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汉语的谐音现象

也谈汉语的谐音现象（共5篇）

也谈汉语的谐音现象 篇1

汉语的谐音修辞之美论文

有一回，在单位食堂就餐，我看打菜的阿姨是本地人，就用方言点了份“鸭肉”。排队在我身后的同事是外地人，随口顺了句“蜗牛”。我乍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这位同事来本地工作已经多年，深谙皖、浙两地语言的差异，此番“指鹿为马”，反倒令人觉察到了语音指向的多元化现象。

我记得大导演李翰祥在其自传《三十年细说从头》里有过类似的记载。李翰祥生于辽宁锦西，曾于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修读戏剧电影，1948年前往香港。饯别宴上，有个到过香港的朋友教了他一些入乡随俗的细节，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在香港‘喝’茶叫‘饮’茶，吃饭叫‘塞(食)’饭。”

“干嘛塞呢，慢慢吃不好吗?”

“慢慢吃，就叫慢慢塞(食)。吃面叫塞(食)面。面和上海的阳春面、北方的打卤面都不同，黄色，细条的，因为碱落得重，所以吃着有点涩、有点硬。看电影和坐公共汽车一样要买票，不过票不叫票，叫‘飞’。”

李翰祥追忆说：“我听了直乐，记了半天，Y果印象最深的还是‘飞’。票跟‘飞’实在差得太远了，东三省有个地方叫‘北票’，岂不要叫‘北飞’?天桥晚期的八大怪之中，有个耍单杠的叫‘飞飞飞’，岂不要叫‘票票票’?”他当时所不知道的是，粤语里保留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比如“饮茶”和“食饭”;同时，香港也因受到英国长期殖民的影响，习惯粤语英语混用，将英文谐音变成粤语口语，比如管“票”叫“飞”，就是英文单词“fare”的本土化表达。试想，对于前者，如果只是书写成汉字，在理解上并不会出现任何偏差;对于后者，如果将英文单词原样呈现，只要翻检英汉字典同样可以迎刃而解。之所以容易造成误解，根源全在于听者以既有的语言系统套用陌生的语言系统，而忽视了一时一地一事的特殊性。

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语文闲谈》中有一则叫作《近音的干扰》，提到：“‘纳粹’(Nazi)和‘小猪’(Nasser，瑞典语)近音，因此‘纳粹’运动始终难以在瑞典开展。‘元帅’(Marshal)和‘马歇尔’(Marshall，人名)同音，因此美国在战后有‘五星上将’而没有‘元帅’。”每一种传统文化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总是偏于静止凝滞而排斥流动变化的。因此，对于外来文化基本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停留在器用层面而难以深入骨髓，一旦抵触则弃若敝屣，毫不吝惜。至于内部文化的嬗变，有时候为了避嫌或者忌讳，干脆只是改个名号，譬如唤“钱币”为“阿堵物”之类，换汤不换药，其实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

除了地域文化的差异会造成误听，知识涵养的不足同样会导致误解。如明代冯梦龙《笑府》：“一人出令曰‘春雨如膏’，或疑为‘糕’也;曰‘夏雨如馒头’，或又疑为夏禹也，曰：‘周文王象塔饼。’”

“春雨如膏”是形容春天的雨水可以像脂膏一样滋养农作物。这个词语，大概源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历史既然久远，孳生引述必定众多。偏偏接酒令的听后生疑，则其学问功底可想而知，他将错误的信息传递下去。

又据清代小石道人辑《嘻谈续录》，有个《堂属问答》的故事：

一捐班不懂官话，到任后，谒见各宪上司，问曰：“贵治风土何如?”答曰：“并无大风，更少尘土。”又问：“春花何如?”答曰：“今春棉花每斤二百八。”又问：“绅粮何如?”答曰：“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又问：“百姓何如?”答曰：“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上宪曰：“我问的是黎庶。”答曰：“梨树甚多，结果子甚小。”上宪曰：“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官忙站起来答曰：“卑职小名狗儿。”

“捐班”在清代是指不通过科举考试而向官府捐纳银钱换取官职的人，一般来说其学问功底与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官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对于以“温柔敦厚”雅言为基础的官话，难免有种“兵遇上秀才”的感觉，茫然不知所谓。“风土”是指风俗习惯与地理环境，“春花”是指越冬后的鱼种，“绅粮”是指地方上有地位有财势的人，“黎庶”是指民众百姓。尽管捐班在上司面前“对答如流”，态度极尽诚恳谦卑，无奈驴唇不对马嘴，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根据专家考证，在清代即便是捐班，也要经历考察试用期，方可如正途出身者一般受“差遣”。为此，大部分捐班都会大搞“题海战术”，恶补“应试技巧”，以便尽快熟悉官场规则，为从仕铺好一条坦途。这个故事，估计来自那些深深厌恶捐班的读书人的杜撰，对不学无术的嘲讽，实际上也从侧面印证了语音与文字的多重对应关系。

对于人事如此，对于自然也是如此。人们依靠敏锐的洞察力，发挥丰富的想象力，为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一一拟定专属的名字，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其中就有“拟声”，比如鸡、鸭、鹅、猫、蛙之类，无不根据动物本身的叫声予以命名。还有一些鸟儿，因为其生活习性和生理特点与同类的差异，更是得到了文人们的眷顾和垂青，被赋予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比如，固化杜鹃的叫声为“不如归去”，寄托在外漂泊的游子的思乡之情;固化“鹧鸪”的叫声为“行不得也哥哥”，表示行路的艰难和对离别的凄怆伤感。甚而无生命的风声雨声，因为特定环境的触发，稍经点染，也无端地多了一层人文关照。据宋代魏鹤山《天宝遗事》：

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明皇笑而愧之。

因为安史之乱，明皇(唐玄宗李隆基)曾避难蜀中。回京途中，听到驼马的铃声，引起了一种不确定的联想，这本是作为“梨园祖师”的一种艺术敏感。而宫廷乐师黄幡绰不改其俳谐本色，利用谐音加以讽谏，点到即止却力胜千钧。唐明皇是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所以杨贵妃称他为“三郎”，这个专属的昵称，代表着一段逝去的美好回忆。至于“郎当”，据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的解释，就是“败事”。“三郎郎当”的意思，乃是暗指唐明皇耽于安逸终于国破，而今“好了伤疤忘了疼”，念念不忘的却是满载珍宝以备时时把玩，此种故态复萌，可不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么?

由于汉语不是音节书写的语言，在其长远的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同音异形词。同音异形词的存在，有时候会给民众生活带来一些的.困惑与不便。

据说，明朝著名书画家沈周有一次收到朋友的礼物，其上附有一信：“敬奉琵琶，望祈笑纳。”他打开一看，却是一盒新鲜枇杷。沈周不禁莞尔，回信说：“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朋友见信后一脸尴尬，作了首打油诗来自嘲：“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枇杷、琵琶属于同音异形词，沈周的朋友因为写了别字，结果贻笑大方。

细细追究起来，枇杷和琵琶都是联绵词。对于联绵词，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三指出：“泥于其形则}不安，通乎其声则明辨以晰。”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九“通说上”也说：“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t惑矣。”换言之，对于这两个词，固然不能通过析字的方式分辨内涵，却能够因为读音的相近而推断出在意义上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枇杷，在苏轼的《惠州一绝》中被称为“卢橘”，因为其叶子形状似乐器“琵琶”，所以又多了“枇杷”这个名字。另外，比如“缥缈”与“飘渺”、“婵媛”与“潺”之类，都只是为了适应各自的描摹对象变化了形体，而其内核则几乎没有变化。

其实，在精于属对、娴于修辞的文人们看来，同音异形词的存在，令语言的意义与类别更加丰富严谨，给了他们驰骋文思的绝好载体。在《唐阙史》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

咸通岁，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岌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孔子)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唐代以懿宗诞辰为延庆节，举办各种节目加以庆祝。李可及在皇帝和众人面前表演了一段类似于相声的《三教论衡》，分别拿佛、道、儒三教的创始人来开涮，调侃他们是妇人。看得出来，李可及是博览群书，并做了精心准备的。他所立论的正是三教的原典，用以自圆其说的方式便是善用同音异形词。“敷座而坐”，即结跏趺坐，是一种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意思是说自己最大的忧患，便是自己的身体，这是苦难的根本所在。“我待价者也”，是以出售美玉为譬喻，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信任，进而施展自己的才能。结果“敷座而坐”被讹作“夫坐儿坐”，“有身”被讹作“有娠”，“待价”被讹作“待嫁”，距离本来面目甚远，与人们的习惯认识相悖，产生了极大的喜剧效果。

浮白斋主人《雅谑》有一则《园外狼》：

石中立为员外，与同列观上南园所蓄狮子。同列曰：“县官日破肉五斤饲之，吾侪反不及此!”石曰：“然。吾侪做官，皆员外郎，敢比园内狮子乎?”众大笑。

钟伯敬《谐丛》有一则《汗淋学士》：

王平甫(王安国)学士躯干魁硕，盛夏入馆中，下马，流汗浃衣，刘贡父(刘)曰：“君所谓汗淋学士也!”

陈皋谟《笑倒》有一则《争坐位》：

盲人、矮子、驼子三人吃酒争坐，各曰：“说得大话的许坐第一位。”盲人曰：“我目中无人，该我坐。”矮子曰：“我不比常(长)人，该我坐。”驼子曰：“不要争，算来你们都是侄辈(直背)，自然该让我坐。”

以上三则，无不是利用汉语的谐音修辞，借助同音异形词对事物进行非常态解读，使语言更具有了活泼的生趣，使生活也多一层诗意。“园外狼”表达了对“人不如兽”的愤怒和自嘲，“汗淋学士”表现了对胖子夏天容易出汗的戏谑，“争坐位”化劣势为优势，在敏捷应对中体现了群众的智慧。正如柏格森在《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指出的那样：“当一个表达方式原系用之于转义，而我们硬要把它当作本义来理解时，就得到滑稽效果。”

现在我们进入信息时代，语言在与时俱进上更是不遑多让，而网络语言中有一大部分便是源自同音异形词，比如称“工程师”为“攻城狮”，称“主角”为“猪脚”，称“悲剧”“喜剧”为“杯具”“洗具”等等。大家明知其错，仍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乐此不疲地使用与转发，将此作为新新人类的一种身份象征。其中的利弊得失，见仁见智，一言难尽，但或许我们可以温习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的自序里说的一段话：“小孩子识字的过程往往是从误会开始的。利用同音字建立不同意义之间的各种联系，其中不免望文生义，指鹿为马。倘若对于字的好奇穷究能够不止息，不松懈，甚至从理解中得到惊奇的快感以及满足的趣味，或许我们还真有机会认识几个字。否则充其量我们一生之中就在从未真正认识自己使用的文字之中‘滑溜’过去了。”

诚哉斯言!

也谈汉语的谐音现象 篇2

歇后语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语言文化之一, 是一种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语言现象。它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 具有诙谐、形象的特点。关于歇后语的研究有很多, 他们大多是从歇后语的来源、结构、语法、功能、修辞作用及其所蕴藏的文化等角度进行论述, 但很少有人对谐音歇后语进行单独而具体的阐述。本文尝试以隐喻理论为基础, 从语音隐喻的角度出发, 在总结归纳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谐音歇后语进行分析, 以找到对谐音歇后语的新的理解机制。

二、理论概述

美国语言学家Lakoff和英国哲学家Johnson, 在其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1980) 指出, 隐喻是我们谈论或思考抽象事物的一个认知过程, 认为“隐喻的本质是根据一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事物”, 即“conceptual domain (A) is conceptualdomain (B) ”, 也就是从“始源域” (sourcedomain) 到“目的域” (target domain) 的影射 (map) 。概念域之间的认知影射是隐喻的核心成分。在这一过程中, 认知主体通过推理将一个概念域影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上, 从而使得语句具有隐喻性。

在Lakoff隐喻理论的基础上,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隐喻理论进行研究。Ivan Fonagy (1999) 在其论文“Why Iconicity”中首先提出“语音隐喻”, 主要从语音 (或发音方式) 与其所表达的意义这一角度进行论述。但他所说的“语音隐喻”, 实际上是关于语音与其所指对象之间象似性的问题。因为象似性主要讨论语言形式在音、形和结构上与其所指 (客观世界、经验结构、认知方式、概念框架、所表意义) 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 (王寅, 2001) 。可见, Fonagy的“语音隐喻”似乎与Lakoff等学者的“隐喻”存在较大差异。

虽然Ivan Fonagy没有给“语音隐喻”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但这一术语的提出还是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兴趣。他们有的对语音隐喻做了初步分类和论述, 如李弘、魏万德和伊慧;有的从文学或诗歌欣赏的角度来论述语音隐喻, 如谭姗燕和黄曙光、周锋。国内最早对语音隐喻进行介绍且较为全面探索的学者是李弘教授。受Fonagy和Lakoff等的影响, 他主张将“语音隐喻”视为能指与所指之间相似性的问题, 认为可将Fonagy的语音隐喻归“语音相似性”来讨论, 且主张按照Lakoff等对隐喻的定义, 把语音隐喻看作是从语音层面来论述“跨域喻指”的隐喻现象。

三、谐音歇后语

歇后语是汉语中所特有的语言现象, 而谐音歇后语又是其中一种独特形式。歇后语前半部分的喻体是始发域, 后一部分的本体是目标域, 对歇后语的理解离开了任何一方都会有困难。而在谐音歇后语中, 本体只要根据音就能猜出其意来。这种跨域的映射借用了喻体和本体之间音的相似性。比如, “猴子学走路———假惺惺 (猩) ”中, 人们对猴子学走路产生的联想是猩猩, 但这又是假的猩猩, 于是有了“假惺惺”的谐音。

基于单词音形义三者同异关系, 谐音歇后语中的语音隐喻可分为音同形异义异类隐喻, 音近形异义异类隐喻和音同形同异义类隐喻。下面将以此为依据对谐音歇后语进行详细论述。

1. 音同异形异义类歇后语

音同异形异义是指语音形式相同, 而书写形式和意义不同的字或词。歇后语便在这种相同的语音形式基础之上, 进行不同词汇之间的意义转换。例如:

[1]吃饺子不吃馅———调皮 (挑皮) 。调皮和挑皮属于不同的认知域。本歇后语用喻体“挑皮”来跨域喻说本体“调皮”。该歇后语通过“挑皮”与“调皮”的谐音构成, 并通过“挑皮”来突出“调皮”。这种谐音歇后语具有信息功能和美感功能, 且具有诙谐性。

[2]外甥打灯笼———照旧 (舅) 。“旧”和“舅”属于不同的认知域。本歇后语用喻体“舅”来跨域喻说本体“旧”。“照舅”意为“打灯笼照舅舅”, “照旧”意为“按照原来的样子”。该歇后语正是通过“照舅”与“照旧”的谐音构成双关的, 并通过前者来突出后者。

音近形异义异类歇后语

音近形异义异词是指发音形式相近, 书写形式和意义不同的字或词。汉语经常运用语音的相似性来构建语音隐喻 (魏万德, 伊慧, 2006) 。歇后语就利用汉语的这一特点进行了不同意义之间的相互转化。例如:

[1]蛤蟆跳水—卜咚 (不懂) 。卜咚是拟声词, 原指蛤蟆跳进水里的声音, 与“不懂”发音听起来相近, 指不明白、不理解的意思。用“卜咚”跨域喻说“不懂”十分生动、形象, 并且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增加了语言的趣味性, 使谈话显得俏皮可爱。

[2]飞机上吊邮筒—高信 (兴) 。“高兴”和“高信”得发音相似, 由歇后语的前半部分我们可以联想到“高信”的画面, 再由此画面激活“高兴”的谐音联想, 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3. 音同形同异义类歇后语

音同形同异义词是指发音方式和书写方式相同, 但意义不同的字或词, 也就是语音或语义双关词。这类词语出现在歇后语中便构成一种双关歇后语。双关歇后语都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是根据喻体得出的字面意思, 另一层意思就是实际意思。双关歇后语的实际意义比其字面意义还要重要, 其双关意义主要是在本体部分。例如:

[1]棺材板上画老虎—吓死人。“吓死人”是根据前面的喻体得出的理解———在棺材上画老虎, 当然只是吓到死人。但是其另一层意思是某件事都能把人吓死, 是“恐怖可怕”的意思。所以对双关歇后语的跨域映射要再结合语境进行联想。

[2]串起来的螃蟹—横行不了啦。“横行”指 (螃蟹) 横着爬, 实际上这里是将“横着爬”作为喻体, 跨域喻说本体的“蛮横”。用来讥讽坏人或恶势力胡作非为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隐喻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可谓是我们认识世界, 进行交际不可或缺的重要认知工具之一。语言始源于语音, 隐喻又无处不在, 因此语音隐喻就必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语音现象, 不容忽视。本文从语音隐喻角度对汉语中的谐音歇后语进行了分析, 藉以给人们提供一个新的方式去理解这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语言现象。希望本文能帮助读者对歇后语, 特别是谐音歇后语有一个新的理解。

参考文献

[1]Fonagy Ivan.Why Iconicity[A].In Nanny Max&Olga Fischer (eds) .From Mining Meaning-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1999.

[2]Lakoff G,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李弘.语音隐喻初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 (5) :70-74.

[4]谭姗燕, 黄曙光.《红楼梦》中的语音隐喻[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2) :29-30.

[5]魏万德, 伊慧.语音隐喻探析[J].惠州学院学报, 2006, (4) :61-65.

[6]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有趣的谐音现象 篇3

“买‘早点’？”一路上约翰不解地嘀咕。

卖早点的小摊就在小区门外，果果买了些油条和煎饼。

“‘早点’怎么还可以买？”约翰盯着写有“早点”两个大字的招牌一脸疑惑。果果这才明白，他的朋友肯定是把意思搞错了，于是笑着解释说：“早点，就是早饭，早上的点心，你是不是当成那个什么早点儿、迟点儿的意思了？”

“哦，上帝！”约翰也忍不住笑了，“你知道吗，刚来中国时，爸爸指着街上这样的牌子对我说：‘中国人很勤奋，你看，他们一直提醒上班的人不要迟到。’”

“哈哈哈！”果果笑得直不起腰了。

早餐桌上，妈妈递给约翰一根油条。约翰第一次吃，一个劲儿往嘴里送。妈妈怕他噎着，指指面前的豆浆说：“蘸着吃。”约翰一愣，看了果果一眼。对面的奶奶也笑着说：“蘸着吃。”约翰的表情更困惑了。“对，蘸着吃！”果果也跟着说了一遍。约翰一脸委屈地站起来说：“为什么你们都坐着吃，却让我站着吃？”

哦，可怜的约翰，他又理解错了。果果憋着笑解释说：“我们说的‘蘸着吃’就是在汤里浸一下吃，不是罚站的站。”说完还示范了一下。听完解释，约翰不好意思地笑了：“汉语真有意思，同样的音说的却是不同的意思，这已经是我早上第二次犯错了。”

“不能怪你。这就是汉语的谐音现象，即字词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这种现象你们英语也有。不过汉语的同音字、同音词要比英语多多了，所以初学汉语的人常常混淆。”爸爸笑着说。

同学们，你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有没有被谐音现象困扰过？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还会有意利用谐音表情达意哟。

认识这两位老人吗？右边的叫汪道涵，大陆人，左边的叫辜振甫，台湾人，他俩曾为了两岸的统一奔走忙碌。据说，有一年，汪老送给辜老一个竹筒。辜老身边的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辜老一看心领神会，他告诉大家这是装筷子用的“筷筒”，于是他回赠给汪老一个竹子做的“笔筒”。

也谈汉语的谐音现象 篇4

自仓颉造字起，汉语言文字经历了4000多年的发展。它承载了中华民族50的历史，是传承华夏文明的桥梁。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到新中国推行简化汉字，每一次飞跃都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发展。语言文字是沟通交流的纽带，有了它，我们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理解他人;有了它，国际间的友好往来才成为可能。语言文字是历史与文明的载体，是文化之根。有了它，我们才得以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感受盛唐的泱泱气概;有了它，我们才能触摸传统文化的精髓，感受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

如今，汉语言文字在发展变革的同时，也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如何保护我们的母语，如何促进汉字的健康发展，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重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珍爱祖国语言，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培养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意识。

带着调查当中各界人士在使用汉字中遇到的问题，记者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采访了词典编辑室副主任程荣研究员及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两位主持人晁继周、韩敬体研究员。

群众规范意识需加强

记者：当今社会上用语不规范现象泛滥，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程荣：这是社会发展中一种正常现象。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越来越丰富，新词新语新用法也会不断出现。新词中那些鲜活的、规范的、符合汉语词汇构词规律的，就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有生命力;而那些生造乱造的，不合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的，只能风行一时，最终肯定要被淘汰。当今社会上用语不规范现象比较严重，这与人们的规范意识比较差有很大关系。有些人盲目求新求异，不按照汉语词汇规律乱用生造词，或是不规范地使用汉语词汇，这样做的结果是影响正常交际，或是影响交际效果。而当这种求新求异影响社会交际时，它是不会被大众认可的，这是词汇发展规律。

这封读者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很好，应当引起重视。个别问题我们可以讨论。比如广告语言，像面包广告的“追求领鲜”;止咳糖浆的“咳不容缓”等，这都是在特定情况下，用谐音法造出的广告效果。对待这种广告，我想能不能宽容一些，一味的批评指责可能也达不到规范的目的。是否可以灵活地在活用的字上加一个括号或引号，这样既起到了广告作用，又不误导孩子。

韩敬体：从汉字的角度上说，现在不规范现象的一大表现就是汉字的“简体”和“繁体”的混用滥用。1956年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汉字简化方案的通知》是本着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的的。但是囿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简化方案论证上不充分，科学性不够，与现在的某些场合不合。当然，这都是大前提下的小问题，简化汉字的历史贡献很大，起了普及文字的作用。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不能为了发展而不要规范。

充分调查研究，正面柔性引导

记者：那么如何扭转这种现象呢?

程荣：这主要靠全社会从正面来科学引导，让大家都能重视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问题，都能自觉自愿地遵守。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光靠语言文字工作者是不行的。还得努力提高全民素质。比如，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在使用中感到迷惑不解时，应该去问问老师;更要注意培养学生遇到问题随时查字词典的良好习惯。从小养成的习惯能够影响到一个人一生的习惯。此外，舆论宣传工作也很重要。如果在社会舆论上，大家都能把写错别字、使用不规范词语像对乱倒垃圾脏水、随地吐痰那样嗤之以鼻的话，就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成功了。

还有一点:对汉字的规范与汉语词汇的规范在要求上不完全相同。汉字的规范，要求相对来说是硬性的。如今汉字已经不能再由个人去创造，国家有统一规定。词语方面虽也有规范要求，但国家没有硬性规定，也不大容易硬性规定。词语是在长期使用中约定俗成的，群众在社会活动语言交流中创造新词新语新用法，合乎汉语词汇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就能立得住，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中的新成员，否则就会立不住，逐渐被淘汰。如果有关部门对新出现的词语使用丝毫不加以干预，不去正确指导，任其自然发展自然淘汰，对词汇规范也是不利的，会给社会交际和经济文化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我认为，在词语规范方面很需要正确的柔性引导。

晁继周：要扭转这种局面，从语言工作者的角度来说，在制定新方案时，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改革要从民间使用汉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普遍性、必要性、明确性和生命力原则，力求在词汇使用上把握倾向性、引导性，按从俗从众的惯例，尽量做词语统一的工作。另外，在繁简体字混用的问题上，我认为，既然国家规定了要使用简体字，那就不要用繁体字。在特定场合，如果非要用的话，就要通篇用，而且要用对。

文明的传承，交流的平台

记者：您认为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有何意义?

程荣：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程度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往往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国家全民素质的高低。语言文字使用过于混乱，不仅会严重影响国际交流，也会影响到同母语人自身之间的正常交流。如果在言语上不能很好地交流，一个人说出的或写出的话不能被别人很好地理解，甚至发生误解，还能谈得上其他方面的交流合作吗?因此说，没有好的语言交流就不可能有其他方面好的交流。这就是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最重要的意义。

也谈汉语的谐音现象 篇5

在古代汉语中，我们经常遇到古音通假的现象。王力先生说：“所谓假借或古音通假，说穿了就是古人写别字” 。[1]但是很多人在学习中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很不理解，也有很多学生朋友们会问：“为什么古人写错字就是古音通假，我们写错了就是错别字呢?”

先来看假借和通假的关系。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假借是中国古书的用字现象之一，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古音通假，则是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代替本字，是本有其字，只是用另一个字代替本字来写而已。很多人搞不清它们之间的差别，例如：“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中的“惠”是“慧”的通假字，本来已有 “慧”字，但却以“惠”字临时替代，其意义是“智慧”的意思，这种情况是通假。再如：“难”原是鸟名，借为“艰难”之难;“长”是长发，借为长久之长。假借和通假的根本区别就是有没有本字，如果有就是通假，没有就是假借。

那么古音通假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该怎么理解呢?联系古音通假产生的原因和社会背景，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

1、古音通假现象与造字时代文字系统不成熟有关。古人在记录语言时“仓促无用字”，或者一时想不起来，只好用一个同音字来代替。就像在我们生活中，尽管已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统，也会有提笔忘字，或者不会写某个字的时候，这时就会用另外一个同音字来代替。这些在我们听来是不影响意义的表达的，这就是说别字也达到了我们记录语言的目的。后来人或者不知，或者效仿，以至于积非成是，流传下来，成了合法的用字。现代汉语中也有一些字会流传下去，那我们的后来人也会说我们使用了通假字。

2、古音通假的现象与古人写别字、不规范字的用字习惯有关 。[2]古人在使用文字的时候，规范观念不强，为了书写简便，使用通假字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因为一般通假字都比本字形体简单、易写，书写效率高很多，所以人们爱写通假字，不觉得写通假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3、没有相应的规范字典也是造成古音通假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才针对“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文字进行统一规范。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为我国第一部规范汉字的正字学著作，不仅对当时的文字规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字政策。人们对文字的规范性越来越看重，不断地进行正字工作，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规范字典，使得我们的汉字规范有章可循。而在古代，由于没有实用的规范字典，人们在书写过程中没有一个标准可供参照，自然容易出现同声异形的现象。

4、从个体差异上来说，每个人的思维角度是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字形的理解也是这样。对于同一个意义比如说感叹的“叹”，有的人用了口字旁，有的人用了欠字旁，于是就造出来两个字：“U”和“@”。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一个作为正字，也就是标准字体，那另一个就可以被看做是通假字。所以二者的地位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对于古代哪个是本字，哪个是通假，也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情况都与古音通假很相似，比如说我们的网络聊天。在网络交际中，文字输入的速度会对网友之间的交流产生重大影响，为了追求速度，我们就可能会不顾文字的精确，而容忍和助长错别字的使用。但是因为有语境，可能我们无意中把一句话说错了，但是听话人没有意识到，双方都会按照说话人本来的意思来理解，所以说这些错字和别字基本不会影响交际效果，这也就是语言的粗略性。所以“斑竹”“大虾”之类的网络语言便有了广泛的使用土壤。仔细想想，古人在记录语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速度与质量总是矛盾，我们总是想在保证能看懂的前提下尽量提高速度，所以一时情急想不出具体是哪个字了，就会使用别字。这个别字使用得久了，就可能会使人一看就懂，甚至以为它就是本字，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规律的通假现象。

古音通假和现代汉语中的别字现象也是不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像现代这样，我们用文字交流，要求很快的速度，而在古代，他们的文字工作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来做的，而这些人又都是位置显赫，不从事劳动的上层阶级，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好好研究文字，研究语言，所以通假现象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而且规律性比较强。而随着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高，文字广泛地被普通人所使用，人民群众对文字的改造作用也愈加明显，所以国家对于文字的规范也就更加地重要，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规，整理异形词，以及各种考试来进行规范。当一个别字的使用已经成为主流，国家也会根据实际的使用情况对正字和别字进行取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古音通假有更贴切的理解，古音通假就是古人在写别字，当我们使用的别字流传到后人那里，也就变成了古音通假。古人和今人在使用文字方面是相通的，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现代汉语的很多现象来对古汉语的使用状况进行推测，有了这样的方法，就会使我们豁然开朗。

【参考文献】

[1]《训话学上的一些问题》，王力《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2]《“假借”与“通假”辨异》，李嘉翼，《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3期。

[3]《古代汉语》王力.中华书局.05月。

[4]《古代汉语教程(第三版)――复旦博学・语言学系列》张世禄.复旦大学出版社月。

[5]《谈〈现代汉语词典〉对通假异形词语的处理》薛克谬《河北大学学报》2月第25卷第1期。

[6]异形词的演变趋势及部分通假字异形词的流行》邹玉华《语言文字应用》8月第3期。

[7]字与古音通假》何艳辉、薛克谬《怀化学院学报》3月第25卷第3期。

[8]假在民俗中的运用》尹戴忠《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2月第10卷第1期。

[9]今字与同源字、假借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关系》卢烈红《语文知识――语言学研究》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