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法治建设(通用8篇)
甘孜州法治建设 篇1
丹东小学“法治甘孜建设”领导小组制度、职责 为进一步做好我校法制甘孜建设工作,进一步推进依法执教,法律法规进校园、进课堂活动。发挥好法治甘孜建设领导小组的作用,特制订本制度。
一、领导小组对法治甘孜建设的重大事项实行集体方案、民主决策。
二、指导制定法治甘孜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三、组织开展各项法治甘孜建设宣传工作。
四、负责对法治甘孜建设宣传工作的成果进行总结。
五、负责协调法治甘孜建设宣传工作。
六、负责对学校教职工学习情况进行督查。
七、推进法治甘孜建设依法执教工作。
丹巴县丹东小学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甘孜州法治建设 篇2
关键词:甘孜州,花椒,优质高产,示范园
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 特殊的地形和气候蕴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 花椒就是其中之一。花椒 (Zanthoxylum bungeanum Maxim) 是芸香科花椒属 (Zanthoxy L) 植物的果皮, 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香辛料, 也是川菜中不可或缺的佐料, 同时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1]。
花椒在甘孜州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 面积大, 数量多, 是四川花椒主产区之一, 尤以康定、泸定、九龙、丹巴等县为主要的种植地区。受高原特殊气候影响, 甘孜州花椒颗粒大, 色泽艳, 油量高, 尤以“九龙花椒”享誉全国。历史上, “九龙花椒”因果粒大、肉质厚、香味浓郁、麻味厚重成为进贡朝庭的佳品, 故享有“雪域贡椒”的美誉[1]。
近年来受地理位置偏远、文化水平落后等客观因素的限制, 各地椒园整体出现了栽植密度大、树形差、树势弱、老龄化严重、土肥水管理不到位、病虫害严重等现象, 使得花椒的总产量下降, 品质有所降低, 逐渐失去同其他地区花椒的竞争力, 直接减少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农民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由甘孜州林业科学研究所带头, 康定县林业局负责, 在康定县捧塔乡捧塔村建立花椒优质高产示范园, 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 示范园基本情况
1.1 示范园地里位置及气候特点
示范园位于康定县捧塔乡捧塔村, 该乡为甘孜州花椒主产区之一, 东经102°17′6″, 北纬30°26′51″。示范园面积约2.0hm2, 属河谷一级阶地, 平均海拔2250m, 地势较平缓, 光照好, 多年平均日照时数2076h, 年均温14.2℃, 最热月平均气温22.2℃, 最冷月平均气温4.4℃, 年平均降水量600mm, 集中在5~9月,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52%, 无霜期277d。
1.2 当地花椒栽培中存在的问题
受多种因素限制, 果农缺乏现代椒树管理知识, 仍然沿用传统的栽植模式。具体表现为:椒园密度过大, 不愿间伐, 特别是对老树、病树的保留, 严重影响了其他花椒树的生长;土肥水管理不规范, 不重视椒园的除草松土, 使得椒园土壤板结严重, 杂草丛生, 施肥时间和方式不科学, 随意性很强;不进行整形修剪, 放任其生长, 枝条密集, 交叉枝、重叠枝、病虫枝、枯死枝过多, 严重影响树体生长, 产量减少;不进行病虫害防治, 使得椒园病虫害危害严重。
2 示范推广技术措施
2.1 建立合理的椒园密度
结合示范园土壤与气候等特点, 将椒园密度由过去2m×3m改造为3m×5m。除掉园内无使用价值的病树老树, 缺失的补栽上幼苗。
2.2 花椒树整形修剪
花椒是喜光植物, 发枝力强, 容易造成树冠枝叶稠密, 内膛光照不良而影响产量。未经修剪的花椒树, 幼树分枝少, 老龄树枝多且细小, 容易形成大小年挂果、地衣丛生和枯枝多的现象。通过整形修剪, 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 恢复树势。不同的自然条件和树龄, 技术标准不同。示范园中以盛椒期和衰老期树居多, 修剪方式各异, 修剪时间主要在秋季收摘花椒果后的9~10月进行。
2.2.1 幼树的整形修剪。
对新移栽的幼苗应从头抓起, 移栽第1年秋季, 当幼树长至60cm高时, 及时剪头定干, 来年在树干40~45cm处选留3~5个主枝, 以后逐年完成树形。结合当地的习惯, 树形以自然开心形为主[2]。
2.2.2 盛椒期的整形修剪。
对于示范园内处于盛椒期的果树, 疏去树形杂乱的大枝, 剪去当年抽生的营养枝尖端半木质化部分。保留中、下部充实芽, 对隐芽萌发的徒长枝有空间的实行短截, 培养成新枝组, 无空间的则一律剪除, 对保留的主侧枝前端的衰弱枝要回缩到壮枝处, 并选留向上和斜生的枝作带头枝[2,3,4,6]。
2.2.3 老龄树的整形修剪。
花椒树龄达15年后, 树势开始减弱衰老, 具体表现为:树皮变厚, 地衣丛生, 枯枝很多, 树冠杂密郁闭, 枝条交叉重迭。修剪的目的是改善光照条件, 恢复树势。其方法是:疏去一部分重叠、交叉和衰老的大枝, 保留4~5个方向和角度都比较好的健壮的大枝;将保留骨干枝前端的衰弱部分剪去, 回缩到强壮枝处;大树干上隐芽萌发的徒长枝中健壮、方向合理的可保留作更新枝条, 内膛的徒长枝可回缩作结果枝组, 刮去已选留大枝上的枯皮, 清除地衣和枯枝;老龄树的重修剪要与施肥配套进行[2,3,4,6]。
2.3 土壤管理
花椒为浅根性树种, 根系主要分布在60cm土层内, 根系喜肥好气。而甘孜州的土壤由于气候原因, 熟化程度不高, 示范园土壤还由于常年不耕翻, 板结现象严重, 影响花椒树的生长。示范园于果实采收后至晚秋之间进行深翻熟化土壤, 深度一般为30~40cm, 方法为放树窝子, 也可全园深翻, 并结合施入有机肥料, 逐步扩大树冠换土范围。深翻对连年丰产起着良好的作用。对于土层较薄、质地过砂的地块, 采取就近挖取比较肥沃的山间草皮土, 培在树的根部, 高度为20~30cm。来年春季再把这些土均匀撒到椒园内。椒园内间作豆科绿肥, 绿肥用作牛、羊饲草, 过腹还田, 培肥地力。
2.4 肥水管理
花椒对氮较为敏感, 氮能促进养分向营养器官输送, 推迟花椒的成熟, 而磷肥可促进花椒的成熟, 高钾低磷低氮肥效很低, 所以应注意氮、磷、钾平衡施用[5]。
花椒的根系浅, 与草争水、争肥现象非常严重, 要及时清除林内的杂草, 除草松土时要注意不要损伤花椒树的根系。
具体的施肥量应根据当年花椒树结实情况而定。对于盛椒期果树, 在开花与结果期, 可叶面喷施相同用量的氮磷钾肥, 秋季采摘后及时追施磷钾肥和农家肥。秋季施肥方法如下:
2.4.1 放射状施肥:
从树冠边缘的不同方位开始, 向树干方向挖4~8条放射状的施肥沟, 沟的长短视树冠的大小而定, 一般为1~2m。沟宽40~50cm, 深度依肥料种类不同而异。施基肥沟深为30~40cm, 追肥沟深为10~20cm。每年施肥沟的位置要变更, 并且随着树冠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外移。
2.4.2 环状施肥:
在树干周围, 沿着树冠的外缘, 挖1条深30~40cm、宽40~50cm的环状施肥沟, 将肥料均匀施入埋好即可。基肥可埋深些, 追速效肥应浅埋。施肥沟的位置每年随树冠的扩大而向外扩展。
2.4.3 穴状施肥:
以树干为中心, 从树冠半径的1/2处开始挖成分布均匀的若干个小穴, 将肥料施入穴中埋好即可。也可在树冠边缘至树冠半径的1/2处的施肥圈内, 在各个方位挖成若干不规则的施肥小穴。
在水分管理上, 根据多年降水情况, 一般开花前应灌足水分, 结果期恰逢当地雨季, 花椒树不耐水涝, 应采取相应的排水措施, 秋季采摘后应灌足水分, 同时结合施肥, 以恢复树势。
2.5 树干涂白
高海拔地区日照强, 为了减少冻害和日灼, 同时防止病菌和害虫在树皮部隐藏越冬, 需要进行树干涂白。涂白液配方:石硫合剂原液0.25kg, 食盐0.25kg, 生石灰1.5kg, 油脂适量, 水5kg。浓度以涂在树干上不往下流淌, 不粘成团为标准, 刷白时一定要均匀严密, 尤其是树皮缝隙、洞孔、树杈等处要重复涂刷;涂白位置一年生的新植苗全树涂白, 涂白时注意留出芽, 2年以上的涂抹第1层主枝以下主干。涂白时间一般在11月中下旬~12月初之间。
2.6 花椒病虫害防治
当地主要病害有膏药病、木螨病、锈病, 在防治方法上, 除加强管理, 增强树势, 提高树体抗病能力外, 应在秋季采摘后及时清园, 清除枯枝、病枝、落叶, 并集中销毁。必要时应采取药剂防治, 药剂种类轮换使用。对树干上有菌膜的, 刮除后再涂刷黄泥浆, 防治效果也很好。
主要虫害有天牛、蚜虫、蚧壳虫, 其中天牛危害最重, 防治难度也大。当地采取的防治措施包括:受害严重的椒树和大风折断的树枝, 及时烧毁, 以消灭其中的幼虫、蛹及成虫;向果农传授成虫产卵及幼虫为害造成流胶的特征, 组织人力刮除卵块和幼虫, 防止幼虫蛀入树干内;在成虫发生期内, 组织人力捕杀成虫;.用棉球蘸80%敌敌畏乳油, 塞入洞内后用湿泥封闭, 熏杀幼虫;在成虫发生期, 用80%敌敌畏乳油或20%丰收菊酯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 2.5%敌杀死乳油2000倍液, 均匀喷雾毒杀成虫。
3 示范园建设成效
3.1 制定花椒周年管理台历
为了便于推广, 根据花椒的生物学特性和物候期特点, 制定花椒周年管理台历。
3.2 经济效益
通过3年的实施, 示范园花椒平均单株产量由2.2kg提高到3.1kg, 增幅达40%, 花椒的颜色和风味均得到提升, 价格由60~70元/kg提高至90~100元/kg,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3.3 生态效益
通过3年的示范推广, 各地花椒园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 也有利于保持水土, 涵养水源, 构筑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
参考文献
[1]九龙花椒[R].川味坊四川美食网
[2]王占林, 马玉林.青海高原花椒栽培技术[J].陕西林业科技, 2013 (4) :116-118.
[3]连营, 姚希贤.干旱山区花椒栽培技术[J].现代农业科技, 2011 (3) :142-144.
[4]韩新霞.山地花椒栽培技术[J].河北林业科技, 2012 (4) :105
[5]张国桢, 李世清.氮磷钾配比对花椒产量的影响及其肥料效应模型分析[J].干旱地区农业研究, 2005 (11) 120-123
甘孜州法治建设 篇3
关键词:甘孜州;历史文化资源;城市文化建设
一、甘孜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
(一)甘孜州历史文化内容
甘孜州地理位置优越,处在“民族走廊”腹心带,同时又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枢纽,是重要的贸易集散地。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其多元文化汇聚形成了较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内容。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发展更是体现了历史的印记,藏传佛教文化保留的较为完整,德格县藏族文化内容较为的丰富。康定县因一首《康定情歌》享誉四海,有“东方伊利亚特”之称的《岭·格萨尔王史诗》更是为康巴文化增设不少。[1]康定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是茶马古道的重镇,藏汉交汇的中心要地。甘孜州历史文化传统多样,康定每年有“转山会”、“春游日”和“灯灯节”,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专门记录了康藏高原藏族人民的民俗风情和宗教习俗等内容。
(二)甘孜州历史文化资源的继承
甘孜州在历史文化继承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尤其重视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重视杜宇少数民族文化的推广。以康定县为例,康定地区自然、人文景观资源丰富,康巴文化内容流传至今,始终保持着文化的独特性。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继承问题上,康定地区通过对历史文化紫云进行有效的整合,重视对于民俗文化的转化,创设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内容。从历史文化资源现实价值出发,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注重历史文化内容的推广,让大众通过了解和参与去感受康定文化的魅力,同时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甘孜州历史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开发应该抓住文化所展现的民族内涵,秉承着文化传承和保护的责任,将甘孜历史文化资源推广出去。
(三)甘孜州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甘孜州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要得益于康巴地区的地域优势和环境优势,但是在文化资源的利用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历史文化开张的长久吸引力不足,人们看到的只是文化的短时效应,没有从深层次的挖掘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性。在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中,民族文化历史的普及和推广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的延伸,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仍旧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同时在甘孜州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生一定要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不要失去对于传统文化最为本质的文化内容的传承。在历史文化产业模式转化问题上也应该重视历史文化的现实发展,通过历史文化资源的推广带动城市文化的建设,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
二、康定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城市文化建设对策
(一)加强历史文化资源城市专项保护
康定是甘孜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上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康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应该形成专业的规划管理,以专门的组织机构的带领下,大众的共同参与下实现为了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的文化形象需要靠历史文化的传承得以实现。因此在州政府的支持下,积极的开发文化资源,通过教育和宣传的途径让甘孜州的人民群众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感悟文化生活,自觉的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在历史文化的保护上应该形成详细的文化目录,对于文化内容有细致的规划,对古文化遗存、民间艺术、民族歌舞、民间文化、传统习俗等内容形成专项的文化研究项目,以专业人员进行最为详细的研究。
(二)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通过甘孜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尤其重视对民族旅游文化产业的推动,能够更多的吸引大众关注甘孜、关注甘孜州的历史文化内容。对于甘孜州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应该实现产业的合作发展,以旅游业发展为中心,提升服务业的行业发展规律,将历史文化内容形成地域的文化品牌,创造更多的历史文化产品,提升甘孜州文化的知名度。以康定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为例,其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表现藏族文化的民俗风俗,民间故事和民族歌曲传承久远,民族走廊和康巴民族风情文化都能够衍生出诸多的文化产品。
(三)打造甘孜州历史文化的城市品牌形象
甘孜州的历史文化传承关系到城市建设的品牌形象的推广,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是尤为关键。以康定民俗文化村的打造来说,通过旅游文化景点和文化产品的功能性发挥,提升大众对于藏族文化和习俗的理解能力,通过汉藏文化的结合创造出像《康定情歌》一样的大众广为传唱景点曲目。[2]通过文化主题的创设,让人们去感受康定文化为大众精神所带来的洗礼和熏陶。康巴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生态型和民族性,所以城市文化形象的打造一定要围绕这一主题曲丰富和发展,通过地域文化的发展促进甘孜州经济建设的发展水平。
三、康定历史文化建设对甘孜州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提升甘孜州群众文化意识
甘孜州历史文化建设同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能够在文化建设中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重要性,接受历史文化的教育,提升对于城市的喜爱,对于家乡的自豪感,从而激发大众对于城市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康定历史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具有文化代表性,通过地区文化建设来丰富城市文化建设的内容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价值。城市的建设需要通过历史文化来丰富,人们的主动性参与和创造性思考是城市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在甘孜州历史文化开展和城市建设问题的研究上一定要注重对于人民群众参与性的调动,形成具有地域凝聚力的城市文化精神,为甘孜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动力。
(二)丰富甘孜州历史文化呈现形式
康定历史文化内容丰富,通过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能够提升大众对于地区文化的兴趣,康巴地区的民俗、服饰、饮食文化别具一格,能够反映民族文化的内容和该地区的文化风俗习惯。通过开发好这些旅游文化产品,创建集民间歌舞、藏戏、民俗风情、服装服饰和饮食文化于一体的文化经济联合体,能够为甘孜州经济发展创设重要的环境,实现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点。[3]未来甘孜州的城市建设需要放宽政策和市场环境,给予地域文化发展更多的机会,让多元化的历史文化呈现形式丰富甘孜地区文化内容,提升历史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推动甘孜城市发展的顺利进行。
(三)提升甘孜州城市文化内涵
甘孜歷史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推广,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康定地区的历史文化开发和推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康定在甘孜城市建设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通过康定地区的文化价值的深度发展,提升甘孜城市建设的文化感知力,以文化为社会发展的重点内容,让城市形象更具内涵性和时代感。对于甘孜城市建设,应该在充分利用地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积极的丰富历史文化的内容和呈现形式,通过产业文化的推广带动城市的经济发展,才能形成城市建设的长远的文化推动力。(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
参考文献:
[1] 川西藏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初探——以甘孜州康定县三道桥村为例[D].池玉雪.成都理工大学.2010(04).
[2] 王辉全.甘孜州文化旅游资源及近期景点开发构想[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2).
民主法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篇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任务,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重点任务。
1、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实施,又要积极稳妥推进,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全会《决定》从三个方面提出和部署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二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2、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会强调:“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三个更加”意味着,今后国家会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会《决定》鲜明地提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就是推动两个方面的创新,一个是理论方面的创新,当然也包括实践层面的创新,目的就是要更好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作用。
全会《决定》强调:“完善人大工作机制,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近年来,我们辽宁省人大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去年以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就教育经费支出、大气污染防治、农田水利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进行了专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论断。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人民民主权利的实践,从而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那么其次就是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有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从而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最后就是协商民主的推进还有助于我们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
全会《决定》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明确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
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系统阐述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制度要求。“法治中国”将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思想进行了重大提升,释放出强烈的改革信号。
1、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治中国”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综合版”和“升级版”,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和法治基本精神的“具体目标”,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具体平台。
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治中国建设,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将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系统工程。
2、行政执法体制:权责统一、权威高效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两大支柱。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是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全会《决定》针对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提出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3、司法体制改革:公正、高效、权威
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改革主要侧重于立法的审查、执法的监督和司法的独立,做到这三点创新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我们司法的公正,让老百姓在整个司法的过程中、执法的过程中体会到对他们权益的保障,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有助于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全会《决定》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三个方面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了具体明确的部署。
4、劳动教养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实行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胡建淼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历史上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它的弊端非常大。中央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央对人权的高度尊重。”
甘孜州法治建设 篇5
2009年以来,我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法治建设的相关要求,在建设系统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与水平,大力推进法治宿豫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2009年法治建设工作总结
1、加强组织领导
年初,我局制定全年工作目标和措施,把创建工作的目标任务纳入建设局总体目标考核之中,与工程建设、管理等各项工作统一规划部署、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检查考核。5月份,又根据领导班子人员、工作分工调整,及时调整了建设局法制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党组统一领导、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牵头抓、职能部门具体抓的齐抓共管的组织领导体制。引导和指导建设局各科室及局属事业单位的普法工作的开展,将其纳入规范化、正常化管理。
全区政法工作会议结束以后,我局立即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会议精神。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相关文件,区政协副主席、建设局局长史明霞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相关科室结合目前城乡建设工作的实 际情况,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做好下一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工作。
2、深入宣传发动
我们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把阐释和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建设系统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与水平,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面准确地宣传法治建设的目的、意义、目标和任务等,树立争先意识,开阔思路、查疏补漏,将活动的重点放在普法宣传薄弱的环节,通过深入扎实的宣传,扩大法制宣传的覆盖面,确保宣传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为积极营造普法工作氛围,年初,我局及时组织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对法制建设活动进行部署,并在早点名例会上对全体人员进行动员,使全局上下充分认识到普法工作的目的、意义,增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深入宣传发动,形成全面实施创建活动的浓烈氛围和强大合力。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法制教育的有关材料及我局的普法工作实施方案,使广大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普法工作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全区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制作悬挂6条宣传条幅,而且利用局办公楼大厅电子大屏幕,对普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宣传。
3、推进普法工作 一是着力加强公务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首先是组织人员参加行政执法培训,并利用学习时间系统地通读、学习了宪法和建设系统领域涉及的法律、法规、规章。
二是积极开展专业法律、法规的社会宣传教育。我局针对国家、建设部、地方人大、政府公布的相关行业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宣传贯彻计划并积极组织进行宣传教育,使管理人和被管理人都熟悉、知晓这些法律法规,明确权利和义务,加强被管理人守法的自觉性。
4、细化组织实施
我局根据“抓预控,少违规”、“抓力度,促效果”工作方针,一方面通过对法律法规宣传,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建筑工程现场的抽查频率和检查力度,纠正了很多违法违规行为,并对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案件发生,取得了预期效果。
2009年以来,我局共组织了12次专项检查,共下发了停工通知书16份,整改通知书260余份,消除隐患近3000条。对于建筑企业违反相关规定、监理现场控制不严、安全设施隐患重重等行为,按照行政处理程序责令其停工整顿,整顿完毕方可复工。
同时,认真做好全区工程新开工受监工作及质量投诉工作,对住户投诉房屋质量问题,都已及时查清原因,并向投诉人说明具体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在房屋拆迁工作中认真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认真做好被拆迁人的思想工作。认真贯彻拆迁管理部门提出“五心,五讲”,即“爱心、耐心、热心、诚心、细心;讲政治、讲质量、讲效率、讲风格、讲文明”。同进,严格规范拆迁工作操作程序,从以下各六个方面进行强化督查管理:
1、施工企业需具备拆除资质且拆除工程项目经理需持证上岗。
2、拆除单位上报拆除工程施工方案,拆除进度,拆除现场平面图。
3、上报拆除现场安全小组人员和拆除现场安全负责人名单。
4、拆除现场有专职安全员、专人巡查,有无闲杂人员进入,施工人员需配戴安全帽并持证上岗。
5、拆除现场设置防护栏、安全网、横幅、标语、靠牌、警示标记,并建立拆除安全台帐。
6、审核中标单位、中标委托人和现场拆除单位是否一致,拆迁单位签订拆除合同是否规范。
在法治建设工作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严格认真地履行上级主管部门赋予我们的职责,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使用文书正确,台帐记录完整,未发生一起行政复议案件及行政赔偿事件。
二、存在的问题及2010年工作计划
一年来,我局虽然在法治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上级领导的要求和群众的期望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部分人员的法治意识、为民服务意识和部门的便 4 民措施还有待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还需深入,行政执法能力还需加强。
在2010年里,我局将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全局,将紧紧围绕“在加速跃升中扩大总量,在总量扩张中丰富内涵,在内涵拓展中提升品质,在品质升级中创造精品”的发展思路,贯彻落实城市建设“四大战略”,以“加速提升现代化城市功能”为主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充分发挥行业职能作用,务实创新,狠抓落实,有力推进法治建设工作顺利开展,开创我局依法行政的新局面。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1、明确目标,把握重点。以推进依法治区战略为核心,以推进依法行政为重点,以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为抓手,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提升公正执法水平,提升促进和谐稳定能力,提升法治为民服务的实效,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法治建设的成效。
2、弘扬法治理念,塑造法治精神。着力提高机关干部和执法人员的法治理念,形成浓厚的法制氛围。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做遵纪守法模范;执法人员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信力,广泛形成机关和执法单位学法用法的良好风尚。
3、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结合我局实际,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准确把握行政执法制的实质和涵义,完善“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制度保障,落实各项行政执法制度,着力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建立考核评议机制,开展岗位培训,落实错案追究制度,健全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做到执法有依据、行为有规范、过程有监控、违法有追究。
4、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建立城市建设市场准入和特许经营制度,完善对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安全事件的预警预测、应急指挥处置、抢险救援与物资保障体系;健全依法、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及决策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行政复议工作。
5、加强建筑行业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执法专项整治,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严重的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和整治力度,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城市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6、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定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学习和行政执法工作培训,形成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上岗、定期轮岗、不合格者下岗的管理机制,增强执法人员的责任感,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甘孜州法治建设 篇6
“仁政”理论在当初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的治国思想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阶层的剧变要求哲学理论立足于现实,而众多繁杂的政治理论要求思想家们合理地解释现实以完善各自的理论体系。秦王朝的迅速解体和汉初分封制的弊端迫使统治者需要加强中央集权,此时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得到汉武帝赏识,儒学遂从三教九流中脱颖而出。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阴阳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辅也。”[7]“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8]这就是“德主刑辅”。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交媾,这种刚柔相济的“仁政”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吸引统治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这种君臣父子关系是皇权统治中的“大伦”。皇帝掌握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然后通过分封、诏赐等方式对权力、财产进行分配,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长式统治。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秦二世矫诏秦始皇赐秦太子扶苏死,扶苏说,“父而赐死,尚安敢复请?”[10]可见向百姓灌输宗法伦理观念有助于臣民接受家长式的统治,从而维护国家安定,社会和谐,达到天下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宣扬“性善论”。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1]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12]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13] 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的观念的源头,从而把治理国家看作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修养过程,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需要法律的,以德治国是最好的统治方式。统治者就是道德楷模,对他不需要防范。臣民需修身养性,使人的“善”得到保存和发展,并向着仁义礼智等圣人君子的人格目标而迈进。
三、主张贤人治国。按照儒家理论,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人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4]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国家和家庭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儒家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区别。孟子曰:“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5]孟子还断言这是“天下之通义”。[16]那么,谁应为“治人者”,谁应为“治于人者”?孟子以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17]据此推理,政治上至高之位,必以最大之德居之。所谓天子,必圣人乃可为之。圣人的责任是确立“天道”和“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臣民惟有听从圣人和君子的教诲,循礼守法,安居乐业。儒家认为,“爱人”仅仅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而被爱的对象则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有为政者才需要讲“爱人”的仁政,只有得道的君子才能行“爱人”的仁政。所以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8]
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主张的仁政即为德治,由贤人来治理国家。实施“仁政”的统治者要求臣民接受统治理由是:第一,我是天子,是最优秀的人,道德高尚无边。第二,我为社稷鞠躬尽瘁,是出于对臣民的无私的爱,会给臣民带来安全和财富。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9]他们认为,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遵守固有的行为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便可长治久安。而人心的善恶取决于德治,同时德治又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因为统治者的人格具有绝对的感召力。所以儒家所主张的“仁政”最终都衍变成为“人治”。
儒家实施“仁政”的前提是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肯定人自身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但儒家又认为人与人是不平等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统治者必然是善的代表,由他实施仁政,在他的领导之下,被统治者才能保存原有的善性,然后继续修身养性,以达到自身人格的完美。因此,从本质上看,儒家的“仁政”理论就是把国家的发展和社稷的安危完全托付给一个理想化的圣人。从历史实践看,儒家的“善”性的土壤显得如此贫瘠。一直以来,皇权统治之下的民众在“人性善”的驱使之下不断的体现伦理,实践伦理,都被看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动物,一种被统治者珍惜爱护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性已被扭曲。因此,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更尊重、顺应和完善人性,同时充分重视人的社会性,二者不可偏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进程,首要的仍是改造民众思想意识中的“善”性。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竞争等西方法观念的基本精神的宣传是必要的。只有重视提高全民的理性,才是法治进程的根本动力。
众所周知,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人性善”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法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被称作“恶法”,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仁政”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和合法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第三,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则不然,在专制社会里,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仁政”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受“仁政” 思想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在新世纪之初,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写入庄严的宪法。在摒弃传统法文化中糟粕的同时,我们要借改革之春风,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1] 《孟子·公孙丑上》;
[2] 《左传》;
[3] 《礼记·哀公问》;
[4] 《孟子·离娄上》;
[5] 《孟子·公孙丑上》;
[6] 《孟子·公孙丑上》;
[7] 《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8] 《春秋繁露·基义》;
[9] 《论语·颜渊》;
[10]《史记·李斯列传》;
[11]《孟子·公孙丑上》;
[12]《孟子·尽心上》;
[13]《孟子·尽心上》;
[14]《孟子·公孙丑上》;
[15]《孟子·滕文公上》;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孟子·离娄上》;
[18]《论语·阳货》;
[19]《论语·为政》;
[20] 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21]《孟子·离娄上》;
[22]《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甘孜州法治建设 篇7
善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进法治新区建设是时代的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要求, 应当成为滨海新区领导干部与中央、市委保持一致、提升执政水平、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要求也为有效落实滨海新区推进开发开放进程、全面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教育培训的计划, 提供了指导思想、丰富了培训内涵。因此, 只有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才能引领法治新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更加普遍、更为生动的法治实践。
(一) 实现滨海新区功能定位需要法治
国务院把天津滨海新区定位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这进一步强调了滨海新区要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产业等综合优势, 努力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成为天津发展的龙头地区。目前, 滨海新区既面临着新一轮开发开放的机遇, 也将面对原有优势分布格局重新调整的新形势, 尤其是新区第二次行政体制改革、街镇整合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那么, 如何把握机遇, 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步伐, 进一步以法治推动和保障滨海新区综合竞争力在科学发展轨道上取得新跃升, 从而进一步提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地位, 更好地向国际化城市目标迈进, 就成为法治新区建设必须应对的全局性重大课题。
(二) 加强滨海新区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法治
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各项工作的依据和基础, 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追求, 更是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力保障。社会治理的前提是法治, 用法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加强新区社会治理创新, 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目前, 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过程中也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 社会治理的内容和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城乡差距及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问题, 政府公信力问题、社会诚信问题、基层治理问题等都严重地影响着新区的和谐稳定。同时, 市民对社会法治环境的要求和期盼也越来越高。这一切对现有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区理政, 是新时期、新阶段对新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建设, 只有以平安新区作为抓手, 推进法治建设, 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才能将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才能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 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 协调平衡的生态环境。
(三) 衡量领导干部执政能力需要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这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要把已习惯的领导思维、管理思维、行政思维转变为法治思维, 善用法治要成为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功。当前滨海新区正处在开发开放的关键期, 既要继续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又要解决社会矛盾凸显、利益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因此, 未来滨海新区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持续稳定的改革和发展动力, 更迫切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些都对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期待。领导干部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区理政的中坚力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凝聚着法治共识的根本, 必须着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滨海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所以, 培育和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在法治的逻辑和价值判断的指导下, 在法治的框架内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既是一种必然选择, 也是一个基本要求。
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法治新区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法治新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滨海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 肩负着践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的重大历史使命。在法治新区建设过程中, 要立足区域实际, 服务于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 强化法治意识, 提升法治素养
“六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 通过“法律六进”和普法宣传教育, 滨海新区广大干部群众依法办事意识切实增强, 但个别干部在学法守法用法方面还做得不够, 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现象仍然存在。建设法治新区, 首要是全面提高全区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一方面, 加强法律专项培训, 全面提升领导干部、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在新区干部培训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要建立一个制度化、常态化的教育培训制度, 如通过学习、培训、出庭应诉、旁听审理等形式, 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 促使他们不仅要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权, 更重要的是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新区开发开放、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同时, 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校定期举办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专题研讨班, 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专门法律知识轮训和新法律法规专题培训。另一方面, 要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观念, 以“法治大讲堂”工作为抓手, 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 善于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在新区范围内营造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 推进依法行政, 维护公平正义
建设法治新区, 无论是机构整合, 还是强街强镇, 都需要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因此, “法治新区”首先是“法治政府”, 通过加强法治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认真梳理行政执法职权、制定依法行政规程, 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团作用, 强化制度建设, 规范行政行为;通过成立执法保障基金, 加强执法保障, 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行为, 推进严格执法, 促进“平安新区”建设, 营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同时, 要把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 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各个领域, 保证各项工作依法进行, 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具体讲, 就是各级党委要带头执行宪法和法律, 规范决策行为、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健全完善党务公开制度, 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比如, 按照“谁制定、谁清理, 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 对目前仍在继续执行、现行有效的各功能区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各级政府要加快职能转变、严格依法依规办事, 坚守公平公正原则, 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作用, 依托电子政务OA办公系统平台, 不断创新政务公开形式和载体, 着力建设法治政府;各级司法部门要坚持公正司法, 强化司法为民, 把好公平正义“最后一道关口”。
(三) 纳入考核指标, 完善考察内容
甘孜州法治建设 篇8
关键词:气象;依法治国;法治;理念;思维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能依法进行,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社会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的客观表现,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的前提是全民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的建立,核心是依法治权、依法行政。
一、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理念是法治的靈魂,体现法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追求,它根植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必然性要求中并受其制约。具体而言,法治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的权威性是法治实现的根本保障;二是限制公权力是法治实现的基本精神;三是公正是法治实现最普遍的价值表述;四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的价值实质。
法治思维是人们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依照法律的逻辑规则,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事务的思维方式。它要求崇尚法治、尊重法律,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七个方面:一是法律权威、宪法至上思维。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一切组织机构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二是合法性优先思维。即在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时,要把合法性评价放在优先位置考虑,要根据法律来进行合法与非法的预判,包括目的是否合法、权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合法、手段是否合法等等。三是人民主权思维。法治是民主的法制,人民主权是民主的本质体现。因此,法治思维也成为人民主权思维的本质要求。在立法、执法、司法上要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做到执法为民、司法为民。四是权利义务思维。法律问题说到底就是权利义务的问题,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尊重他人权利是法治思维的表现,侵犯他人权利则是人治思维的表现。五是正当程序思维。正当程序是保障实体正义的基础,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程序正义是制度正义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实现个案实体正义最有力的制度性重要条件[1]。六是法律效率思维。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效率对于个案的实体正义同样不可或缺。七是逻辑推理思维。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看,法治思维就是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运用法律逻辑规则、法律谁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等进行思维决策,探寻用法治的方式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纠纷与问题。[2]
综上可知,法治理念是培育法治思维的基础,而法治思维又是自觉运用法治方式的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增强全民法律意识,采取措施着重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
二、当前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现状分析
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16字方针,中国的法治事业蒸蒸日上,依法治国执政理政能力逐步提高,人民的法治意识也得到了较高的提升,诸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即禁止、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中”等法律语言已经是全民耳熟能详。但同时,受到中国当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法治实践中法治精神缺失的现象仍层出不穷、不可忽视。比如“权力主治”而非“规则至上”、“守法机会主义”而非“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选择性执法”而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走关系”而非走“程序”。[3]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法律意识淡薄
虽然都能背上几句法律格言、法律精神甚至法律条文,但是没有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没有“法治下,法律就是国王”等的法律权威的意识,仍残存着人治大于法治的心理。同时,在法律规则涉及自身时,总是想着无数的借口采取利已原则,对法律制裁存有侥幸心理。
2.法律执行不到位
不少人戏称如今是“拼爹拼妈”时代,这里的“拼爹拼妈”拼的更多的是背后的权力。从法治精神上讲,权力应该依法运行,严守现代法治“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然而当前的许多诸如“拼爹拼妈”等权力滥用现象,使法律规则效力被减损,而法律监督体系的执行不到位更是无形中助长了权力滥用,破坏法律权威。
三、加强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几点想法
1.牢固树立法律至上、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
法律在一个国家中是否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区分这个国家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根本标准。法律至上体现了对法治的认同,没有了这种认同,法治就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法治经验、对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法治的精髓和灵魂。因此,对于我国当前来说,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就是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秉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大旗,为官者依法用权、执政为民;执法者公正执法、执法为民;全社会共同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
2.充分建立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法治思维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由此可知,法律不应该只是写在纸上,也从来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是环绕在我们生活周围的鲜活的细节,可查可考,也只有在这些实践细节中,法律才得以铭刻在人民内心,法治精神才得以传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并熟练掌握用法律维护自我权益、维护他人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并持之以恒,时刻坚信并维护法律的权威,时刻用实际行动践行法治精神,时长日久,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自会深入骨髓。
3.坚持依法治权,依法行政
法治从国家层面上说就是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则是依法治权、依法行政。《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提出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九点意见:一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二是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三是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四是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五是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六是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七是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八是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九是加強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这九点意见指向明确且操作性强,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决策、执行还是解决矛盾、推动发展,都要不断自觉审视行政行为的内容、程序、手段、目的等是否合法,自觉将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自觉践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同时加强依法监督,坚决抵制和打击行政腐败,坚决维护法律尊严。
4.有效普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是一个全民的概念,有效普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着力提升全民法律素养,着力法治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才是法治最终实现的基础和保证力量。
有效普法,就是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体现在各类课程教育当中,从“学生”抓起;就是要把法治教育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体现在工作学习生活当中,从日常抓起;就是要各级各部门扎实开展各类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充分利用国家宪法日、防灾减灾月、世界环保日等开展专题宣传教育,不走过场不敷衍了事;就是要不折不扣的执行法律,尤其是执行监督法律执行的法律,以公平正义的法律实践引导全社会自觉依法维护法定权益、自觉履行法定义务,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律权威,让法律真正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总之,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不可一蹴而就,我们需要的是牢记初心、紧跟当前、立足长远、不断前进,在法治实践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出我们自己的法治之路。
参考文献:
[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2013.
[2]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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