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策教育结业论文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形势政策教育结业论文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精选8篇）

形势政策教育结业论文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篇1

形势与政策教育结业论文

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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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如果中美关系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要保持彼此之间的和谐。虽然中美关系间存在分歧，但也有诸多共同利益，如安全，教育等方面。还有美国所做的各种对华政策，我们应有理解和考虑。

关键词：中美合作，关系，远瞩，台湾问题，外交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清楚的知道巨额外汇对中国所意味的风险，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而这一切的“元凶”就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但无奈的是中国必须和全世界一起为美国买单——不得不继续买入美国国债，特别是中国！因为美国国债是现在相对最好的避风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容下2万亿美元这个近乎可以成为“巨无霸”的外汇储备。尽管美元贬值的话，外汇会巨额缩水，可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不买进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可能会很快崩盘，这样对外汇以美元为主的中国来说损失会更大。也许有人会说，抛售美国国债或用美元资产到国外并购来减少外汇不就行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敢卖出美国国债谁能买、谁敢买？再者说你这个最大债权国都急着抛售美国国债，那其他的国家不就更急着抛售出去吗？这只会更快的加速经济的衰退！还有，买入别国资产，可对于如此大块的外汇涌入，别的不说，单就国家经济安全考虑也没有国家敢接啊。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更多是一个无奈之举，中不想美经济崩盘，以减少损失，美国更不想了。所以美中形成了一个“金融恐怖平衡”，把双方结实的困在了一起。

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关系，而美国一直把台湾问题视为牵制中国的一张“王牌”。美国在太湾问题的作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台海之间的局势，这也是三十年来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一问题也成为中美最易出现摩擦的敏感问题。美制定的安全战略特别是亚太安全部署，更是吧“围剿中国”视为第一要务。中国毫无争议的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潜在对手。随着“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形成，美国对中国新一轮海上封锁实际上已经形成，这难免给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另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和成功应用，使美国在亚太地区所作的安全战略布署很大程度上成为徒劳。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后种种想缓和两岸关系的举动，又使台湾问题暂时性的缓和下来。中国在西北地区的战略部署更是让美国“完全封杀”战略化为了泡影。因此从这些层面看，中美发生大摩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至少近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中美关系近期不会有太大的波折。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国当做其国际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来摆布，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自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确立以来，祖国大陆一直不断进行着切实的努力，充分照顾海峡两岸各方利益，既考虑历史，又顾及现状，希望促成中国最终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模式与港澳模式相比较，与大陆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人士也可以到祖国内地担任行政职务等。两岸统一之后，可以共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荣誉，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总之，祖国大陆在实事求是地探索比港澳模式更为宽松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依据就是对海峡两岸关系的三项基本认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尚未统一。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具潜力。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美国应该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所伤害的正是中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根本的民族感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合作安全”的新概念，即认为“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安全”之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不应再损害彼此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今后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素。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新时期中美关系应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应该是积极的关系。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但双方都应该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对方，用积极的行动推进各领域对话和合作。第二，应该是合作的关系。双方应该携手应对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挑战和问题，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第三，应该是全面的关系。双方不仅应该深化经济、反恐、防扩散、执法、能源、气候变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交往，还要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以及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不断充实两国关系战略内涵。提醒美国的是：1.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2.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3.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4.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总之，中美双边关系的不断想前发展是必然的，争端与摩擦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鉴于双方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的大背景，相当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有大的冲突。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自认为可以控制、可以容忍中国的前提下。当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知：中国以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利益为第一原则，其次才是发展对外势力意图民族崛起。事实上中国也就是在这个层次没发展着，这也就成了现在中美关系合理的一个状况原因。所以说，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总趋势是充满希望的。

参考文献：

1.《中美关系史》作者：陶文钊，何兴强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3-1 2.《当代中美关系风雨历程》作者：倪世雄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8-1 3.《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12 4.人民日报 1972-2-28 5．《中美关系，新变化与新挑战》作者：袁鹏

2006 6．《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作者：袁鹏

2010

形势政策教育结业论文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互动

政治与经济从来就是密切联系着的,任何社会的政治,就其性质而言,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政治同时又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反作用,指导、影响或制约经济的发展。只有了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经济建设才能取得成功。这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台海安全形式和两岸经济发展的互动中亦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两岸关系“转危为安”,迈向和平发展新阶段

2008年是海峡两岸关系形势出现积极变化,获得重大突破的一年。随着国民党重获执政地位,两岸双方高层开始频繁互动与接触,初步建立了政治互信;中断近十年的“两会”协商谈判得以恢复,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两岸直接“三通”初步实现,两岸关系进入和解合作、协商谈判与良性互动的新时期。

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间,以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大肆推动“去中国化”活动,不断扬言“宪改正名”,企图谋求台湾“法理独立”,让两岸关系陷于危险的境地。2008年初,陈水扁当局在台湾领导人选举中抛出“入联”与“返联”两项公民投票的把戏,企图再次利用“台独”元素为民进党争取连任。这些丑陋行径将两岸关系推向一个更为严峻的历史转折点上。然而,在这场决定台湾命运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对决中,台湾人民用选票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摒弃了不断制造两岸危机与限制两岸经贸往来的民进党,选择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更为理性与务实的国民党,这也为2008年后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当选后的马英九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了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坚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展两岸合作,不断强调不会搞台湾“法理独立”,为两岸关系改善与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外,在可能妨碍美国对台军售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行政院”削减了2010年的国防预算,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善意。在岛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迅速调整对台政策与策略,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因势利导,不断释放善意,两岸关系气氛很快得到改善,两岸高层互动随即展开,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良性发展势头。

二、两岸官方、民间互动交流空前频繁,初步形成两岸之间“两轨交流机制”

2008年4月12日,博鳌论坛迎来了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身份参加的台湾“准副领导人”萧万长,并在此次论坛上实现了“胡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萧万长时提出“四个继续”,即“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动两岸周末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磋商,继续关心台湾同胞福祉并切实维持台湾同抱的正当权益,继续促进恢复两岸协商谈判”。萧万长则提出“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国民党今后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4月29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来大陆访问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先生时也提出了“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作为回应,并表示这将成为新形势下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与主张。可以说,海峡两岸“双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成为海峡两岸关系改善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两岸官方实现频繁互动和交往的同时,民间的交流也迅速升温,中断近十年的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两会”会谈机制得以恢复。2008年6月中旬,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访问北京,并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举行了首次“陈江会”,签署了《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与《海峡两岸周末包机会谈纪要》两项重要经济协议,并达成广泛共识,揭开了海峡两岸“两会”协商及两岸经贸关系大发展的序幕,从而初步形成海峡两岸之间“两轨交流机制”,即“两会”的民间交流作为第一轨道,国共平台的官方渠道作为第二轨道的双重协商机制。

而“两会”首次复谈中除了在经贸往来方面获得的重大突破外,还取得了一个影响更为深远、意义更为重大的成果,即使得搁置30余年的海峡两岸直接、双向“三通”得以基本实现。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海峡两岸通邮、通航、通商的主张,从此实现两岸“三通”就成为大陆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主张。尽管多年来,海峡两岸“三通”在艰难曲折中前行发展,并实现了较大规模的通商,局部的通航,但由于重重限制,最终形成了空中通航是有限的“节日包机”,海上通航是间接的,通邮是间接的,通商是受限制的,投资是单向的格局,均无法实现基本的直接、双向“三通”。然而,这一切在2008年获得重大突破。海协会与海基会的首次复谈即达成《海峡两岸周末包机会谈纪要》,让两岸通航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接着在11月初两会在台北达成四项经贸合作协议,尤其是《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的签署,让海峡两岸基本上实现了直接通邮与通航,也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直接通商,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大陆呼吁两岸“三通”近三十年之际,海峡两岸“三通”得以基本实现。

三、台海局势的稳定,两岸政治上的互信和互动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1、释放善意,一系列惠台政策陆续出台

2007年,为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深入发展,展现大陆的诚意和善意,大陆继续出台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的政策措施。2007年3月,商务部宣布在2005年对台湾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的基础上,再次对台湾11种蔬菜和8种水产品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截至2007年底,大陆进口享受零关税的34种台湾农产品货值近千万美元,免税金额1100多万元人民币。这项措施受到广大台农和岛内支持两岸经贸交流发展人士的热烈欢迎。同年,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门决定在浙江、福建、广东的5个试点口岸进一步放宽对台小额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下放审批权,规范并扩大经营主体,取消小额贸易船舶吨位、金额限制,放宽经营商品类别等。商务部在2007年3月1日大陆禁止天然砂出口的大背景下,充分考虑到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需要,于当年11月8日宣布恢复天然砂对台出口。12月11日,商务部公布了《天然砂出口许可证申领补充标准和相关事项》,并开始受理大陆出口企业申请。2008年1月29日,商务部发布公告核准7家符合天然砂出口许可证申领标准的大陆出口企业从事天然砂对台贸易。

此外,大陆有关部门还出台了包括:开放台湾航运和道路运输企业在大陆设立独资船务公司,允许两岸航空业界合资组建航空公司、合资修建机场;向台湾居民开放会计、卫生、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15类(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宣布两岸合拍电视剧享受大陆产电视剧同等待遇;允许台湾农民在大陆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直接申办个体工商户;大陆有关仲裁机构拟增聘台湾仲裁员等在内的一大批惠台政策。

2、巩固成果,扩大惠台措施,增进台胞福祉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很多在大陆投资的以劳动密集型和中小型出口为主的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遇到了困难,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为此,国台办在认真听取广大台商的意见和建议后,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和支持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的九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有关部门微调了部分纺织品、服装、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公布了31个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重点承接地。2008年12月22日,在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闭幕式上,国台办主任王毅宣布了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制订的支持大陆的台资企业发展、加强台资企业融资服务等10项惠台新政策。当台湾水果出现丰产滞销时,大陆又积极组织采购团赴台采购,尽可能使台湾农民减少损失、稳定收入。

2009年,为落实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提出的五项重要对台举措,国台办主任王毅在此后的首届海峡论坛大会上宣布了八项惠台新政策具体方案,其中包括推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扩大对台产品采购,尤其是水果、蔬菜、水产品及农产加工品;增加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加强两岸农业合作平台建设等。这八项惠台政策被普遍认将为两岸关系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局势的稳定,政治的互信,一系列惠台政策的实施,使得两岸间的经贸和投资有了长足的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1月至11月,两岸贸易额为1223.1亿美元,同比增长8.4%;大陆对台出口242.2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大陆自台进口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7.1%。2008年1月至11月,大陆共批准台资项目2092项,实际使用台资17.1亿美元。

2009年,金融危机继续施虐全球,在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全球贸易普遍下滑的大背景下,大陆与台湾贸易额维持在1062.3亿美元的水平,虽较上年略有下降,但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平。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205.1亿美元;自台湾进口为857.2亿美元。2009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2555个,同比上升8.3%,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8.8亿美元,同比减少1.0%。

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褪去,2010年,大陆与台湾就完成1453.7亿美元贸易额,同比上升36.9%。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296.8亿美元,同比上升44.8%;自台湾进口为1156.9亿美元,同比上升35.0%。2010年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3072个,同比上升20.2%,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4.8亿美元,同比上升31.7%。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篇3

一、我国外语教育史

1862年(同治元年),我国第一个英语教学机构——同文馆在北京建立,史称京师同文馆,它标志着我国英语教育的开始,也是我国外语教学的开端。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外语的使用没有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指导,外语的使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受政治的干预更是大起大落,外语教育规划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外交上完全采用“一边倒”政策,与苏联结盟。在经济建设方面依靠苏联的援助,聘用了大量的苏联专家,我国也选派大批留学人员到苏联深造。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苏联,高校的教材要么直接译自苏联的教材,要么以苏联的教材为蓝本重新编写,俄语成为当时最有用的外语。1951年设立俄语系的大学共34所,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而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只有13所学校设有俄语专业。此外还成立了较大规模的俄文专门学校7所,共有学生4000余名。中学学俄语的学生所占比例迅速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做出了停办大部分师范院校英语系的决定。英语老师也顺应形势改行教俄语。

到了20世纪60年代,顺应当时中苏矛盾激化和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交往加深的背景,教育部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做出了外语教育的改革,如专业外语教育与公共外语教育并进、重新建立一批外语院校、聘请外籍老师、选派留学生等。这些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才被迫停止。但是那一时期外语教育政策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俄语人才过剩,但是其中有很多又满足不了社会对专业的要求,比如翻译,工程等,而英语等其它外语人才缺口巨大。

改革开放以后,外语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其中的英语教育取得了巨大进展。1979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教育的通知中提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英语教育,也要注意日、法、德等外语的比例。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语被纳入高考范围,所占比例也逐渐增大,到20世纪90年代,英语已成为与语文、数学并驾齐驱三大主课之一。另外,各种英语水平考试被引进和启动,各种民办外国语学院、英语培训市场、教材等纷纷出现。

二、外语教育现状

我国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在轰轰烈烈开展的背后,一些问题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而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反映出长时间积累的一些问题。例如,各种外语重要性应如何排列,各自应占什么比例,培养多少学生,应如何连贯成一体等。

为了适应21世纪我国国民综合素质提高的需要,教育部决定从2001年秋季开始,全国城市和县城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2002年秋季开始,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这标志着我国的英语教学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近几年来,我国城乡中小学在课时安排上,已经把英语与母语置于同等地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小学英语教学大纲将英语课设置为每周4～5课时,每课时40分钟。目的是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活动,对学生进行基本的听、说、读、写训练,使学生打好语音、语调基础,掌握一定的词汇(接触1200个单词,会拼写450个左右)和最基本的语法知识,培养学生基本的日常会话能力以及拼读、拼写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使他们喜欢学习英语和使用英语,为他们升入中学继续学习英语奠定初步的基础。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英语课为每周四课时,目标定为:学生应能从口头和书面材料中获取所需信息,能就熟悉的话题用英语与老师和同学进行简单的口头笔头交流,能对事物进行简单的描述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全日制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规定的教学目的是:在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使学生巩固、扩大基础知识,发展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提高初步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侧重培养阅读能力;增进对外国文化,特别是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高中英语总课时量为384课时,周课时累计为12课时。而且,整个中学英语学习的六年在听、说、读、写四方面都给出了不同等级的评价。于1998年12月正式通过了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这样从小学到大学日渐成熟的教育体系确定了英语在中国社会上的重要地位。

教育家Graddol认为在现今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世界范围内英语的地位正在经受着冲击。“英语已经失去了其唯一地位”,一些其他的语言,特别是汉语、西班牙语等已经在一些国家显示出优势。在英语强势地位的对比之下,我国小语种的教育发展相对社会的需求发展是缓慢的。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只有几十所高校真正有成系统的小语种人才培养经验。而且这些人才的流向比较固定。根据对我国小语种人才培养有影响力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项调查,该校小语种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已经全部落实去向,除了选择上研究生之外,大部分选择了外交、国防、经济、教育等国家机关,少部分从事广播、出版、宣传等工作,真正去企业或从事社会教育的很少,这就造成了小语种人才的相对短缺。

三、外语教育的问题讨论与构想

语言政策属于政府行为,是国家干预语言使用的主要手段,对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所以当今情况下,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既要考虑到社会各个层面,又要充分认识到外语教育的现实问题。市场上以各种形式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但真正有水平、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只占总数的5%,能够胜任国际会议口译任务的专业人员就更少。考虑到英语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应确保英语的优先发展地位,同时兼顾多元化发展的方针,可以将与国家对外交往、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外语如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列为优势语言。另外,希望设立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育咨询机构,由其负责全国外语教育的指导工作,制定统一、连贯的外语专业的教育标准;协调和统筹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制定教育规划和政策提供咨询。针对目前外语考试五花八门,彼此之间缺乏关联性、比较性的现状,设立统一的权威考试机构,举办统一的外语水平考试。考试可分为若干等级,由考生根据自身外语水平和个人需要自由报考,考试机构颁发经过认证的、国家承认的证书。这样,可以优化资源配置,真正提高外语教育水平。

回顾我国外语教育的历程,有成功也有失误的方面。根据现实情况,外语教育政策应该既要确定一个与时俱进的目标,又要致力于解决我国外语教育确实面临的问题。目前我国外语教育可以说是全民性质的,开始于幼儿阶段,贯穿于整个人生的学习过程中。高层次的外语教育分成外语专业和大学外语两大块,各有各的教学思想,很少切磋。另外,虽然各阶段都开设英语课,但教材衔接性很差,很多在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在以后还在不断重复,而高等教育阶段的英语学习又不能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提升不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就导致了外语学习数量和质量上的矛盾。而小语种人才短缺问题也考验着我们外语教育政策上的导向,是坚持英语的第一外语,鼓励全民学英语,还是英语教育和其他外语教育在比例上调配合理,都是我国外语教育应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Graddol,D.The Future of English?London:British Council.1997.

Graddol,D.English Next.London:British Council.2006.

[2] 邓文英.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初探.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2004.

[3] 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4]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97.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5] 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

[6] 杨德祥.外语教育规划与外语教育的定位.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5.

[7] 金志茹,李宝红.关于我国目前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思考.长春大学学报,2008.

形势政策教育结业论文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篇4

1.信贷政策。1995年，中国 人民银行制定了适应环境保护要求的信贷政策——《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 问题 的通知》(银发[1995]4号)，要求各级金融机构对不符合环保规定的项目不得贷款。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措施，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差。

2.环保产业融资。融资问题无疑是我国环保产业化 发展 的主要瓶颈之一。目前，我国环保 企业 除政府投资以外，主要通过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一方面，大型环保项目由国家通过政策性银行作为专项贷款方式融入资金，由于存在外部性等问题，缺口部分较难从其他商业银行获得；另一方面，那些具有成长性、效益可观的中小环保企业贷款难、担保难。

当前我国环保产业间接融资制度还有不少缺陷，如货币信贷政策的非灵活性 影响 了企业贷款的积极性；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率太低，贷款积极性不高；信息传导机制滞后，客观上造成金融部门的服务不到位。更深层次原因是直接融资薄弱，即金融资产证券化程度太低，导致环保资本和金融资产结构严重不足，环保企业资金普遍短缺，国有企业间接融资比例大、成本高、效益差。

3.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对象的一种保险，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环境污染行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毁等民事赔偿责任提供保障的保险。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英国等一些 经济 发达国家的保险行业相继推出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大连市1991年率先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此后，沈阳等一些城市也开展了这项保险业务。

二、近中期我国环境经济政策改革 研究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宏观决策层提出了“ 科学 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构建“和谐 社会 ”等一系列发展理念，这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一种更加注重环境的发展模式。环境经济政策是实现这种发展模式的重要政策保障，因此，在近中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环境经济政策改革和完善力度，优化、调整环境方面的经济制度安排。

当前及今后一个期间，我国将处于 工业 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并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还面临着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消耗、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和挑战。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应立足于走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关于完善环境财政政策的相关建议。

1.拓宽环保资金筹措渠道，千方百计增加环保的财政预算资金投入。根据统计与测算，在 现代 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环境资源状况下，把1%～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环境保护，就可大体上控制污染，使环境质量保持在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水平；如投入达到5%，就可以基本终止环境恶化的进程。目前，我国的环保投资水平还较低，占gdp的比重仅为1%左右。我国要想扭转目前环境整体恶化的局势，使环境质量达到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水平(最低底线)，国民生产总值的1.5%应当用于环境保护。这个水平既适合国际环保经费的发展趋势，又是我国国力可以承受的。

首先，要建立政府环保投资增长机制，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一定时期内政府环保投资占gdp的比例或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并且明确规定环保投资增长速度要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率。在我国财力有限、财政支出刚性较强的情况下，要大幅提高环保的财政投入尚面临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寻求其他的资金筹措渠道。可以考虑建立环保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滚动发展。基金主要来源包括排污费、罚没收入等。

其次，应考虑在建立公共财政预算制度时，将“环境保护”作为支出的一大类单列，并下设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环境规划、环境标准、环境信息、环境科学、行政管理以及各类资源保护等子目。同时，继续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加大对国家确定的重点生态项目和污染治理项目的资金投入。

再次，公共财政还应力促环保产业的健康发展。随着环境保护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环保产业已经逐步发展成为“朝阳”产业。有关预测表明，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我国环保产业的产值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5%以上。政府部门应将环保产业视为兼有公益事业性质的高 科技 产业对待，通过财政贴息、财政补助、税式支出等手段，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此外，要强化政府财政对环境保护支出的责任，将资源环境指标纳入对各级政府和干部的考核范畴。各级政府要将环境保护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 内容 并逐年增加，加大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环保试点示范及环保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将资源环境绩效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体系和 方法，对政府及各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资源环境目标责任制和行政责任追究制。

2.完善各种财政激励措施，扶植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主要包括：第一，对于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使用无污染或者能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即“合格资产”)实行加速折旧制度；第二，允许企业把污染治理费用计入成本，鼓励企业迁离污染限制地区，易地建设，并给予减税、免税优惠，维护积极防治污染的部门的利益；第三，对于有助于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个体和行为，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和税式支出等手段，予以政策上的扶持。

3.加大环境因素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多渠道融资。一是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议在财政转移支付中增加生态环境影响因子权重，增加对生态重要区和保护效果良好区的支持力度。按照平等的公共服务原则，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对重要的生态区域(如 自然 保护区)或生态要素(国家生态公益林)实施国家购买等。二是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国家生态补偿基金的建立需要坚持两项原则：一是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人民收入。二是新的资金源的开辟必须与内化社会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的原则相一致，例如在财政改革中关于资源有偿使用的思路下寻找渠道。基金的使用方向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用于生态建设与保护。要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开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第二，用于治理和修复大规模的或 历史 遗留的、由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第三，用于国家认为需要进行生态补偿的其他领域和地区。该专项基金是一个经常性资金渠道，能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可以参照国家生态补偿基金的方式建立地方生态补偿基金。

4.建立绿色采购制度。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是我国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绿化”政府消费行为的主要措施。“十一五”期间，在现有的《政府采购法》的框架下，尽快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实施法则，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和清单。从长远来说，我国应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制定专门的《政府绿色采购法》，并在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验示范。“绿色奥运”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主题，其内涵之一就是采购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绿色奥运”是试验示范我国政府绿色采购的好机会和平台。政府应通过绿色采购行为影响消费者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5.提供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第一，实行物价补贴。针对企业实行循环经济初期产品成本高于社会平均成本的情况，给予价格性补贴。第二，实行企业亏损补贴。对企业循环经济建设初期的暂时性亏损给予财政政策上的倾斜。第三，实行财政贴息。即政府代企业支付部分或全部贷款利息，增加企业利润。第四，税前还贷。就是政府在 计算 企业应税所得时，将企业应当归还的贷款从中扣去，相应减少企业纳税基数。

6.实行财政信贷政策。一方面政策性银行应以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惠贷款、贷款贴息等方式对企业资金进行支持；另一方面国家应加快对环境保护“绿色银行”可行性的论证，以根本解决目前企业清洁生产、环境保护信贷资金落实难的问题。

(二)关于改革和完善环境税收政策的相关建议。

1.调整和完善与环境相关的流转税政策。

(1)增值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为更好地体现鼓励“利废”，促进环境保护的政策意图，应当将部分社会效益好、促进环境保护力度大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纳入增值税优惠政策范围。①为鼓励企业节约资源利用再生资源，允许企业购置的污染治理设备、环球监测仪器与环保设备，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②对于意义重大，但经营亏损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如垃圾电厂、废旧电池处理厂等，采取即征即退或免税等优惠政策，解决因退税不及时影响企业资金周转等问题。③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退税率来控制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2)消费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建议将易造成环境污染的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提高这些易造成环境污染产品的使用成本，限制其生产和消费。①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②对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征收消费附加税，利用税收差异鼓励使用高标号汽油和无铅汽油；③对危害健康和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如烟草、塑料袋、塑料饭盒、一次性筷子)征收消费税或消费附加税；④对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

(3)调整营业税有关税目税率。对木材、药材、稀缺动植物等容易破坏生态环境、引起环境污染的行业规定较高的税率；同时降低那些有保护生态环境、耗费资源较低产业的税率。

(4)建立“绿色关税”体系。一方面严禁或严格限制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或能对我国环境造成重大危害产品的进口，大幅提高这些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给予进口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和产品相应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要提高出口矿产资源和初级产品的税率。

2.调整和完善与环境相关的所得税政策。

(1)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将优惠范围扩大到环保机器设备制造，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生态工程，环保技术和新产品试制等领域，促进环保产业的全面发展。对专门生产国家鼓励的环保设备、提供环保或节约资源的技术或服务的企业，以及对研究污染控制技术和生产污染替代品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包括给予一定的免税期、取消计税工资扣除限制等政策。

(2)对企业购买并使用的国家鼓励的环保设备以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实行企业所得税投资抵免。目前企业享受投资抵免政策的条件规定比较严格，只限于技术改造，而且只是增量抵免，政策力度较小，建议适度放宽标准，对有利于环保的上述固定资产投资都允许按规定比率抵免企业所得税。

(3)扩大享受加速折旧设备的范围。加速折旧不应只局限于目前促进环境保护的关键设备，对节约利用资源的环保设备、生产研发用的仪器设备都应纳入到加速折旧适用范围。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应该重点突出，标准明确，管理规范，不宜搞普惠制。有关部门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产业发展的要求，制定详细、可操作的鼓励目录。目录中可包括水污染治理设备、空气污染治理设备、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噪声控制设备、环保监测设备、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资源综合利用与清洁生产设备、环保材料与药剂等大类，并对每一项提出具体的技术标准。

3.积极准备适时开征燃油税。原油税方案早已确定，关键是开征时机的选择。从目前看，尽快开征燃油税的时机已经到来。

4.调整和完善资源税相关政策。受目前征收规模、征收范围、单位税额的限制，资源税对环保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建议在近中期进行以下调整：

(1)扩大征收范围。把资源税的范围从矿产品和盐扩大到适用于一切自然资源。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将目前只局限于矿产品的资源税税目扩大到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海洋资源、地热资源以及其他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理顺资源税与资源费的关系。

(2)合理确定资源税单位税额，建立单位税额定期调整机制。根据资源产品的价格上涨情况，及时调整单位税额，并建立和完善税额定期调整的机制；对煤炭、原油等品种划分资源等级，确定等级的指标应与储量消耗、回采率等挂钩，鼓励其充分利用储量，惩戒储量浪费。同时要进一步加大税档之间差距，体现资源开采过程中的级差收入，优质资源高税，劣质资源低税；体现资源的稀缺度和政府对开采该资源的限制程度，资源的稀缺度越大，政府对该种资源的限制程度就越强，资源税税率应越高，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单位税额要反映资源开采形成的外部成本，资源的有害物质含量越高，在开采过程中给环境造成的损害越大，资源税税率就应当越高，这既是保护环境的要求，也是商品价格决定的准则。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3)调整计税依据。将现行以销量和白用量为计税依据改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这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资源不足以及盲目开发的行为，同时也便于源头控制，防止税款流失。

(4)将水资源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改为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在性质和征收范围上同现行的资源税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征收方法和收入的分配使用与现行的资源税不同，将费税合并征收从 理论 和现状看是可行的，至少可减少一套征收机构及相应的征收成本。目前遇到的困难：一是涉及矿管部门利益和财政收入的再分配，尚须做大量的研究和协调工作。二是从征收的理论依据上，目前矿管部门还不同意将矿产资源补偿费改征资源税，因为国外对矿租收入的调节既有收费的，也有征税的。但有一点各国是相同的，即没有必要对同一矿产品的同一矿租收益同时采用两种雷同的手段并由两个部门征收。三是水资源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都是经过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立法征收的，所以将上述两费正式改为资源税首先要解决 法律 程序上的问题。

4.调整和完善与环境相关的其他税收政策。对于现行具有一定环保作用的地方税种，一方面要按税制改革的正常要求完善税制，如取消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适时调整偏低的税负等，在此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其环保功能。

(1)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税不仅具有财产课税的性质，还具有环境保护的作用，应逐步考虑对车船是否安装了废气净化装置而给予税收优惠或课以高税；同时应按汽缸容量设置更多档次的税率，这样才能逐步淘汰污染车和高耗能车，逐步改善空气污染状况。

(2)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由于税款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目前已经成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为城市环保开辟了具有法律依据的、稳定的资金渠道，对于改善城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城建税应改变目前附加税的地位，使其拥有独立的税基，并进一步扩大征收范围，逐步增加收入规模，保证城市建设及环境保护资金的需要，进一步增加对环保项目的投入。

(3)土地使用税。1984年起开征的土地使用税由于只限定在城区及部分镇、工矿区等征收，适用的范围较小，税率也较低，并且又出台了一系列减免政策，比如对塌陷土地的减免等，致使我国的土地使用税难以发挥遏制“圈地”现象、节约使用土地、维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对此，应扩大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并较大幅度地提高税率。

5.积极探索开征专门的环境保护税。如前述 分析，我国现行税制中，税收对环境的保护作用主要依靠分散在某些税种中的零星规定来实现，这样既限制了税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调控力度，又难以形成专门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必然要求构建一种新的税种——环境保护税。

课征环境保护税是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普遍做法。环境保护税一方面通过加重污染者的税收负担；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促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为环境保护事业筹资。“环境保护税”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环境污染税，对污染物或排污行为征税；二是环境资源税，对稀有资源或利用、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征税。环境资源税可以通过完善现行的资源税，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加大资源税的调节力度，来达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目标。

农村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篇5

一、为什么要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12亿多人口，9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村教育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农村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头和难点都在农村。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农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获得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不仅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80%的家庭已接近小康目标，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直接影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些问题主要有：（1）农业增长中科技含量较少，农业科技推广力度不大，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商品化率较低，“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缓慢。全国每年约有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通过鉴定，但转化率只有30%～4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已经转化成果的普及率只有30%～40%，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只有35%左右，而发达国家的“三率”已经从20世纪初的20%提高到了70%～80%；化肥的利用率只有35%左右，有些发达国家已经达到60%～70%。农业生产基本上是粗放经营，农产品的储藏、保鲜、深加工以及集约经营等等问题远没有解决。（2）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与农业现代化要求不适应。全国4.6亿农林牧渔业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有1亿多人，占22.7%，小学文化程度2亿多人，占45.5%。（3）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摊子大。规模小、经济效益低，形成“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情形，产业、产品结构布局不合理，科技和管理人才严重不足造成产品质量差，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使乡镇企业发展步入困境。（4）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屡禁不止，如封建迷信、赌博、吸毒、打架斗殴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农村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不适应，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不高则是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由于受传统教育的影响，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结构单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薄弱，教学内容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往往把升学教育作为教育工作唯一追求的目标，忽视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对生产知识和技术的需要，结果少数升了学的学生再也不回本地了；而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又在思想、心理、技术、劳动技能上缺乏准备。于是，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越早的人，往往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流失生或毕业生），农村吸收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贫困地区尤其突出。在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上，长期是教育部门一家管教育，对农村的需要考虑较少，致使农村教育与当地生产和群众生活脱节，造成教育在育人、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与办学和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对于农村教育的弊端，早在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纷纷提出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主张，并在全国开展了农村教育实验。其中黄炎培提出中国农村教育要走实教结合的路子。陶行知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就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促进的媒介。”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应当用教育救治。必须开展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教育。他们在提出自己主张的同时，纷纷在全国建立实验区开展农村教育实验。但由于社会制度和他们自身世界观等局限，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救治中国社会的病根，因而，他们的主张和实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们能够发现教育弊病的远见卓识，身临其境、身体力行致力于农村教育改革实验的胆识和实践，对于以后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之当时解放区及解放后党领导的各项教育改革的推动，特别是1958年以后倡导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为农村教育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中等专业学校被砍掉，基本上取消了农（职）业中学和各种形式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广大农村几乎全部办成了普通中小学，使本来就不很合理的教育结构更加不合理。1980年全国农村普通高中在校学生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之比为3.02：1。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失调，办学形式过分单一，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愈演愈烈，造成农村各行各业的人才奇缺，极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培养大批安心农村的专业人才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适应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成为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农村教育改革的主要历程及成效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改革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84年，是农村教育改革的酝酿发动阶段。主要侧重拨乱反正，使农村教育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标志是，1979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湖南省桃江县委关于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情况报告》和1980年10月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前者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村教育怎么办的问题，主张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行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学前教育一起抓，三者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和后来提出的“三教统筹”一脉相承），全面发展农村教育。后者是针对我国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提出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要使高中阶段的教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县以下教育事业应当主要面向农村，为农村的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可以适当将一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80年12月和1983年5月发出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农村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适应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渴望人才的要求；一定要引导广大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劳动，学好知识和本领。”上述文件和精神，拉开了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序幕。各地以此为契机，开始积极进行农村教育改革，涌现出湖南省桃江县、山西省临猗县等一批典型。第二阶段从1985年至1993年，是农村教育改革全面推进阶段。主要侧重在转变农村教青观念，端正办学方向，调整教育结构，解决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和社会需要的问题。主要标志是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前者明确了中小学教育是地方事业，确定了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原则，从办学指导思想上明确提出要由过去单纯的“应试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人才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后者提出了90年代乃至下世纪初，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战略、指导方针和重大政策措施，要求在本世纪末在全国85%人口的地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农村教育改革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为了全面落实《决定》和《纲要》的要求，各地认真贯彻“依靠人民办教育，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方针，全国农村中小学大范围地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学制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使农村教育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单项的、局部的改革，从教育自身的改革考虑较多，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整体需要考虑较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的弊端。为此，1987年2月，国家教委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决定在河北省阳原县、顺平县（原完县）和青龙满族自治县建立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将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和脱贫致富以及社会发展与农村教育改革结合起来。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目的是把农村教育由过去的单纯升学教育转到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急需的人才兼顾升学的轨道上来，大面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各级政府要切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坚持“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促进“燎原计划”与“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的有机结合，为当地建设培养迫切需要的中、初级适用人才，从整体上形成与农村科技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教育体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89年3月国家教委在全国建立了116个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和30个地区（市，级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联系点，加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实验县（市）达到近千个，燎原计划示范乡镇发展到近万个，分布在全国四分之三的县（市）内。凡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地区，教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教育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初步改变了过去单一普通教育的局面，在加强“两基”的同时，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都有了很大发展，三教统筹的局面正在形成；农业、科技、教育的结合更加密切，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初步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路子，涌现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好典型。第二阶段从1994年至今，教育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共识。各地主要侧重探索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好“服务”和“依靠”的关系，形成“教促富、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主要标志是，1994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和全社会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再次提出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同年9月，国家教委在河北省唐山市召开了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工作会议。李岚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7年国家教委有计划地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以后，我国农村教育各项改革逐步展开，农村各类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村教育的新路子，为推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教育综合改革作为广大干部、群众和教育工作者在改革实践中的一项创举，丰富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整个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了其生命力，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因此，他强调要加快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步伐，推动农村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目前，各实验区基本做到县有重点高中、职业高中（职教中心）或农民中专，乡镇有普通初中、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科教中心）、中心完小，较大的村有完小、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基本形成结构合理、比例适当、规模适度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和网络，适应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需要。1992年，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足20%，1997年已经在1882个县、市、区，65%的人口覆盖率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比例基本达到1：1；有3亿多农民接受了各种形式的科技文化培训，共扫除青壮年文盲2440.57万人，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6%。同时，许多实验区在改革实践中，充分发挥了农村各级各类学校在当地拥有的相对智力优势，利用学校的师资、基地、设施等条件，积极参与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科技试验、示范和推广，直接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涌现出了泪罗市、嘉定区、海城市、讷河市、东莞市、横县、金寨县、东丰县等一大批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先进实验县（市）。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朝关系及展望 篇6

中国和包括今天南北两个朝鲜在内的整个朝鲜的关系，源远流长。远的不说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更和朝鲜密切相关。让我们中国人痛彻心脾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从日本侵夺朝鲜开始的。结果，应朝鲜政府之请出兵朝鲜的清朝军队，在平壤不明不白地让借机侵入朝鲜的日军占了上风，之后清军的北洋水师又在海战中全军覆没。软弱的中国清朝政府不仅损兵折将，还要赔日本银子，还被迫割让了台湾。

此后的朝鲜和中国，先后都投入了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斗争了几十年，终于打到日本投降了，朝鲜半岛却分成了两半。是谁分的？不是朝鲜人，也不是韩国人，是一个美国人。他随随便便这么一划，就出来了这条三八线。虽然当时仅仅是作为苏美军队的临时受降分界线，但后来却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的格局中变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分治的政治分界线。而这个格局，显然是三八线两边的朝鲜人都很难以接受的。虽然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1948年先后成立，使得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政权，但是南北双方都想完成半岛上同一民族的统一大业--甚至不惜诉武力，摩擦不断，最终酿成了内战。虽然南北双方矛盾尖锐对立，但在完成民族统一的意愿上是具有同一性的：都不甘于充当强权政治棋盘上的棋子，都要对强者决定弱者命运的国际强权政治实行反抗和挑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北朝鲜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多的几个国家之一。不到一年之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这场原本属于朝鲜民族内战的战争因美国军队率先介入而转化成为一场有20个国家和地区军队卷入的国际局部战争，而且因美国军队兵临鸭绿江边危及了新中国的安全，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援朝，成为这场国际局部战争中冲突的一方。抗美援朝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金日成也是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最早知道的外国领导人之一。我听说在我们棉布供应紧缺的时候，朝鲜的维尼纶帮助了我们。那时候，朝鲜是我们的“哥们儿”，而韩国是敌视我们的。

可是，逐渐的，我开始感觉到这个“鲜血凝成的”友谊并不那么单纯，而是疙里疙瘩的。好像我们中国老是有些人对朝鲜不高兴--先是不高兴他们不赞成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不高兴他们不赞成我们的改革开放，现在更不高兴他们一个劲地在那里试验核武器，搞得东北亚的人和全世界的人都不得安生。有些中国学术界的人甚至把中国派志愿军出兵朝鲜抗美援朝，都说成是中国“上了金日成的当”，对朝鲜的“主体思想”“先军战略”等等一概嗤之以鼻。与此同时，中国在1992年和韩国达成了建交协议。韩国不再是我们的敌国了。两国关系17年来不断升温，按照官方的说法，已经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形之下，虽然中国和朝鲜也保持着高层往来，也有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还有效力，至少继续有效到2021年，但是与中韩关系相比，中朝关系明显冷清很多。两国贸易以边境贸易为主，只有中韩贸易量的零头。对于朝鲜核试验的问题，中国官方谴责的调门也愈来愈严厉。总之，从我个人的感觉，中国和朝鲜虽然建交以来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关系--历史让我们血流在了一起，《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也让我们两国成为盟友，但是中国官方和媒体造成的舆论，尤其是中国竟然认可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让这鲜血凝成的友谊大大降温。

反观中国与韩国建交以来，关系已经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虽然中国奉行和平外交，也确实主张与朝鲜半岛任何一方的交往都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但是这些年来对南北朝鲜的实质性交往，一冷一热，对比实在鲜明。

朝鲜自从进行了核试验，就成了大逆不道的“挑战者”，被说成是挑战了半岛、东北亚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中国一贯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金日成在世时，也曾与韩方达成过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识。但是，朝鲜从无核到有核，只是表象，我们更应该做的，是追根溯源。事实已经证明，谴责 1 和制裁，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简言之，有关各方应该在更加务实的基础上寻求和建立真正尊重、兼顾和保障各方安全的冲突制衡机制。

回顾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安危兴亡大都与朝鲜有关：导致一系 列亡国灭种大祸的甲午战争，起自于朝鲜；日本第二次全面侵华战争也是起

自于朝鲜；50年代初在全世界眼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同样是起自于在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

地理位置造成了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现实历史造成了中朝两国的盟友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这两重关系是分不开的。面对一些中国当年出兵朝鲜的质疑，很多中外学者指出，当时为了是否出兵朝鲜，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新中国领导人斟酌讨论了一个月，才下定决心；而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墨西哥，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不用5分钟就会做出出兵的决定。然而，面对冷战之后的新格局，急于投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怀抱的中国学界，这些年来拼命将中国“漂白”，冷落朝鲜。可惜的是，即使他们挥刀自宫成了太监，落得的结果也仅仅是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既没有得到美、日、韩的信任成为人家的自家人，还搞得自己曾经的盟友朝鲜对自己心生疑虑，越来越生分。“漂白”中国，有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全呢？没有。中国非但没有成为人家的自家人，反而自身的安全也更加没有了保障。今天，在中国的周边，从东亚的韩国、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南亚的巴基斯坦，到中亚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加上太平洋上的关岛，有我们的战略伙伴美国的10个军事基地。美国照样售台武器，照样给所有分裂中国的势力撑腰打气。

展望

应该说，中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考虑，是真诚地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而且这个愿望也无可厚非。只是中国为了实现半岛无核化，过于一厢情愿，过于寄托于“中美双赢”的希冀，从而选择了一条不是那么恰当的路线，失去了--至少是辜负了--朝鲜的信任，将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中国和有关各方应该认识到，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体系中，制约美国，比制约朝鲜，更为重要！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否能恢复到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感情上也唇齿相依的兄弟状态，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希望。但是，即使不为朝鲜考虑，仅仅从中国自身的安全需要出发，哪怕仅仅是为了保住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发言权，中国对朝鲜也必须不抛弃、不放弃。

在未来的中朝关系上，特别需要中国对朝鲜有更多的理解、尊重和平等相待。

形势政策教育结业论文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篇7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9%, 到2013年一季度7.7%, 二季度7.5%, 持续下滑。此时, 国外的有些观点唱空中国, 认为中国经济深度衰退, 可能要硬着陆, 甚至有一些投行把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预测, 看低至个别季度不排除3%的阶段预测。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多年来构建了一套模型群对中国经济趋势交叉验证进行预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构建中国经济的先行指数, 这个先行指数在过去判断未来经济走势, 从大方向的判断来说, 确实未出现过差错, 所以在当时整个经济逐步减速的过程中, 先行指数却是向上发展的趋势, 尽管幅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却不是向下发展的趋势, 也不是平缓趋势, 而是向上发展。因此, 国家信息中心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测, 一直坚持认为在2013年三季度经济将会有一个回升。当然从经济模型来讲, 它的原理即是假设历史可以重演, 经济结构没有大的变化, 根据一些关键性的指标看未来的经济走势。

经济指标一般均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先行指标, 一类是同步指标, 还有一类是滞后指标。一般对经济形势进行预测时, 会更多地关注一些同步指标。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进出口数据等。但工业增加值有其相对应的先行指标, 在历史上几个经济周期中都非常有规律地先于同步指标若干个月反映。它先上升, 然后工业回升, 它下降, 若干个月以后工业增加值就下降。

类似这样的先行指标, 目前有这几个方面。

一是从供给方面来看, 我国最大的两个制造业是钢铁和汽车。因此选择粗钢产量与汽车产量为工业增加值的先行指数。

二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固定资产投资中新开工项目的整体布局和房地产中的房屋新开工面积都被选为投资项的先行指数。

三是从外贸的角度看, 由于中国和美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大, 所以选择美国的Conference Board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构建了美国的经济先行指数和我国外贸相等, 构成外贸的先行指数。

四是是货币政策, 即人民币新增贷款和货币量供应里的M1是经济的先行指数。

五是工业产成品库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先行指数, 即工业去库存化越彻底, 未来经济反弹就越有利。将这些指数构成在一起用以预测未来的经济方向。

二、经济形势回顾及特点

2013年三季度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好转的数据。不仅同比增速由二季度的7.5%提高到7.8%, 而且环比2013年前三季度分别是1.5%、1.7%和2.2%。计算环比折年率, 可以假设后面四个季度跟这个季度的环比增速相同, 一季度环比1.5乘以4, 相当于一季度环比只有6%, 二季度1.7和到三季度的2.2, 三季度相当于环比折年率达到8.8%的速度。经济逐渐向好的趋势在三季度还是非常明显的。

由于国内目前多用同比的增速, 因此从同比的角度来看, 甚至包括2013年的四季度应该连续六到七个季度GDP同比增速在7.4%到7.9%之间。也就是仅仅只有0.5个百分点的很窄的空间里平稳运行。有两个方面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是否明显偏离自身的潜在增长率, 二是经济运行的趋势。

(一) 潜在增长率的合理区间发生变化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这一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30年,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0%左右。在那个阶段, 中国所谓合理增长区间其实是围绕着10%上下两个百分点, 即从8%至12%都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增长区间, 常提及“保8%”。在当时这么高的潜在增长情况下, 一旦经济掉到8%以下, 那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不能被得到充分利用, 将出现大量失业, 因此要保8%。但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本世纪的第2个十年已经降到了8%。制定“十二五”规划之前, 国内外很多权威机构围绕着“十二五”规划做前期研究, 根据研究,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规划司提出一个平均值, 大体认为是在8%左右。“十二五”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7%。而目前看来, 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是在围绕着8%发展, 至少可以认为7%~9%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

2013年上半年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平均7.7%, 虽从老眼光看要保8%, 但是从新角度看, 7%~9%即是合理的增长区间。因此没有必要出台刺激计划。经济在7.4%~7.9%之间平稳运行, 这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并不是危机状态, 也不存在经济突然会大幅下滑的可能。

(二) 经济增长质量优于经济增长速度

从经济增长或者宏观调控的目标排序来看, 不同的形势下的排序当然是不一样的。当前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排到经济增长速度的前面, 是符合客观经济形势最佳的政策选择。中国当前不存在因经济增长速度太低而要去“救”速度的问题, 而是要讨论如何通过促改革、调结构来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质量的问题, 这是头等大事。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都曾在多个场合指出, 我们愿意主动地、适当地在我们合理的区间内减速, 就是为了要调整经济结构。

(三) 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升

如何评价2013年经济增长的结构转变?要一分为二, 既有积极的进展, 也不能评价太高。从积极的进展来看, 2013年前三季度, 虽然第二产业的增速只增长了7.8%, 但第三产业的增速是8.4%, 三个季度累计三产高于二产的增速0.6个百分点。多年来, 一直都希望中国从过去第二产业制造业为主的单轮驱动转变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的新模式, 2013年开始初步呈现出这样的现象。中国经济结构从供给结构的角度来看, 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提升。由于第三产业比重比第二产业要小, 7.7%的经济增速, 按百分比来看, 第二产业同过去比是上升的。同时, 由于制造业有一部分传统产能过剩, 经济速度确实不高, 但是第二产业里面因为还有其他产业, 如果单看制造业实际上2013年1~3季度增速也达到10.3%, 从这个角度来看, 制造业仍然是快于第三产业的, 只是采矿业和水电煤气这些分别只有6.7%、6.8%。

中国制造业萎缩, 第三产业因此显得比重上升的观点不成立。

为什么此次的结构调整是一个从单轮驱动向双轮驱动的表现, 而不是说制造业不行了, 显得三产的比重上升?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制造业也在保持着一定的增速, 尽管纵向比较, 较过去略微减速。制造业由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而产生对服务业的拉动, 继而产生对三产的拉动, 逐渐都在发挥作用。

(四) 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

在增速比较问题上, 2013年整个经济增长需求结构到底谁唱主角的问题备受关注。有些观点认为, 中国经济需要从外取型转向内取型, 从投资主导型转向消费主导型。笔者认为这些提法都不准确。因为历次党代会和中央规划文件中都提到, 要从过去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即从过去的两架马车做加法变成三架马车, 但并不是说用消费这一架马车取代投资和出口, 希望从两架马车到三架马车更多地发挥消费作用, 千万不能因为强调发挥消费的作用, 而否定投资, 甚至进行“妖魔化”投资。

(五) 投资率的高低应遵循储蓄率先升后降的客观规律

投资率的高低是由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储蓄率所决定的。国家和国家之间储蓄率的高低区别是由于宗教、文化、社会保障健全程度等等各种原因, 差异很大。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 即储蓄率先上升后下降。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的过程至少经历60年。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 主要储蓄人口是现代化的第一代, 是当时的劳动力, 他们出生在低收入阶段, 生活不富裕, 一旦人均国民收入提高, 往往会有比较高的储蓄倾向, 这个阶段的国家储蓄率会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先有一个储蓄率上升的阶段。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阶段, 人均国民收入可能进一步提高, 但储蓄率未必随之进一步提高。假设这个阶段现代化第一代已到退休年龄, 而由现代化第二代唱主角, 第二代人由于出生在中等收入阶段, 小时候没吃过父辈一样的苦, 其消费倾向就会下降。所以很多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提高了, 储蓄率反而下降。中国未来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但是根据人口结构来看, 2023年后储蓄率将随着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慢慢下降。也就是说, 从现在到未来还有十年, 中国仍然处于高储蓄率阶段, 在这个阶段, 如果不把储蓄积极地转化为投资, 那将会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与潜力浪费与闲置了。从这个角度说, 高投资率本身不是错误, 而应该省视过去的投资方向是否正确。过去过于强调“先生产后生活”, 投资方向中让投资更多地造福于民做得不够。投资的主角是否都要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否可以更多发挥社会投资的积极性。要改变的是通过投资体制的改革, 通过对投资方向更好的科学地论证, 也包括建立更完善的问责制以对投资责任追责, 让投资效率更高。

(六) 民间投资比重呈上升的大趋势且结构发生积极变化

过去的问题是高投资率和低投资效率并存, 如果既有高投资率又有高投资效率, 那就可以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或者说中国潜在增长率只从10%降到8%, 而不是降得更多, 降的原因可能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之所以保8%,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率仍然比较高。从2013年上半年前三季度7.7%的GDP增长率来看, 贡献率最大的仍然还是投资。但这个现象不能说是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改变, 因为现阶段甚至在未来十年, 中国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是经济工作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需求结构。但投资结构只增长10.4%, 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高达23.3%, 占比自2012年以来应该说是逐月都在上升, 民间投资占总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高达63.6%。除了金融危机以后当时4万亿元的情况下, 曾经有过政府投资占比短暂的回升。改革开放以来, 民间投资的比重是一个上升的大趋势。

民间投资的结构也在发生积极的改变。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列前三位的全是服务业, 第一是交通运输仓储业, 民间投资增速高达40.6%, 其中还与政府投资投向高铁、高速公路不同, 民间投资更多地是投向了电商、物流这些领域。例如, 目前物流业实际上是民间投资在唱主角, 大家现在要找快递, 可能很少会找中国邮政, 更多民间的物流公司效率可能更高、更便宜。顺丰都自己买了飞机。这是民间投资现在增速最高的一个领域。因为交通运输的绝对量也挺大, 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增长, 说明我国交通运输业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

民间投资投向位列第二的是卫生和社会公众产业, 这与民营医院、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是相匹配的。虽然卫生医疗行业还存在垄断, 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但是民间投资围绕着大健康产业的投资增速非常快。

民间投资投向位列第三的是文化、体育、娱乐业, 增速为39.4%, 最近两年中国的电影市场发展是全世界增速最高的。

民间投资非常敏感, 传统制造业并未列入民间投资的主要投向中。民间投资之所以保持这么快的增速, 因都在向服务业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国投资结构在明显改善, 如2013年北京的电影院投资已不是高潮, 2013年北京投资的高潮是室内健身房。由于北京雾霾天气增多, 大家不敢到室外运动, 因室内游泳馆、网球场等健身房空间质量高, 会员卡一卡难求。很多甲级写字楼都在调整设计, 将原先设计好了的饭馆改为健身房。百姓对于健康体育锻炼越来越重视。随着老百姓消费升级, 服务业中需要投资的空间还非常大。

(七) 房地产市场格局复杂

2013年房地产的投资增速单从金额的角度来看, 增速为19.7%, 比2012年同期还略微加速。但如果以面积来衡量, 则没有加速, 与2012年大体持平。土地购置面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购置面积, 2013年前9个月同2012年前9个月相比还下降了3.3%。住宅的竣工面积2013年前9个月仅仅增长了1.4%。如果说实际竣工面积几乎没增长, 而这2年城市化速度加快, 居民收入提高, 特别是服务业提供了更多的一、二线城市就业机会, 导致劳动力向一二线城市的流动。而从住宅的供应来看, 满足不了刚需增长的需要。如果说土地购置面积还负增长3.3%, 意味着未来的竣工面积也不会有大幅增长的可能。这个是全国的数据, 房地产市场不能够简单地只看到某些一、二线城市出“地王”的现象, 实际上我国的房产市场目前非常复杂, 很多三四线城市房子卖不出去, 积压的商品房很多, “空城”、“鬼城”与一二线城市“地王”频出的现象并存。不能出台全国一刀切的调控政策, 这样只会使形势更加复杂。

地价、房价上涨, 这种高增长可能不只是房地产行业, 应该关注实物量。从实物量来看, 城市化热点地区要增加土地供应, 增加保障房屋资金的供应, 增加对普通商品住房尤其是中小户型住房的资金供应, 使得满足刚需的普通商品住房、中小户型住房的供给能够增长得更快一些。这样才能从供求的角度来平抑房价。要不然将被“金额高增长、房地产还在高增长、房地产将不缺投资、投资都被房价、地价给吃了, 并没有造成更大面积的供给”的表象蒙蔽, 未来恐怕“地王”频出和“空城”并存的现象不会发生变化。房地产的这种金额和实际面积的差距, 以及一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差距, 使我们看待房地产的形势时要更加全面, 千万不能将片面报道个别城市的“地王”现象, 当作全部房地产行业的真相。

三、未来经济发展走势

2013年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测在7.6%左右, 全年可能在7.6%~7.7%的水平。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可能持续在7%~8%的水平, 预测为7.5%, 实际运行在7.5%左右的走势。很多人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 但这需要新增长点的支撑。

(一) 先行指数显示经济将平稳发展

关于经济走势的预测, 前文提及国家信息中心的先行指数上升的幅度比过去更小了, 呈横向、平稳发展的走势,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从现在来看, 经济短期内向上突破8%, 在2014年的可能性并不大。经济还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四季度同比增速如果与同三季度相比略有回落的话, 主要归因基数问题。2012年三季度7%至四季度7.9%, 同比加速0.5个点。而2013年三季度减0.2个点, 上一年的基数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 社会融资环境宽松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

2013年的四季度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有利因素比较多, 最直接的因素是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2013年前5个月所谓的热钱是以流入为主, 中间也曾出现一段时间外汇债款的增幅明显下降, 8月份外汇债款欧元区也证实在回升, 9月份升温更巨, 绝对量放得非常大, 为整个社会资金链带来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外围环境。如果说人民币预期还是基本保持稳定没有贬值可能的话, 整个国际资本流向不会出现大逆转, 所以四季度整个社会融资环境将比较宽松。而这并不是政府有意放松银根所造成的, 而是由外汇债款因素带来的, 融资环境的宽松有利于经济保持平稳。央行在四季度采取加息或者是提高准备金率等紧缩性动作的可能性很小。如果需要对冲外汇债款过快的增长, 仍将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央票发行的办法, 应该也是比较温和的, 不会强烈的收缩。

因此, 笔者认为在四季度甚至明年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幅下滑, 从资金环境上来看, 中国将与其他新兴国家、金砖国家一样, 成为经过考验以后国际资本新的流向国家。2013年印度、巴西都出现了本币贬值, 很明显, 经济增长速度比中国低, 而CPI物价上涨幅度比中国高。有人认为, 中国是金砖国家中唯一一块没有褪色的金砖, 其他国家的含金量略有下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这样的公认, 有利于我国下一步在FDI吸引外资, 也有利于整个国内资金环境保持稳定。大宗商品价格也反映了公众对中国经济很好的期望, 这种预期来自国际上与国内的共同预期。

(三) 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2013年四季度和2014年经济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结构调整仍未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对房地产的依赖没有能够完全改变过来。短期看, 如从2013年月度数据看工业的表现, 3月份房地产数据突然下行, 工业数据纷纷跟着下行, 而后房地产数据逐渐恢复, 工业也慢慢向上恢复。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长期是不利的。一方面要全面分析房地产形势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情况, 最近, 国土资源部也在要求一二线城市加大供地。另一方面, 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还是科技创新而不是靠炒作房地产。

四、建议

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无论是加法还是减法, 都刚刚起步, 正在进行中。因此, 去库存化与去产能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 去库存化与去产能化需要加大力度政策

从减法的角度来讲, 需要甩掉落后产能的包袱。但去库存化并不彻底, 去产能化尚未开始, 对未来经济回升的反弹高度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来进行预测。工业库存在短周期 (即三、四年一轮的经济周期) 中, 实际上是一个周角, 所以将经济周期中间最短的周期称之为库存周期。

在去库存化过程中, 工业产成品库存的增速有两个最重要的技术节点。第一是工业库存的增速首先要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速, 如果库存的增长快于工业生产的增长, 说明产品都进了仓库, 还未开始去库存化。去库存化的起点是工业库存的增速要低于工业生产的增速。第二是出现工业库存的负增长, 即绝对去库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 曾经在2009年的6、7、8三个月出现工业产值比库存的负增长, 去库存去的较彻底, 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经济出现强劲反弹, 既有4万亿刺激政策作用, 也有去库存化比较彻底的因素。

但是当前我国去库存化和上一次不一样, 进程较缓。8月末我国工业库存的增速仍为5.7%, 虽然低于工业生产增速, 但是始终没有出现负增长。很多企业对政府是否出台刺激计划还抱有幻想。以钢铁行业为典型, 大家宁可让价不让市, 稍微经济形势一好, 钢铁又增速, 所以钢铁库存很难去得掉。

我国在未来不仅要去库存, 而且在去产能化方面要有大力度的政策。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治理产能过剩, 分异施策的政治主导。首先要做减法, 去掉产能过剩的高, 更重要的是经济要明显回升还需要培育出新的增长点来。对中国来讲, 新的增长点, 未来将是服务业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二) 加大西部基础设施与民生基础设施投资力度

目前制造业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东部地区为生产服务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但是中西部跟东部还有差距。但在基础设施为民生服务, 为生活服务方面, 我国还有很大的历史欠帐, 未来的投资空间还很大。包括为城市化发展要建城市的轨道交通。我国的铁路已从过去主要建煤炭专用线和货运专用线转向客运专用线, 这都是基础设施从为生产服务转向既为生产服务又为生活服务的转变。这方面还有巨大的空间。如果把这些新的增长点逐步培育起来, 我国经济将不再依靠房地产, 也能够取得七上八下的水平, 结构调整也迈出了健康的第一步, 未来发展态势就更好了。

(三) 政府投资应保持平稳

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为零, 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是一致的。扣除价格因素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与2012年相比还是加速的。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 政府预期目标是18%, 现在实际增长超过了20%。因此2013年投资增速较高。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数、规模很大, 在这样一个高基数的水平上, 保持18%的名义增速就应该很快, 没有必要加速。投资数据中政府投资的增速比前两年稍缓, 因为债务正在审计过程中, 未来可能各地的情况将不相同。有一些地方债务负担率可能并不是很高, 所以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有些地方债务负担率偏高, 增长空间就有限。等审计结果出来之后, 政府投资将有结构性变化。现在保持10%以上的增速也不低, 没有危机状态, 在新常态的状态下, 完全没有必要让政府投资进一步加速。

(四) 将投资权力归还市场与企业

投资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如何由政府好心帮助企业和市场选择适宜投资的领域转向将这样的权力归还市场和企业。政府只要营造好公平的投资环境, 从环保和劳动保护这些外部性方面把好关, 政府应该从与投资相关的产业指导慢慢淡出, 保留对国防军工涉及到我国必须要由政府集中力量来攻关的投资控制。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中, 政府应该逐渐从明确的产业政策退出来。让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转化为更加集约型的增长模式。调控方法包括投资调控方法也得带头转为粗放型的调控。例如, 一说产能过剩, 钢铁行业全部贴上过剩行业的标签, 让银行对整个钢铁行业都不贷款;一说光伏行业好, 只要借着光伏都可以贷款。任何产业都有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 任何产业都有好企业和不好的企业, 不应该对整个行业贴标签。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应该吸取教训。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好在投资运营中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中国的投资增速未来大的趋势可能会比现在的增速还更低一点。但是由于投资效率的提高,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反而会提高。未来在投资方面还是主要去追求效率, 在效率的前提下讨论投资增速的问题。应该尽快营造好投资环境, 减少无效投资, 提高投资效率, 将有限的储蓄转化成有效的投资, 将战略机遇期一个很重要的有利因素潜力发挥好, 在投资领域体制改革方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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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剑平.消费市场形势分析与扩大消费的政策取向[J].中国市场, 2012 (37) .

[3]范剑平.完善初次分配机制调动各种要素加快发展[N].人民日报, 2013-02-07.

[4]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二季度宏观经济延续温和复苏态势[N].中国证券报, 2013-05-02.

[5]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下半年宏观经济保持中速平稳增长[N].中国证券报, 2013-07-04.

形势政策教育结业论文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篇8

政府的公共关系意识不断加强，软实力的建设受到普遍重视

国家与区域的形象，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公众外交与公共外交等领域的公共关系的价值已在政府层面得到广泛的认知。

去年初，深圳市政府设立了公共关系处，作为机关建设服务型的重要举措。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又报道了安徽芜湖公共关系警察阳光执法的消息。

目前，仅在公安系统就已有十几家成立公关机构，如果算上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体制，这应该是一支不小的队伍。这些机构的设置，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改善公众形象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

去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又是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事件。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合作”的宗旨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在“互惠、互利、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原则下，走向新的阶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公共关系的思想内涵。

上个月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公共关系的内容第一次以特刊的形式进入“两会”。相比不少相近的行业，公关的认知度有了明显的提高，这反映了政府层面在掌握和运用公共关系方面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

公共关系职业越来越受欢迎，需求旺盛，公共关系的高等教育迅速普及

去年10月開始的首届大学生公关策划大赛，一开始就有146所大学组队参加，共有4320名选手。选手围绕奥运的新媒体传播、企业的品牌战略、城市形象塑造等主题提供了方案。

与公关教育的普及相对应，在企业层面，随着竞争的加剧，围绕品牌建设、危机处理、跨国并购、股权改革等需要，公关的应用也越来越广。而随着改革的深化，教育、体育、文化产业、医疗卫生系统、金融保险业等领域的公共关系应用所发挥的作用更有可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女子十二乐坊在日本主流社会的影响、姚明效应及其在NBA的市场运作、“超女”文化营销的草根性的感受经济，都是很好的例证。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将争取在这个大舞台上充分展示，那些投入巨资的赞助商、供应商、合作伙伴也会不甘于仅仅作公民企业，一定会使得花出的钱物有所值，一定会借力公关。

面对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知名的、不知名的外国公关公司纷至沓来

公共关系行业的竞争、合作、结盟、并购几头并进，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为中国公关业的专业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更多的公关公司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战略思维，缺少专业水准，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作为一个行业管理服务者，近年来，我明显地感到中国公关公司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在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的提高一个是体现在公关实务的专业能力；另一个就是具有细分的行业素质。除此以外，还要有国际化的能力，这些条件不具备，公关业就不能为中海油、联想等海外并购服务，不能化解频繁出现的国际贸易纷争，无法为企业克服国际运作中的非经济因素。不能服务于一流的企业，就很难成为一流的公关公司。当然，我也很欣喜地看到在这次调查中，有20家中外公关公司榜上有名。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行业调查还有不少局限性。我个人认为，20家公司具备了“大”的条件，但“大”不一定代表“强”。我们希望广大的公关公司在做强上下更多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