是给学生一个清晰的线索，帮助学生明确需掌握的知识。

5、板书设计：本节课板书，利用框架结构形象、直观展示本节课知识，具有系统性、概括性特点、利于学生掌握记忆，同时形成整体性的认识。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篇5

云南实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29个县市, 即河口、金平、元阳、绿春、石屏、红河、江城、勐腊、景洪、勐海、澜沧、孟连、耿马、镇康、永德、双江、龙陵、潞西、畹町、瑞丽、陇川、盈江、梁河、腾冲、保山、维西、中甸、德钦、宁蒗, 主要分属于当时的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红河、怒江、丽江、保山等地、州 (参考云南省党史研究室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 第505-506页的统计表) , 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这些地方与云南其他地方的土地改革有明显的差别。

云南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于1955年启动试点, 1956年大范围实施, 1958年底结束, 前后历时四年左右, 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云南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简要回顾

(一)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时代背景。

云南和平解放以后, 随着边境驻军的完成和少数民族地区的逐步稳定, 如何与全国和省内其他地区相对同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成为当时云南省委、省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当时云南少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两个显著差别:一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 大致可分为封建地主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奴隶制经济、存较多原始残余的经济形态等五种类型。即使在同一民族、同一地区中也可能同时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 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混合型经济。二是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形势, 民族关系、敌我关系、生产关系相互交织, 矛盾错综复杂, 同时还面临较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若采用在内地实行的以政府命令、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土地改革政策, 非但不利于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 还会影响到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国防巩固。

(二)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实践概况。

1955年初, 边疆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首先在条件较好、原为缓冲区的河口、江城、双江、镇康等县和凤庆县大雪山区展开, 随后又在澜沧、潞西等县分批铺开180个乡, 到1956年2月顺利结束。省委认真分析总结了上述地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后, 1956年在德宏、西双版纳州和红河州的红河、元阳、金平, 以及耿马、孟连等县, 分批进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年底全部结束。位于滇西北的中甸、德钦、维西、宁蒗等藏彝地区, 由于奴隶主与西藏的反动上层勾结串通一气, 于1956年、1957年公开发动武装叛乱, 反对和抵制改革, 省委和昆明军区采取坚决进军的措施, 发动和武装群众, 平息叛乱,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 然后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 到1958年下半年结束。

二、云南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主要影响

(一) 改变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生产关系。

建国初期,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十分突出, 甚至同一民族内部也因各种原因导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总体来看, 此类地区虽然普遍缺乏明显的社会对立与阶级斗争, 但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相对原始的生产方式制约了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实现进程。和平协商土地改革, 以及伴随开展的各项民主改革和随后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 进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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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加快边疆少数民族整体发展的目标。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实施, 废除了封建制度, 解放了生产力, 大量无田少地的农民人均分到400-1000斤产量的土地, 并在政府和内地农民的帮助下, 解决了耕牛、籽种、农具等困难, 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 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如德宏1955年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地区, 1956年的粮食产量增长20%;小凉山彝族地区推行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后, 解放了农奴4199人, 分居奴3855户17154人, 还有5000多处于社会地层的奴隶, 以特殊方式进入了集体公有制度。

(二) 加快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培养了大量少数民族干部。

20世纪50年代初,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不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极为突出, 还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敌我关系、民族关系、生产关系相互交织, 矛盾错综复杂。为此, 必须有针对性对进行政权巩固、社会整合与制度改造, 以求确定中共的领导地位和逐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而在当时,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 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 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因此, 推进土地改革成为实现政治整合与确保政权顺利替换的关键。“中共则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以土地为基业的地方名流, 并且建立了党的控制”。

建国初期, 党和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进土地改革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虽然“绝大多数贫农参加土改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愿望。”但“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 摧毁中国农村中传统权力结构这一政治性的任务才是土改的主要目标。”“在酝酿对这些前地方精英发起群众斗争的过程中, 共产党试图摧毁农村中这些地方精英传统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共产党取得了成功。”而“土改运动的目标是瓦解这种“封建家长式”的关系 (地方社会就是通过这些关系而组成复杂形态的) , 并以重新组织的、阶级分明的结构取而代之。”在推进土地改革及伴随的各项民主改革, 使得“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 农民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庙和秘密会社等旧的村组织已被新的组织代替, 承担了它们的教育、调解和经济职能。从贫农和中农队伍中产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到1956年, 全省自治地方中的少数民族干部, 已占干部总数的20.13%, 基本保证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三) 消除了民族隔阂,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的历史上,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少数民族中长期流传一个“石头不能做枕头, 汉人不能做朋友”的谚语。“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 通过事实, 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

建国初期, 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依然抱有怀疑甚至是敌视的态度, 加之敌特分子和反动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挑拨与唆使, 更加深了隔阂、激化了矛盾、破坏了团结, 进而影响到基层政权的权力行使、边疆的稳定和国防建设。为此, 云南省委、省政府在中央的认同、肯定和明确指示下, 采取了有别于汉族地区甚至有别于全国其他民族地区的特殊土地改革政策, 从而顺利排除少数民族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的担忧, 进而顺利开展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获得了成功。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选拔和培养干部方面, 被培养人 (少数民族干部) 很快成为培养人 (汉族干部) 的领导的现象十分普遍, 进一步消除了历史沿袭的各种隔阂, 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信任与感情, 为建立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对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的土地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云南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对四川、西藏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和平、协商的方式;二是在具体内容方面。

从内容来看, 云南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也对西藏、川康民族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四川, 1956年2月, 凉山州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 规定“没收奴隶主的土地并征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但奴隶主的其他财产依法予以保留。对于已参加主要劳动的黑彝奴隶主及占有三个以上锅庄娃子或三户以上安家娃子但是参加主要劳动的白彝奴隶主, 其多余土地应予征收;多余的粮食、耕畜、农具、房屋应予征购。本人参加主要劳动, 占有两个以下锅庄娃子或两户以下安家娃子的白彝, 应按劳动人民对待。采取坚决团结政策, 除解族其占有的奴隶外, 其所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一律保护。”到1956年9月, 对上述内容又进行了局部的修正:“没收奴隶主的土地, 并征购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 奴隶主的其他财产依法予以保留。”取消“对于已参加主要劳动的黑彝奴隶主, 及占有三个以上的锅庄娃子或三户以上安家娃子, 但是参加主要劳动的白彝奴隶主, 其多余土地应予征收, 对其多余的耕畜, 农具、粮食和房屋则予以征购”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 四川的和平协商民主改革在这些方面比云南的还要缓和。1956年7月6日通过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农业地区民主改革实施办法》中规定:“没收封建主和地主的土地, 征收其多余的耕畜、农具、房屋, 及征购其多余的粮食。但地主的其他财产, 依法予以保留。”

总之, 云南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政策的提出与具体实践, 不仅有力争取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上层分子对土地改革及新生人民政权的支持, 有力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境外敌对势力、恶霸土匪势力等对新生人民政权及土地改革的破坏, 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对维护边疆稳定、民族团结, 尊重各民族历史、现实、习俗、感情, 动员内地群众支持边疆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和生产发展等原则与做法, 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马曜:《民族学与民族工作论文集》,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1年。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 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秦和平:《对20世纪50年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认识》, 李晓斌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

[4]马志敏:《中国共产党云南民族工作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2006年。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篇6

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巨大反制。首先, 和平演变政策获得一些成功。200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十条诫令》声称, 美国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 (中国) 的青年, 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 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替他们制造对色情的兴趣和机会, 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 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 美国“一定要尽一切可能, 做好传播工作, 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 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 就是成功”,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 甚至举手投足, 一言一笑, 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 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 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从这份《诫令》中不难看出, 或许美国是针对所有“非民主”国家而尽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 但其针对中国的意图可见一斑。而放眼当今中国的青年一代, 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乃至身体力行都似乎正沿着美国《诫令》所规划的方向前进, 人们的精神空虚、社会的唯利是图等。冷战后, 美国打着“推行民主价值”、“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在世界各地排兵布阵、制造紧张、甚至发动多场干涉战争, 在如此情境下, 有多少向往美国的中国人看到了美国真实的“民主自由”?一个热衷于维护自身霸权, 打压别国话语权的国家, 难道就是他们追求的“民主国家”吗?人们被美国所谓的“软实力”蒙蔽了双眼, 这就是美国“和平演变”政策在中国取得的的效果。

其次, 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中国遇到了巨大阻力, 在强大的反制政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邓小平曾说过, 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 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第一, 加强政治信仰, 强化普及道德价值观。相对于西方社会的三大调节力, 即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职业意识, 中国仅有政治信仰是有效的社会调节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讲政治, 以此领导精神, 引领社会”。第二, 经济发展迅速, 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并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率, 这与正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滞涨阶段的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强盛的生命力和优越性。第三, 中国对外宣传国家形象, 对西方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进行反制。中国近年来开始强调“软实力”和“硬实力”搭配的重要性, 向海外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 通过国家宣传片、孔子学院、举办“文化年”、积极参与非官方国际组织等途径, 使世界更加真实地了解社会主义中国并非想象中的邪恶, 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宣传起到重要的反制作用。

总的来说, 美国的和平演变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 历经磨难, 有自身的错误政策, 也有外部的干涉打压。她是“摸着石头过河”, 同时吸取苏东失败的经验而取得今天的成绩的, 历史的教训时刻警醒着我们, 要防腐拒变, 要及时改革, 要走群众路线, 要振兴中华民族, 外部企图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现在正受到中国强大的反制, 并将在可预见的将来遭遇彻底失败。

摘要：“和平演变”政策是促使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冷战宣告结束。冷战后美国依然延续冷战时期的“和平演变”政策, “和平演变”成为冷战后中美主要政治冲突之一。从政策效果来看, 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中国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 它受到了中国强有力的反制, 主要表现在中国强化政治信仰、强劲发展经济、宣传国家形象和重建国际秩序等措施。虽然中国当前的一些内外政策为“和平演变”政策创造了一些空间, 但总的来说, 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在中国不可能取得全面胜利。

关键词：和平演变,强力反制,调节力,政治信仰

参考文献

[1]唐晓, 杨帆.政治科学基础[M].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2]李兴, 周雪梅.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对苏东关系的影响[J].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问题, 1998, 1期.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篇7

关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 但往往夹杂在美国其他问题之中, 未把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做系统研究, 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冷门。近期读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苑爽博士所著《“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 从新的理论视角系统的研究了该课题, 弥补了这一薄弱环节, 对于今后我国学术界研究战后索赔问题将大有裨益。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我认为本书具有三个特点。

一、视野宏阔、理论独到

在《“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中, 将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课题, 置于“战争与和平”理论视角之下重新进行解读。书中的第一章对“战争与和平”这一理论做了详尽的论述, 从两者的概念、逻辑关系和在国际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系统的分析了这一理论。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该理论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的情况下加以阐述, [3]将美国的对德战争索赔政策在“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视野下加以重新解构分析。这一理论贯穿全文, 最后又在之理论视野下对德国问题进行全景式的反思, 归纳总结德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形成首尾呼应, 上升了新的理论高度。同时本书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作为一项独立的外交政策进行专题系统研究, 在涵盖时间长, 史料分散的情况下, 探求其内在的联系与变化, 从而使被割裂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德索赔政策重新联系起来。从美国国内政治决策机制、外交理念, 决策者的个人智慧, 民众的社会舆论导向、国际上大国之间的外交博弈等多个角度加以分析对索赔政策指定的以新的理论视角, 长时段的政策研究美国在战争观念上, 索赔理念与索赔机制上的演变。厘清了战争、和平与战争索赔的理论关系。而索赔政策的演变也展现了美国政治决策者的战争观与和平观, 两者相辅相成。美国经历了从战争合法, 到将战争责任与索赔政策联系起来, 从以非政府的个人身份参与到多部门多国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可以说在新的理论视角下, 美国的索赔政策更加系统全面。

二、资料充实、叙论结合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来说, 原始的一手文件解读是根本前提。在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的研究方面, 苑爽博士通过对解密文件和相关会议记录的文本解读, 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公布的375卷国务院文件 (简称FRUS) , 贝亚特·欧本编辑《占领德国的文件, 1945—1954》, 《卢修斯·克莱将军文件:德国1945—1949》, 以及与之相关的历次重要会议记录, 事件亲历者演讲、回忆录、私人信件和日记等外文原始资料, 还包括德法日等多国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著述。资料详尽, 根据统计书中运用中外档案文件23种, 相关当事人的外文回忆录、传记12部, 对于此问题研究的相关中外文专著解读140部, 相关论文27篇。可以说大量的文本解读, 广泛的资料搜集, 尤其是大量一手原始资料的运用使得对于美国对德战争索赔问题的论述更加扎实全面, 立论更加可靠。更加可贵的是在对于大量资料的运用基础上, 叙论结合, 提出新的观点与看法, 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发现问题, 分析其原因和演变过程, 以及相关问题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系统的将分散的相关资料整合, 认真剖析, 进行重新的解构, 从而更加完整系统的展现出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

三、结构合理、内容丰富

本书共分六章, 从内容的关联性上看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阐释“战争与和平”理论的内涵与逻辑关系, 分析在此理论视角下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的目标, 以及影响政策制定的国内因素, 诸如商业立国思想、多元的政治决策体制、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等。第二章则论述一战时期决策者战争观、和平观的形成与演变, 美国此时提出的索赔政策的内容与原则, 以及之后制订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的背景, 实施失败的原因分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章还着重分析了和平主义运动的影响因素。第三章分析美国的索赔争政策对于德国成为二战战争策源地的关系, 美国国内各阶层对于一战政策失败的反思, 国内决策层在对德政策的分歧对于二战后对德索赔政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里着重分析了两派代表人物, 摩根索与史汀生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总统的个人关系在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 并分析了造成分歧的原因。可以说第三章在全书中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 将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由一战向二战的过渡, 揭示了内在的连续性。第四章分析美国对德索赔政策在国内国际双重作用下诞生, 国内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 包括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 同时介绍分析了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与选择。国际上美国又要同时处理好与英、法、苏各国家利益诉求, 达到对德索赔政策的相互妥协。第五章是本书的重点, 也是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一章, 论述二战结束后美国战争索赔政策执行修改与调整, 协调战后初期占领军与国务院在政策上的分歧矛盾, 论述斯图加特讲话的背景与影响, 本章的亮点是将美国针对德国提出的“智力赔偿”计划作为典型的个案分析, 从指定背景, 内容, 实施状况以及影响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可以说这是美国在索赔方式和机制的创新, 这种个案分析的方法也更具直观性。最后论述了对德索赔政策与《马歇尔计划》的关系, 说明美国对德索赔政策与美苏冷战起源的内在联系, 第六章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具有点睛的作用, 再一次将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置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视野之下进行反思, 总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索赔理念、机制和方式的转变, 分析国际社会在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上的利益得失, 并且升华主题, 说明该问题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 审视“新德国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本书在结构上环环相扣, 层次清晰, 首尾相接, 内容涉及广泛, 突出了问题重点。

作为学术著作, 《“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一书尚待完善之处, 首先, 在资料的搜集上对于德国原始文件和著作挖掘不够, 德国作为政策的受众其自身的转变对于美国政策也有影响。其次, 缺乏对比性研究, 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战争索赔政策也经历了一个转变, 德国与之相比又具有怎样的特点, 两者之间又具有怎样的联系, 这样可以更加突出美国对德索赔政策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总的来说, 苑爽博士的著作丰富了对战后索赔政策的研究成果, 对国内学术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意的借鉴。

摘要：美国的战争索赔政策是其建立世界新秩序, 达成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苑爽的《“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以全新的理论视角系统的论述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对德战争索赔政策, 具有视野宏阔、理论独到, 资料充实、叙论结合, 结构合理、、内容丰富三个特点。对于从新的角度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丰富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战争与和平,美国,德国,战争索赔政策

参考文献

[1]苑爽.“战争与和平”视阈下的美国对德战争索赔政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54—56.

[2]崔丕.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J].历史研究, 199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