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规的历史传承

家规的历史传承（通用9篇）

家规的历史传承 篇1

家规的历史传承

高禹小学503班郑晨 指导教师:廖有元

中国是礼仪之邦，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至今，深深铭刻在中国人的心中，每个家，都有家训、家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的希望，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名族风。

一个家庭所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留下来的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准则，也叫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是指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规矩。这个规矩就相当于国家的法律。只得就是家庭的规矩，也如同国家班的法律般重要。所以做任何事都要懂得讲规矩。

家风家规，是一个家庭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的总合，它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力量。它们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映射出先人对于良好思想道德风尚的弘扬。

注重家风建设是我国历史上众多志士仁人的立家之本。传统家规。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利繁盛起来的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是以一定时代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涵的一种家庭教育形式。家训家规传授的东西就是关于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一个人在易于接受教诲的童年学习生活态度，受益终身。

若从孔夫子庭训子孔鲤算起，可说是源远而流长。三国魏嵇康，西晋杜预，各有《家诫》，东普陶渊明有《责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书》，都属家训一类，但其卷帙都很小,影响也不大,之后,北齐的颜之打主作《颜氏家训》堪称中国家训之宝典，其中的教育思想十分可贵，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现代家庭教育仍有显著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宋朝以后，家庭的礼治不断加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家训和家规，权贵之家的代表是司马光的《家范》。《家范》在社会上层仕宦之家广为传递南宋宰相赵鼎，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朱熹在司马光《家礼》，《家礼》在内容上与平民的生活和劳作的规律基本一制。后来成为平民的家的家教之法。

至于清代的启蒙读本《弟子规》，其内容采用《论语》学篇第6看，弟子八则学，出则弟，谨则信汪受众，则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列举了为人子弟在家，出外，接受人威物，求学等行为应有的礼丁义和规范特别讲究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

先秦时期，是中国家训家规的“起时期”周公手开中国家训先河，秦汉和三国两普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规家训的发展期起秦汉以后，大量有关家训的文献开始出现通过三国两普南北的发展完善，隋唐河园时期，是中国家训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家训在进一步成熟的过程中走向繁荣，明清时期，是中国家训的“鼎盛期”，明清的家训显得家训风气更浓，数量内容形式也逐渐增多，清代后期开始，家训开始走向衰落，不过在衰落的过程中也有几许亮光，现代以来，家族传统观念逐渐被看成是一种思想道德的木至才告，加之俩放化的冲击。家训家规的影响力已逐渐减弱。

从古到今。家训家规的历史。让我们为之震撼，在现在，家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原生家庭中，原生家庭家风好，这个人就会茁壮成长，原生家庭不重视家风建设，庄个人在成长中就会走弯路。总之好的家风有利于走就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人有作为的人乃主对社气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说，好家风打造了小朋友成长的好摇篮

身为现代人的我们，虽然不爱附建礼教的拘束但身为炎贵子孙我们乃有业务将这一份千年的文化遗产，发扬继承下去。

家规的历史传承 篇2

辽砚的创制地为本溪桥头。此地距辽阳古城东一百里, 距本溪市区南约三十里。因发源于凤凰城白云山麓的细河, 绕桥头村西汇入大梁水, 故称细河沿。辽代曾在细河沿西山建白云寺庙, 其地名更为白云寨。明清时因细河水丰常常泛滥, 阻隔细河两岸往来, 人们因此建桥一座, 白云寨随又更名为桥头。一九零六年前, 桥头归辽阳辖治;一九零六年后归属本溪县;一九五六年划归本溪市牛心台区后由平山区管辖。凡史书、方志涉辽阳境内金坑、平项山、小黄柏峪有青、紫云石可制砚的记述, 其制砚地均为桥头。桥头是明代至民国, 辽阳地域唯一用青、紫云石为砚石的制砚地。长白山脉多出石砚, 从吉林到朝鲜境内均有出产, 时间可追溯到明代。在明代, 中国并无明确的官方记载已有制砚活动。据来往中国的古朝鲜人士的记载, 青石岭出青、紫云石, 证明在明弘治朝前, 辽阳境内已经开始了制砚活动。

一、清代的松花石砚

康、雍、乾时期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用松花石 (包括吉林通化所产有横纹的绿色石和本溪桥头所产紫云石、线石) 制作了大量的松花石砚, 这些砚台或为皇帝赏玩使用, 或赏赐大臣, 现有大量实物存世, 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康熙、雍正时期现存的松花砚, 多以吉林所产松花石为砚台或墨堂, 乾隆时期的松花砚多以桥头石琢制砚盒。另外还有几方黄绿交错的砚台, 也由桥头石制成。乾隆年间可能因为产于吉林的松花石不易得到, 所以大量应用产于辽宁本溪的桥头石制砚。嘉庆至同治时期, 不再进贡砚材, 也不再琢制松花石砚。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松花石砚中, 有绿色而通体有深浅不同的横纹者, 有黄绿相叠者, 有紫绿相叠者, 亦有紫色、绿色等单色石者。这种有横纹的绿色石制成的砚台较润泽, 另有不少用紫色石制成, 分为两类:一为紫色泛白, 石质较干涩, 为数较多。另一类为暗紫色, 石质较前者润滑, 但不如绿色有横纹者, 为数较少。这些松花石砚大多配有石制砚盒, 多以黄绿或紫绿色相叠的桥头石所制。康熙、雍正时期多用产于桥头的紫云石制作盒身;乾隆时期多以黄绿色相叠的桥头石制作盒盖, 青云石制作盒身。桥头石不仅用于制砚, 还有装饰功能。这一时期松花砚达到了巅峰, 松花石被大量开采和使用。嘉庆至同治时期, 清宫廷不再琢制松花石砚。光绪年间曾再度琢制松花石砚, 但所用为乾隆年间所剩砚材, 所以尺寸较小。伪满洲国时期, 溥仪曾效仿先祖做法用桥头石砚赏赐大臣, 当时, 达官显贵也以桥头石砚为馈赠之礼。这一时期, 日本人对我国东北地区物产做了详细的实地调查, 调查出辽宁本溪桥头和南芬两地皆出产砚石。

二、民国时期的辽砚

1929年6月, 主持东北军政的张学良将军下令征集东北名砚, 参加全国首届西湖博览会。此次西湖博览会展品总数14.76万件, 共设4个奖项。其中本溪湖万泰厚商号选送的石砚获一等奖。这是有史可查的本溪桥头石制砚第一次展示江南, 并展示于国人面前, 这无疑给本溪辽砚免费做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广告。张学良将军与白永祯合赞辽砚的绝句为:“关东山里奇石开, 蓝天红霞凝石才。能工巧匠雕辽砚, 珍品独秀四宝斋。”从此辽砚一鸣惊世, 迎来了历史发展上的第一次飞跃。

在近代制砚先贤中, 陈广庆、曲广勋二位先生最为著名。当时陈广庆先生在清宫造办处专事石雕、制砚活动。1924年现身随末代皇帝溥仪回到天津。作为宫廷匠人, 先生没有积蓄可以维持生计, 因知辽东桥头松花石可制砚, 便与一同乡王河结伴到桥头制砚谋生。辛亥革命成功后, 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彻底崩溃, 陈广庆先生在本溪桥头的制砚活动达到了当时最为巅峰的状态, 摆脱了传统宫廷制砚的束缚和辽砚传统形制的影响, 有了自由空间创造自己喜爱的艺术, 制作了许多形态各异的珍贵砚品。他在民国时期的制砚恢复龙凤纹饰, 开辽砚以字为饰和素面砚之先河。在器形制作上, 他将清宫御用松花石砚的石盒移植到辽砚上, 同时参照古代西北、东北早已存在的多功能砚与“套砚”的形制, 创新出多功能组合砚和多功能砚。这两种形式的新砚, 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在民国时期很受欢迎。他将从晚清瓷器上移植来的双喜字装饰在砚台上, 使辽砚的品种中出现了可用可作摆设的砚, 成了婚庆、店庆、重大节日馈赠的重要礼品。其学生曲广勋先生延续了陈广庆的制砚技法, 他在继承前人砚雕技艺的同时, 广蓄博收其他砚种的雕刻精华, 大胆将民间制砚风格与清宫制砚融会, 形成了自己庄重而典雅的制砚风格。传统辽砚器形多样, 其中多功能砚、组合砚和托盘式多功能砚为中华砚林独有。

20世纪30年代, 桥头镇800米长街, 商铺林立, 著名的作坊有孟家、方家、肖家、杨家、袁家等, 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作坊, 此时为桥头制砚最兴盛时期, 沈阳、长春等大城市都设有转销店铺, 并远销菲律宾、新加坡、马拉西亚、朝鲜、日本诸国。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 日本侵略者在本溪不仅掠夺煤、铁资源, 同时, 大量抢掠桥头的砚材运回日本, 使桥头砚石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八一五”光复后, 国民党忙于内战到处抓兵打仗, 使桥头的许多雕砚艺人纷纷逃离桥头,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桥头制砚业已濒临绝境。

三、当代辽砚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 本溪桥头的制砚业得到了迅速恢复, 流散外地的砚雕艺人纷纷回到桥头, 当地政府组建了石材厂, 以曲广勋先生为代表的制砚名家聚集石材厂, 为了传承和发扬桥头的砚雕技艺, 厂方专为这些老艺人招收了一批青年学徒, 老师傅们创作激情高涨, 徒弟们学艺劲头十足, 外贸出口的石雕艺术品、辽砚订单充足, 桥头辽砚制作呈现出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兴旺。

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日是辽砚研究史上最活跃的时期。国内砚界及研究者开始关注辽砚, 辽宁省内、本溪市内的收藏界、制砚界及砚文化爱好者, 掀起了一阵又一阵辽砚研究热潮, 在互联网上, 辽宁、本溪地区的报纸杂志上, 砚收藏家的收藏专辑中, 介绍辽砚的文章连篇累牍, 在提高辽砚的知名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冯军的紫霞堂、章永军的辽砚厂、王德昌的阿昌制砚、袁氏砚庄、米玉石制砚等较为闻名。辽砚发展至今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传承。其中不乏传统宫廷砚的制作方法, 如紫霞堂的冯军先生延续了传统的宫廷砚, 做到了尊重传统工艺, 使辽砚文化得到了切实地继承。在时下制砚艺术风格趋同化的大趋势中, 他始终保持清醒而独立的思考, 强化了宫廷砚的独立个性。另外还有袁斌的袁家砚也非常著名, 袁斌原名袁芝祯, 生于1925年。袁斌作为独子从小在制砚铺里长大, 自幼丧母, 便和父亲学习制砚。天资聪颖加上对砚台的喜爱, 时间久了便对那些游龙飞凤、花鸟流云熟记于心。袁斌回到桥头镇后, 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砚厂做学徒。不几年间, 袁斌的辽砚雕刻技术迅速脱颖而出, 他的作品很快受到大家的欢迎。作为袁家砚的第三代传人, 袁斌先生祖上两代在沈阳制作辽砚, 前后授艺其女袁丽霞及王德昌、章永军。

然而, 由于可供辽砚研究的史料匮乏, 能够搜寻到的历史物证稀少, 这些研究大多缺乏学术严肃性, 致使辽砚研究停滞在市场宣传层面, 始终难以深入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化的变迁, 当今很少有人使用毛笔和砚台作为书写的主要工具, 辽砚逐渐演变成以观赏和收藏为主。

综上所述, 本溪桥头所产的桥头石从明代开始用来制砚, 至清代宫廷极为盛行, 与吉林所产松花石统称为松花石砚, 多用于砚盒的制作, 少量用于砚池, 是皇家御用和赏赐之物。民国时期被定名为辽砚, 逐渐被人们熟知和广泛应用。随着书写工具的改变, 这一时期出现了多功能砚和套砚。以及用于婚庆、店庆的双喜砚, 功能上装饰和实用并重, 符合民间的审美情趣。新中国成立后, 辽砚得到了新的发展。当今桥头制砚产业再度兴盛, 制作辽砚的艺人不断增多, 辽砚在民间有了很好地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嵇若昕.品埒端歙.北京:国立故宫博物院, 民国八十二年九月初一.

[2]王震.中国辽砚.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8.

历史的传承 篇3

作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先行者，陶行知在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参与起草平民教育宣言，并发起一系列平民教育活动。在考察了当时乡村学校的现状后，陶行知曾经在1926年发出“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宣言。

最终，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后来又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和育才学校。在那个战乱的年代，无论发生任何恶劣的情况，陶行知都没有停止过教育工作，他希望教育可以变得像空气一样普遍。陶行知在1946年突发脑溢血去世，他留在世界上最后的文字，是一封写给育才学校学生的信。在信中，陶行知教导学生，要“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但陶行知是有所依恋的——他创办的学校，还有他最牵挂的学生。

如今，陶行知留在世上的教育精神在安徽重现。本期文章《晓庄之后有育才——21世纪的平民教育实验》，讲述了陶行知的徽州后辈聂圣哲在安徽休宁县进行平民教育实践的经历。在我看来，这段经历不仅有关教育，同样有关传承。

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和德胜平民学校是聂圣哲在安徽创办的两所学校的名字。木工学校创办于2003年。聂圣哲说：“木工是所有工匠中最严谨、最富逻辑、技艺最高超的一群，如果把各类手艺都比作演戏，那木工活就是这些手艺中的‘昆曲’，有了木匠的手艺基础，再学习其他行当可谓轻而易举。”即使这些学生将来不再从事木工职业，也能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

在德胜鲁班木工学校和德胜平民学校读书的学生，既开展学习，又从事社会实践，首批木工学校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是“39张八仙桌、78张雕花太师椅”，而他们获得的学位名称被叫做“匠士”。平民学校更能体现出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理论，养猪种菜、编竹补鞋这些同龄人很少涉及的生活体验，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思维与观念。

传承家规家训培育廉洁家风作文 篇4

家风，是一个家庭世代相传的风尚，是一种薪火相传的文化和道德氛围。古有诸葛亮的《诫子书》、司马谈的《命子迁》;近有傅雷的《傅雷家书》，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无不包含了长辈对于晚辈的谆谆教诲，对于下一代甚至于社会，产生了深远悠久的影响。

而家训，则是家风的体现。就如《诗·周南·桃夭》中所描绘的“宜室宜家”，家训，是家族中个人的行为准则，是对于家风的守护。

明代有文学家、思想家吕坤写《望江南·示儿》：“贫贱易，富贵良独难。一分有利一分害，半生不足半生安。无私心自宽。”告诫儿子安贫乐道，无私坦荡;而今有家父予我之言：“同根源，少计较。有难处，多帮衬。”——这是我家的家训。而它，就像那绵绵细雨，“润物细无声”，默默地体现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之中。

仍记得几年前，老家大岭村里需要建造一座新亭子供村民休息。一时间，或多或少的钱财从四面八方汇向一处，而身为建筑师的父亲，更是向村委会自荐，想要设计这一座凉亭。当我回村时，凉亭已经修建完毕了。正正方方的一隅小亭，四个亭角高高翘起，时不时有飞鸟短暂栖息于上。这凉亭名唤“莲沁亭”，位于村头祠堂前的古菩提树旁。菩提树浓密的枝叶幽幽的压在亭子紫红色的瓦顶上，往亭中洒下一片斑驳光影。六个象牙白的圆柱，直直的支撑着这一方天地。它周围围着一圈浮雕石栏，粗糙的质感使我心生欢喜。

“好美的亭子!”我由衷的感叹道，“爸爸为了修建这座新亭定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我本以为，爸爸修建了如此精美的亭子，那么村里的奖赏也定是不会少的吧?却没想到，在一次偶然的闲聊之中，我竟得知：爸爸修建这座“莲沁亭”，一分报酬也没有!反而还要自己再投入一些资金。

坐在亭中冰凉的花岗岩石凳上，我不解。“爸爸，这明显是‘亏本的买卖’呀!”爸爸的嘴角却勾起了一抹微笑：“你知道，这座亭子为何要叫做‘莲沁亭’吗?”我摇头。爸爸指了指不远处的陈氏宗祠，“落叶终要归根。我们的祖先因逃难来到此地，开村建房;如今虽已是太平盛世，但百年来我们族人团结一致的品格从未改变。我们就像这莲蓬里的莲子一样，同根同源，哪怕身处他乡，心中亦满怀挂念。还记得我常与你提及的‘家训’：‘同根源，少计较。有难处，多帮衬。’吗?这亦是这个道理。金银固然珍贵，但同族之间的羁绊，确是比钱财更宝贵的。”。

抚摸着粗糙的石栏，我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祠堂。那一句“同根源，少计较。有难处，多帮衬”久久地在我的脑海中徘徊。它虽只有短短十二字，却是对于我百年来同甘共苦、宽以待人、互帮互助的祖德和家风的最好概括。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岭陈家人，培育了我们“明月入君怀”的美好品质，巩固了我们风雨同舟的凝聚力!

传承文化寻根历史征文 篇5

我喜欢从“秦人”、“秦地”和“秦腔”的三者关系来读这部作品。这主要也是因为我在阅读贾平凹其他作品的时候发现，他的情感及其所生发出的文字都源于对秦地文化的深厚热爱。由此，我们不禁想到文学史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寻根作家”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触及了作家们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和对传统文化意识的思考。

“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秦腔》中，作者在开篇就给了我们他自己对于地域文化的理解。显然，作家的思考是很受大家认同的。

这篇文章的结构思路很清晰，由议论展开、夹叙夹议;先后写了等戏、看戏、议戏的场面，生动、形象，有感染力。想必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种场面的描写，地域色彩浓厚，给读者一种对秦地、秦人、秦腔的感性认识。而透过这些作品内容，我们能够看到的更有秦川一带文化具象后的影子。秦地自然条件的恶劣连结着秦人悲苦而又奋争的生命;秦人的释放和粗犷又造就了秦腔“吼”的艺术。秦人、秦地、秦腔就在这种必然的联系中完成着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延展，绵延千年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也许，有人说“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我不否认这种观点，我只是想明确一个小问题，即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一定不可忽视自身文化的价值。

“寻根文学”，乃至“文化寻根”不是复归传统，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载体。

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也已经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的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才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而这种“寻找”，正是“寻根文学”曾经做出的有力探索，正是像《秦腔》这样的文章背后隐含的、给予这个时代的巨大诉求。

在当今这个城市现代化、乡村城镇化的时代，我们见到的`是街道两旁西式建筑林立、高校教舍竞仿白宫。那些涵养国人千年的民族文化也似乎止于考卷而距我们渐行渐远。这种退变是对自身文化忽视的必然。文化就似植物，倘若只顾枝叶而不重根基，那么再艳丽的枝叶也只是表面的繁荣。

“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②。我们应当珍惜这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凡是都要立足正反两面去看待。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寻根文学的兴盛在文学上引起了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在文化上，也引起了人们对文化继承问题的思考。但是，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这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这也启示我们如何在外来文化影响和自身文化有效传承之间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平衡这种关系。

家规的历史传承 篇6

胶州秧歌与其他地区不同，已有一套从挑选、训练演员直到演出完整的办法，这在其他秧歌形式中是少见的。据老艺人姜景山(公元1911年生)介绍，在1920～30年代已有了这种组班训练的形式，直到1940年代仍是如此。过去，每年进入农历十月以后，村里有影响的人物就出面组织明年春节的有关活动，为春节的演出而成立秧歌班子。首先请来有名的老艺人当挑班教师，然后，由他们从附近村落的一些贫家男孩中选人。挑选工作极为严格，对孩子的体态、脸型、嗓音等都要认真检查，在众多孩子中，选挑出十多名作为预选。选定后即开始集训，俗称“安锅”。此名称有安好锅灶，开始训练与排戏之意。经过十几天的训练与观察，根据唱、作、扮相等三项标准，有两项突出者才能留下成为正式学员，往年好的学员也参加训练。

然后，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角色，开始排练，约50天即可排出一戏。戏排成后，戏班也就组成，春节时开始在本村与附近乡村演出。从演出日起，戏班的伙食等项都由请去演出的村负责安排，已带有一定的商业性质，所排之戏往往是各村选定的剧目，此类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清明节前才结束。由于这种自行培训的戏班人数不多，演出中有舞有戏比较热闹，所以深受群众欢迎。1950年代初，一些专业舞蹈工作者从老艺人表演的妇女形象中，吸取舞蹈性强的部分编成节目进行演出，后来舞校教师又把它们编成民间舞女班的教材，并称之为胶州秧歌，遂广为流传。从女性舞蹈的训练与表演特点上看，胶州秧歌是有它的特色的，但从继承与发展齐鲁古风上看，似乎略逊于鼓子与海阳秧歌。

小戏秧歌原有72个剧目，现存135个。胶州全市现有秧歌队一百多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人员曾先后七次对胶州秧歌进行挖掘整理，现已将其编列为汉民族舞蹈的教材之一。1996年，小屯村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

胶州秧歌萌生于乡土，活跃于民间，在发展中自行流变，是群众自发参与、自由宣泄、自娱自乐的广场民间艺术，展现了胶东农村女性特有的健美体态和情性魅力，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研究价值。

当今，胶州秧歌的独特风格更加大放异彩，许多外国人专程来胶州学习秧歌，不少当地老艺人被请出去传授技艺，更为可喜的是胶州秧歌已被编为艺术院校的舞蹈教材，成为全国艺术院校民间舞蹈的必修课程。

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胶州大秧歌跟其他传统文化一样，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也曾经历过被边缘化的窘境。“一个城市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没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个文化荒漠。”胶州市市长曹友强说。胶州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胶州秧歌有300余年的历史。清朝初期，由马姓、赵姓二人有外地逃荒来胶州东小屯定居，依靠卖包烟（一种加工的土烟）为生，故东小屯原名“包烟屯”（建国后改名东小屯）。之后，马、赵二人起家闯关东，在逃荒路上卖唱乞讨，后改为边舞边唱，逐渐形成了一些简单的舞蹈程式。它们重返家乡后，经过代代相传，提炼加工，至清朝中期，形成了舞蹈秧歌。其行当分为鼓子、棒槌、翠花、扇女、小••；表演程式分为十字梅、大摆队、正挖心、反挖心、两扇门；伴奏乐器除唆呐外，尚有堂鼓、大锣、铙钹、小钗、手锣等，有音乐曲牌和打击乐曲牌30余个。

清同治四年(1864)，楼子埠村秧歌艺人刘彩在本村坐科招生，称为“安锅”，开始收徒弟传艺。

民国九年(1920)秋，后屯村一位秧歌爱好者陈銮增，在七城村坐科招生。他精通拳棒，在刘彩的以温柔见长的文秧歌中大胆地融入武功，很受观众欢迎。为了区别，观众习惯称刘彩的秧歌为“北路秧歌”，陈銮增的秧歌为“南路秧歌”。民国初年后，两派秧歌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新的秧歌，至今已难以辨别南路北路了。

建国后，建国后为了与其他地区的秧歌相区别，因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胶县文化馆多次发掘整理胶州秧歌，先后办过十几期秧歌培训班。1954年，胶州秧歌赴北京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全国各省市和解放军专业文艺团体的150多个单位先后来胶州学习胶州秧歌。北京舞蹈学院还将胶州秧歌列为必修课程。1984年，胶州秧歌被文化部收入《中华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一书。

胶州秧歌的演员基本编制为24人，如增加人数必须是双数递增，秧歌队需有一至二人的组织领导者，负责全队的事务，俗称“秧歌爷”。还有一人由秧歌队的教练或老演员来充任，叫“伞头”。伞头必须具有眼明手快、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能力，在演出前念些顺口溜或说些吉祥话，语言必须风趣幽默。除此之外，秧歌队还要有3至5人的教练，专管训练演员并兼做演员。秧歌的角色分为“翠花”、“扇女”、“小••”、“鼓子”、“棒槌”5种，一

般每种角色2人或者4人，不能单数。

表演形式：胶州秧歌的表演形式分为大场与小戏两部分。跑大场与一般秧歌相同，小戏则专门演小戏，两者除服饰相同外，没有内在联系。从前述安锅组班，到扮演的人物、人物关系以及服饰等方面，可以看到它属于由秧歌向小戏和现代戏曲发展的过渡形式。所扮演的人物有：

鼓子：原是挎鼓表演，后改为水袖，扮成40多岁的中年人，有如戏曲的老生，潇洒诙谐。

棒槌：持双棒表演为年青人，扮如戏曲中的小生、武生，英武矫健。

翠花：青年妇女和姑娘，表演时动作大方、舒展，表现妇女的泼辣开朗大方、姑娘温柔娴静的性格。持折扇，舞时并不打开，扮如青衣。

扇女：持折扇，舞时打开，年青妇女形象，扮如花旦，舞姿优美。

小谩(小姑娘)： 为少女，表演动作天真、活泼、俏丽。持团扇表演，伶俐活泼。

膏药客：穿大褂、戴礼帽，持伞与虎撑。此人不跑大场，多是戏班的负责人，说些插科打浑的话，引人发笑，犹如丑角。扮演人物的服饰、打扮完全是为了后面的小戏，并有了生、旦、丑等行当的划分。在伴奏乐器上，除唢呐、锣鼓外，还加了演出戏曲用的板鼓、拍、板、堂鼓等乐器。演出场地可在广场，也可搭台，因地而异。

表演内容：胶州秧歌的表演内容可分为“跑场引人”“膏药客打浑”“乡土

小戏”等。跑场引人：演出前先打几通锣鼓招徕观众，然后开始跑大场，场面是一般秧歌常用的摆队、十字梅、四门斗、绳子头等。在台上跑大场时，多由鼓子带队从两面交叉跑出，每种角色两人相遇时要对舞，交错而过时男角还做些翻扑技巧动作，女角则对舞而过。过场中，演员可以即兴发挥技艺，充分表演。但舞时从不唱。场面多少、时间长短、因观众多少而定，人员己满则开始演小戏。人来不齐，由膏药客插科打浑后，再来一次跑场。

膏药客打浑：大场后膏药客上场，调剂气氛，并让演员休息，以便后面的小戏演出。他上场时，撑着打开的伞，拿着虎撑缓缓而上，即兴编词诙谐逗趣。如演出中各角色都是女孩子扮演的，上场后就来段逗趣的话：“锣鼓煞住乐自然，尊声诸位听我言，今年小屯这台耍，尽是女的缺少男。有心还想说几句，我的膏药又不粘。叫声伙计们再把锣鼓敲起来，膏药不粘来二遍。”于是又跑一次大场后，才开始小戏的演出。

乡土小戏：小戏“闯关东”已无人能演，目前常演的传统剧目有“拉磨”“顶灯”“双拐”“打灶王”等。这些虽然是流传的农村秧歌戏，但由于运用当地民歌小调与唱腔，语言通俗风趣，表演中有舞蹈又有技巧，因而极受欢迎。如“拉磨”要充分运用方桌表演技巧，“顶灯”要顶着灯作些高难动作，所以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无怪乎当地有这样的谚语：“听见秧歌唱，手中活茬(活计)放一放，看见秧歌扭，拼着老命瞅一瞅。”充分表达出人们在拥挤中争看秧歌，焦急与欢快的心境。

胶州秧歌的音乐伴奏，一般用旋律优美、音调多变、节奏明快、乡土气息浓郁、羽调式的民间吹打乐。秧歌的音乐与舞蹈动作配合密切，音乐中用来表现秧歌舞蹈“慢做快收”动律的附点八分音符贴切典型，音乐根据

舞蹈情绪灵活运用，两者在力度与速度上高度和谐统一。

汉代舞蹈的历史传承及审美特点 篇7

一、汉代舞蹈的历史继承:上承春秋,下启魏晋

刘邦统一建立汉朝初期,有了新的治国理念,故在制礼作乐方面也有了新的调整,宫廷雅乐已不再是纯的“雅乐”。因前代宫廷演奏过于乏味枯燥,汉武帝时期扩建了乐府、增加了乐工,为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等方面的乐舞制造了良好的空间。在此风气下,当时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所改造的《郊庙十九章》,成为西汉著名的乐曲之一。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尽管汉代将先秦的古雅乐做了重大的调整,但其表演的内容仍离不开祭祀之歌。故这些乐舞有的祭天地神,有的歌颂高祖伟业,有的祈求百姓安康等等。乐舞演出时,场面仍是声势浩大,气势磅礴。这些功能性乐舞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巩固民心,还表现了一君统天下的威武。在汉代的宫廷乐舞中还糅进了一种舞蹈,即賨人的《巴渝舞》,此舞蹈其实是相对雅乐来说的俗乐舞,也是杂舞。允许这些舞蹈在宫廷表演的原因,系因以高祖为首的统治阶级都出身平民,没有贵族身份的束缚,使他们能坦然面对先人传下来的雅乐,做到取其精华,融入新的血液,用更受欢迎的俗舞作为新的教化手段。

汉代除了对雅乐的少部分继承,其女乐的表演风格也继承了先代楚舞的风格特征。它不仅继承了前代遗留下来的舞蹈特色,更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许多具有汉代韵味的舞蹈。这些舞蹈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创造于民间并表演于民间,做到了俗雅共赏,既服务于贵族,也丰富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二、汉代舞蹈的艺术特点及审美风格的形成

1. 汉代舞蹈的艺术特点:融合百家,独树一帜

受到西周“礼崩乐坏”的影响,民间舞蹈最初得以崭露头角。到了汉代,俗乐舞更加得以发展。俗乐舞,也可叫杂舞,还未完全和杂技分开,舞蹈中带有许多高难度的技巧,让舞蹈难度增加很多,也深受人们欢迎,所以汉代出现了专门培养女乐的场所。此类舞蹈多在酒会、宴会、厅堂等场所表演,也进入宫廷中表演,供统治阶级们享乐,如四大舞《鞞》《铎》《巾》《拂》,还有《盘鼓舞》《建鼓舞》等,这些杂舞有的轻盈飘逸、柔美灵动,有的则刚劲有力、张扬豪迈,。汉代的以舞相属也叫“交谊舞”,是自娱性舞蹈的最好表现。每当举行宴会时,人们除了观赏精彩歌舞之外,还会即兴起舞,然后相互之间礼貌相邀,被邀请的宾客一定要按规矩起身以舞回应,若无视则是没礼貌的行为,可见在汉代,舞蹈已经渗透到全面的生活之中了,无处不在,融合各种舞蹈,同时又有自己的舞蹈风格,尽显汉代舞蹈的风貌。

2. 汉代舞蹈的审美取向:以大为美,以俗为尚

汉民族群体的审美观念,主要体现为雄浑大气。在舞蹈艺术上,则为“大美”气象。艺术上的“巨型化”主要体现在“相和大曲”和“角抵百戏”上。“相和大曲”堪称汉代民间的大型歌舞曲。这种原为清唱后来又加以舞、器乐于一体,使之成为曲体结构复杂、内容丰厚、形式多样的大型歌舞形式,简单说,它不同于一般的杂舞小曲,它显得要庞大、恢弘的多,所以被冠以大曲之名是不过分的。

俗”是谓之“雅”而来的,有“俗”才会有“雅”,它们是两个相对的审美文化范畴。关于“雅”《释名·释典艺》解为“言王政事谓之雅”。就是说,大凡正统的、正规的、官方的、典雅的、纯正的、严肃的、“高尚”的等等审美文化现象,即为“雅”。就乐舞说,“雅”还特指典正规范的宫廷乐舞。关于“俗”,《说文·人部》解为:“俗,习也。”张守节《史记正义》曰“上行谓之风,下行谓之俗。”由是观之,那种与官方正统文化相对的、民间的、大众的、不规范的、非正统的、通俗的、浅易的、粗野的、欲望化的等等审美文化形态和品格,都可以归于“俗”。就乐舞说,“俗”则特指那种感性自由的民间乐舞。

汉代舞蹈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对整个汉代的社会都有所反射,从中获得对其艺术的了解,也是对整个汉代的总体形象的一种把握:把握人们的心态,把握人们的审美,把握人们对艺术的炽热情感和年轻的朝气。反之,也可以用这种“把握”来反作用于汉代的舞蹈艺术,使之表演和编创出的汉代舞蹈更形象、更生动,更具有民族特色。

三、总结

中国古代舞蹈在汉代得到了茁壮成长,形成了雄浑大气、悲壮奇伟的风格。汉代是舞蹈形成的特别时期,它不仅汇集了前代遗留下来的雅乐,并同时融合民间俗舞与异域风格,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乐舞百戏,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特点和审美风格,为后来中国舞蹈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摘要：两汉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为各类艺术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舞蹈方面,将前代的雅乐、民间俗舞与异域风格融为一炉,产生了恢弘大气的乐舞百戏,揭开了中国舞蹈史辉煌的一页。本文对汉代舞蹈的历史传承进行了分析,并对其艺术特点与审美取向进行了解析。

关键词：汉代舞蹈,审美,舞蹈美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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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廖欣.舞蹈旅程的碑石蔓延——试论汉代乐舞的发展[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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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孝远.论中国古代舞蹈的美学精神——《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历程》读解[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7(2).

[5]王岩.从汉代舞蹈文物中看“袖舞”的表演形态[J].齐鲁艺苑,2007(5).

[6]梁宇.从《舞赋》看汉代舞蹈[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7(4).

[7]李通英.从汉画像石看汉代巾袖舞蹈与中国舞蹈之渊源关系[J].艺苑,2006(11).

[8]刘柳.谈中国古代舞蹈形态艺术特征[J].许昌学院学报,2005(3).

家规的历史传承 篇8

关键词：肇迹于隋；显唐封宋； 漂洋过海；影响深远； 弘扬文化；觅本寻根

三山国王祖庙，位于揭西县城西南3公里处的玉峰（又称大庙山）东北麓。三山指揭西县河婆镇北面的独山、西南面的明山和东面的巾山。河婆在清代属揭西县霖田都，该地三山神发祥地的庙宇因此被称为霖田祖庙。清代以前称明贶庙，或大庙、祖庙。据《明贶庙记》所述，此庙建于隋，现在的庙宇，乃是宋朝改建，是揭西县最古老的庙宇，后此庙于1958年被拆毁，但石桥、石门，墙基犹存。1984年当地人士捐资重建，恢复一座三进建筑，庙宇宏大，庙前有花岗岩建筑高大雄伟的三山门，庙前广场新建三山祖庙剧场，石拱桥、放生池、焚香塔。正门上刻“三山古庙”四大金字，大门前竖立二支旗杆石和一对石狮，大门内塑有两尊高大的守门将军，旁塑两匹白马，高约丈馀，威严雄伟。中殿奉祀三尊主神塑像，栩栩如生，望之令人肃穆敬畏，就是“三山国王”。三山国王是粤东本地神中最古老、最有影响的一个。

一、三山神“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受封于宋”

关于三山神起源的传说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神明说”和“英灵说”两种说法。一是据元朝刘希孟的《明贶庙记》所述的“神明说”：“世传当隋时，失其甲子，于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巾山之石穴，自称昆季，受命于天，镇三山，托灵于玉峰之界石，庙食于此地”。二是河婆当地民间传说，也就是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区流传的“英灵说”：传说三位神人原是南朝宋人，异姓兄弟，老大连杰，老二赵轩，老三乔俊，他们三人协助隋朝杨坚完成帝业，受封为开国驾前三大将军，然而，三人不恋荣华富贵，挂印退隐，修成正果。受万人尊为神后，又显灵助唐扶宋，庇护黎庶。如：韩愈刺潮，淫雨害稼，命人致祭后就老天放晴，蚕谷丰收。据《广东通志》载：唐代武则天称帝时的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名将陈元光祖孙三代，曾在揭岭一带驻军、用兵，并留下《祀潮州三山神题壁》诗三首，一千三百多年前，潮州三山神已受到当时朝廷命官的关注了。《明贶庙记》载：宋太祖开基，因刘鋹拒命，王师南讨。潮守侍监王某诉求于神，即风雷相助，鋹兵败北，南海以平。后因宋太宗征太原到城下，忽观金甲神人挥戈驰马突阵，师遂大捷，刘继元以降。凯旋之夕，见于城上云中，有“潮州三山神也”字样。乃昭封明山为清化盛德国王，巾山为助政明肃宁国王，独山为惠威弘应丰国王。即“三山国王”，赐庙额曰“明贶”，命本部扩大庙宇、岁时合祭。明道中，复加封“广灵”二字。

二、漂洋过海 影响深远

“人同根、神同源”，历代崇奉三山国王的地域和信众不断扩展，六百多年前的元代，在刘希孟的《庙记》中记载说“潮之三邑（潮阳、揭阳、海阳），梅惠两州，在在有祠。” 现粤东地区各地已知的三山国王庙已超过200座。其中，汕头65座，揭阳60座，潮州25座，梅州45座，汕尾19座。经过重新整修、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有揭西霖田祖庙（始建于隋，至今有1400年历史，成立有庙理事会），饶平鸿埕大庙（始建于宋，至今有800多年历史），潮阳棉城蛇脐古庙（始建于明，有500多年历史，相传是当时全潮阳最大的三山国王庙），澄海银砂古庙（始建于明，有600多年历史，1996年重建）。此外，汕头市区已发现三山国王庙有30多座，龙湖区官埭国王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有508多年历史，是汕头市区现存最古老的三山国王庙）、金平区浮陇三山国王庙（始建于清乾隆甲午年，有240年历史，占地7.5亩，是汕头市区现存规模最大的三山国王庙） 。由此，前述不完全统计，粤东三山国王庙超过200座是十分保守的。明清以来，随着粤东移民足迹所及，已将三山国王的香火，带往邻近省市，另筑宫庙奉祀，后来又漂洋过海，远播台湾宝岛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侨居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有三山国王庙6000多座。近年前来祖庙进香的台湾同胞称，台湾是三山国王庙和信众都比较多的地区，现有奉祀三山国王或奉作主神的庙宇有410多座，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148座，信众达700多万人，还成立了“三山国王宫庙联合会”。马来西亚等地亦有健全的理事机构，常为当地乡亲襄理婚丧喜庆，排忧解难，融洽乡情，办理公益事业等。他们遵行由祖居地传去的祀神习俗，崇本遵源，怀着对故土山川风物的无限眷恋，对古代英雄义士深切崇敬之情，不断地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悠久文化的传承或加以发展创造。近年来两岸民间传播、弘扬三山国王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共同研究包括三山国王祭典在内的三山国王文化。近20年来，已接待臺湾“三山国王庙”寻根问祖团及散客就达到近10万人次，仅2006年，台湾及海外就有25个团体前来观光交流或寻根问祖。多次大型组团前来进香朝拜的台湾云林、彰化、高雄等，每次组团都达三四百人。去年10月，广东三山国王祖庙会香祈福交流团77人赴台，参加“朝圣大典”绕境会香等一系列的三山国王文化交流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弘扬文化 觅本寻根

三山祖庙经历千年愈盛，是各地三山国王庙、信众的“根”，有其深邃的历史文化渊源，它牵涉到岭东移民史、民族史、华侨史、考古学和民俗学等诸多领域，已引起学术界浑厚的研究兴趣。其“护国庇民、国泰民安”的精神被历代民众所尊崇，因而庙祀千年不衰、香火鼎盛。每年前来拜谒祈福的各地分庙理事组织、周边村落代表、民众不计其数，历经千百年，形成了一套古老而又独特的祭典仪式。许多侨胞远道而来，是为消灾祈福，淬励图强，而更可喜的是为觅本寻根，景仰先贤。三山国王祭典是传播、弘扬三山国王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的历史时代，还承负着促进海内外华人和海峡两岸文化认同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祭祀三山神的最高典礼，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或由各分庙理事组织的进香团进香祭典，俗称“猪羊祭”，在古代称“少牢之奠”。参加人员可达数百人，有一套完整的祭典仪规，庄重严肃。2007年，三山祖庙管委会参照历史资料和民俗祭仪，制定了《三山国王祖庙祭典》，使三山国王祖庙祭典仪式更规范、更具形式美。祭典在鸣炮、响号、击鼓、鸣金、敲钟、奏乐中开始，参与的信众身着盛装各就各位。先由庙祝请神，庙祝、主祭、陪祭、特邀代表跪着受香。接着恭诵经文，全体向三山诸神行鞠躬礼。然后是献礼仪式，献礼分为献香礼、献花礼、献牲礼、献酒礼、献果礼和献财礼。献礼时，除染红背脊的全猪、全羊预先摆放在供桌上，其它祭品一般用托盘覆上红色或黄色绸布，先后放上点燃的香支、包装精美的鲜花等祭品。由负责礼仪者按顺序端出来，交给主祭和陪祭人。献礼之后，是诵读祝文，祭典文告一般用黄纸书写，内容是歌颂神恩，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民众安居乐业。最后“焚祝、化帛”，在香烟缭绕、钟鼓齐鸣、炮声震天中礼成。2007年，三山国王祭典被省政府批准为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揭西县于1992年10月，召开了首届三山祖庙学术研讨会，会上收到专家、学者、教授们的数十篇论文，。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和揭西三山祖庙管理委员会，联合编印出版了《三山祖庙学术研讨会文集》，并列入《潮汕文库》一百本书之一。1999年，联合出版一本《三山国王丛谈》，（由贝闻喜、杨方笙主编），扩大了三山国王在海内外的影响，也引起当地的重视，加快对三山祖庙的修复并扩大建筑规模，现已修筑一条直通庙前的水泥大道，揭西县各个度假村、星级宾馆也相继建成，以适应海内外游客旅游观光和进香寻根问祖的需要。为两岸同胞的信仰崇拜、经济贸易、友好往来，架起一道通向幸福祥和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广东省揭西县三山祖庙管理委员会编印《三山祖庙》

[2]《揭西县文物志》

[3]《潮汕三山国王崇拜》 贝闻喜著

家规的历史传承 篇9

——众埠镇申报“古色江西——江西十大文化古镇”材料

一、镇情概况

众埠镇位于江西省景德镇乐平市南部，东与德兴毗邻，南和弋阳相连，西同万年接壤，扼守着瓷都景德镇的南大门，全国重点镇、全国文明村镇、江西省文明村镇、江西省首批商贸强镇。

镇域面积279平方公里，辖32个村委会，一个居委会，一个社区，一个茶场，两个林场，人口9.8万，是乐平市下辖的一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边贸重镇。耕地面积8.5万亩，林地面积22.5万亩，水域面积5000亩。境内交通便利，省道乐（平）江（山）公路，县（市）道众（埠）篁（坞）公路，新秧战备路，昌德高速公路均穿境而过，且德昌高速乐平南收费站位于我镇铜山，距镇区仅5公里。

境内资源丰富，农林资源主要特色蔬菜、优质大米、翠冠梨、东魁杨梅、大闸蟹、孔雀、肉牛、雷竹笋等；矿产资源以锰、石灰石、石英石、银、铅、锌、硫等为主，其中锰储量达1925万吨，素有“亚洲锰都”之称，石灰石储量过亿立方米，其碳酸钙含量达99.5%，是理想的纳米级碳酸钙生产原料；旅游资源更是星罗棋布，有全国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红十军建军旧址，世界马氏宗祠、马廷鸾墓，国家AAAA级文山怪石林，拥有近1300年历史的铜山乐平古县衙旧址等。

镇区商贸繁荣，已形成家电、农贸、摩托车、建材、鞋服类等五大专业市场。在册个体工商户400余家，各类商铺1600余间，从业人员4000余人，年商品交易额近10亿元，商贸经济辐射着周边县市乡镇人口近30万。

城镇建成区面积2.1平方公里，人口2.3万余人，镇区基础设施完善，“一轴二纵五横”镇区道路交通网已经形成；供电、供水、金融、移动通信、大型超市、物流、中小学校、幼儿园、中心卫生院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行政事业机构如人民法庭、派出所、工商、林业公安、检察室、交警中队、城管、市容所等均已配齐。

2013年，被列为省、景德镇市镇村联动建设示范点后，众埠镇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战略要求，规划制定了“力争用2—3年的时间，把众埠镇初步建成全省一流、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心示范集镇，到2020年建成镇域面积达5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超53%，实现常住人口逾5万，可辐射周边县市、乡镇人口20万的乐平市次中心商贸重镇、工业强镇、蔬菜特镇、旅游大镇、和谐新镇、生态靓镇”目标，全面推进镇村联动建设。现已全面铺开镇村联动建设项目40个，项目总投资逾10亿元，截止目前，已完成项目投资2亿元。2013年全镇共完成国民生产总值19.4亿元，工业总产值12.8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8.7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8.76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0573元。

全镇共有共产党员2082人，建基层党委1个、基层党支部57个，其中：福建晋江、浙江义乌、广东佛山流动党支部3个。

二、历史文化

翻开众埠的历史，处处镶嵌着历史的印迹，处处蕴含着浓郁的地方文化，处处洋溢着时代的气息。

1.千年历史源远流长

众埠是个千年古镇。众埠镇因驻地在众埠街而得名。众埠街最早的名称是箬竹坞，因山谷中盛长箬竹而得名。在公元十四世纪初叶，因处该地区中心且为水陆交通枢纽而聚众成街，有资料称乃“众人聚埠成街之义”，随改之谓众埠街，迄今已历700余年了。

众埠镇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先民聚居村庄是铜山，也即长乐水口。据同治版《乐平县志〃沿革》载，“开元四年（716年，唐中期玄宗李隆基年号，即史称开元盛世之初）江南西道廉访使韦昐即长乐水口建乐平新县，统领乐安旧地”（长乐水口也称常乐水口，今众埠镇铜山港口村）。史籍（南宋淳熙十五年大理评事程尝中《铜山程氏连青楼》）后记载：唐末乾符五年（878年）黄巢义军攻打乐平，县令柳尹据城抵抗，三月，黄巢之弟黄揆攻入乐平，火焚县城，县令柳尹被杀，中和三年（883年）县治迁往花靥镇。至此，乐平重建乐平县，在长乐水口（今众埠镇铜山港口村）设县衙时达167年，至今已1130载。现如今，铜山港口村还留有1300年前的古县衙遗址，以及明末清初复建的古城隍庙。

在众埠镇大大小小190多个自然村中，建自宋元以前，有七、八百年以上建村史的村庄有65个之多。如：唐开元四年（716年）建县址的铜山港口村，有1300年历史；五代十国南唐时期（938--960年间）马氏迁居至此的下阳里（后易名楼前村），距今也有千年历史，而由马氏繁衍而迁居的其它村落如今日的洗马、才四店、库前等都是在北宋时建村迄今逾千年或近千年的古村庄；唐乾符（874--879年）年间建村的杭桥，唐末（907年前）建村的黄铁炉、桐坡杨家、南山里、双牌，南唐建村的石源街，北宋期间（1126年前）建村的内邱、石背李家、倪源、倪家、杨林、程家边、魏家等迄今皆逾千年或近千年，南宋期间（1279年前）建村近八百年历史的村落有二十多个。因此众埠镇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

2.红色文化经典传承

众埠是块红色的土地，是革命的摇篮。镇域内界首村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简称红十军）建军诞生地。1930年7月22日，方志敏、邵式平、周建屏、黄道等革命先辈在众埠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红十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她转战赣东北、闽北、皖南、浙西的50余县，历经大小战斗千余次。乐平，尤其是众埠更是红十军的主要活动和战斗地。从红十军走出的将军达数十人，其中以邵式平、粟裕、肖劲光、汪东兴、吴克华、饶守坤、马步英、方震、黄玉庭、刘毓标、马长炎、陈仁洪、谢锐等最为代表。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有名可查的众埠籍烈士就达950名。红十军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为保卫中央苏区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为推动全民抗战和中华民族解放作出了杰出贡献。

红十军战斗和活动过的遗旧址遍布众埠境内，如：红十军建军旧址及军部所在地——界首马氏祠堂，歼敌百余大捷地——秧畈，乐平县委重建地——共树，赣东北十三县雇农大会地——叶水桥祠堂，乐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地——长辿，红十军整编所在地——文山等。其中的红十军召开建军大会时的场所界首马氏祠堂、万年台保存的最为完整，历届各级党委政府都曾拨专款保护维护，并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基地、省廉政教育基地。1990年7月22日，红十军建军60周年纪念大会在乐平召开，汪东兴、饶守坤、吴官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央、省市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来界首瞻仰了红十军建军旧址，并留下许多留言、提辞、墨宝。红十军建军旧址现已免费接待八方来客参观十余万人次。

3.马氏文化星河璀璨

境内扶风马氏一族有26村近2万人口，据其族谱记载，于五代十国时期迁居众埠下阳里村，距今1100余年，后开枝散叶，后裔遍布赣、浙、闽、港台、东南亚等地。2006年第四届世界马氏恳亲大会在乐平召开，与会马氏赞誉乐平堪称“华夏马氏一摇篮”。

官宦书香之家的马氏，迁居乐平众埠数代后便进入其辉煌时期，人才济济，代不乏人。仅北宋168年间，就出了包括龙图阁直学士、史称刚猛御史的马遵，苏轼推崇的文学家、政论家马存在内的11位进士；宋元之际，则有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马廷鸾与写下《文献通考》的史学大家马端临父子；近现代时期，有身经百战建国后任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马步英，其女国家一级演员尚派（旦角）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马博敏，其子原景德镇市人大主任、新余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马博维；建国功臣，原安徽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人大副主任马长炎，其子原安徽省合肥市委书记马元飞等等。

其中以马廷鸾、马端临父子为主的马氏文章最为著名。马廷鸾（1222—1289年），南宋末年右丞相，因与当朝权贵斗争不之止，而名重天下。一生著书极多，有《碧梧玩芳集》四十二卷、《四库总目》六经传集、语孟会编、楚词补记等书，《宋史本传》有其传于世。马端临（1254—1340年），为马廷鸾次子，伟大的史学家，一生潜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著历史巨著《文献通考》，全书348卷，从上古一直写到南宋末年，是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十分完备、非常有价值的史书。后人将马氏《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合称“三通”，并将《通考》誉为“三通”之首。

马氏后人为纪念马氏先人马廷鸾、马端临父子在其家乡修建马氏宗祠，内有其父子塑像、画像。马端临与其妻妾死后均葬于该镇共树村委会暖屋村。马氏也其“治学、治业、治家”的宗族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马氏后裔和众埠人民。

4.古戏台建筑群古朴精美

乐平市素有中国古戏台博物馆之称，众埠古戏台便是这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这里共有各类古戏台近百座，散布于全镇各乡村，建筑时间从明清至当代，跨越500余年。境内古戏台大致分为宅院台、庙宇台、会馆台、祠堂台和万年台五种，其中最多见的是祠堂台和万年台。不管是哪种戏台，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格局：均为传统的砖木结构，正面均为牌楼式，三楼五楼不等。屋脊中央一律插有方天画戟，有的方天画戟插在彩瓷宝顶上，屋脊的两端分别饰有造型优美的鳌鱼，正面上方都有极挺拔的飞檐翘角，檐下悬挂着风铃铁马；戏台天棚中央是华丽的藻井；台上几乎所有的木构件上都雕刻有精美浮雕，非常精致。

5.民风民俗缤纷绚丽

众埠是赣剧弋阳腔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著名的弋阳腔旧十八折戏中《清风亭》（又名《雷打张继保》）便来源于众埠，清光绪年间的众埠界首马家弋阳腔“马老义洪班”和众埠秧畈马家昆腔“万春班”更是名噪一时。时至今日，该镇仍有数支草根戏班游走在田间地头，传唱着乡村故事典故。

众埠湾头村的元宵板桥龙灯也以起规模宏大而闻名乡里。每年正月十五夜，20余个吴姓村庄便出动龙首、各家各户青壮年出动板桥花灯，齐聚湾头村，串联成行，走村穿乡，高峰时，群龙共舞，花灯闪烁，绵延数里，参与者数千，观看者达数万，场面蔚为壮观。

众埠饮食有“三绝”，狗肉、挂面、血肠。

众埠狗肉，以其一个“香”字，美名远播。众埠狗肉属赣菜名菜，是用蒸、煮相结合的方法烹制作冷盘食用的风味食品。其用文火不加盐而煮熟，带皮去骨，皮糯、肉香、骨酥，肉味鲜嫩，软硬适宜，鲜美爽口，营养丰富，老少皆宜。

众埠挂面，又称长寿面、贡面，系纯手工制作的面食。据传元末朱元璋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大战，期间路过众埠，村民奉上新做挂面，朱元璋食之大呼味爽，后赐名贡面，予以进贡。挂面制作过程中放入鸡蛋、精盐，经手工抻面，细如发丝，长达4米，经阳光适度暴晒折叠储存，面条入锅久煮不糊，入口绵滑，深受当地百姓喜欢，是当地节日尤其是生日宴请必备食物，以喻长寿之意，但也因其为纯手工制作，世家传承，保质期短，产量有限，欲寻之而不易。

众埠血肠，因其风味独特享誉乡里。血肠选用优质猪大肠，洗净，蒸熟糯米，加刚宰杀猪胸腔积血搅拌灌入，扎口放灶口熏制，食用时，摘下洗净，进笼蒸熟切片即可食之，口味独特爽口，营养丰富，村民仅在宰杀年猪时制作。

6.自然景观独特瑰丽

境内国家4A级文山怪石林风景区以其独特的石林、溶洞享誉内外。怪石林景区位于乐平、弋阳、万年三县市交界处，总面积30平方公里。她是迄今为止我国华东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景观最美丽的石林。景区内奇石遍布，或气势磅礴，或玲珑可爱，或像人神、或如禽兽，或似器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恰如鬼斧神工之作，观者无不惊叹，有专家评价文山怪石林“奇赛云南石林，美胜苏州园林”。樟古岩水帘洞溶洞景区，洞口为灰岩绝壁，朝向西北，高约百余米，十分雄伟壮观，是赣东北地区最大封闭洼地，在洼地的底部一侧发育了水帘洞溶洞，溶洞直线距离三千余米，洞内有地下河，洞内水流异常丰富，洞道宽阔高大，深达数公里，景观丰富奇异。

另，境内茅坪村附近，有一石灰岩裸露小山，山势石崖林立，远望仿佛一座小城，故名石城山。山中怪石嶙峋，千姿百态，有洞穴，每当朝夕红霞映照之时，丛丛石崖，披霞沐露，犹如朵朵莲花，宋诗人杨万里来游，曾赞之为芙蓉山，若遇晨暮烟云缭绕之际，石崖栖霞宿雾，山中扑朔迷离，宛如虚幻仙境，故又名仙人山。宋司农少卿程博文爱慕此山美景，晚年隐居于此，号其舍为“丛玉”，县人李伯时将此山此舍绘入图画，题作“丛玉画屏”，被列为乐平十大美景之一。

7.文化古迹星罗棋布

明代古石坝，是众埠镇秧畈地区建于明代成化十年（1474年）的一座水利工程建筑，光绪元年（1875年）因山洪暴发，石坝被冲后重修。坝系拦河滚水坝，小型储水灌溉工程建筑，由主坝和副坝两部分组成。主坝处东、西坝副坝坡间，长约95米，顶宽近8米，底宽约30米，高达4米。坝顶与坝坡皆用石灰岩石堆砌而成，坝内用砂石填充，当时灌田1500亩后增至5000亩。石坝建成500多年来，使众埠秧畈等地包括弋阳邵畈等大面积农田受益，对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倪家阳岗桥。阳岗桥位于众埠镇倪家村，桥长42米，宽6米，为三孔石拱桥，单孔跨度7米，建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两端各有七米长斜坡作引桥，桥西桥栏均用青石砌成。桥东建有一亭，内存高2米青石大桥碑两块。据桥碑载，此桥是连接乐平、弋阳、德兴的主要陆路通道。1983年10月公布为乐平县文物保护单位。

军山摩崖。军山坐落在众埠与名口镇、十里岗乡交界处，东西蜿蜒7公里，南北绵亘8公里，面积约15平方公里，平地耸立在原野上，为乐平市最高一座孤山。军山得名于唐代。据同治版《乐平县志》载：“唐末五姓军保山捍寇（旧时称黄巢起义军），因名军山。”也因山脉逶迤，群山朝拱，如大将登坛，众武士附听令状，而称军山。东南山崖上有湾头武侠吴文林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刻的“雾障云屏”四个大字，字迹清晰，笔力遒劲，与周围花草灌木交相辉映，宛若一幅古朴、清幽、奇妙而富有诗意的画卷。该摩崖石刻，是乐平市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山崖石刻。

8.江南菜乡春意盎然

2012年，众埠镇根据乐平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强做大乐平“江南菜乡”品牌工作部署，应地而为，引入资金2亿元，全力打造德昌高速沿线万亩蔬菜种植带。目前以众埠黄铁炉村为核心的2000亩蔬菜标准种植核心区已建成，其中高科技种植大棚设施占地100亩，各类钢管棚、复式棚、连栋棚、高科技展示棚、工厂化育苗棚70余个，培育种植新、奇、特、优名种等。2013年江南.乐平蔬菜农产品批发大市场全国招商会在众埠菜区胜利召开，全国各地前来参观人员达数万人次。种植基地在改善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成为了当地居民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三、面临的困境

和很多古镇（村）的保护和开发一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在文化保护和开发上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

1.广大农村古迹保护意识薄弱。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渴望过上幸福高质量的生活，对以往的老房子、古迹从思想上感觉到是落后的代名词，保护的意识淡薄，很多老房子被拆除建新房，原先的古村、古迹能保护下来的屈指可数。

2.政府规划上对古村落的保护还存在缺位。以往在农民规划建房上，一味的孤立的去强调保护耕地，鼓励农民拆旧建新，没有辩证的、因地制宜的去看待古村落的保护，导致很多老房子被拆除，许多古村落面目全非。

3.保护资金的投入存在很大不足。古村落、古迹的保护和开发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没有资金的投入，完全靠农民或者村集体自愿出资保护存在一定的困难。以众埠为例，境内就因保护资金的缺乏，导致个别明清时期的古戏台无法被及时保护，最后因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被拆除。

4.文物贩卖私下的猖獗给保护带来难度。民间存在的很多文物爱好者和盗卖者，常常走乡串户，或以高价诱惑村民购买文物、古宅雕花窗棂、木板，或摸清底细深夜偷盗集体文物古迹，导致很多民间文物古迹丢失、破坏。

5.专业队伍的匮乏给文化品牌的挖掘和做强带来障碍。文化是旅游的根和魂，然而发掘文化，并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不是仅仅依靠政府就能解决的，需要引进大量民间资本，尤其是专业队伍才行，只有很好的开发才能实现更好的保护，而在这方面正是大多数古镇村文化保护和开发的软肋。

四、有益的探索近几年，我们围绕“传承马氏文化、唱响红色精神、作美绿色秀美众埠镇在古村落的保护，文化产业的开发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大。2010年，我们对镇域内的文物古迹、旧遗址、古宅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摸底调查造册，同时与文物所有人或村集体签订保护协议，确定责任人，同时每年由镇文化站组织人员不定期的对造册的文物进行回访，动态掌握文物保护情况。通过这种宣传，树立村民和村集体对文化和古迹保护的意识。

2.充分发挥村庄规划在古村落中的保护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单一的从一个“新”字上做文章，而且还要从保护古村落原滋原味上、保护古村落文化上考虑。2011年以来，我们先后共完成全镇197个自然村的村庄规划，并在规划上特别强调了对文物、古宅、古建筑群、旧遗址的保护，特别强调了对当地文化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