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名言（通用8篇）
托克维尔的名言 篇1
1、从长远的观点看，一切私人事业的总结果却大大超过政府可能做出的成果。
2、美国绝不是人服从人，而是人服从正义或法律。
3、你不让乡镇强大和独立，你从那里只会得到顺民，而绝不会得到公民。
4、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5、生活不是苦难，也不是享乐，而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并坚持到底的事业。
6、不管你怎么寻找，除了人们意志的自由联合以外，你再也不会在人们中间找到真正强大的力量。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爱国主义或宗教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标前进。
7、美国人和英国人主张，应把瘧待和专横都视为盗窃，所以他们简化了审讯程序和减轻了刑罚。
托克维尔的名言 篇2
近百年前的《阿Q正传》中有一句话: “这些名目, 未庄人都说不明白: 官, 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很多历史情境下, 人们自认为已和旧制度彻底作别, 实际上却无时不刻不处在旧制度的樊笼之中。要想真正打破这一无形之樊笼, 首要的一步在于反思。
托克维尔曾盛赞美国于独立后出现了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 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但是他又认为民主社会可能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 进而妨害自由, 迫使人们诉诸武力, 最终导致战争和无政府状态的产生。宪政的政体机制保障是分权均衡政体, 法学大家布莱克斯通 ( 1723 - 1780) 认为英国政体混合了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 三位一体。这种政体拥有君主制之力量、贵族制之智慧及民主制之美德等三种优点, 并避免了此三种政体独处时的缺点, 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与平衡, 有力拱卫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布氏及其著作对美国影响颇深, 美国人早已汲取普通法体系的合理内核, 用来建构属于他们的宪政体制。显然, 这是托氏的一种幽暗意识, 即一种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意识。对于这种幽暗意识, 正是许多热情洋溢的言论家们所欠缺的冷静思考的产物。
托氏能产生书中看似离奇的想法, 其实并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基于一个特定时代的话题, 代表的是一个年代的人的情怀。托氏这代人的使命, 就是要对刚过去数十年的大革命进行反思和忏悔的。
法国诗人缪塞 ( 1810 - 1857) 和托氏完全处于同一时代。在自传体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他写道: “有些人说, 使得皇帝垮台的原因是人民再也不愿意要他了。另一些人说, 人民要国王, 不, 要自由; 不, 要理性; 不, 要宗教;不, 要英国式的宪法; 不, 要专制政体。最后一个人说: 不, 这一切都不要, 人民需要的是休息。”可见, 大革命的原因是什么, 人们的需要究竟是什么, 连革命群众们都莫衷一是。那些充满活力和胆量的帝国的儿子、大革命的孙子们所面临的难题, 就是一个看似被永远摧毁了的延续多年的专制政体的一切陈腐东西, 仍在废墟上蠢动; 旧大陆与新美洲, 分别代表着人类的两种前途。缪塞敬仰启蒙运动崇尚独立自由, 蔑视王权和神权的思想, 长大后却陷入今非昔比的颓丧之中。和托氏相似, 他这本小说正是他对大革命时代反思的产物。
1815 年后的法国人无论在智力发展还是个性解放上均发生了不小飞跃, 历经几十年板荡的压抑之后, 知识分子的热情开始迸发出来, 正是时代造就了托氏思索的激情。
二、变革中的博弈
从1789 到1875 这近百年当中, 除革命和动乱, 就是几乎无时不在的激情和焦虑。激情, 即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梦想; 焦虑, 则来自如何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
托氏并不赞成革命,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当革命确实已经发生, 如何反思检讨, 保存住革命正面的果实, 才是肯綮所系。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 只要是能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合理要素, 托氏都是支持和赞成的。
托氏认为, 没有贵族的社会将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 概括一下, 即认定“贵族是自由的代言人, 而农民是平等的代言人”。然而,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阶层的博弈, 阶级属性必将会淡化, 也就是说, 大家会趋向追求一些相似甚至相同的东西, 这种同质化趋向将难以遏止。依笔者看, 这不能不说有点偏见色彩, 并且类似于阶级理论的一种, 这些带有偏见的视点是落后于我们现在的时代的: 因为贵族也需要平等, 农民亦需要自由。
革命往往易演化成屠杀与暴政, 法国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上所有革命的从方式到结果的标本和示范, 屠杀与极权现象数见不鲜。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帝制, 这算得上是一种极好的讽刺。
法国史学家米涅 ( 1796 - 1884) 对路易十六及王后被杀深感惋惜, 在他看来, 假使人们能相互谅解, 资源如果能够合理分配, 那么人们会感觉非常幸福, 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也就不会产生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但是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革命正是这样一触即发, 之后便难以收拾, 理性和冷静, 往往被弃置迤逦。
革命表面上是一种令人心潮澎湃的形式, 但是它未必能带来实质的、称心如意的改变。并且革命的成本是巨大的, 往往会摊派到个人头上, 对于“革命”, 乃至对于“民主”, 都不能太过加以神话, 而是应该时刻秉持理性思考, 避免简单地通过暴力解决问题。
而事实上, 西方法律制度除了剧烈变革的某些时期, 一贯在持续发展, 每一代都在前代基础上进行有意识之建设, 这种自觉的过程也被视为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历史上浩大的民族革命, 最终往往也都放弃了对其所曾试图摧毁的法律传统的攻击。革命前的法律并不会轻易地被废除, 并立即衔接到一种新的和永久的法律制度上去。托氏心之所系, 正是这些旧制度如何才可被根本地改变, 以证明它们确实是失败了的。
摘要：《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本掺杂了个人情绪的史学著作, 作者托克维尔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 他书中的观点和见解不能都说是成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 但是这本书的伟大价值体现在其带给人们思考的契机, 本文旨在对托氏的幽暗意识进行探讨。
关键词：托克维尔,革命,反思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托克维尔的焦虑 篇3
如果“天空不再给予希望”,上帝从世界中退隐,那么个体将承担自我的命运,这是启蒙运动的应许和民主社会的期待。而等级制社会的瓦解使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断淡化,个体也获得独立的可能,于是“他们习惯于自视独立,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全部命运在他们自己的手中”(《民主在美国》)。然而,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社会深入观察,发现美国人“身处幸福之中而焦虑不安”,焦虑(inquiétude)是美国人的显著的性格特征之一。平等虽然使个体在形式上获得不断改善自己状况的可能,但平等将个体置于和所有人的竞争之中,结果个体不得不忍受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和现实的挫败之间的反差,陷入焦虑和嫉妒之中。民主充分暴露了个体的软弱,自我的独立非但不是自由,而往往成为奴役。民主的个体在砸碎了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枷锁之后,发现他们获得的自由竟可能是新的枷锁。自由,这个现代社会的最高神和罗马人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样还有另外一副面孔。这个现代雅努斯成为《民主在美国》所勾勒的现代人的肖像。
托克维尔对美国人或者民主心灵的深刻揭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不同寻常的洞察力。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圣伯夫对托克维尔的评价:他在读书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评价并非夸张之辞,然而托克维尔如何去思考?他的思考的资源在哪里呢?他的书信给了我们答案: 他的观察和思考资源就是他自己。这一对自我的探究可以追溯到现代性曙光初现时期的蒙田。蒙田很敏锐地认识到现代是个体的时代,那么只要对自己进行剖析,就可以理解人类了。因此他声称他的散文是以自己为材料的,他的自我书写并非是为了像奥古斯丁那样在忏悔中发现自我并否定自我,而是把自我当成研究对象,让自己和别人更了解他本人,也让别人通过他的自我去了解他们自己的自我。托克维尔的书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蒙田式的散文,他在书信中呈现自我,也让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自我当中展露出来。托克维尔热爱写信,所以已经出版的十七卷托克维尔全集中书信占了一半以上。事实上这种对书信以及日记的热爱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某种风尚,这表明这一时期人们拷问自我的迫切。
托克维尔终身被焦虑所困扰。他的焦虑在他看来是无法治愈的“漫长的疾病”,因为焦虑成为他的个人气质的一部分,是他的自我的构成因素。在托克维尔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他常常试图向亲人和好友描述这种在他看来无法言传的焦虑。
这个充满焦虑的托克维尔似乎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那是一个饱含激情而又充满理性的思考者,在他的作品中理性和激情构成了优美的和谐。然而思想当中理性与激情的和谐与生活当中这两者的冲突并不构成矛盾,而是生命的不同层面。并且,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思想也可能成为焦虑的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思想本身的艰难,但托克维尔并不隐瞒自己从事思考和写作背后的那些并不那么伟大的动机。在给斯维金娜夫人的信中,托克维尔不惮于从“最难看”的一点来坦白他的焦虑的原因:“您相信这种精神上的不安主要难道不是源于终生激励我的对于成就、影响和声望的激情吗?这一激情有时能促成伟大的事物,但它本身显然并不伟大。这是作家们通常有的一点坏毛病。对此我也像别人一样无法逃避。”(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斯维金娜夫人)一八四○年《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出版并没有像第一卷那样取得成功,托克维尔对评论界的沉默感到沮丧,在给卢瓦耶-科拉尔的信(一八四○年八月十五日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中表达了对自己作品的价值的怀疑。这并非仅仅像评论者认为的那样说明托克维尔缺乏自信,而是他对于自己不能取得期待的成功而感到失望。托克维尔并没有否定伟大事业背后的个体对不朽和荣耀的追求,他甚至希望民主时代的软弱个体能有这样一种雄心和骄傲,但是他知道这种个体的骄傲本身作为一种自我的私欲本身不是那么崇高的,不是他所推崇的那种忘我的美德。不过,托克维尔并非要对个体的骄傲进行道德审判,而是要指出这种骄傲会因为其挫败成为个体的重负,特别是在一个承认个体的骄傲和尊严的民主时代。
然而,托克维尔的焦虑更多地并非这样一种追求成功而不得所带来的苦恼。他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他自己绝不是这样一个理智的人,因为他要在一个平庸的时代追求伟大,在民主的时代梦想贵族时代的德性。寻求伟大的托克维尔的焦虑不同于追求福利而不得的民主个体的焦虑。《民主在美国》通篇对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比较时时浮现出对贵族制的伟大的怀念,虽然他强调民主制远比贵族制公正。他一直被一种追求伟大的激情所支配:“神已赐给我对于伟大行为和伟大美德的天然爱好,然而当这种伟大事物总是在我眼前飘荡、而我却一直无法把握时,我很失望;我的灵魂希望生活于一种理想的创造当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时代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令人悲哀。”(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致斯维金娜夫人)生不逢时而不能像先辈一样在伟大的事业中呈现生命的意义,这是托克维尔的焦虑所在。托克维尔所追求的伟大是一种自由的政治行动,它并非为了谋求利益——他的书信中常常表现出对利益的鄙视,而是彰显一种如其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的公共精神和刚毅的美德(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致博蒙)。因此,托克维尔总是把自由和伟大关联起来,自由的意义在于通向伟大。然而,民主时代的人们热爱自由不过是因为自由可以使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如果专制能够更好地保证利益,他们宁愿放弃自由。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人特别是资产者滥用自由竞逐私利,而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私利而放弃了自由。因此,托克维尔悲痛地看到他和他的时代格格不入。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他厌倦和焦虑。只有“重大的事物和崇高的情感”才能让他平静。托克维尔以政治人为自己的理想,致力于在政治上成就大业,因为只有政治行动带来的激情才能平息他的焦虑。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政治为名利所充斥的时代,他自己的信念和气质与之背道而驰。事实上从政不久,托克维尔就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当时法国的议会政治乃至政治世界中找不到位置(第四十二封信),政治行动中的无力感常常使他陷于一种深深的忧郁和焦虑。不过,让他略感欣慰的是,他一直受到他的选民的支持,选民的忠诚是他在政治的荒漠中的一小块绿洲。他长时间担任家乡地区拉芒什省政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一直珍惜这个职位,因为在其中他能够为他的家乡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自从托克维尔十六岁失去信仰之后,他的焦虑就成了存在意义上的问题,因为他的灵魂失去了根基和方向,生命当中缺乏一种根本的确定性。这颗灵魂在世界上上下求索却无法找到安息之处,人世的任何美好事物都不能在根本上满足它。托克维尔对人类存在的种种问题感到忧心,试图去探求人生的奥秘但却总是陷入不确定当中。托克维尔一直试图重建信仰、寻回生命可以立足的确定性根基,对人类生存的问题寻求确定的答案,然而他一直没有成功。在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在一切事情上我想追求一种理想,但它总是不断后退。我渴望一种绝对、一种完整,但它们并不存在。” 他对信仰有一些抽象的普遍性观念如上帝的存在及其绝对正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及对善恶的赏罚等,但除此之外,他无法形成或接受其他的信念。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他不得不承受怀疑的折磨,一直把怀疑视为世界上最让人不能承受的恶之一,年轻时将其置于疾病和死亡之后(一八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致夏尔·斯托菲尔),而到了中年则认为它比死亡更糟糕,比疾病更恶劣(一八五○年八月致科塞尔)。面对怀疑,人自身的无能为力彰显无遗:在晚年(一八五八年)给他的哲学家朋友布希泰的信中对人的状况的描述和帕斯卡尔如出一辙:“(人)被赋予足够的光以向他展示他的状况的悲惨,却没有足够的光来改变它。”
托克维尔认为他的焦虑是“所有人的故事”,是现代人的处境。不过,托克维尔并没有因此陷入绝望。大革命之后法国政界频频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不定,改变立场、转换阵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不动摇(l’inflexibilité)、坚定(constance)成为受人钦佩的德性。我们在托克维尔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德性,虽然他一直在议会政治中处于边缘,无法进行真正的政治行动,但他始终秉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接受了一度被他视为精神导师的科拉尔的教导,一个人不能指望在政治中发现高贵,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使政治高贵,正如科拉尔所言:“今天议会代表的生活是一种粗俗的生活……别指望在那里找到光荣,应当把光荣带给它。”一八五五年冬天,这时托克维尔早已接受了他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败而退出政界,他在雪后的贡比涅森林中散步,回首差不多二十五年前他和博蒙在田纳西的森林中散步的情形,对岁月的流逝充满感伤,然而他对自己过去的选择和奋斗并不后悔。在给博蒙的信中写道:“当我回顾这些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重新开始这四分之一世纪,我想做的事与我已经做的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又感到宽慰。也许我会努力改正细节上的错误,防止一些明显的蠢行,但整体而言,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甚至我的行为,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对于人的总体看法很少变化。从中可以看出,托克维尔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焦虑和怀疑的人,也是一个在道德上坚定、忠诚于自己的原则的人。
正如这封给博蒙的信中所体现的,这种忠诚特别体现在友谊当中。和蒙田用旁征博引来为自我做注脚不同,托克维尔直抒胸臆,让自我的沉重、内在的冲突在对朋友的倾诉中完全暴露出来。书信中的自我并非散文、日记和回忆录中的独白式的自我,而是和他人分担、在友谊中敞开的自我。通过书信来表达自我,托克维尔事实上是在借助友谊来面对孤独的自我。
托克维尔理解的友谊首先是一种信任和尊敬的情感,能够体贴和关心彼此的软弱,也能够向对方敞开自己的软弱。对于少年和年轻时的朋友,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后来认识的一些长者,托克维尔也强调,自己对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他们对他的善意和理解以及他对他们尊敬和信任基础上的。其次,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种友谊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在于理解和接纳对方的“善”或品性,并以自己的善和品性来加以回应,“回报的友爱则包含着选择,而选择出于一种品质”(《尼各马可伦理学》1157b30)。真正的友谊要求相互的回应和责任。托克维尔一直希望“在大社会以外形成一个理想的小城邦,那里居住着我热爱和尊敬的人,我希望在那里生活”(一八三七年八月二十日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通过他的书信我们可以领略一下他“理想的小城邦”,那里的少数居民围绕着关于人生、信仰和政治的重要问题在进行严肃的讨论;托克维尔常常和他的朋友们探讨他的作品,和他们分享他写作的动机、意图、构思、困惑和主题等等,倾听他们的批评和意见。在托克维尔那里,思想构成友谊的源泉,而友谊也成为思想的伙伴。
托克维尔以道德和友谊来面对焦虑,但并没有能克服焦虑。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在他的肖像还是在他的文字当中都能感受到一种忧郁。他没有逃避自己的命运,面对内心的紧张中而坚守对德性和伟大的追求,并不惜承担由这一追求带来的更大的紧张。《民主在美国》的写作也是托克维尔理解和面对其焦虑的一种方式。他通过处理民主时代的人的焦虑来思考自己的焦虑。我们已经提到,他从自己对成功的渴望而感到的焦虑当中深切地体会到现代人关注自我利益和成功而带来的焦虑。此外,现代人沉溺于自我的焦虑而遗忘了对伟大和德性的追求,因此民主时代的平庸和堕落会让追求德性和伟大的人感到焦虑;而现代社会中上帝的不在场让现代人陷于对生命意义的焦虑当中。民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沉溺于第一种焦虑当中甚至不会再产生后两种焦虑。因此,托克维尔首先致力于说明第一种焦虑可能导致的平庸、堕落和罪恶等种种危险,而试图借助于通过政治自由和宗教来培育道德和友谊。如果在一个民族实现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良好的民情成为政治的基础,公民的友谊成为城邦的纽带,那么这第一种焦虑是可以得以克服至少是被缓解的。而对伟大和对生命意义的焦虑,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仍需要人们在政治、友谊和宗教中去面对。他尤其强调宗教对于现代心灵的意义,虽然他自己始终没有形成坚定的信仰; 这并非是一个有某种隐微教导的人提倡一种显白的教导,而是常常对帕斯卡尔感佩不已的托克维尔对人生的感受。不过托克维尔远没有像帕斯卡尔和冉森派那样走向对人性和世界的否定,更没有接受他的助手戈比诺(Arthuer de Gobineau)的宿命论和种族主义,而是相信“如果想要从别人和自己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蔑视人”(一八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致博蒙)。根本上,托克维尔是一个有宗教情怀而敢于直面人生不幸的人文主义者。
谨以此文纪念托克维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回到鄂托克的散文 篇4
一
向西，一路向西，沿着每年都要走的荣乌高速，我再一次回到了鄂托克旗。自由向导自驾俱乐部三天的行程，32个人的车队，就这样从东胜出发了。
午后的暖阳追随着我们来到了第一站漂亮的乌兰镇。乌兰，蒙古语是“红色”。这里的红从住宅浸染到地质公园，怡红快绿，没有哪一个小镇红得让人如此舒服。
地质公园在小镇的一角，褚红色的波浪状石头造型很抢眼，远远地就吸引了自驾同行的摄影家们。进入大厅，精美大气的布局，让一路风尘的人，眼神坠入一幅巨型长卷中，铺展的绿展示了远古恐龙的家园。曲径通幽，我们进入了时间隧道，地球在上空的天体中运转，各种精美的矿石罗列在橱窗内，鄂托克的地貌以石膏为主体的样子呈现出来，虽然大多只能用于工业。
在二楼一整面墙上，鄂尔多斯的地质结构以真实的面貌出现，它的宏大逼真令人惊叹。不整合结构吸引了我，讲解员说，是因为这里丢失了一个地层。当我问及是哪一个地层丢掉了，讲解员不好意思地说：“忘记了。”没有想到，在我折身的时候，她查了资料，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让我看了这一章节。原来是“没有冥古宇这一层。”这里的地层界限上面是沉积岩，下面是变质岩，地质上将这两种不同岩石相互接触，叫做不整合。场面如此宏大的不整合出露，在全世界十分罕见。
讲解员是一个年龄不大的女孩。知识储备、认真敬业的态度让我心生赞叹。恐龙在这方水草丰美的地方，生活了若干年。与石头长成一体的骨骼，陈列在洁净的橱窗内。她生动地为我们讲解了远古恐龙的生活习性，我兴趣地看着恐龙时代的长劲鹿，短短的脖子与现代的样子迥然不同。据说是因为悦知己者，一点一点脖子就长长了。看来，无论是人是物，爱情的甜蜜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
公园的另一个展厅，大幅地呈现了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马背民族的生活场景、各种精美的饰品让我感叹祖辈的超高艺术水准。
从远古的恐龙季走进祖辈的生活，这一片土地一直是各类物种繁衍生息的繁华之地，它的空气流动着新鲜。走出地质公园，沐浴在硕大的蓝天下，六月的阳光，直率坦然，与这里的人一样，脸上挂满了笑容。
二
巴特儿，是英雄的意思，蒙古人历来崇拜英雄，好多孩子拥有这样的名字，父母希望他们有着英雄一样的性格。
在鄂尔多斯查布恐龙博物馆，我遇见了一个年近六十的巴特尔。据自由向导的老总，也是我们这次自驾出行的总指挥温源介绍，巴特儿老师爱上了鄂托克的鸟类和植物，一爱就是三十年，这里的鸟类植物像是他的亲人，没有他不认识不知道的。他知道它们住在哪里有着什么样的生活习性。他将它们的样子捕捉进了镜头，向当地的居民甚至是外省的人士，展现鄂托克的自然天堂。
我用心打量着眼前这位老者。挺拔的身姿，摄影家的服饰，不离身的相机，和蔼的笑容。随着他的脚步我们来到博物馆他的鸟类植物标本展厅。巴特儿老师占用了博物馆两个房间，一间是鸟类的照片，一间是植物标本的图片。同行的摄影师折服在了鸟类的照片中，因为他们知道拍鸟是一件辛苦并不讨巧的活儿。鸟的灵动与敏捷总是与人保持相当远的距离，而巴老师似乎与鸟生活在一个平台，它们淡然地出现在巴老师镜头下，还特意摆了姿态。植物更是风情万种，即便是走在秋的尽头，依然绽放在巴老师的标本中。
在图片中我的眼睛美了起来。看着巴老师，我兴冲冲地与心中的英雄留影。当老先生，问及我的名字，我用蒙古语回答了他，他因过度劳累红肿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用蒙古语说：“你是蒙古人?”我非常骄傲地告诉他：“我是蒙古人，而且是鄂旗人。”他像个小孩子一样高兴了起来，主动把他的电话留给了我，告诉我：“下次再回来。”我的心瞬间柔软了。
当同行的人说：“老师，你的摄影作品，完全可以投稿了。”他淡然地说：“我不投稿。”我内心充满了敬仰。在如今一切讲究快速的年代，他还能不忘初心，只是想着为家乡的生态做一点贡献，保护这里的鸟类与植物。他做着这样的事，他的儿子又在做着同样的事儿。三十年如一日，有几人可以做到?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一排平房的一侧，博物馆小小的牌匾并不显眼。但这里的故事，与恐龙的化石一样厚重起来。
三
又一次来到了碧海阳光。这次并不是泡温泉，而是去它后面的一个影视基地。
想起去年，我和爱人带着父亲，一个下雪的冬日，三个人的VIP专场。没有其他的游客，我们三个人清静悠闲地品味故乡的温泉。
外面的雪一片一片落在温泉的穹顶，寒气让温泉的热气托在上部，体内的寒冷在温暖的水中，渐渐化开，筋骨细胞浅浅的眯着眼睛，走到了梦中。至今父亲说起家乡的温泉，言语中都透着温暖。
领队说，晚上我们要下塌布伦湖，离碧海阳光不远的另一处温泉。我偷偷地愉悦起来，去年的那一份美好自然对接在了内心。我早早地准备好了泳衣，与鲜然姐姐一同去泡温泉。
去温泉的路却不太好找，这里的欧式风格像是一个个迷宫，也许是源于它的圆形建筑，我总是疑惑自己走出了内蒙，像是去了国外某个城市。沿着一个个烛台壁灯，走过一个个长条通道，我们来到了泡温泉的汤池。
遗憾的是，临近夜间10：00才去泡温泉，已到了工作人员下班的时间。匆匆在唯一的一个没有放水的池子“养肾汤”中享受了片刻。抬头仰望，灯光与星光缀满了暗夜，一轮明月在窗棂中挤满了身子。没有雪的月，月光晶莹透亮。
同样的宁静，静默着我的心。一种思念从心头扬起。远在异乡的爱人、女儿，在家的父亲，不知此时，是否也在望着月亮，听到了我的呢喃。
四
多少次回到家乡总是步履匆匆。没有参加过任何祭祀敖包的活动。今天恰逢农历五月十三，是蒙古族祭祀敖包的日子。6：00我们就从酒店出发了。
来到乌兰敖包，车辆人群非常多。我们将车停在下面，步行往上走。身着蒙古节日盛装的人多了起来，民族的语言更是充满双耳。偶尔听懂的一两个单词，让我兴奋。
通往敖包的路，是一条两米宽的长长的小路，上下一条路，却秩序井然，人们拿着供品，拾级而上。我被滞留在人群后，被各类手工艺品吸引住了目光。在一个老大姐的摊位前，蒙古族的头饰让我欲罢不能，细细的揣摩，颗颗饱满的玛瑙，紧实的排列，穿插的绿松石，贵气十足，银链的衔接，精美无比。
记得蒙语老师说：“只要有蒙古人的地方，你开口说蒙古语，他们都能听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用仅有的单词，蹩脚的说着蒙古语。没有想到，他们对我特别的热情，主动和我攀谈。当我说：“想试戴一下头饰。”没想到老大姐爽快地同意了，她说：“是蒙古人就戴吧，不收钱。”这可是价值上万的头饰。
老大姐亲自将全套头饰戴在了我的头上。原来戴头饰很有讲究。两侧的镶满玛瑙与银链的，垂于胸前长长的饰品，像是两条大辫子，它是由一个长圆形的黑色布条连接在一起。戴的时候，头发整个装在黑色布条中，上面再戴上满是玛瑙绿松石的帽子。蒙古族的脸型安放其中，一种久违的感觉悄然爬上心头。
恰逢明哥路过这里，看到我热情洋溢的笑脸，快速按下了快门。他说：“感觉今天是你出嫁的.日子，妈妈正在耐心地为你整理头饰。”我的心头突然一热。
“是的，女儿已出嫁了，嫁到了远方。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我的目光越过蓝天，伸向高高的敖包。
走过长长的通道，跪拜在敖包前，眼眶中涌动着热泪，深深地俯下身姿，将心中的祝福祈愿留在了这一片大地上。
五
乌兰乌素，锡林塔拉，一片一片的草原连接起了鄂托克，延绵的绿色，直至天的尽头。翠烟飘在草尖上，晕染到蓝天的边际，像是某个谁不小心打翻的了颜料，一直流淌到地平线的缝隙中。六月的鄂托克是草的世界，草的天堂。
草原像是一个小孩子，总是给我们不同的惊喜。一路走来，二三个小时的车程，眼眸中只有草的样子，没有其它的物件，场景像是复制了一般。只是草的颜色调整着色度。相信吗?草的颜色竟也千差万别，有深绿的、浅绿的、苍白的。加之草原的各色小花混杂在一起，草原实际上是七彩的草原。
我第一次见到秋天麦浪般的草原。一望无际的黄白，随风起伏。细草间大量的狼针草，如狼豪般纤细柔软，它的挺拔早已盖过绿草，在风中引颈高歌。它的骄傲、它的英姿，让你欲罢不能。坐在车中，我深深地被它折服。鲜然老师告诉我，这种草俗称跳舞草。它在风中如舞动的男子，散发出蒙古汉子雄性的细腻。
而无羊群光顾的影视城，那里的草粗糙与强硬，直刮我的长筒丝袜，长长的叶片像是父亲额下的胡须，硬硬的、痒痒的。
在我的概念中，草都是一样的。没想到内大的一位教授说，在一平方的土地中，有60多种不同的草，花更是繁多了。细看，草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生长，有高大直立瘦弱的近乎人高的白草;有像是刀剑般锋利的绿草;有药用价值极高的苦参草;有低矮敦实的圆圆的草墩;有伏在草地上的无骨草。
我久久地凝视着遍野的无际。远处的羊群闯入眼帘，它们悠然地吃着青草，三五一群，偶有嬉戏奔跑的，灵动的样子，清澈的眼神像是这里的蓝天与阳光。物与物，和谐、自由。
六
阿尔寨，说了许久要来的地方。今天坐着孟金龙老师的车与余晔老师、鲜然老师一同踏入了这片神秘的土地。苏鲁锭早早形成队列夹道欢迎我们，延绵了一两公里，车辆拐了一两个弯就到了石窟。
一路绿草，这里的地貌发生了变化，红色的岩石多了起来。突起的高80米宽300米的红砂岩建筑，已然坍塌。相传，这里方圆几公里之内不允许放牧、不允许有人烟。它霸气十足地辽阔，依然可以看到它曾经的辉煌。
遗憾的是，这里的负责人员出门了，没有人给我们讲解。依次打开的洞窟，损毁非常的严重。但仅存的壁画却精美异常。黑笔勾勒线条，人物的形态、细节的刻画，无不令人惊叹。壁画中有三种文字：蒙古文、梵文、回鹘蒙文，详实描述了壁画的内容。其中成吉思汗与他的三个夫人、四个儿子与众大臣一起出席活动，人物繁多，呈现了当时阿尔寨的盛况，也为史家们学提供了研究素材。
据说，这里是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的屯兵之地。有成吉思汗指挥军队所坐之处，至今双腿的坐姿还在石窟的边上;还有他睡觉的石床，栓马的马桩。
这座高大的石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西夏至蒙元时期的石窟，也是世界上发现回鹘蒙古文榜题最多的一处遗址。我很好奇，如细沙一般的红色的岩石，阳光下坚硬无比，下雨时便如泥土，如此浩大的工程，能工巧匠是如何完成的。他们高超的技艺在今天像迷一般。
三层的石窟，我们看了保存最好最具代表性的洞窟。历史的厚重凝结在了我的内心，它像是一本巨大的著作，记载了我的先辈他们无与伦比的智慧。在时间的指缝中，随着岁月如烟飘散在了草原大漠中，化作了永恒。
站在石窟的最高处，我的目光伸向远方，似乎还能听到远处高山上战马的嘶鸣。从石窟上滚落的石块，化作一头雄狮，昂扬护卫着石窟;化作一个沉思的老者，目光深邃至蓝天，吐出一朵朵白云，引领着他的后人。
这里的阳光，充沛饱满。匍匐在石窟前，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神圣，不由落下晶莹的泪滴，却没有悲哀。
七
百眼井，并不好找。折了几个来回，我们才找到。它像谜一样，在草原上留下了百孔。它的四周磊起了半米多高的墙。有的已废弃，有的还在使用，只不过换了泵来抽水。
打过井的草原已没有草的样子，草没了，地皮裸露着，石头多了，还有了石头小山，荒凉成片。孟老师、余老师在这里寻找着宝贝石头;鲜然老师吹着旷野的风，嗅着几百年前的气息，感知着井的秘密。而我，沿着井与井走来走去，猜想着有多少的足迹曾经在这里徜徉?这里的足迹一定是年轻的，不然怎么有力气去打井?他们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井?
我笑了，笑我的痴想。
这里有许多无从知道的故事，一如我的家人。在这块土地上，故事都是口口相传，许多已经变成风的声音，将那一份忧伤安置在歌声中。听父亲唱歌，我能听到家乡炒米奶茶的味道。
电视台的梁浩问我：“来到鄂托克，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斯维尔软件学习心得 篇5
去年参加了斯维尔软件公司在我们学校组织的培训，让我对这个陌生人——斯维尔软件，有了一个系统的认识。说实话在这之前我连斯维尔软件一点都不了解，更不用说要使用这个软件去参加公司BIM大赛。毕竟是培训的时间也很有限加之之前根本没有涉猎此软件，所以刚刚使用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但是在我们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顺利的完成了课题。这一路上有艰辛有泪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我想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更是一种对待困难的态度、对意志的磨砺和考验，从中我学习了很多，同样我感慨良多。
我们组的课题是项目管理，具体就是一所拟建的五层小学楼，在规定的时间内需要做出项目的平面图、横道图和标书。因为是小组共同作业，所以合理的分工对按时完成任务是很重要的，而且可以避免组员之间的一些重复工作。第一个月我们是看视频度过的，包括斯维尔官网上的视频和互联网上的视频，还有和官方论坛上的一些网友进行交流和互动。视频很好的帮助了我更加细致地学习了软件的操作技巧，但是某些视频里面老师把一些简单的步骤给省略了会让我琢磨很久的时间才能弄明白。所以我觉得公司应该多上传一些讲的比较详细的视频到官网，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更多软件操作基础差的甚至没有接触过软件的学生，而且可以让学习者避免走很多弯路。一个月下来，我对项目管理软件的操作和编制已经能熟练的掌握，并且在和同学交流的时候也学到了很多的技巧。
项目管理的软件在左边需要输入单位工程的名称和工期，右边会自动生成横道图，而且可以在任意的两个工程之间插入新的工程，同时改变任意工程的工期其相关的工程会自动的链接。我们还可以任意搭接相关的工程软件会在右下方显示出总工期，这样在计算工期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刻板了，总工期也很容易控制。让我感到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横道图完成的同时，软件自动生成单代号网络图和双代号网络图，简单直观明了，而且图像美观。完成了横道图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此软件的基础上通过跨接建设行业各地区不同种类的定额库与工料机库，实现对资源与成本的的精确计算、分析与控制，使用户不仅能从宏观上控制成本与工期，而且还能从微观上协调人力、设备与材料的具体使用，并以此作为调整与优化进度计划，实行利润最大化。同时，在使用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此软件不足的地方：第一，此软件的自动识别功能需要改进，不然很容易使操作者误入歧途，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第二，当所有的数据输入完毕后软件自动生成的单代号网络图与实际的有出入，需要学生自己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来修改。最后就是软件图的效果需要提升，这样会让作品更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下来就是标书编制软件，刚开始做的时候真是无从下手，但通过仔细地观看视频和精心地推敲发现了其中的奥妙。此软件最大的优点就是使复杂的标书编制变得简单化、快速化、准确化，软件以集成化的方式全面生成建设工程标书所要求的各项内容，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标书模板库快速生成初步的标书文档方便快捷的完成标书文档的制作工程。这样不仅使得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我觉得此软件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漏洞，是一款很值得选择和推广的工程软件。
大狼托克打电话作文 篇6
大狼托克打电话作文
大狼托克有了一个电话，可别人没跟他打，因为它的电话最难记，别人的`都是熊：77888 鸟：22822 小雪：56665 榕树：23232大狼托克的却是：13749。它伤心极了，只好给别人打电话。它先拨了77888，熊接了电话，大狼托克告诉它如果给它经常打电话就送它汉堡，熊说：“行”“记得我的电话是13749”它又拨了22822，鸟接了电话。大狼托克说：“鸟妈妈，你如果经常跟我打电话，现在是冬天，我就送给你被子。”鸟妈妈答应了。“记得我的电话是13749。它又拨了23232，榕树接了电话，大狼托克说：”“你是不是很想找人陪陪你，明天我来陪你，但是你得经常打电话给我。记得我的电话是13749。”榕树答应了。最后它又给小雪打电话，小雪是一雪人，最想要滑板。大狼托克说：“如果你经常打电话给我，我就送给你滑板”小雪也答应了。大狼托克把东西送去，大家也都跟大狼托克打电话了。大狼托克打电话作文350字中国大学网 小学生作文网
托克逊县枣树的后期管理 篇7
1.1 追肥
枣树自5月下旬进入花期到现在, 历经了开花期、坐果期、生理落果期3个阶段, 历时2个多月, 在这段时间内, 树体消耗了大量的营养。果实进入迅速膨大期和干物质积累期, 需要大量的土壤营养供应。这时期需要土壤养分的种类主要是磷肥和钾肥。一般结果树每株平均追施磷:钾之比为1:1肥料, 1~2.5kg, 用磷酸二铵1份和硫酸钾1份掺匀即成磷钾混合肥。
距树干50~80cm处开环状撒施或沟状撒施, 沟深一般25~30cm, 施后用土填埋, 浇透水1次。
一般在8月5~15日之间。追肥的种类和用量直接关系着枣果质量的好坏和枣树越冬的安全, 所以一定要按照上述用量和种类, 杜绝使用尿素或含氮过高的化肥。
1.2 基肥
为了减轻托克逊县春季较短枣园管理工作量大的压力, 有机肥可以在清园后施入枣园, 而且秋施可使有机肥在土壤中充分腐熟分解。秋季施肥种类有羊粪、牛粪、鸡粪等农家肥, 一般每667m2施肥量为3~5m3。普施或沟施旋耕后浇水。
2 控制灌水
2.1 适当控制秋水
枣树从8月中旬开始必须减少灌水, 托克逊县从8月15日开始每隔20d灌1次水, 9月20日前最多灌2次秋水, 因为托克逊县比较热, 比较干旱, 所以适当控水, 不能一下子停止灌水。如果秋季灌水控制的早, 影响树体集中营养, 降低果实品质。果实进入平均物质积累期应适当控水, 一般采收前20d浇水1次即可。
2.2 冬水
托克逊县冬季没有降雪, 因此, 枣园必须要浇越冬水。浇越冬水的时间可以根据土壤质地不同而确定, 一般黏质土地越冬水应在10月25~30日浇灌, 壤质土壤可在11月1日~5日浇灌, 沙土地戈壁滩地可在11月5~10日浇灌。冬水可适当提前, 但决不能推后冬灌水, 浇灌过晚易出现冻害。
不管是秋水或冬水要注意排水, 不能长期积水, 结冻, 防治枣树根茎皮裂。
3 害虫的防治
在托克逊县发生的害虫主要是梨园蚧、红蜘蛛等害虫。防治虫害要掌握害虫的生活习性, 掌握虫害防治的有利时机, 适时防治。加强土肥水管理增强树体抗病虫能力, 提高树体受害后的自我补偿能力。合理使用农药, 花期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采收前30d停止用药。
3.1 梨圆蚧的防治
根据多年的防治经验, 梨圆蚧的防治要结合修剪, 剪除虫口密度较大的枝条, 并集中烧毁。对于比较大的树干, 利用粗糙的刷子抹除虫源。枣树萌芽前, 喷施5波美度石硫合剂。若虫发生盛期 (6月中旬~7月上旬) 喷施下列药剂1~2次害虫可有效控制, 药剂有:40%速扑杀1000~1500倍。
3.2 红蜘蛛的防治
红蜘蛛一般在老树皮底下、干土、杂草和落叶之间越冬。因此及时清园, 处理杂草, 降低越冬虫源。结合枣树冬季管理, 刮除老树皮, 并集中烧毁。加强枣树土、肥水管理, 培育健壮树体, 增强树体抗虫能力和受害后自我补偿能力。树干上绑草垫子或麻布诱集越冬虫口, 10月下旬后集中烧毁。枣树萌芽前喷3~5波美度石硫合剂, 可控制越冬虫螨。6月中旬~7月上旬, 危害比较严重的枣园用50%三硫磷3000~4000倍、20%螨死净2000~3000倍、1%阿维菌3000倍等药剂喷施2~3次可取得较好的防治效果。
4 适时采收
根据枣果用途不同, 选择适当的采收时间。一般作为鲜食的品种如圆铃枣、冬枣等, 可在枣果有90%着色时采收。作为干制的品种, 应在枣果有10%萎蔫时采收。避免果实过干而造成营养倒流, 影响枣果品质。
5 其他措施
枣果采收后及时清除病虫枝、伤残枝条、枯死枝、病虫果, 将其带出园子烧掉或深埋, 以减少下年病虫果基数。及时松土, 准备施基肥。冬季修剪一般在落叶后至发芽前进行, 在托克逊县为预防剪口抽干, 可在12月中旬前和翌年2月中旬后进行修剪, 修剪要注意适当疏枝、回缩、拉枝、放枝相结合。适当培养结果枝组, 有效利用和控制辅养枝。托克逊县春季和秋季风比较大, 刮风天数将近200d。因此, 枣园四周营造防护林, 可调节气候, 减少风沙、干热风的危害, 还可预防8、9月份的大风将枣果吹落, 避免冬季严寒枣树冻死。
红枣树落叶后刷白树干预防枣树鼠害和冻害。刷白液的配制主要是石灰1kg、盐300g、面粉20g、水10kg。
参考文献
帝国的民主：重读托克维尔 篇8
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
旧制度下的法国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傲视群雄，即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现代政治原则也能扣人心弦，引领时代。大革命致力于人类的新生，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它发生在法国，其原则却传布整个世界，革命本身俨然成为一种新宗教，它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托克维尔却发现，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理想王国并未在它的祖国落地生根，反而让这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新制度实际上是旧制度的瓦砾重新组装而成的，与旧制度相比，新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法兰西共和国沉疴缠身，遍试各种药方，病情非但未能减轻，却有不断加重之势。
内政不修，法兰西帝国国势横遭销蚀，在列强之林节节败退，对外战争相继败于英、俄、奥、普。为此，托克维尔痛心疾首：曾几何时，在美洲，法兰西人一度有望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与英帝国在新大陆平分秋色，法兰西帝国在北美拥有的领土，几近于整个欧洲大小，北美大陆三条最大河流，都流经法国人的管辖地，从圣劳伦斯河口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人们只能听到法国的语言，路易斯堡、圣路易、新奥尔良等那些让法国人备感亲切的地方，如今已经不属于法兰西了，1803年，疲于应付欧洲战事的拿破仑以1500万美元的现金和贷款将这块本该属于法国的领土拱手出让。
针对法国人在经营殖民地方面的拙劣表现，托克维尔指出主要应当归因于以下五个方面，前三个主要体现在民族性格上，后两个体现在政治习惯和法律方面：（1）从地理位置上看，法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陆地代表着权力和荣耀，海洋并不能激起他们的特殊兴趣，海上贸易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航运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2）法兰西民族性格既耽于安逸又热衷冒险：一方面他们容易满足现状，并不像有些民族对发财致富有着难以餍足的渴望，与此同时，法国人一旦离开他们的安乐窝，进入荒野，他们却能够迅速适应野蛮人的生活。这两种相反的脾性均不利于进行殖民活动；（3）法国农民宁肯在困乏中老死田园，也不愿筚路蓝缕，流落他乡，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送至海外，也很难让他们定居下来，也不像英国人那样将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发财致富，法国殖民者对交给他们经营的拓居地并不怎么上心，他们的需求很容易满足，只要可能，他们宁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4）在法国迁延数百年的行政中央集权制，帝国权力中心力图控制各个省份的地方事务，对于千里之外的殖民地，不仅委派官员，颁布法令，而且控制殖民地的日常行政事务，将法国国内政治和行政原则不加分辨强加于殖民地，中央权力不顾殖民地的具体实际，一意孤行，干预一切，监视一切，指挥一切，致使其职能超载，庞杂琐碎；（5）法国殖民者在国内所形成的政治习惯使其无法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行事，一个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不可能行使好新获得的自治权利，如果政府能够将一切安排妥当，他宁肯对之俯首帖耳，他不会因为自己独力完成了一件事而感到自豪，他对自治独立兴趣不大，他的自由几乎是被强加到他的头上的。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尽管法国曾经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在北美的核心地带建立一个新法兰西帝国的尝试却终告失败，原有的殖民地非但未能向周边肥沃的旷野扩张，反而日渐萎缩，人口未能增殖，民智远未开化，财富未有积累，新社会趑趄不前，最终在与英帝国的争雄中败下阵来。
停滞萎坠的中华帝国
1839年底，中华帝国与英帝国发生军事冲突，英帝国随即派遣远征军，力图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通道，占领军事要冲，勒索赔款。在得知英国正在派遣军队远征中国的消息后，托克维尔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道：
如果我是英国人，当我看到正在开始的对中国的远征时，我无法不感到焦虑。作为一个善意但公正的观察者，当我想到一支欧洲军队入侵天朝帝国时只会感到高兴。欧洲的活跃终于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这是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它只是许多同样性质的事件的延续，是它们中间的最后一个时——所有这些事件都推动欧洲人离开家园、不断将所有其他种族纳入他们的帝国，或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书信集》，第98页）
有关中华帝国这一令人费解的停滞状态，托克维尔指出，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所有工艺均已相当完善。但至此便停滞不前。后来，他们发现中国人的某些高级知识业已失传。这个国家注重实业；大部分科学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学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欧洲人发现，“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种特有的停滞状态”（《民主》，第565页）。中国人对祖先亦步亦趋，而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抛诸脑后。他们沿袭祖传的成法，而对其意义不甚了了；他们沿用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思改进。因此，中国人墨守陈规。这就使他们不再进步。他们必然对祖先亦步亦趋，以免偏离祖先所划定的轨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预测的境地。人类知识的源泉几近枯竭；尽管河水依然流动，但已不能卷起波澜或改变河道。在生产工艺方面，中国人注重的是实用技艺，缺少对实践背后高级理论的提炼，“高级知识”即原理科学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没有原理科学的新发现，也就无从产生新的科学方法，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实践也就只能不断重复以往的“祖传秘方”。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上述观察，显然受到18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相关著述的启发。其中一部重要文献即入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Ide，1674～1745）编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该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的权威读本，书中收录了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神父在1730年8月11日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Dortous deMairan，1678～1771）的一封信，其中在谈到中国在高级科学即思辨科学方面的困乏时，指出：“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这种才智尽管使中国人善于施政，要求民众乐天知命，对统治者驯顺服从，但却使中国人丧失了“精明的洞察力”，后者正是好奇心的源泉，而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种好奇心。“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专心于研究人们称之为思辨科学的内容，却不存在一个能对之略作深化的人。”巴多明神父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循，科学发现得不到鼓励；二是在中华帝国内部和外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例如天文学研究无法成为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作为帝国官僚系统的人才吸纳机制，科举制度将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导向仕途，而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便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社会的创造力就这样在无形之中遭到扼杀（《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V），第38～45页）。启蒙大哲伏尔泰（1694～1778）也为此深感困惑，中国人拥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有发明力的民族在几何学方面从没有超出基本知识的范围。……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风俗论》，第248～249页）
即便在高级科学方面全面落伍，中华帝国君主专制制度却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一度成为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界极力推崇的典范。在这一方面，德国大哲莱布尼兹（1646～1716）首当其冲，正是在他的极力说服下，法国政府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在华耶稣会传教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和保护人。1697年，莱布尼兹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指出，虽然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等方面，欧洲人比中国人更胜一筹，但“中国人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过着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中国近事》，第2页）。该书1699年再版之际，莱布尼兹还特地收入了法国入华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撰写的《中国现任皇帝传》（又称《康熙皇帝传》），该传记是作者打算呈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对康熙皇帝誉美有加，称他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之中最为圣明的君主之一”（第52页）。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认识，对18世纪流行欧洲知识界的所谓“全盘华化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法国的重农学派、百科全书派，都试图在中华帝国的文物制度中寻找解救近代欧洲面临危机的灵感和药方。
如果说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领域，那么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思想家则力图进一步将其引入政治实践层面。在18世纪欧洲一度出现的崇尚中国文化的风潮中，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素有“欧洲的孔子”之美誉的魁奈（1694～1774）对中国可以说崇拜到了极点，他著名的《格言集》，直接借用了《论语》的写作手法。在魁奈眼里，仅孔子一部《论语》便可使希腊七贤黯然失色。他向法国各都市下发的关于经济状况的《质问》，即是模仿中国古代采风之官巡行天下以采诗的成果汇编。早在1756年，魁奈曾劝说法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举行“籍田大礼”，在他看来，举行籍田仪式是理想君主的重要标志。关于籍田礼，孟德斯鸠也曾论及：“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皇帝每年一次的籍田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旨在鼓励人民耕作。不但如此，皇帝还年年根据禀报，将八品官职赐予当年最出色的农夫。”（《论法的精神》，第247页）。魁奈去世后，他的忠实信徒，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米拉波（count de Mirabeau，1754～1792）发表了一段哀辞，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并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的体系。”（《何炳松论文集》，第301页）1764年，米拉波在《农业哲学》一书的卷首插图中，特意设计了一幅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的图画，他还将魁奈的代表作《经济表》视为旨在完成孔子遗训的伟大尝试。魁奈还以中国皇帝的这一形象来劝导法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的习惯举行“籍田”仪式，皇太子即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六也于1768年春季在凡尔赛王宫举行类似的仪式，亲自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以象征他对法国农民的同情以及农民对国家所做贡献的重视，这一举动很快成为画家和诗人的创作素材和称颂对象。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在摩拉维亚地区亲自驾犁耕地，可以说是直接效法中国皇帝的又一例证。在1767年出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为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做了更加明确的理论辩护，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有着明显区别，“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第24页）。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根本上在于它遵守了“自然法”，而那些靠人的意志统治的民族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野蛮民族罢了。在魁奈看来，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中华帝国，可以说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魁奈这里所说的“自然法”即社会的基本规律，它包括实践和道德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即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而在道德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规律，就是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这两个层面的规律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自然法。
针对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华帝国治理模式的热捧，托克维尔指出，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democratie despotisme）的特殊的专制形式”，他进而以不无反讽的口吻评论道：
他们（即重农学派——引者）环顾四周，似乎找不到任何合乎这种理想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到亚洲的深处去找。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所有人都会在其著述中对中国推崇备至。读他们的书，对中国的赞美比比皆是；由于对中国不甚了了，他们有关中国的论述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怀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札，以奖掖适应技艺；一切官职都要经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以哲学代宗教，文人被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旧制度》，第198页）。
托克维尔发现，行政集权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而这正是这个帝国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所在：“在我看来，中国是通过非常集权的行政为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福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旅行家们那里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创劲，有社会秩序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总是运转良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那里发现世界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民主》，第101页注）
蒸蒸日上的美利坚帝国
与日薄西山的法国和停滞萎坠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裔美国人却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对美利坚共和制度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托克维尔对这个仍然处于“青年时代”的民族在文明世界的未来命运做了如下预见：“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时，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一样。”（《民主》，第474页）
英裔美国人生而有幸且生得其所，北美这片大陆，似乎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民主共和制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有利的自然环境。但托克维尔通过比较发现，地理位置这种偶然和天赐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促使英裔美国人蒸蒸日上的动力更多来自那里的法制和民情。民主革命在美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平等在那里发展到其自然的极限，但英裔美国人却避免了平等带来的大多数弊害，这首先得益于美利坚人的各项自由创制：诸如地方自治、行政分权、陪审制度、司法独立、出版和结社自由、宗教精神、妇女教育，等等。
由于共和国内部所激发的无限活力，使得北美这一新建立的共和国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扩张特性：购买路易斯安那、夺取德克萨斯，并最终到达太平洋沿岸。在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相继退出北美大陆的同时，英裔美国人将布满从北极的冰原到热带之间的整个辽阔大地，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扩散到太平洋之滨。任何力量均无法阻止新大陆英裔人的飞跃发展，阻止不了他们“追补现实注定要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强烈的致富欲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以及使他们开化的知识，将促使移民们“开进这片为勤奋的人敞开的大门，为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休养生息场所的沃野”（《民主》，第478页）。
观察19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格局，托克维尔发现两个新的民族正在迅速崛起，那就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其他民族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步履蹒跚，俄国人和美国人却“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迅速地前进”：美国人与天斗，即不断向西部拓殖，俄国人与人斗，即依靠武力争雄欧洲；美国人以无数的个人利益为动力，俄国人力图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美国人以自由为行动手段，俄国人以奴役为行动手段；美国人凭借劳动者的犁，俄国人依靠士兵的剑。两个民族虽然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但他们好像得到天意的安排，“终有一天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民主》，第48页）。
代结语：托克维尔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20世纪的中国革命似乎是托克维尔笔下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大革命本身并未将新旧两种社会斩为两截，革命者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现代中国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政党国家与王朝（家族）国家呈现高度的连续性，新的政党国家继承了官僚国家这一帝国遗产的同时，其集权程度非但未有削减，反而大有不断强化之势。不可否认，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与19世纪的世界格局不可同语，但我们仍然面临托克维尔提出的民主理论和实践难题：即两种民主政制秩序之间的紧张。自由在21世纪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如何可能？或者说在这一政体中实现并巩固自由的现实途径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与人民民主政体的正当性息息相关，更直接关涉到人民共和国于外交舞台上的成败利钝。
加图曾说，“意大利是罗马人用剑获得，用犁巩固的。”而以“新罗马”自命的美利坚帝国继承了古罗马的这一精神衣钵，并承诺将克服古代帝国均未能摆脱的盏衰循环。21世纪的中华帝国能否打破帝国崛起的战争铁律？能否实现自由与帝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复兴中华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者以及之后的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情结”，如何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无疑是对中国的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治世智慧和决断能力的巨大考验。
如果托克维尔活到现在，他会对曾经“停滞的帝国”的立法者们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