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2024-10-23

体内外相关性研究(共8篇)

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篇1

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龋病、牙周病列为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三类非传染性疾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逐步建立了军队口腔卫生保健和牙医勤务装备和组织管理系统,在基层单位配备了机动性好的口腔诊疗车,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官兵的口腔健康水平,促进了全身健康,增强了部队战斗力[1,2,3]。

本项目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在总后卫生部重点项目的支持下,依据野战口腔诊疗车的技术形式及功能实际需求,对车厢内外专科设备装置系统设计等展开研究,已经成功地研制出具有中国军队特色的野战口腔诊疗车,为部队平、战时口腔疾病防治及口腔颌面战、创伤急救提供一种机动的技术平台[4]。

2 基本技术形式及功能

2.1 基本技术要求

该野战口腔诊疗车采用NJ2045(长轴距)二类底盘、夹层大板式车厢进行改装,形成了一个适合部队野战需求的流动口腔诊所和口腔颌面部战创伤的救治技术装备。

2.2 基本功能

口腔诊疗车厢内专科设备设置的思路及基本功能:以口腔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为主,结合未来战争口腔颌面部创伤救治特点为需求,组合分布合理、资源配置优良,功能基本齐全[5,6,7]。可满足:

(1)口腔颌面部战、创伤的抢救和治疗,以及颌面部炎症的治疗。

(2)龋病、牙髓病、根尖周病、非龋性牙体硬组织疾病的诊治。

(3)牙周病、口腔黏膜病的治疗。

(4)牙列缺失的固定、可摘义齿修复,松动牙固定,残冠、残根的保存修复治疗。

(5)口腔疾病谱调查、口腔卫生指导、口腔健康教育、口腔流行病学监测,实施牙齿窝沟封闭等预防性治疗。

作业能力:24 h可诊治口腔常见病或处置口腔颌面战、创伤20~25例;贮备60名口腔病患者治疗所需的消耗性器材和药物;随车乘坐医务人员2名。

作业效果:完全符合口腔科临床操作常规和医疗技术保障需求。

3 野战口腔诊疗车车厢外部设备装置的设计

3.1 车外部分

车外部分主要包括外接插座(电源、气路系统、通讯等)、空调、备胎、登顶梯、踏板梯、备件箱、电缆盘箱、燃油加热器箱及千斤顶等。整车外形如图1所示。

(1)气路接口位于车厢右侧前部下方。

(2)电源接口位于车厢右侧前部,气路接口上方,通讯接口位于车厢左侧前部。

(3)备轮置于车厢后左门外侧,与门分离固定。

(4)踏板梯置于车架大梁之间,使用时从后部取出挂于后门槛下方。

(5)车载空调位于车厢顶中后部。(6)备件箱位于车架左侧中部。(7)燃油加热器置于右侧门下方。

3.2 车厢外部装备设计、布局

车厢外部安装设备及其布局如图2所示。

在车厢前部上方安装车载空调蒸发器和长排警灯,车厢后壁对开门上方安装长方形小警灯,用于开道和识别。

车厢顶壁前部安装电动换气扇,用于车厢内强制通风。顶壁后部安装顶置式空调,车厢右壁出入门下方安装燃油加热器,装箱结构。顶置式空调与车载空调、燃油加热器共同构成整车的空气调节系统。

车厢右后部下方安装电缆盘箱,内装一只电缆盘,绕装30 m输电电缆,输电电缆两端为快速插拔的防水航空插头,适合野外作业;发电机组连接电缆,通过电源转接口向车内供电,使发电机组在地面工作时可远离车厢,减少了发电机组工作时噪声和尾气对车内设备的污染。

车厢左后部下方安装工具箱,用于存放随车工具、水管、气管等随车备附件。

电缆盘箱和工具箱最低点不低于底盘最小离地间隙,且不影响底盘离去角。

备轮安装在厢体后壁左侧对开门较低位置上,备轮架采用钢质可旋转结构,更换备轮时放下备轮架,站在地面上就可以操作。

在后门下方车厢底部安装一个抽拉梯,工作时抽出,用于人员上下车厢,既轻便灵活,又节省空间。

在车厢右前角安装一组脚踏板,车厢顶板对应位置安装厢顶扶手,用于蹬上车厢顶部。

接地桩放置在驾驶室内,采用专用夹具固定。

4 野战口腔诊疗车车厢内部专科设备装置的设计

4.1 车内主要设备、设施

包括口腔综合治疗台、数字化牙片系统、医生/护士座椅、发电机组、口腔专用空气压缩机、微型电动机、车载2000半导体冰箱、便携式计算机、配电箱、器材药品柜、洗手池、气路系统和水路系统等。车厢内部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如图3所示。

(1)配电箱:电源进入车内由配电箱进行分配后供给车载机电设备使用。配电箱为壁挂式结构,安装在车厢内右侧前部。配电箱面板上装有功能指示灯、指示仪表及各种操作开关等。由配电箱内部引出接线,完成配电输出。

(2)车载半导体冰箱:该冰箱用于存储药品。其具有体积小、质量小、耗电小、交直流两用的特点。该冰箱悬置在器材药品柜左上方。

(3)洗手池:采用PX2001型野战洗手池,净水箱、污水箱容积均不小于20 L。具有自动控制进水和加热特点。洗手池和前部器材药品柜形成一体。医疗作业产生的污水集中收集、排放。

(4)便携式计算机:置于器材药品柜台面左上方。用于牙科医生对数字影像进行读取、显示、存储、编辑以及技术文件的编写等。

(5)器材药品柜:置于车厢前部。用于存放牙科药品、器材等。该柜的抽屉布局利用人机工效学原理,采用模块化设计与减振设计。

(6)数字化牙片系统:置于车厢内部左侧中部。当行车或不工作时,将其贴在车壁固定,并对其摄片球管采取加强减振、固定措施。

(7)医生/护士座椅:该座椅为可移动、可旋转、可升降式座椅。当行车时,闭锁固定于地面,作业时开锁使用。

(8)口腔综合治疗台:可自动升降,为使口腔医生有较大工作空间,将其置于车厢内中部偏右。其手术灯、工作台均可实现大范围移、转动。当行车或不工作时,手术灯、工作台均要固定,并采取合理减振措施。

(9)口腔专用空气压缩机:置于车厢内左后部。行车时,将其固定;工作时,将其从车厢内取出,置于平整地面上。

(10)发电机组:置于车厢内左后部,采用市电和车载发电机组兼用。行车时,将其固定;工作时,将其从车厢内取出,置于平整地面上。

(11)快速卡式消毒锅:行车时,将其置于口腔综合治疗台椅板下方的柜子里,采取固定、减振措施;工作时,将其从柜内取出。

(12)担架:配备有制式四折担架,用于对危、急伤病员实施运送。行车时,利用卡带将其固定于右侧车壁上。需要时,将其从侧壁上取下展开。

4.2 辅助设备、设施

包括以下4个部分:

(1)车厢供电系统可接受市电和发电机组等2种输入电源。市电220(1±10%)V,50(1±2%)Hz;发电机组220(1±10%)V,50(1±2%)Hz。通过手动选择装置,对输入电源进行选择。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实用性、维修性,优先采用安全、可靠、耐用的电气元件。依据国(军)标的有关规定对整个车厢环境用电设备用电总量计算分析,需配置一台2 kW发电机组,自带一根30 m长的电缆。电源孔口设置、安全接地、急停按钮、配电箱规格、照明设计、走线槽布设、开关插座规格及布设、应急灯等均统一服从于“后勤通用厢式车总体方案”的要求。

(2)车厢采暖:一般地区,冬季由D5L型燃油加热器供暖,制热量5 000 W;严寒地区可由顶置式空调机辅助供暖,制热量≮2 400 W。

(3)车厢制冷:由设置在车厢顶部的独立式空调机制冷,制冷量≮3 500 W,空气循环量≮660 m3/h。

(4)车厢通风:安置顶置式换气扇一台,位于车厢前部上方,横向居中。

5 结束语

野战口腔诊疗车车厢外部装备装置和车内专科诊疗所需设备设施的优化模块,配置设计科学、合理,满足了口腔诊疗车实际功能的需要,实现了部队官兵和航天试验现场医学保障目标。通过部队适应性试验和在多个航天试验基地实际应用,结果表明:该野战口腔诊疗车整体设计合理,工作状态稳定,车辆及口腔诊疗设备技术性能优良,操作简捷可靠,维护保养方便。该车野外作业性能和机动性能较好,填补了我军大型、机动口腔诊疗装备的空白,对提高部队卫生装备的综合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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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正国.新军事变革条件下战伤救治的研究进展[J].人民军医,2006,49(8):437-439.

[3]徐立群,潘晓东,诸建强.野战医疗所移动信息系统的构建与应用[J].医疗卫生装备,2010,31(5):56-57,59.

[4]牛忠英,施生根,师天鹏,等.S2004口腔诊疗车研制思路及功能特点的研究[J].医疗卫生装备,2005,26(4):50-55.

[5]李刚.军事口腔医学研究的思考与展望[J].临床军医杂志,2002(1):105-106.

[6]师天鹏,牛忠英,施生根,等.S2004口腔诊疗车内部布局的人机工程学分析[J].医疗卫生装备,2005,26(12):44-45.

[7]施生根,牛忠英,包博,等.S2004口腔诊疗车专科设备、器材模块化保障的研究[J].解放军医学杂志,2005,30(1):11.

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篇2

关键词:大学新生;内外向性格类型;心理适应

人的心理通常存在两种指向称之为定势,一种定势指向外部环境称之为外向,另一种定势指向个体的内部世界称之为内向。外向性格的人性格坦率随和,热衷于交际,喜好与外界沟通和交流,更加容易适应不同的环境。与外向性格相比较,内向性格的人更趋向于安静、思考、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具有退缩、害羞以及一定的防御性等特点。内外向性格类型是构成个人性格的重要因素。

一、大学新生心理适应的特点分析

1.大学新生心理适应的性别特点。对大一新入学的学生而言,他们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这是对他们适应大学生活的一大考验。人际关系的适应在整个心理适应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从这一维度分析,男生比较容易结交一大群朋友,虽然关系可能不是太过亲密,但可以一起参加体育活动、玩游戏,从而实现交往的目的。与男生所不同,女生更加注重交往中的情感交流,对朋友的要求较高,在对别人付出情感的同时,也希望他人对自己好,因此在大学期间她们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

2.大学新生社会适应的生源地特点。调查表明,大学新生的适应能力存在生源地的差异,城镇学生在心理适应的几个维度上得分都高于农村生源的大学新生,并存在显著差异。其原因可能与城乡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的差异有关。就其人际关系适应的显著差异来说,大城市学生在人际关系适应方面明显优于一般城镇和农村的学生。农村学生的社会适应相对困难,这可能与生源地的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和人际关系的理念等有关。人际关系适应上的困扰会给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带来诸多问题。

二、大学新生内外向性格类型与心理适应的关系

内向性格以及外向性格能够集中地反映个体的整体情况。与内向性格的人相比,外向性格的人更乐于与人交往,遵从规范,情绪也相对较为稳定,因而心理适应的状况较好;而内向型性格的人突出表现为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焦虑自卑、性格孤僻,心理适应的状况相对较差。

经多重比较分析,内向型性格类型的大学新生在体育竞赛的人际关系处理、新的环境和学习氛围的适应、考试特定的场景适应、群体活动适应以及适应总分这五个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外向型的新生。内向型性格的人,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重视主观世界的感受,更倾向于安静思考,缺乏自信心,容易沉陷在自身的想象中,难以较好地适应外界环境。

外向型性格的人在活动中更加指向外部环境,他们自信,乐观,热衷于交际,对外部世界以及周围环境的兴趣浓厚,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环境。相对内向型人格来说,外向型的人会更注重参加活动或对外表现自己,进而从外界环境中获得更多的行为以及情感的支持。

此外,在对大学新生的研究中还发现,学生的情绪性与他们的心理适应力有着紧密的联系。情绪性较高的学生,通常较为内向,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存在焦虑等负面情绪。当压力加大时,学生的情绪出现明显的波动,这与本研究发现内向人格类型的个体其心理适应能力较差也是一致的。

三、建议

1.提高内向性格类型新生的心理适应能力。有人谈到性格就说它与遗传因素有关系,但两者的关系也并非决定性的。英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艾森克,他采用人格维度进行人格理论分析,维度存在两个极端,其中一端是外向,另外一端是内向,在内外向性格维度之间划分了很多的等次,人格在维度上可以不断变化和移动。近些年来,日本的学者长谷川洋三结合相关理论研究认为,可通过行为来影响和改变性格,因此,对内向性格的学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1)加强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主观意识。(2)主动交往,并且在交往中要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同时,关注交往对象的需要、兴趣以及感受,倾听别人,并且进行建设性的交谈。

2.加强农村生源地新生的适应性。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在社会适应性上的差异显著。针对这一现象,学校要关注农村学生群体,同时对该类学生进行适应性指导,使其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更快地适应新环境。

对于大学新生,到大学后应该学会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重新认识师生关系,正确看待同学关系,要尽快转换角色,以大学生的身份要求自我。同学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发现问题后及时沟通和解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同学之间加强合作,形成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从而正确认知自我。

参考文献:

[1]黄泉源,孟晓岩,李林,等.不同学科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1,28(4):274-274.

[2]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889.

西红花酸体内外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篇3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Wistar大鼠, 雌雄各半, 体质量180~220g, 由南京青龙山动物养殖场提供;西红花酸, 由本实验室制备 (含量>80%) ;总抗氧化能力 (TAC)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PX) 、丙二醛 (MDA) 及抗超氧阴离子 (O2-) 测定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752紫外分光光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酶联免疫检测仪, Bio-Rad。

1.2 方法

1.2.1 超氧阴离子 (O2-) 清除能力测定

利用次黄嘌呤/黄嘌呤氧化酶反应体系产生O2-, 观察西红花酸对O2-的清除作用。实验设对照组、维生素C组及西红花酸组 (5、10、20μmol/L) 。实验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2.2 LDL氧化易感性测定

取健康人静脉血, EDTA抗凝, 分离血浆, 超速离心法分离LDL, 并于4℃在10 mmol/L PBS (pH 7.4) 中透析24h, 考马斯亮蓝法测定LDL中蛋白含量, 并调整浓度至1mg/mL。实验设Control组、Model组 (LDL+Cu2+) 、西红花酸组 (LDL+Cu2++西红花酸) , 每组6个样本。于96孔培养板中分别加入LDL和PBS (终反应体积0.2mL, LDL终浓度为100μg/mL) , 混匀。西红花酸组加入不同浓度西红花酸溶液 (终浓度分别为5、10、20μmol/L) , Control组和Model组均加入等量PBS, 混匀, 37℃孵育1h。除Control组加入PBS外, 其余各组均加入Cu SO4溶液 (终浓度5μmol/L) , 37℃孵育3h, 每10 min测定一次234 nm处吸光度 (A234) , 参照文献方法[3]计算LDL氧化延迟时间 (Lag time) 和达最大氧化速率时间 (Tmax) 。将上述反应体系继续孵育至12h, 加入EDTA-Na2终止反应, TBA比色法测定反应液中MDA含量。

1.2.3 大鼠血清抗氧化能力测定

Wistar大鼠18只, 随机分为3组, 即对照组和西红花酸组 (50mg/kg及25mg/kg) , 每组6只, 自由进食、饮水。西红花酸组每天灌胃给予相应浓度西红花酸, 对照组给予等容量生理盐水, 连续7d。末次给药后2h, 眼眶取血, 分离血清。血清TAC采用Fe3+还原法测定, 血清SOD、GPX活性分别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和二硫代二硝基苯甲酸 (DTNB) 比色法测定, 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另取血清0.2mL, 加入50μmol/L Cu SO4溶液0.2mL, 混匀后于37℃孵育5 h, TBA比色法测定MDA含量。

bP<0.01 versus Control;cP<0.05, dP<0.01 versus Model.

aP<0.05, bP<0.01 versus Contro

1.2.4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数据采用SPSS10.0处理, 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2.1 西红花酸对O2-的清除作用

西红花酸呈浓度依赖性地减少次黄嘌呤/黄嘌呤氧化酶反应体系产生的O2-, 5、10和20μmol/L西红花酸对O2-的清除率分别为23.59±5.49%、36.50±4.36%和53.40±7.62%。见图1。

2.2 西红花酸对LDL氧化易感性的影响

Lag time和Tmax是衡量LDL氧化易感性的两个重要指标。由表1可见, 西红花酸能显著增加LDL氧化的Lag time和Tmax, 这一结果与其减少铜离子诱导的MDA生成作用相一致, 提示西红花酸能明显提高LDL抗氧化能力。

2.3 西红花酸对大鼠血清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由表2可见, 大鼠在给予西红花酸7 d后, 血清TAC及SOD、GPX活性均显著升高 (P<0.05或P<0.01) 。正常情况下, 大鼠血清MDA含量较低, 补充西红花酸50 mg/kg和25 mg/kg虽有降低血清MDA趋势, 但各组间并无明显差异 (data not shown) ;在加入铜离子氧化5 h后, 对照组血清MDA含量显著增加, 而在补充西红花酸的大鼠, 其血清MDA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或P<0.01) , 提示西红花酸能显著提高大鼠血清抗氧化能力。

3 讨论

ROS是生物体在需氧代谢或巨噬细胞呼吸爆发中产生的活性基团或分子, 具有高度氧化活性, 极易攻击生物膜中脂质及核酸、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 引起机体氧化损伤。现代研究表明, ROS参与多种疾病的病理进程, 其中ROS介导的LDL氧化修饰, 是AS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临床资料显示, AS患者血清及LDL抗氧化能力较正常人显著降低, 血浆Ox-LDL水平明显升高且与AS病变程度密切相关[4,5]。抗氧化剂如维生素E、维生素C及β-胡萝卜素等的摄入量与AS性心血管病发病率呈负相关, 补充多酚类、类胡萝卜素类等天然抗氧化剂能明显提高机体及LDL抗氧化能力, 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6,7]。这些结果提示, 补充抗氧化剂、增强机体及LDL抗氧化能力可能是防治AS及其相关性心脑血管疾病有效途径之一。

西红花酸为天然类胡萝卜素类化合物, 能明显抑制AS形成与发展, 但对其抗AS作用机制至今仍未完全阐明。本研究显示, 西红花酸能有效清除次黄嘌呤/黄嘌呤氧化酶反应体系产生的O2-, 降低LDL氧化易感性, 显示了良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药动学研究表明, 大鼠灌胃给予西红花酸50mg/kg, 40 min后血药浓度即达峰值, 10μmol/L以上血药浓度可维持100min以上[8], 这一浓度与本研究所用浓度接近, 提示西红花酸在体内也能达到有效血药浓度, 发挥清除ROS、抑制LDL氧化等作用。为了证实上述推测, 本研究观察了西红花酸对大鼠抗氧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 西红花酸能明显提高大鼠血清TAC, 后者是衡量机体抗氧化能力的重要指标。由于血清中脂质过氧化物主要存在于LDL等脂蛋白中, 血清抗氧化能力与LDL氧化易感性密切相关, 因此检测血清抗氧化能力可间接反映LDL氧化易感性。在本研究中, 虽然补充西红花酸对大鼠血清脂质过氧化物MDA含量无明显影响, 但却能显著增强血清抵抗铜离子诱导的氧化作用, 提示西红花酸能有效提高血清抗氧化能力、降低LDL氧化易感性, 这一作用与西红花酸提高AS家兔血清及LDL抗氧化能力、降低血清Ox-LDL水平相一致[2], 提示西红花酸可能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减少LDL氧化修饰而发挥抗AS作用。

机体抗氧化防御体系主要包括SOD、GPX等抗氧化酶及维生素C、维生素E、β-胡萝卜素等ROS清除剂, 提高这些酶的活性或增加抗氧化剂的摄入均可明显提高血清TAC, 降低LDL氧化易感性及血清Ox-LDL水平, 从而发挥抗AS作用[9]。本研究发现, 西红花酸能明显提高大鼠血清SOD、GPX等抗氧化酶活性, 这可能是西红花酸提高大鼠血清TAC的主要机制之一。此外, 作为脂溶性类胡萝卜素类化合物, 西红花酸可通过多种方式对ROS发挥直接清除作用。有研究表明, 类胡萝卜素类化合物玉米黄质和β-胡萝卜素等可直接掺入细胞膜脂质双层或LDL等脂蛋白之中, 当细胞或LDL等受到ROS攻击时, 类胡萝卜素类首先被氧化, 从而保护细胞或LDL等免受氧化损伤[10]。由于西红花酸也具有类似的化学结构, 推测其也可能掺入细胞膜或LDL等脂蛋白之中而发挥抗氧化作用。

综上所述, 西红花酸既能直接清除ROS, 又能提高血清SOD、GPX等抗氧化酶活性, 从而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 降低LDL氧化易感性, 这可能是西红花酸抗AS作用主要机制之一, 至于西红花酸提高SOD等抗氧化酶活性的确切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 研究西红花酸体内外抗氧化作用, 以探讨其抗AS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次黄嘌呤/黄嘌呤氧化酶反应体系产生O2-, 观察西红花酸对O2-的清除作用;分离LDL, 观察西红花酸对铜离子诱导的LDL氧化的影响;大鼠灌胃给予西红花酸, 观察其对血清TAC及SOD、GPX等抗氧化酶活性、血清氧化易感性的影响。结果 西红花酸能有效清除次黄嘌呤/黄嘌呤氧化酶反应体系产生的O2-, 抑制铜离子诱导的LDL氧化修饰。西红花酸能明显提高大鼠血清SOD、GPX等抗氧化酶活性, 提高血清抗氧化能力。结论 西红花酸具有良好的体内外抗氧化活性, 能明显提高血清及LDL抗氧化能力, 这可能是其抑制AS主要机制之一。

关键词:西红花酸,活性氧,抗氧化剂,氧化低密度脂蛋白,动脉粥样硬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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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ang H, Zhou L, Wang Z, et al.Overexpression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ApoE-deficient mice suppresses Benzo (a) pyrene-accelerated atherosclerosis[J].Atherosclerosis, 2009 (Epub ahead of print) .

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篇4

1 材料和方法

1.1 药物及试剂

盐酸表柔比星购自浙江海正药业;二甲基亚砜(DMSO)购自sigma公司;人淋巴细胞分离液Ficoll-Paque Plus购自Amersham Biosciences公司;IFN-γ购自上海克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CD3单抗购自北京邦定生物医学公司;基因重组人IL-2购自山东泉港药业有限公司;基因重组人IL-1α购自美国PeproTech公司;RPMI 1640培养基购自美国Gibco公司;小牛血清购自浙江四季青公司;FITC标记的鼠抗人CD3单克隆抗体及PE标记的鼠抗人CD4、CD8、CD56单克隆抗体购自美国BD公司;Cell Counting Kit-8试剂盒(CCK-8试剂盒)购自江苏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

1.2 实验动物和细胞株

BALB/c裸鼠,雄性,6周龄,20~25 g,购自北京大学动物部[许可证号:SCXK(京)2006-0008];BEL-7402人肝癌细胞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细胞资源中心。

1.3 方法

1.3.1 CIK细胞培养

应用CS-3000血细胞分离机(美国Baxter公司)干细胞采集程序采集健康志愿者外周血,经Ficoll Paque Plus密度梯度离心获得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NC)。用PBS洗涤2次,悬浮于含10%小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基中,调整细胞浓度1×106/m L,当日加入IFN-γ(1 000 u/mL),24 h后加入CD3Mc Ab(50ng/mL),IL-2(300 u/mL),IL-1α(100 u/mL),在37℃,5%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以后每3天补加新鲜培养基,并补加IL-2(300u/mL)。

1.3.2 细胞表型检测

于第1、7、14天收集CIK细胞,PBS洗2次,用1 m L PBS重悬细胞,分别加入FITC标记的鼠抗人CD3单抗和PE标记的鼠抗人CD4、CD8、CD56单抗,4℃孵育30 min,流式细胞仪检测CIK细胞免疫表型。

1.3.3 CCK-8法检测CIK及索拉菲尼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活性

(1)表柔比星对肝癌细胞杀伤活性的检测:取对数生长期BEL-7402细胞,以1×104/孔的密度接种于96孔板,于5%二氧化碳,37℃孵箱中培养。待细胞贴壁24 h后加入表柔比星(浓度分别为0.6μg/m L、1.2μg/L和2.4μg/m L),另设不加药对照组,每组3个复孔。继续培养48 h后加入CCK-8溶液20μL/孔,37℃孵育2 h,酶联免疫分析仪在450 nm波长检测每孔的光密度值(OD值)。计算细胞增殖抑制率:抑制率=(对照组-实验组)/对照组×100%。(2)CIK对肝癌细胞杀伤活性的检测:同上接种肝癌BEL-7402细胞,于铺板48 h后加入不同效靶比(10∶1,20∶1,40∶1)的CIK细胞,同时设3种浓度的CIK空白对照组,每组3个复孔。CIK与肝癌细胞共培养24 h后加入CCK-8溶液20μL/孔,37℃孵育2 h,酶联免疫分析仪450 nm检测每孔的光密度值(OD值)(波长450 nm)。计算杀伤活性:杀伤活性(%)=[1-(实验组A值-单独效应细胞组A值)/单独靶细胞A值]×100%。(3)联合组对肝癌细胞杀伤活性的检测:同上接种肝癌BEL-7402细胞,于铺板24小时加入不同浓度表柔比星20μL/孔,次日分别加入不同效靶比的CIK细胞,分别记做联合组1、联合组2、联合组3(0.6μg/m L+10∶1;1.2μg/m L+20∶1;2.4μg/m L+40∶1),继续培养24h,加入CCK-8溶液20μL/孔,37℃孵育2 h,酶联免疫分析仪450 nm检测每孔的光密度值(OD值)。计算公式同上。

1.3.4 体内抑瘤作用比较

于BALB/C裸鼠右侧前肢根部皮下注射处于对数生长期的BEL-7402细胞1×107/m L,0.2 m L/只。2周后选择荷瘤大小相似的裸鼠20只,随机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CIK细胞组、表柔比星组、CIK+表柔比星组(联合组)4组,每组各5只。CIK细胞组给予体外培养14 d的CIK细胞腹腔内注射,1×107/只,每3天1次;表柔比星组腹腔内注射浓度为1 mg/kg,0.2 m L/只,每3天1次;联合治疗组先予CIK细胞腹腔内注射,2 d后腹腔注射表柔比星1 mg/kg,0.2 m L/只,共5次;对照组为生理盐水腹腔内注射,其输入的数量、时间、次数与联合治疗组相同。从治疗开始每3 d测量肿瘤的最大纵径(a)及最大横径(b),计算肿瘤体积=0.5×a×b2,观察肿瘤的生长情况并测量体重。治疗第16天以颈椎脱臼法处死所有裸鼠,取瘤,测量各组瘤重,按下面公式分别计算各组荷瘤鼠的瘤重抑制率(TWI):TWI(%)=(1-治疗组平均瘤重/生理盐水对照组平均瘤重)×100%。

1.4 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以(±s)表示,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方差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CIK细胞表型分析

分离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在体外用多种细胞因子共同培养14天后,CD3+CD+56细胞比例明显增多,第14天时CD3+CD+56细胞比例达(46.83±2.53)%,绝对数量上扩增了近1 000倍,见表1。

注:1)与第1天比较,P<0.052)与第1天比较,P<0.01

2.2 CIK联合表柔比星对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联合组对肝癌细胞的杀伤作用较单独治疗组明显增强,其中以浓度3的杀伤率最高,达(69.49±1.42)%,是单CIK组的1.5倍,是表柔比星单药组的2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注:1)与CIK组相比,P<0.05;与表柔比星组相比,P<0.012)与CIK组和表柔比星组相比,P<0.01

2.3 CIK细胞及表柔比星对肝癌裸鼠种植瘤的抑瘤作用

如表3所示,CIK组、表柔比星组、联合组均能抑制肿瘤生长。联合组瘤重明显小于CIK组和表柔比星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在这一实验中,各组裸鼠均出现进行性体重下降,实验组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P>0.05)。这表明体重下降与肿瘤生长相关,而与药物及DC-CIK治疗无关。

注:1)与对照组相比,P<0.012)与CIK组、EPI组相比,P<0.01

3 讨论

肿瘤的生物化疗是生物治疗和化学治疗联合应用的综合治疗方法。化疗杀伤作用迅速,可使肿瘤在较短时间内达到部分或完全缓解,但是副作用明显,常引起机体造血和免疫功能抑制,另一方面化疗很难完全清除所有肿瘤细胞,尤其对肝癌,至今仍没有非常有效的化疗药物。但是有研究发现,化疗药物诱导的调亡肿瘤细胞能有效诱发免疫应答[6,7],如果将两者按合理方案联合应用,化疗会对随后的免疫治疗起到增益作用,使免疫治疗发挥最大效应。

CIK细胞是一群以IFN-γ,抗CD3单抗,IL-2,IL-1α共培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NC)得到的细胞群,具有强大的体内扩增能力和抗肿瘤细胞毒性[8]。目前,CIK细胞疗法在肾癌、恶性黑色素瘤、白血病、恶性淋巴瘤等肿瘤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9,10]。有研究表明,过继免疫疗法能降低肝癌手术患者的复发率[11]。CIK细胞免疫疗法的起效时间较长,作用较温和,在肿瘤负荷较小时可获得更好的疗效,但很难清除那些较大的病灶,所以更需要和其他治疗方法结合,以达到综合治疗的效果。

本研究体外结果显示,CIK细胞疗法联合表柔比星对肝癌细胞的体内杀伤活性明显高于单纯用同等剂量化疗药物或单纯用相同效靶比CIK细胞的杀伤活性。动物实验结果显示,CIK细胞联合表柔比星对肝癌细胞BEL-7402裸鼠皮下抑制瘤的抑制作用最大,并且无明显副作用。实验说明CIK细胞联合化疗药物后,可共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其抗肿瘤作用比单独化疗或单独CIK细胞疗法更有效。本实验研究为临床上应用CIK细胞联合化疗治疗肝癌提供了实验依据。

摘要:目的研究CIK细胞联合表柔比星对肝癌细胞BEL-7402的体内外杀伤效应。方法取健康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经IFN-γ、IL-1、IL-2、抗CD3单抗诱导CIK细胞成熟,流式细胞仪检测培养第1、7、14d的CIK细胞表型。CellCountingKit-8试剂盒(CCK-8)检测CIK细胞、表柔比星及两者联合对肝癌细胞BEL-7402的体外杀伤效应。用肝癌细胞BEL-7402建立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分为生理盐水对照组、CIK治疗组、表柔比星组、CIK联合表柔比星治疗组(联合组),观察它们对裸鼠移植瘤生长的抑制作用。结果CIK细胞经多种细胞因子诱导培养后,CD3+CD56+细胞比例明显上升,14d时CD3+CD56+细胞比例达(46.83±2.53)%,与第1天比差异有显著性(P<0.01),细胞量扩增了近1000倍。联合组对肝癌细胞的杀伤率明显高于各单独治疗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体内实验表明,CIK细胞联合表柔比星可明显抑制裸鼠肝癌细胞种植瘤的生长且无明显副作用。结论细胞因子活化杀伤细胞疗法联合化疗能显著抑制体内外肝癌细胞BEL-7402的生长,为肝癌的生物化疗提供了实验室依据。

关键词:肝癌,细胞因子活化的杀伤细胞,表柔比星,生物化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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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篇5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1.1.1试药: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 CFX);左氧氟沙星(levofloxacin LFX);莫西沙星(Moxifloxacin MFX);阿莫西林(Amoxicillin AMX);奥美拉唑(Omeprazole OMP)。

1.1.2菌株:临床分离取得。即经电子胃镜检查,取胃窦小弯侧距幽门约5cm处胃黏膜组织1块,进行胃黏膜组织培养,Hp鉴别是阳性的菌株,本组共选择18岁以上180例阳性患者,180株Hp。

1.1.3仪器:Vitek全自动细菌鉴定仪与比浊仪(法国梅里埃公司),八导微量加样器(美国EPP endorf公司)等。

1.2方法

分别进行三代喹诺酮类药与阿莫西林联用对180株(每组60株)幽门螺杆菌体外抗菌试验和与奥美拉唑组成三联方对180例(每组60例)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消化性溃疡治疗的临床观察。

1.2.1对幽门螺杆菌体外抗菌试验

1.2.1.1操作方法:标本操作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细菌培养与鉴定,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vitek全自动细菌鉴定仪完成。

1.2.1.2判读标准:测定结果参照2005年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制订的标准进行统计分析。

1.2.1.3联合药敏指数(FIC值)计算:构成与判读标准,根据MIC测定结果,计算CFX、LFX、MFX与AMX的FIC值及构成比判断联合效应。FIC=MIC甲药联用/MIC甲药单用+MIC乙药联用/MIC乙药单用。当FIC≤0.5为协同作用,当0.52为拮抗作用。

1.2.2对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的临床观察

把临床确诊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180例消化性溃疡的患者随机平分为60例一组,分别采用以下方案治疗。A组:采用环丙沙星(湖北潜江制药)200mg,阿莫西林(联邦制药)1.0g,奥美拉唑(阿斯利公司)20mg,均为每天2次,疗程2周。B组:采用左氧氟沙星(利复星)200mg,阿莫西林(联邦制药)1.0g,奥美拉唑(阿斯利公司)20mg,均为每天2次,疗程2周。C组:采用莫西沙星(德国拜复乐)400mg,每天1次,阿莫西林(联邦制药)1.0g,奥美拉唑(阿斯利公司)20mg,均每天2次,疗程2周。并进行如下的临床观察:即幽门螺杆菌阳性与根除及溃疡愈合。

1.2.2.1幽门螺杆菌(Hp)阳性、溃疡愈合与根除率[3]:幽门螺杆菌(Hp)阳性:消化内科就诊患者中,通过14C-尿素呼气试验,内窥镜检查,Hp培养及组织病理学查出Hp携带者即称Hp阳性。

注:C组与B组比较P<0.05;C组与A组比较,P<0.01;B组与A组比较,P<0.05

注:C组与B组比较,P<0.05;组与A组比较,P<0.01;B组与A组比较.P<0.05

1.2.2.2溃疡愈合情况观察:2周抗Hp治疗结束后及1个月后复查胃镜,观察溃疡及糜烂愈合情况。愈合:糜烂、溃疡病灶消失或仅留瘢痕;好转:糜烂或溃疡面积缩小≥50%;无效:糜烂或溃疡面积缩小≤50%。愈合+好转合计为有效。

1.2.2.3 Hp根除率:经过治疗期满后,用快速尿素酶试验,组织切片进行Hp检查,试验结果阴性者为根除,阳性者为未根除,治疗结束后若试验结果全部阴性则根除率为100%.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Χ2检验,组间差异采用t检验。P<0.01,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见表1,表2。

3讨论

一个理想的Hp根除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①Hp根除率高应≥90%;②价格便宜;③依从性好。

喹诺酮类药可人工合成,易得价廉,已为抗感染广泛应用。笔者选择其中的第2代环丙沙星为代表,第3代左氧氟沙星为代表,第4代莫西沙星为代表,与β-内酰胺类药代表阿莫西林组成两种抗生素联用的组方,并与质子泵抑制剂奥美拉唑组成三联方,A、B、C三组分别对Hp体外抗菌效果对比研究和Hp感染的消化性溃疡临床对比观察。结果:三种喹诺酮类与阿莫西林联用,体外对Hp的MIC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即体外抗菌活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MFX与AMX联用MIC50和MIC90的降低特别明显。由FIC值计算及其构成看,其中FIC50和FIC90分别为0.1875和0.09375,均小于0.5为协同作用,CFX与AMX联用,0.75≤FIC≥1,LFX与AMX联用,0.5≤FIC≥0.75,均为相加作用。设计的A、B、C三组治疗方案中,分别对HP感染的60例消化性溃疡患者治疗2周,其溃疡愈合率分别为63.33%、75.00%和91.67%;HP根除率分别为61.67%、73.33%、93.33%,莫西沙星组与左氧氟沙星组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莫西沙星组与环丙沙星组对比,则有极显著差异,P<0.01。

喹诺酮类药作用机制是干扰细菌细胞的DNA复制,当细菌出现耐药时,往往出现耐药靶位点突变,常在细菌染色体编码的DNA回旋酶和拓扑异构酶Ⅳ的基因突变[4]。不同的喹诺酮类药其结构不同,结构靶点也各异。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主要与编码拓扑异构酶Ⅳ的ParC靶位结合,而第4代新氟喹诺酮类药莫西沙星则由于其分子结构优化(其母环8位有甲氧基、7位上为二氮杂环取代)可同时作用于编码拓扑异构酶Ⅱ和拓扑异物酶Ⅳ的ParC和gyrA靶位,所以细菌在其中一个靶位发生突变时,其仍可保持一定活性[4]。正因为此,Cheon JM[5]把莫西沙星作为治疗Hp初始感染和治疗失败复治Hp感染的三联治疗用药。Bago P等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以莫西沙星为主药对Hp感染有极高的根除率[6]。Kanelladopoulou K等[2]认为,莫西沙星、环丙沙星与β-内酰胺类药联用对多重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的分离菌株有协同作用。本实验则进一步证实,喹诺酮类与β-内酰胺(阿莫西林)联用对Hp体外抗菌活力增强和临床上对Hp的根除率的排位为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

摘要:目的:评价三种喹诺酮类药与阿莫西林对180株幽门螺杆菌(Hp)体外联合抗菌效应和临床根除率。方法:测定三种喹诺酮类药(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分别与阿莫西林单用及联用对180株Hp的最低抑菌浓度(MIC),计算其联合药敏指数(FIC值),并观察三种喹诺酮类药与奥美拉唑三联方根除Hp感染的疗效。结果:三种喹诺酮类药与阿莫西林联用对Hp致病菌的MIC值均显著降低。环丙沙星FIC值:0.75~1为相加作用;左氧氟沙星FIC值0.5~0.75为相加作用,莫西沙星FIC值;0.09375~0.1875为协同作用。三种喹诺酮类药与奥美拉唑的三联方对Hp临床根除率分别为93.33%、73.33%和61.67%,P<0.05。结论:三种喹诺酮类药与阿莫西林联用对180株Hp抗菌作用增强以协同作用和相加作用为主,无拮抗效应,其Hp根除率排序:莫西沙星>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

关键词:喹诺酮类药,莫西沙星,阿莫西林,奥美拉唑,联合用药,三联方,幽门螺杆菌根除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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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篇6

一、国外高校学生评教研究重点概述

国外高校学生评教研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关于学生评教的重要性

美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第四代教育评价创立者E·枯巴 (1977) 和Y·S林肯 (1977) 认为:“评价应当是参与评价的所有人, 特别是评价者与其对象双方交互作用、共同构建统一观点的过程。”英国教育家威廉姆斯和布莱克斯顿就认为:“应定期进行学生对教师教学状况的评价”;此外, 世界著名教育家马什、奥弗特尔也充分肯定了学生评教的重要作用。

(二) 关于学生评教的可靠性

评估意见本身的可靠性, 首先取决于进行评估的学生的总人数。费尔德曼 (1977) 和马什 (1984) 的研究表明, 学生评教的数量足够多时 (20或20以上) , 学生评教的可靠性就能胜过最好的客观测验。可靠性的另一个指标是评价者评价的稳定性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学生评教在时间上是很稳定的, 日后的经历不会造成对评价结果的改变。奥弗拉尔 (1980) 和马什 (1980) 在一项跟踪研究中发现学生在课程结束时和几年后 (至少是毕业一年以后) 对课程结束时的评估与回顾性评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3 (此相关系数接近评估的可靠性) , 并且每次的中间值几乎相等。

(三) 关于学生评教的有效性

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科恩 (1981) 发现, 学生成绩与技能评估值的相关值为0.5, 与全课程评估值为0.47。与教师总评估值为0.43。Centra (1979) 曾分析了17门课的202个班, 有半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60或者更高。学生评价和教师自评结果存在很大的一致性, 马什 (1979) (1982) 在两项研究中得出, 学生评价和教师自我评价之间有相似的相关性。教师自评与学生评价的相结合, 比仅仅提供学生对其教学的评价的信息更能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研究还发现学生评教与教师自评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仅仅是对组成有效教学的不同方面的重视有所不同。那些依靠课堂观察获得信息的同行评价与学生的评价缺乏一致性, 而不通过课堂观察获得信息的同行评价与学生评教的相关性却很高。Murray (1980) 比较同行评价和学生评价后认为, 同行评价比学生评价信度和效度都较差, 更容易受非教学因素的影响。Howard (1997) 在比较当前学生、以前学生、同事和八个训练过的观察者做出的评价结果后同样得出:当前学生和以前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教师自我评价、同事评价和训练过的观察者评价更具效度。

(四) 关于高校学生评教的偏差

马什 (1980) 检验了16项“潜在偏差” (学生、课程、教师背景特征) 和SEEQ (学生对教育质量的评估) 之间的多重关系。发现学科兴趣最能影响评价的好坏, 对期望的成绩和学生评教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大的作用。当同一名教师在两种不同情况下讲同一门课程时, 打分的宽松度相等, 期望得到的较高分数的班也会对教学效果给予较好的评估。

(五) 关于学生评教调查表指标体系

教学质量评价是一个多维性评价指标体系。有关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在学生评教中较多。Marsh (1987) 提出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问卷 (Student’s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Quality, SEEQ) 。SEEQ包括教学质量的九个维度:学习/价值感、教学热情、组织/清晰性、群体互动、人际和谐、知识宽度、考试/评分、作业/阅读材料、功课量/难度。大量的实践表明, SEEQ是一项可靠而有效的度量教学质量的工具, 并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出良好的可靠性。Kolitch (1999) 提出教学质量包含课程组织、行为管理、学生成绩评定和师生关系四个评价维度。Cruickshank (1986) 在总结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指出学生评价教师着重于教师的组织能力、教学行为、课堂管理能力等方面。

Wayne State University提出SET问卷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er, SET) 共包

括四个部分:学生基本情况, 课程和教师评价, 教师反馈-诊断性评价, 以及开放式问题。以上这些指标体系设计的问卷对教师的教学都进行了测量, 并且表现出了较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指标体系的确立目前为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且在今后的研究中还会出现其他研究结果。

(六) 影响学生评教的主要因素

学生评教是一项主观性的活动, 因此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课程学科领域的因素, 有研究发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师在学生评教中的得分较低, 而人文学科、语言学科与自然学科、工程学科相比较易得高分, 人文学科和艺术学科属于“高分”组, 而经济、商务、计算机、数学、物理和工程属于“低分”组。在班级规模大小和学生评教结果的关系上,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 班级越小, 教师越有可能得到较好的评价。也有学者认为, 学生数在35-100之间教师学生评教的得分最低。在教师职称与学生评教结果的关系上, 教授往往获得较高的分数, 助教尤其是第一年上课的教师评价较低。在关于教师性别和学生评教结果的关系上, 结论也有不一致。在课程类型与学生评教结果的关系中, 学生给主修课和选修课的评分比必修课评分高, 任高年级课的教师较任低年级课的易于得高分。在学生期望得到的学习成绩与学生评教结果关系中, 研究发现, 学生成绩与他们给教师评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在学生评教的结果与目的使用上, 结果表明学生的书面被告知评价结果是用于人事的目的和用于教师改进教学目的, 这两种情况下的评价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如果是教师口头通知学生, 特别是暗示希望评分宽松一些, 则通知的作用是相当大的。Greenwald和Gillmore提出, 学生评教的应用会导致教师的宽厚效应从而降低了教学质量。

二、国内高校学生评教研究成果概况

我国高校的学生评教活动已经实施了十几年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学生评教的可靠性, 有效性, 影响学生评教的因素, 学生评教指标体系的设计等方面, 这些理论的探讨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发展的, 我国的学生评教在借鉴国外高校学生评教的过程中, 也形成了一定的体系。

在学生评教的可靠性研究方面, 国内研究者对同一教师, 考察其完成教师讲授的课程的学生对其教学的评价与正在上该教师课的学生对其教学的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得出了与国外学者相似的结论。有学者考察了10名教师的两次评价结果, 其积差相关为0.88, 显著性大于0.001的水平, 表明不同时期的学生对同一教师的评价仍然一致, 说明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在学生评教的有效性研究方面, 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以一门课的一名教师作为评价对象, 研究学生自评和学生考试成绩与学生评价教师教学效果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学生能有效地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

在关于影响学生评教的因素研究发现, 不同性别教师之间不存在差异, 性别对学生评教结果没有影响, 但是在不同职称教师间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副教授评价相对较高, 助教评价最低, 不同年龄段的教师之间存在差异, 35至55岁的年龄组的教师得分最高, 其次是55岁以上年龄组, 最后是35岁以下年龄组。

在参与学生评教的学生方面, 不同年级的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效果评价存在差异, 大学一年级和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评教要比大学二年级和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的评教偏高。同一专业、同一年级、不同班级的学生对同一组任课教师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课程上, 不同性质的课程之间学生评教不存在差异, 从平均分上反映出专业课得分高于公选课, 公选课高于选修课;不同学科类别的课程之间学生评教存在差异, 软学科课程评价低于硬科学类课程的评价;学生评价结果与教师的严格要求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程度越高, 学生对其评价分也越高。

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篇7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2011年12月在我院分娩的单胎足月孕妇400例, 根据BMI=体质量/身高 (kg/m2) , 计算孕妇孕前BMI, 参照有关文献标准[1]将BMI≥26kg/m2定义为肥胖。故将孕前BMI≥26kg/m2的孕妇200例作为观察组, BMI<26kg/m2的孕妇200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年龄20~35 (27.37±2.21) 岁, 孕周37~41+6 (39.12±1.36) 周;对照组年龄19~33 (26.45±1.56) 岁, 孕周37~41+6 (38.17±1.47) 周。2组年龄、孕周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2组孕妇妊娠合并症、分娩方式、产后出血、新生儿体质量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5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妊娠合并症、产后出血量≥500ml、巨大胎儿发生率及剖宫产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3讨论

超重和肥胖已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 妊娠期营养状况直接影响着妊娠结局, 造成孕妇往往盲目过度重视营养, 而又缺乏运动, 从而导致肥胖[2]。Driul等[3]通过对916例单胎初产孕妇的研究发现:肥胖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危险性及剖宫产率分别是正常体质量孕妇的5.68、2.17倍。Kiel等[4]通过对120251例单胎妊娠足月活产的肥胖妇女参加的多中心对照研究表明, 肥胖妇女以下妊娠结局风险明显增加, 包括子痫前期、剖宫产、胎儿生长受限、巨大胎儿、麻醉并发症及产后并发症等, 围生儿风险包括巨大胎儿、畸形、围生期病死、成年后肥胖及代谢综合征。肥胖是导致产后出血的危险因素, 因肥胖易发生头盆不称致产程延长, 胎儿偏大使子宫肌纤维过度伸展。肥胖还是发生子痫前期/子痫的危险因素, Vambergue等[5]的单变量分析提示, 孕前BMI增加的妇女子痫前期/子痫的风险明显增加。进一步的多变量分析表明, BMI>27kg/m2是子痫前期/子痫的独立危险因素[6]。本文结果表明, 观察组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率为11.5% (23/200) 、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为9.0% (18/200) 、糖耐量异常发病率为10.5% (21/200) 、剖宫产率为54.0% (108/200) 、产后出血率为6.5% (13/200) 、巨大胎儿发生率为22.5% (45/200) ;而对照组妊娠期高血压发病率为4.5% (9/200) 、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为4.0% (8/200) 、糖耐量异常发病率为5.0% (10/200) 、剖宫产率为37.0% (74/200) 、产后出血率为2.0% (4/200) 、巨大胎儿发生率为6.5% (13/200) , 2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提示孕前BMI≥25kg/m2的孕妇, 其妊娠期并发高血压疾病、糖尿病、巨大胎儿的发生率及剖宫产率均高于对照组。导致剖宫产率增加的原因, 除妊娠合并糖尿病、子痫前期及产前估计胎儿过大的原因外, 肥胖孕妇临产后因盆腔内脂肪充盈影响胎头固定, 肌肉力量差, 增加了头盆不称的机会, 且常伴有宫缩乏力, 产程进展缓慢或停滞, 阴道助产及剖宫产增加, 产后出血发生率增加, 影响腹部切口或会阴侧切口的愈合。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摘要:目的 探讨孕妇孕前体质量指数 (BMI) 与妊娠及分娩结局的相关性。方法 将2009年1月-2011年12月在该院分娩的400例单胎足月产妇根据BMI分为观察组 (BMI≥26kg/m2) 和对照组 (BMI<26kg/m2) 各200例, 对2组孕妇妊娠合并症、分娩方式、产后出血、新生儿体质量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观察组妊娠合并症、产后出血量≥500ml、巨大胎儿发生率及剖宫产率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孕妇孕前BMI越高, 发生妊娠并发症、产后出血、巨大胎儿、剖宫产的危险性越高;控制孕前及孕期体质量增加, 加强产前检查, 可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关键词:体质量指数,妊娠合并症,分娩结局

参考文献

[1]池芝盛.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杨君芳.初产妇孕前体重及孕期体重增加与产程的关系 (附262例分析) [J].福建医药杂志, 2011, 33 (1) :29-30.

[3]Driul L, Cacciaguerra G, Citossi A, et al.Prepregnancy body mass index and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J].Arch Gynecol Obstet, 2008, 278 (1) :23-26.

[4]Kiel DW, Dodson EA, Artal R, et al.Gestational weight gain and pregnancy outcomes in obese women:how much is enough?[J].Obstet Gynecol, 2007, 110 (4) :752-758.

[5]Vambergue A, Nuttens MC, Goeusse P, et al.Pregnancy induced hypertension in women with gestational carbohydrate intolerance:the diagest study[J].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 2002, 102 (1) :31-35.

体内外相关性研究 篇8

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中华绒螯蟹养殖可持续发展规划,通过对近十年来固城湖周边地区中华绒螯蟹养殖水质的调查,利用物料平衡原理,建立氮、磷总量的数学模型,探讨固城湖水质演变与中华绒螯蟹养殖相关性,为固城湖水环境质量的生态保护和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采样点的设置、监测指标和方法

采样点的布设综合考虑了湖泊的形态特征,水动力条件、污染物分布规律等。全湖分别在大湖区、小湖区、港口河口、拦河网各设一个采样点(图1)。对4个采样点和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有机污水排入固城湖出口处的氮、磷进行监测。

1.2 数学模型的建立和计算方法

根据高淳县环保局历年来监测数据分析可知,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区向固城湖水环境释放大量的有机污染物其主因子项目是:氮、磷等。首先,利用物料平衡原理,计算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净输入氮磷总量[4],然后考虑到池塘养殖季节大多只加水,不换水,池塘养殖尾水大约在每年11月份清塘,将该有机污染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入固城湖。苗种投入又分为蟹种投入和鱼种投入。饲料投入分为谷物饲料投入,包括黄豆、玉米、小麦、南瓜等,动物性饵料如小杂鱼和螺蛳,植物性饵料如水草以及商品饲料。物料平衡原理框架(图2)。收获时的产品分为鱼虾类产品、商品蟹以及清塘时捞出的水草。为便于计算,在实际计算中作了一些假设以达到简化模型的目的。苗种投入部分,主要为幼蟹个体投入,鱼种投入较少;由于商品饲料即中华绒螯蟹专用饲料并未大面积使用;商品鱼虾以鳜鱼和青虾为主,但是在固城湖周围养殖区域鱼和青虾产量仅占中华绒螯蟹产量的8%左右,因此实际计算时忽略该项影响。谷物饲料虽然品种繁多,但以玉米为主,计算时采用玉米的氮、磷含量。

建立数学模型的依据是物料平衡原理:投入的总物料应等于中华绒螯蟹养殖所消耗的总量和未消耗的剩余量之和。

其中:N为净入氮和磷(N/P)量;Nin为投入氮和磷量;Nout为输出氮和磷量;N1为蟹种投入;N2为饲料投入;下标i(i=1,…,4)分别代表玉米、螺蛳、小杂鱼、水草;N3为清塘时捞出的水草量;k为氮和磷含量,M为投入量或者带出量。

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5],计算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有机污水直接排入固城湖水体的氮磷量与固城湖采样点氮磷指标的相关性问题。

2 结果

2.1 中华绒螯蟹放养及饵料

固城湖地区中华绒螯蟹规格80~200只/kg放养量400~600只/667 m2,捕获成蟹平均规格为0.19kg/只,捕获率54%左右。

已知中华绒螯蟹产量、捕获率、成品蟹平均规格以及总的养殖面积,可以求得每年固城湖周围养殖区域在667 m2中的放养只数,再根据幼蟹放养规格即可求得在667 m2中华绒螯蟹放养量。根据每年中华绒螯蟹放养殖的总面积,计算出小杂鱼、螺蛳、植物性饲料、水草在667 m2中投入量以及根据总商品蟹产量与养殖面积计算中华绒螯蟹产量(表1)。

2.2 氮、磷输入和输出量的计算

根据陈家长等[4]资料报道和实测数据,得到中华绒螯蟹及饵料的氮、磷含量(表2)。

用物料平衡原理,分别计算667 m2的氮、磷总投入、总输出和净输入以及产投比(表3,4)。

固城湖养殖中华绒螯蟹氮、磷的产投比逐年增长,但增长幅度很小,至2010年氮的产投比为10.88%,磷的产投比为5.54%,单位产量累计输入氮、磷减小,这说明随着养殖技术的发展,氮、磷的利用率越来越高,失散率减小。但结合在667 m2中累积氮、磷量和固城湖养殖面积的增长考虑,发现十年间在667 m2中产量的增加速度更快,氮、磷在667 m2中输入量仍分别增加了44%和29%,而养殖面积也增加了54.55%,导致2010年氮、磷输入比2001年分别增加了122.74%和99.38%。经实测可知,在667 m2中池塘养殖中华绒螯蟹时水体的自净能力大约是12%以及氮、磷沉积到底泥中的量大约占总量33%左右。由此可见,近年来仅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这一污染源,每年11月左右开始清理养殖中华绒螯蟹水塘的污水向固城湖输入大约4.50×105kg氮和6.0×104 kg磷,这些养殖污水都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流入固城湖。它们是固城湖总氮、总磷的重要来源,是导致固城湖水质富营养化状态的主要原因,而高淳县中华绒螯蟹养殖面积是固城湖周围养殖面积的两倍,其污染除直接排放到固城湖外,其余污水先是排入到河道,再随河道部分流入固城湖或其他水系。

kg/667 m2

g/kg

2.3 理论计算与实测值的比较及相关性分析

根据数学模型计算获得的氮、磷浓度以及是由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有机污水排入固城湖水体出口处进行监测,获得的实测氮、磷浓度值,将理论计算值和实测结果比较发现,结果基本吻合,这充分说明了理论模型计算结果是合理可靠的。但从表5可知,实测氮、磷浓度值与理论计算的氮、磷浓度值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误差,其氮磷浓度值的误差分别是18%和19%左右,原因可能是理论计算结果未考虑鱼、虾消耗的总氮磷量以及理论计算中忽略了有机污水在沿途排放过程中自净能力的影响等其它因素。

根据表5和6,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计算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有机污水直接排入固城湖的氮磷量与固城湖采样点的氮磷量指标的相关性问题。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Xi为净入氮、磷的秩,Yi为固城湖四个采样点的氮、磷的秩。随着中华绒螯蟹养殖的快速发展,置信度(单侧)为0.05时,由中华绒螯蟹养殖引起的磷输入与大湖区和港口河口水体的磷量指标有显著的相关性、中华绒螯蟹养殖引起的氮输入与港口河口的氮指标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中华绒螯蟹养殖对大湖区和港口河口水体影响较大,对小湖区和拦河网水体的影响较小,这是由于中华绒螯蟹养殖所产生的污水直接排入固城湖大湖区所导致,而小湖区和拦河网离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污水直排区较远,相对影响较小。

kg/667 m2

kg/667 m2

g/m3

g/m3

注:“*”表示在置信度(单侧)为0.05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综上分析可知,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每年向固城湖输入的氮磷总量使得大湖区和港口河口水体氮磷量指标明显升高。因此,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是固城湖水质恶化的直接原因,高淳县政府应严格控制中华绒螯蟹养殖规划,坚决杜绝中华绒螯蟹养殖所产生的有机污水直接排入固城湖,合理地制定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中华绒螯蟹养殖产业的发展规划。

3 讨论

通过利用物料平衡原理,建立了氮、磷总量计算的数学模型,经与实测结果验证,该模型用于计算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过剩氮、磷量是正确的。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计算可知,由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磷净入量与大湖区和港口河口水体氮磷量指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大湖区与港口河口的氮磷总量具有显著增长的态势,这说明了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所产生的有机污水直接排入固城湖水体与固城湖水环境质量日益恶化密切相关,它是导致固城湖水质富营养化的根本原因。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措施是控制发展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的规模,有效合理地处理好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所产生的有机污水的排放问题;加快固城湖水体流动,修复生态,提高水环境容量,改善固城湖水体质量;在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所产生的有机污水排放区域范围合理设计生态自净区以及水生态环境保护缓冲区,制订一套完善地固城湖水环境质量的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措施,为中华绒螯蟹养殖的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

摘要:近年来固城湖水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现象呈现明显,为寻求固城湖水环境质量污染原因,本文将利用物料平衡原理,建立氮磷总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每年所产生的氮磷量,经与实测结果验证,该模型是合理可行的。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计算得到,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所产生的氮、磷量与固城湖大湖区、港口和河口的氮、磷量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说明固城湖中华绒螯蟹养殖可导致固城湖水体的氮磷总量呈现快速增长。为更好地保护固城湖水生态环境,应严格控制中华绒螯蟹养殖的规模,杜绝中华绒螯蟹养殖产生的有机污水直接排放入固城湖。

关键词:固城湖,中华绒螯蟹,氮,磷,数学模型,相关性

参考文献

[1]陈双全,孔和云.固城湖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J].2004,16(6):19-21

[2]毛春梅,张文锦.固城湖富营养化评价及防治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28):9005-9006,9030

[3]胡本龙,曾庆飞,赵小平,等.固城湖水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分析[J].水产养殖,2010,12:1-3

[4]陈家长,胡庚东,瞿建宏.太湖流域池塘河蟹养殖向太湖排放氮磷的研究[J].农村生态环境,2005,21(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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