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教师代表年

幼儿园教师代表年（通用9篇）

幼儿园教师代表年 篇1

2014年幼儿园庆六一儿童节教师代表发言稿 尊敬的各位家长、各位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以喜悦的心情迎来了二十一世纪的第62个“六一”儿童节。首先，我荣幸地代表幼儿园的全体教职员工，向来参加“六一”儿童节“欢庆六一·家园共乐”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您们长期以来对幼儿教育的关怀和支持。在这喜庆的时刻，我们向祖国的花朵、可爱的小朋友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回顾过去，我们激情满怀。做为我们每个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的审视自己，时刻提醒鞭策自己，怎样才能对得起尊敬我们的幼儿；怎样才能对得起信任我们的家长；怎样才能对得起为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各级领导。要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幼儿教师就必须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以良好的品质教育影响幼儿，引导幼儿。我们要不断的更新知识，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实践中，取得新的成绩，不辜负各级领导和幼儿家长对我们的期望。（转载自第一

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教育是兴国之本，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幼儿教育的实践中，我们要把知识留给孩子，把微笑带给孩子，让欢乐陪伴孩子，为幼儿创造一个和谐的教育生活环境，把幼儿教育工作不断推向新的台阶，为幼儿的茁壮成长贡献出全部力量。最后，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和来宾在百忙中来参加今天的庆祝活动，祝大家身体健康，预祝“六一”文艺演出圆满成功！

2014年5月28日

幼儿园教师代表年 篇2

从文献资料看, 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师资队伍的管理与培训、农村幼儿园教师素质、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个案介绍四个主要方面。其中关于农村幼儿园师资现状与存在问题、师资管理与培训的研究居多, 详见表1。

(注:有些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本表仅根据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分类统计。)

一、关于农村幼儿园师资现状与存在问题、管理与培训的研究

近三十年, 关于农村幼儿园师资问题一直是广大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具体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以农村幼儿园师资现状和存在问题为专题的研究

综合学者的研究发现, 农村幼儿园师资队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数量不足、素质偏低; (2) 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低、无社会保障、无评职晋级的机会; (3) 管理不够规范, 职称评定不规范且尚未普及、身份不被认同、社会地位不高; (4) 接受继续教育机会少, 专业发展困难 (赵翠文, 1999;姚炳辉, 2004;王杰, 2005;朱扬寿, 2007;骆正军等, 2007;陈琴, 2007;谢秀莲, 2007) 。任爱红 (2004) 、于冬青 (2008) 等认为, 影响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脱离农村教育实际的教师政策、城乡有别的社会待遇、断档的师资培训和幼儿园教师自身。关于解决的办法主要有: (1) 拓宽师资来源、提升教师学历, 实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严把入口关; (2) 实施聘任制、落实幼儿园教师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给予政府岗位津帖、实施社会化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 建构城乡幼教师资流动机制 (姚炳辉, 2004;朱扬寿, 2007;陈琴, 2007;于冬青等, 2008) ; (3) 确立农村幼教师资身份、修订教师编制标准, 应对城乡非国家编制的幼儿园教师实行民办教师制、定期聘任制 (于冬青等, 2008) ; (4) 健全师资培训体系, 加强在职培训和师资管理 (赵翠文, 1999;姚炳辉, 2004) 。仲立权 (1997) 、肖梅初 (1994) 和胡意慧 (2008) 还分别从管理者的角度、学前教育研究的角度以及教育公平的视角分析了农村幼儿园师资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

此外, 有学者对农村民办园教师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查发现, 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幼教体制改革、工作环境与劳动强度、幼儿家长态度、幼儿园管理方式、幼儿园教师入职条件等是影响其生存状态的重要因素, 并提出“转变观念意识, 强化各级政府责任;坚持规范管理, 发挥教育部门作用;更新管理理念, 完善办园自律机制”的改善对策 (唐海燕, 2007;陈琴, 2007) 。杨宏伟 (2003) 还对甘肃临洮县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的现状、需求等进行了抽样调查, 发现在农村幼儿教师的素质现状、管理体制、培训组织、成长环境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 并提出构建立体交叉、多元开放的农村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网络, 促进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化进程的对策。

2. 以农村幼儿园师资管理与培训为专题的研究

对农村幼儿园师资进行科学的管理与建设是提升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水平、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保证, 这一方面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车爱新 (1986) 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管理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探讨。车培德 (1999) 还提出统一招聘、调用、考核、待遇、经费渠道、培训的“六统一”模式强化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管理和建设。马梅芬 (1991) 提出“村里统筹一点、幼儿园经费中支一点和镇政府在教育经费中支一点”的“三个一点”方法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工资。张红梅 (1994) 提出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加强和改进培训工作;积极开展教研、教改活动等办法加强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山东省农村学前教育工作会 (2000) 也专稿报道了加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办法。此外, 姜振祥 (2000) 提出要了解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需要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河北省青县教育局 (1994) 、张小九 (1995) 提出实行分层次培训;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和政策的方法来造就一支合格的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方嘉祥 (2000) 提出实施“师表工程”、“龙头工程”、“素质工程”和“安心工程”四项工程的办法建设高素质农村教师队伍。

关于农村幼儿园教师培训的专门研究, 综合学者的观点, 主要有:加强思想教育, 增强事业心、责任感;立足当地实践, 建立以骨干教师为核心的培训网;有效开展园本教师培训与教研活动;鼓励农村幼儿园教师参加幼师专业学历教育;联系实际学习教学技能技巧、组织见习和实习等 (浙江省建德县托幼办公室, 1983;宋梅春, 1986;王淑莲, 1986;周群火, 1986;徐妙珍, 1993;王杰, 2007) 。

二、关于农村幼儿园教师素质的相关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主要来自于高校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调查和理论探讨。张玉艳 (1994) 认为农村幼儿园教师缺乏正确的儿童观与教育观、工作态度不端正、缺乏职业道德, 可能是因为幼儿园教师工作量大、待遇偏低、管理小学化、缺乏学习与交流的机会等原因造成, 她提出优化农村幼儿园教师的途径:首先优化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全局一盘棋, 分层要求、分步提高。劭卫等研究者 (2001) 认为农村幼儿园教师职业道德良好、文化素质偏低、教育能力偏低, 并提出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素质的有效途径:制定有效计划, 发挥“中心”作用;从需要出发, 灵活培训;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策略;加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基本功训练。还有研究者指出提升农村教师素养的具体做法:超市式的观摩、展览式的指导、医院式的诊治 (谢家鸿, 2002) 。另外, 有多位研究者针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发现农村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较为乐观, 但存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恐怖等方面的心理问题;教育管理部门应积极关注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 给予必要的教育和干预, 同时为幼儿园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郑名, 2004;郑明, 2005;王杰, 2006) 。

三、关于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涉及教师的教育理念、专业能力、科研素质、社会价值观、职业倦怠和专业发展的现状、困境等多个方面。李宁玉 (1986) 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幼儿教师在编写教案的格式、设计、传授知识方面还存有重形式、轻内容、水平悬殊、文化素质普遍较差等问题。周健云 (1992) 认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职业目的模糊、外在形象不佳、职业素质不高, 并指出要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的认识、由表及里实现自我提高。还有学者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理念、自我效能感和社会价值观进行了调查研究, 发现农村幼儿园教师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 认为幼儿园教师就是带孩子;幼儿园教学就是教孩子读拼音、写汉字、做算术;而且替代性经验缺乏, 易受他人评价的影响;对幼教工作的社会价值观随社会舆论而产生、随领导重视而改变、随教师的条件改善而提高等, 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李宁玉, 1987;王隽等, 2004;叶玲, 2006) 。此外, 刘启强 (2007) 还对西部农村幼儿园教师教育科研素质现状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强化师资在职培训力度, 提高幼儿教师自身理论水平;转变观念, 提倡创新, 树立正确的教育科研意识;创建科研兴趣理念、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夯实基础, 改善教学, 提升幼教专业学生的科研素养。伍明辉 (2007) 等对农村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进行了探讨, 指出造成农村幼儿园教师职业倦怠的外因主要是工作任务重、待遇低、工作环境差、专业发展机会少, 内因主要是农村幼儿园教师对职业兴趣不浓、社会支持缺乏和自身人格特征等。并提出“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待遇、为农村幼儿园教师提供各种专业学习的途径和加强对农村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调试策略。

近三十年我国关于农村幼儿园教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幼儿园毕业典礼教师代表发言 篇3

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教师代表，在这里跟大家说几句。从周一政教处马主任告诉我，让我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教师代表发言开始，我整个人就开始弥漫出一种惆怅的情绪或是散发出惆怅的气味。这学期是我所带班级在校的最后一学期，学生就要毕业了，我带的班级就要离开学校了。这一切对我来说，再知晓、再明确不过了。然而，越是到了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越是到了学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却越是让自己不去“知晓”，想以此把内心的那种“不舍”尘封。当马主任告诉我要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时，我才“有意识”让自己去面对，于是积压或是储存在我内心的不舍和惆怅瞬间就弥漫了

尽管我只是幼师三(2)班一个班的班主任，但我想对整个幼师3年级的学生说，我对你们都有着别样的情感，因为我和大家一样，都是XX年来到幼师这个大家庭的。三年里，我们一同经历，共同成长。作为幼师班的班主任，每当你们不听话、犯错误的时候，我都会想“你们怎么这样不听话呢，快点毕业吧，毕业了我就不会这样烦心了”。然而，现在毕业在即，我却是这样的不舍。我想在座的班主任老师们，大多有着跟我相似的感受和情感吧。在座的5年级专科班学生，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带你们的专业理论课，我是多么的喜欢你们。

在参加毕业典礼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过这样的想法：毕业考试结束了，明天，不，就是今天下午，我就要离开学校了，我已经是归心似箭了，我一刻也不要在学校待了，搞什么毕业典礼呀?同学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真的就太不应该了。毕业典礼，是母校对在座每一位同学的尊重和认可，是母校与在座每位同学的告别，就像当初欢迎大家到来的开学典礼一样。毕业典礼更是表达了母校对即将离校的你们的叮嘱和祝福。

几年的幼师生活转眼即逝。可能昨天，你还在抱怨做早操、抱怨食堂的饭菜、抱怨排琴房、抱怨卫生检查、抱怨封闭式管理的不自由„„同学们，和你们一样，我在当学生的时候，也总是抱怨母校这不好、那不好。可重要的是，就是这样被你抱怨的母校，包容了你的“种种不懂事”，见证了你一点一滴的成长。

大家上午好!

感谢各位首长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部队的温暖和作为一名幼儿教师的幸福。

今天，我很荣幸能够作为教师代表在此发言，当第一次见到了整洁美丽的校园，第一次遇到既有魄力又有能力的园长，第一次碰到友好微笑的老师，第一次聆听活泼稚嫩的笑声，我便深深喜欢上了这所幼儿园。这是一所神采飞扬的幼儿园，她的每一个脚步都是迷人的乐章;这是一所风华正茂的幼儿园，她的胸中正充满着发展的激情与渴望;这是一所激情澎湃的幼儿园，她用拼搏铸就辉煌，用开拓承载梦想。这就是我们可爱的xx军分区幼儿园，在这里，教师这份光荣的职业带给了我们一份难言的幸福。

我愿给孩子一个多姿多彩的童年，让他们在一页页翻开的书页间起飞，在湛蓝如洗的天空下，无忧无虑地飘舞。我愿做鼓荡着爱与温暖的春风，使孩子只需轻轻一跃便腾空而起，在成长的天空里展翅高飞。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开心生活，不辜负首长对我们的期望!

幼儿园教师代表年 篇4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们：

大家下午好！金秋送爽，佳果飘香，在这喜庆祥和的美好时刻，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属于我们教师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能代表 “优秀教师”在这里发言，我倍感荣幸、十分激动。我深知“优秀教师”这个荣誉称号的获得及工作中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与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密不可分。所以，请允许我代表受表彰的教师们向各位领导表示最诚挚的感激和最衷心的祝福！向辛勤耕耘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全体同仁说一声：节日快乐！

教师代表着一份责任、一种使命。虽然这一职业很辛苦，但我骄傲，因为我是一名教师、是二中的一名青年教师。我为能成为这个拼搏尽责、协力争先的大家庭里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的工作 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因此，我们要做“四有”好老师，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基础、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教师是梯，用伟岸的身躯托起学生人生的高度；教师是红烛，以不灭的信念为学生照亮前进的道路；教师是摆渡人，把一批批学生送往知识的彼岸……是的，每一位教师的事迹都可以编撰成一部感人至深的巨著，他们的模范行为都能谱写成一首首动人心魄的爱心诗篇！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注定俯首甘为孺子牛！

教育是崇高的事业，需要我们去奉献；教育是严谨的科学，需要我们去探究；教育是多彩的艺术，需要我们去创新；教育是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参与。甘当铺路石的我们，要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要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总书记说我们教师要成为塑造学生的“大先生”。

“一片丹心惟报国”，亲爱的老师们，再多的语言也诉不完我们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再美的诗篇也表达不尽我们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我们为自己能从事这种绵延亘古，传递未来的职业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让我们共同努力，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让织金的教育事业再上一个台阶。最后祝各位领导、各位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2018年教师节代表发言 篇5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年年花似锦，今年花更红，在这个收获的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共庆第34个教师节。能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感到十分荣幸。在此，向一直以来给我无私帮助与关怀的校领导、老教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全体教职员工节日快乐，幸福安康!首先，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小尴尬。那是我刚大学毕业到咱们学校时，去对口班听课，当时听课的老师很多，我们提前进入教室，座在后排。当上课铃响，老师喊上课，同学们集体起立喊老师好。我不由自主的也站了起来，要喊老师好，这时我意识到情况不对，马上悄悄的坐下了。事后我问自己，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学生当久了，习惯了。可能有一点，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老师已深深的扎根我的心底，教师的伟大让我不得不起立，不得不尊重。如今，我已是有着9年教龄的教书匠了。我和我的同事们----*****的教师们一起“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作为教师，我爱我的学生。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哪位学生有了困难，我都想办法设法解决；哪位同学思想上有了疙瘩，我都愿意帮助解开；谁有点进步，我都要送去一声鼓励。记不清有多少次早来晚走，记不清有多少次与学生推心置腹的交谈，记不清多少次与家长电话沟通。作为教师，我更爱我的事业。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职教人的新形象新风貌需要我们努力构建，终生学习，勇挑重担，做好各方面准备。我爱职教事业，我会把认真负责作为我的座右铭，力争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用教师的职业道德衡量自己，鞭策自己。我爱职教事业，就要争做一个开拓进取，不断完善的教师。我爱职教事业，我将做学生的好老师，做学校的好老师，奉献教育，服务学生。如今，我校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教学成绩步步辉煌，职业教育捷报连连。省级示范校申报成功、服务类综合实训楼即将竣工、职教园区建设一目了然、我们也有了高考状元、一批批名师在这里孕育，一届又一届学子带着技能走向社会。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是因为有了校领导高瞻远瞩，大胆创新，也是因为有了各位教师在课上、课下的辛勤付出。

幼儿园教师代表年 篇6

绩效改革不能简单量化为成绩排名

2009年1月起,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开始实施。根据这一制度设计, 教师工资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构成, 其中, 绩效工资包含基础性和奖励性部分, 基础性绩效工资占70%, 另外30%作为奖励性绩效工资, 由学校自主分配, 主要体现工作业绩。

“往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提过实施绩效工资、提高班主任津贴方面的建议, 现在很高兴这一政策逐步变为现实。”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烟台二中教师郝翠娟告诉记者, “中小学校教师都按职称拿工资, 这种‘大锅饭’应该打破, 在学校里有的教师一周上20多节课, 有的教师只有四五节课, 但收入差不多, 这样肯定会影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记者调查了解到, 教育系统普遍对绩效工资改革持欢迎态度, 但因为具体操作难度较大, 因此争议颇多, 各地进展状况也不一致。

“绩效工资改革不能拿学生学习成绩和升学率来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 这等于又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民族中学副校长宋文新说, 以前学校都是以升学率来评价一个老师的优劣, 这个操作最简单、看似最公平的办法, 却违背了教育规律和素质教育要求。实施绩效工资, 免不了要对教师进行考核, 考核办法不科学, 就会打击教师的积极性。目前, 对于这一评价机制许多学校处于摸索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陈德展认为, 绩效的“绩”是比较难界定的。谈到成绩就需要用标准衡量, 标准就需要量化, 而量化的结果很可能又与升学率、考级率等联系在一起, 进而导致教师急功近利, 这又走到了与素质教育的精神相悖的老路上。对于教师的工作而言, 许多内容是无法量化的。

教师评价应该以何为“绩”?

教师的任务是教书育人, 但部分教育界代表委员告诉记者, 学校对教师评价考核在相当长时间里重教书轻育人, 过分注重以学生考试成绩评价教师, 教学成绩好的教师就是优秀教师, 而育人被忽视, 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教师评价一直是个难点。“指标有师德表现、工作量、专业发展、育人效果、所教学科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率、优秀率等, 其中师德怎样评?工作量怎样算?考勤, 备课, 作业, 上课节数这是能看到的, 看不到的工作量呢?”郝翠娟说, “学业水平考试合格率、优秀率高并不说明老师的水平有多高, 多做几套题就能提高百分点。”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第一实验小学数学教师张淑琴认为, 必须探索素质教育模式下对教师的多元化评价, 增加过程评价, 而不仅仅是看教学成绩。“目前对过程评价的方式方法过于单一。很多时候教师付出了许多, 但并不一定能反映到好成绩上。比如, 转化一个后进生, 进行家访帮助一个特困生, 这些花费的精力远远要高出上几节课。是转化一个后进生更有价值呢, 还是多上几节课更有价值呢?”她说。

陈德展认为,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可以制定一种相对公平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将学生评价、社会评价以及学生成才作为重要评价项目, 让教师的教学成绩能够最大限度体现民意, 终归“民心所向”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

推进素质教育, 评价体制改革应破题

部分教育系统的代表委员提出, 对教师的评价是否科学, 直接关系素质教育的实施。在一些地方, 之所以出现应试教育泛滥的情况, 与对学校、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和办法有关。一些地方对教育的考核两眼只盯着升学率, 升学率高学校和教师就可以“一俊遮百丑”, 升学率低就一无是处。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对学生的全面关注没有了。不尽快改变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考核办法, 不给校长、教师松绑, 素质教育不可能真正得到落实。

山东自2008年初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来, 对中小学教师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成为关系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山东教改方案把教师与家长和学生的沟通、履行全员育人职责、帮助学习或发展困难学生等情况, 学生在学习、行为等方面的习惯养成情况,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近视眼发病率、体育达标率等情况都纳入对教师的评价范围, 对教师的评价从以分数为主转向了以全面育人为主。

“通过对教师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 杜绝片面依据学生考试成绩和升学率对教师进行奖惩性评价的现象, 从而使广大教师主动遵循教育规律, 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 促进素质教育的全面落实。这是抓住了素质教育的一个突破口。”陈德展说。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

部分代表委员认为, 目前我国的素质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只有树立科学的教育政绩观, 把素质教育实施情况作为考核、评价学校、教师的重要指标, 素质教育才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教师节幼儿教师代表发言稿 篇7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们：

大家好！

正值桃李满园之际，又到金秋送爽之时，我们大家齐聚一堂共庆第27个教师节。在此，我代表xx中心幼儿园的全体教师向一直以来大力支持、密切配合我园工作的各位领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向一直以来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各位老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我是一名普通的幼儿教师，我庆幸自己走进了这片希望的田野。在这里没有虚伪的装扮，只有圣洁的童真；没有无奈的沧桑，只有蓬勃的朝气；没有世俗的纷争，只有宁静的淡泊。多少次与孩子们游戏时笑的前仰后合使我忘却了心中的一切烦恼；多少次看到孩子们纯朴可爱的小脸，让我充分感受到什么才是天真无邪。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成就，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仍以拥有这份平凡而富有创意的工作而骄傲。

我们推崇真诚与挚爱，因而我们的心灵永远那么坦荡而年轻：我们信奉付出与汗水，因而我们的收获永远那么殷实而厚重；我们播种希望与快乐，因而我们的笑容永远那么灿烂而迷人；我们打造现在与未来，因而我们的名字永远那么响亮而动听。我们所做的一切皆源于我们心中有爱。让我们用责任和自信去播撒更多爱的种子，让爱在平凡中闪光，让爱在平淡中超越，用心编织金色的摇篮，用爱缔造更伟大的传奇！

96年十佳教师代表讲话稿 篇8

您们好:

正值秋风送爽,田野飘香,果实累累,丰收在望的季节,我们又一次迎来了我们自己的节日——第十二个教师节。今天上级领导在此为我们举行如此盛大的庆祝活动,举行适时、有效、意义重大的“爱岗敬业”演讲，再一次体现了上级领导对我们的无比关怀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作为一名教师,我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在此,请允许我谨向所有关怀和支持我们工作的各位领导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我叫王建宏,现年二十八岁,九一年毕业于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 同年十月被分配到闫寨中学任教至今。现担任教导主饪并兼初三三个 班化学课。我演讲的题目是:

“ 闫寨中学精神 ”哺育我成长

我为“ 闫寨中学精神 ”添光彩

几番风雨,几度春秋,执教五载,当年轻的我去年被上级任命为我校教导主任、去年教师节我以“十佳教师”的身份站在这个领奖台上、今年又被评为市级优秀个入站在这里的时候,不言而喻,这短短的五年给我回报是沉甸甸的收获。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一位成功者,也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位幸运儿,我把自己所走过的这五个三百六十五里路比作是一场接力赛是再恰当不过了。其间的紧张和激烈,辛劳和汗水三言两语又怎能说尽。

我是一位成功者,成功不是收获了诸多荣誉，荣誉只是对成功者的慰勉。真正成功的是五年来思想的进步和教学的累累硕果。

是的,我是一位幸运儿,幸运的不是成功从天而降,幸运的是我的事业根植在了闫寨中学这块肥沃的土壤上。

五年来,我时刻在被一种精神感召和哺育着,同时也在缔造着这种精神。那就是被上级领导和社会普遍赞誉为的“闫寨中学精神”。正是我们全校师生创造和拥有了这种精神,才使我们学校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硬是以一个村办中学王流的设备,二流的学生,一流的管理,创造了超一流的成绩,在全县创出一个晌当当的闫寨中学。

这种“闫寨中学精神”是什么?这种精神概括地讲:就是在校长郑成祥同志带领下的校委一班入既高瞻远瞩,又踏踏实实;既严格管理,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领导作风。就是广大教师乐业,敬业,安贫乐教的工作作风。这种精神既源之于每一位领导和教师,是一种合力的升华,是我们具体工作的结晶,又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原动力。既共同创造,又相互影响而发挥其作用。

中共沁源县委机关报《沁源报》1996年4月1日刊等县政协华光第同志题为《远见播种希望,诚实铸就辉煌――闫寨中学考察纪实》的文章是对这种精神的注解。文章指出“如果说现代意识孕育了校长的领导才华,而传统美德则滋润着教师们不懈努力„„他们总是在教学中精益求精,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位学生。”真是这种古老的传统美德与现代的管理意识,构成了一个巨大动力场。使每一位教师的才华得以尽情发挥。

五年来,我的成长历程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佐证。九一年十月,我是

一无经验,二无压力带着学校生活的傲慢与懒散,别有所思进入闫寨中学的,面对代课问题,我放弃了专业,逃避了代初三化学的重压,选择了初一语文,然而一进校,我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就暴露无遗,郑校长一次又一次找我谈心,在思想上耐心开导和教育,原教导主任王晋国同志在教学方面悉心引领,所有教师以实际行动给我以良心的启发,我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思想的转化,使我像久旱的田野,更加渴求精神的润泽和知识滋养,雨正是“闫寨中学精神”给了我无尽的养料。面对朋友的一个个跳槽和下海,我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树雄心,立壮志,坚定了人生观,摆正了价值观,定格了世界观,抱定了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五年中,我通过不懈努力,被吸收为一名中共党员。五年中,我四年所代初三化学,中考均名列全县第一,经我亲手代过的学生,已有五十余名正式考入中专,中、幼师。有的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去年,原教导主任调到河西中学任校长,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并仍代三个班的课。面对新的任务,我不再退却。当时,前去考察我的教育局领导同志问我:“没有经验,又承担这么大的工作量,你行吗?”我毅然决然地回答:“我行！”然而一句承诺,注定了我只有奋斗,除此别无选择。工作的重压,领导的重托,常常使我难以喘息。然而,站在这个既是领导,又是教师的特殊位置上,要求自己每项工作都必须做的更好。几年的教学生涯,在课堂上我可以谈笑风生、应用自如,然而在教学管理上要做到游刃有余,又谈何容易?从新生的报考编班、注册入学,到课本的订购分发;从课程的编排到日常教学的安排,从管理到教师的协调,事无巨细,又岂是一个辛劳能够一言敝之。新的工作,需要学习新的知识,而属于自己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对此,我只能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挤”,能排除的家庭琐事一概不管,谈天、娱乐一概不做。二是“延”，就是将工作时间向早晚延伸,向节假日延伸。一年中我仅三次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只五次为我远在交口长征任教的妻子送粮、菜。照料和教育三岁的女儿更是不敢奢望。所幸的是我有理解我的亲人,父母没有责怪,妻子没有埋怨,这给了我精神上极大的鼓舞。所辛的是我有一位好校长、有许多好同志,作为总指挥,校长的担子更大,但全校大小事情,他总是一马当先,什么工作忙,他就充当什么角色,主动分担什么任务。一年中回城办事,很少吃饭,从不留宿。其他中层领导全部代课,而且都是骨干教师,对工作,我们本着不拖、不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的原则,把学校事务管理的有条不紊。

靠着亲人的理解和同志们的合作,我硬在艰难的跋涉中挺了过来。工作中的辛劳、烦恼、苦涩都被丰收的喜悦一扫而光。今年中考,无论是学校,还是我自已都创下了最好的记录。我校考生57名,其中21名被中专、中幼师正式录取,16名招收为国家计划内收费生。全县前五名有我校四名,全市前十名有我校两名。我自己所带化学有两名同学得满分,39名达九十分以上,其余均达九十分,人均分达到九十二分。优异的成绩赢得了领导的赞扬,同志们的更加信任,也使自己更加充满了信心。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工作是“苦”了一点,我们的精神是“傻”了一点,这正是我们“闫寨中学精神”的灵魂所在,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所在,它依然是这个时代所必不可少的强大精神动力。

人们习惯称老师为蜡烛――照亮别人,牺牲自己。这不禁使人想到漫漫长夜中,浊泪斑斑的悲壮,时空的亮光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晋人傅玄在《烛赋》中写道:“烛之自焚以至用,亦有杀身成仁亦。”唐李商隐在《无题》一诗中也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烛光给人带来光明,送去温暖,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品格。我们闫寨中学每一位教师就是一支支燃烧的蜡烛,给每一位莘莘学子带来了光给望子成龙的家长送去了温暖。我们不求什么,只要问心无愧,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学生和家长。

幼儿园教师代表年 篇9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的10年为考察范围,解读每一个年份中以“网络传播”为关键词(或主题)的代表性文章,将这些文章节点串联起来以期大致描绘10年间中国网络传播原创性研究的发展轨迹。②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传播的研究固然不是按年度来划分的,诸多议题的研究呈连贯或不连贯的持续性,在本文中笔者仅是为了梳理与表述便利,按年份来叙述当年新出现的或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2006年:网络传播的标准定义、网络舆论、自媒体、媒介融合

2006年,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满12年,网络传播也已成为常见的现象和约定俗成的说法,然而对什么是网络传播仍缺乏标准的定义,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种基本定义的缺失将阻碍信息传播的有序发展。首先破冰的是法学研究者王迁,他撰写的《论“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及其侵权认定》一文提出,网络传播行为指的是将作品“上传”至或以其他方式“置于”向公众开放的联网服务器或计算机中的交互式传播行为(包括用户“共享”作品的行为),不包括对第三方网站中作品设置链接等辅助传播行为。[3]这篇论文被以不同程度的支持或批判地引用180余次,为后来针对网络传播行为的定义式研究提供了讨论的基础。

网络舆论是2006年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年前后,中国集中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宝马车撞人案件”“妞妞事件”等几个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互联网“一夜之间”成为舆论形成与发展的新场域,推动甚至影响事件的发展和解决。针对这一新现象,诸多研究者展开了探索。其中,蒋乐进提出,网络舆论是在网络普及、上网者有充分自主话语权及拥有共同关注话题事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公众的意见和网络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传统媒体适当介入的结果。[4]谢海光、陈中润从公共管理研究的路径提出,互联网内容及舆情的核心元素包括热点、焦点、重点、敏点、频点、拐点、难点、疑点、黏点、散点十个点,其中热点是最基本的判断依据。他们还同时指出了2006年前后网络舆情研究过分依赖统计工具的问题———用数理统计软件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科学性、用经典概率理论简单图示化来代替舆情分析判据的复杂性。[5]这种貌似科学而难以实用的研究偏向直到10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并阻碍着我们真正认知互联网舆情的深度复杂性。

自媒体这一新概念出现后,邓新民发表《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一文,提出:自媒体的核心在于普通市民自主提供与分享信息,而目前发展迅速应用日广的新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媒体的特征,从而可能成为新的应用广泛的重要信息传播渠道。他同时提出,由于自媒体的进入门槛低且具有自主性越来越强、发展越来越快、应用越来越广、作用越来越大等特点,因此针对自媒体及以自媒体为特征的新的媒体的管理也越来越难,应当引起重视。[6]

尤其重要的是,2006年蔡雯首度向国内引介了发源于美国的“媒介融合”概念。她介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发展的推动下,媒介融合正在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界的新课题;所谓融合是传媒组织经营上的联合与介质上的汇聚,媒介融合是大势所趋,我国应该引起注意并做好准备,尽早打破行业和区域划分的壁垒、迎接媒介融合。[7]蔡雯后来又撰写多篇文章③探讨媒介融合的内容及意义,包括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业的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教育的变革等。2009年,蔡雯论断,融合是新闻传播正在发生的重大变革———“媒体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无论是受到挑战的传统媒体还是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都在试图通过与其他媒体的合作或联姻(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赢得竞争。媒体融合已经成为这场变革的主旋律!”[8]

二、2007年:网络群体行为、危机信息管理

在肯定互联网为信息传播及中国社会发展带来正向作用的同时,一些学者从网络传播的机制入手对其负面效应做出了思考并提出预警。例如,彭虹等人提出网络传播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9];又如,崔建国认为,网络传播使得个人的作用被放大、网络社区被认同、传播成本被降低,因此人群之间因数字鸿沟的加深而进一步分化,信息失真和扭曲更为常见,网络暴力倾向呈蔓延趋势。[10]

网络群体行为则集中体现了网络传播的这些特征和潜能,相关研究也进入议程。周湘艳将网络群体行为定义为“数量众多的网民在非预期的特定阶段为达到共同诉求而通过网络集中参与社会事件”。她提出,网络群体具有情绪化、行为规模效应及因匿名而造成的个体心理变化等特征。她认为,网络群体行为暴露了虚拟与现实之间交错的权利与法治的真空地带,正在挑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11]

为应对这种新的社会现象,一些研究者对诸如“网络环境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新思路”等议题做出了探讨。其中,杨军与张媛将危机发展的过程划分为潜伏期、爆发期和恢复期并相应提出预警、控制、反思及教育等网络舆论管理的对策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12]

三、2008年:后新闻传播时代、对网络传播消极意义的反思、网络与国家文化安全等

杨保军认为,网络传播已经开启了“后新闻传播时代”,我们应顺应新闻传播模式的诸多变革、新闻“产消者”的一体化、融合新闻的勃兴及新闻的图像化等新的信息传播趋势,不能总是停留在传统新闻传播业的框架与格局内描述和反映这些新变化。[13]

在同文中,杨保军对网络传播可能带来负面作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他提出,后新闻传播业时代还有可能出现一系列背反性情形。如,传播技术的核心化作用越来越大并使得新闻反映真实和新闻造假都更加容易;又如,新闻传播主题和一般信息传播者的日益大众化公共化可能反而减少人们面对面的交流并进而减少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再如,传播者和收受者的身份自由使得新闻自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但同时也愈加私密隐蔽。这些反思对此后的新闻传播实务与研究都具有警示作用,在今天看来,杨保军提出的这些警示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有研究者提出网络传播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国家文化安全。例如,刘桂珍认为,在全球化及互联网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全球网络传播“西强中弱”的态势下,应注重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在“软手”上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引领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在“硬手”上则应构建自律、他律、技术控制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尤其是要使网络技术的研发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力武器。[14]

在继续探讨网络传播本身的现象特性(包括网络语言[15]、知识共享[16]、话语权[17]等)的同时,关于网络传播的学术研究还与宗教传播[18]、音乐行为方式[19]等多个领域展开了交互。

四、2009年: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网络伦理道德、“人肉搜索”、网络意见领袖

在2009年前后,随着信息传播本身的发展、新一轮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信息传播与中国社会交织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网络传播之于社会参与和社会问题的处理成为研究者研究的焦点。

如果说之前的网络传播研究已经关注到网络群体行为的出现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必要性,那么2009年则集中涌现出大量以“群体性事件”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章,且在前后几年中伴随着几乎每一次事件的爆发皆有相应的研究出现。探索舆论引导“解决方案”的对策性研究也相应出现。研究者提出,在今天的中国网络舆情日趋重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甚至决定整个社会发展走向的关键;大量的研究④呼吁政府信息公开、建立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及预警机制、加强普法教育和网络法制化管理等。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⑤介入了此类对策性研究,从社会文化、法律法规等视角探讨网络政府干预议题。

“人肉搜索”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伦理视角的研究⑥揭示,“人肉搜索”有其合作性、民主参与性、正义性及批判性等积极的属性,因此恰当的“人肉搜索”本身是网络互动的工具和社会监督的公器;然而在当下中国“人肉搜索”迅速过热甚至偏轨发展,其消极性凸显,包括信度缺失、侵权侵利、消解主流道德等问题凸显。陈正辉认为个中原因在于,在现实中信息的不畅通导致了民众对道德事件敏感,网络的匿名性及追究法律责任的不明确现状又为人肉搜索提供了温床,而要改变这一现象则应从保护个人隐私权、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对网站的监管与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伦理规范。[20]

关于“人肉搜索”的诸多研究皆站在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的交叉之处。殷俊的《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一书集中体现了这种多学科视角。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视角解读了人肉搜索产生的原理,并解析了人肉搜索之于传播、经济、文化、法制及社会等方面的诸多问题。[21]这种强烈的跨学科性也是网络传播研究的一个缩影并昭示着其未来的发展。

与社会大背景相关,这一年还集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网络意见领袖研究成果。其中,杜筠的实证研究分析认为:与传统意见领袖不同,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是依靠自身在网络上的活跃度及在某一专业领域得到绝大多数网友认可的程度;网络意见领袖并不一定比追随者更接近信源,而是能给予追随者更多思想和意见以帮助他们形成判断;同时网络意见领袖也不必善于真人交际,因此与传统意见领袖相比,网络意见领袖更具普遍性,网络意见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广泛且虚拟不稳定。[22]

五、2010年:“反沉默螺旋”、网络议程设置、信息知识产权

中国网络舆论快速而深刻的发展使得诸如“沉默的螺旋”等西方经典的传播学理论概念被再度放置到中国实践中进行检验、修正与发展。王国华与戴雨露⑦在刘建明[23]、姚珺[24]等人在中国网络传播初期所做的“反沉默螺旋”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当下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做出解析,提出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会出现理性和非理性两种不同的传播路径,其中基于对政府公信力、民族精神、道德问题等的关注而走向理性的路径,非理性“人肉搜索”、非理性中坚分子、非理性意见领袖等则将网络舆情引向另外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议程设置”这一经典理论概念也被重新检验。有研究者提出,新的传播活动中的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设置网络议程的主体呈多样化、草根化、分权化,议题本身呈广泛性、开放性、衍生性,设置议程的渠道也呈多元化、互动化等。[25]华中师范大学的课题组也提出网络传播中议程设置呈全民化(该研究还对其他一些西方经典概念做了检验,提出舆论演化的“蝴蝶效应”加剧、舆论控制的“把关力”弱化等)。[26]

一些新的议题,如云计算开始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有意思的是,研究者首先从法学的视角切入云计算研究。例如,孙远钊通过解析发生在美国的七大影业公司联合状告Cablevision侵犯著作权这一案例来探究云计算所涉及的基础性法律问题。他引用美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信息科技分会的观点认为,尽管国际上对云计算本身的定义尚未取得共识,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从事信息管理的优缺点已经初露端倪,尤其是交由第三人代管的信息安全与隐私问题、无法直接对实体的硬件予以管控或取用问题、无法确知实体信息的实际所在与知识产权的界定与维护问题等特性,对各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中国现行的法规中对于著作权的构成、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例外等诸多内容也迫切需要进行更细致的规范与定义。[27]

回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自此,信息知识产权议题正式进入研究视野。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出现在2009年、2010年两个年份。例如,王迁定义了网络环境中的版权直接侵权[28];又如,旅美学者刘家瑞通过解读十一大唱片公司联合诉讼雅虎案件来辨析网络侵权中的“明知”“有理由知道”和“应知”等基本概念,为网络传播时代中国版权立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29];再如,史学清、汪涌和王迁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避风港”问题。[30,31]这些研究成果直接促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修订和2013年1月《国务院关于修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决定》的颁布。

六、2011年:多网融合与网络国家安全、网络文化与社会进程、网络空间与国家主权

关于人肉搜索等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32],对意见领袖、“沉默的螺旋”等经典概念的检验与讨论⑧也在展开。其中,邓若伊提出,由于网络传播带来媒介环境的转型,意见领袖理论的解释力降低,需要进行“调适”。她的理由是:新环境中的意见领袖可能是现实中的名人也可能是虚拟世界中匿名的人,意见领袖可以是受众也可以是传播者,评价意见领袖的标准主要视其网上表现是否活跃、是否掌握事实真相或网络传播中公信力较高的符号代码等,意见领袖存在的周期变得相对较短,存在形态相对分散,存在形式以非层级、非权利为特征。[33]

更重要的是,2011年出版了三篇重量级的论文,分别探讨网络传播本身、网络传播与中国社会进程和网络传播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划分。

高钢撰文讨论了多网融合趋势下的信息集散模式的改变。他认为,直接影响信息传播形态与模式改变的三大技术(产品)已经显现,即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终端、云计算。这三大技术将形成千姿百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信息交流的结构与模式,从而使得公共信息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目前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改变:“网融合”———信息集散的全新物理结构呈现,“微传播”———信息集散的全新基础单元生成,“泛关联”———信息集散的全新社会能量开启,“大协作”———信息集散的全新创造模式形成。[34]

在这种多元网络、多元社群、多元信息融合的趋势下,高钢进而提出网络安全越来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安全,较2006年刘桂珍探讨的网络与国家文化安全更进一步(近几年提出的“网络国家安全”印证了他的观点)。他提议,国家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建造需要纳入物理技术防护和社会管理防护的统一、被动形态防护和主动形态防护的统一与国家组织防护和民众自主防护的统一,三对统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彭兰的文章指出网络文化之于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她认为,自1994年起步以来,互联网促进了中国信息经济的发展、传媒产业的变革和文化产业的振兴,然而互联网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它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深层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网络文化的影响。彭兰将网络文化定义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互动的产物以及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一种桥梁”,它映射着现实社会同时也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网络文化对社会压力的运动方向形成一定作用,对社会压力既具有释放作用也有增压的可能性,两者还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转化。网络文化还直接作用于每一个网络中的个体,其运动过程也是人群自然分化的过程。[35]彭兰的这项研究既是集大成者,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框架。

任孟山从信息交换与地缘政治的角度首次提出网络传播的信息空间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关系。通过对传播主体与国家监管、身份认同与地理约束、网络自由与信息管控、技术进步与跨界传播这四个层面的解读,任孟山认为,网络信息空间的取向是跨越国家地理边界进行信息传播,而国家主权则是要约束网络信息的无边界传播,两者的内在技术秉性与政治秉性的落差永不会消失,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矛盾表现形式,当前网络传播的信息空间与国家主权的地理空间的调适程度将会决定现实社会中的信息存在状态。[36]

七、2012年:个人门户时代、网络公共议题“敏感的螺旋”、网络谣言善治、网络外交

至2012年前后,互联网已在中国发展近20年,彭兰将这20年来的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以网站为核心的“大众门户”阶段、以搜索引擎为基础的“定向索取”阶段、以社会关系为传播渠道的“个人门户”阶段。她认为,进入到个人门户时代,网络传播才真正完成了关键性的变革。彭兰分析,今天的“个人门户”传播模式是以P2P、RSS、Wid-get、Application、API及社会化媒体等为基础的。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讲,个人门户模式赋予了公民新闻更大的权力;从新闻消费的角度看,个人门户模式并不意味着门户网站意义的丧失,但至少说明了人们获得新闻的入口在发生变化。她同时提醒,应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个人门户模式为个性化的信息满足提供了一个好的机制,但个性化信息消费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的信息选择、信息价值判断及态度形成就是独立的;又如:社会化媒体增加了社会聚合的可能,但社会化媒体中人们的交往也有可能越来越呈现出“区隔”的倾向;再如:个人门户使得大众门户的中心地位被削弱,每一个个体成为自己的传播中心,这似乎是一个传播去中心化的过程,但同时也会促成新的话语权力中心。由此,彭兰再次呼吁,未来对网络传播的研究不应仅限于其本身,而应深入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层面,在其中更深刻地理解新媒体发展的长远影响。[37]

与这一理念相呼应,周俊和毛湛文所开展的一项关于社会信息流动的原创性研究提出了网络公共议题的“敏感的螺旋”模型。他们发现,敏感度越高的信息越趋向于在互动程度高的传播渠道中传播,如微博、SNS网站等,相比之下敏感程度低的信息则趋向于在门户网站等互动程度较低的渠道传播。整个传播过程可以用螺旋式上升的模型来表示:在面对压力监管之时螺旋的规模相应变小,但在人际互动程度高的渠道中敏感信息依然保持流动的状态。[38]刘荣、刘艳则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探讨网络谣言的善治途径。他们分析网络谣言传播过程中主体间权利和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和互动性,对其中政府的作用范围及方式做出重新界定进而提出多元的网络谣言治理优化方案。他们认为,政府、公民、网络民间组织对网络谣言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一种新颖关系的体现。[39]

与此同时,网络外交这一议题进入了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何宗强、李婷引用唐小松对网络外交的定义:在信息时代,国际行为体为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展的对外交往、对外宣传和外交参与等活动即是网络外交。两位研究者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网络外交,认为美国实施网络外交的目的在于减少“噪音”、促进心灵沟通。尽管要认识到仅仅凭借网络沟通和政治作秀是难以真正达到赢得人心的目的的,但是也要看到借助网络媒介的确可以更为迅速地传递美国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美国利用网络媒介占据信息和舆论高地、将网络外交与传统外交相互配合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40]

八、2013—2015年:多样化议题

在延续上述研究议题及路径的同时,2013年至今的研究明显呈多样化趋势。研究者就网络对各个领域传播的影响、与各个领域的融合互动发展展开了分析,包括网络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影响(9)、网络传播之于电视剧发展(10)、网络环境下的纪录片创作(11)、微传播时代中微电影的发展前景(12)、时尚业的网络传播(13)、宗族文化的网络传播(14)、书法艺术的网络传播(15)、民间公益组织的网络传播策略(16)等(17)的分析,不一而足。

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议题之多几乎是空前的,然而尽管具体议题不同,基本的观点都认为网络传播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应从现象中理解规律特性并顺势加以运用,服务于相关事业的发展。

九、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的10年发展与问题

依据赵莉梳理的1996年至2005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概况,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网络媒介、网络伦理与法规政策、网络实务、网络传播效果、网络广告、网站建设与经营等。[41]相比之下,在接下来的一个10年间(2006—2015年),由于中国的网络传播实践本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彭兰的话讲,就是我们走过了“大众门户”时代和“定向索取”时代,来到了“个人门户”时代,用杨保军的话讲则是“后新闻传播时代”,网络传播研究的议题、方法、路径等也都相应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议题(群)的变迁。这10年所研究的议题范围明显扩大了、多元了,同时也从普适的议题转向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议题群。10年间最为重要且最多的研究是网络舆论议题群,与之相关的议题包括网络群体事件、网络议程设置、网络意见领袖、危机信息管理、网络谣言治理、网络舆论引导等。西方传播学中相关的经典理论概念也被置于中国新实践中加以检验并发展。其次是法律与伦理议题群,这是我们过去研究较少但在网络传播时代迫切需要的。再次是网络安全与主权议题群,是今天网络化与全球化融合发展的时代对中国提出的新议题。

议题的变迁准确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在以“分化”为特征的社会转型期,原本隐藏在“根本利益一致”背后的各种具体利益的不一致逐渐显现了出来,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种种矛盾凸显,然而现有的治理机制又尚未及时跟上变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态则为各个主体的各种诉求提供了新的多元的渠道和可能性,网络传播迅速成为参与社会的“双刃剑”甚至“多刃剑”,所涌现出的诸多新现象和诸多不确定性受到了研究者的强烈关注,但无论如何,网络传播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与趋势是肯定的。

议题的变迁也导致了研究路径的变迁。传播学历来被认为是处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交叉点上,如马特拉所言,物质与非物质、技术与语言、自然与人文、经济与文化、个体与系统、本土与全球等一对对矛盾演进的语汇构成了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张力,然而这些语汇往往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出现在传播学的讨论中的,正是他们的对抗切割形成了传播学中的各个思想派别和潮流倾向。[42]在网络传播研究尤其是中国的网络传播研究中,人们发现,网络传播之于社会、经济、法制、伦理、文化等的嵌入之深已经常态化了,任何一个学科路径都无法完整地解读网络传播中的现象,甚至连自成体系也很难做到,因此采用跨学科的路径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锦上添花的选择,而是网络传播研究必走的道路。

然而,落实到具体研究的方法论中,当前我国的网络传播研究仍然存在至少两个问题。其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仍然是分离的。政策应对型的研究往往缺少观点批判,而价值判断型的研究则少了一些建设性,这似乎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对永恒矛盾。其二,研究者仍然是孤立的且越来越孤立。尽管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局面是跨学科的,然而具体到每一个单个的研究则仍然是单一学科视角的。换言之,很少看到来自多学科的研究者组成团队开展研究,即便是某个学科内部也很少形成团队式的研究。此外在信息技术的赋能和异化下,研究者的合作对象往往是技术工具和反映研究对象的(部分)数据而不是其他研究者,甚至不是研究对象本身。其潜在的危害不言而喻,嵌入在社会进程中的网络传播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将不被真正理解。这是下一个10年我们尤其需要关注并应对的问题。

十、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