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珠城管综合执法简报

海珠城管综合执法简报（精选7篇）

海珠城管综合执法简报 篇1

为了进一步保障市民出行和生活环境，XXXX区城市管理局于XXXX年11月28日起，开展了出店、占道经营专项整治，防止占道经营现象反弹。

1、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引导作用。除在全区主干道利用宣传车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外，还组织执法人员给沿街商贩做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

2、每周组织两次大规模的集中整治行动，实行错时上下班巡查守点制度，定人定点职守等措施进行整治。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做好服务，帮助业主收拾摊点，但对不听劝阻的摊点进行坚决取缔。

3、与相关部门协调制定扶持政策，引导占道摊点进场入市经营。

4、街办中队派执法人员采取定点值守和疏堵结合的办法，对蔬菜市场门前加强管控，严禁商贩占道、出店销售。

至今我局组织直属中队和街办中队进行了8次集中整治整治，共清理占道经营37户，出店经营29户，维护了良好的市民生活环境。

海珠城管综合执法简报 篇2

(一) 城市管理的概念界定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彦琳认为现代城市管理是“多元的城市管理主体依法管理或参与管理城市地区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 属于公共管理范畴。”[1]中国城市经济学创始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饶会林在《中国城市管理新论》一书中, 将城市管理概念归纳为是“指城市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 为达到城市资源的最优配置, 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实现提高城市综合效益的最终目的, 而对城市各项事务进行的导引、规范、治理、经营和服务等活动。”[2]综合各学者观点, 可将城市管理界定如下:宏观上看是以提高城市生活水平、改善城市整体功能为目标, 以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全过程为对象, 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城市资源、推动城市综合效益长期稳定发展的活动。从微观上看是对与城市规划、建设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本文是在微观层面上倾向于对人管理的分析。

(二)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内涵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是作为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应运而生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已初见成效, 但是尚未达到彻底深入的程度。加之长期以来的立法工作一直强调条条管理与块块分割, 因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往往落实到政府的某一具体部门。而在实践中更是出现了每制定一部法律法规, 就必须设置一支执法队伍的情况。在某些地方甚至拥有超过一百支的行政执法队伍。这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冗员, 亦造成了相关部门之间职权交叉重复, 执法力量分散, 行政效率低下, 甚至于滋生腐败。为了解决多头和重复执法、职权交叉等诸多负面问题, 1996年我国颁布实施了《行政处罚法》来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该法规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因此,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源自于此。从此之后, 我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实行相对集中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 (1) 综上所述, 可以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内涵界定为:指综合执法组织必须经由国家有关机关批准成立,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将过去城市若干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集中于一身, 对城市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并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多维困境

近些年来, 尖锐对立的现象频出于城管执法机构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商贩之间, 野蛮执法、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事件层出不穷, 这使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深陷困境。本文以行政法为视角, 对城管执法的多维困境作出如下探讨。

(一) 作为行政主体的资格不适格

在我国, 城管执法机构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目前尚存疑问。从行政法角度上讲,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一定的行政职权, 能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行使国家行政职权, 进行行政管理活动, 并对外承担行政法律后果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3]结合此定义可以明确行政主体的构成要件:首先, 行政主体必须依法享有具有一定的行政职权;其次, 行政主体必须是能够代表国家, 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 实施行政活动的行政机关和组织;再次, 行政主体必须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行政活动的法律后果的行政机关和组织;最后, 行政主体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行政诉讼活动。根据行政职权产生的方式, 行政主体可以划分为职权行政主体和授权行政主体。《行政处罚法》赋予了集中行驶行政处罚权合法性, 但是在条文中并未赋予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合法性。主体的合法存在, 及其是否可以行使某种权力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行政机关设立和存在是否是符合法律, 涉及的是行政组织法范畴。如果城管部门的成立没有依照行政组织法程序的规定, 就不是合法的行政机关。我国还存在执法人员的来源 (素质不合格,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和身份 (行政编和事业编) 多源的情况, 从新闻报道中经常能发现行政执法队伍中充斥着大量临时工的现象。因此, 城管的授权行政主体资格也是备受质疑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 城管的行政主体资格是不适格的。

(二) 执法权力划转不稳且过度膨胀

《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等法律都规定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权, 而在地方上, 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则被各级政府直接化转给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集中行使, 这就凸显了法律、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的冲突。这使得法律的规定效力大减甚至失效。这也导致出现了诸多问题。譬如, 法律规定的执法权力被各级政府行政管理权划转后, 其效力受到质疑。法律是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实施的, 各级政府应该严格遵循, 而各级政府在组织实施法律时再次分配行政执法权力, 权力正当性颇受质疑。地方政府自行归并行政执法权时, 目的性、计划性不明确, 随意划来划去, 给社会公众以不确定的预期。大众对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认可度比较低, 很难在社会上产生较强的公信力。此外,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权力也在不断膨胀。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时城管支队仅有5项职能, 而到现如今已经扩展到14类285项行政处罚权。只要城市发展中出现了新问题, 城管管辖的范围就极有可能扩大, 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监管方面, 法规在赋予城管广泛职责的同时, 却没有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城管部门自己既作为球员, 又扮演裁判的角色, 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异化, 执法行为变异, 执法人员为所欲为。

(三) 行政执法程序不当

长期以来我国在行政法制建设中形成了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弊病, 现有的城管执法依据仅有《行政处罚法》, 目前仍缺乏一部统一且行之有效的行政程序法。而在现实生活中, 社会公众对城管执法所诟病最多的莫过于他们的执法程序问题。《行政处罚法》规范的处罚程序共有三种: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在三种处罚程序中, 城管在行政执法工作时以使用简易程序居多, 而这种程序极易引发争议。在城管执法过程中, 尤其是在涉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时, 城管执法人员多数情况下并没有遵守法定的程序。因此, 由于执法程序的缺失, 当前城管所行使的权力, 基本上已经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强权力。

(四) 行政相对人的特殊性

行政相对人身份的特殊性同样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面临困境。我国当今社会的人口数目依然日趋庞大, 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开放所引发的地区间贫富差距明显的突出问题, 从而导致了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不断涌入城市寻求发展, 而城市的就业需求不能满足外来人口的就业需要, 就业压力不断上升;企业改制、政府裁编产生了下岗人群、房屋拆迁带来了拆迁户, 这些措施所引发的城市剩余人口增多的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利益群体格局。通常这些人群不具备进入一些对能力要求较高的行业打拼的实力, 只能从事一些工作技术含量低、任务繁重却又收入微薄的工作。这样一来低收入人群占有相当的比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 物价的高速上涨, 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 子女上学、家人获得医疗救助, 这些生存在社会夹缝中的人群不得不选择冒着被城管抓捕的风险, 和执法人员进行“都市游击战”, 做着一些利润低廉的小本生意。这些小商贩的行为影响了生活环境, 损害了市容市貌, 打乱了城市规划, 欺骗了消费者 (出售不安全、不健康食品的行为屡见不鲜) , 构成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行政相对人主体。出于对城市环境规划建设的考虑, 各城市都相继出台了城建城管的法规、规章, 加强了对各种影响市容环境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惩处的力度。现行的城市管理执法体系将管理与执法单一的割裂, 城管执法仅仅是一个行政处罚权的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执法的方式又较单一。不仅是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行政相对人, 而且还给周围百姓日常生活用品购买带来便利, 他们更容易博得社会公众的同情, 由此造成了民众对城管的偏见, 对执法工作不理解和不支持, 致使城管在实际的执法工作中往往处于社会舆论的对立面和不利地位。

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困境的破解

由以上分析可知, 我国目前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面临着多维困境, 只有针对当前城管执法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和完善策略, 才能真正的破解城管执法困境难题。

(一) 完善法律供给

为了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的问题, 在暂时无法对单项法律、法规进行大规模修改的情况下, 《行政处罚法》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现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依据主要是国务院法制办关于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文件及地方政府为界定综合执法组织的职责所发布的文件, 国家没有一部权威性的法律或法规确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体制。随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全面推开, 若无国家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全面规范, 就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 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统一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法》, 以统一全国各地现行的各种规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并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纳入各业务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制定本法首先要明确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 各行政主管部门都要交出一部分与城市管理相关的行政处罚权给新组建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 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独立行使若干机关的权力, 变多家执法为一家执法。这不但有利于对行政机关或组织的法律地位进行定位, 还将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其次要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执法范围。在立法过程中, 为了更好地体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优势, 国家应根据“权责统一”的原则, 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列举出来, 并严格限定可集中的行政权的范围。综上做法, 有利于冲破各部门间利益格局束缚, 分清职责, 摆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现实困境。

(二) 城管执法责任制度化

建立健全政府行政执法责任制度, 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工程、营造良好的政府行政执法环境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4]我国从古至今上级政府 (发包方) 与下级政府 (承包方) 的关系是一种行政发包制。就是中央首先将行政和经济管理的具体事务全部发包给省一级政府, 然后省政府再往下逐级发包, 一直到县乡一级。行政指令和要求下级政府完成的职责可以看做是对发包内容的规定和要求。行政事务的逐级“转包”过程就是政府职责和职权的向下转移过程, 中央以下每一级政府必须对上级政府负责, 而每一次发包方都有义务监督所有后续的承包方的职责。[5]对于城管执法部门也应当如此, 但要撇开城管执法与经济的联系, 在相关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明确责任主体, 规范行政执法责任, 做到与责任挂钩, 行政领导需要将责任逐一地分配到每个岗位与个人的头上, 要职责分明, 并定期考核与监督, 实现权责相统一。这里要强调监督的重要性, 原本对城管行政执法的监督只是事后监督然后追究相关责任,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 要充分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等手段, 加大监督力度, 对事前、事中、事后都要详细监督。还要必须建立健全城管执法举报、控告、申诉受理等制度, 逐步完善和推行引咎辞职制度。[6]此外, 社会主义下的法治政治是以民主政治为本的, 这就是要呼吁大众多参与到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上来, 让人民的监督在对执法人员科学的考核评议之中真正能够体现出来。

(三) 行政执法程序合法化

正当的行政执法程序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和民主精神, 有利于推进过程公开并充分保障实体公正, 是现代法治的精髓和追求的目标。现代法治不仅要求结果公正, 而且强调程序公正。因此, 在城管行使行政执法权时, 不仅要严格遵守实体性法律法规, 而且还要严格遵守程序法。我们强调依法行政, 将程序作为规范行政机关行为和和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首先应当保证行政执法所遵循的程序是合法、合理、科学的程序。因此, 应该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基础上, 推进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理论上的、技术上的、体制上的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城管所实施的行政执法程序不能适应执法实际工作、难以协调其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利益的情况比较突出, 对问题的解决无甚帮助甚至从某方面而言激化了矛盾, 违反了程序的价值和法治的精神。要确定一套较为具体且操作性强的行政执法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该结合本部门实际情况, 并且按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一系列程序性制度, 另外还需要加强行政监督, 动用各方监督力量, 保障行政执法在不违反各项制度规范的基础上运行。才能保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以公平、高效、廉洁的执法活动实现其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四) 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清明上河图, 其背景便取材于商贩攒动的繁荣景象。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美国社会学家波普诺说:“确定一个地方是否为城市的最重要的因素, 不在乎其规模, 而在于其居民的谋生方式”。小商小贩古今中外均有, 说明它有存在的充分理由和现实必然性。城市管理的理念要变, 小商小贩已经全面深入的融入公众的生活, 因而不能简单的使用“堵”和“禁”的方法, 科学管理应该变换思路, 将公民满意度作为价值取向。在对无证商贩的管理时要充分利用行政伦理, 做到人性化管理。例如可以学习德国, 在闹市区或居民生活繁华的街道设置一米线, 规定在线内可以摆摊设点, 并且对物料的摆放要整洁, 不能阻碍交通的正常通行, 另外要保证出售的食品不会有害健康, 对所在区域卫生做好保洁, 如果发现不符合规范的摊贩要则其改正, 如屡教不改, 则做出行政处罚。客观地说, “摆摊设点”不仅仅是一种市场行为, 对于中小城市的经济状况来说更是一种市场需求。摆摊设点小买小卖既能增加就业、消除贫困, 又能繁荣市场、方便群众生活, 进而成为城市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 市场导向下产生的摆摊设点现象就只能借助“市场之手”来疏导, 城市管理首先还是要考虑民生问题, 这既是以人为本的理念,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更是破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困境的必由之路。

摘要：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产生以来, 已经历经了十余年的发展。然而近些年来, 城管执法机构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商贩尖锐对立的现象频出, 野蛮执法、暴力执法、暴力抗法事件屡见不鲜, 使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深陷困境。本文从行政法视角出发, 阐释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内涵, 并进一步对我国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的多维困境做了细致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破解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的策略, 以期为我国的城市管理法治建设献上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

参考文献

[1]马彦琳, 刘建平.现代城市管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2]饶会林.中国城市管理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3]杨临宏.行政法:原理与制度[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4]郑传坤.建设服务型政府与行政执法改革[J].行政法学研究, 2004 (1) .

[5]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整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海珠城管综合执法简报 篇3

关键词：城管执法；综合执法；行政执法；城市管理；广州市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０．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４２－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３０

作者简介：吴凯（１９７２—），男，江西宁都人，广州市委党校荔湾分校高级讲师，教研科科长，《荔湾学刊》主编，硕士，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及行政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０年度广州市荔湾区重点调研课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规范研究——以广州市为例”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广州市政府不断加大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力度，努力提升执法效果和执法质量。２００９年７月，广州市开始推进城管综合执法中队下放属地街道管理的改革试点工作；２０１０年８月，又开始在荔湾区南源街和逢源街设立集中摆卖试点。但是，城管人员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绪对立甚至暴力冲突并未消除。归因于城管体制问题还是城管职能问题？属于城管人员管理水平问题还是被管理者的素质问题抑或社会问题，还是兼而有之？笔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范围及措施评析

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范围评析。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通过、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正式施行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范围包括授权行政处罚权和受委托行政处罚权两个部分，共计２０３项。其中，授权执法范围涉及“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绿化、环境保护、工商、市政、建筑施工、燃气、供水、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救助、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养犬管理”等１３个方面共１６０项；委托执法范围涉及“建筑施工、路灯照明、房地产、燃气、供水、人民防空、社会医疗机构管理”等７个方面共４３项。正是这些繁琐的执法事项导致城管综合执法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它始终担当“出力不讨好”的黑脸角色——在解决“让市长满意”还是“让市民满意”、让城市主流居民“活得好”还是让弱势群体“活下去”的两难选择中，每时每刻都要直面那些社会中最现实又最尖锐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它又要把原已拥有行政执法权的部门无力执行甚至不愿执行的行政处罚权集中起来独立行使。［１］

⒉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措施评析。《条例》单列第２章共计１９条详细规定了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措施，具体包括日常巡查、受理举报、询问当事人和证人、收集和调取物证、勘验和拍摄现场照片、录音录像、先行登记保存证据、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查封和扣押、强制拆除、书面通知供电供水或者通讯企业中止供电供水及通讯服务、拍卖查封和扣押物品抵缴罚款等措施。由此可见，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除了行使行政处罚权外，还行使了行政检查、即时强制、强制执行等权力。但是，由于该《条例》属于市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法律位阶较低，设定的处罚措施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广东省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规章等上位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因此，其处罚权限较小，导致城管综合执法强制力不够、违法成本低廉。

二、城管综合执法的多视角分析

⒈城管综合执法是一个由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共同构成的多元博弈过程。以乱摆卖为例，在城管综合执法过程中，利益主体除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外，还包括消费者、合法经营者和居民。城管综合执法机关代表政府履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职能，行使相关的综合执法权，以实现城市综合整治为主要目标。行政相对人通过摆卖方式可以省却店铺租金并逃避税收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即使摆卖者以低于同类商品合法经营者的价格销售，也能保证其相对利润的最大化。消费者通过购买摆卖商品也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是商品买卖的相对便捷性，二是商品价格的相对低廉性。合法经营者需要交纳店铺租金和税收，其经营成本通常高于摆卖者，因而商品价格一般也高于摆卖者。因此，如果摆卖者在合法经营者周边摆卖同类商品，消费者通常优先购买摆卖者商品，这样势必影响合法经营者的正当经营。为此，合法经营者组织过多次罢市活动，共同抵制乱摆卖现象。乱摆卖周边居民往往站在政府和合法经营者一边：一是乱摆卖影响了市容和环境卫生，二是乱摆卖影响了居民出行。笔者认为，城市大量乱摆卖现象的存在，主要应归因于广阔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消费市场成为乱摆卖现象中多方主体利益博弈的原动力。

⒉城管综合执法高额执法成本与行政相对人低额违法成本之间严重失衡。随着城管执法范围的不断扩大，执法投入的人、财、物越来越多，执法成本也越来越高。例如：早在１９８５年，广州市荔湾区只有一支隶属于广州市市政建设局的城市管理监察中队，该中队属于科级单位，工作人员只有１０人左右；目前，荔湾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局有工作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协管员、后勤人员）９１６人，２００９年区财政拨付公共经费４９７１万元。以整治乱摆卖“黑点”为例，由于无证商贩具有流动性，甚至形成以广西、河北、河南、安徽、湖南、四川、东北、潮汕、电白等籍贯为纽带的年轻化、专业化、集团化经营，并且装备对讲机等现代通讯手段，甚至出现划定摆卖区域、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因此，城管执法机关必须动用十几位甚至几十位执法人员和协管员采用围追堵截方式或“铁桶阵”方式执法。但是，执法人员一旦撤离现场，无证商贩即刻打道回府，乱摆卖现象依旧存在。面对执法人员，无证商贩有两种选择：一是打包走人，逃避执法，无需支付任何对价。多数情况下，这是无证商贩的理性选择。二是当天的物品和工具被执法人员暂扣或者没收。即使被没收，无证商贩也只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依然可以重操旧业。正是因为只需支付低额的违法成本对价，无证商贩对城管执法表现出漠视甚至对抗的态度。这就是城管综合执法高额执法成本与行政相对人低额违法成本严重失衡的必然结果。

⒊国家立法缺失、责权利不统一、执法程序失范、暴力抗法频发等加剧了城管综合执法的风险。首先，在国家立法层面，尚无一部规范城市管理綜合执法行为的法律。实践中城管 “借法执法”，即履行职能主要依赖其他部门如建设、规划、市政、园林、工商、公安、环保等部门的法律法规，导致城管综合执法的合法性备受质疑。由于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城管到底应该履行哪些职责、行使哪些权力、承担哪些责任，实践中各地各自为政。其次，城管综合执法的职能主要是从原来的建设、规划、市政、园林、工商、公安、环保等部门的处罚权全部或者部分划转过来，这些职能绝大部分也是原来部门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如工商移交的“无证商贩占道经营”，但是权力却没有随责任相应移交，导致城管综合执法责权利不统一。再次，尽管各地城管综合执法设置了基本程序，但是不少程序没有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城管综合执法程序失范。例如：《条例》第１８、２０、２４条有关笔录和清单制作程序均规定了当事人的签名或者盖章义务。但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当事人拒绝签名和盖章。根据《条例》第２６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不在现场的，应当由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签名、盖章见证或者由公证机构进行现场公证。同样，绝大多数见证人会拒绝签名和盖章见证，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公证机构无法进行现场公证。因此，《条例》第２６条补充规定：见证人拒绝签名、盖章或者无见证人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但是，这样制作的笔录和清单在法庭上是难以作为证据被采信的。另外，城管执法人员经常遭遇行政相对人的暴力抗法，严重威胁到人身安全。据统计，２００９年度，荔湾区发生暴力抗法事件５６宗，其中２３宗性质恶劣；３０多位执法人员负伤，其中７人伤势严重。可见，国家立法缺失、责权利不统一、执法程序失范、暴力抗法频发正在加剧城管综合执法的风险。

⒋运动式执法难以形成城管综合执法的长效机制。运动式执法是我国行政执法的一大特色，往往是因为某项重大行政管理事务引起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上级领导作出重要批示，然后有关部门紧急动员，执法人员集中治理。这种具有临时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的运动式执法，对社会违法行为坚持“从重、从严、从速”的处理，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社会效果明显，但从长期看，严重破坏了法治的公平、统一和稳定，助长了违法者对违法行为的投机心理，致使违法行为屡禁不止。［２］每当重要迎检工作来临，街道两边的乱摆卖现象就会消失，但迎检工作一结束，乱摆卖现象又恢复原貌。例如：某城管执法中队辖区内有一个以连锁经营哈密瓜为主的无证商贩集团，在一次重要迎检工作来临之际，执法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无证商贩在迎检期间不要出来乱摆卖。无证商贩便利用了执法人员急需迎检的心理，提出如果执法人员将哈密瓜全部买下来，他们当天就不再摆卖，万般无奈之际，执法人员只好包销了哈密瓜。但第二天，无证商贩集团又运来了更多的哈密瓜，再次要求执法人员包销，否则他们将继续摆卖。这就是运动式执法所支付的对价。由此可见，运动式执法难以形成城管综合执法的长效机制。

⒌城管综合执法中队下放街道管理体制削弱了综合执法功能。２００９年７月，广州市开始推进城管综合执法中队下放属地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工作，即将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人、财、物全部移交给属地街道办事处，由属地街道办事处统一调配城管综合执法中队，区城管综合执法分局仅对其进行业务领导。从试点一年情况看，一方面，这一改革有利于街道办事处属地管理、统一指挥、直接调配执法中队，提高了执法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执法中队对街道办事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了福利待遇。但是，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第一，街道办事处是区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并非一级政府，基本职责是完成区政府委托的、以服务社区为主的行政管理事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行政机关，基本职责是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城市绿化、城乡规划、市政、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由此可见，街道办事处与城管综合执法中队的基本职责完全不同。执法中队移交街道办事处，意味着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需要安排其工作，包括并不属于城管综合执法职责范围的其他行政管理事务，如果这样，街道办事处就会以其强势的行政管理职能削弱执法中队的综合执法职能。第二，执法中队的执法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如果街道办事处随意调配执法人员的工作岗位，不利于建设一支稳定的、专业的、高素质的综合执法队伍。第三，执法中队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街道办事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局只是业务领导，难以在全区范围内采取统一的综合执法行为，导致各个执法中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第四，责任主体不清晰。如果执法中队因违法行政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谁来承担呢？执法中队属于内设机构，不是适格的责任主体，应当首先被排除。那么，究竟是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局还是由属地街道办事处承担责任？如果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局承担责任，确实有失公平，因为执法中队的人、财、物已经全部移交到街道办事处；如果由属地街道办事处承担责任，但其自身仅仅是区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并非一级政府，难以独立承担责任。

⒍部门联动不力影响了城管综合执法效果。由于城管综合执法处罚权限的有限性，其部分执法事项需要建设、规划、市政、园林、工商、公安、环保等部门协助，但在实践中，部门联动不力，各自为政，资源缺乏共享，导致城管综合执法效率不高。例如：公安部门在一些重点路段安装了视频监控录象，但是目前城管综合执法部门并没有共享全部资源。又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５０条第１款第２项规定：“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或者２００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５日以上１０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刑法》第２７７条第１款也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但是，当城管综合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抗法诉诸公安部门时，公安机关为了降低发案率或者犯罪率，并没有按照相关法律和情节给予暴力抗法者治安处罚或者刑事拘留，大多数情况是作为民事纠纷来处理。这种处理结果必将对城管综合执法工作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⒎媒体不当宣传形成了城管综合执法的不良氛围。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宣传得当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宣传不当必将误导受众。为了迎合受众的心理、吸引受众的眼球，有的媒体往往站在被受众视为弱势群体的乱摆卖者角度，不当渲染城管综合执法氛围。例如：在乱摆卖者进行暴力抗法时，城管综合执法人员与乱摆卖者产生肢体接触，媒体往往不是全面、客观地报道事件的整个过程，而是截取某一个对城管综合执法机关不利的片段，然后加以放大，给受众造成一种城管综合执法人员不让弱势群体活下去的错觉。

⒏公民守法的主客观条件对城管综合执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守法的主观条件是守法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和法律意识水平。通常人们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教育程度等都对其守法行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守法的客观条件是守法主体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如法制状况、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民族传统、国际形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会对守法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３］（ｐ２４４－２４５）这一现象在城管综合执法领域体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乱摆卖者文化程度比较低，绝大多数为初中以下或半文盲，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否违规，是否影响他人，赚钱才是硬道理。正是乱摆卖者这样的主观心理状态和法律意识水平对城管综合执法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加大了城管综合执法的难度。

三、城管综合执法的路径选择

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尽快制定一部关于城管综合执法的基本法律。我国城市管理队伍从１９９７年开始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来，城管到底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履行哪些职责、行使哪些权力、承担哪些责任，应該由法律来界定，这既是行业规范，也是执法保障。但是，在国家立法层面，尚无一部规范城管综合执法的基本法律，立法缺失导致各地城管各自为政。因此，当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在总结全国城管综合执法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基本法律；如果条件还不成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行政法规。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执法范围、职权范围、执法措施、执法程序、执法监督、执法保障以及法律责任等，真正实现城管执法“有法可依”。

⒉规范城管综合执法程序，降低执法风险。由于大多数行政相对人的不配合，取证难已成为城管执法的一大瓶颈，导致城管综合执法失范与执法困难的两难选择。因此，立法机构可以参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根据违法事实设置简易、一般和听证三种不同的执法程序：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５０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例如：对于大多数乱摆卖行为，可以由两位城管综合执法人员直接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城管综合执法机关需要作出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强制拆除重大违章建筑等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其他适用一般程序，城管综合执法人员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检查。只有根据违法事实设置不同的执法程序，才能增强执法程序的操作性，化解执法程序风险；同时，也能够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⒊城管综合执法应当刚柔相济，体现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所谓柔性执法，就是指城管执法不是通过扣押、处罚等强制性方式实施，而是通过劝说、教育、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强制手段实施。［４］反之，则为刚性执法。由于柔性执法可以减少执法强制力、扩大教育量、缩小对立面，因此，城管综合执法应当刚柔相济，体现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对于大多数违反城市管理规定、对抗性不强的行政相对人，执法人员应当以柔性执法为主、刚性执法为辅；相反，对于暴力抗法等对抗性较强的行政相对人，执法人员应当加大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执法的刚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行政执法的比例原则，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⒋加强城管综合执法部门联动，提高执法效果。由于城管综合执法处罚权限较小，因而部分执法事项需要多个部门联动。一是横向部门联动。也就是需要建设、规划、市政、园林、工商、公安、环保等部门配合执法。例如：在不到５００米的荔湾区宝华路段，曾经是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的“难点”，有１０００多个乱摆卖无证商贩，每天动用的城管执法人员、协管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員１００多人，但是执法效果一直不好，而且经常发生暴力抗法现象。从２０１０年４月开始，宝华路段的城管综合执法工作由所在街道派出所全面接管，每天分三班由１－２位巡警、６－７位辅警以及２－３位城管综合执法人员共同组成联合执法队，联合执法队形式上仍然由城管综合执法人员履行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职责，派出所只是辅助执法，实质上派出所充分发挥了其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震慑作用，结果执法效果特别好。二是纵向部门联动。即需要市、区、街等城管综合执法部门的联动。但是，目前城管综合执法仍处于一种市与区、区与区、街与街之间各自为政的执法状态。例如视频监控录像不能形成覆盖全市网络的情况。

⒌结合城区特点，实行分区经营、准入管理。从城区特点分析，城管综合执法没有必要做到各地完全一致、整齐划一。因此，管理者应当摒弃“一刀切”、“简单化”的管理理念，可以实行分区经营、准入管理。如上海、重庆两市，先后提出了“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和“有序开放马路摊点”的政策。目前，重庆市已经规划了４００多个马路摊区，设置摊位１万多个，主要出售一些日常小商品，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５］笔者认为，广州市可以借鉴上海、重庆两市流动商贩管理的成功做法，设定禁止区、限制经营区和开放区。在核心、重点区域，禁止无证摊贩的经营活动；在非重点、非核心区域则可以在固定经营区位和时间的前提下允许有限经营；而在其他区域，则可以完全放开允许商贩自由经营。［６］２０１０年８月，广州市荔湾区开始在南源街和逢源街设立集中摆卖试点，每个摊点每天收取５－１０元管理费以确保卫生保洁和治安联防的基本运作费用，同时设置三个准入条件：一是持有本市户口或居住证，二是持有本市失业证，三是户口所在地街道或居委会出具的低收入证明。［７］从两街试点工作看，设立集中摆卖点收编了辖区内３７０多档流动商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本地困难群体的生计问题，促进了城管综合执法机关由控制者、管理者向服务者角色的转变。

⒍拓宽就业渠道，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笔者多次与一位流动商贩交谈：他一家三口住在一间不足３０平方米的平房里，妻子瘫痪卧床，女儿读初二；２００８年２月，自己也因病被一家私营企业辞退，从此主要依靠最低生活保障艰难维持生存，于是做起了流动商贩，以补贴家用。他经营的商品非常简单：两个搭在肩上的编织袋，里面装了一些生姜、蒜头、土豆、芋头、地瓜等干货以及少量时鲜水果，随身携带馒头、饭团等干粮，外加一杆秤；每天净利润４０－５０元左右。不可否认，不少流动商贩确实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也要生存。对于这些就业困难的弱势群体，一方面，政府应当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提高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将这部分流动商贩劝离乱摆卖岗位。

⒎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化解突发事件危机。城管综合执法机关应当努力培养全体执法人员应对媒体的技巧，特别需要培养自己的新闻发言人，提高应对媒体的能力；一旦在城管综合执法过程中引发突发事件，应当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积极、主动、全面、客观地将突发事件向媒体发布。只有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及时化解突发事件危机。

⒏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现在正值“六五”普法推广之际，政府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大力推动普法“进社区、进家庭、进公民”，提高普法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公民抵制违法行为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１］辛俊强．城管执法不可越位、缺位、错位［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０－０６－２３．

［２］喻兴龙．深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构建和谐城管—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研究［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０５）：８０－８１．

［３］张文显．法理学［Ｍ］．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５］马怀德，王柱国．城管执法的问题与挑战——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调研报告［Ｊ］．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０６）：５６，６６．

［６］马怀德．完善城管综合执法需更多智慧［Ｎ］．法制日报，２００６－０９－０５．

［７］林洪浩．荔湾区本月起在南源街逢源街设立流动摊贩集中摆卖点［Ｎ］．广州日报，２０１０－０８－１９．

（责任编辑：高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Ｗｕ Ｋ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ｑｕｅｒｉｅｄ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ｃｒｕｄｅ ｍｅａｎｓ，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ｉｍａｇｅｓ，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ｓｔ，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ｖｅ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ｗ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ｓ ｏｆ ｇａ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城管综合执法局工作职责 篇4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和有关城市建设管理工作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结合我县实际，拟定全县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二）研究拟定并组织实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中长期规划和计划；研究拟定城管监察、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维护、建筑垃圾管理、公共交通、市场建设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参与审查工程建设项目中有关环境卫生、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城市排水以及市场建设等设施的设计方案和竣工验收。

（三）负责城市环境卫生工作。负责城市环境卫生的清扫保洁和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污淤水管道清理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建筑垃圾的处置和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医疗垃圾的处置和管理工作；负责城市环卫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行使市容环境卫生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四）负责城市绿化工作。参与制定城市绿化规划；负责编制县城规划区园林绿化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区全民义务植树工作；负责城区绿化、美化工作；负责园林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负责指导县风景林地的管护工作；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五）负责城市市容市貌管理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对占用、挖掘、损坏、乱占、乱挖城市道路，损坏排水设施、桥涵、广场等不文明施工行为和乱倒垃圾、乱堆杂物、乱贴乱画、乱搭棚亭、乱设广告等方面的违规违章行为进行执法监督和查处；负责城区内设置各种机动停车场（点）、非机动车停车场（点）、临时棚亭及构筑物、临时性建筑、临时性市场、户外广告等事项的管理；行使城市市容市貌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六）负责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涵、路灯、地下雨水污水管道的建设、维护与管理；负责编制市政公用设施维护资金计划以及到位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行使市政公用设施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七）行使城市规划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县城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行使对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逾期不拆除，以及在批准临时使用的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其它设施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权；行使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置城市雕塑、建筑小品和大型广告牌等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八）行使城市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城区范围内，因堆放、焚烧而产生的有毒有害烟尘、恶臭气体物质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九）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城市道路、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经营的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

（十）行使公安交通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在人行道（台上）、小街小巷和广场、公园、市场等公共场所内违反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侵占城市道路行为的行政处罚权。

（十一）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海珠城管综合执法简报 篇5

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区政府副区长 张希清

（2011年月日）

同志们：

今天这次会议是区委、区政府决定召开的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刚才宣读了《呼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实施方案》，对实施联合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和部署，城管综合执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已经成立，并成立了3个综合执法中队和11个分队，从今天起你们就将开始履行职能，为维护我们的城市环境发挥重要的作用，你们的工作职责方案中已经明确，在此，我就如何在实施新的管理模式下做好城管综合执法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城管综合执法工作的重要意义

城市环境是对外的窗口，是经济发展的平台，更是老百姓生活的家园。城市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也直接体现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满意程度。对我区而言，城市管理的意义日益凸显，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城市管理的认识，通过管理增添亮点，弥补建设投入不足等问题，以提升城市形象。按照省市要求，对城市管理要实行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城管综合执法。城管综合执法管理模式是新形势下的一种特殊管理模式，对加速推进城市管理

将发挥诸多重要作用。一是对城市管理方法的创新。大家都可以看到，城市市容卫生环境已成为当前城市管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省市来讲，各级领导对于城市环境高度重视，并给予特殊的关注，对各地市容环境要求不断提高，而且看的是变化、实事和真实效果，我市每年都以多种形式与手段力争改善市容环境，干净城市建设、改善城乡环境、三优文明城区建设、四项战役等都是围绕着城市环境这一主线开展的，而且在不断的挖掘有效措施，我区近几年也不断在采取多种手段全力改善城区环境，尤其是自去年开展老城区综合改造整治以来，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在环卫管理方面，从提高环卫作业机械化率入手，先后投入资金822万元，增设压缩车、吸污车、高压清洗车、叉车等机械设备近20台，有效改善了环卫作业条件，今年三月份，城管局创新环卫体制，对老城区中巷路卫生实施了承包，还推进了垃圾不落地管理，试行了袋装垃圾定时收集体系，使主要街路卫生质量逐步提升，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目前老城区居民庭院的整治，各包保单位都采取不同的措施，实施改造，逐步解决了脏乱差、死角多等问题。二是对城市管理缺位的补充。可以说，现在全区大力度、大投入、全方位的实施改造整治，取得了突出的效果，城区环境已明显改观，百姓也深有感触，但随之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管理与执法跟进的问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区市容市貌和环境秩序同先进城市相比差距还很大，城市管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目前出现了“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恶性循环，整治不够彻底、覆盖面不全，长效机制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涉及卫生环境和设施的管理方面，反弹现象相当严重，居民“三违六乱”现象也频繁出现，这些突出问题，验证了城市管理不得力、执法力量不足、跟进不够、体系不完善等存在的相关问题，所以说，城管综合执法这一新的模式，正是直接针对这些难题，提出的强化管理力度、增强执法力量的有效途径。三是对城市管理手段的加强。随着经济社会的飞快发展，城区百姓对生活环境状况逐步关注和重视，对涉及城市管理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多，每年在这方面的来信来访也都不在少数，他们通过纠风直通车、百姓谈、市民心声、来话来访、信息等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城区市容环境管理中，可见百姓的认知度高了，他们“做主人”的意识强了，随时在关注着、监督着我们的城市管理，而我们，作为城管人员、执法人员，同样也是这个城市的主人，更需要增强“主人翁”的意识，以“做主人、敢担当、谋发展、惠民生”的发展理念，有效提高城市综合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切实承担好城市管理的重要任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容我们有半点虚假，不容忽视任何细节。因此，为将呼兰城区管理好、管出成效，提升应对城管面临的艰巨任务的能力，必须实施3+1模式，而且要力争实现3+1>4的扩展效果，切实增强城市管理效能。

二、切实提高城管综合执法工作的队伍素质

在方案中城管综合执法工作办公室人员及各中队、分队人员已基本定位，城管综合执法工作办公室要组织好培训，立即着手组织中队、分队的人员开展综合业务培训，联系市城管有关专家对所有涉及的城市管理及行政执法业务进行综合指导，全面提升综合执法队伍的综合业务水平，要让每个队伍明确职责任务和责任区域。城管综合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少数单位和个人的利益，特殊的工作性质，将使城管综合执法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逐步提高，表达自己诉求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执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既能严格执法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又能妥善化解各方面的矛盾，成为城管执法人员的必备素质。因此，与时俱进，加强学习培训，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作风过硬、纪律严明、业务精通的执法队伍，是保证城管综合执法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城管综合执法队伍目前由城管局和执法局抽调50人组成，今后根据工作需要还要调整补充，面对日益繁重的管理任务，只有向队伍素质要“战斗力”。一是从整体上，要内重团结外求和谐。要发扬传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提升城管综合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外要加强沟通联系，争取各个方面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依靠和谐的部门关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凝聚各方面的合力，扩大城管综合执法的力量资源。二是从个体上，要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要倡导良好的学习风气，建立科学的培训制度，加强政治、法律、纪律、道德、体能、心理、执法艺术等方面的培训教育，提高全体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注意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及时总结交流工作中的经验和规律；要切实做到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树立城管综合执法人员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良好形象，提高社会公信力。三是从管理上，要内建制度外靠监督。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也是提高素质的一种有效途径。目前，城管综合执法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规范提高仍是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要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个人行为、规范执法工作、促进队伍素质的提高。同时，继续完善外部监督网络，依靠外部监督提高和规范执法水平。要通过建设一流的队伍创造一流的业绩。

三、建立健全城管综合执法工作的长效机制

城市管理涉及制度建设、科技手段、市民素质等多个方面，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探索长效管理措施、逐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要坚持边整治边规范，及时把成熟的经验用制度固定下来，完成从狠抓集中整治向强化日常监管的转变；要建立目标明确、责任清楚、考核严格的城市管理责任体系，健全管理网络；用制度整合资源，用科技优化管理，实现共建共享、共创共管。各综合执法中队、分队人员均由城管人员和执法人员组成，管理整合的主要意图是提升管理和执法效能，中队、分队在执法管理中一定要树立良好形象，明确管理和执法定位，要严格依据市容管理条例、园林管理办法、市政管理条例、行政执法责任制规定，强力度管理、高水平执法，并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涉及到管理方面问题，需由队伍人员共同担负，但涉及执法程序时，需由执法人员操作，确实做到依法行政。这既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要求，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一要突出重点。继续加大降扬尘、查撒漏、拆违建、除“顽癣”的力度，优化城市环境，达到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硬化的标准。二要关注民生。要认真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关系密切的热点难

点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对禁止性事项要早公告、早提醒、早制止，使被管理者少受损失。三要加强沟通。要把沟通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要以沟通求理解、靠理解求支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促进城管综合执法工作；要继续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与各级、各部门的联系沟通，加强与各街道、社区及包保单位的沟通联系，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相互支持，共谋发展；要及时宣传城市管理的有关政策规定，争取市民的理解、支持与配合；要加强与社会的沟通，在执法服务过程中教育引导群众自觉遵守城管法规，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实现民主管理，建设“公众城管”。

交通综合执法信息简报 篇6

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客运市场秩序，维护合法经营者和乘客权益，保障道路旅客运输安全，近日，江陵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采取不定点、不定时方式，综合利用群众举报、线索摸排信息、巡查追踪等途径，持续开展打击非法营运整治行动，两起外地客运车辆因违规经营被查。

执法人员在秦市乡永丰村路段巡查，发现一台外省籍大型客车正停靠在路边上客，存在违规经营嫌疑，执法人员迅速上前进行查询。经查，该车持有的`包车线路牌为南阳至惠州，车辆实际却在从事荆州到广州的客运经营，没有按照包车客运标志牌载明的事项运行，另一台恩施籍旅游车辆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进行经营，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既是对乘客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扰乱了正常的客运经营秩序。执法人员在对驾驶员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依法暂扣了车辆线路牌和相关营运证件，为消除安全隐患，对乘客进行了转运。

下一阶段，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将持续深入推进集中整治行动，灵活错峰执法，加强客车、出租车、旅游车的安全监管执法，在执法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执法普法宣传力度，教育广大群众乘坐合法车辆出行，不留非法客运现象生存空间。教育广大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守法经营，全面营造安全、和谐的道路运输市场秩序。

海珠城管综合执法简报 篇7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广东省、广州市《统计管理条例》，根据广州市统计局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今年将统计执法检查纳入日常的工作范围，1－10月份我们共发出催报通知书180份，送达证407份，责令改正通知书9份。9月份我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重点检查，专门检查了工业、贸易业、餐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劳动工资等专业，检查范围包括属地实施统计调查的企业、事业和机关单位，检查内容有：（1）贯彻执行《统计法》和《广东省统计管理条例》、《广州市统计管理条例》的情况，在统计中是否存在虚报、瞒报、拒报、屡次迟报统计资料和人为扰数等统计违法行为。（2）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开展、建立健全统计原始记录、统计台帐和统计管理制度等情况。（3）各专业重点检查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和2005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的数据质量。为了基层单位能够适应市统计局的巡查制度，我们制定了《统计执法检查评分表》，将统计执法检查的内容逐项量化计分，便于基层单位对照检查和整改。

在重点检查阶段，全区共抽查了琶洲街道办事处、广东苏宁电器有限公司等15个单位。从总体情况来看，各单位都比较重视《统计法》的宣传贯彻，受检查单位的统计人员基本能持证上岗，未有上岗证的都已及时报名参加近期的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大部分单位能按照统计基础规范化的要求，设立统计台帐、原始记录齐全、资料管理较整齐。检查中未发现人为干扰统计工作的现象和重大统计违法行为。在检查中，我们发现部分单位存在一定的问题:（1）统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没有按规定设立统计台帐，原始资料不齐。（2）劳动情况表中的从业人数和劳动报酬有漏报现象。（3）个别贸易业企业仍然存在漏报增值税现象。（4）个别企业上报统计报表不盖章、领导不签名，统计报表管理不规范。针对以上情况，我们马上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改正。

通过这次重点检查，我局提出以下要求：（1）结合贯彻新修订的《广州市统计管理条例》，抓好统计普法教育，加强理论、业务学习，提高基层统计人员素质。（2）进一步加强统计基础规范化工作，各单位要按广州市统计局制定的各专业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标准，健全原始资料的收集、管理，建立统计台帐，保证在统计源头把好数据资料质量关。（3）加强统计检查与监督，加大统计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统计报表迟报登记》、《统计报表催报》和《统计数据质量审核评估》制度，对各种统计违法行为严格按照《统计法》的规定进行查处。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统计法纪教育，在全区统计单位全面实行统计组织建设管理，统计人员岗位责任制，使全区统计工作步入正规化，充分发挥统计局的监督、服务整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