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论》原文及翻译（通用2篇）
《纵囚论》原文及翻译 篇1
欧阳修纵囚论原文及赏析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译文一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译文二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③意：估计。
④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⑤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纵囚论》原文及翻译 篇2
一、形合与意合
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语言, 有着独特性。从英汉中连接词的数量就可以看出, 英语句法结构严谨, 句子内部有着严格的组合规则。汉语则不同, 汉语整体结构松散, 逻辑关系也属于隐性, 句中无明显的连接词, 重表意。语言本身深受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重形象思维, 而英美人重理性分析。单就英语句法结构来看, 英语中有很多连词, 而且词与词之间有固定的修饰规则。一个句子不可缺少谓语动词;而汉语虽也有类似搭配规则, 但限制比较少, 甚至一个词都可以成为一个句子。这些差异必然加大翻译的难度。汉译英时则需增补一些关联词和句子成分, 才符合英文表达习惯。例如:
原文: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 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 在这满月的光里, 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译文:It has been rather disquieting these days.Tonight, when Iwas sitting in the yard enjoying the cool, it occurred to me that the Lotus Pond, which I passed by every day, must assume quiet a different look in such moonlit night.
原句结构松散, 作者一开始就没有交代到底是谁心里颇不宁静, 又是谁在院子里乘凉。“在这满月的光里, 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此句子的主语也并没有直接给出, 然而根据汉语的句法特点, 此两处都是对主语的省略一个是人称代词另一个可由逻辑推理出来是“荷塘”。一般来说, 英语中习惯用人称代词来代替前面所提到的人或物, 而按照汉语的习惯, 当第一人称作主语时, 主语经常省略。因此在翻译中, 这些被省略的代词就应当被显现出来。因此在翻译时, 朱纯深在译文中加上了主语I并用定语从句保持了句子的连贯, 使译文符合英语的句法特征。再如:
原文:今晚若有采莲人, 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头人”了。
译文:If there were somebody gathering lotuses tonight, she could tell that the lilies here are high enough to reach over her head.
译文中“若”被翻译成了“if”。译者又增加了“she could tell that”而原文中是没有这个信息的, 因为汉语重意合, 读者可推理出这是采莲人的推测, 译文中加入此句正好与前文的somebody照应。英汉两种语言对连词的使用是有共同点的, 英语中有并列连词如and, but, 等和从属连词如however, if, 等之分, 汉语也有如“尽管, 即使”等从属连词和“和, 与”等并列连词所以常常可以互译。故此, 作者将“若”译成“if”。然而, 由于汉语重意合, 而英语是重形合, 英汉两种语言在连词的使用方面还是有差别的。英语习惯使用大量的连词来表明语句之间的语义关系, 而汉语主要靠语境和读者的理解能力来表现文章的意义。
二、主语突出与主题突出
主语突出是指一个句子中的主语和谓语是此句子不可或缺的语法单元。而主题突出是指此句子中主谓结构可以缺失, 只要作者想表达的主题存在即可。英语句子结构紧凑, 一个句子通常都要有主语, 英语句子是不能缺少主语和谓语。而汉语的无主句较多.所以在翻译时能够成功地确定主语对于译文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例如:
原文:像今天晚上, 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 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 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
译文:As it is tonight, basking in a misty moonshine all by myself, Ifeel I am a free man, free to think of anything, or of nothing.
原文中无明显主语, 但整个句子依然连贯。因为对于整个文章来说, 主语“我”已经可以用逻辑分析出来。而且主语的省略可以有更多的空间给读者。这符合汉语语言特点。在译文中, 由于英汉句法的差异, 英语作为主语凸出的语言, 必须添加主语“I”才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只有添加了主语后才会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译本。再如:
原文:这时候最热闹的, 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译文:the most lively creature, for the moment, must be the cicadas in the trees and the frogs in the pond——but the liveliness is theirs, Ihave nothing.
作为主语突出的语言, 英语主语和谓语作为一个句子必不可少的语法单元。而汉语中一旦一个动作或状态的参与者在主位上突显出来,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 这个主语通常会被省略。因为汉语里不存在这样的语法规则规定句子中必须有主语的存在。因此在翻译时必须找到这个句子的主语, 而对于主题突出的汉语来说则不需要。因此在汉译英时必须找到主语来明确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所指。
三、前重心与后重心
英语句子和汉语句子的重心相同, 一般都落在结果、结论、假设或事实等上面, 但重心的位置可不同 (王建始, 1987) 。即英语句子一般重要部分放在句子开头, 即前重心;而汉语则相反, 把重心, 重要部分放在句子后面, 即后重心。因此, 在英汉互译过程中, 应采取倒译法, 即译文的语序同原文相反。例如:
原文:路上只我一个人, 背着手踱着。
译文:I am on my own, strolling, hands behind my back.
对于原文中的第一个小句, 描述了是一个人在寂静的夜晚独自一人在路上散步的情境, 这里作者强调的是“一个人, 踱着”这种状态, 而从原文的句法结构来看, 它们都出现在小句的后边, 再看朱纯深的译文, 则把“on my own strolling”放在了句子的前边, 可以看出译者根据英汉句法的差异运用了倒译法, 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了最前边, 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从而使译文显得流畅。
四、结语
总之, 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别, 英汉句法有着许多差异, 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差异才可以在翻译过程中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以求最大程度地在语言层次上保留原著风格, 通过对《荷塘月色》的原文及朱纯深译本的分析, 了解英汉句法结构的不同对英汉互译产生的影响。从而给予我们启示, 对之后的翻译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何红.英汉句法差异与翻译的灵活性[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12 (6) :29.
[2]王金平.从英汉句法对比看英语长句的汉译[J].海外英语, 2011:30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