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名言

刘禹锡的名言（精选7篇）

刘禹锡的名言 篇1

刘禹锡的名言名句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刘禹锡的.名句，关于其名句还有哪些呢?

1、兵符相印无心恋，洛水嵩云姿意看。

2、苟有所见，虽布衣之贱，远守之微，亦可施用。

3、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

4、尽诚可以绝嫌猜，徇公可以弭谗诉。

5、天与人交相胜。

6、兰在幽林亦自芳。

7、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8、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

9、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10、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11、美人首饰傧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12、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邮焉。

13、清吟晓露叶，愁噪夕阳枝。

14、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15、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

16、巧言易信，孤愤难申。

17、撩乱舞晴空，发人无限思。

18、五刃之伤，药之可平，一言成疴，智不能明。

19、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

20、厚发奸之赏，峻欺下之诛。

21、守法持正，嶷如秋山。

22、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撩乱碧罗天。

23、千里之缪，不容秋毫。

24、秋风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25、石以砥焉，化钝为利。

26、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

27、洞庭秋月生湖心，层波万顷如熔金。

28、雷雨江山起卧龙。

29、以清俭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礼让汰惨急。

30、弘爱人屈己之道，酌因时适变之宜。

31、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32、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

33、有事之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

34、清越而瑕不自掩，洁白而物莫能污。

35、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

36、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37、时乎时乎，去不可邀，来不可逃。

38、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39、进退维谷，冰炭在怀。

40、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41、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42、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43、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44、无意似多情，千家万千去。

45、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

46、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47、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48、浮言可以事久而明，众嗤可以时久而息。

49、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50、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51、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52、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53、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54、偏伤朋友尽，移兴子孙间。

55、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56、花红昌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57、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

58、在此为美兮，在彼为蚩。

59、朝来入忘树，孤客最先闻。

60、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

61、爱池能久立，看月未成栖。

62、空气恶浊的酒馆是罪恶的渊薮，能把贤人变成笨蛋!

63、东边日出西边南，道是无晴却有晴。

64、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

65、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刘禹锡的名言 篇2

关键词：刘禹锡,咏怀七绝,今昔相对,古今相形,物我相照

刘禹锡, 李重华认为他是王昌龄、李白以后最有成就的七绝诗人, 杨慎也推许其为元和后第一家。刘禹锡咏怀七绝, 以时间轮换的视阈, 将今昔相对、古今相形和物我相照等三种方式运用的十分娴熟, 或借史事时事以抒发襟怀, 或依过去人事来展示行藏, 或凭吊遗迹来阐明观点。

一是今昔相对。诗人把握住个体在过程中时间的上下限, 通过对时序的这两个端点的强调, 在对比中表现昨是而今非的概念。主要以“旧人”为题, “旧人”为米嘉荣、何勘和穆氏, 凭歌声为证, 回味昔日繁盛, 感慨今朝悲凉。有《与歌者米嘉荣》:

唱得凉州意外声, 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 好染髭须事后生。

忆“旧人”米嘉荣, 感诗风浇漓:轻先辈重后生。诗人奉劝世人“好染髭须事后生”, 既是为米嘉荣抱屈, 也是替自己抒怀, 更是对世事愤慨。这是忍着愤怒的温存, 这是含着泪水的笑意, 这是带着锋芒的慰藉。有《与歌者何勘》:

二十余年别帝京, 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勘在, 更与殷勤唱渭城。

忆“旧人”何勘, 慨时过境迁:情谊依在。二十余年贬谪, 二十余年离别。在离别刹那, 《渭城曲》显得尤为动听, 且一定要是何勘的原唱, 那才是感人肺腑, 历久难忘, 萦绕心怀。有《听旧宫人穆氏唱歌》:

曾随织女渡天河, 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 当时朝士已无多。

忆“旧人”穆氏, 叹时光流逝:终老无成。前两句写昔写盛。穆氏经常出入宫禁, 可唱当时最美妙动人供奉歌曲, 荣光无比。后两句写今写衰。回响美妙乐曲, 回想美丽政治革新, 可惜一切幻灭, 加上故交零落, 自己衰老, 诗人只得说“休唱”, 往事已矣, “故国不堪回首, 月明中”。今昔对比, 老歌还是旧人动听, 凭吊金色年华, 犹如宋末明元初戴表元《感旧歌者》一样:“牡丹红豆艳春天, 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 无人知是李龟年。”

刘禹锡感慨今昔相对, 还有《杨柳词》中“旧板桥”:

清江一曲柳千条, 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 恨无消息到今朝。

此诗存二美:词约义丰的含蓄之美和结构严谨章法之美。含蓄之美, 词约义丰。一曲清江、千条碧柳, 两人情缘, 二十年恨。真是“一杯伤心酒, 两滴相思泪。到如今, 菱花镜里空憔悴。”故地重游, 怀念故人, “旧”字意味风景不殊、人事已非的感慨, “曾”字体现别离刹那的深沉幽怨, “恨”字流露出望穿秋水的无限情思, 尽于言传之外, 真挚感人。章法之美, 结构严谨。运用倒叙手法, 首尾相接, 开阖变化。与崔护《题都城南庄》主旨相近而手法有别, 崔诗写“去年”故事, 刘诗写“二十年”情思, 情感的触着程度有浅淡和浓深之分。崔诗以前后各两句为自然段落, 设置“昔———今”两个场景, 今昔对比, 怅惘昔日;刘诗首尾写今, 中间二句写昔, 章法为“今———昔———今”, 婉曲回环, 篇法圆紧, 可谓曲尽其妙。望穿秋水的情思, 独上西楼的幽怨, 人面桃花的痴迷, 尽于言外传之, 真挚感人。二十年的情感故事着实动人, 情致属不遇, 诚如刘禹锡自己二十余年的贬谪生活一样, 命运属不幸。于生活的遭遇有着沉痛的感慨, 于情感的专致亦有着深切的体验, “二十年前旧板桥”, 将情感定格在遥远的记忆深处, 旧事如风, 在某个时间 (“二十年前”) 和某个地点 (“旧板桥”) , 依然撩动涟漪。

二是古今相形。时序顺流, 今昔对比, 只是时段被局限在个体存在的片段之中, 有所单调;而古今对比, 则被放大延伸到整个历史进程中, 视野更恢弘, 时段更悠远深长, 诗人对时序的两极 (古与今) 的感知与评价也更加复杂。主要以“旧时月”、“旧时燕”为题, 用有情的旧月和旧燕反衬出无常的人事, 以今日之衰与昔日之盛进行对照。有《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刘禹锡《金陵五题》中两首。金陵, 亦称秣陵、建邺和石头城, 东吴、东晋以及宋齐梁陈等六朝均建都于此。然这些朝代, 国祚极短, 在悲恨相续的史实中含蕴着深刻的历史教训, 金陵怀古成为诗词常涉的主题, “兴废由人事, 山川空地形”是刘禹锡怀古诗的主题思想。第一首写“旧时月”。月标“旧时”, 也就是“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意味, 一切尽在月之照耀中, 耐人寻味。一“还”字, 显多情而无意, 秦淮河曾是彻夜笙歌, 欢乐无时, 而今月下只剩下冷落荒凉, 凄凉无限。繁华易逝, 月虽还来, 许多的许多已一去不复返了。望月凭吊, 以描写手法写山水明月之“此”, 意在表现盛衰兴亡之“彼”, 意在言外, 启人深思。难怪元萨都剌在《念奴娇》中感慨:“伤心千古, 秦淮一片明月”。第二首写“旧时燕”。燕栖旧巢, 此乃自然生态, 莺啼燕语报新年, 这又是人情心态。“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浣溪沙》) , 栖息的时间由晋入唐延续400年, 好似昨朝, 可燕子栖息的地方由“王谢堂前”变化为“寻常百姓家”, 王谢的变化, 正如“风景不殊, 正自有山河之异” (《世说新语·言语》) , 风景还是一样, 心境不同罢了, 燕子还是那只, “换了人间”。观赏金陵烟花, 谩嗟六朝荣辱。很多时候不禁感慨:昔日繁华, 烟消云散!旧时风流, 只今安在?感悟生命的有限与时间无穷的矛盾, 说不完的“六朝无限悲愁事” (罗邺《春望梁石头城》) , 叹不尽的“家国共成千载悲” (李山甫《上元怀古二首》) 。

三是物我相照。诗人有时不是站在个人命运的立场上, 也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度, 而是站在宇宙巅峰, 以“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的视阈, 否定过去现在的一切, 等量世间万物的大小长短。所以, 诗人在物我相照中, 有哲理的悲壮、诗意的感伤和生命的思量。

刘禹锡在遭受十年贬谪和续十四年贬谪的过程中, 以“桃花”为参照物, 繁盛与荒凉不对照, 讽刺与嘲笑兼具, 映照出自己的坎坷人生, 读来令人不禁嘘唏。有《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 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永贞元年 (805年) , 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 被贬为朗州司马;至元和十年 (815年) 召回, 回到长安时写此诗讽刺新贵。势利小人为了功名利禄而奔走权门, 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桃千树”, 说明投机取巧的钻营之辈增多, “看花回”, 证明趋炎附势的势利之徒盛行。桃花之繁荣美好, 实则是花红易衰、繁华易逝。因写此诗, 刘禹锡再度被贬, 一直过了十四年, 才被召回长安任职。遂又有《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 重游旧地, 显轻蔑的嘲笑。桃花的无存, 种桃道士不知所终, 繁盛后剩荒凉, 花事之变迁, 关合自己之升沉, “前度刘郎今又来”, 宛如“胡安山又回来了”的腔调, 有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刘永济在《唐诗绝句精华》中说“此两诗所关, 前后二十余年, 禹锡虽被贬斥而终不屈服, 其蔑视权贵而轻禄位如此。白居易序其诗, 以‘诗豪’称之, 谓‘其锋森然, 少敢当者。’语虽论诗, 实人格之品题也。”诗人以流美的笔触、深闳的境界来表现生命悄逝中的感伤哲理启悟:时间对生命的穿透力和破坏性。

参考文献

[1]吴汝煜, 李颖生.刘禹锡诗文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87.

[2]肖瑞峰.刘禹锡诗论[M].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3]瞿蜕园.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4]李浩.唐诗的美学阐释[M].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刘禹锡的“天真” 篇3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是匈奴族后裔。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他历仕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诸朝，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刘禹锡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刘禹锡耳濡目染，加上天资聪颖，敏而好学，从小就才学过人，气度非凡。他19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贞元九年（793）考取进士，任监察御史等职。由于他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参与了王叔文的改革运动，遭遇失败，以致人生坎坷，多次受贬。刘禹锡的诗精炼含蓄，往往能以清新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人生或历史的深刻理解，因而被白居易推崇备至，誉之为“诗豪”。

但凡真正的诗人、作家、艺术家，都有几分不谙世事不通世俗的“天真”。这种“天真”，一方面使他们能比一般人更敏锐地感知人世间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创作出纯朴率性、近乎天籁的完美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这种“天真”，又使得他们与世俗格格不入，遭遇世俗的排斥和打击，甚至被某些俗人所嫉恨和算计，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变得曲折而多舛。刘禹锡就是这样的典型。

刘禹锡在当时的文坛，绝对是重量级人物。他的《陋室铭》、《乌衣巷》都是流芳百世的名作。但刘禹锡也是一个相当“天真”的人，做人颇不圆通。刘禹锡的“天真”，在他的《陋室铭》里有明显的表现。文章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可是，他的“天真”给他惹了不少的麻烦。这一点，从刘禹锡创作《陋室铭》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

《陋室铭》是刘禹锡被贬至安徽省和州时所作。刘禹锡被贬至和州任通判，按当时的规定，他的级别可以在衙门里住三间三厦的屋子。可是，和州姓策的知县是个势利小人，而且嫉贤妒能。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落井下石，对他“关照”有加。加之刘禹锡为人“天真”，不肯也不愿与势利小人套近乎，在策知县这里，自然得不到丁点好处，反遭多方刁难。策知县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江边一套三间的房子里。三间三厦的屋子缩水为三间，搁在别人身上肯定郁闷，可“天真”的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郁闷，反而很高兴，特地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屋门两侧，联曰：“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刘禹锡此举可把策知县气得够呛，本想整你，你却在这里“观白帆”，还想着要与朝廷“争辩”。好嘛，再给你紧紧。于是，策知县又下令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房子也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白帆是观不着了，可房子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这在“天真”乐观的刘禹锡眼里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随遇而安，得了这一间半房子，也没有计较，悠然自得地住下，而且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门上：“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策知县再次给刘禹锡调房。这次，他把刘禹锡的住房调到了城中，而且只给了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破落蜗居。就这样，半年时间里，刘禹锡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得斗室。“天真”的刘禹锡根本不计较住房待遇方面的落差，更不会向势利小人屈膝。他依然自得其樂地读书作文，并有感而发，一气呵成写下了《陋室铭》这篇流芳千古的美文，还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

豁达的“天真”

刘禹锡的“天真”可以说是透入骨髓的，这种“天真”使他不管身处怎样的困境都能乐观豁达、不屈不挠。而他的乐观豁达，又往往让他备受打击。刘禹锡参与的王叔文的改革在保守派的百般阻挠之下失败了，支持王叔文改革的8个官员，都被当做是王叔文的同党而遭到打击。皇帝下诏，把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8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伾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其中，刘禹锡被派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做司马。朗州离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荒僻落后的地区。要是换了一些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天真”的刘禹锡相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直的，真理在自己这一边，遭贬了也不那么懊丧。到了朗州，除了办公以外，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在诗文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的疾苦。这一去就是10年。日子一久，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放在边远地区太可惜了，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调回长安，准备让他留在京城做官。

刘禹锡回到长安，看到长安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不舒坦就不舒坦，放在心里就是，可刘禹锡“天真”啊，“天真”的人藏不住事。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观里种了一些桃树，春天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游客。有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回来以后他就写了《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很快就传到了朝廷的权贵们那儿，他们从诗里读出了刘禹锡的“不服气”，也读出了他对朝廷后来提拔的权贵的嘲讽。这一下子自然就惹出了麻烦，他又被贬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做刺史。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14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

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又是暮春季节。换个有城府的人，仕途如此坎坷，经过百般磨难好不容易回到了京城，该夹着尾巴做人了吧。可刘禹锡却旧地重游，又去玄都观里看桃花。这次，种桃的道士不在了，观里的桃树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他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一个个在政治争斗中下了台，而他自己却顽强地坚持着。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抒发他心里的感慨：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一传开自然又被认为是牢骚之作，3年后，皇帝又把他贬到外地当刺史去了。

唐朝有种社会风俗，举子在考试前都要将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朝廷有名望的官员，请他们看后为自己说几句好话，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襄阳有个名叫牛僧孺的读书人，这年到京城赴试。这个牛僧孺，可算作刘禹锡的“粉丝”，一到京城，他就带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来见刘禹锡，请他赐教斧正。刘禹锡“天真”大发，他没去想人家请他赐教斧正也许只是客套，竟然毫不客气地当面修改起牛僧孺的文章来。当然，刘禹锡作为久负盛名的文坛前辈、文学大家，能亲自修改牛僧孺的文章，对他创作水平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可是，这个牛僧孺并不是个真心向学的人，而且又非常自负，此番老刘只挑刺不夸奖，让他大失所望，也很“受伤”，他从此对刘禹锡记恨在心。后来牛僧孺官运亨通，最后当上了当朝宰相。一次偶然的机会，刘禹锡与牛僧孺相遇在官道上，两个人便一起投店，喝酒畅谈。酒酣之际，牛僧孺写下一首诗，其中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之语。这时，“天真”的刘禹锡才知道自己当年当面改牛僧孺的大作有多么的欠考虑。后来，刘禹锡还跟他的弟子提到这件事，说：“我当年一心一意想扶持后人，谁料适得其反，差点惹来大祸，你们要以此为戒，不要好为人师。”

其实，刘禹锡改牛僧孺的文章，既是“天真”率性之为，也反映了他为人真诚的品格。也正是这种“天真”和率性，造就了一个才华俊逸、风格脱俗的大诗人。倘若刘禹锡只是个凡事打哈哈、说好话的人，我们今天又怎能读到他的那些俊秀隽永的诗文。刘禹锡的“天真”并没有错，错的是病态的世道，容不下这种“天真”，容不下这份来自人性深处的美好。

刘禹锡屡遭贬谪，白居易很为他抱不平，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其中有“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之句，一方面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同时也为其不幸的命运而感叹。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54岁的刘禹锡从和州刺史任上返回都城洛阳，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会时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可以说是“天真”的刘禹锡大半生的总结。■

刘禹锡的古诗 篇4

1、堤上行——刘禹锡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2、秋词——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3、再游玄都观——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4、望洞庭——刘禹锡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5、江南春——刘禹锡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

6、竹枝——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7、步虚词——刘禹锡

阿母种桃云海际，花落子城二千岁。

海风吹折最繁枝，跪捧琼盘献天帝。

8、抛球乐——刘禹锡

春早见花枝，朝朝恨发迟。

及看花落后，却忆未开时。

幸有抛球乐，一杯君莫辞。

9、纥那曲——刘禹锡

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

同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

10、浪淘沙——刘禹锡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11、秋风引——刘禹锡

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

刘禹锡的名诗 篇5

【原文】

和乐天春词⑴

新妆宜面下朱楼⑵，深锁春光一院愁⑶。

行到中庭数花朵⑷，蜻蜓飞上玉搔头⑸。

【注释】

⑴春词：春怨之词。“春词”为白居易原诗题目。

⑵宜面：脂粉涂抹得与容颜相宜，给人一种匀称和谐的美感。一作“粉面”。朱楼：髹以红漆的楼房，多指富贵女子的居所。

⑶春光：春天的风光、景致。南朝宋吴孜《春闺怨》诗：“春光太无意，窥窗来见参。”

⑷中庭：庭院;庭院之中。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于中庭。”

⑸蜻蜓：暗指头上之香。玉搔头：玉簪，可用来搔头，故称。

【白话译文】

浓妆艳抹打扮一新下红楼，深深庭院春光虽好只添愁。

走到庭中查数新开的花朵，蜻蜓有情飞到了玉簪上头。

【原文】

乌衣巷⑴

朱雀桥边野草花⑵，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⑶，飞入寻常百姓家⑷。

【注释】

⑴乌衣巷：金陵城内街名，位于秦淮河之南，与朱雀桥相近。三国时期吴国曾设军营于此，为禁军驻地。由于当时禁军身着黑色军服，所以此地俗语称乌衣巷。在东晋时以王导、谢安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

⑵朱雀桥：六朝时金陵正南朱雀门外横跨秦淮河的大桥，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⑶王谢：王导、谢安，晋相，世家大族，贤才众多，皆居巷中，冠盖簪缨，为六朝巨室。旧时王谢之家庭多燕子。至唐时，则皆衰落不知其处。

⑷寻常：平常。

【白话译文】

朱雀桥边长满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从前在王谢大堂前筑巢的燕子，如今再来飞进平常百姓人家。

【原文】

酬1乐天2扬州初逢席上见赠3

巴山楚水4凄凉地，二十三年5弃置身6。

怀旧7空吟8闻笛赋9，到10乡翻似11烂柯人12。

沉舟13侧畔14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15，暂凭杯酒长精神16。

【注释】

酬：答谢，酬答，这里是指以诗相答的意思。用诗歌赠答。

乐天：指白居易，字乐天。

见赠：送给(我)。

巴山楚水：指四川、湖南、湖北一带。古时四川东部属于巴国，湖南北部和湖北等地属于楚国。刘禹锡被贬后，迁徙于朗州、连州、夔州、和州等边远地区，这里用“巴山楚水”泛指这些地方。

二十三年：从唐顺宗永贞元年(8)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至宝历二年(826)冬应召，约22年。因贬地离京遥远，实际上到第二年才能回到京城，所以说23年。

弃置身：指遭受贬谪的诗人自己。置：放置。弃置：贬谪(zhé)。

怀旧：怀念故友。

吟：吟唱。

闻笛赋：指西晋向秀的《思旧赋》。三国曹魏末年，向秀的朋友嵇康 、吕安因不满司马氏篡权而被杀害。后来，向秀经过嵇康、吕安的旧居，听到邻人吹笛，不禁悲从中来，于是作《思旧赋》。 序文中说：自己经过嵇康旧居，因写此赋追念他。刘禹锡借用这个典故怀念已死去的王叔文、柳宗元等人。

到：到达。

翻似：倒好像。翻：副词，反而。

烂柯人：指晋人王质。相传晋人王质上山砍柴，看见两个童子下棋，就停下观看。等棋局终了，手中的斧柄(柯)已经朽烂。回到村里，才知道已过了一百年。同代人都已经亡故。作者以此典故表达自己遭贬23年的感慨。刘禹锡也借这个故事表达世事沧桑，人事全非，暮年返乡恍如隔世的心情。

沉舟：这是诗人以沉舟、病树自比。

侧畔：旁边。

歌一曲：指白居易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长(zhǎng)精神：振作精神。长：增长，振作。

【白话译文】

在巴山楚水这些凄凉的地方，度过了二十三年沦落的光阴。

怀念故友徒然吟诵闻笛小赋，久谪归来感到已非旧时光景。

沉船的旁边正有千帆驶过，病树的前头却是万木争春。

今天听了你为我吟诵的诗篇，暂且借这一怀美酒振奋精神。

【原文】

聚蚊谣

沉沉夏夜兰堂开⑴，飞蚊伺暗声如雷⑵。

嘈然歘起初骇听⑶，殷殷若自南山来⑷。

喧腾鼓舞喜昏黑⑸，昧者不分聪者惑⑹。

露华滴沥月上天⑺，利觜迎人看不得⑻。

我躯七尺尔如芒⑼，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⑽，为尔设幄潜匡床⑾。

清商一来秋日晓⑿，羞尔微形饲丹鸟⒀。

【注释】

⑴沉沉：昏黑貌。兰堂：芳洁的厅堂。厅堂的美称。一作“闲堂”。

⑵伺：等待，趁着。

⑶嘈然：声音杂乱貌。歘(xū)：忽然。

⑷殷(yǐn)殷：震动声，形容雷声很大。南山：即终南山。

⑸喧腾：喧闹沸腾。鼓舞：鼓翅飞舞。

⑹昧者：糊涂人。

⑺露华：露水。滴沥：水下滴貌。

⑻利觜(zī)：尖利的嘴。看不得：看不清楚。

⑼芒：草木茎叶、果实上的小刺。

⑽遏：阻止。

⑾幄：帐幕，指蚊帐。匡床：安适的床。一说方正的床。

⑿清商：谓秋风。

⒀羞：进献食物。丹鸟：萤火虫的异名。《大戴礼记·夏小正》：“丹鸟羞白鸟。丹鸟者、谓丹良也;白鸟者，谓蚊蚋也。”

【白话译文】

夏夜沉沉，清静的堂屋门窗大开，飞蚊趁着黑暗，发出雷鸣般的声响。

喧闹声突然而来，起初听了吃惊，像是隆隆的雷声从南山传来一样。

蚊子喜欢在昏暗的.夜里嗡嗡地鼓翅飞舞，糊涂人分辨不清，聪明人也感到迷惘。

在露水下滴、月上中天的夏夜，尖嘴叮人，难于觉察提防。

虽然我有七尺之躯，你蚊子小如芒刺，但是我寡你众，所以你能把我伤。

天生蚊子有一定时节，我不可阻遏，为了避开你的叮刺，我只好躲进蚊帐。

等到凉风吹来，在秋天的拂晓，你这细微东西就要给丹鸟吃光!

【原文】

昏镜词(并引)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奁⑴，发奁而视⑵，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⑶。”工解颐谢曰⑷：“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来市者⑸，必历鉴周睐⑹，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⑺。”予感之，作《昏镜词》。

昏镜非美金⑻，漠然丧其晶。

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

瑕疵自不见⑼，妍态随意生。

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⑽。

饰带以纹绣，装匣以琼瑛⑾。

秦宫岂不重⑿，非适乃为轻。

【注释】

⑴贾奁：商人的柜。

⑵皎如：洁白明亮的样子。

⑶良苦(gǔ)：好坏。侔(móu)：相称。

⑷解颐：微笑。

⑸市：买。

⑹历鉴：一个一个地照。周睐(lài)：全部看个遍。

⑺是用：因此。什一：十分之一。

⑻美金：质地好的金属。

⑼瑕疵(xiá cī)：毛病。

⑽倾城：旧以形容女子极其美丽。

⑾琼瑛(qióng yīng)：美玉。

⑿秦宫：咸阳宫。这里指咸阳宫的宝镜。

【白话译文】

制镜工陈列十面镜子于商人的柜中。在柜中看上去，只有一枚清澈，九枚都是雾茫茫的。有人说，好坏的区别太大了，制镜工微笑着说：不是每面镜子都不能做到清澈。因为商人的意愿，仅仅是能卖出镜子而已，现在来市集的人，一定是细心周到的挑选，选择与自己容貌相宜者。那清澈的镜子不能掩盖瑕疵，不是面目姣好的人就不能用，故喜昏镜者十居其九，而喜明镜者十难有一。我对此深有感慨，作出了《昏镜词》。

昏镜不是用优质的青铜所制，它模糊不清，光泽已经消失。

容貌丑陋的人往往自欺欺人，说这昏镜竟与其他明镜无异。

在昏镜中既看不到自己的缺陷，就可以随心想象自己是如何美丽。

陋容者一日照它四五次，自以为漂亮得全城人都倾慕不已。

他用有花纹的锦绣制成这镜带，又用美玉做的匣子来盛放这镜子。

像秦宫宝镜那样的明镜难道不贵重吗?但因它不合心意，反而被陋容者所弃。

【原文】

西塞山怀古⑴

王濬楼船下益州⑵，金陵王气黯然收⑶。

千寻铁锁沉江底⑷，一片降幡出石头⑸。

人世几回伤往事⑹，山形依旧枕寒流⑺。

今逢四海为家日⑻，故垒萧萧芦荻秋⑼。

【注释】

⑴西塞山：位于今湖北省黄石市，又名道士洑，山体突出到长江中，因而形成长江弯道，站在山顶犹如身临江中。

⑵王濬：晋益州刺史。一作“西晋”。益州：晋时郡治在今成都。晋武帝谋伐吴，派王濬造大船，出巴蜀，船上以木为城，起楼，每船可容二千余人。

⑶金陵：今南京，当时是吴国的都城。王气：帝王之气。黯然：一作“漠然”。

⑷千寻铁锁沉江底：东吴末帝孙皓命人在江中轧铁锥，又用大铁索横于江面，拦截晋船，终失败。寻：长度单位。

⑸一片降幡(fān)出石头：王濬率船队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到金陵，攻破石头城，吴主孙皓到营门投降。

⑹人世几回伤往事：一作“荒苑至今生茂草”。

⑺枕寒流：一作“枕江流”。

⑻四海为家：即四海归于一家，指全国统一。今逢：一作“从今”。

⑼故垒：旧时的壁垒。萧萧：秋风的声音。

【白话译文】

王濬的战船从益州出发，东吴的王气便黯然消逝。

千丈长的铁链沉入江底，一片降旗挂在石头城头。

人生中多少次伤怀往事，山形依然不变靠着寒流。

刘禹锡的名言 篇6

一

与韩文相比, 刘文客观冷静, 具有沉着从容的独特风范。

从论说风格来看, 韩、刘二人的论说都具有恣博洒脱的特点, 他们都善于采用问答体以层层辨驳的形式说理, 善于旁征博引。例如韩愈的《争臣论》, 刘禹锡的《天论》、《辩迹论》、《论书》等, 都是采用设问方式开始, 先为自己的论说树立靶子, 然后多方援引典据, 逐层深入地批驳问者的观点或回答问者的问题, 行文洒脱, 顿挫有致。

但是比较而言, 韩文以感情浓烈、气势雄放、议论风生见长;刘文则比较内敛, 具有一种客观冷静、沉着从容的风范。韩愈的《争臣论》阐述对谏官职责的认识, 四问四答, 批评阳城身为谏官却不进谏的失职, 语气尖锐, 措辞激烈, 直言, 尽言, 毫不隐讳, 多方论辩, 立、驳结合而又以破为主, 文章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 呈现出纵横驰说的特色。刘禹锡《辩迹论》也是一篇论述为臣之道的文章, 采用问答体, 立论与驳论相结合而以立为主, 在批驳代表流俗之见的“客”所提问题时, 语气委婉, 严肃但不凌厉;文章更多篇幅用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善于运用典型事例, 在对事例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得出“观书者当观其意, 慕贤者当慕其心”的结论, 全文“语甚沉实, 不似老泉以驰骋为能”[2]。就文章气势和批判力度而言, 刘不及韩;但是刘文说理明晰、分析冷静、感慨遥深, 别具一种曲婉沉着的美感, 又是韩文所不具备的。

相对于韩愈文好发牢骚, 多愤激之语, 刘禹锡论说文客观冷静的特征更为明显。以他的著名哲学论文《天论》为例, 当时韩、柳、刘三人围绕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展开了论争。韩愈主张的天人相悖相仇从而“残民者昌, 佑民者殃”的“天之说”, 无疑包含有韩愈本人对自身入仕以来一系列坎坷经历的情绪发泄,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贤者恒不遇, 不贤者比肩青紫” (《与崔群书》) 、“君子得祸”“小人得福” (《与卫中行书》) 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 但是作为一篇探讨天人关系的哲学文章, 其“有激而为”的观点不足以正确、全面、深刻地揭示天人关系。刘禹锡的《天论》在韩、柳二人“天说”基础之上, 辩证地提出“天与人交相胜, 还相用”的观点, 既批驳了韩愈天能“赏功罚祸”的唯心主义天道观, 又弥补了柳宗元“天人各行不相预”观点的不足, 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写作《天论》时, 刘禹锡正经历着严酷的政治打击, 被贬朗州, 心中蕴积着身受迫害、理想受阻的巨大悲慨, 然而作者能够跳出个人情感的局限, 不“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 对天人关系作出了冷静客观、辩证深入的探讨, 文章由此而体现出来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思辨色彩不是韩愈“天说”所能企及的。再拿刘禹锡的《明贽论》和韩愈名篇《进学解》、《获麟解》相比, 几篇文章都有借题发挥的特点, 由曲笔生发出深刻的议论, 都带有个人的身世之感。韩文抒写自己生不逢时、不为世俗所识的愤激不平, 尖锐揭露社会病态, 表明对当时用人准则的强烈不满, 用笔虽曲, 满腹牢骚不平仍溢于言表;《明贽论》借《礼记·曲礼》篇中所载古代君臣必须分级各执一物以明志的往事委婉地表明自己的道德节操, 含蓄地指出自己虽身居下位, 却仍“耿介而一志”, 具有耿直清白的操守。同是写“不遇”, 刘文虽有愤慨之情, 却不出之以愤激之语, 尽管《明贽论》的文学性和感染力远远不如《进学解》和《获麟解》, 但是通过比较也可看出刘文冷静沉着、蕴藉曲婉的特色。

比较两人的奏议体政论文, 同是针砭时弊, 恪尽臣子的忠爱之诚, 韩文感情强烈、疏直激切, 刘文则多了几分从容平缓, 显得笃诚恳切。韩愈几篇有名的奏章《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今年权停选举状》、《论佛骨表》都写得言辞激切, 感情强烈, 气势雄放, 《论今年权停选举状》直言当时政局是“有君无臣”, 国家急需骨鲠之臣来“辅宣王化”, 议论十分大胆;《论佛骨表》尖锐有力地批判了由皇帝带头自上而下的佞佛风气, 放言无忌, 激昂慷慨, 表现了过人的胆略和勇气。刘禹锡的表章则收敛了尖锐的锋芒, 他的《论废楚州营田表》、《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等语气从容, 措辞委婉恳切, 行文简洁规范, 有情辞婉转的陈情, 有精密周到的分析, 有切实可行的主张, 将关心国事的诚挚感情和指陈时弊、筹划大略的精当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充分体现出沉着冷静、典雅醇厚的风格。

如果说论理雄辩、感情浓烈、气势逼人是韩愈论说文的优点, 那么客观冷静、沉着从容、典雅醇厚则是刘禹锡论说文的长处。较之韩文的雄奇生动, 刘文显得有些四平八稳, 但它简洁规范, 韵味悠远, 自有其过人之处, 特别是因冷静分析而产生说理明晰、逻辑严密的特色, 更使其在唐代论说文中显得卓尔不群。

二

与柳文相比, 刘文沉雄豪健, 别有一种超迈通脱的气度。

在表意风格上, 刘文与柳文接近, 长于讽托, 寓犀利于婉曲, 强烈的感情往往沉埋在所述事理之中, 显得深沉、含蓄。但是, 柳文笔调更加犀利冷峻, 富有批判锋芒, 情感的主要特征是深广的忧愤, 文章因而笼上沉郁愤激、冷峻峭厉的色彩;刘文则常常表现出在困苦中求豁达、忧郁中求豪放的情感特征, 讽刺的笔锋时有节制, 不够凌厉却意味深长、耐人咀嚼, 别有一种沉雄豪健的气格和超迈通脱的风度。

刘、柳论说文写法比较接近的是他们的寓言性杂文, “宾客之文, 长于讽喻, 《因论》七篇, 均有寄托, 与柳州《三戒》同轨”[3]。但是柳文在讽喻寄托中充满愤世嫉俗, 怨悱忧郁的激情;刘文则比较沉静通达, 虽也有对现实的怨愤和对命运的诘问, 却努力地将现实的矛盾和生命的焦虑予以化解, 引向超脱的境界。例如柳宗元的《序棋》与刘禹锡的《原力》都涉及人才的遭遇问题, 《序棋》借房生涂棋为喻, 抨击当时被统治者私利扭曲了的用人唯亲、良莠不分的用人制度, 结尾感慨:“余, 墨者徒也, 观其始末, 有似棋者。”把自己和无辜遭贱视的棋子的命运联系起来, 给文章的借题发挥抹上一层孤愤怨郁的感情色彩, 进而加强了作品冷峻的风格。刘禹锡的《原力》也批判了贤士怀才而不遇、力士依靠宦官而显贵的不公平现象, 但结尾说:“屠羊于肆, 适于众口也;攻玉于山, 俟知于独见也。贪日得则鼓刀利, 要岁计而韫椟多”, “吾方俟多于岁计也”, 将力士的得宠比作在市场上屠羊卖肉适合众人的口味, 将贤士的得志比作韫藏于椟中的宝玉要等待有独到见解的人来赏识, 指出贤士不容易得志但一旦得志就能成为了不起的人, 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寄托了对出众才华不被埋没的坚信和期望, 文章因而显得沉而不郁、愤而不激, 多了一分沉毅而通脱的气度。刘文惯于“卒章显其志”, 文末多结以警策豪隽之语, 其豁达通脱的襟怀往往便借这些警策之语显露。再比如《叹牛》, 这是作者写得感情十分沉痛的一篇文章, 对“兔死狗烹”的险恶现实予以了深刻的揭露, 结尾结合牛的遭遇进行反思, 得出“执不身匮之用而应乎无方, 使时宜之, 莫吾害也”的经验教训, 以此作为被任用者在“用尽身贱, 功成祸归”的官场中应该坚持的态度, 这种结论表明作者在愤怒之后进行了沉静地思考并由此而获得了对愤怒的超脱, 文章的感情色彩因而也就不同于柳文的愤世嫉俗。同是写于贬谪时期的文章, 刘文比柳文要多一份自信和希望, 在柳宗元《牛赋》、《鞭贾》、《愚溪对》等篇中, 正义的一方处于劣势位置, 作者对此愤激而无可奈何;而在刘禹锡的《救沉志》中, 以救沉和尚为首的正义方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作者结尾的议论“善人在患, 不救不祥;恶人在位, 不去亦不祥”也显得格外坚劲有力。正是由于所表之“意”和笔锋的差异, 尽管柳文与刘文都含蓄深沉, 但是柳文的深沉显得冷峻犀利, 刘文的深沉中透露出一种雄豪通脱。

风格差异不仅表现在感情特征上, 而且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和行文特征上。和那种忧愤激切的情感相对应, 柳文语言峻切劲峭, 行文避开枝节, 直指问题关键, 议论尖锐深刻, 柳文因此显得冷峻;刘文语言则比较刚健爽朗, 语意精纯而深蕴骨力, 行文常常左右拓展, 善于把问题引向多层次、多侧面, 刘文因此显得沉雄。比较两人的书信体论说文, 柳文多峻切语, 劲峭直率, 典型的如《与韩愈论史官书》, 起笔就直截了当表明态度:“及今乃见书稿, 私心甚不喜, 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接着直言不讳指出韩愈的错误:“且退之以为记录者有刑祸, 避不肯就, 尤非也。”再立场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凡居其位, 思直其道。苟道直, 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 莫若亟去其位。”最后明确告诉对方:“是退之宜守中道, 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刘文没有这种尖锐直率的峻切语, 即使是批驳, 也往往出语豪隽、沉毅坚决, 具有昂扬奋发的格调。当他的朋友薛景晦从尚书省刑部郎中任上被贬为道州刺史时, 人们都说这是“函牛之鼎以之烹小鲜”, 刘禹锡则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中反驳这种论调:“君子受乾阳之气, 不可以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 是宜寄余术百艺以泄神用, 其无暇日与得位同。”语气温和而内蕴骨力, 给整篇文章涂上一层豪健超迈的亮色。再拿柳宗元《天说》与刘禹锡《天论》相比, 《天说》行文廉悍斩决, 无赘语泛笔, 议论直指问题核心, 文章除去引述韩文的文字, 批驳、立论在寥寥二百字内便已完成;批驳中连用反问句式, 感情强烈, 语气激切, 充分展示了柳文冷峻的特色。《天论》则以更为辩证通脱的眼光考察问题, 成功综合了复杂的天人之论, 驳、立结合更侧重于立, 既对事理作多侧面多角度的横向论述, 又由浅入深、由粗略到精微对事理作进一步的纵深分析, 一层一层把说理推向精深, 这种纵横拓展、冷静分析的行文特色与雄健畅达的语言、重人事反天命的豪情共同构成了《天论》沉雄豪健的独特风格。

三

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的体现, 时代则是培植创作个性的气候和土壤, 刘禹锡论说文冷静沉着、豪健通脱的独特风格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作家个性的产物。然而刘、柳、韩生活在同样的时代条件下, 刘、柳还有共同的政治经历和处境, 骨子里同样是改革政治、关心民生、鄙视邪恶的炽热之心, 发而为文却体现出不同的风格, 这说明在风格的孕育过程中, 作家个性方面的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形成刘禹锡创作个性的众多因素中, 中道思维的影响与朴素辩证思想的渗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 中道思维方式对其创作个性的深刻影响

中道思维是辩证思维的一种形态, 又称为中庸、中和、中行。中道思维强调主体思维的不偏不倚、不执一端, 其基本特征即是注重事物的均衡性、行为的适度性或兼顾性, 反对偏激的行为。陈允锋《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一文指出, 在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中道观, “刘禹锡的中道观跟儒家、佛教思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并深刻地影响着刘禹锡文艺思想特点的形成”, “有助于刘禹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论述文艺理论问题, 立论周备圆通”[4]。中道思维方式对刘禹锡的论说文创作影响很大。

首先是影响到文章的立论, 使作者考察问题更为全面周备、立论更加冷静理性。比如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 他认为韩、柳二人都是“有激而云”, 无论是主张天人感应的“阴骘之说”, 还是认为天人互不干涉的“自然之说”都具有片面性, 他既注意到“天人相分”的一面, 又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显然他的看法比韩、柳更为理性、更为辩证。《论书》一文论述书法的价值问题, 指出无论是过分贬低还是过分推崇书法艺术价值都是不恰当的, 正确的做法是既要注重其艺术价值, 又不因过分推崇而引发人们争名斗胜的功利心理。《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讨论书信往来中的称谓礼数问题, 其中涉及文章写作问题, 作者既反对一味从“今”以致文章浮华, 又反对盲目尊“古”而使文章过分质野, 强调写文章的基本原则是斟酌古今, 从“今”要不落于浮华, 习“古”要免于质野。这些立论都体现出中道思维的精神, 即先对两种不适中的状况进行否定或批评, 然后兼顾事理对立或互补的两个方面提出相对辩证的观点, 不走极端, 文章因而具有了比较客观理性的特征。

其次是影响到文章的表达, 使表达比较内敛节制。中道思维注重事物的均衡性, 不偏不倚, 允执其中, 反对偏激的行为, 具体运用在情感表现和语言艺术中就是要遵循“中和之美”的准则:“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中庸》) [5]强调情感的表达、语言的运用都要适可而止、不过分。刘禹锡在《送惟良上人·引》中说自己“知穾奥于《中庸》”, “至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惧然知圣人之德”。他深得《中庸》的精髓, 非常注重适度的原则, 《鉴药》一文明确指出“过当则伤和”, 强调“和”, 强调不宜过分。因此在情感表现和语言运用上, 刘禹锡比较内敛节制, 相对于韩文的“不平则鸣”与柳文的孤愤怨郁, 刘文的情感相对温和, 笔调更为冷静客观, 笔锋凝敛, 更多地呈现为沉着从容的风貌。

(二) 朴素辩证法对其思想的深入渗透

《易经》和《老子》作为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 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刘禹锡从中吸取了哲学智慧, 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辩证思维。《易经》、《老子》中包含有事物普遍联系和事物变化发展的观点, 刘禹锡的思想与此有密切关系, 他在《辩易九六论》中对《周易》“乾之爻皆九而坤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贯穿其中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尚变”, “九与六为老, 老而变文, 七与八为少, 少为定位。故曰举老而称, 亦曰尚变而称”。刘禹锡吸收了《易经》和《老子》中事物对立矛盾、对立双方相互依存转化的观念并运用于作品, 他的《因论》, “从总的倾向上看, 这七篇作品都能注意到客观事物中广泛存在着的祸福、小大、利钝、声实等互相对立的矛盾因素, 并能考察它们之间的变化情况, 表现了刘禹锡的朴素辩证法思想”[6]。刘禹锡还将朴素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观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 很少孤立、静止地看问题, 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渗透在他的论说文创作实践中, 影响到其论说文沉雄豪健、超迈通脱的特色的形成。

一方面, 朴素辩证法思想指导他从消极成分中看到积极成分, 从不利条件中找出有利因素, 从而在消沉愤懑中自我超拔, 表现出在困苦中求豁达、忧郁中求豪放的情感特征, 并进而影响到其论说文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刘禹锡善于对客观规律进行冷静思索, “芳林新叶催旧叶, 流水前波让后波”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 皆有深分, 因成是诗以寄》) ,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 “莫道恩情无重来, 人间荣谢相递催” (《秋扇词》) , “不知何日东瀛变, 此地还成要路津” (《汉寿城春望》) , “人生不失意, 焉能暴己知” (《学阮公体三首》之一) , “不因感衰节, 安能激壮心” (《学阮公体三首》之二) , 在这些诗句中, 作者或是从事物运动不息的客观规律中寻找到生机和希望, 或是从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中看到不利条件向有利方面的转化。这种积极的理性思索使他获得一种豪迈乐观的精神力量, 即便身处困厄, 仍能掷地有声地说:“君子受乾阳之气, 不可以息。” (《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 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在文章中, 他的论说文艺术风格不倾向于冷峻, 而倾向于沉雄豪健。

另一方面, 朴素辩证法思想赋予他一种不拘于时、不溺于事的通变精神, 使他看待问题更为旷达通脱。刘禹锡吸取了朴素辩证法中所包含的“尚变”的思想, 他说:“数起于复之初九, 音生于黄钟之宫。积微本隐, 言与化合乎天人之数, 极而含变, 变而靡不通。” (《送惟良上人·引》) 这种极而变、变而通的思想被刘禹锡运用于论说文创作领域, 使他的文章富含通权达变的精神, 《论废楚州营田表》提出“道存致用, 义在随时”, 《答饶州元使君书》强调“明体以及用, 通经以知权”, 《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指出“言君臣必以时”、“言祓禳必因其风俗”。基于这种通变思想, 刘禹锡看问题比较旷达通脱, 同是针对人才被埋没的问题, 韩愈愤怒指责世无伯乐, 刘禹锡则较为平静地说“宝与常在所遇” (《说骥》) ;面对挫折, 善于吸取教训、总结经验, “执不匮之用而应夫无方, 使时宜之, 莫吾害也” (《叹牛》) , “苟循往以御变, 昧于节宣, 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鉴药》) , 都是以一种较为通脱态度指导人们从主观上向有利方面转化, 避免不利的结局。

“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杰出的朴素唯物论者, 但是在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中, 含有更多的辩证法的成分”[7], 辩证思维虽不是形成刘禹锡创作个性的唯一因素, 但这种思维特质在其论说文独特风格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却是毫无疑问的。

参考文献

[1][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 1965:1190.

[2]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8.

[3]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4:1.

[4]陈允锋.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 2005, (2) .

[5][南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大学中庸论语[M].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5:24.

[6]卞孝萱, 吴汝煜.刘禹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47.

刘禹锡和白居易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篇7

关键词：刘禹锡 白居易 唱和诗 艺术特色

作为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均在诗坛上享有盛名。陈寅恪先生曾说：“乐天一生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以唱和诗为例，可见刘白二人的深厚感情。唱和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体裁作品，在传统诗歌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要全面古人的思想世界以及文学创作动态，有必要研究唱和诗，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里，刘白二人的唱和诗活动就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本文将从体裁运用、风格互仿等层面浅析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一.体裁运用

刘、白二人作为一代文坛英寸，在唱和作品中，二人自然会运用到多种体裁，诸如古体诗、近体诗均有涉及。尤为特殊的是，二人除了诗歌唱和体裁之外，还有词体的唱和，即《忆江南词》的唱和词。这两首词被后人一致认为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i，而笔者以为，这种词体唱和亦是刘、白诗风成熟的标志之一。

《忆江南词》所配音乐为燕乐，白居易依声填词，改名为《忆江南词》。后来它又有许多别称，如《望江南》、《春去也》等词调。其名目虽多，但词调依旧为单调，词体形式为二十七字、五句，长短依次为三、五、七、七、五言，平仄层次错落，通首平韵，且三、四句相互对仗。

刘禹锡受此影响，亦作《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附和。由于刘禹锡长期处于贬谪之地，所以他没有白居易那份闲情逸趣，因而，诗人在伤春而兼怀人中，语言虽俏丽，感情却深沉婉转，这使得他的这首词具有婉丽之风韵。因此，况周颐评价刘禹锡词说，其词“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

二.风格互仿

刘白二人唱和时间一长，其诗风必定会在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从总体上看，白诗受到刘禹锡诗风的影响，其诗风趋于凝练含蓄，而刘诗受白居易诗风的影响亦有趋于平易浅近的倾向。

1.白居易仿效刘禹锡的凝练含蓄。清沈德潜在《说诗睟语》里就曾说：“大历十子后，刘禹锡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就刘禹锡的具体文学创作而言，其诗风游离在中唐两大诗派之外，他的诗风既不同于元白诗派的通俗平易，也有别于韩孟诗派的奇险怪僻，其诗风大致为骨干气魄、格意奇高。他在《董氏武陵集记》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片言可以明百意”要求文学创作要凝练且深蕴。基于这种文学理念，刘禹锡认为诗歌“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他的诗歌意境往往因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互相交融，而形成了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另外，所谓“境生于象外”，是指作者通过文字刻画的种种物象来表达其在作品中的意旨，其妙处就在于言简义丰中能提供艺术美感，以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从而使诗歌有韵外之致。

刘禹锡的诗多用凝练含蓄的语言表现社会世事，以再现诗歌的现实意义。白居易诗受其艺术感染亦十分明显，如《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诗歌在凝练传神之中，将诗人一腔幽怨、哀戚之情活靈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刘禹锡仿效白居易的平易浅切。刘禹锡在唱和诗中多次赞赏过白居易的才华：“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可见，刘禹锡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才华十分欣赏、钦佩。在刘白二人唱和之中，二人经常在谈文说道中，互相学习。白居易“意到笔随，景到意随”的创作手法，对刘禹锡影响亦颇大，如刘禹锡的《秋中暑退赠乐天》：“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弹。人情皆向菊，风意欲催兰。岁稔贫心泰，天凉病体安。相逢取次第，却甚少年欢。”全诗因眼前景，而写心中事，景因情而现，情因景而生，将好友之间的相互关切之情，在“意到笔随”之中，自然贴切地融化在诗中。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刘禹锡所创作的带有浓厚民间文学色彩的《杨柳词》、《竹枝词》等诗歌佳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受到了白居易主张学习民间歌谣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影响。

透过刘白的唱和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唐文人的哀恨离愁与情感波动，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唐文人在思想世界里的微妙变化。虽然现代学者多鄙薄此类艺术价值不高的唱和诗，但存在即合理，笔者以为，唱和诗作为文学创作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诗人文化精神领域的变化，更与古代文学传播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要深入研究中唐文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以及文学发展特点，决不可忽视对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J].湖北大学学报，1990（2）.

注 释

i薛祥生：《唐代诗人对词发展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版第3期

（作者介绍：肖琛婵，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