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歌是思乡的散文（共2篇）
有歌是思乡的散文 篇1
有一首歌是思乡的散文
又是一个周六的夜晚，西安本市的舍友都回家去了。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微风轻轻地敲打着窗棂，思乡的心绪犹如一粒浸透了的种子，肆意地膨胀起来。那是谁?在月夜里哼唱着那支思乡的歌，忧伤的曲调不经意间敲开了我的心门，把我的心带回了故乡。
曾一度认为自己脱离了父母的庇护来到这个陌生城市是一种解脱，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在流水般逝去的日子里，故乡的风土人情，已渐行渐远。但在这静谧的夜晚，才嗅到那尘封于心底的芳香，才明白，自己是一只放飞的风筝，无论身处何方，总有一根线把我的心与故乡紧紧相连。
故乡保定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风淳朴。离开家之前，虽然在这座古朴的城市生活了，但对周围的一切置若惘然，从没有细心的体会过，离开后才发现，故乡的底蕴已深深地注入了我的灵魂，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的性格和对待生活的态度。来西安求学的这一年多的`时间，西安用它的王气、厚重、古色古韵迎接了我，游览名景大雁塔、小雁塔、钟楼、鼓楼，我如同置身同工异曲之妙的故乡的钟楼、古莲花池。利用寒暑假去过了高中同学就读大学的武汉、成都等城市，领略了许多美好的风景，但故乡的山山水水、亭台楼阁依然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风景。那里有我生活的足迹，有我挚爱的亲朋，有我奋斗的汗水，有无尽美好的回忆……我才发现故乡的一切已填满了自己的心灵，再美的风景也只是初见的欣喜，无法进驻我的心田。无论逗留于哪座城市，总会因为某件事、某种物品、某首歌，或在街上偶尔听到的亲切乡音，让自己心绪难平，甚至泪光盈盈。
人生有亲情、爱情、友情，还有一种感情便是乡情，这种连绵不断的情感总是让人心里多了一份淡淡的哀愁和惆怅，多了一份守望和向往。思乡的情结里也有着我们对生命中逝去的时间的眷恋，在回忆中我们也能重温父亲的慈祥、母亲的包容，总是可以激励我们在异乡敢于吃苦受累、坚强奋进。离开了父母的怀抱，我就像一只雏鹰独自在蓝天上翱翔，面对风风雨雨的洗礼，扇动着稚嫩的翅膀，在天空中书写着自己的青春。下学期我就要去台湾学习，可能以后还会到国外求学，但我相信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毫不怯懦，因为我知道远方的故乡在静静地守望着我，家中的父母在默默地支持着我。终有一天我会满载着丰收的喜悦回到我的故乡，成为她的骄傲。
一个游子的思乡情怀（散文） 篇2
我的故乡山西翼城南梁乡南常村有许多民俗节日。腊月二十三，小年，送灶王爷上天汇报工作，家家户户开始扫房子，曰“扫刮”，因为这之前怕灰尘眯了祖宗神位眼睛。窗户纸换新纸——旧时毛边纸。拆洗衣被。除夕夜是爸爸妈妈最忙的时候，剁饺馅，缝制新衣，洗脚。妈妈们妯娌几个合作蒸枣糕或曰枣果和红绿豆沙包。馒头上点食品红，以平添节日气氛。蒸馍最大的叫枣果，献祭和走亲戚用。吃时切割。蒸煮煎炸的食品要吃到正月十五。
春节写对联，爸爸教我们。火炉写“小心烛火”，柜上写“锦衣满柜”。给土地爷的对联：“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黄金”。初一一大早要穿新衣，还要戴新帽子，可是忙了一夜的妈妈，眼睛熬红，还发现有的扣襻没钉好、袖子没有上好。鞋子，那是妈妈一针一线指头流血缝纫的。鞋子必须很紧，才能收脚。所以要用鞋拔，或者用楦子撑开。穿久了，鞋子不跟脚，妈妈又得用针线把鞋帮缝紧些。
正月十五闹红火，土语叫耍故事。大概类似于鲁迅记述的社戏。这种红火曾普及村村落落。耍狮子、舞龙灯、跑旱船、走地灯、闹抬杠等民间社火形成一派欢乐气氛。常富甲耍虎，吃小孩，其子常永年被吃，又从尾部钻出，好像老虎拉大便。大家着实乐了一把。
打秋千是传统项目，比较惊险刺激。故乡南常秋千粗壮圆木建基于石碾之上，几根粗绳拽拉牵引保持平衡。今日大都市的过山车惊险游艺项目，可与之相比。传统荡秋千是在清明，农民没有丫鬟小姐才子佳人的闲情逸致，故改在正月十五农闲时节。打秋千本为宫中女子游戏，后成节日广场狂欢。汉武帝时宫中盛行打秋千。《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民因而呼之。”那时的秋千一定温婉纤细，是女子的勾当，香汗涔涔。
上世纪50年代农村放映电影，事先张贴“露布”，现如今叫海报。旧时代，露布是通报四方的帛制旗子，多用来传递军事捷报。士兵扬鞭催马，高举露布。幼时看电影，其乐趣不亚于捷报频传。最早观看的电影是《新儿女英雄传》，在本村场院放映。电影里有蒸馒头的镜头，蒸锅热气腾腾，农民们觉得很好玩，啧啧称奇，说，电影可是真的——旧戏剧舞台无法表现热气腾腾。看《柳堡的故事》，认得了“堡”字。电影放映机投影到荧屏上，孩子们故意在强光束里穿行，向荧屏投射各种手影。地上的胶皮电线，有人说上面带电，试探了几次，也没有被击倒。
农民吃饭喜欢用大钵碗，蹲在街口聊天，中间不用添饭，一次性盛够，一碗管饱。吃完饭尽管继续神聊，由妇道人家收拾碗筷。晚上串门不用敲门——食指弯曲敲门，我是到北师大上大学学会的。问路，不说“劳驾excuse me”，而是叫“大爷大妈”。见面语不说“哈罗”“古德冒宁”，而是问“吃了没有”，因为几千年就吃不饱——所以连亏也叫吃。来客不说Welcome，而说“来啦？”送客不说“拜拜您哪”，而说“慢走”，心里想的是快走。我不知道送人为什么要说slowly！可能是说safely。我考上英语系，大家乐的是我可以当翻译官——翻译也是官？不就是随团吃免费午餐吗？但我学会了说“劳驾您哪”。
南常地势高，饮水困难，井深十丈，挽水辘轳，井绳缠绕二层之多。井绳是用粗麻绳拧成，十分结实牢靠。天长日久，井下淤泥积淀，出不了水，要淘井。通常是有胆量的青壮下井，大热天也需穿棉衣下去。井绳要保证不断才行。南常村的井有苦水井与甜水井之分。平原村庄的水苦涩，南常村甜水沁人心脾。风水阴阳先生来往于阴阳两界，会外语，中介翻译，通晓幽冥之事，善察颜观色，罗盘指针，选择水源宜掘井之地。欧洲无井，不会凿井，饮河水。在他们，井的概念是天方夜谭。井是群居部落栖息之地必不可少的，故有离乡背井市井之人坐井观天井蛙之说。猴子捞月亮的故事，南人未必能懂。小时听到的故事说，九天九地，凿井很深，掉到下界，骑羊归来。上穷碧落下黄泉，上天入地，叫人思绪乱飞。
族裔
安姓与朔方胡人有关。山西朔北雁门关外乃安姓发源地。外来移民相对勤劳。南门外便于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干活，故南门外富裕户居多。
1950年前后我幼儿时期，冬天，山上的农民用毛驴驮运煤炭下山换钱。当时平原农民能够烧煤的很少，出售煤炭赚钱就比较困难。山里的农民一人赶着几头毛驴，三四个人七八条驴鱼贯而下。面孔是黑的，衣服是破的。他们很少吃到白面。下山后我家是憩息的第一站，他们照例在我家歇脚，讨口水喝。看到我们拿的白面饼子，就对祖母说，“大娘，给我们吃一块饼子吧。”祖母每次瞪着眼睛暗示我们吃饼子要躲开他们。有时把我们往身后藏。可是幼稚的我们反而越是有人越是饿，每次见到生人反而故意当面讨要饼子吃。
大约50年代前期个体户时期，父辈哥仨把两口大缸（水瓮）埋在地下储藏小麦，估计此种古老储存手段乃旧时代防止土匪窃贼。合作化前后，我家楸树成王，桐冠蔽日，香椿吐翠。诗云：“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大概是合作化前，我家是单干户，互助组初级社社员见我们便讽刺呼曰“单干户”，似乎是“落后分子”的别名。有一年棉花丰收，卖花之后父亲扯回洋布，买了案板（杏木）、擀面杖、锅铲，全家喜气洋洋。记忆最清楚的是，爸爸这次为妈妈买了件毛衣，开天辟地第一次。我家后来还盖建瓦房三间。足见我家是三马一犁一车式过渡时期的经济收益人。
父亲是太岳老区小学教师。我小的时候，看到过许多太岳老区的教育文件。不能打骂学生等反封建内容，叫小时候的我眼睛一亮。那时大约父亲比一般人时髦些，穿过大氅，戴过瓜皮帽。头围羊肚子毛巾，似乎不适合父亲。记得他教我们漱口洗澡，父亲则刷牙。这在当时是比较罕有其匹地讲卫生了。父亲当兵回来带的夹层公文皮包，应该是真牛皮。父亲顾家，每次到县城开会，总放心不下家里，辄趁间隙中途回家挑水给孩子剃头。有人说他双手打算盘， 好像双枪英雄。
母亲黄桂兰，于卑幼有慈爱。1960年，瓜菜糊口。母亲每日参加集体劳动，不一会儿衣袋内重重裹藏胡萝卜潜回，旋即折返。嗷嗷待哺之幼子，方得存活！我家屋后头旧园子，自己可以种棉花种粮食。这块地几经易手，归了集体。园子、菜园子、房前屋后，属私宅，不属于野田。合作化以后，执行政策比较灵活的地方允许农民保留园子。许多人种粮种菜，缓解了短缺经济不足或者弥补了集体经济。我家桐树园后被归公。庭院大，种菜种玉米种果树，我们获益不少。我家院子里的花椒树花椒繁盛压枝，邻人随时采撷——炖南瓜少不了——南瓜浇面，好吃！家里子女虽多，但端阳节中秋节春节，妈妈总也改善生活。秋天旋柿饼。柿饼工序繁杂，几次晾晒，捂盖，令其长白毛（俗称“霜”）——一种富含营养的菌类。冬天储藏软柿子，做摊馍，用软柿子搅拌稀糊糊面做“油圪嘛”，做炒面（炒黄的玉米、谷子，黄豆，磨成面，和以软柿子，晒干，磨面粉），过年备馅，纺线织布，纳鞋底，备衬子。过年吃饺子、嗷嗷众口，稚子待饭，父母只能最后吃点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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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蒸馍通常是我“烧锅锅”。为了火旺，要劈开干木桩或板柴作燃料。没有计时器——衡量时间的方法是点燃一炷香，烬灭撤火，或在锅盖上铺贴折叠四层厚的浸湿的农家土布，全部热干即可掀盖取食。母亲身体不好，每次宰羊，母亲将羊肝放在火炉边烘干吃。我知道这其实无益。妈妈病重的时候，襁褓中的幼弟忽然不吃奶，因为奶的质量已经不同。婴幼儿已经不喜欢濒危的母亲的体味。他头也不回地跟随婶母而去，没有常见的纠缠母亲的哭闹。母亲生养多，以此减寿。旧传统产妇坐月子，只能喝小米稀饭，不能吃这吃那，没有水果，没有蛋奶，没有鱼肉，不能和常人一样洗浴。她是旧观念的牺牲。
母亲去世后，父亲孑然一身。父亲不申请入党，不参加工作。姨表弟学大人口吻说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不过父亲的谨慎也太过余！我读高中时，一同学作文用阶级斗争观念批判王定一老师修正主义观念，说他“讲授屈原离骚乃传播封建观念”。我亦应和时局据理予以反驳，维护该师，自以为敢想敢说敢斗。党团书记支持对老师的批判。寒假父亲看到我文章，勃怒曰：“卷铺盖回来！”盖因父亲慑于当时风雨满楼，担心我成修苗之故（文革翼中果有大字报批王定一师且指涉我）。吾则少不更事，犊不惧虎。览此一文，诸君应知64、65阶级恶斗情景。1964年爸爸让常冠军叔叔书写条幅贴在家里：“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字体娟秀，很是紧跟形势。他们也捕捉到威严的政治气候。
合作化以后，我家子女多，生活水准每况愈下，多蒙社队父老看顾，分发棉粮蔬菜瓜果票证，嗷嗷待哺的幼弟，也算人头，各得一份，故能度过艰难世事。凭良心说，我家是集体经济的受益者。子女多，工分少，但基本生活有保障。我感谢南常村父老哺育了我们。
幼年生活在传统农耕文明中，货郎担是搞活经济流通的中介。农民用鸡蛋韭菜换取针头线脑。50年代中期才有了供销合作社。衣服上的线扣绊，不是西式纽扣。偏襟衣，打叠的大裤裆裤子。圆口布鞋不分左右，也不是高跟——高跟鞋保护大脑，也使人挺拔玉立。穿护肚的兜子。我脖颈上戴的项圈是银锁，为的是锁命。我小时候身体羸弱，妈妈让我佩戴长命锁。其上文字多为“长命富贵”。图案为麒麟、龙、虎等吉祥物。后来知晓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自己脖颈上的锁链，便不复佩戴。
儿童时代恶作剧，我有时欺负哥哥，往他碗里撒土。兄希孔仁厚，辄忍气吞声。偶然一次沾肉腥打牙祭，哥哥总是把梢子肉脔留在最后。我则全速饕餮净尽。我和哥哥吵架，父母总偏向我。那时候我在心理上常把茄子当白肉条吃——可怜的娃娃。经常吃长毛的馍馍。剩饭发酸舍不得倒掉（大锅饭以后不再有剩饭），加热再吃。身上长虱子跳蚤。冬天十冬腊月围坐火炉。不洗头、不洗脖子、不洗手腕。耳垂冻裂，手背是厚厚的黑“垢痂“，等等。流鼻涕的时候，爸爸说，“把挂面吃了”，于是就“吸溜”一声。那时没见过挂面，后来见了挂面，无论如何不会和鼻涕联系在一起。倒是和北京师大附近农民晾晒的宽粉条相似。这就是我童年的形象。
就在这段岁月，依稀记得，大人教我数数，我不能尽数。大家以为我弱智。我觉得孩子顽劣，不要早熟，就好。傻，并非坏事。大人蝇营狗苟，为啥让孩子孔融让梨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王祥卧冰凿壁偷光负薪挂角作七步诗呢。不会玩不会耍，聪明的孩子也变傻。千万不要让小大人赢在起跑线上。曹冲自幼聪明，未成年就病逝。你愿意孩子如此？
庠序
我是1953年春季入学，那时候还有“学前班”，名叫“幼稚生”， 半年后成为一年级学生。小学课本第一课是“开学了”（繁体字：“開學了”）。第二课是“工人做工，农（農）民种（種）地”。农民种地我见过，但什么叫做工，阿拉不知道。最后一课我至今熟稔：
“下了一夜的大雪，地上白了，树（樹）上白了，房上也白了。孩子们（們）唱着歌（兒）上学（學）去。”
一年级升二年级，默写“二喜的爸爸是个（個）农（農）民，他种（種）菜又种（種）稻子”，但不会写，差点留级。那个“喜”字就是拦路虎。当然也没见过稻子。
有一篇课文的故事是：狐狸假惺惺请白鹤吃饭， 一个大盘子盛面糊糊，白鹤无法吃。 白鹤后来请狐狸的客， 一个细脖高瓶子里面是美味佳肴，狐狸照样无法吃到嘴里。白鹤恣意大嚼。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寓意何在。后来知道了。可是我更知道了，人类原本天真无邪， 叫文化识字把人教坏。这分明是教儿童尔虞我诈。卢梭说，人从造物主手里出来的时候是好的，叫种种制度把人教坏。
哥哥的小学课本上说，“黄继光没有死”，爸爸问“为什么”？哥哥答曰，“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于是佩服兄长，也为黄继光黯然神伤。有一年哥哥参加县里少先队会，母亲特做一件新蓝布衣裳。那时我的问题常常是：“城里和关里，哪个远？”哥哥回来，我觉得就像现在从宇宙飞船回来一样，打问看见汽车没有，哥哥曰 yes！遂问，汽车多高？答，房子一样高！显然应付我。
50年代初期，南常小学的教师起初只一人，不开伙，轮流在学生家吃派饭。后来开伙上灶，但每年春节正月十五前，条件好的学生家长还轮流请老师吃饭——农家饭，算不上宴请，但比平素饭菜质量好一些。桌椅板凳要从家里扛，各位家长识大体，有条件的甘作奉献。学生如果被赶出学校，就要扛凳子回家。放假搬桌子离校。冬天墨水结冰，教室冷得只跺脚搓手。清晨从家里带馒头饼子，两节课后回家吃早饭，叫“饭时饭”，一日三晌，正午餐叫晌午饭。这是传统农耕文明，至今旧习不改。取暖的煤当然是村民奉献，国家穷呀。曾经小学厕所不分男女，门口一块木牌，正反面分别写着：“厕所有人”“厕所无人”。我和堂弟有一次恶作剧，故意翻到“厕所有人”一面朝外。那时已经废除用花椒木板子打掌心。大一点的孩子知道，花椒木板子打手心，极疼呀。我没有挨过打，这得感谢封建制度被废除。
挫折和灾难是良师益友，养尊处优的条件是成长的大敌。在表扬和赞美中悠然自得，无异于饮鸩。从小鼻涕邋遢不一定是贱民。一个娃娃，不该自小就周正体面、正襟危坐、老成持重、光华四射，浑身玲珑剔透，有优越感，做个小大人，出入老师办公室，人见人爱。早早“解事”、神童天才，就早早谢世。千万不要迷信神童天才少年大学生。大器晚成。孩子就应该淌鼻涕浑身是土，少年不识愁滋味。失却孩子的天性，人小鬼大，顶门树杈，不好。我甚至认为，终其一生，我们都应该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保持童心。不争第一，在快乐和贪玩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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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的操行评语常常是“聪明，学习好”，紧接着就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其中包含的批评是不言而喻的。我历来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不受老师宠爱，当不了干部，也不想着当干部。遭遇白眼是家常饭。我希望以后的娃娃不要做考试第一、门门优秀、老师垂爱、家长宠幸、听话乖巧、玲珑剔透、三好五好、奖状满墙、上光荣榜、佩戴红花、操行评语满堂彩、排座位受老师照顾、搞关系学、得宠邀赏、见机而行、街坊邻居见面就夸的得意门生。你那个第一名含金量可能得打折扣。在批评中成长吧。默默无闻、备受冷落、不受宠幸、跌打损伤、经常受到严厉批评、遭遇不幸和灾难，那是一所大学校。一帆风顺，受宠若惊，是大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那个仲永和孔融，是反面典型。率性而为吧。
小学生唱国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不解其意， 以为是“毛泽东的炮火前进”。（翼城方言，泽念zhe）。“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歌曲，男孩子故意唱作“我是一块冰，吃了肚子疼”。还唱过“二呀么二郎山呀高呀么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许多年后才知道意思。唱过“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禄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背负，就不知什么意思。
50年代推广普通话是走向世界的初步，就是学撇洋腔。几千年了还要学说话，用舶来品拼音字母ABC。全国推广普通话，一种腔调，好似英语的音标。最早注音字母是ㄅㄆㄇㄈㄉㄊㄋㄌ，这玩意儿就是从外国进口的，为共产主义作准备。老师们开始撇洋腔，鸟语，夜（ya）个黑了，说“昨天晚上”或者“昨儿晚上”，就饶有风情。一个最广为人知的笑话是：“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如果不加标点，就有歧义，分别是：“行路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行路人等不得，（可）在此大小便”。这个故事全国各地引用。
大鸣大放的流风余韵传到南常小学是1958年的事，学校号召小学生鸣放写大字报。我哥哥聪明，说南常村引南梁池水开凿挖掘沟渠（干涸无水），将来战争打起来，可以做壕堑工事（那时的人以为美帝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毛主席说准备世界死很多人）。他真聪明。我也鹦鹉学舌，贩卖学问，和同学议论，结果被姨表弟揭发，写到大字报上。同学们不落井下石，学写大字报也是轻描淡写，不会动真格的揭发小伙伴。后来传达城关中学几个走读生被判为反革命集团的事，因为他们在放学路上自封为总理、主席、元帅。我想起我的儿子小时互相封官许愿官拜元帅大将，知道这分明是冤案。打扑克当皇帝接受进贡，应该无罪。几个十几岁的娃娃要篡党夺权？打死我也不相信。大人们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把印把子夺来夺去，封侯拜将，却把游戏的娃娃送到监狱，失去读书发财当官的机会。每念及此，我就悲从中来！
50年代，南常村一进南门，雪白的石灰墙壁上书写的是刑法与民法通则，毛笔字楷书工丽雄健遒劲壮美，张宗亮、闫广元们笔力遒劲！显然我们想依法治国，按规矩执法，可是事与愿违，天不遂人愿的事儿时常发生。马克思说，你要走进这个房间，却走到另一个房间。就是这个意思。1958年大跃进忽然兴起墙壁宣传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员都是向阳花”，娃娃们抱个大玉米，笑靥绽放，靡不夸张。村村都是宣传新气象。
说到阶级斗争，那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南常村未能摆脱时代共性通病和局限。土改时听说吊打地主，致使其大小便失禁。那个时候斗地主可不像现在“斗地主”好玩。1957年反右，原村长孙福祥成为批判对象，书记挂帅夺印。集体食堂开饭，满锅稀糊糊热气腾腾，饥肠辘辘的社员聆听训政：“要防止富裕中农胃口，资本主义思想。”想吃饱饭就是资本主义！我当时的胃口不过就是咕咕作响。大食堂时代，饭票是油印在牛皮纸上的，加盖事务长私章。起初是携带碗筷，个个跃进，后来大锅清水汤，便允许用饭罐打回家，自己再加点干稠些食物。1958年的事情记忆犹新的还有：全部劳力包括少年的我们，到武池修公路挑灯夜战白天黑夜连轴转。哈欠连连，四肢酸软，的确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周围全是陌生人，叔父（就是三爸）带领我们偷偷逃离，扛着铁锨，踩踏松软泥土，慌不择路，深一脚浅一脚，到北梁舅舅家避难，混一碗饭吃。这是一生唯一一次当逃兵。
我读大学，知道自己得益于南常村不少。我至今感怀不已，欲报无由，只能感铭肺腑。文革中哥哥受那个时代局限参与运动，但友邻村民彼此还是能宽容共处。我们一家安然度过艰难时世，我感谢乡邻。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