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货物贸易现状（精选9篇）
中美货物贸易现状 篇1
一、引言
2002年中印高层互访以来, 两国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中国成为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印度也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国。2007年, 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86.47亿美元, 同比增长56%, 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 印度对华贸易增速居首, 并连续三年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 与温家宝总理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 鼓励区域一体化, 增强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 并把两国2010年贸易额由原定的400亿美元提高到600亿美元, 说明两国经贸发展势头很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两国38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只占到1.8%, 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也只占到8%, 这与两国的经济规模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由此可见两国之间的经贸发展潜力非常大。
二、中印货物贸易的发展现状
(一) 中印货物贸易规模分析
中国和印度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的时候就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 特别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近代百年的屈辱史之后, 20世纪中叶, 先后独立的印中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加之领土纠纷导致两国政治关系不稳定, 使得中印两国贸易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中印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和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两国贸易得以快速发展。
1.中印货物贸易额及增长率
1990年中印货物贸易总额仅为2.64亿美元, 1995年猛增至11.63亿美元, 比5年前增长了3.4倍, 2000年迅速增至29.19亿美元, 10年期间增长了11.1倍。进入21世纪以后, 中印货物贸易总额进一步扩大, 2001年为35.96亿美元, 2004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达到136.04亿美元, 2005年为187.03亿美元, 5年间增长了5.2倍。2006年和2007年更是连续突破200亿和300亿美元大关, 分别达到248.60亿美元和386.47亿美元。新世纪以来, 两国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5.7%, 远远高于我国同期24.7%和印度同期22.1%的对外贸易增长率, 因此中印两国贸易规模呈现迅速扩大的态势 (见图1) 。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商务部网站
尽管中印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较高, 但其发展状况并不稳定, 呈非线性增长态势。1995～2007年间, 中印货物贸易总额增长率最高为2004年的79.1%, 最低为1999年的3.38%, 波动幅度为75.7%;中国对印度出口额的增长率最高为2004年的77.3%, 最低为1996年的-10.3%, 波动幅度为87.6%;中国从印度进口额的增长率最高为2003年的87%, 最低为1999年的-8.8%, 波动幅度为95.8%。这表明中印贸易间还存在一些对其发展态势有较大影响的不确定因素。
2.中印货物贸易平衡性
1995～2002年间, 中印贸易基本保持平衡发展状态。中国除1996年逆差0.33亿美元外, 其它各年份均为顺差, 但顺差额度较小, 即便在最多的2002年也只有3.98亿美元, 表明这期间中印基本不存在贸易不平衡问题。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数据计算得出
但如图2所示, 从2003年开始, 中国连续三年出现对印贸易逆差, 额度分别为9.08亿美元、17.50亿美元和8.33亿美元。中国对印度贸易出现小幅逆差,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增加了从印度的进口, 特别是非食用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 由于印度关税居高不下, 导致中国的制成品较难进入印度市场。
而2006年和2007年, 由于印度进一步调低关税以及中印政治关系的不断改善, 大量的制成品得以进入印度市场, 中国对印度贸易出现了较大顺差, 两年顺差额分别是43.04亿美元和93.85亿美元, 中印贸易开始显现较明显的不平衡性。如果中国的顺差进一步扩大, 就可能为两国贸易埋下争端的种子。
(二) 中印货物贸易结构分析
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传统产业的实力都比较雄厚。相同的要素禀赋使得中印出口产品结构相似,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品、医药化工原料、轻工产品等是创汇的主打产品, 因此两国在这些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性。同时, 中国的制造业优于印度, 印度的资源性产品优于中国, 又存在着一定互补性。
1.中国对印度的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进行贸易结构调整以来, 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这一点在中印贸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表1所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初级产品比重不断下降, 同时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断提高 (1999年除外) 。这一势头在21世纪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中国对印度出口初级产品的比重从2000年的33.33%快速下降到2007年的3.31%, 反之,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则从2000年的66.09%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95.59%。由此可见, 中国在中印贸易中贸易结构较为优化, 占有一定优势。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得出
2.中国从印度的进口以初级产品为主
从表2可以看出, 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 即使在占比重最小的2002年也达到了40.11%, 并开始逐年递增, 在2007年已达到72.91%。而且, 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初级产品一直以非食用粗原料和矿产品为主体, 即使在比重最低的1996年也占到50%以上, 而2002年以来更是增至90%以上。这说明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以资源性产品为主, 在两国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计算得出
总之, 从中印贸易结构来看, 中国主要向印度输出工业制成品, 而进口资源性产品, 两国存在较大的互补性, 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是, 中国对印度较为优化的贸易结构使得中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品冲击印度市场, 导致印度方面对中国存有戒心, 另外“中国威胁论”又让印度对中国出口铁矿石等战略性资源施以限制, 给两国贸易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三、影响中印贸易发展的因素
纵观中印贸易发展现状, 我们可以从宏观层面归纳出现阶段影响中印贸易发展的因素。
(一) 促进中印贸易发展的积极因素
1.两国政治发展的大方向良好
近年来, 中印两国高层互访频繁, 政治关系缓和。两国政治关系的稳定发展为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两国贸易发展的潜力较大
21世纪以来, 两国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贸易额年均增长率都远远高于本国同期对外贸易增长率。虽然中印两国经贸合作还不够充分, 一体化水平较低, 但两国货物贸易的关联程度不断上升, 而且从两国贸易结构来看, 中国主要向印度输出工业制成品, 而进口资源性产品, 两国存在较大的互补性, 故两国经贸发展的潜力很大。
(二) 阻碍中印贸易发展的消极因素
1.影响两国贸易发展的政治因素较多
尽管中印贸易额年均增长率较高, 但其发展状况很不稳定, 呈明显非线性增长态势, 表明中印贸易间还存在一些影响贸易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特别是政治因素。两国意识形态不同, 再加之受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影响, 印度对中国一直存有较大的偏见, 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对印度“长期的威胁”;同时两国多年来一直存在领土纠纷;西藏问题使得两国政治方面经常出现分歧, 直接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2.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同时也是其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仅2007年印度对华逆差就达152.8亿美元, 占其逆差总额的21.83%, 这就为两国贸易摩擦埋下隐患。另外中印较为相似的产业及贸易结构也使得两国的贸易竞争加剧, 贸易摩擦也随之加剧。目前, 印度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特别是已对中国商品采取预警措施及限制措施 (如反倾销) 等。1995～2007年, 印度共对中国启动104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占其立案总数的20.47%, 中国成为印度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国, 这将严重影响两国正常的贸易往来。
综上所述, 中印两国贸易潜力逐步显现, 双边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 贸易关联度不断提升, 而且两国贸易互补性较强, 有利于双边的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只要中印双方能够妥善应对影响双边贸易发展的消极因素, 两国贸易完全可以得到可持续发展。
摘要：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 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道路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 多年来双边货物贸易呈非线性增长态势, 且存在较为严重的贸易不平衡现象。随着两国高层互访的不断加强, 我国应克服历史偏见及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因素影响, 积极利用双边贸易互补性强的特点, 大力发展中印货物贸易。
关键词：中印货物贸易,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姜莉琴.中印商品贸易发展实证研究[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2007
[2]李天华.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发展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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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ttp://zhs.mofcom.gov.cn/tongji.shtml
中美货物贸易现状 篇2
中美纺织品贸易关系的现状及走向
中美纺织品贸易关系现状 在2004年9月初,某媒体报道美国著名纺织公司AM&S Trade Services LLC公司创始人卡洛斯・莫尔称中国与美国已经达成一项秘密协定,2005年后中国出口到美国服装纺织品的年增长率不得超过某一比例.
作 者：马涛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 刊 名：WTO经济导刊 英文刊名：CHINA WTO TRIBUNE 年，卷(期)：2004 “”(12) 分类号：F7 关键词：
中美货物贸易现状 篇3
一、中美贸易失衡现状分析
（一）中美贸易逆差不断加大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美国贸易额持续增长。据美国商务部数据统计，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906.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5.1%。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额为1240.2亿美元，同比增长1.9%，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6%；美国对中国进口额为4666.6亿美元，和上年相比增长6%，占美国全年进口总额的19.9%。美方贸易逆差为3426.3亿美元，同2014年相比增长7.5%。2005-2015年间，中美双边贸易额从2115 亿美元增加到5906.8亿美元，增长了3791.8亿美元。此外，截止2015年底，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同时，中美贸易逆差随着中美贸易额的增大而不断加大。据中方统计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逆差，首次出现在1993年。而据美方统计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逆差自1983 年首次出现，为3.1 亿美元，此后一直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到2000年达838.33 亿美元。2000年之后，中美贸易逆差处于迅猛增长阶段，除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外，从 2001 年的 830.96 亿美元增大到 2015年的 3647.6 亿美元。两国统计的中美逆差基本呈相同趋势，仅仅是在起始年份和逆差总额上有差异。截止目前，中美逆差仍在进一步扩大（见图 1）。
（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由于中美贸易逆差逐渐加大，美国不断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 将中国商务部从2000 年起的统计数据和美国商务部从1994 年起的统计数据对比发现， 2007 年中美贸易逆差高达256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全年对外贸易总差额1/3。之后受经济危机影响，中美贸易差额在2009年时出现大幅下降，降幅达14.83%。此后，从2009年开始世界经济出现回暖现象，中美贸易逆差又开始新一轮的增长。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扩大的同时，中国遭到美国的贸易壁垒也日益频繁。2016年2月5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将要对中国生产的木制卧室家具展开反倾销全面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调查，审查如果取消反倾销，在合理并且可预见的时间内，产自中国的木制卧室家具给美国产业带来的经济损害是否有再次发生的可能。在此事件过去的6天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再次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缝碳钢和合金钢规范管、管线管和压力管作出反倾销疾速日落复审调查终裁：若取消反倾销措施，涉案产品对美国国际产业的损害将会依照98.74%的倾销幅度持续发作。由此可见，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导致中国将面临更多贸易摩擦。
（三）中美贸易商品中劳动技能和技术含量发生变化
据商务部历年统计数据显示，1995—2015 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中等劳动技能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则是以高级劳动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与中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为主。从商务部公布的历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分类及变化趋势分析可知，从金融危机过后至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出口产品数量总体上稳步增加，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级劳动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2008年后开始快速下降，在经济回暖后开始增加，但是增速远不及以前。甚至在 2011年被中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后者在美国向中国出口量排名中排在首位。从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布数据可知，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比例是以美国向全世界出口的高科技产品比重为标准上下浮动。另外，从2008年以来，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远远低于对其他国家的出口额，这个比重从2001年的18.3%降到2015年的7.6%，显然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中美贸易结构发生变化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数据分析可得，中美双方贸易结构自 2011 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图3所示，2011 年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和价值均呈上涨趋势。2011 年后，尽管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值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然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中国从美国开始大量进口大宗商品，数量总体上得到快速提升。相应的，总值也呈不断上升趋势，而在2011年之后大宗商品中的食品类产品、农业原材料、金属矿产品、燃料的价格均出现明显下降。由此可知， 2011 年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数量和2011 年前相比有较大增幅，从而，贸易结构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二、中美贸易失衡原因分析
（一）统计误差因素增大中美贸易差额，美方严重高估逆差实际数额
由于中美两国采取不同的统计方法，致使中美双方的统计数据一直存在差距。商务部2016年1月28日发布消息称，根据中方统计，2015年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同比增长0.6%。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根据美方统计，2015年1-11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5691.7亿美元，同比上升2.4%，占美货物贸易总额的16.2%，占比较去年同期上升1.2个百分点。美方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如下：第一，美国将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也计算在内，但是它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到除了中国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第二，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额往往按离岸价格来计算，进口额通常按到岸价格来计算，这样一来，在计算中美贸易逆差时，就对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进行了双倍计算。根据中美双方近5年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双方计算的贸易逆差出入虽然在逐年减少，但是逆差额仍然较大，美国现在采用的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了逆差的实际数额。
（二）中美贸易逆差主要源于实体经济本身，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有增无减
中美贸易收支中的美国实际收入弹性是1.5523，说明伴随着美国GDP 的不断增长，贸易逆差也在进一步扩大。再者，随着美国经济日益凸显的虚拟化和去工业化特点，美国未来将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繁荣来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所以美国人的生产生活必需品一般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同时，美国政府长期以来采取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消费，但是美国国内难以满足民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所以直接促进了进口的增长。另外，美国对中国一贯采用的歧视性出口政策致使美国的出口受到限制，中美贸易差额进一步加大。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激烈，美国为了不和贫穷国家竞争，提高其他国家的准入标准，进而提高了外国企业的生产成本，目的是削弱外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三）美国政策干预导致贸易结构失衡，建立严密的技术出口管制政策
面对全球产业结构和市场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美国依然实行以往所采用的贸易政策，继续推行“出口保护主义”和“市场限制主义”。美国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技术出口管制方案，例如《2014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就包含了“限制部分政府机构采购中国生产的信息技术产品、限制对华出口商业卫星和零部件”等歧视对华贸易的内容。例如，在农业、航空等先进制造领域，美国对其他国家的限制一直有增无减，尤其是对中国，限制更加严重，结果是美国的可出口商品不断减少，美国在全球出口总规模的比重降低。相反，那些政策弹性较大的国家例如德国，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对华出口，诸如此类的“国家卖方竞争”肯定会对美国产生“挤出效应”，大量减少美国出口。虽然表面上保护了美国本土的高新技术，但是无形中也因为放弃了中国市场而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四）美国对中国实行产业转移，客观上加大了美对华贸易逆差
从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球制造业逐渐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生产基地”。从全球化产业链视角来看，美国处在价值链的顶端主要从事销售、研发、服务等工作，而中国处在一个较低位置，主要负责加工和组装。从商务部外资司官网数据分析得出，美国的国家战略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而将附加值较低的基础加工制造业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相比，中国恰好相反。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表示，90%的美国自华进口产品仅仅是代替了从东亚和东南亚主要国家的进口，其中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电子机械、玩具和服装等，只有将近10%自华进口的高附加值产品能够和美国本国产品形成竞争。此外， 美国的对外投资数量排在世界首位，不仅海外投资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而且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贸易转移，也给美国带来了大量贸易逆差。近年来，美国很多公司将生产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中国，再将制成品返销回美国，产生的贸易额在外贸统计时归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内。据中国海关统计， 如果除去跨国公司此类关联贸易额， 中美贸易逆差将下降2/3， 对华贸易逆差将下降30%左右； 如果再除去美国在中国外资企业的顺差， 中美贸易逆差将减少73%；而扣除加工贸易顺差，中美贸易逆差将减少91%。总而言之，发达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 从客观角度上来看加大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
三、平抑中美贸易失衡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统计协调机制，统一统计口径
中美两国贸易统计误差存在的原因在于统计方法不同，但是双方都坚持使用自己的统计方法，虽然双方曾经有过争执，但是都没有提出一致认同的解决办法。国外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国和日本以及韩国等国都建立了专门的贸易统计协调机制，尤其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协调机制非常完善，双方统计误差极小。从中美贸易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应该建立统计协调机制，统一统计口径，在统计时运用真实、可靠的数据，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以此来协调两国之间的贸易统计数字。
（二）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现阶段，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很不完善，存在大量缺口，现有的知识产权竞争力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要投入更多物力和财力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尽全力打造出自己的品牌，才能提高我国企业在世界上的综合竞争力。还要在产品设计方面向国外学习，对产品进行整体包装，提高产品本身质量，运用现代营销方式等大打品牌战，向争创国际名牌迈进。在承接产业时应该多选择附加值高或高新技术产业，舍弃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加大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承接比例，积极扩展新兴市场，挖掘一些有新的出口比较优势产品。我国还应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部分附加值较低的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生产，鼓励企业走出去，从而优化产业结构。
（三）积极促进与美国谈判，尽力使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威胁，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愈演愈烈，中美贸易逆差受其影响不断扩大。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问题通过制裁和限制是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只有两国建立友好的对话谈判才能缓解。减小中美贸易逆差需要两个国家的共同努力，我国需要致力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以此来增强国际话语权，同时也可以选用以柔克刚的迂回战术，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析，向美国强调并且建议其放松对华出口管制，逐步放开军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民用高新技术品的对华限制，缩小中美贸易逆差，促进中美贸易协调发展。
（四）减少对外资的依赖，鼓励内资企业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引进外资并没有带来先进的技术，而是简单的成为外国企业的加工者，收益微薄。因为在中国设厂的外资企业，其研发总部以及战略制定中心都设在我国境外，而这些公司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此。同时美国在高新技术出口的问题上对中国留有出口限制，因此，外资的加入很难将外国高新技术和优秀的管理经营模式输出到中国，而中国的企业想要以合理的价格购买美国的高新技术则更是困难重重。所以中国只有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小企业，培养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年青一代，才能够逐步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从政府方面来说，首先，政府应该重点建设国内市场，努力为扩大内需提供资源保障，使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其次，应该稳定物价，在房地产投资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提升大众对于普通生活消费品的购买欲望。再次，应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提高居民收入，加快完善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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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晓凤，廖雄飞.中美贸易失衡主因分析[J].财贸经济，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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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及对策分析 篇4
近年来, 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 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 以及随着全球贸易形势恶化、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情况下, 中美贸易摩擦形势将会更加严峻。
2009年1月, 美国国会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中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4月29日一天内美国发起对中国两起反补贴与反倾销调查, 先是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油井管产品启动反补贴与反倾销损害双反调查, 涉及金额约32亿美元, 这也是历史上国外对华反倾销反补贴最大案值的案件。同一天, 美国还对中国产乘用车和轻型货车轮胎启动特别保障措施调查, 涉及金额约17亿美元。申请方指控中国产品对美出口激增, 对美国内产业造成市场扰乱, 要求美政府对中国乘用车轮胎采取每年2100万条的配额限制。据测算, 这将导致我轮胎出口量下滑12%左右。频繁的贸易摩擦对我国受国际市场疲软影响的外贸出口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 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 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
2 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首先, 贸易摩擦将呈现多样化、综合化和隐蔽化。从产品看, 从个别产品的倾销与摩擦阶段, 开始逐步向多产业贸易摩擦和结构性贸易摩擦方向发展;从领域看, 从货物贸易向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方向发展。更多的国家将以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为借口, 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限制措施, 技术性贸易措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成为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 知识产权、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贸易壁垒不断增加。
其次, 反补贴成为我国贸易摩擦最大的新特点, 在未来两年内将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反补贴调查的对象包括政府和企业, 而且主要矛头指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被指控的项目一旦被认定为补贴, 就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措施的运用产生负面影响。而且, 被裁定为补贴的项目, 往往会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调查的证据, 从而诱发更多反补贴调查。
再次, 经贸问题政治化。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主要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 通过限制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能源、金融等领域的投资, 来进行贸易保护。这使中国汇率政策、贸易发展、对外投资等遭遇的外部阻力明显加大, 也给宏观调控提出新课题。
最后, 新兴优势行业, 如钢铁、汽车、通信设备和化工产品将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热点。发达国家对涉及这些行业的贸易争端更容易采取贸易保护手段, 以维护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3 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原因
3.1 贸易赤字
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趋使美对华制裁立场日益强硬。从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总额来看, 按美方数据计算,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5亿美元扩大到2007年的2562.7亿美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来源国。
逆差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以下几个方面: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客观结果是由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原理引致。美对华投资企业多属进口替代型, 其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和经营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其母公司同类产品的对华出口;美国政府采取歧视性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 限制了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3.2 中美贸易关系的不对等
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 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大体表现在3个方面: (1)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一旦这些产品对美国出口额度减少, 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 (2) 中美贸易在双边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对称。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以上, 而美国对华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自美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10%, 而美国自华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 (3) 美国经济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较为显著。美国GDP每下降1%, 其总进口额就被拉低2%-3%, 分摊到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就会达到5%-10%。因此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经济约束力, 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多大的经济约束力。美国动辄以贸易制裁相向, 而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
3.3 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和竞争不合理
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多半是资源性产品, 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 因为这些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中国出口产品中竞争手段仍然以价格竞争为主。在众多对外贸易摩擦的案件中以反倾销的案件为最多。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 行业发展没有长远规划, 比较注重眼前利益,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利益空间就一拥而上。另一方面, 随着经贸体制改革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企业拥有了经营自主权, 中国的企业往往不注重竞争秩序, 竞相压价成为了国内企业抢夺客户的重要手段。
3.4 外贸经营体制不完善
从外贸经营主体看, 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进口贸易的中坚力量, 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出口份额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进口国往往借口我国的出口国有企业有受政府的资助扶持, 而确定我国出口企业为贸易保护调查的对象。
3.5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一方面, 尽管美国经济经过长时间结构调整, 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是其劣势产业绝对数仍很大。同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 给美国的劣势产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当他们面临来自中国同类产品竞争时, 其行业协会和劳工组织就不断通过媒体、游说集团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政客不希望这种矛盾在国内激化, 演变成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中国因此成为了替罪羊。
另一方面,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经济持续下滑, 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失业率上升, 这必然加剧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并产生贸易政策上的传导。
3.6 中国威胁论
美国的反华势力视中国为潜在敌人, 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必然会谋求亚洲的霸主地位, 美国在经济上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认为这样是在制造一个潜在的敌人。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 他们提出了“中国威胁论”、“遏止中国论”, 这些不同程度地激化了贸易摩擦, 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摩擦的解决。
4 中美贸易摩擦对策分析
4.1 采取以质取胜的战略, 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告诉我们, 比较优势并不一定等于竞争优势, 中国在劳动密集产品上的成本优势并不一定保证我们在竞争中取胜。相反, 出口产品过多集中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最严重的劳动密集产品上, 使中国频繁遭遇贸易壁垒和贸易摩擦。因此, 我们要跳出过分依赖劳动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陷阱, 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竞争优势。
具体来说, 国家要改变观念, 不要盲目追求贸易顺差, 应努力改变过去粗放式经营的状态;企业要改变低价格、低附加值出口的状况, 争取条件提升自己的加工产品的价值, 同时, 企业应尽可能做到产品的市场多样化, 调整出口市场结构, 打破过多依赖美国的出口体制。
4.2 适当加大美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
从长远看缩小贸易逆差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贸易逆差在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美国应积极放松对中国的贸易封锁, 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外, 中国政府也应适当加大美国产品的进口, 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进口。
4.3 熟练运用国际游戏规则保护自己权利, 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学会按国际游戏规则运作, 是纺织品的出口遭遇给我们重要的提示和挑战。要想在全球一体化中获益, 就要学会运用国际游戏规则, 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抗议的层面。加入WTO为中国解决贸易摩擦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使问题的解决从双边走向多边。由于在WTO框架下, 即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加深了与其他成员的沟通和交流, 国内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商会和企业应联合起来, 运用该框架提供的措施坚持积极应诉解决纠纷。
4.4 争取早日使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入世后中国加快了开放和改革的步伐, 市场经济框架已全面建立, 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程度已经达到69%, 超过世界60%的临界水平, 中国已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不应该再受到非市场经济的歧视待遇。中国应继续深化改革, 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 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在面对反倾销调查时, 能在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应诉, 提供充分的信息, 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4.5 建立投资和贸易的预警机制
中国的一些企业经营战略缺乏远见, 经常一窝蜂抢市场, 容易造成生产能力过剩, 形成恶性的价格竞争。而中国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内部协调力度不够, 尚未建立有效的行业自律机制及预警机制, 必然造成竞争无序, 最终导致反倾销。有效的预警机制有助于预防这一情况, 所以建立行业预警机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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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货物贸易现状 篇5
关键词：贸易权承诺,服务,规则冲突
在WTO“中美影响某些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的措施案” (DS363案) 中, 围绕供影院放映的电影中美双方“制造”了多个争点, 其中, 最主要的争点是就中国的贸易权承诺提出的“服务与货物之争”。在本案中, 美国认为, 中国现行的措施只允许中国政府批准的企业 (实际上是国有独资企业) 进口供影院放映的电影, 因此违反了上述中国的贸易权承诺。这一指控直接指向了《电影管理条例》、《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这两个行政法规。依据《电影管理条例》第30条的规定, 中国电影的进口经营单位应当由国务院规定的行政主管单位进行指定。《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第16条的规定与上述规定稍有不同, 它规定电影的进口经营须由广电总局批准。从这两个法规本身而言, 前一个规定对贸易权的给予采取指定制, 而后一个则采取审批制, 均与中国的贸易权承诺存在冲突。因此, 中国没有直接对相关措施是否符合贸易权承诺做出回应, 而是辩称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并非货物, 而是服务;而上述与贸易权有关的承诺仅适用于服务贸易, 因此, 中国主张其上述措施不应受到与贸易权有关的承诺的规制。我们不难看出,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放弃了针对措施本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努力, 而将争议焦点放在了贸易权承诺适用的前提上。因而形成了有关电影性质的“服务与货物之争”。
在“服务与货物之争”中, 中国主张,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商业价值在于能够从为利用它进行的服务中获得利益, 而不在于货物本身销售带来的收益。因而,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应当被看作是服务而不是货物, 并且是一种许可服务。与此同时, 中国认为其在GATS中做出了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承诺, 这一承诺表明中国影响电影进口的措施不适用WTO有关货物进口的法规。而美国则坚持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是一种包含内容及其物质载体的货物, 应当适用中国的贸易权承诺;并且, 中国在GATS中有关电影的承诺并不能排除其在货物贸易规则下的义务。不难看出, 中美两国的争论涉及以下3个重要的问题, 即:中国的贸易权承诺问题;在国际贸易中,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性质问题;中国在GATS中做出的有关电影的承诺与GATT中有关电影片的规定两者的关系问题。
1 货物与服务之争涉及的法律问题分析
1.1 中国的贸易权承诺
在《中国加入议定书》以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两个入世法律文件中, 中国就放开贸易权这一问题做出了承诺。这一承诺的实质是在从事货物进出口方面给予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为了履行这一承诺, 我国在2004年修改了《对外贸易法》, 取消了1994年《对外贸易法》第9条关于对外贸经营者经营条件的限制。新法的第8条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 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 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标志着外贸经营资格的授予由许可制转为登记制。但是, 我国在修改《对外贸易法》的同时, 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限制外国投资者的外贸经营权, 如涉及电影的《电影管理条例》、《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以及涉及所有货物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而正是由于这些法规对外国投资者贸易权的限制导致了本案的“服务与货物之争”。
1.2 国际贸易中供影院放映电影的性质
GATS并没有对“服务”一词做出明确的定义。其第1条所称的:“为本协定之目的, 服务贸易定义为……”, 实际上规定的是服务贸易的四种模式, 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 而没有给出“服务”的明确定义。有学者认为, “服务”本身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经济学概念, 对其进行十分精确的定义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并且, 人们对于“服务”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 “服务”定义的缺位尚未影响到GATS协定和各成员的具体承诺的实施。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本案中, 中美双方之所以会就电影性质问题产生争议, 正是由于缺乏有关“服务”的权威定义——更准确的说——缺乏一个有关“服务贸易”的权威定义。在这种情形下, 人们对于“服务”的基本共识显然并不能促成这一法律争端的解决。因此, 形成一个对于“服务”的权威解释是十分必要的,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本可以通过其判决形成的“事实上的判例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它们在先前的案例以及本案中并未这样做。
我国法学界关于“服务”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 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 服务是“由服务提供者凭借体力、智力和技能, 借助一定的工具、设施和手段, 在服务接受者的参与下完成某种活动, 以直接满足其需要的过程。”这种观点进一步指出, 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 既存在诸如法律咨询、网站维护这类的不涉及实体货物的服务, 也存在诸如建筑服务、交付光盘磁带这类以实物为依托或媒介的服务。前一类服务的实现过程没有实体货物的参与, 因而仅仅受到服务规则的调整;后一类服务的实现依赖于货物的参与, 尽管在提供和交付过程中实物本身的价值不大, 但是其依然要受到货物贸易规则的调整。因而, 这类服务受到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的“双重调整”。笔者认为,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其实可以走得更远。上述所称的“以货物为依托的服务”, 其实质上已经不单单是服务, 而是一个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整体。其中, 作为载体的货物交付是货物贸易;而借助此种货物的交付, “完成某种活动, 从而满足他人需要”这一过程是服务贸易。由于两者的相互依存性, 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应当同时调整两者构成的这一整体。在本案中, 电影的外国生产商借助电影片的交付为国内发行商与分销商提供电影内容, 以满足其利用电影内容的需要的过程是服务贸易;而电影片的交付本身则是货物贸易。因此, 中国的贸易权承诺以及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有关的服务贸易规则将同时调整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贸易。
在本案中, 尽管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定性上采取了回避态度, 它们还是就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则适用作出了一个正面的回答: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贸易同时受到货物规则与服务规则的调整。
1.3 中国在GATS中做出的有关电影的承诺与GATT中有关电影片规则的关系问题
中国在其入世议定书服务贸易附件中做出了如下承诺:“在不损害与中国关于电影管理的法规的一致性的情况下, 自加入时起, 中国将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电影用于影院放映, 此类进口的数量应为每年20部。”根据GATS第20条的规定, 附件中的具体承诺表是其组成部分, 因而可以视为GATS的规则。在本案中, 中国主张, 其在GATS中做出了上述承诺表明, 首先, “电影进口”一词在中国有关电影的法规文本的含义指的是服务;其次, 中国影响电影进口的措施不适用WTO有关货物进口的法规。但事实上, 中国有关电影的承诺不仅存在于GATS这一服务贸易规则中, GATT1947在订立时就包含了对“电影片”的特殊规定。GATT1947的第4条“有关电影片的特殊规定”规定, 各国可以在符合一定要求的情况下规定已曝光电影片的国内数量。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之一理所当然地受到GATT1994的约束。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主张完全没有意义。由前文的论述可知, 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性质为受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同时调整的服务与货物的结合体。因此, 在调整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方面, GATT与GATS出现了规则上的重叠。
当然, GATT与GATS规则重叠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 在GATT1947制定的时候, 尽管交通、金融、通讯等部分服务行业有所发展,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无论是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还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无法与货物贸易相提并论。因此, 在当时并也没有达成服务贸易作为一个独立部门的普遍认识, 更谈不上订立一个类似GATS的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尽管现在国际社会公认GATT的调整范围为货物贸易, 但是GATT在其条文中并没有明确将其范围限定于货物贸易。出于国际贸易实际的需要, GATT规则中的许多条款似乎都规定了比货物贸易更广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 国际贸易的形式日趋多样化, 新兴的服务贸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本案中的以货物为依托的服务贸易。因此, 后制定的GATS中关于这类服务的规则势必会与GATT中的货物贸易规则在调整范围上发生重叠。在本案中, GATT规则与GATS规则在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调整上的重叠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当GATT规则与GATS规则的调整范围发生重叠时, 应当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GATT与GATS是WTO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 但就两者的性质而言, 它们首先都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的多边国际公约。在处理两个条约之间的关系时, 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考虑:
(1) 两个条约之间调整的是否是相同的事项。如果两个条约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事项, 则不存在冲突的可能。两个条约“井水不犯河水”, 就各自调整的法律事项进行适用。
(2) 两个条约的缔约方是否相同。若两个条约的缔约方完全不同的话, 自然不存在适用上的冲突。
(3) 两个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如果两个条约的缔约方完全相同, 并且调整的事项也相同时, 需要考察它们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若两个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不存在冲突的话, 它们就可以就所调整的事项同时适用;若存在冲突, 则须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确定优先适用的规则。在处理GATT与GATS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也必须从以上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本案中, 中美双方均是GATT与GATS的缔约国, 并且受争议的“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同时受到GATT与GATS规则的调整。因此, 我们只需要对GATT与GATS关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则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进行讨论。
GATT中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定主要体现在GATT1947第4条“有关电影片的特殊规定”中, 该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a款规定对影院中国内电影的放映成员国可以按照放映时间规定最低的配额, 即通常所称的“荧幕配额”。这实际上是GATT1947中国民待遇原则的一个例外;b款规定, 对a款配额之外的份额在外国电影间分配不得实施差别对待;c款则规定了b款实施的例外, 对特定来源的电影片的放映时间可以保留不高于1947年4月10日已实施水平的最低比例;d项要求成员方就放映限额的限制、放宽或取消进行谈判。中国在其入世议定书服务贸易附件 (GATS的组成部分) 中做出了有关电影的承诺:“在不损害与中国关于电影管理的法规的一致性的情况下, 自加入时起, 中国将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电影用于影院放映, 此类进口的数量应为每年20部。”我们不难看出, GATT1947第4条实质上是一个授权性规则, 在此种授权下, 一国可以对自己的国内电影在国内的放映保留最低的时间比例。而中国在GATS承诺则是一个命令性规则, 即中国必须保证每年为数为20部的进口大片。一个命令性规则和一个授权性规则发生冲突, 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可能出现:授权性规则做出了与命令性规则相反的规定。例如:一项规则要求员工A必须每周工作5天, 而另一项规则允许员工A每周享受3天以上的休息时间。在这种情况下, 后一规则的员工休息的权利与前一规则规定的与员工工作的义务相冲突, 因而两项规则存在冲突。即使员工不行使自己的这项权利, 从而不违反义务的要求, 也不能改变两项规则本身冲突的事实。
从GATT1947的规定来看, 其规定并不影响缔约国设定一个使进口大片不低于20部的时间比例, 不属于GATS中的义务性规定相冲突的授权, 因此, 两个规则并不冲突。笔者在之前已经讨论过, 在不存在规则冲突的情况下, 无需适用冲突的解决方案。因而, 中国在GATS中做出的有关电影的承诺与GATT中有关电影片的规则在本案中是同时适用的。
2 对服务与货物之争的再思考
有关一项贸易是服务贸易还是货物贸易的争论, 在国际社会已非首次。早在GATT1947第4条对电影片做出特殊规定时, 就直接引发了与电影具有很大同质性的其它视听产品是否享有同样地位的广泛争论, 并且引发了关于视听业应当划分为货物还是服务的讨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随着电视节目在数量上急剧增长, 各国对电视节目设置的贸易限制也逐渐增多。由此引发了一场电视节目是否适用于GATT1947第4条争论。美国认为, 电视节目是属于GATT调整的货物, 但是其不属于GATT1947第4条的调整范围;而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认为, 电视节目更像货物还是更像服务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好判断的。随着1989年欧共体委员会旨在确保欧洲本土电视节目最低播送时间的《电视无国界指令》的通过, 欧洲国家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面对美国的指控, 它们开始承认电视节目属于货物, 同时辩称电视节目属于GATT1947第4条的调整范围, 因而《电视无国界指令》是合法的。有趣的是, 在其后的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当中, 欧洲又试图在GATS下寻求视听部门的特殊待遇。
上述服务与货物之争, 包括上世纪有关电视节目的论战是与当时国际贸易大环境紧密联系的。在上个世纪, 美国的视听产业一直占支配地位。据统计, 1995年、主要由电影、电视和出版物等构成的全球文化产业总值为3480亿美元, 其中美国为1840亿美元, 所占份额超过一半以上;欧洲为970亿美元, 远不及美国。因而, 作为文化产品的输出国, 其必然会主张电视节目应当受规定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GATT规则的调整, 并排除GATT1947第4条的适用。而欧洲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视听产业以及维护本国的价值体系, 则主张电视节目应适用GATT1947第4条乃至更为宽松的GATS。
在现有的WTO体系下, 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远比不上货物贸易, 尽管GATS要求其缔约国通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具体承诺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但是作为一个框架性的协议, 其对于缔约国的贸易壁垒并不能起到强有力的限制作用。与此同时, 随着国际贸易形式的日新月异,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既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也不同于传统服务贸易的贸易形式。因此, 出于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的考虑, 各国必然会努力使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得以适用, 从而在贸易的性质上产生分歧。
尽管各国都试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服务与货物之争的解决所依赖的仍然是现有的国际法规则。但是,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GATS作为参与国家最多的服务贸易多边协定, 其本身并没有为服务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 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形成的判例在服务与货物之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并不构成对后来案件具有约束力, 但是由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决类似的争端问题时, 总是习惯引用先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作为依据, 它们实际上起着“准先例”的作用。在本案中, 专家组认为, 对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性质的认定是无关紧要的, 而是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这一过程本身进行分析, 得出了其受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同时调整的结论, 这一认定必然会对以后专家组对类似问题的处理产生影响。
此外, 在一项国际贸易同时受到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调整时, 可能会发生调整范围的重叠。如前文所述, 这种重叠并不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冲突。而只有出现法律适用冲突时, 才需要适用冲突规则确定优先适用的规则。在处理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的重叠时需要严格遵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3 DS363案“服务与货物之争”对中国的启示
在本案中, 美国针对中国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措施提出了向专家组提出了诉请, 指责中国违反了其在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做出的贸易权承诺。中国并没有就措施本身进行辩护, 而是辩称这些措施不适用贸易权承诺。从而引出了本案中的“服务与货物之争”。从案件的最终结果上来看, 中国的这一辩护最终以失败告终。笔者认为, 中国可以从中得到以下的启示:
首先, 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维护文化安全的措施。本案中, 中国的关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这一目的的实现并不一定要通过禁止外国实体参与文化产品的进口来实现, 而可以通过对文化产品的审查制度来实现。事实上, 我国已经有了关于文化产品审查的立法。如《电影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进口供公映的电影片, 进口前应当报送电影审查机构审查”。因此, 没有经过我国审查的文化产品, 是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而文化产品审查制度是WTO规则允许的制度。在可以通过与WTO规则不冲突的方式维护文化安全时, 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对WTO规则的违反,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其次, 应当处理好国内措施与WTO义务的关系。中国自2001年成为WTO的成员国之后, 承担了WTO规则体系下的一系列的义务。“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是一项基本的国际法原则, 作为WTO的成员国, 中国应当在其规则的框架下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本案中, 涉及“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两项中国措施均是在中国入世之后颁布的, 且均被专家组认定为与中国的贸易权承诺不一致。因此, 我们在制定措施的时候, 应当考虑到我国在WTO规则体系下的义务, 使这些措施不违反上述义务。
再次, 在开放服务贸易时应当避免义务上的冲突。根据GATS的规定, 各国应当逐步开放服务贸易, 以最终实现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一进程主要通过双边、多边条约以及最惠国待遇来实现。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 越来越多的国际服务贸易涉及货物的交付, 根据WTO专家组在本案中所确认的规则, 这类贸易将同时受到货物贸易规则和服务贸易规则的同时调整。因此, 中国在与其它国家订立开放服务贸易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时, 应当考虑到现有的我国受其调整的货物贸易规则, 尽量避免发生适用上的冲突。
最后, 应当充分利用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形成的既有规则, 在争端中维护国家利益。从目前来看, WTO争端解决的在先案例对于之后案件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推理和认定影响很大, 某些对于同类问题的相同判决已经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规则。随着中国国际贸易的增加, 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摩擦与争端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我们应当研究和总结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形成的既有规则。只有这样, 才能在成为争端当事方时, 更好进行申诉和辩护, 维护我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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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货物贸易现状 篇6
改革开放的30年, 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其中, 货物贸易出口顺差不断扩大, 2009年达到2495亿美元, 在此期间, 服务贸易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2009年的服务贸易出进口总额分别是1295亿美元、1589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从表1、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我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存在巨大顺差, 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却一直处于逆差, 事实上, 我国一直在用货物贸易的顺差来弥补服务贸易的逆差, 正因为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远大于服务贸易逆差, 所以在平常我们所说的“我国一直处在顺差中”, 往往忽视了服务贸易或将二者混为一谈。
2 我国服务贸易的三大问题
2.1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在逆差之中且逆差额有逐渐扩大之势
我国国家外汇统计局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将服务贸易分为13类, 根据统计资料, 在各行业中近年来保持顺差的只有旅游业和其他商业服务, 其余各部门基本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逆差, 而且逆差表现为不断扩大之势。
2.2 与货物贸易相比, 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较小、整体贸易结构不合理、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比重过高
我们采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比来表示相对贸易结构, 一个国家的相对贸易结构的该值越高, 则可以认为该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高, 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较高, 从图1的走势可以看出, 我国的相对贸易结构值在2000年之后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这反映出我国的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规模较小。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经整理计算获得
2.3 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较低
很多学者用TC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TC指数一直为负, 即长期处在逆差之中, 并缺乏竞争力。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整理计算
我国贸易结构存在的以上三个问题必将会制约我国以后的经济发展, 也不利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因此,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不仅可以平衡我国整体贸易顺差, 而且对我国对外贸易以及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有利影响。
3 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2000~2009年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数据, 按照我国国家外汇统计局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分类, 将服务贸易数据分为13类。计算每一类服务贸易进出口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相关关系, 并按相关系数大小进行排序, 计算结果如下表: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整理计算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整理计算
计算结果显示:
(1) 过去10年与货物出口贸易相关系数较高 (即相关系数>0.95) 的服务贸易出口主要包括:广告宣传、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2) 过去10年与货物出口贸易相关系数较高 (即相关系数>0.95) 的服务贸易进口主要包括:广告宣传、旅游、其他商业服务、运输、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3) 过去10年与货物进口贸易相关系数较高 (即相关系数>0.95) 的服务出口贸易主要包括:保险服务、运输、咨询、通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
(4) 过去10年与货物进口贸易相关系数较高 (即相关系数>0.95) 的服务进口贸易主要包括:保险服务、运输、咨询、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通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
从表4、表5我们可以看出, 13类服务贸易几乎都与货物贸易呈正相关关系 (除别处未提到的政府服务出口与货物贸易进出口呈负相关关系) , 广告宣传、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这几项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与货物贸易的进出口相关性很高, 因此, 我国在发展服务贸易的同时, 可以着重发展这几项服务贸易, 在此基础上, 再大力发展其他几种服务贸易。
4 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对策
4.1 树立品牌意识
服务的不可触知性特点要求服务提供者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知名度, 服务的购买者在购买服务之前难以事先对服务作出评估, 如餐饮服务等, 这时服务提供者的可触知的声誉和形象成了购买者决策的依据。因此, 企业形象和知名度是服务提供者成功与否的关键。要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 就要创建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名牌。
4.2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的国际贸易,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推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目标, 加快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作用, 加快改革的步伐, 完善相关行业标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4.3 企业要有创新意识, 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
通过对服务需求的预测分析以及对服务市场的细分, 努力寻找潜在消费者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积极开拓市场, 在新的市场中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掌握最新的信息, 加快对新服务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提高现有服务产品的技术、知识含量, 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 优化服务产品结构;加大对教育培训的投入, 提高服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各方面素质, 从而提高服务产业的整体素质。
摘要：近年来, 服务贸易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并成为国家之间竞争以及一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方面,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对于一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现状基础上, 总结了我国服务贸易的三大问题, 并基于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分析, 提出了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对策, 最后, 对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键词：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相关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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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特点分析 篇7
自2012 年起,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速放缓①,近3 年年均增长率仅为3.6%。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在今后的10 年时间内,全球农产品贸易增速将放缓。受此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增速从2011 年的23.1%锐减至2012 年的4.22%,并在之后的几年内增速一直维持在10%以内,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速则更低②。两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遇到瓶颈,美国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日趋饱和,仅依靠加大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无法达到显著扩大两国农产品贸易规模的目的。为了进一步深化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国内学者纷纷提出应充分研究两国贸易结构和特点,明确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和贸易中表现出来的互补、竞争或产业内贸易等特点,制定符合农产品贸易现状和特点的贸易策略,实现双方贸易的精细化发展。
近年来许多学者将中美贸易的研究视角放在贸易结构及特点的研究上,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田园(2011)指出由于两国产业结构差距显著加之居民消费结构不同,导致中美贸易结构不对称;宫智新(2011)依据产品的加工程度和技术含量等角度重新划分中美农产品贸易品类,形成高、中、低技术产品等产品类型,对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方式的研究一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郑素静(2011)运用贸易指数测算中美贸易互补性,结果显示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远高于竞争性,从而指出两国贸易方式应以互补性贸易为指导;韩灵梅(2014)指出目前中美产业内贸易方式规模小,且产生原因主要是两国居民对农产品质量差异性需求,而非对农产品消费偏好,这将导致中国在双方贸易时处于被动地位。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两国农产品贸易各个细分品类的贸易特点研究较少。研究中美农产品贸易中各个品类的贸易规模和特点,可以针对品类不同的状况制定与其相适应的贸易策略,使两国农产品贸易更加精细化,本文依据2007 年至2014 年世界贸易组织数据,遵循海关分类标准(HS2007),运用互补性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对中美农产品贸易进行各品类的贸易特点分析,以求针对中美农产品贸易的各个品类发现适合其发展的贸易方式。
一、中美农产品贸易现状
1.中美农产品贸易增速放缓。世界贸易组织(un comtrade)数据显示,中美农产品贸易总额一直持上升趋势,从2007 年的110亿美元增长至2014 年的331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17%,远高于世界农产品贸易年均增长率。但自2012 年开始,中美农产品贸易总额增幅放缓,年均增长率下滑至4%,在2013 年甚至出现逆增长现象,中美农产品贸易规模遇到瓶颈。
（单位：亿美元）
2.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20%以上,而美国进口中国农产品总额仅占其农产品进口总额的11%左右,中国对于美国的农产品依赖程度偏高。不仅如此,两国贸易差额除2013 年外均以年均20%以上的增速持续扩大,截至2014 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差额已经达到184 亿美元,中国常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
3.中美农产品贸易结构单一。中国出口美国的农产品中水产品(HS03)是最主要的品类,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26%。排名前五的农产品品类(其他品类分别为水产品制品(HS16)、蔬菜及水果等制成品(HS20)、食用蔬菜(HS07) 和动物饲料(HS23))在中美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占比高达73%;在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时,进口品类结构单一的特点更加明显,仅油籽类(HS12)进口总额即占进口总额的65%,排名前五的农产品品类(其他品类分别为谷物(HS10)、动物饲料(HS23)、水产品(HS03) 和肉类(HS02)) 在中美农产品进口总额的占比高达90%。
综上,目前中美农产品贸易存在发展速度放缓、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以及贸易品类单一的现状。只有对中美贸易方式进行深入研究,针对不同品类农产品运用合理的贸易方式,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二、中美农产品贸易特点
本文分别从贸易结合度、贸易互补性以及产业内贸易程度三个指标进行多角度分析中美农产品贸易点。
根据经济学家布朗(A.J. Brown,1947)提出的理论,贸易结合度是一国某类产品出口份额与另一国该类产品的进口份额之比,直观地体现出两国贸易的依存程度,计算公式如下:TCDij=(Xij/Xi)/(Mj/Mw)③。其中TCDij表示i国对j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X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Xi表示i国出口总额;Mj表示j国的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根据其定义,当TCDij>1时,表明i、j两国双边贸易联系紧密;当TCDij<1 时,表明i、j两国双边贸易联系松散;当TCDij>TCDji时,则表明i国对j国的贸易依赖程度比j国对i国的高,反之亦然。
贸易互补性指数则是一国某类产品的显示性贸易优势指数与另一国的贸易劣势指数的乘积,本文综合考量贸易出口国与进口国间的水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差异,量化两国间的水产品贸易互补性。其计算公式如下:TCIij=RCAkxi×RCAkmj,其中RCAkxi表示出口国x在k类农产品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CAkmj表示进口国j在k类农产品上的比较劣势。当TCIij较大时,说明出口国的出口品类与进口国的进口品类相吻合,即两国在该类农产品贸易中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若TCIij小,表明出口国的出口品类与进口国的进口品类不一致,即两国间农产品贸易互补程度较低。一般而言,如果TCIij>1,表明两国之间在贸易中互补性较强;如果TCIij<1,则互补性较弱。
Bruelhatr⑤动态产业内贸易指数是从动态的角度衡量一定时间跨度内产业内贸易的水平, 其计算公式为:,式中Bi表示第i类农产品一定时间跨度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Xi表示两个时期间第i类农产品的出口额的变化量,△Mi表示两个时期间第i类农产品的进口额的变化量。其中0≤Bi≤1,Bi越接近1 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由产业内贸易引起,越接近0 表示该类农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由产业间贸易引起。在此基础之上Thom & Mc Dowell⑥将产业内贸易细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Bw=Σni=1BiWi,式中,Bw为水平方向产业内贸易指数,Bi为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Wi为第i类农产品贸易权重,即(Xi+Mi)/(X+M);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指数为(Bj-Bw), 其中式中,Xj=Σni=1Bi,Mj=Σni=1Mi。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消费者偏好及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消费者对商品档次需求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个人收入差异,收入高的消费者偏好高档产品,而收入低的消费者只能偏好中低档产品。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就可能出现高收入国家进口高档产品和低收入国家进口中低档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1.中美农产品贸易总体特点。根据图2 可以发现,两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常年大于1,说明中美农产品贸易结合度很高。近年来出口贸易结合度一直稳定在1.25 左右,无显著波动;进口贸易结合度的变化波动大于出口;以2009 年为分水岭:之前表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之后则缓慢下滑,截至2014 年进口贸易结合度为2.20。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出口贸易结合度一直低于进口,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农产品的产品。中国过度依赖美国农产品是中美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的主要原因。
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常年高于1,可见中美农产品贸易一直以贸易互补性为贸易基础。根据图3 可见,中国在进口美国农产品时表现出更高的互补性特点,7 年内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值高于1.6,说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正是中国目前紧缺的农产品,相比而言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农产品虽然也是美国农产品贸易的弱势,但紧缺程度较低。
根据表2 可见,中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近年来出现较大波动,2009 年、2010 年和2013 年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点,而在其他年份该指数均低于0.5,到2014 年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仅为0.34,可见两国农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的可能,但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细分两国产业内贸易形式可以发现,中美农产品贸易主要以垂直型产业贸易形式存在,其指数远高于水平产业贸易指数。说明中美两国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是由于两国对不同产品质量及加工程度导致的。
综上,中美农产品贸易是以互补性为主导、产业内贸易形式为辅助的多元性贸易形式。
2.中美农产品贸易结构特点。根据表3 可以发现,中美贸易份额大的品类大多数具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如中国出口美国水产品(HS03)份额为26%,对应的出口互补性高达4.57;中国进口美国油籽类农产品(HS12)份额高达65%,对应的进口互补性高达16.23。同时两国水产品(HS03)还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点,其进口和出口中所占份额均排在前5 位,同时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0.76。其他品类如奶、蛋类产品(HS04)既没有互补特点也没有产业内贸易特点,导致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份额较小⑦。根据各品类在贸易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本文将24 类农产品分为五大类型:出口互补型、进口互补型、互补+ 产业内型、产业内型、无特点型。
根据表4可以发现,目前中美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互补型贸易为主,不论是出口互补型还是进口互补型均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占有很大份额。而以水产品(HS03)为代表的农产品,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互补特点有又较强的产业内贸易特点,在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份额排名第二。活动物(HS01)等农产品虽然表现出了很强大产业内贸易特点,但两国间的贸易份额过小。肉及可食用杂碎(HS02)等农产品没有明确的贸易特点做指导,导致该类产品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中份额比重小。
针对不同类型农产品的贸易特点应制定相应的贸易策略⑧,这样才能使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合理化⑨。以上五类农产品中,进口互补型贸易主要依赖于美国农产品引进中国,中国处于被动地位,通过自身调整改变贸易现状难度太大;无特点型品类没有明确的贸易模式,贸易份额小,短时间内无法对两国贸易作出显著影响,因此本文仅对其他三个品类提出对策。
(1)对于出口互补型品类,应将重点放在食品安全领域,应对美国绿色壁垒;
(2)对于互补+ 产业内型品类,应强化中国出口农产品水平差异化(如包装、外形等),并发展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加强专业化分工;
(3)对于产业内型品类,在当前阶段应努力实施品牌战略,利用品牌效应带动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的质量和规模。
三、结论
1.中美贸易面临窘境。在当前国际农产品贸易规模扩张放缓的背景下,中美的主要农产品贸易行为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具有竞争力的水产品同时从美国进口大量优质油籽类农产品。由于中国过度依赖美国油籽类产品,在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处于贸易逆差,且贸易赤字以20%的增速持续扩大,同时两国农产品贸易前五品类交易额均占总农产品贸易额的70%以上,贸易结构的单一性严重抑制了两国农产品贸易的潜力。
2.中美农产品贸易形式可分为五类。中美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互补性为基础,存在互补性的品类如水产品、油籽产品都是两国农产品贸易中最重要的贸易品类;同时如活动物等品类表现出了明显的产业内贸易特点,此类产品贸易份额虽小,但有强大的贸易潜力。根据中美农产品贸易中表现出的互补性和产业内贸易量大特点,本文将其划分为5 种不同的类型:出口互补型,进口互补型,互补+ 产业内型,产业内型以及无特点型。
3.农产品发展策略应与贸易形式对应。对于互补+ 产业内型品类,由于两国间有先天的农产品比较优势,贸易规模较大,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强化中国出口农产品水平差异化(如包装、外形等),并发展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在加强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之上提升国内农业的规模水平,不断优化中国农产品结构和提高中国对美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对于产业内型品类,目前中美两国此类农产品贸易规模小,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动力小、难度大,在当前阶段应努力实施品牌战略,利用品牌效应带动中国农产品对美出口的质量和规模。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加大科技兴农的力度,加快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农产品优质化。
摘要：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显示,自2012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发展速度下滑,且中国常年处于贸易劣势地位。为了改变当前贸易现状,必须深入剖析两国农产品各品类的贸易现状及特点,有针对性制定贸易策略。文章在分析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的基础上,引用贸易结合度、贸易互补性以及产业内贸易指标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特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根据贸易特点不同,可以将海关分类标准(HS2007)的24类农产品划分为5种不同的类型:出口互补型,进口互补型,互补+产业内型,产业内型以及无特点型,针对不同贸易特点需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贸易策略。
关键词：中美,农产品,贸易特点
注释
11 谢建国,杨海燕.互补还是替代——中美贸易竞争关系的测度与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5(11):62-72.
22 孙宏艳.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理论导刊,2014(11):80-84.
33 孙华.中越农业互补性与贸易提升策略研究[J].世界农业,2015(11):139-141.
44 谭秀阁.对农产品出口现状的分析与研究[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5(10):10-11.
55 Bruelhart M,Hine R C.lntra-industry Trade and Adjustment(St.Martins Press,New York)[J].1999.
66 Thom R,Mc Dowell M.Measuring 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99,135(1):48-61.
77 习郑晶,苏国宝.产业内贸易与贸易调整成本:一个文献综述[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8-54.
88 姜国庆,于芳.基于SITC分类的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J].现代商业,2015(26):26-27.
对中美贸易现状与趋势的思考 篇8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差额,外汇储备,贸易趋势
一、中美贸易研究:
中国和美国是国际上目前名列前茅的经济主体,同时,中美之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特别是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大幅上升。因此,研究中美贸易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目前两国之间存在的贸易摩擦问题,不仅具有典型性,同时,也对我国今后的战略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增加,这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都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已逐渐形成与美国为主导的贸易形态。从下列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近年的对外贸易总量。同时,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美之间目前的贸易规模和发展态势。
二、中美贸易的特征
从表1、2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呈现至少两个特征:
(一) 中美贸易关系密切
中美之间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主体和贸易合作伙伴。其每年的贸易额自05年起已达2000亿美元以上。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
(二) 中美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不平衡状态
我国对美出口量大于我国从美国的进口量。也就是说,我对美贸易一直存在较大的顺差。其中最多的一年达到约1709亿美元。这种状况的存在,已经成为两国间贸易摩擦的必然。
三、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
以一般的贸易理论来说,对外贸易额越大,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力就越大;如果某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越大,其战略伙伴关系就越紧密。但是从今天的国际格局现状来看,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态势并不理想。这是因为:
(一)贸易结构不合理:
我国对美的进出口不仅每年存在巨额的顺差,并且我国的出口主要是科技含量低的初级产品和日常用品,也就是说,我们出口的主要是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及廉价的劳动力。这些产品不仅附加值低,在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废弃物和污染度也很大。
(二) 进出口贸易差额增大影响贸易关系
我国对外的巨额贸易顺差(主要是美国)在不断积累和扩大,这不仅使我国的外汇储备呈现快速的畸形增长趋势(目前已达两万亿美元以上),同时也使美国国内在消费畸形增长的同时,出现巨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和民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目前,每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不断增长,以及近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就是实证。
四、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反思
自2009年下半年始,由美国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进而演化成为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不仅极大地损害着美国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带来严重的不幸和挑战。
为应对这次危机,我国出台了相应的以拉动内需为主的多项措施。可以认为,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应当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和形态作出一定反思。这些反思包括:
(一) 协调对外贸易依存度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资源和人口都相对充裕,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不应仅仅建立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就是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应有一个适当的限度。我们说,外贸出口仅仅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如果其中一项比例过大,就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的失衡。
(二) 调整产业结构
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极大的不合理性。中国是一个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容忽视。虽然我们不能很快赶上发达国家,但是,以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应当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和自身优势产业的投入和培育。
(三) 改革外贸出口体制
外贸出口体制的改革也是关键。目前,我国的出口企业散而不统,自由度太大,各级政府又一味强调加大出口,这不仅造成了各个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竞相压价,使我国在对外贸易的定价权方面缺失话语权,同时也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得不到真实反映(例如,自主品牌保护不当、环保成本不计、职工的劳动保险缺位等),这些都显现出我们只求出口数量,而忽视了出口价值。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已经成了超廉价的代名词。这种负面影响,不仅使我们的经济利益受损,并严重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四) 协调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在和美国的交往中,我们不能忘记美国不仅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体,同时也是与我们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截然不同的国家,他不仅主宰着世界经济的主脉和主流,同时还主宰着世界货币和贸易规则,因此,我们在与美国的贸易交往中,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美国为着自身的利益,无时无刻都在利用这些优势,出于对我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在正确处理好双边关系的同时,不得不做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五) 合理支配外汇储备
我国在外汇积累和储备方面,应当有一个全面的、战略性的考虑。一方面,我们的外贸顺差不应过大,外汇储备也不是多多益善。另一方面,应利用多余的资本对国内进行较大的投入。特别是教育、科技、卫生以及铁路、公路、能源、农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也是有效利用资本,扩大改革开放成果的必要措施。我们没有必要把巨额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国外的债券,其实,加大国内建设的投入和扩大消费需求以及增加相应的进口,不仅是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德)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4月。
[2]、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6月。
[3]、北海居,《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概况》,http://www.heybrain.com/notheal/article/5113.html,2010年05月
[4]、《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4月。
中美货物贸易现状 篇9
我国包装工业经过30多年发展,已形成了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这五大中心的包装产业集群[1]。而地处长三角南翼的浙江,包装企业众多,产品类别齐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全国包装产值达4,042亿元,浙江包装产值达528多亿元,占全国比重达到13.4%。近年来,浙江地区出口危险货物品种不断增加,多达200多种,除第7类放射性物质外均有涉及,绝大部分仍是第3类、第4.1类、第6.1类和第8类、第9类的危险货物;包装类别以Ⅱ、Ⅲ类为主。危险货物出口主要以海运为主, 约占总量的98%以上。同时随着杭州、温州等地区空港经济的发展,空运也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
浙江包装生产企业遍布全省各地,获得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质量许可证的企业数位居全国前茅,其中尤以萧山出口危险货物包装产业集群效应最为明显,且在省内及国内外已具有较强竞争力和较高美誉度。2013年萧山地区出口危险货物包装生产企业34家,涵盖塑料桶/罐、金属桶/罐、纸箱、纸桶、编织集装袋、中型散装复合容器等五大类。出口批次占到全国的9.51%,产品数量占全国的28.88%,并涌现出一批在行业内具有较强实力和知名度的包装龙头企业,如浙江胜达包装、浙江申新SK、杭州万达塑料包装等,其中浙江胜达包装为国内纸包装行业目前唯一一家出口免验生产企业。 据统计,2014年浙江检验检疫局共完成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性能检验29,726批,数量为28,234.8万件, 与去年同期相比,批次增长2.4%,数量增长20.0%, 辖区内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总体质量稳定、良好,未发生因质量问题引发的索赔、退运和召回等案例。 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企业管理水平良莠不齐,出口危险货物使用鉴定经鉴定不合格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特别是首次出口或一些出口很少危险货物的企业。另外,随着浙江地区环保要求及相关政策的调整,出现了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产业部分向内陆地区转移的现象。一些危包企业搬迁或部分搬迁至内地或工业园区,这些企业的搬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地危包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在搬迁过程中,由于人员变动和生产重组,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产品质量不合格的风险。
2 我国相关监管制度及检验标准
《商检法》[2]及其实施[3]条例中关于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的相关规定,奠定了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国家质检总局制定了 《海运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管理办法》、《空运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管理办法》、《铁路运输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检验管理办法》、《汽车运输出境危险货物包装容器检验管理办法》等,为《商检法》关于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管理规定具体实施提供了措施保障。2011年新修订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4]中再次对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对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的职责作出了明确。 《商检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对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实施检验监管的要求。
国际上有关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危险货物包装等有关的标准已经比较成熟完善,包括《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5]、《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6]、《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7]、《空运危险货物安全运输技术规则》[8]等一系列国际规章,我国的国家标准很多来自于国际标准、规章的转化,或在其基础上的修改,大部分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目前危险货物包装检验标准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关于危险货物包装和容器的标准,如《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2463-2009)、《包装容器危险品包装用塑料桶》(GB 18981-2008)等;二是关于危险货物包装试验方法,如《水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GB 19270-2009)、《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GB 19434-2009)等;三是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和储存的标准,如《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5603-1995)、《危险货物运输物品、包装物品或包装物质可运输性试验方法和判据》(GB 26445-2010)等。同时国家质检总局也制定了一些检验检疫规程,包括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规程系列标准SN/T0370.1~3等,以此来规范对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的检验监管工作。
3 主要目标市场及其技术性贸易措施
浙江地区危险货物及其包装主要出口目标市场为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危险货物运输和化学品安全管理方面已经形成了开放、竞争、统一、有序和协调发展的市场环境,法规体系比较完善,且形成了政府、社会、企业之间规范和协调的危险货物运输和化学品安全管理体制,降低和优化安全管理成本, 促进危险货物和化学品国际贸易。同时也给我国从事危险货物国际贸易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制约和限制, 国外主要技术性法规包括:
3.1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规章范本 (TDG)》
目前最新版本为2013年第18版,与17版相比主要是增加了对7类放射性物质包装运输的规定和说明;修订了对小型货物集装箱的定义,以内部容量不超过3m3为界定标准,去除了过去以外部尺径1.5m来分类的方式;修订烟火定义中闪火组成的技术参数,另外还有对救助容器、管理系统、氧化性固体等细则条款的定义和修订。
3.2 《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新版《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36-12已于2014年1月1日强制实施,新增了联合国编号,使编号总数上升至3,506个;新增一些包装说明,各章节和危险货物一览表的条目也有一些具体的变化, 重要修改包括积载和隔离、热源、食品、限量、爆炸品等方面;同时,为方便用户准确把握规则中规定的增加、删除和修改,新版《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分别采用不同的图示符号进行了标注。
3.3 《欧盟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标签和包装法 规》(CLP法规)
2008年12月16日,欧盟发布了对《化学品分类、标签和包装指令》(67/548/EEC)和《配制品指令》(1999/45/EC)的修订条例——《欧盟物质和混合物分类、标签和包装条例》(Regulation(EC) 1272/2008,简称CLP),并于2009年1月20日正式生效。欧盟本次对CLP法规的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不稳定化学气体和非易燃气溶胶属危险品分类;二是合理的警告语;三是废除对物质分类为腐蚀金属的贴标要求,但与皮肤或眼睛接触的产品除外;四是对容量不超过10ml的产品,减少内包装的贴标,但只针对外包装拥有完整标签的产品, 或该物质和混合物只用于科学研究和开发、质量控制分析的用途。
3.4 《危险品法规》(DGR)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于2013年1月1日发布第54版《危险品法规》(DGR)。该法规综合了危险品委员会所做的所有修正,并包括国际民航组织 (ICAO)对于2013~2014年版《技术细则》所进行的变更。对锂电池的运输要求进行了修改或增加,如行李运输锂电池的规则、货物运输锂电池的规则、 航空邮件运输锂电池的要求。
3.5 欧盟REACH 法规
欧盟REACH法规于2006年12月通过,2007年6月1日正式生效,并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 REACH法规要求凡进口和在欧洲境内生产的化学品必须通过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等一组综合程序,以更好更简单地识别化学品的成分来达到确保环境和人体安全的目的。任何商品都必须有一个列明化学成分的登记档案,并说明制造商如何使用这些化学成分以及毒性评估报告。
3.6《危险性公示标准》(HCS)
2012年3月26日,OSHA在美国联邦公报上公布新修订的危险公示标准(HCS),标志着美国在工作场所开始正式实施“全球统一制度”。该标准于2012年5月25日生效,于2015年6月1日起强制实施。 在强制实施之前,行业有足够的时间根据新标准制作新标签和安全数据单,在此期间,新旧两种标准均被接受。
3.7 韩国K-REACH法
K-REACH,全称韩国化学品注册与评估法案 (The Act on Registrationand Evaluation of Chemicals, 又称化评法),于2014年5月1日生效,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韩国K-REACH是继欧盟REACH之后,又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化学品管理法案诞生。该法案的通过与实施,将对全球化学品行业产生影响。
4 对策与建议
浙江地区出口危险货物企业数量较多,品种繁杂,出口批次逐年呈上升趋势。同时,行业内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产品质控与创新研发仍是短板。因此,受制于以上国外技术贸易措施,产品被通报和退运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大。一旦生产企业无法按标准要求尽责完成自检自控甚至诚信缺失,不仅仅给浙江危险货物包装质量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更会影响到整个危险货物储运安全。为此,广大包装生产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应对国外技术贸易壁垒。
(1)包装生产企业应切实抓好产品质量管理, 将标准化质量管理体系内化为企业日常生产管理的一部分,不断提升包装产品质量水平,同时加大行业整合力度,从以前粗放式发展向现代化科技型包装产业发展转型,打造包装特色品牌,做强做大包装产业。
(2) 紧密跟踪全球包装产业发展趋势,加大危险货物包装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力度,吸收创新性人才,完善创新机制,不断将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国际检测标准,争夺国际标准制修订话语权。同时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对传统产品的技术改造,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扩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3)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我国危险货物及其包装行业应充分利用目前已有的技术交流和研讨平台,积极参与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会议等大型国际会议,认真研究和不断追踪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检测技术,加大对国际标准的采标力度,提升我国危险货物及其包装行业整体水平,增强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4)加强与权威机构的沟通联系,及时了解国外产业政策法规变化,充分利用其在危险货物包装领域政策发布、风险预警、检验咨询等方面优势。 作为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监管部门,检验检疫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质量检验、 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等方面的经验和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咨询、认证服务,为企业提供信息指导和技术支持,不断提升浙江包装产业整体技术实力。
(5)根据包装产业聚集态势和产品高风险、低附加值的特点,因地制宜,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着力打造出口危包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突出“政府部门主导、相关部门齐抓、行业协会协调、社会力量参与”的大质量管理理念,为广大包装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和新增企业提供有关进出口商品的最新法规与检验标准,助推浙江地区出口危包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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