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电影

诗化电影（共8篇）

诗化电影 篇1

一、引言

散文诗, 一种不同于传统诗歌样式, 兼具诗歌与散文所长, 自由灵动, 融会贯通, 并无十分教条的韵律规定却又有鲜明的旋律美和韵味性的文体, 散文诗化电影则是指在剧作结构上具有散文诗的结构原则, 艺术审美中兼备散文诗意美的电影样式。在中国, 因电影有商业艺术之分。散文诗化电影属艺术电影范畴。

二、意象的外延———散文诗化电影韵律的构成

中国古典文论中讲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 而散文诗是中国传统诗歌演变发展而来的文体, 自然也受到这一思想的重要影响。当然, 散文诗化电影创作亦是如此。

我们以《城南旧事》、《小城之春》、《台湾往事》、《我的父亲母亲》等散文诗化电影的叙事与抒情为基, 分析散文诗化电影节奏形成过程中的艺术情调与审美品格。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 叙事方面

1非传统的电影化叙事结构

在叙事结构中不讲求剧作的“起”、“承”、“转”、“合”和“一人一事”贯穿到底的“整一性原则”。淡化戏剧冲突, 淡化情节, 注重情感走向。

散文诗化电影不把情节表达作为首要任务, 它注重细枝末节的生活表达。如《小城之春》中玉纹和志忱的四次见面, 玉纹的衣着从素色的黑旗袍, 到夹衫的搭配, 再到飘逸的黑纱巾, 最后是色泽明艳的旗袍。她的一次比一次艳丽, 行动一次比一次大胆, 没有情感的转折, 而是层层递进的情感波动。

2形散神聚的“自由”框架

所谓形散神聚在散文诗化电影的主要表现在外部所述故事本身相对松散, 而内在情绪节奏却紧密有力, 并非完全散状无序, 无重轻, 高潮平淡之分。

《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对父亲的“等”、“追”、“找”、“看”描写, 很明显人物性格情绪变化大于情节走向, 母亲追求爱情的勇气远远大于我们对情节发展的需求。

3无重大利益冲突的人物关系

散文诗化电影所选择的主要人物常常是时代大环境中微小而平凡的小人物。没有较为直白的政治等意识形态的渗入, 人们思考到更多的是大时代环境中的小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城南旧事》里可爱的小英子是平凡的儿童, 是全片的中心人物, 她用纯洁、干净的视角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的父亲母亲》里儿子用回顾的方式讲述父母平凡而伟大的爱情……

没有敌我、善恶关系的对立, 影片传达出的宁静与圆融无不凸显世俗的关怀, 人性光辉的力量。

(二) 抒情方面

5画外音的引入

这里的画外音, 主要是指旁白。《城南旧事》里年华老去的小英子回忆的旁白;《小城之春》中女主人公揭示心理活动的旁白;《我的父亲母亲》中我讲述父母故事的旁白……旁白, 成为最直接的讲述手法, 让我们更深刻的感知真实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旁白都具有优美的文笔, 舒缓的节奏, 具有丝丝诗的韵律, 又点点滴滴道出真挚的情感。

旁白, 在散文诗电影中作为一种“在场”的存在, 让我们既更加肯定的故事的真实, 又让我们与影片中人物的距离进一步拉进。它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 丰富人物的性格内涵, 表达人物的情感体验, 更重要的是可以较为直接有效的把握节奏韵律的快慢。在每一个情绪上升阶段蕴积情感的冲击力, 在高潮之后又将视角拉回到客观, 让人的情感与剧中人物的心理情绪协调一致, 为建立起观众与创作者间有利的情感沟通提供了条件。

2意犹未尽的音乐

音乐可以煽动人的主观情绪, 加深电影影像视觉的感触映像, 增加电影缺少的感识维度, 给人一种话虽尽, 意无穷的情感体验。

《城南旧事》中那悠扬动听的“长亭外, 古道边……”道出了对曾经岁月的留恋。《小城之春》里戴秀为志忱演唱的“一朵玫瑰花”, 暗示了戴秀对志忱的情感。《我的父亲母亲》中跌宕起伏的伴奏暗合了父母爱情艰辛与坎坷……这一切在电影中既是情感的补充与增加, 也是情绪的讲述, 给人以余音绕梁的感觉, 为影片声画的和谐统一, 情感的升华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3故意消减 (激烈) 的情境营造

通常, 散文诗化电影以温润、舒缓的节奏吸引观众, 给人以平和细腻的美学体验。因此消减激烈、消减矛盾是其在情境营造上的必然需求, 且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不会有两极镜头跳接、人物对话语言含蓄委婉。志忱与礼言重逢的喜悦、激动只用了喃喃的两句“十年了”, 道出岁月沧桑的变化, 人事的改变。

(2) 注重琐碎细节的积累, 在细腻自然的积淀中表情达意。散文诗化电影就如中国人煎中药慢慢的文火, 慢慢的熬。《城南旧事》里小英子对于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从好奇、关心到倾听、了解、理解、同情。在无数循序渐进的细节中, 让人思索并体会到人性的光辉和引发那些对故事的原因所在的思考。

(3) 内心情绪通过物、景、人调度与结合外化为叙事的情节驱动力。《小城之春》这种志忱到来后为其接风的那场戏, 后景是戴秀和志忱, 左边靠后是礼言, 前景是正在为礼言倒药的玉纹。志忱用余光看着玉纹, 而戴秀用歌声和细微的动作提醒志忱注意她……人物的关系和心理的矛盾在这样的画面中彰显无疑, 表面看来并无冲突, 可观众却早已心知剧中人的心理已是波澜起伏。

5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的渗入

在电影中, 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 往往是为深化影片主题, 提升影片内涵的制胜法宝。

“象”是在视觉刺激反复强调的情况下, 在一定的叙事机制中层次深入, 在语言和外部形体结合的情况下而产生的表“征”意义。比如, 散文诗化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发卡”、“青花瓷”都形成了对女主人公细腻的情感内心活动的象征, 是父母那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的爱情的宝贵见证。

隐喻, 则是导演不通过直接抒情说理, 而借助电影运动的声画影像在一定的条件下, 形成的画面内容之外的意义的延伸, 它是隐藏在影片内部中的。比如《小城之春》中那些残缺颓废的城墙, 就隐喻了那个时代的风雨飘摇, 冰冷与隐晦, 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色。

三、情感的升华———吟诗唱晚的韵律之美

散文诗化电影为何拥有强有力的韵律之美也在于它特有的情感升华方式。

(一) 平和打响震撼人心的力量

有人说, 散文诗化电影就是淡化故事情节, 重情感而不叙事。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是有些唐突的。电影的首要任务还是叙事, 散文诗化电影之所以给我情感上以淡化了情节的感受, 是因为电影中情感韵律的表达更为吸引人的注意力。《城南旧事》中那一个个的故事都是活生生的悲剧, 妞妞的生世之谜, 疯女人秀英与进步学生间的爱情, 宋妈孩子的夭折……这些情节段落, 当我们单独提取出来用平常的视角去看时, 都会为之悲恸。但在电影中小英子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讲述淡淡的掠过。让人感受到平静故事背后暗藏这不可轻视的力量:每一个生命的死亡、哀痛、无奈……都会化成面对生命无常时坦然的微笑, 这平和的一笑将撼动你的心灵, 让那些关于同情、博爱的普世价值自然生长。

(二) 温婉中的静谧与希望

《小城之春》中的小城暮气沉沉、荒芜颓废, 仿佛锁住了一切鲜活的生命, 阴郁而冷寂。玉纹是活在小城中的女人, 她温婉文静却孤独无助。芳华的年龄没有爱情的滋润, 昔日情人的到来让她不得不面对情感的断裂与彷徨。情人最后离, 一切又归于平静。

尽管如此, 玉纹还是喜欢每天到城墙上走一圈, 因为哪里有相比小城拥有更广阔自由的天地, 喜欢在妹妹那充满阳光的房间里刺绣……这些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鼓励人性解放的希望。

(三)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悟”

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论中常常讲到“体悟”、“顿悟”、“感悟”、“参悟”等, 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特殊的感知方式, 皆突出一个“悟”字。的确, 悟到的东西才是内在的而非皮象的, 才是有生气、有灵气、有生命力的。就如, 散文诗化电影中给人以质朴与朦胧感一样, 质朴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故事的真实, 朦胧则是因为我们观影时常常能意会到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

散文诗化电影的主题一般是没有刻板的规定和硬性的标志。主题, 本身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而散文诗化电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美感, 每个人的感悟不同, 所思所想自是不同。如果我们刻意的要求作品主题鲜明, 态度鲜明, 这就容易图解作品, 如此消减吞没艺术感的存在。

“悟”到的东西往往是说不情、道不明的。这恰恰是作家、艺术家的特别之处。无数流传不朽的作品一再证实, 主题明确未必胜于主题朦胧。“悟”得的是一种情感的境界, 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宝贵财富。

综上所述, 散文诗化电影的韵律蕴藏于电影情感叙事过程中。它是为一种艺术精神的体现, 是创作者通过运动的声画影像系统与受众达到的情感共鸣, 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摘要：散文诗化电影是一种具有散文元素和诗歌意趣的艺术电影。因其独特的影像风格它较其他类型的影片更求节奏韵律之美, 故散文诗化电影的节奏韵律对此类影片的整体艺术风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将梳理散文诗化电影的韵律特征, 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创作和认识散文诗化电影。

关键词：散文诗化,情感,韵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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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电影 篇2

17.先论述语言和思想的密切相关：二者界限相同；然后指出诗意语言最自由；最后指出思想框框奴役语言及语言无法自由的后果。（共6分）

18.用比喻的手法，（1分）人类用语言在思考，获得思想自由与归属感（2分）；但现代社会正暗中剥夺生活、思想和语言的自由，只能听从和说着别人的话，难有诗化思想。（3分）

19.补充论证（1分），避免读者误解（1分），强调诗化思想不一定用诗一样的语言风格来表达，甚至不优美，厘清了概念内涵，（2分）突出其独特的、敏锐的、活生生的眼光从头开始的新思想。（2分）

历史的诗化 篇3

作家计划将系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分四卷写完,《张居正·木兰歌》是其中的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将其作为继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重头作品。这部小说的中心历史事件是张居正“附保逐拱”、由次辅到首辅的政治历程。作家对文学和历史采取双重尊重的态度,在写作之前他数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明史特别是有关张居正的历史典籍。他是在练好了深入历史的内功之后再开始写作的,因而《张居正·木兰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既富于艺术意味又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感。小说中的“附保逐拱”不仅是高拱一人的去就问题,而是隆庆、万历两朝交替之际朝廷上下多重恩怨矛盾、各种权、势、术交错的总爆发。作家抓住“附保逐拱”这一中心事件,透辟地写出了明代中叶以来政治上层复杂的内部斗争,将阁权与皇权的斗争、内阁与司礼监的争权夺利、阁臣与阁臣之间的明争暗斗三大矛盾扭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包含艺术容量极大的艺术锁结。主人公张居正就是在这样激烈争斗的政治漩涡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演出他的性格和命运。另外一方面,这三条情节线又通过不同的方式辐射至吏、绅、民、僧、道、侠、妓各种阶层,形成一个广阔深邃的历史背景,使题材本身所蕴含的复杂历史内容得到富有深度和广度的、立体式的揭示。

作为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张居正·木兰歌》必须服从整体艺术构思的需要,在情节安排、性格刻画上要有整体观念,因而从局部来讲,必然有所笔墨上的节制。但即使这样,主人公已经是一个颇有深度和文化内蕴的人物形象了。历史上的张居正是个颇受争议并且本身非常复杂的人物。一方面,张居正从隆万时期变化莫测的政局中脱颖而出,利用皇帝幼弱的特定时机大兴改革,使土崩瓦解、国将不国的明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挽回颓势并且由乱入治,形成显赫辉煌的“江陵柄政”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在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其后期,也确实暴露出一些“志行”上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久为中外史家、文学家所关注、所争论的历史人物,作家尊重其复杂性,并且打破伦理中心主义的评价准则,力图撩开历史的雾幔,尽可能地还原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且有文化内蕴的张居正。小说中,张居正具有高远的政治识见和政治才略,他之所以参加政治角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中国传统士人“兼济天下”的人文理想。但是,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和自己权欲的满足,他又不惜在明枪争斗之外使用诡谲倾轧的阴谋心术,甚至与政治魔鬼冯保结伴。张居正出生于楚,而楚地自古以来“狂人”辈出,楚人文化心理中有着一种狂放、执著和超群轶伦的精神气质。身为楚人的熊召政不仅有着深刻的体悟,而且本身就有着楚人血气的遗传。因此,作家笔下的张居正有着“虽万死而不辞”的“楚狂人”的气质,敢于蔑视清流、挑战皇权,在政治斗争中立足于变,以时势和民生利害作为判断的准绳,能够突破传统格局和陈腐规章,体现出地域文化的色彩。

小说中的一些次要人物如隆庆皇帝、高拱、朱翊钧等也都既具历史感且形象鲜明。隆庆皇帝迷溺声色、惰怠苟安,但他也有一个长处,能信任高瞻远瞩、器度恢宏的高、张二位重臣,放手让他们做事,这也是这位懒皇帝的知人善任了。高拱躁急于外而实际上城府甚深,朱翊钧小小年纪就知道天子威权的显赫,因而对权力产生兴趣。这些都体现了作家将死的史料点化为“活的历史”和“诗化的历史”的艺术力量。

整部小说还氤氲着诗性的悲剧感。小说结尾出现的《木兰歌》,实际上从民间的视角和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出这场政治角逐的悲剧内涵。斗败丢官、削籍回乡的高拱是一个悲剧人物,而问鼎首辅的张居正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胜利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不管怎样位高权重、权倾一时,他终归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他的荣辱毁誉和经天纬地的政治抱负只能系于皇帝一人的意志。生前秉政,举朝争颂其功;死败之后,举朝争索其罪,而操纵和玩弄着这一切的,正是他罄竭忠悃地为之报效的皇帝。因而当他荣登首辅之日,即是读者可以瞥见其身后悲剧的影子之时。况且大明王朝的气数趋尽,纵有张居正这样的铁腕改革家也无可奈何于国脉的日渐衰危,他的出现只不过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而已,小说中用天寿山皇陵地气已尽来隐喻这个王朝的悲剧。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张居正为挽回这个王朝的颓势而付出的一腔热血注定了是悲剧性的。作家正是从“大历史”的视野中来反思这段历史,在明朝即将“中兴”之时就点染出其悲剧性的结局,令读者深深的叹喟。

《张居正·木兰歌》是熊召政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成功的起点,而后面三部怎样更上层楼,这是作家留给读者的一个悬念。欲知后事如何,毕竟要听下回分解。我们在期待着……

诗化电影 篇4

“诗意”最早是文学的基本概念。后来成为各种艺术形式共同追求的审美境界, 在艺术创作中诗意的营造具有普遍的意义。

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 影像这种新型的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影像产生“诗意”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才能富有“诗意”地表达, 从它诞生之初就是个富有争议的话题。时至今日, 影像的“诗意”表达已经被诸多杰出的影视作品所证明。

在西方电影史上曾出现过两次以诗命名的电影流派——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 和前苏联的“诗电影”。与让·爱泼斯坦和帕索里尼等人的理论探索不尽相同——他们的“诗性”追求是从视听语言本身以及影片内容中来体现的, 而笔者在《桑洼》一片以及本文中所探讨的“诗化的叙事”, 主要侧重于对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的考察。

一般来说, 诗化的影像叙事具有诗的审美目标。以否定或者淡化故事情节, 探索影像的隐喻、象征和抒情功能为其主要特点。本文中所谓“诗化的影像叙事”, 在内容方面, 以表现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为主, 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 探讨人生的境遇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在结构方面则表现为“形散神聚”的诗化叙事结构, 像诗一样达到“联想的最大自由”;在画面构成方面, 表现为丰富而灵动的镜头语言, 从有限的形象画面升华到无限的情思和理念;在整体风格上, 追求从生活场景中营造情景交融的意境, 在光影和明暗层次的变化中制造诗情意蕴。

传统的影像叙事追求戏剧化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 而诗化的叙事则致力于抒情表意, 呈现出鲜明的非情节化的诗情叙事的特征。通过对人生的困惑抒写和情感意蕴的营造, 通过个体人生与心灵状态的表现, 传达出对人生境遇和人类文明的哲理化思考。

纪录影片《桑洼》讲述的, 是陕北黄土塬上的小山村桑洼过年的真实故事。《桑洼》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 其中既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 也没有紧张的戏剧化冲突。片中情节的安排也不刻意以事件贯穿, 尽量以真实的生活片段自然衍生出来。片断化的情节与简单的人物关系, 为表现人物带来了灵活多样的好处。人物内心微妙的情感层次也不是靠戏剧性冲突展现, 而是从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自然流露。在叙事情境上追求淡雅平实的叙事基调, 和洗练含蓄的画面语言。这些近乎生活本真形态的轻描淡写, 表面看波澜不兴、平淡无奇, 但是它所蕴含的内在神韵, 却可以使观众获得一种特殊的美感。

影片开始的第一场戏是, 腊月二十三下午。毛水源两口子趁天气暖和, 在村头的石碾上压糕米。淡淡的阳光, 迷蒙的远山, 绑在碾子上的牛在一圈一圈地转着, 老伴儿贺秀珍来来回回不停扫米, 毛水源则反反复复用罗子筛面。碾子吱呀吱呀的声音, 伴着罗子有节奏的推拉声。两个人各自干着的活儿, 相互间的交流就是拌嘴。子女都出门在外, 家里就剩下他们老夫妻, 互相拌嘴成了俩人打发日子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 似乎没有任何情节发展。

但是在看似单调的生活场景背后, 却是两个人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老伴儿贺秀珍对毛水源不好好过日子, 总在外面张罗事情有意见, 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而毛水源自己心知肚明, 又不愿意嘴上服软, 就不断通过打趣来缓解紧张气氛。在本片中, 接下来人们不难发现, 毛水源两口子只要在一起干活, 总会重复这样半真半假的斗嘴。这既是两个人心理上的冲突, 也是一种调解单调生活的方式。

在腊月二十九这天下午, 三个女人在毛树胜家里剪窗花, 准备给他们家糊个将要失传的古老八卦窗。整个一场戏中, 几个妇女似乎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在轻轻地唱歌儿, 这和他们剪窗花的情绪非常吻合, 但是通过之后的对话, 我们发现这家女主人贺玉英内心非常复杂。她在外打工的女儿晴晴正在回家的路上, 晴晴为了省下路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家了。贺玉英轻轻嘟囔了一句:“大概快了吧?还没打来电话……”, 看似无关紧要的只言片语, 却显露出她的内心的不安。这中间交缠着期盼、担忧、焦虑……等复杂的心理活动;而最能反衬贺玉英内心的是, 三个女人吟唱的居然是陕北的民间诙谐幽默的“酸曲儿”《姐夫戏小姨子》。

影片中, 类似这样的段落不在少数。这些影像和声音的叙说中, 没有明显的情节发展和激烈的冲突, 仿佛只是呈现出村民日常生活的淡淡流程, 但这并不是自然主义的“生活流”叙事, 应为潜藏在“平静”表象下的人物的内心, 却并不见得平静。在毛树胜和女儿晴晴贴对联的场景中, 尽管两人说的全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但是父女之间的情感令人动容。老实巴交的父亲面对多年不见的女儿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但是举手投足间则显露出对女儿难以言说的爱意。同样在大年初一, 毛树胜家包饺子的时候, 在灶前烧火的毛树胜欲言又止, 其实他是想表达对女儿的感谢之情, 由于家里困难, 晴晴早早放弃学业, 只身外出打工。这个家全凭女儿来支撑。毛树胜对女儿的谢意一直没能说出口。最后在全家吃饺子的时候, 还是他的妻子最终向女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海德格尔认为, 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 但是除了诗人之外, 其他人很难体会和洞察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这种诗意。由此, 诗人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唤起人们对存在者之存在本身的回忆, 从而让人重新置于诗意的维度中。匈牙利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 (Yvette Biro) 认为, 电影“是日常生活的神话, 这不仅由于它所表现的素材与它的功能, 也由于它的文体形态。它的语言是平实的, 这是一种必须从貌似浅显的贫乏的手段中汲取全部财富的语言, 卑微叙事也要置于显微镜下”。对存在于日常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挖掘, 而不是利用人为的戏剧性营造以吸引受众的注意, 是影像诗意表达最为重要的方式。电影导演应该像诗人那样, 于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场景中, 体会、捕捉和展现其中蕴含的诗意。这样, 我们就能够体会海德格尔所说的那句话:“人在根基处就是诗意地栖居”。

“弱戏剧性”的日常生活样态, 才是文化的存在常态, 也是文化的“诗意”之所在。秉持这一认识, 纪录影片《桑洼》直面一个特殊的小型社区居民之日常生活的繁复和庸常, 关注这些常人琐事的“平凡”和“卑微”, 于日常生活的困境和无奈中掠取诗情。

春节就要到了, 桑洼人开始为迎接春节做准备,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各人有各人的心思。毛水源家日子过得不错, 但是毛水源忙于村里事务, 家务事主要靠老伴儿贺秀珍操持。毛树胜家生活拮据, 靠女儿在外打工维持。两个家庭在经济条件上的较大差异, 直接导致了他们精神生活之内容与形式的明显差异。对这些差异的对比性展现, 除了能够引发受众的思考之外, 其实本身就是艺术作品引人瞩目之“戏剧性”的一种体现——尽管这些差异造成的“戏剧性”强度, 远远比不上以虚构拟真的影视剧情片, 和以警匪、战争、灾难等为题材的某些纪录片。

住在明亮宽敞窑洞里不必为生计过于操心的毛水源, 常常思考的是如何“保护旧村落”, 如何“弘扬桑洼的民情民俗”;而住在旧窑洞里、经济条件困窘的毛树胜, 则希望能尽快从垮塌之虞的窑洞里搬出去, 像毛水源一样住在塬上新修的窑洞里。贺秀珍和贺玉英两个女人同样肩负家庭重担, 而且她们其实都对丈夫有所不满, 当贺秀珍的表现出来的是真真假假的抱怨, 贺玉英则永远是一脸的微笑, 起码不会再有人的时候对丈夫责难。毛树胜的女儿晴晴, 内心里对这个贫困家庭充满忧虑, 却不停地以咯咯的笑声制造快乐气氛, 以此慰藉困境中的父母。在单调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镜头里的人们做饭、吃饭、剪窗花、糊窗、抱怨、打趣、开粗野玩笑、沉默、叹息、无名的微笑……;在这些世俗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各个人物微妙的感情转瞬即逝, 他们生活的五味杂陈蕴含其中。由此诗意化的影像展现, 让外来的我们体味到桑洼村民之人生的复杂况味, 并从中体味到生命存在的、难以言表却隽永醇厚的浓浓诗意。

在《桑洼》的影像叙事方式上, 笔者追求一种质朴而平淡、尽可能做到波澜不惊但回味无穷的境界, 但是在具体叙述上, 笔者力图做到娓娓道来, 像桑洼人准备的年茶饭一样, 虽然是家常味道, 但是却要有无穷的回味。笔者认为, 平淡琐碎的生活细节的呈现并非是本片的全部目的, 其背后耐人寻味的情感显露, 才应当是《桑洼》一片艺术美感的来源:主人公面对亲人时的脉脉温情, 他们生活中的悲欢离合, 他们相互间自然流露出的相互体谅, 他们面对困境时无以言说的困惑, 他们面对生活之无法挣脱的桎梏的无奈与焦虑等等……《桑洼》力图从平凡生活中, 勾勒出底层民众真实而复杂的情思意韵, 从普通人最为平凡的物质与情感生活中, 发掘出罗丹 (Auguste Rodin) 所谓的“生活之美”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我们用生活的镜像反照生活, 其目的不是为了复制生活, 而是为了寻求生活的大简之道与和合之美。寻找人类与大自然的诗意达成。从这个方面看, 桑洼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生活镜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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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人生作文 篇5

滚滚长河，奔流不息，黯淡了刀光剑影，送走了西风驼铃，留下了诗一般的记忆，诗一般的韵律，诗一般的人生……

——题记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豪放书生踏歌从雨中走近。破旧的衣衫遮不住他的才气。贵妃研磨，高力士脱靴，可如此显赫的他却在官场中一败涂地。他天生狂放，不懂得人心险恶。他天真地以为，拥有远大的`抱负，惊人的才华便可大显身手。可官场黑暗，勾心斗角，令他心下茫然，不知所措。于是，山野林间多了一个自由洒脱的诗人。对于不公的仕途，他认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对于文学艺术，他主张“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对于深沉的友情，他吟诵“桃花潭水深千丈，不及汪沦送我情”……在山林间，在河岸边，在小船上。他告诉人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总是那么富有理想。他在人们心中弹奏出浪漫的旋律，就连他的离去也是如此浪漫。恰若一阵清风拂过，水中自由的鱼儿多了一位热爱自由的同伴，空气中便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气息。

仿佛长河滚滚传递着诗一般的旋律。从古至今，每一位诗人无不用自己的热诚和激情书写着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艺术，奏响着人生的乐章——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是一个贫穷的诗人，一个为文学疯狂的纯洁的诗人。人们是多么不了解他。不了解他怎么会甘于止步青春，不了解他简单的一生和复杂思想，不了解他濒临死亡的感觉，会不会是像一个勇士一般去终结？我想他是寂寞的，寂寞得无助。他怀着沉重的梦来到城市，可却发现城市是另一番景象。“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只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农村”。他在对生命咆哮，于是他选择死亡。然而他又是幸福的，仿佛一颗从天陨落的恒星，不沉浸于俗世，不留恋于繁华。他的心是纯洁的，他所留下的文学作品是如此美好。他沉浸于文学之中，把生命给予文学。他在笔与纸的摩擦之间挥洒着人生的韵律——“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被诗化的权力 篇6

2008年7月21日,作为诗人、小说家的卡拉季奇在白胡子和眼镜的层层伪装下,放松了革命警惕,恢复了喜欢抛头露面的本性,终于在塞尔维亚被捕,并于30日从塞尔维亚移送到前南刑庭。有着相当深厚文学功底的卡拉季奇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在幼年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和背诵诗歌。上中学时,文学特别是诗歌就成了他的道德容器,早在1966年卡拉季奇就发表了名为《荒唐的旗杆》的首本诗集,并在以后陆陆续续出了五本诗集。被赶下政坛之后,他又重操旧业,陆续撰写了儿童系列图书。

这样的新闻,倒是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偶然想到过的一些命题,比如“诗人专权者”。如果说“诗人哲学家”的命名,是着眼于哲学乃是最有诗意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加斯东·巴什拉等哲学家身上寻找诗的灵魂和言路,那么,我认为,“诗人国王”、“诗人独裁者”一类的命名似乎不大妥当,因为这两个职业中,前者是终生的,是属于灵魂的事业,后者总显得短暂、波诡云谲、刀光剑影,以厚黑学为运行特征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往往是后者的精神胎記。但权杖不可能在狐步舞带起的石榴裙红云中坐怀不乱,权杖乃是剑杖,它立定生根,以木质化的外表与民同乐,唱和之作成为了“传帮带”的N年之痒。权杖枝叶袅娜,立刻就是诗会的中心。

诗人与专权者在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雌雄一体化的表演,而且诗人与封建君主、极权者、后极权主义均有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印度笈多王朝第二任君主海护王(335—380年在位),文治武功,写有大量诗作,与乾隆皇帝近似,在日进斗金之余,也挥诗万首,获得了“诗人国王”的雅号。有鉴于西方学者往往用权威主义人格来表征那种反民主的专制性的人格特征,广义的权威主义涵盖了这个领域的手舞足蹈与口沫,但不全面,全权主义是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全面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天宇和地界,并命令、动员全体成员积极参与支持其权力运动。从表面上看,如此与诗完全无关的领域,口号、标语、巨幅画像、向日葵、文件、编者按、特约评论员、语录、黑体字、万人歌舞、人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才是全权主义的肢体语言。但诗人可以是个人化的、忧郁的、冥想的,但谁也不能阻止那种翱翔宇宙、让历史随意改变流向的气概进逼文学,那也是一种诗。就是说,至少存在一种诗化的可能。这种诗的挥写固然可以使用“愿大海为墨、愿蓝天为纸、愿森林为笔”的大手笔,但“海水用干、蓝天写满、森林写秃”都不足以把神的大爱写完时,权杖就逶迤回环,天生一个仙人洞,一笑百媚生。我们可以把这些匍匐的文字视为权杖的精神体操,权杖可以硬如勃起的枪刺,可以蜷身如芒果,也可以柔情似丝带,比如流行的黄丝带、红丝带,拧成一股绳,编织出大红绳结之类的迷宫。

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杰作《颂歌》,布罗茨基指出:“对于俄国文学,他抓住了永恒的主题——‘诗人与沙皇’。最后,在这首诗里这个主题在公认的程度上决定了下来。”〔1〕布罗茨基进而认为:“诗人与暴君有很多共同性。首先,两个人都想成为统治者:一个统治身体,另一个统治精神。诗人与暴君互有联系。”〔2〕其实,他们心性上都痴迷于“惟我独尊”,前者是内在精神的,顽固自执,一意孤行,乃诗人之本色,优秀的诗人哲学家往往是精神独裁者;后者是渴望权力辐射到社会所有角落之余,以诗兴再做思想动员,并愉快地启动顺口溜大集会、赛诗会、批判会一类形式,娱乐人民、开启民智之后,再立新功。一般的说法是,好的诗、好的哲学,就这样容易成为专制的传道工具,但更上层楼的全权主义者,口舌生辉,自己就是这漩涡的主心骨啊。

今天,我又观看了一遍十几年前“海湾战争”的资料录像带。片子长达几个小时,看着萨达姆·侯赛因慷慨陈词的硬汉模样,发现他不但颇有演员的天赋,也是优秀的雄辩家。以前我看过一些有关两河流域的书籍,指出当地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语言华丽,辞藻纷繁,形容词以罕见的高频率广泛修饰着情绪,就好像繁华都市高楼大厦的外观,彩色陶瓷、玻璃幕墙在阳光或射灯下折射着“诚招天下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物欲与激情。

网络上四处可见《萨达姆语录》这一帖子,点击率极高。诸如——“我一点也不担心被判处死刑,死刑对我来说还不如伊拉克人民的一只鞋子。我不怕被处死。”“即使他们把我放进地狱之火,真主原谅我,让他们把我连同用来烧亚伯拉罕的木柴,放进火里,我会说:‘好,为了伊拉克’,我不会哭,因为我内心充满信仰。”“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打倒布什!伊拉克万岁!伊拉克万岁……”

萨达姆是很有诗人情绪的,有诗人的胡子、诗人的微笑、诗人的肢体语言,举手投足,俨然是身着军装的谦谦自由知识人士。《星期日泰晤士报》2006年5月14日以《诗人萨达姆做好赴死准备》为题,报道律师哈利勒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最近一次与萨达姆长达五小时的谈话内容。萨达姆在会谈中“慷慨激昂”地对哈利勒说:“我并不怕死,我出庭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捍卫伊拉克。”萨达姆告诉哈利勒,他正在撰写一本新的“史诗”。萨达姆说:“以往我没有时间写诗,但是现在我有充足的时间成为一名诗人。”这部“史诗”现在看来一个字也没有写,但萨达姆需要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口语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在他“百分之百当选”伊拉克最高领袖的期间,他写作的几部小说据说很“畅销”,其语言组合方式与那位醉倒中学生的诗人纪伯伦是一个路数。

翻译家郑体武在《诗人斯大林》一文里指出,斯大林与学画不成的希特勒不同,他不是一个失败的效颦者,而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从未指望过得到诗坛的承认,却在初出茅庐时即得到普遍的认可。格鲁吉亚的许多刊物一度心甘情愿地为他提供版面,他的诗句在读者中争相传诵。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1837—1907)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也是绝无仅有的〔3〕。

至于具有忧郁面相的卡扎菲上校,则有更上层楼的趋势。谁能说,这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标本呢?卡扎菲著书立说颇多,既有政论性文章,也有短篇小说和散文。有一次,当有记者问卡扎菲西方人为什么对他充满敌视时,卡扎菲回答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他们的头脑里,我的形象被扭曲了。例如,他们不知道我还是一个诗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小说家,不知道我是大学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教授。”〔4〕

我们自然无从得知卡扎菲的诗歌、小说、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真实造诣,从这些领域着眼,“打通”壁垒的全方位的才华似乎昭然若揭。看了一些他的讲话稿,再听听萨达姆的各种宣言,总觉得耳熟,直听到这些包裹着形容词的企图和阴骘的智慧被沙漠风暴当头痛击,我才恍然醒悟——我发蒙阶段就背诵过类似的词语!后来我写课堂作文,到了提笔即来的“默化”程度。

全权主义的话语诗学

着眼于现代全权主义话语系统,我们不应该只是关注政治术语,还应该包括古典的人心/道德御术。不应该只是现代政治学话语,还应该包容后极权话语诗学。极权话语同样也在“与时俱进”,我认为,它转换成为现代化话语的标志,乃是在经济成为权力的主语之后。所以,全权主义所倾心的话语诗学,应该得到重视。我们应该充分掌握古代集权者的诗学表述和现代极权者的权力诗化特征,并着眼于后极权时代经济欲望对权威主义的粉饰,从而使全权主义的语言研究既能够有效地顾及权力诗化现象,又能够有效地发现皇帝新衣的“莱卡化”。

中国古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其实都处在诗化思维的笼罩之下。在此荫庇下,口语、庙堂文学、民间文艺乃至政令和整个意识形态,无不对诗化方式予以倚重。有关“文革话语”以及暴力语言及思想对今天的影响,有关其语法、词性、修辞、宣传话语、戏剧话语等角度的研究日益深入和细化。纳粹德国解体后,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勒于1945年逝世前不久就表示:“今天,如果我去读过去十年间出版的德国书,我会惊讶地发现到,我已经不再能了解德国的语言了。我发现许多未曾闻知的词汇;至于许多以前就知道或熟悉的词汇,则有了不同且怪异的意思。许多普通字、词都承载着感性及强烈的情绪。”而谈得更清楚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简·托马兹·格罗斯在《社会控制论文集》对所有集权国家的语言特性所做的研究,并提出如下综合式的结论:

(一)它的语言高度诡辩与修辞,语言中充盈着各种两极化的图像。

(二)它的语言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经常是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句段或句子。

(三)它的语言既不“描述”,也不“规范”,一切只有强迫式的“定义”。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过:“语言表示价值判断,语言中的定义乃在于区别善恶,如语言中只有定义,那就是语言中的每个字、词都附带价值,这等于说,语言的过程已被切断,在指谓与判断之间没有了时间因素。”它已成了一种绝对性的语言〔5〕,没有丝毫的挪移。

一切独裁者总喜欢使用一种先验话语,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无休止预测。当噩梦般的泡沫汹涌于大脑达到不可遏制的状况时,他们虚拟出来的敌对势力,虚拟出来的强大对手,虚拟出来的叛徒集团,虚拟出来的崇高理想,用虚拟的现实镜子来歪曲历史走向,这不但是阴谋理论的具体反映,落实在语言上,它虚构一个永恒的所指,以未来承诺的名义,以个人/终极的名义,确定一种乌托邦式的“香格里拉之眼”。现实中的所有能指都必须指称这种所指,所指的单面性使其本身成为彻底的虚构,掏空了意义,当一切成为指称的时候,被指称就是世界本身。能指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普遍性,使能指和所指之间变成了毫无逻辑,也正因为此,权柄的每一次“说出”,就是一切。

从格罗斯的三个结论来看,还可以发现,笼罩在权力话语中的“理想主义”浓云,已经不再是切实的意义话语,而完全是一种理想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权力者的难以遏制的精神漫游。往往都是口语而非传统意义的书面语,成为全权主义的主流话语,口语唤起的亲切与“在场”意义,与古代圣贤们的“语录”往往让听众产生文化心理上的勾连,但对口语的关键词进行高度修辞,他们尤其喜欢进行各种动词、形容词叠加。在关键词前后煞费苦心地大量使用具有细微的区别的、煽动力极强的形容词和动词加以修饰。这是考虑口语冲口而出的快感的负效应,猛踩刹车,左和右的、骑墙主义的、历史和未来的,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的,既要又要还要特别要尤其要关键要,均体现了这一语言系统的吊诡。这就类似于对一栋田野中的圆木建筑进行豪华装修,实木难以承受装修材料之重,吱呀作响,跑冒滴漏,最后与都市的厕所和垃圾库在外观上没有区别。

虽然各国历史、文化、语言、民族等不同,极权者、全权主义在行为模式、思想理论、语言风格、组织形式上却惊人一致,这肯定将导致他们大结局的相似性。他们简略的、或语焉不详的口语一当发布,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连锁效应。就其语言风格来讲,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通吃”的语汇。

比如:莺歌燕舞、锦绣河山、战鼓、波澜壮阔、走狗、叛徒、丑恶的胸膛、丑陋的撒旦、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鲜血洗亮战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主席台,巨人、巨手、巨臂,以致那时的我就猜测,这些庞大的词汇—定是指—个美丽的大人国。不然,常人的身材好像根本穿不进这套皇帝的新衣。当然,凡事都有极端,还有一种权力话语,就是干脆连形容词的糖衣也免掉了,直接了当、不讲道理。比如,—首曾经被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这么多重复不外乎就是为了强化从结果到命题的一步飞跃。这样的权力话语,具有很深的当代性,现代汉语里,直截了当的领袖口語成为红头文件、成为“编者按”之后,口语以前所未有的鲜活,呈现出战天斗地的气概,这极大地改造了现代汉语的走向。

当沙漠军刀把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如砍瓜切菜一般分解,迫使其从科威特撤军时,萨达姆豪迈地指出:我们英雄的武装部队从真主赋予我们的土地上英勇返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神圣主权的无上尊严。撒旦布什及其帝国主义走狗不要忘记,胜利注定是属于英勇伟大的伊拉克人民的……听听,如果作为他的臣民,处在每天几十遍的温故知新式的复习中,能不相信吗?当然了,这又回到“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的老话了。值得重视的是,这句名言不是约瑟夫·戈培尔的原话,他的原话是:“如果你撒了一个大谎并且不断重复,人们最终会相信它。但是……真理是谎言致命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真理是这个国家机器致命的敌人。”这不但亮出了诗意掩盖下的底牌,也揭示了一切秉权者的高宣佛号、口灿莲花的舌苔底色。

反过来看,在权威话语的进逼下,“很多人没有判断力”,其实是一个永恒的正确判断。即便是以冷静著称的德意志人,理性的堤坝也在希特勒的演说下尽数溃塌。人不可能不对事物使用判断力,但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局限在感官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不轻易扩大,倒是有可能不断缩小,小到一个点,突然又成为构建巴别塔的基地,自己必须投身于工作。工作就是奋斗,奋斗就是理想和现实。因此,被一些耳熟能详的权力话语“导引”着思维的方向,自然就成为安稳生活的重要前提。这一群体心理态势,一再为秉权者洞悉,并玩弄于股掌之间。苏珊·桑塔格指出:“希特勒像尼采和瓦格纳一样,认为领导就是对‘阴性的’群众的性征服,就是强奸(意志的胜利中群众脸上是一种极度欢愉的表情;领袖使人群达到性高潮)。”〔6〕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找到太多可以印证的例子〔7〕。

我读过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汉语简体版,这本标示为“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一版”的“假书”,翻译得一塌糊涂,但发行量惊人。希特勒可能从维多利亚的夸饰文风与狂飙突进运动的浪涛里,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写作的技术:利用华丽的形容词、副词述说民族的苦难和命运,然后直指辉煌的胜利硕果——肯定是属于日耳曼人民的。应该说,这种状况的膨胀很容易营造一种诗化气氛,近似浪漫主义与乌托邦幻彩的奇异效果。作为诗人,这些人无一例外洋溢着激情和煽动力。这种诗化的后果又分两种:一种类似中国古代的不少皇帝,成天写诗,寄情于女人风情与山色风光,并未把诗思用在朝政上;另一种状况是灵感奔至,雷鸣电闪,天地为之变色。就像希特勒欲纵横天下,就像萨达姆点燃油井看着浓烟在蓝天自如挥写梦幻,就像宣布亩产十万斤粮食,要把红旗插遍地球或月球,就像汪国真曾经宣称要勇夺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大家都会背诵的—副对联,至今在有些老建筑、老水库处清晰可见:“指山山让路,指河河水清!”

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传统文化是诗化权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儒、法、墨、道是构成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又以儒学为最,而儒学士大夫又无不以诗词歌赋来包装自己,来修养陶冶其秉性、气质和风格。那些饱食传统文化而臻于“内圣”、“外王”的人物,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权力实践已经融为一体了。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著名的“白纸论”的确唤起纯朴百姓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一穷二白”的现状,不但不是社会发展的负担,而且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条件。因为越穷越革命,越能激发巨大的意志力量。

如今,在一张彩色照片上继续规划出最新最美的油画,浓墨重彩,对诗人、权力者来说都是最具诱惑力的事情。

诗化了的现实蛋糕

对诗化与权力的渴望好像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大小有别罢了。比如,一些男人在家庭日趋美满、妻子越发能干、银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了把诗化与激情进行结合。这样的诗化之欲,其结局不难预料——与男人诗化的女人又与别人诗化去了。当你从醉意中醒来时,发现太阳升得已经很高了。我的—些朋友诗化起来就更神经质了,认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遍地是黄金,辞职下海,偷渡不成,最后被押运回籍,差点落个叛国罪名。一些人在官位上坐久了,成为“马桶效应”的实践者,上半身西装革履,下面一丝不挂,门户大开。欲望在经济大潮中不断升华着对金钱的巨大感情,其结果不难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似乎就能明白统治巴基斯坦二十年的贝·布托,站在绞刑架上发布遗言的真切性:“这些年我一直是一个革命诗人,并且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8〕

学人刘小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过一本《诗化哲学》,讲的是德国浪漫派自席勒、费希特等人以降的罗曼蒂克式的美学思潮,即把诗不只是看作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的是看作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把美学视为人的哲学的归宿和目的,成为一种泛美学化的哲学。如此看来,作为一种思想系统,诗化哲学的终极,恰恰是人生的非“诗化”,它作为反抗单边权力与铁幕的操纵术,显得是那樣柔性。全权主义宰制的国家有它操控及摧毁语言及思想的模式,扎米亚京在著名小说《我们》中,描绘过那首每天必唱的圣歌,就成为绝妙的注脚。现代美国文学及文化评论家、《党派评论》创始人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就指出:“奥威尔式的双重思考,并不只存在于俄国,它也同样地出现于纽约的大众媒体上,它的叙述之邪恶与荒唐,也让人想起奥威尔的故事。”让对终极的关怀与对物质的欲望强行结合,其结局必然是荒谬的。它除了将人和一个制度推向一个欲壑难填的绝境外,不可能为这个操作者之外的任何人提供有益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形容词扎结而成的纸花,以及被权力者草菅的无数生灵。

在这个崇尚技术与机遇的时代,后者为诗化权力者提供了超越前者的动力。作为理性世界日益强大的反动者,这种小丑或撒旦不但不会绝迹,反而还会更多。像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等,都是在华美的真理话语包装下,大肆危害人类社会的。

布罗茨基认为,诗人的作用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当诗人的作品被接受,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比如但丁之于意大利语,比如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于俄语,“今天的俄国人民不用社论的语言讲话。我认为他们不讲。苏维埃政权为所有方面而得意洋洋,除了一点——语言”〔9〕。这是否是布罗茨基过于乐观的估计呢?他也许不明白,连如今的社论和口号,也被诗化了。

眼下,兰花指翻飞,日破云涛万里红。被日益诗化的现实里,就结出了累累硕果:农民得了“富贵病”;各大城市“幸福感”的评选;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的阴间抒情;一个诗人写道:领导一讲话,连“废墟里的亡灵也听得有了呼吸”;重庆一大学生发现了团结的力量,发出了“我们祈祷: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的高呼;出现了余秋雨“在全民悼念的汽笛声中我暗暗自语:/如果能有十个轮回,/即使再有地震海啸,/我选择投生的土地,/一定不会改变”之类的誓言……

徐友渔在《对当代科学知识的臆断》一文里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引入外来学理的努力一直绵延不绝,但从来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把坚实的东西软化,把理性论证的东西文学化、诗化,把所有的理论、学说都变得空灵、飘逸,一切为当下的生存方式和心态服务,表面上大肆喧嚷西方学理,实际上少有理解和把握。”这个说法太温和了。诗化的因子汹涌在人们的血脉中。敢于诗化权力与世界,诗化的权力实际体现了“极权修辞学”的某种语法,是秉权者板结的铁幕上婀娜多姿的褶皱。自己被自己的真诚谎言所感动,诗化历史之余,诗化现实却是权力者最为着迷的现实劳作。他们确实在诗化着什么,当他们诗化完毕现实以后,诗化未来,就很自然地成为一件顺手牵羊的工作。每当他们的诗性不可遏止的时候,正如蛊虫成蛊,相互吞噬,我们就该明白,是到了权力彻底被诗化为泡沫的时候了。那时候,再来诗吧。

注释:

〔1〕〔2〕(美)所罗门·沃尔克夫:《布罗茨基谈话录》,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17～18、92页。

〔3〕《译文》2002年第二期。

〔4〕见《卡扎菲传奇》,《重庆晨报》2002年11月3日。

〔5〕南方朔:《语言是我们的居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240页。

〔6〕(美)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7〕参见拙作:《就像左手握右手》一文,刊于《书屋》2006年六期。

诗化环境诗化语言 篇7

一、诗化世界

艺术源于生活, 一块普通的石头可以读出日光的舒适, 一片枯叶可以领略秋日的絮语。打开孩子们心灵的眼睛, 将他们对大自然独特的感受用诗化语言表现出来, 逐步引导他们用艺术的眼光感知生活, 从而丰富他们的词汇, 提高他们的艺术感受力。春风习习之日, 让孩子们吹吹风, 说说风吹在脸上像什么, 告诉他们那是风儿在他们脸上挠痒痒;初夏季节, 让孩子们走入金灿灿的油菜地里, 闻闻那花香, 让孩子们说说你感觉到了什么, 告诉孩子油菜花偷偷擦了妈妈的脂粉呢;秋高气爽, 大雁南飞, 孩子们扫花坛里的落叶, 告诉孩子们叶子玩累了, 此刻要回到大地妈妈的怀里睡觉了;冬雪皑皑, 孩子们堆个雪人, 让孩子和雪人对话……教会孩子们用诗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世界, 时刻注意去发现生活中的美, 这些将成为孩子们诗化语言的源泉。作为教师, 也要注意去挖掘孩子们生活中充满想象力的语言, 将之演化成一首首小诗, 激发学生创作诗歌的激情。比如在观察天上飞翔的小鸟, 问孩子们:“小鸟在干什么?”有的说:“小鸟在跳舞。”有的说:“小鸟和鸟妈妈在天上散步呢。”接着问:“你听到小鸟在说什么呢?”有的说:“小鸟说今天天气真好。”有的说:“他们说去云朵家里吃西瓜。”把孩子们的语言记录下来, 稍加整理, 读给孩子们听, 告诉他们一首小诗诞生了:今天天气不错/小鸟和鸟妈妈散步/去哪儿呢/哦, 云朵家买了西瓜/走, 去他家吃西瓜。孩子们看到自己的一句话可以成为一首小诗, 自然非常兴奋, 他们也会在生活中尝试着用自己的话编成一首首诗歌, 也许孩子们最初的诗歌不够押韵不够诗意, 有着诸多不足, 但是“不是每一个写诗的孩子都必须成为诗人, 老师不能对孩子要求得太多, 如果孩子愿意用诗歌的方式记录身边零碎的生活, 即使写的不算有诗意, 又有什么不好呢?”在孩子们心里播下诗歌的种子才是最主要的。

二、诗在课堂

彭斯远教授说:“从小习惯了汉字发音的孩子, 对于音韵的美有着一种直觉的向往。”童诗中蕴含着新奇的想象, 巧妙的比喻, 鲜活的语言, 新颖的构思, 这些对幼儿来说有着无穷的魅力, 让孩子们沉浸在音韵优美的诗歌中, 体会丰富的情感, 促进幼儿的心理发育, 受到最初的文学熏陶。因此在课堂上, 幼儿教师首先选择适合幼儿朗读的诗歌材料, 教他们生动地朗诵, 初步感知诗歌的韵律。如诗歌《小小的船》,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这首诗要求孩子能掌握中“蓝蓝、闪闪、弯弯”等词的用法, 体会叠词的韵味。教师在出示诗歌后, 先进行范读, 让学生听听老师怎么读, 然后接着进行引读, 弯弯的月儿 () , 小小的船儿 () ,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 () 。学生能熟练朗读诗歌后, 让学生加入动作来读, 上台表演读。最后全班学生一起模仿演读较优秀的学生, 边读边演, 学生会完全置身于诗歌的意境之中。其次, 诗歌多为想象的境界, 因此在引领孩子进入诗歌世界时, 需要教师适当地帮助孩子在头脑中勾勒出相应的图景, 把握诗歌的主题, 进而能较好地掌握诗歌的语言特点。

三、诗化心灵

在孩子接触多了诗歌, 更深地体会到诗歌所描绘的意境后, 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孩子进行仿写诗歌, 模仿诗歌的节奏、用词、结构, 写出简单的诗歌, 到了大班, 可以要求孩子编出新的内容, 进行创造性续写, 来自于诗歌本身又高于诗歌本身的编写要求孩子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拓展想象, 这是一种把思维和语言融为一体的实践活动, 能让孩子的语言运用能力得到更好地提升, 升华孩子的情感。散文诗《家是什么》用灯、屋檐、床, 素描般地勾勒出家的温馨。这些事物学生很熟悉, 理解诗歌内容较为容易, 学完本课后要求学生尝试仿编个别诗句, 首先提问家还可以是什么?仿写第一句话, 孩子们纷纷用自己家里的物品说话, 家是什么?家, 是一件衣服, 一把雨伞, 一个空调……接着要求孩子在这个基础上编出它能带给我们什么?这步需要孩子在前面一步仿写的基础上再加以思考, 经过一阵叽叽喳喳的讨论后, 学生们纷纷举手:有了衣服, 就不怕寒冷了。有了雨伞, 就不怕外面下雨了。有了空调, 就不怕流汗了……在仿编的过程中孩子们的语言还存在着一定的口语化, 离优美的语言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这是年龄造成的, 只要孩子们心中有了诗歌, 那么这些问题总会被解决的。

诗化教育，育诗意少年 篇8

“诗化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励志教育和创新教育。

“诗化教育”是什么？是教诗歌的教育吗？是提高孩子审美能力的教育吗？不，绝没有那么简单，“诗化教育”其实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教育理念：用诗歌来兴发、引导孩子的志趣，开拓孩子的眼界，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思维。

两届诺贝尔奖得主居里夫人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的父亲特别喜欢文学，对于波兰和外国诗人们的诗歌都能够熟记，并且自己也能作诗赋词，他还经常将外国的优秀诗篇翻译成波兰文。他以家庭琐事为题材所写的短诗常使我们赞叹不已，佩服至极。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围在他旁边，听他为我们朗诵波兰的著名诗歌和散文。这样的夜晚其乐融融，并且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愫日益增强。我从少年时起就对诗歌十分喜爱，并且能够将波兰著名诗人们的大段诗篇背诵下来，这些诗人中，我最欣赏的就是密茨凯维奇、克拉西茨基和斯沃瓦茨基。当我日后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这种爱好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初没有父亲的熏陶，就不会有后来居里夫人的人文情怀和创新思维，正是这些后来支撑着居里夫人在异国他乡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完成艰苦而卓越的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