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王昭君无名氏,王昭君的意思,王昭君赏析

王昭君,王昭君无名氏,王昭君的意思,王昭君赏析（通用8篇）

王昭君,王昭君无名氏,王昭君的意思,王昭君赏析 篇1

说到王昭君,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其作为“和亲女”的历史符号和形象。两汉正史中关于昭君的文字并不算多,涉及昭君的句段如下: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六四下:“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赏赐之甚厚”,“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和亲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

《汉书》卷九九上·匈奴传第六九上:“又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入侍。”

《汉书》卷九九下·匈奴传第六九下:“初,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其妻王昭君女也,尝内附。莽遣昭君兄子和亲侯王歙诱呼当至塞下,胁将诣长安,强立以为须卜善于后安公。”

《前汉孝元皇帝纪卷第二十三》:“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单于请妻汉女以自亲。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字昭君为阏氏。”

《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九:“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见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这样算来,两汉正史中关于王昭君的记载仅四百字余,直接介绍昭君身世的部分二百二十余字。就是这样一个轮廓简约的历史人物,后世文人对她却表现出了超常的关注和热情。据统计,历代歌咏昭君的各体诗歌近700首,小说和民间故事近40种,剧作30多种,记载或评论昭君故事的历代著作达300余种。有的作品支持昭君追求爱情幸福,“人生正有新知乐,犹胜昭阳赤凤来”(元王恽《王昭君出塞图》之二);或者肯定了她作为和平使者的功绩,“千载草青青,有芳名”(元张翥《昭君怨》);更有尊称她巾帼英雄的篇章,“一出宁胡终汉世,论功端合胜前人”(元吴师道《昭君出塞图》)。但是,“汉人怜其远嫁”(《唐书·乐志》),把昭君看作是政治牺牲品,以哀怨的笔调写她悲切、幽愤的一生,倾注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感情,讽刺汉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这一主题在昭君身后始终是主旋律。

客观上,昭君出塞和亲后“鸣镝无声五十年”(翦伯赞《游昭君墓》之五),北方边陲“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传赞》),两地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和平发展,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是否因此就可以大事渲染、人为拔高地彰显昭君的舍身许国、大智大勇、远见卓识呢?如同批评历代文人借昭君故事浇个人胸中块垒一样,现当代少数文人对昭君的评价予以迎合政治时势的任意加工,以功利化的理想色彩和神圣光环来掩盖史实,这种“造神运动”不也是一样地“舞文弄墨总徒劳”(董必武《王昭君》)吗?生硬地给两千年前的一介平民弱女子贴上一个政治标签,一厢情愿地把王昭君装扮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民族平等的伟大旗手,不觉得滑稽荒诞吗?不敢苟同那些高歌猛进、豪情万丈的神话呓语,笔者更关注走下神坛的王昭君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真实生活感受。笔者认为,历代各族人民给昭君树立了不朽的丰碑,碑上刻着的可能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对一位和亲英雄的崇高礼赞,更多的是对一位不幸女性发自内心的悲悯情怀。

“侯门深似海”,历来皇宫后院佳丽云集,等级森严,“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唐杜牧《阿房宫赋》),无数妙龄女子徒耗了青春芳华,《五更哀怨曲》可为写照。争宠弄权互相倾轧,花谢色衰即遭冷遇,“玉颜不及寒鸦色”(唐王昌龄《长信秋词》)、“咫尺长门闭阿娇”(宋王安石《明妃曲》之一),有的甚至都不能落个全身“退役”的善终。据东汉应劭注:“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待命)于掖庭,故曰待诏。”(《汉书·元帝纪》,掖庭在秦代名永巷,汉武帝太初元年改称“掖廷”,指帝后寝宫东西两侧的宫区,掌后宫贵人采女事,以宦官为令丞,通常作为宫女居所。)可以知道王昭君是南郡选献的宫女。宫女地位相当于侍妾,供给皇帝或者皇室成员享乐,地位很低,侥幸生子后地位才有可能改变。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九),“自嗟不如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宋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当时昭君是否真的自愿出塞难以考证,所谓的“正史”,其可信度也往往要打折扣。似乎也可以用当今“鸡头凤尾”的择业观来类比昭君的去留选择,国人向来安土重迁,更何况当时汉匈两地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差距较大,近二十岁的她恐怕不会不知道冲动一举背后的代价。但是如果事实上皇帝敕令她和亲出塞,则无丝毫转圜的余地了。昭君的入宫以至出塞,给家乡父老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痕”(宋王十朋《昭君村》),宋代邵博《闻见后录》载,“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炙其面”,昭君出塞后的命运由此可见一斑。

有几句刻画元帝的话耐人寻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九);“帝大惊,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汉魏遗书钞本·琴操》)“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西京杂记·画工弃市》)元帝的“惊”与“悔”,一方面可以侧面烘托王昭君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容貌,另一方面,更可以从中凸显女子在帝王眼中不过是供他发泄淫欲的工具,元帝的第一反应是生理欲望,而不是国计民生,更不关心和亲女今后的命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眼睁睁地看着本该归自己享用的肥肉落入他人之手,大汉天子该有多少艳羡、不甘与懊悔,活画出元帝贪淫好色无度的肮脏心态和丑恶嘴脸。巴特克说:“妇女的空间不是她自己的身体可以认识和自由支配的领域,而是一个囚禁她的封闭的监狱。”在封建社会里,女性不过是男权阶层发泄淫欲和可供任意驱遣的一件活的私有工具而已。昭君流着悲伤的眼泪,弹着泣诉的琵琶,踏上了荒凉塞外的和亲之路,“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唐李白《王昭君》之二),去履行朝廷赋予她的神圣职责。

不少学者认为,昭君出塞与汉高祖的屈辱和亲有根本上的不同。汉初的和亲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而且也没能阻止匈奴频频南下的掳掠骚扰。公元前200年,刘邦贸然出击匈奴,钻进冒顿单于的口袋,史称“白登之围”:“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史记》卷九五、列传第三五)“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卷一一〇、列传第五〇)冒顿单于根本没有把汉廷放在眼里,“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史记》卷一一〇、列传第五〇)。所谓“妄言”,据《汉书》载书中有“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之荒唐言语,公然戏弄猥亵汉室皇太后。

吕后只能忍气吞声、卑辞答复:“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敝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刘邦直至景帝时期都奉行“和亲”政策,送给匈奴的美女和财物也逐年增多。当然,形势逆转时单于也很识趣,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因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使使来献”(《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娄敬提出的和亲策略看起来的确难脱辱没汉廷尊严之嫌,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和亲手段用中原地区高度的文明改变匈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即“同化”,或者时髦一点叫“和平演变”,最终达到“兵可无战而渐臣”的目的。牺牲少数女性和财物换取喘息机会,来扩充实力、养精蓄锐,以退为进的动机和初衷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和否定。公元622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向唐求婚,“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曰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之数年后,中国盛全,徐思其宜。’”(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唐太宗认为,“若随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朕为苍生父母,苟克利之,岂惜一女”(《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北狄·铁勒传》十六年),对和亲的目的真是一语道破。

汉元帝时匈奴权力高层内讧致国力衰减。左伊秩訾曰:“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六四下)呼韩邪单于慑于并倚重汉王朝的强大实力,通过联姻结成政治同盟以图自保的目的昭然。汉元帝赐婚于匈奴单于,目的在于恩威并施笼络匈奴统治者,使其臣服于汉朝。综观汉匈之间的实力消长及其相应对策,“和亲”在本质上是两个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与博弈,是一方暂时“羁縻”对方、最终克敌制胜的外交手段。而对于充当棋子和筹码的和亲女性而言,无论汉匈双方实力对比发生怎样的逆转,都不能改变她们被摆布和操控的角色与命运。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对于剥削阶级的诸侯、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

有学者批评和亲现象中包含了浓厚的先秦儒家民族观的内容,即“夷夏之别”和“用夏变夷”的思想,或者称“大汉族主义”意识。客观上,当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综合水平,确实要高出周边以游牧为主业的各地区一大截,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古往今来,民族优越感难道仅仅是华夏汉族统治者的专利吗?抛开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宏观因素和狭隘的民族观,关注和亲当事人自身的现实生活。

迫于形势高祖平和地接受了娄敬的建议,吕后却反应激烈:“吕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出于种种需要,总是不免要有部分人割舍个人利益做出牺牲,从物质的到精神的,流血直至舍弃生命,我们姑且称之为“使命”。问题是,当这种历史“使命”落到鲁元公主的头上时,她贵为皇后的母亲可以凭借世俗权力,改变了自己女儿原本远嫁匈奴以纾国难的命运。那些来自平民家庭的弱势女子,被突击包装起来的仿制品成为皇帝女儿的替罪羊,谁又能够给她们这种扭转命运的非凡庇佑呢?这种无助,增加了历代和亲女(极少数宗室女性除外)身上的悲壮色彩。香港女学者黄嫣梨尖锐地指出:“女性在附属的地位中,原应享受到的上天赋予人人平等的人性尊严,受到长时期的压抑。更有甚者,女性不但成为男性淫欲的牺牲品,而且有时还充当男子政治斗争的殉难者,王昭君的和番,以求弭灭匈奴的侵伐之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与在汉宫等级最低、如履薄冰的处境相比,昭君到匈奴后贵为“宁胡阏氏”,得到单于的满心宠爱,享有皇后级别的生活待遇,实在应该替昭君感到幸运和满足。前边说过,昭君的出塞和亲,本质上首先是汉匈两族当权者之间的政治结盟手段,背靠强大汉廷的昭君是匈奴的屏障、保险和护身符;其次才涉及昭君与单于之间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情感问题。年迈的呼韩邪单于已有多位阏氏,“乌珠留单于立,以第二阏氏子乐为左贤王,以第五阏氏子舆为右贤王”(《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第六四下)。同汉帝一样,单于拥有临幸治下绝大多数女性的至高权力。昭君是众阏氏中的后来者,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是老单于的第二十子。婚后第三年夏天(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去世,昭君的儿子伊屠智牙师仅一岁左右。翦伯赞先生遗作《王昭君年谱》从公元前53年起始(古代女子15岁加笄礼始允嫁,明代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下令民间13至19岁女子备选后宫,清朝规定满族八旗人家年满13至17岁的未婚女子备选宫女。昭君已在掖庭“积五、六年”(《琴操》),出塞三年,这样算来年龄的误差当不大。)呼韩邪单于去世时,昭君当在22岁左右。

当被逼改嫁新单于时,她天真地以为汉廷会为自己撑腰,“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后汉书》卷八九、列传第七九)。所谓“胡俗”,即“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奴其妻妻之”(《史记·匈奴列传》),学术上称为“收继婚”和“报嫂婚”。这种婚姻习俗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很流行,除匈奴外,乌孙、乌桓、鲜卑、柔然、突厥、蒙古等族都有。《周书·异域传》载“(突厥)父兄叔伯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女真)“父死则妻列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

收继婚本是北方族游牧民族为保证家庭和家族财产的稳定,完全无视妇女人格的野蛮婚俗。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弟收兄妻,子承父妻等胡俗”(《明太诏》),《明律》规定:“若收祖父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之收嫂,弟之收弟妇者,各绞。”清朝也反对胡俗:“其或兄死娶嫂,弟死娶弟妇者,乱伦犯法,莫此为甚。连本人、子女一概摈斥,用不入(族)谱”。(《皇朝经世文续编·礼政》)汉成帝的一道敕书,击碎了昭君心里的最后一线梦想。她应该清楚,汉廷绝不会为了她一个微不足道的卒子,而坏了朝廷的一整盘棋。从她出宫的那一刻起,甚至从她被选秀进宫的那一天起,她就已经身不由己了。受过近二十年正统儒家思想熏染的她,不得不接受匈奴“子烝其母”习俗的羞辱,君权继续把昭君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昭君再服侍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复株累单于11年,育二女。复株累单于和昭君年龄相当,又宠爱昭君,有人认为这段时间昭君真正拥有了恩爱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个观点恐怕也值得商榷。婚姻既是人类完成种的繁衍、优化的新陈代谢之物质载体以及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同时也是男女实现爱情、享受性爱及天伦之乐的极佳的精神寄托场境。正史中的寥寥数语,不可能触及昭君内心伦理道德天平倾覆后,她承受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煎熬。

汉朝王室女细君公主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起先后妻配乌孙国的昆莫猎骄靡、军须靡(乌孙称国王为昆莫或昆称,王族贵人的名字多以“靡”字收尾。)祖孙两代国王。中间细君公主不肯屈从新王,上书汉天子求助,得到的回答是:“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汉纪十三、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细君公主25岁去世,王室女解忧公主续配军须靡,随后又服侍乌孙翁归靡、泥靡前后三代国王。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第六六下)。甘露三年七十岁的解忧公主回到阔别五十载的长安,安享晚年两载,狐死首丘,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和亲女得以葬骨故里的记载。唐德宗李适的第八女咸安公主,于贞元四年(788年)起先后嫁给回纥的长寿天亲可汗、忠贞可汗、奉诚可汗、怀信可汗四代君主,直至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病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和亲记录。

和亲公主都经历了丧夫和改嫁夫弟甚至继子的伦理困境,汉帝都以“入乡随俗”为理由,命令她们继续和亲使命。对于汉统治者而言,和亲女个体伦理道德上的颠覆与冲突,跟和亲作为国家利益高度的整体政治战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何况她们本来也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天子们自然也就懒得为此平添是非烦恼。西汉王朝对外和亲共有11次之多,除细君、解忧两位公主确为王室女性外,都是民间女子冠以公主名衔,带着更多的同样连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的婢女们,被推上了通往异域的不归路。

后世流传细君公主的域外思乡之作《黄鹄歌》:“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中收录有琵琶弄曲《昭君怨》,汉代蔡邕的琴曲集《琴操》“河间杂弄”二十一曲中也有署名王嫱的《怨旷思维歌》。不少学者仍然在为这些作品是原创还是假托而争论不休。笔者认为,这些作品是否为和亲女的原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品传达了凄惨辛酸处境下可怜无助的和亲女性们最真实强烈的夙愿与撕心裂肺的呐喊。

出塞后的昭君衣食住行应该是有保障的,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与否恐怕远不是仅凭衣食无忧作为衡量尺度的。昭君从风光旖旎的江南乍到风虐雪饕、气候凛寒的漠北,住穹庐,被旃裘,食畜肉,饮湩酪,习俗迥异,语言不通。呼韩邪在公元前58年被拥戴为单于,年龄上应该比昭君大不少,老夫少妻、一夫多妻的生活不足三年,一子尚幼,呼韩邪撒手而去。文人墨客设想了昭君在胡地的种种生活困难、与亲人生离死别的无尽悲怨。

笔者认为这些感叹未必是无端而发,想想“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北地,“穹庐腥膻厌酥酪,长调幽怨传琵琶”(宋李纲《明妃曲》)也在情理之中。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死,此后正史中再不见昭君的影子,王昭君的卒年成为历史之谜,这也许正是她在匈奴生活状况的最好注脚。试想,贵为两代阏氏的昭君,子女后代都踞权力高位;昭君的侄子、匈籍后代共十余人,前后六十年间作为双方的和平使节频繁往来,公元30年昭君的侄子王飒仍然奉命出使匈奴;两国关系紧张的王莽当权时期,“又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入侍”(《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第六九上)。昭君的卒年在史书上偏偏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的子女后代总该知道确切的年份吧。是史籍太过久远之后的湮没,还是目前尚未发现有充分说服力的考古证据?

继立的东汉王朝视和亲为国耻,始终不答应北匈奴的和亲请求。时过境迁,作为耻辱的象征符号,充当棋子和筹码的昭君们及其后代子孙,有意无意地成为被遗忘和忽略的过往烟云了。这样想来,其淡出历史舞台似也就顺理成章了。“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宋王安石《明妃曲》之二),“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清曹雪芹《青冢怀古》)。那些别有用意、充斥革命豪情的虚名、头衔和桂冠,看不出对生前凄惨、身后寂寥的和亲女们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唐白居易《江南送北客,凭寄徐州兄弟书》),“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琴操》),再盛隆的声誉也不能丝毫慰藉她们少小离家即成永诀的悲戚、刻骨铭心的思亲之痛之重。

无论是以汉室虚弱时的贡品角色,还是国力强大时的赐礼身份出塞远嫁,和亲女性们都一样别无选择地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侍奉异族,以某种“性贿赂”和权力牺牲品的角色,在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历史中定格。更可悲的是,有人竟然极力用鲜花和荣誉来掩饰她们的血泪一生,逼迫她们抹去泪珠,强装笑颜,挂着苍白轻飘的勋章,于大庭广众之下,被赤裸裸地钉立在民族英雄的十字架上。于是这些符号被不断地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这些冤屈的游魂大放革命光彩而获得了新生!

不知道这样隆重的表彰会还要继续到什么时候。想到那众多被抛弃的无家可归的和亲女性的冤屈魂灵,屈辱得如山巨石矗立在心头。眼前浮现出漫漫黄沙中驼背上和亲女茫然的面庞,如泣如诉的琵琶曲渐行渐远。

摘要：王昭君是我国文学长廊中的不朽形象,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与她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问世流传。文人墨客出于不同的心态、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这位无法确知的和亲女性以广泛的关注、同情和赞美。具有历史和文学双重意义的王昭君,成为历史长河中撩拨骚人墨客心弦的特殊意象。该文通过对早期几部相关书籍文献的解析,力图回归昭君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从中审视广大知识分子借昭君不幸抒发个人君臣际会难遇的苦闷与愤慨的心路历程。

赏析舞剧《昭君出塞》 篇2

【关键词】赏析；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任冬生；阳东霖；《昭君出塞》

文章编号：10.3969-issn 1674.8239.2016.07.014

大型原刨民族舞剧《昭君出塞》于2016年6月8日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首演。该剧主要表现昭君在维护边塞稳定、实现民族团结方面的心路历程，由孔德辛导演，舞美总监和服装设计分别由任冬生和阳东霖担任。

任冬生：昭君出塞是一个脍炙人口的题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最早的舞美方案设想浓缩为两个词：色彩和对比。鉴于本题材明确的历史属性和故事本身强烈的传奇色彩，昭君的出现在这个残酷的匈汉战争的大背景下可渭浓墨重彩，非常鲜明。剧本结构设置的几个跨地域文化风貌特征的大场景，也给舞美设计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汉朝与匈奴既要有极大的差异性且必须带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美感，使整个演出的视觉风貌呈现恢宏历史画卷的同时还带着强烈的对比关系，这不但对剧目本身很重要，同时也是昭君这一人物自身的重要特征。

舞台运用到的重要元素：长城，可以说它是一道闸门，分隔昭君与外面的世界，也是两个文明的分界，它隐含着很多内容，很有象征性，为加强视觉效果，以灰白的中性色设置，区别于舞台上其他很鲜艳的布景，同时又很百搭。

汉宫中大量运用重复的红色丝线，与后宫待诏的内容比较吻合，且很女性。它看起来机械而重复、百无聊赖，层层叠叠又很像一个笼子，这是昭君内心的一种外化。宫殿则很恢宏，背景堆叠着巨幅汉画砖的形象，呈现出汉朝的文明、理性、富庶，整个汉宫以红和金为主色，在白底的讨托下尤为强烈，强调金属质感，令气势更显雄浑。

匈奴的部分外景以草原为主，延续了此前的绘画感处理，保证了整体协调性，设计上有意削减装饰性细节，着重强化自然风貌，无论是巨大的胡杨还是匈奴大帐中的柱子，几乎没有直线，柱子边缘起伏变化，不均匀的镶金以加强其拙味，包括羊皮等各种质感的叠加，突出它雄健彪悍的气质，和汉朝拉开足够的距离，风格统一，风貌极具差异和个性，只有这样场景才能真正成立。尾声的舞台设计是一块巨大的、带有草原民族风格的首饰，象征匈奴子民对昭君的爱戴，底幕的金色宫殿与之相映讨。两种文化符号在这里很好地融合，交相辉映，将全剧推向高潮。

为实现跨空间表现昭君出塞与平息战事的历史画面，舞美制作开发了正反两面同时着光的幕布。正面以画像砖的美术样式表现战争场面。车马、人物、城墙采用浮雕的表现形式，配以冷色调侧光，用强烈的立体感表现战场的意象。同时，背面起光，借助幕布整体通宽无缝的特性，安排演员在高车台上表演，以背投剪影的方式塑造了昭君出塞的活动画面.正反双面以舞台独有的方式表达了昭君与战争的历史关系。此次制作从配合表演的角度上积极尝试了解决表演的流动性和舞美布景的相对静止的关系，力图使静态布景融入动态表演中。对于大型幕布的迁换和表演过程的配合进行了新的尝试。

从舞美制作技术上实现了在软幕布上制作浮雕的工艺，达到了聚苯板雕刻硬景完全相同的艺术效果。这一技术同时实现了通过幕布来控制双面灯光的反射、透射和渐变过渡。另一方面，由于其兼具可塑和柔软的特点，也方便了制作一些特别复杂的镂空吊挂浮雕造型。成品可以整体直接挂网，不必再用钢丝逐个吊挂，大大节约了装台的人力和时间。剧中尾声的首饰幕中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只需4人操作整体系到吊杆即可，无需组装，便于巡演。

阳东霖：历史为骨，刨新传承。刨作前期搜集了博物馆和史籍里的大量资料。服装设计力图还原大汉风韵和匈奴草原雄风，大部分面料采用棉麻、丝绒、皮毛质地，一改常规惯用的轻薄。在保留服饰特点和元素的前提下进行解构和重塑。用色上突出强调了汉宫服饰的蓝色调与匈奴部落服饰的咖色系对比，整体色调避免了杂乱。凸显剧中人物性格与情绪变化。

（编辑 常靖雨）

浅谈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 篇3

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由作曲家陈钢创作。作曲家陈钢1 9 3 5年3月1 0日, 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家庭, 其父陈辛歌是当时上海一位很有名气的作曲家。陈钢从小受父亲的熏陶, 在1 9 5 5年, 他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 又师从于丁善德院长和苏联音乐专家阿尔扎马诺夫学习作曲与理论。这些都为陈钢打下了坚实的创作基础。曾与何占豪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蜚声中外乐坛, 代表作还有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等。

(一) 、作品简介

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采用单乐章结构为形式, 从广东音乐和粤剧唱腔中汲取一些养料作为音乐素材。继承了《梁祝》抒情戏剧性传统, 选择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传说人物为题材, 想通过它表现一种悲剧的美。在更加广阔的背景和更加丰实的层次上, 揭示了一个性格复杂的古代女子的人性美。

全曲继承了《梁祝》的基本结构, 用不同的场景构成不同的段落, 由“娉娉汉宫”、“萋萋塞外”, “峨峨青峰”作为

文张蒙

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的内容。

(1) “娉娉汉宫”

开始部分的引子亮出豪迈激越的歌颂王昭君的主题:此后, 轻转的音乐把人们带入隐隐笙歌, 絮絮垂柳的汉宫。在竖琴晶莹轻柔的衬托下, 独奏小提琴奏出了雍容华贵、美丽动人的王昭君主题和活泼俏俐、生气蓬勃的副主题:勾画出王昭君神采清明, 顾盼生姿的的美丽形象, 和她惩栏踱步、仰望碧空, 向往着自由和幸福的心情。

(2) “萋萋塞外”

展开部“萋萋塞外”是全曲的主题。作曲家通过渐层开展的三个层次, 多侧面, 多角度地表现王昭君出塞途中的艰辛和感情的多重起伏, 从而揭示她复杂的性格组合:

第一层在沉重缓慢的主题音调上开始, 颤抖的下行音调和向上的音群模进将人们带入寒风凛凛、秋草萋萋、黄沙茫茫的大漠荒原。独奏小提琴在抒发咏叹之后, 转入低音区奏出主题, 表现了王昭君在踏上塞外之后涌上心头的孤寂之感和回顾茫然的凄凉心情:

传说王昭君在出塞途中都以弹奏琵琶吐露心曲, 这里作曲家在第二层次中运用了大段的琵琶独奏, 描写昭君遥望故土, 梦萦家园, 在颠沛流连的塞外独操琵琶的情境。琵琶独奏、小提琴以拨弦应和, 乐队则视托出宁静的月夜般的背景:

之后, 音乐逐渐变得刚强、果断而充满勇气, 直到引出气息宽广豪放、盛情浓烈的高潮, 深刻地表现了昭君对故土的热爱和深明大义的情操。种种复杂的情感和痛苦, 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和升华。

第三层原本是由独奏小提琴婉转地奏出来自粤剧的“红线女”唱腔, 作者本意是让音乐渐渐发展, 从温柔、含蓄、深沉过度到坚定、昂扬的行进之声, 然后引向激情慷慨的华彩乐段, 推向全曲的高潮。在经历十年的思索之后, 陈钢参考了俞丽拿的建议, 逐渐意识到, “红线女”唱段虽美, 但从全曲来看, 第二层琵琶段和这一段都是慢板有互相牵制、拖沓重复之感。由此这一段和前一层中高潮后的转调重复以及副部主题衍生部分被陈钢忍痛割爱了, 只留下独奏小提琴的华彩乐段:

这样高潮后是华彩, 华彩后接再现, 主体更突出, 比例更协调, 结构更严谨。陈钢称, 俞丽拿帮助他砍掉了这精心雕塑的“美丽的手”。这次大修订还去掉了呈示部第一主题小提琴旋律之后乐队重复部分等等类似的过多重复段落。

(3) “峨峨青峰”

北飞的大雁在碧幽幽的蓝天上高翔, 峨峨的青山横空屹立, 葱茏不老。小提琴再现王昭君的主题, 表现了她在历尽艰难坎坷之后, 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乐队奏出的歌颂王昭君的主题音调反覆出现, 赞颂着美丽高洁的汉家少女。

(二) 、民族化创新

1、以历史故事为题材

《王昭君》题材来源于中国的“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出塞和亲的优美故事。王昭君名嫱, 西汉南郡姊归 (今湖北姊归) 人。与西施、杨贵妃、貂婵同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汉元帝时入宫为宫女。汉朝和匈奴和亲, 都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汉元帝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王昭君, 长得美丽, 有见识。自愿到匈奴去和亲。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 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 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打这以后, 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 维持了六十多年的和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

“昭君出塞”的故事表现了中国古代女子的胆识和奉献精神。王昭君伟大的和平主义和民族团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精神资源。昭君的精神形象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不可缺失的社会精神旋律。她的这种大度牺牲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具备的。建立在这种爱国主义题材的作品被作曲家陈钢以音乐的形式再现与我们的时代, 是陈钢作品民族化的代表。

题材的民族化, 万万不可小视。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曾经说过:“还有什么比题材更重要呢?离开题材还有什么艺术学呢?如果题材不适合, 一切才能都会浪费掉。”

2、演奏技法、音型的民族化

滑音在小提琴演奏上一般称为“滑指”。这种技法为乐曲增添了强烈的戏剧效果和艺术感染力。我国吹、拉、弹民族乐器风格各异的演奏是和多种多样的滑音分不开的。上、下滑音是民族拉弦乐器最常见演奏技法之一。

这段音乐是表现了王昭君的形象, 曲中的滑音部分增添了古代女子袅袅娜娜、淡雅脱俗的气质, 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韵味。

《王昭君》的音乐主题和调式调性的民族性使得作品中有很多乐句都在模仿我们民族乐器的所奏出的音型, 如模仿古筝所奏出的音型

轻快活泼, 表现年轻王昭君的俏丽与生机勃勃。

目前我国小提琴音乐创作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出现了大量不同题材、体裁的作品, 越来越多的专业作曲家参与创作, 创作水平不断提高, 使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个时期, 作曲家们对“民族化”的探索更向前迈进一步, 他们努力通过各种手段去体现中华民族的风韵, 创作题材特别注意意境的营造, 从民间音乐及其表现手法、民族精神和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获取灵感。创作中大胆吸收借鉴了现代作曲技法, 着眼于吸收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精神, 而不局限于对某些现代技法的直接应用, 不拘一格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技巧之间寻求共通因素, 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大潮中求同。《王昭君》在1 9 8 6年首演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被称为《梁祝》的“秭妹篇”。1 9 9 9年, 这部作品和《梁祝》一在莫斯科录制唱片时, 交响乐团称赞它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 是一部“世界级的作品”。

参考文献

[1]、钱仁平.《中国小提琴音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陈钢.《三只耳朵听音乐》[M].天津:白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王昭君的匈奴生活到底多悲惨 篇4

王昭君的匈奴生活到底多悲惨

■程冲

她曾大胆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她扎根在茫茫的高原草地上，像一棵耐旱而茁壮的野草，顽强地活了下来。她一嫁再嫁，生儿育女。12年，无边岁月，远比人们的想象更悲惨、更凄凉。

民间，把王昭君描绘成薛宝钗、林黛玉那样的大家闺秀：头戴银狐冠，身披红斗篷，怀抱一只哀怨的琵琶，风情万种地站在草原上。官方，则把她旌表为高瞻远瞩的“爱国者”，少女细瘦的“小蛮腰”，愣是挑起了“胡汉和亲，边塞安宁”的政治重担。她深明大义的觉悟，酷似一名“党代表”或者“政委”。络绎不绝的文人骚客也七嘴八舌地抒情，好像王昭君原本就是全天下读书人相识恨晚的“红粉知己”……

后人，谬托知己，凭借甜腻俗烂的口味粗暴地打扮着王昭君。殊不知，这位声名显赫的古典美女，在无限风光的背后，还隐藏着满肚子的黄连苦水。

从鲜花，到猎物

很早就听过一条谜语：姐姐要回来(打一地名)，谜底是“秭(姊)归”。秭归，水土养人，出过大诗人屈原，西汉时归属南郡。秭归有座宝坪村，林木丰美，香溪环绕。公元前52年，一声响亮的婴啼使村里那户王姓人家笑逐颜开。女孩儿落地了，取名王嫱，字“昭君”。

老来得女，爹娘乐颠颠地捧着、供着。兄嫂也疼进了骨缝儿里，唯恐刮风吹掉小妹妹一根汗毛。亲人环绕，娇生惯养，俊俏的小女孩儿，蹦蹦跳跳，嘻嘻哈哈。荆楚的细雨滋润她一天一天地长大……

民谣说：姑娘十八一朵花。刚刚16岁，王家的女儿便出落成了明眸皓齿、天生丽质的小美人。美，是娘胎里带来的资本，谁也抢不走。方圆百里，都知道王昭君——“南郡一枝花”。王昭君的名字，犹如一轮皓月，朗朗地照着。哪儿都能望见，随处都有影子。少女矜持地微笑，黑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她凭栏远眺，满目是翠绿的山林、明媚的阳光——这个新鲜的世界可真好!可是，做梦也没想到，灾难正朝她一步步地逼来。

公元前36年，西汉朝廷的日子越来越宽裕，不必再像文景时代那样勒紧裤腰带了。尤其是匈奴，窝里斗，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靠近中原，好在既亲近，又温顺；北匈奴，不服天朝管，幸而远在漠北。没战乱，有钱花，真是太平盛世。汉元帝“饱暖思淫欲”，便动起了“选秀”的歪点子。说白了，就是把天下美女，都拽到他自己床上去。

巍巍汉宫，就是一口“活棺材”。人常说：宫门深似海。那种地方，人压人、人踩人，勾心斗角，想熬出头儿?难死了。女人，十月怀胎，可以生下一个孩子；倘若守在皇帝身边，恐怕十个女人都受孕，最终一个也养不活。

王家人当然知道皇宫是个“虎狼窝”，他们个个儿提心吊胆，生怕官府上门找茬。其实，怕也没用，王昭君名冠南郡，连叫花子都知道：她定然是郡守大人和县令老爷瞄准的第一猎物。

乌云滚滚而来。果然，胁肩谄笑的官差叩响了王家门环。朝廷是天，皇帝就是老天爷，他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想谁就是谁——无上权力，足以左右整个天下，区区一名小女子，又算得了什么?

王昭君含泪微笑，向每个表情悲壮的亲人拜辞。收拾收拾，走吧——这，就是命。

早春三月，满山遍野的菜花，一片金黄。16岁的王昭君，缓缓登上了香溪岸边的官船，她默默地祷告：“总有一天，我还要回来。”

风一程，雨一程，小船顺香溪而下，人长江、逆汉水……飘飘摇摇地驶向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王昭君支颌沉思：少女时代结束了，等在长安城里的，究竟是怎样的命运呢?

冷美人·辣妹子

披星戴月地走了三个月，隐隐约约望见了长安。迎候王昭君以及众多“秀女”的并非汉家宫阙，而是地地道道的监狱——“掖庭”。

“掖庭”，曾是一座皇家监狱，高墙矮窗，关押犯罪的王室成员和宫女、太监，汉武帝专门增设“掖庭狱”。几经演变，这座临时看守所，被改装成简陋的“储秀宫”，尽管地方不怎么样，可是便于管理。当家人号称“掖庭令”，职位不算高，却执掌权衡，一手遮天。他轻蔑地瞥了瞥这群如花似玉、乡音各异的小美人儿，暗自笑道：漂亮顶个屁!见不着当今皇上，休想当娘娘。

王昭君百无聊赖地守着一盏孤灯，她苦思冥想也弄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出头之日”。莫非就耗在这口不透气的“活棺材”里，等待哪天皇帝佬儿心血来潮，把自己召去“宠幸”一回?最后，领个或大或小的封号?倘若“青丝熬成白发”，一辈子见不着皇帝呢?难道朝廷还肯安置一个鹤发鸡皮的老太婆吗?笑话!大概，给皇帝当个小老婆，到头儿了——这就是望眼欲穿的“出头之日”。

夜深了，心凉了。王昭君斜卧在枕上，郁郁寡欢，蛾眉紧蹙。一天又一天，她空洞地捱着，俊美的大眼睛望不着一丝明天的曙光。

16岁，美，而且娇惯，王昭君满腹少女的优越感。她素面朝天，优雅地走在花枝摇曳的小姐妹中间，既不肯取悦谁，也不愿屈尊俯就谁。最要命的是，她不买上边的账。漫说贿赂几串铜钱一匹绢，就是浅浅的笑脸，也不给一个。“土皇帝”们当然没好气儿，隔三差五就话里话外地“敲打”这个傲慢的“冷美人”。

日子一长，早就失去耐心的王昭君变得空前焦躁，她居然公开耍性子，和“掖庭令”唱起了对台戏。

《后汉书》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王昭君）人宫数年，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苦等三年，音空信渺。那个传说中的“大救星”——当今皇帝陛下，到底在哪儿呢?有些小姐妹心眼儿灵活，明里暗里好一阵打点，旋即被召进内廷，侍奉天子。王昭君并不在乎能否侍寝，但她非常看中自己在“美人堆”里的名次和地位。这种“名位”，绝非朝廷册封的嫔妃等级，而是少女的自我认同和价值兑现。王昭君觉得：“我最出色。”然而残酷的现实，偏偏把她丢进了残花败柳之中。骄矜的自尊与浅薄的虚荣，第一次遭受到了严重的挫伤。这正应了孔子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青春年少、争强好胜的王昭君，怎能保持心理平衡?她当然会“积悲怨”。小脾气一上来，既不梳洗，也不打扮，弄得形容憔悴，蓬头垢面——就是闹!闹完了，还会请示头头儿一声：“我要回家。”

回家?天大的笑话。皇家禁地可不是酒肆茶楼，想来就来，愿走就走——老老实实呆着吧!“掖庭令”那一点报复心终于得到了满足，他盼望这朵水灵灵的鲜花赶快蔫了、瘪了，立刻变成猪不啃、猫不舔的废物才好呢。

“掖庭令”鼠肚鸡肠，并非“坏事儿”的关键。在皇帝和王昭君之间，还有一道桥梁——宫廷画师毛延

寿。王昭君哪肯把那种“狗腿子”放在眼里，仍像对付“掖庭令”那样，高挂一脸秋霜。想不到，毛延寿就是皇帝的眼睛。也许，他画谁漂亮，未必得幸；但是画谁粗鄙，则一定不会得幸。皇帝跟前的红人，毁一个不服管教的小丫头还不容易？画笔轻轻一点，王昭君妩媚的杏眼下，便多了一颗“亡夫泪痣”！!谁要这种女人谁倒霉，何必呢？元帝漫不经心地扭过头去，王昭君“掖庭待诏”，就成为一盘死棋。

嫁人，就是赌

欧洲人悲观，把婚姻说成男女“摸黑走路”，彼此既不清楚携手同行的是谁，也不知道气喘吁吁地奔向什么地方。说俗点儿，赶上什么算什么，婚姻就是凑合，稀里糊涂地瞎过呗。

婚姻，的确有点赌博的意味。走投无路的王昭君沦落到了这一步。见皇上，没门；待诏，等于慢性自杀。好歹挪挪窝儿，总比现在强。这一天，总算盼来了!

公元前33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朝，他附带了一个政治条件——迎娶汉女，自请为婿。说来可笑，呼韩邪大约40岁，与汉元帝年龄相仿。本来双方“相约为兄弟”，是平起平坐的好哥们儿，一旦结亲，单于岂不小了一辈?

匈奴原是汉朝的死对头。公元前201年，汉朝开国不久，刘邦便率领32万大军对匈奴用兵，结果，被40万敌军围在了白登山 (今山西大同东南一带)，活活地困了七天七夜，刘邦服软了。逃回长安之后，刘邦便千方百计讨好匈奴人，靠送金银布帛、茶叶美女混日子。直到汉武帝时代，胳膊腿粗了，军事和外交才占了上风。呼韩邪时期的南匈奴，已远非昔日横勇无敌的大匈奴，他们“一边倒”，温和亲汉。这次，他兴冲冲地跑进长安，就是要实施“和亲大计”，迎娶一位汉室公主，替代刚刚过世的老婆。

汉元帝爽快地答应了这门政治婚姻，送几个女人算什么?天朝有的是。和亲，是妥协的产物，如今不用那么低三下四的了，汉朝皇帝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赏亲”：传旨，在宫中物色五名人选，供单于定夺——“掖庭”也被划进了这个圈子。王昭君闻讯，应声而起——嫁!哪怕天涯海角，随鸡随狗，也强于这口活棺材。弱小的女子，敢在人生的牌桌上赌一把，相当不简单!此刻，她只属于她自己，把全部筹码押了上去。

王安石写过两首《明妃曲》，其中一句说：“汉恩白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前因后果，足以解释王昭君出人意料的举动。且把大义凛然、慷慨悲壮的口号搁一边，首先是“自救”，她希望像人一样地活着。

美女，五刀致命

这回，轮到汉元帝郁闷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身边竟有如此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里绘声绘色地写道：“(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美吧?美也没您皇帝什么事儿了，立马就是单于的人了。汉元帝哑巴吃黄连，呼韩邪则睁大了惊喜的双眼。这位草原长大的匈奴首领，从没见过这样光彩照人的中原女子。其实，他是歪打正着，捡了一个天大的“漏儿”。

一连串的“未知”纠结着：昭君不知前途，单于不知所措，皇帝不明就里……大殿上，群情亢奋，感觉怪异。潦草捆绑的“和亲大事”就这样板上钉钉了。

汉元帝无限哀婉地做起了顺水人情。朝廷的封赠格外慷慨：为纪念和亲，先把“建昭”的年号改为“竟宁”——祈望和平、安宁的意思；又封昭君为“宁胡阏氏”——这个称号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翻译过来就是：安抚胡人，做匈奴单于的正房太太。还好，不是小老婆，是正印夫人。呼韩邪哪里顾封号背后的潜台词，他笑呵呵地接受了。对他来说，只要迎请这位如花似玉的汉朝女子做新娘，就足够了。

朝廷又赐给锦帛28000匹，絮16000斤，以及美玉金银无数。汉元帝格外多情起来，他亲自饯行，送出长安十余里。望着昭君的毡车、驼队消失在长河落日中，42岁的皇帝凄凄惶惶，怅然若失。殊不知，他生命的最终驿站也不期而至。四个月后，元帝驾崩，成帝变作汉宫的新主人。

黄叶满长安。王昭君在夕阳深处留下最后一瞥，便随着自己陌生的丈夫，驶向了茫茫大漠。大约走了一年，总算到了匈奴婆家。初夏时节，处处水草丰美，马跃羊奔。沸腾的匈奴人，热烈欢迎这位新“阏氏”。20岁的王昭君与40岁的呼韩邪并辔而行，笑容可掬地检阅着自己的臣民。似乎，这位秭归山坳里的漂亮姑娘，终于在高原草坡上找到了爱情与幸福。

是么?恰恰相反，等待她的，是此起彼伏的感情灾难。

其一，思乡。

王昭君原籍南郡秭归，那可是片膏腴之地。菜花盛开，金灿灿的；绿阴遍地，湿润润的；橙红橘绿，鱼白蟹黄……如今，荆楚风物都成了长夜无眠的怀想。匈奴是另一番天地，野风呼啸，荒草起伏。尽管天高地阔，空旷辽远，可是，想吃一碗软烂粘滑的大米饭，有吗?想喝两口馥郁清香的明前茶，有吗?家乡缈缈关山远，王昭君夜夜都梦见回娘家，可惜，是梦，做不到，唯有撕心裂肺地思念。

据说，昭君的兄弟沾了姐姐的光，因“和亲之功”，他被汉室封为“侯爵”——这是多少边关战将“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的政治理想啊!王家小哥摇身一变，做了亲善大使，他多次跑到匈奴那里，和远嫁的姐姐团聚。其实，越这样零敲碎打，王昭君越不解渴，越想家。

其二，丧夫。

昭君似乎应该知足了，呼韩邪单于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反倒是个地道的性情中人，颇有几分侠骨柔肠。老夫少妻，百般恩爱，这也算“摸黑”撞上了好姻缘。哪儿成想，刚热汤热水地过了一年多，阎王爷便招走了呼韩邪。被窝儿还没暖热乎呢，就守起了寡。昭君身边只躺着刚刚降生的小男孩儿——伊图智伢师。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其三，再嫁。

王昭君梦寐以求的就是回中原。呼韩邪死了，冷酷的政治游戏也该收场了，她迫不及待地上了一道表章。孤苦伶仃的小寡妇还能替朝廷做什么呢？开开恩，放我回家吧。

按理说，这点要求并不过分，皇帝一句话，王昭君的心愿便彻底了啦。可是，命运偏偏跟她作对。呼韩邪新丧，南匈奴面临新的权力重组，汉成帝冷淡地拒绝了昭君的请求。

此时，果然横生枝节。呼韩邪的继承人，也就是呼韩邪与前妻所生的儿子——雕陶莫皋继位，尊号复株累单于。新单于，竟然“惦记”上了王昭君。

游牧民族的风俗，在汉人眼里极为野蛮。《汉书·匈奴传》里记载：“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也就是说，养子有权得到后妈。虽说名分差一辈，年轻的复株累却和王昭君是同龄人。哪有英雄不爱美人的?小伙子早就盼望把如花似玉的昭君娶过门来。这种意愿，大大方方地摆上了桌面。

王昭君先是惊愕，继而羞愤。这叫什么事儿?后母、养子，谈婚论嫁，疯了吧!任何一个深受中原文化浸润的人，都不能接受这种离经叛道的“乱伦”行为，何况是知书达理的王昭君?她心惊肉跳地发出了“乞归”奏章，可惜，盼来的却是冷水泼头。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成帝赦令从胡俗。”“从胡俗”，短短三个字，葬送了王昭君。不情愿有什么办法?圣旨在，胡俗在，无可奈何。你的身体隶属于汉室；命，也捏在皇帝手心里。换句话说，必须无条件服从，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咬碎银牙，也得接受。

王昭君失魂落魄地走进了复株累精心布置的新房……

其四；杀子。

伊图智伢师，是王昭君与呼韩邪的骨肉；孰料，小孩子也成了复株累的眼中钉、肉中刺。伊图智伢师的血统，构成了潜在威胁，他既是复株累同父异母的“兄弟”，又是新媳妇带来的“养子”，由兄弟到父子，无所谓；但谁能保障这小家伙羽翼丰满之后，不篡夺单于大位？复株累有自己中意的接班人，为了永绝后患，不得不抢先下手，斩草除根。

《南匈奴列传》记载：“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图智伢师，以次当位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智伢师。”一杀百了，至亲骨肉值几个钱?政治，有自身的玩法，不能套用世俗道德。

玩权术，王昭君相当外行。她只能做痛苦的看客，眼睁睁地注视着匈奴王廷骨肉相残。一边，是年幼无知的儿子；一边，是同床共枕的丈夫。最终，伊图智伢师死在了复株累手上。

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惊人地相似。每逢王者兴替，狮群就来一场血腥屠杀。新一任狮王肆无忌惮地霸占所有母狮的交配权，把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狮子活活咬死——它们都是前任的“孽种”，一律干掉，换成自己的骨血。

王昭君痛苦地弹拨着琵琶，惊悚地回忆屠戮骨肉的动物性……

其五，寡居。

反正已经嫁给没任何血缘关系的“儿子”了，复株累就是王昭君的“第二任丈夫”。此后的11年，是王昭君人生最稳定的时期，她又生下了两个女儿。冷清的毡房里，照进了明媚的阳光，传出了孩子清脆的欢笑声。

真不错，没有战争，远离杀戮。西汉与南匈奴相安无事，互不滋扰。因为王昭君作为“阏氏”的特殊地位，双方的太平景象居然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王莽篡政才告“崩盘”。难怪有人把王昭君与西汉名将霍去病相提并论，“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这种局面，是王昭君毕生最有力、最得意的一笔。仅此一笔，足以青史标名，万古流芳。

很遗憾，后世的旌表无助于不幸的婚姻。公元前20年，复株累单于又死了。这回，没人迫使王昭君改嫁了。朝廷似乎早把她忘了，长安没再发布新的指令。

昭君又寡居了一年，也撒手西去。那年，她只有33岁。这个美貌绝伦而又多灾多难的奇女子，曾大胆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她扎根在茫茫的高原草地上，象一棵耐旱而茁壮的野草，顽强地活了下来。她一嫁再嫁，生儿育女。12年，无边岁月，远比人们的想象更悲惨、更凄凉。

《后汉书》误记王昭君事辨析 篇5

一、《汉书》、《后汉书》所载昭君事

为方便分析，先将《汉书》、《后汉书》所载王昭君事迹抄录于下。

《汉书·元帝纪》记载：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下》记载：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 ，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前31年）死。……（大阏氏长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絫若鞮单于。……复株絫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人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比较两书所记王昭君事迹，在诸多方面都是有差异的。那么，如何认识这些差异呢？

二、有歧义的昭君事辨析

1.关于王昭君的名、字、号。

《汉书》“元帝纪”称昭君为“王樯”，同书“匈奴传”又说“王牆字昭君”，“号宁胡阏氏”。《后汉书》又说“昭君字嫱”。这里除“宁胡阏氏”显然是政治封号外，王昭君、王樯、王牆、王嫱，当以何为是呢？祁和晖先生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王昭君除“王”姓可以肯定外，其他的所谓名和字，只是标志某种特征以明身份的呼号。[1]

王昭君以民女被征入宫，仅“待诏掖庭”，初无封号，其名字不会被注意。后宫无封号的宫女成千上万，皆难详其名字。有些宫女直到后来贵幸，也仅留其姓，不存其名。如汉高祖的戚夫人，汉文帝之母薄姬，汉景帝之母窦太后，汉武帝的宠姬尹婕妤、钩弋夫人、李夫人等，都留姓而不留名。钩弋夫人姓赵，她入宫前因其两手常握拳弯曲，入宫后初号“拳夫人”，后移居钩弋宫，又称“钩弋夫人”，其子即为汉昭帝。由此可知，西汉后宫的宫女从入宫之日起，即不呼其娘家名字，因而多不详其本来名氏字号。

《汉书》第一次提到王昭君时，称其为“王樯”，这“樯”字很可能如“拳夫人”的“拳”字一样，仅是与被征选入宫时的某种特征相联系。《康熙字典》释“樯”为“船樯帆柱也”，即是一位船载而来的王姓姑娘。《汉书》后又称她为“王牆”，牆与樯，同音假借。这樯、牆的前后用字不一，反映了这两个字都不是王昭君的真实名字，而只是一个记音义的符号。其作用尤如“拳夫人”的“拳”字一样。

到《后汉书》时，范晔将“王樯”、“王牆”均改为“王嫱”。《说文》说：“嫱，妇官也，从女墙省声。”范晔大概认为王昭君赐嫁匈奴单于，当已具有宫中女官资格，于是改“樯”、“牆”为“嫱”。后世因王昭君系历史上有功的著名美人，又取其女性特征，逐渐淘汰了“王樯”、“王牆”的称呼，使“王嫱”之称统一起来。

“昭君”一称很可能是封号而非字号。《汉书》说“字昭君”，《后汉书》却说“昭君字嫱”，这种记载上的矛盾就已透露出这一点。“王昭君”三字似乎为这样一种含义：代表汉家君王光临匈奴的王姓姑娘。这称呼是她出塞前夕所赐封号。因她“待诏掖庭”时，并未得到汉元帝的封赐，当呼韩邪单于自请为汉婿时，汉皇理应以后宫未受封号的处女加封号为赐，如已受封为汉宫女官，从名份上说已属于汉皇的妻属，在外交上是不宜赐给匈奴单于为妻的。为表示对和亲的重视，又必须使和亲宫女有一定身份，在王昭君出塞前夕，汉元帝必须选择适当的封号给予封赠。王昭君不是皇室支系，不能封为公主，于是便只能按她具有“光明汉宫”的美丽和代表汉皇光照匈奴的政治使命赐封她为“昭君”。

西汉本有赐封女子为“君”的惯例。如汉武帝封其同母异姓大姊为“修成君”便是一例。《说文》谓“昭，日明也。”“昭君”即汉皇光照匈奴的象征。她不仅有惊人的美丽，而且负有替汉家君王传播光明、和番宁胡的重大使命。“昭君”与“宁胡”，皆为政治含义丰富的称号，正是在王昭君“和番”这件政治大事中双方君王政治意图的对应，也是对“和番”能取得良好政治后果的祝愿。汉元帝还因此事改元为“竟宁”，同样透露出对此事的愿望。

如此说来，王昭君除姓王可以确定外，她的真实名、字都应属不详，并且难以考证，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有，后世是因其政治封号而习称“昭君”的。

2.王昭君是自“请掖庭令求行”吗？

《汉书》明确记载，王昭君出塞是因为汉元帝答应呼韩邪单于“愿婿汉氏”之请，而将她“赐”给呼韩邪单于的。

但据《后汉书》的记载，昭君出塞和亲是出于自愿前往而不是被迫的。她之所以要自请出塞，是因为“入宫数岁，不得御”，因而“积悲怨”，于是利用匈奴单于呼韩邪请求“和亲”的机会，“乃请掖庭令求行”。即是说，一个良家女子，迫于封建权威，被选进“掖庭”（后宫），听候“见御”，纵使获得百般恩宠，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何况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自然不能没有苦闷和愁思。但是，王昭君不是以消极态度和用庸俗方法去对待这种苦闷和愁思，而是用积极的态度，看到出塞“和亲”是一个于国于己都有好处的机会时，就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

两相比较，《后汉书》记载的昭君自愿请行和亲之说，很可能是范晔根据民间传说写入的，其可信程度自然不如《汉书》。

试想，王昭君离乡背井被选入深宫，与父母亲朋隔绝已是人生之大不幸了。她难道不会联想到远在漠北、习俗殊异的匈奴宫廷会是什么样子吗？她难道会认为去匈奴配异族就摆脱了“牢笼”吗？从《后汉书》记载她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曾“上书求归”，也可以说王昭君并未完全融合于匈奴族。因此，昭君出塞恐怕不是她主动请行的。再说昭君的出身和她所处的时代还没有滋生为民族团结而献身的精神。所以，昭君出塞并不是她个人的意志，而是皇帝的旨意，她不过是汉朝皇帝为汉匈和平而赐给匈奴首领的一个“礼物”。当然，王昭君接受了皇帝对她的安排，客观上为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

3.汉元帝赐给呼韩邪的有几女？

《汉书》只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赐单于”，“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很明显，所赐的“和亲”女子就是王昭君一人。而《后汉书》却说“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

历来去和亲者，都只有一人，所伴随者，最多女仆而已。当时社会是把出塞远嫁视为不幸的。这从《史记·刘敬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争取汉匈和平，曾打算将女儿长公主鲁元嫁给冒顿单于以和亲，而吕后日夜哭泣：“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从《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汉武帝时为了联络乌孙共击匈奴，曾把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过不惯异族生活便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以悲泣；以及“和亲”之女并无皇帝之亲女，多为宗室女等诸事即可证明。而汉元帝却是太大方了，一下子就赐给五人。

不过这五人中包不包括王昭君，却很难说；因为《后汉书》的记载是很矛盾的。从“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接着说“昭君入宫数岁”看，昭君显然不在五位宫女中，而是待诏掖庭的皇帝后宫之人。因为倘若五女之中已有昭君，明明已被元帝“赐之”了，她又何必还要单独求行呢？可是，下面说“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又显然是将昭君包括在五女之中的。这“五女”与王昭君是什么关系，实在不好理解。

这“五女”，除昭君外，其他皆不记姓名，到匈奴后也无封号并默默无闻。如果说由于昭君身份特殊，只有她有封号所以载于史册，那其他四女或五女就只能是昭君的女仆，而不可能都是“赐”与单于为妻的。

汉元帝不可能同时向呼韩邪“赐”以数女，因为这必然会冲淡王昭君这位主要“和亲”者的魅力和影响，达不到预想目的。同时，当时呼韩邪已是老人，他只是“愿婿汉氏以自亲”，有一个王昭君就足够了，汉元帝为什么会一下子就“赐”五女呢？这实在有点说不通。《后汉书》所言，颇不可信。

4.昭君临行会使元帝“意欲留之”？

《汉书》在记载元帝将王昭君赐单于后，只说“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而《后汉书》却有一段元帝后悔的记载：“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不像是史书而类似于小说。

史书记载得很明白，汉宣帝、汉元帝都不贪色。宣帝治理汉宫比较开明，只发生过一件倾轧伤命事，当时就被宣帝查明而昭雪了冤案。元帝执着于建祖庙、好音律和虎圈斗兽，因此，后妃们没有发生因争宠而“不得见御”的悲剧。

汉元帝虽然此时才43岁，却已是被疾病缠绕的垂危之人。就在王昭君出塞后不久的竟宁元年五月，汉元帝就“崩于未央宫”[2]。说他因见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就拟不顾外交礼仪、外交信用地将昭君留下来，只能是小说家言。竟宁许女，原是为边境安宁而要什么给什么的例行之事。多病之身又临垂危的他，不可能搞那么隆重的赐女活动，更不可能有“意欲留之”的情绪。而且，“意欲留之”的“意”，即是内心的独自活动，外人又如何知晓？这样写，显然是受了《琴操》、《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记载传闻的小说类书籍的影响。

三、记载失误的原因

班固撰《汉书》，如司马迁撰《史记》一样，用笔十分严谨。在有关王昭君的记载中，总的说是值得肯定的。至于“王牆字昭君”与“樯”、“牆”的前后不一，正反映出它们都不是王昭君真实的名、号。班固这样写，或许正是因为王昭君本无名、号，他只能将可能的所谓的名、号如是记载。

范晔《后汉书》对王昭君事迹的大量误记，则是另有原因的，这需要从范晔个人和时代以及当时社会矛盾中加以分析。

范晔是南北朝时的南朝宋人。他生活的时代，北方各民族大量移入中原，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通称“五胡十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突出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它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思想影响极大；范晔也无例外地受到波及。

南朝宋与北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时期，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的范晔已是成熟之年。他很有才华，历任参军、尚书外兵郎、荆州别驾从事史、尚书吏部郎等职，因生活细节屡次触怒上峰而不被当朝重用，屡遭贬斥。《后汉书》正是在他不得志时而“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3]。后来，范晔参与了其外甥谢综等人的策谋清君之侧，事败被诛，年仅48岁。这就不难推断，范晔在撰《后汉书》时，他的思想情绪是波澜起伏的。《南史》说他“于屈伸荣辱之际，未尝不致意焉”[4]。所以，范晔之死，有不容于世的主观因素，而他所撰写的《后汉书》可以说是他的寄情之作。

范晔对班固及其《汉书》十分推崇，这在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是多处言及的。《汉书》记载的王昭君事迹，本已比较完整客观。南朝史学家研究西汉的人和事，不能不以《汉书》来做史料依据，史料有误，当可辨正。范晔论证其他史实，也都是这么办的，唯独描写王昭君和亲事，却反其道而为之，去向当时的文学作品寻找启示。问题就出在这里。

范晔撰《后汉书》时，描写王昭君的诗文，如《西京杂记》、《琴操》、《明君辞》等均已传论于世。昭君命运的文学形象，恰与范晔个人遭遇不谋而合。像《西京杂记》作者葛洪等人都借昭君这个酒杯，浇个人块垒，范晔对此岂能无动于衷？

王昭君虽入选掖庭，但汉宫封建等级森严，到汉元帝时，皇后以下计为十四品等，王昭君乃是十四等级之下的一般宫女，根本不具备争宠条件，她怎么可能产生“见御”的奢望呢！很显然，“不得见御，积悲怨”正是范晔怀才不遇的借题发挥。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形势方兴未兴，北方各民族政权并不拒绝南朝宋人前去效力，范晔既然不被南朝宋帝器重，何不求行北去，另觅天地呢？“乃请掖庭令求行”不正是范晔心向往之的假托么？

《汉书》作者班固及其父班彪本是东汉初人，班彪的外祖父金敝就是匈奴人金日（石单）孙，班氏父子比较有条件了解匈奴事。而范晔撰《后汉书》时，《汉书》已问世三百余年。范晔如果像对待其他史实一样，认真查阅《汉书》，核对虚实，就不会出现如“自请出塞”、“临辞盛会”、“意欲留之”等等失真之笔，也就不会给后人留下如许质疑的问题，以致让王昭君几乎失了真。

对于同一历史事件，若史料相互矛盾，则应坚持“最先最近者最为可信”的原则加以鉴别，所以范晔《后汉书》对昭君的诠释，除经旁证无误的史料外，其他仅能如轶闻一样，仅供治史者参考而已。

注释：

[1]祁和晖：《王昭君名氏异说》，《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6期。

[2]《汉书》卷九《元帝纪》。

[3][4]《南史》卷三十三《范泰列传附范晔传》。

《过昭君村》的诗句赏析 篇6

“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这两句是说，美丽的珍珠不是由种子生出的，鲜艳的彩云不是由根上长出的。以此喻昭君虽然美丽，却不是生在高门大户，而是生在僻陋的乡村。设喻新奇，措词妙丽，蕴含着意在言外的.联想之情，耐人寻味。

出自白居易《过昭君村》

过昭君村 村在归州东北四十里

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根。

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

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

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

唯此希代色，岂无一顾恩?

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

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

竟埋岱北骨，不返巴东魂。

惨澹晚云水，依稀旧乡园。

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

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

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

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

注

灵珠：美珠。

昭君村：在今湖北秭归。

贻：留。

浅析

昭君怨·牡丹原文、翻译及赏析 篇7

上片首二句“曾看洛阳旧谱，只许姚黄独步”写牡丹的身世。姚黄魏紫在当时是牡丹中的名贵品种，这里单举姚黄，是以姚黄代名贵牡丹花种。“独步”二字，准确、简洁地说出这些牡丹的美丽和名贵。三、四句转写目前。芍药、琼花和牡丹都是天下名花，前二者虽经战火摧残，但仍近朝廷，常为词人咏歌。而牡丹命运独苦，沦落于敌人的铁蹄下，犹如昭君，成为朝廷孱弱的的牺牲品。这是对牡丹的同情，也是对朝廷当政者的怨愤。

下片“旧日王侯园圃，今日荆榛狐兔”描绘了国破家亡后中州的惨象，同时也形象地表明了牡丹的处境。盛世繁华时姚黄魏紫，倾国倾城;山河破碎中的一片焦土，牡丹也就只剩下与荒烟衰草，荆榛狐兔相伴的命运了。词人的忧国之心，离黍之哀，也通过这些形象的描写，得到充分的表现。文字极为精炼，含义极为丰富。“君莫说中州，怕花愁”蕴含着词人极为复杂而深沉的感情。怕人说中州的惨境，并非怯懦，而是更翻进一层，说明爱中州之深，言明光复中州之心的`迫切，也说明未能渡江驱敌的愤恨心情。在堂堂男子汉空怀壮志、报国无门的南宋末年，词人那种不平静的心潮是不言而喻的。结句“怕花愁”，实则是自己愁不堪忍。而词人采用曲折写法，不仅能表现出惜花的深厚情意，而且也能引读者进入境界，仿佛与牡丹相对，见其愁态，而不能无动于衷。

全词构思精妙，对比鲜明，感情深沉，达意委婉。虽是一首小词，却做到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并且结构严谨，层层相扣。借咏牡丹而生发出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来，是与词人的一腔爱国热情紧紧相连的。感时伤世，寄情于花，充分表现了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时刻关注。

《昭君怨·牡丹》创作背景

给王昭君的一封信 篇8

历史的美丽沉淀：

两千年后人这厢有礼了!愿海涵小女赋予你的这不知是否恰当的称呼。回眸骛昔，记得那是雅风、飘花、柔雪、娇月的年代，巍巍青山畔，悠悠绿水旁，十月怀胎，你在荆楚锦绣河山中款款落芙，如花般欣然绽放;后来，光阴的车轮演化为骤风、悲花、狂雪和残月，烈烈血阳下，弯弯古道上，十年动荡，你在塞北荒芜风沙处缓缓驻足，若历史悄然沉淀，“沉”住了摇摇欲坠的汉王朝，“沉”住了兵戎相见和国破家亡，也“沉”住了大漠天空幽怨的苦行者——雁。

未央宫的歌舞升平，掖庭宫的轻丝浮竹，污染不了你怀中的一朵奇葩——琵琶。奢侈、浮华和喧嚣充盈着那个你本不应涉入的汉宫。为你惋惜、为你遗憾，豆蔻年华芳菲初，流眸瞻花亦放逐。这个大囚笼不该禁锢住你向往幸福和梦想的心，这堵用人民血汗凝结成的厚墙不该阻拦住你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脚步，罪恶的封建观念不该强迫你食尽人间烟火，不该将一枝出自清水的莲花葬入淤泥。不，不是葬!我知道你一定会纠正我的，丝丝长相思，缕缕梦故愁，全化作出尘空灵的白蝴蝶，在你的青葱十指边翩翩起舞，朵朵精致玄妙的音符，载着你的寄托，早已飞向远方。这怎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宫殿能束缚的了的!思乡之情越积越重，在你的心里生根发芽，我知道你是已暗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里!或许就是这个决定，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也让你成了后人不可抹灭的记忆。于是，在庸脂俗粉光影交错的尘世，你沉默了，冗杂化作岑寂，沉淀住了你的忧伤、你的无奈、你的希冀。千年之后，我也被这美丽的.沉淀扣动心弦。

无边无际的黑暗终于败给了黎明，昭君你不再沉默，在众人皆醉子独醒的时候，无言的背起了和平安定的重担，也把百姓深深的祈盼刻进玉骨，铭入冰心，无怨无悔。当你矗立在雁门关外时，三千素雅的青丝伴着一袭简美的红斗蓬似虬龙飘飞。不是云鬓，却赛满额宝钗玉簪;不是霓裳，尤胜浑身绫罗锦缎。此行何去?大漠孤烟袅娜处。你终于远离了尘嚣，踏上了这片神奇而圣洁的土地。于是，塞外风景异了，行行雁儿落了，铁骨铮铮的呼韩邪单于败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也在瞬间融化，你成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和平天使，给大地送去了希望，使黎明百姓银铃般的笑声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也在中国汗青上照下了你一个纤纤弱女的铁血丹心!

你绵延婉转的琵琶声似乎还在狼烟不起的长城内外回荡，可我却只能在这里倾吐出对你无尽的钦佩和留恋，回首故人千年，西北望，却只寻得古尘青冢。愿为昭君化多情秋雁，今朝长醉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