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共5篇）

寻衅滋事罪 篇1

摘要：近年来, 寻衅滋事犯罪呈高发态势, 据初步统计, 每年基层院寻衅滋事案件的比例都接近10%, 寻衅滋事犯罪是涉黑涉恶犯罪案件的主要形式, 并且寻衅滋事罪与侵犯公民人身、财产犯的客观方面多有重合和交叉, 导致司法实践中争议案件不断。本文从寻衅滋事罪存在的问题入手, 阐述对寻衅滋事罪存在问题的完善。

关键词：寻衅滋事罪,争议案件,问题,完善

寻衅滋事罪, 是指肆意挑衅, 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 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虽然我国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寻衅滋事罪, 但是仍然存在相应的问题, 下文将进行叙述并提出完善建议。

一、寻衅滋事罪存在的问题

(一) 立法方面

寻衅滋事罪的前身是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 修订后的刑法对寻衅滋事罪罪状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立法者期望改变原来刑法中流氓罪的模糊、不好操作性的状态, 但这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存在立法上的不足:

1. 构成要件不明确

寻衅滋事罪的法律规定用语都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 比如寻衅滋事罪条文中的“随意”“强拿硬要”的等相关规范的构成要件规定不明确;《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对寻衅滋事罪进行了相关修改, 但是“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等客观方面入罪标准仍不明确。另外, 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表述上与侵犯公民人身犯罪和侵犯公民财产罪的客观方面也多有重合和交叉。立法上的不明确、不具体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应用混乱的源头。

2. 未规定转化犯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 行为人实施寻衅滋事罪行为的同时, 也多会造成行为人重伤甚至死亡的严重后果, 但是我国刑法对此种情况并未转化为其他罪, 按照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对于此种情况, 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正确定罪量刑。

(二) 司法方面

寻衅滋事罪在立法上的不足间接导致司法实践上的缺陷, 司法方面的不足主要有:

1. 司法执行方面无统一标准, 执行随意化

寻衅滋事罪的罪与非罪没有明确其界限, 与其他罪的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这就导致各地区在认定寻衅滋事罪时有一定的任意性, 对其度的把握也各自不一, 存在混乱。

2. 司法人员素质参差, 强化寻衅滋事罪口袋化

在日常生活中, 寻衅滋事类案件频发, 司法人员办案时无明确标准, 案件的主观客观方面认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这就对于办案人员素质要求比较高。然而现实中, 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强化了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化。

二、寻衅滋事罪的完善

寻衅滋事罪存在些许不足, 本文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行完善:

(一) 立法方面的完善

1. 规范犯罪构成要件

犯罪构成要件是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进行定罪与否的根据, 我国现在的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存在不明确情况, 这种情况将直接影响司法实践公正性。在立法上我们就应规范这种现象, 对“随意”“强拿硬要”的等相关规范的构成要件进行立法规范;对“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严重和恶劣的程度进行细化。另外, 规范寻衅滋事罪的表述, 使其可以与侵犯公民财产罪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方面进行区分。立法上规范表述, 明确规定, 是司法实践得以正常高效运转的基础。

2. 增加注意性规定

行为人实施寻衅滋事罪行为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比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等。这种情况下属于想象竞合, 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学者对于上述罪名存在交叉包容的处理意见不统一, 有的学者认为, 这种情况下应当对行为人以寻衅滋事罪一罪处罚。他们认为构成其他罪的情况应当属于寻衅滋事罪本身规定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有的学者认为, 这种存在交叉和重合的情况应当以其他罪名定罪。他们认为这样才能做, 有利于刑法打击寻衅滋事类犯罪,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本文认为, 行为人实施寻衅滋事犯罪的同时也伤害到了其他公民身体, 造成其他公民重伤或者死亡的, 应该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 按照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寻衅滋事罪同聚众斗殴罪都是从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 立法者只将聚众斗殴罪规定了转化犯, 即行为人聚众斗殴过程中, 造成了其他公民的重伤或者死亡以及财产受到损失时, 对行为人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定罪处罚。所以, 本文认为, 对于寻衅滋事罪同样应增加规定注意性规定, 这样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使得刑法的警械性功能发挥的更好。

(二) 司法方面的完善

1. 出台相应司法解释

法律规则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而做出的一般性规定, 随着社会的进步, 也会出现一定的滞后性, 存在法律漏洞。因而司法解释的出台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 司法执行方面无统一标准, 执行随意化, 更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 使得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 有解释可寻。比如犯罪情节与后果的“轻”与“重”规定过于模糊, 缺乏可以把握的标准。

2. 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素质

无论是刑事司法还是民事司法, 都关系到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 人民的利益。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案件完成的质量和司法工作的工作效率。好的法律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立法宗旨和国家政策就不能落实到实处。所以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使得司法人员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三、结语

寻衅滋事罪的法律规定为打击此类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提供很好的法律基础, 在维护和保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协调统一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寻衅滋事罪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本文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阐述完善建议, 力求使得寻衅滋事罪更加规范, 发挥其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2]王霖.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的限定——以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4 (2) .

[3]贾松峰.浅议我国寻衅滋事罪立法的完善[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4 (5) .

[4]张训.口袋罪视域下的寻衅滋事罪研究[J].政治与法律, 2013 (3) .

寻衅滋事罪 篇2

作者：鲍 键

案情介绍：某日晚，犯罪嫌疑人曹某酒后出门散步，路过一交通路口，发觉堵车，即上前查看，发觉系交通民警正在处理违章车辆，交警手中有20余本被暂扣的驾驶证。曹某了解情况后，心生不满，即上前拍打交警手部，导致交警手中的驾驶证散落一地，周围等待处理的司机即上前争抢驾驶证，曹某见状说：“你们把驾驶证拿去好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后曹某被抓获，但已有8本驾驶证不知去向。

对此案，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案犯罪嫌疑人曹某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曹某明知交警正在依法执行职务，而拍打交警手部，导致暂扣的驾驶证被哄抢以及部分暂扣的驾驶证不知去向的严重后果，阻碍了交警从事正常的公务活动。因此，符合妨害公务罪的主客观要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从曹某在看到驾驶员哄抢驾驶证后所说的话，表明其是为了逞强、耍威风，出于一种无事生非、起哄闹事的心态而实施上述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应定寻衅滋事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曹某的行为既不构成寻衅滋事，也非妨害公务。曹某拍打交警手部的行为不能被视为是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行政执法，其行为的情节轻微。而从结果看，仅是一些驾驶证不知去向，很难说结果严重，因此不构成妨害公务。曹某的行为也没有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因此也不能被视为寻衅滋事。而应当是一种抵触行为，这一行为可能是违反了行政法规，但未达到犯罪。

第四种观点认为，曹某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寻衅滋事罪和妨害公务罪，符合刑法关于“想象竞合犯”的规定，由于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是“从一重处断”，由于寻衅滋事的法定量刑幅度是在有期徒刑5年以下，而妨害公务罪的法定量刑幅度是在有期徒刑3年以下，因此，本案曹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妨害公务罪与寻衅滋事罪均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活动，两罪侵犯的客体均是社会管理秩序。而客观方面均表现未严重妨害国家机关对日常社会生活的正常管理活动的行为。而主观上都出于故意的犯意。但两者的区别在于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客体是刑法规定的四类人员的公务活动。而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从客观方面看，前者主要表现为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但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的。而后者主要表现为肆意挑衅，无事生非，起哄闹事，进行骚扰的破坏行为。而从主观方面看，前者是具有妨害公务的故意，而后者的故意往往表现为多种。

具体到本案，曹某主观上明知交警正在执法，暂扣的驾驶证表明被处罚的情况。但他拍打交警的手，导致交警手中的20余本驾驶证掉在地上。曹某在看到司机争抢驾驶证时，自称由其对后果负责，其主观心态就是其目空一切，可以恣意妄为，对行政执法根本不放在眼中。同时也有一种逞强、耍威风的目的，而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寻衅滋事的心态。从行为手段看，其看到交警手中持有暂扣的驾驶证，正在处理违章司机，而上前拍打交警的手，导致驾驶证散落，而曹某对此不仅不感到不安，反而自称承担责任，怂恿他人继续争抢驾驶证。严重阻碍了交警的执法，也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行为后果看，造成围观司机哄抢被暂扣的驾驶证，严重妨害了交警正常的执法，并且导致公共秩序的破坏，部分人不遵守日常公共生活规则的局面产生。因此，曹某的这一行为，同时符合了妨害公务罪以及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属于“想象竞合犯”，应当采取“从一重处断”，因此应定为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罪 篇3

被不起诉人董某某于2012年5月17日9时23分，使用昵称为“环保董良杰”的新浪微博账户，编造虚假信息——“自来水里的避孕药”，（内容为：“中国是避孕药消费第一大国，不仅人吃，且发明了水产养殖等新用途。避孕药环境污染可导致野生动物不育或降低再生能力。学者对饮水里雌激素干扰物研究发现，23个水源都有，长三角最高。另外，它们作为持久污染物，一般水处理技术去不掉；人体积累，后果难料。各国比比，吓一跳。”）在我国信息网络上散布，导致该虚假信息被大量转发、评论，误导社会公众产生错误认知，引发对公共服务安全性的忧虑和质疑。

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被不起诉人董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较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的规定，于2014年6月6日决定对董良杰不起诉。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1）网络空间秩序是否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秩序”？（2）如何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对此，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网络空间目前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故网络空间秩序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秩序”。如果造成网络空间秩序的严重混乱，应认定为“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构成寻衅滋事罪。如本案中，被不起诉人董某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在网络上引发大量关注和负面评论，使社会公众产生恐慌心理，构成寻衅滋事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网络空间属于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不能等同，故网络空间秩序不属于寻衅滋事罪中“公共场所秩序”。在网络上实施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或者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等行为，必须造成现实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中，董某某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并无证据证实造成现实社会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故不能认定其构成寻衅滋事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一）网络空间具有公共属性，网络空间秩序属于公共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网络空间具有公共属性。网络空间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其本质是信息交换的媒介。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在于，信息交换和行为多依赖于电子数据和信号的传输。互联网空间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计算机、服务器和数据线等物理客体，而是使用互联网的使用者。特别是在web3.0时代[1]，网络使用者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信息发布、交换和接收的过程中。据《2014年第1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季度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1季度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到6.71亿人。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换、商品买卖、休闲娱乐，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空间，虽与现实社会中的“公路、商城、码头”等公共场所在物质组成形式上具有一定区别，但究其本质，均属于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空间，其公共属性并无本质差异。

其次，网络空间本身具有秩序。网络空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已形成了网络空间秩序。广义的网络空间秩序既包括网络使用者之间的秩序，也包括物理属性的互联网本身的秩序。从刑法罪名分布看，由《刑法》第285条、第286条所规定的非法侵入、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属于《刑法》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内，可见这两项罪名的保护客体为物理属性的互联网公共秩序。而关于网络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解释则是对互联网使用者之间公共秩序的保护。网络空间秩序具体内容虽无明文规定，但与现实生活秩序一样，稳定、有序、合理等现实生活公共秩序的要求，也是网络空间秩序的要求。

最后，网络公共秩序是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不能因为网络空间秩序具有公共性就将其等同于公共秩序”。[2]笔者认为，正如前文所述，网络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信息交换的媒体，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空间与公众的现实生活早已密切相关。苛求“公共秩序”必须具有彻底脱离网络，完全基于“现实”，这本身既不妥当，也不现实。网络是“现实”的组成部分，网络公共秩序是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网络的特殊性而不以刑事法律规范保护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

（二）在网络空间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如达到一定程度，则可以认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后果

寻衅滋事罪属于结果犯，在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罪过程中，如何判断其“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后果的现实性和严重性是处理本罪的关键。在危害后果的现实性方面，前文已论述网络空间秩序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网络空间秩序的损害必然属于“破坏社会秩序”的危害后果。在对网络寻衅滋事行为危害后果严重性的判断上，目前在理论界尚存在争议，在司法实务过程中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的行为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了与对应罪名实质相一致的影响的才能作为法律调整的对象，例如对于盗窃QQ币等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在客观上导致了与盗窃罪一致的被害人财产损失。[3]笔者认为，认定网络寻衅滋事罪，并不必然需要造成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直接危害。首先，基于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网络秩序的混乱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必然的。例如，在网络上传播“微波炉致癌”的虚假信息，如果该虚假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络使用者内心确信，那么必然会造成民众不愿意使用微波炉，微波炉销售和生产陷入低谷，厂家和商家利益受损等一系列危害后果。其次，现实生活的直接危害后果并不是认定寻衅滋事罪的必要条件。如果行为人散布虚假信息、辱骂、恐吓他人等行为已经在网络上造成了严重的秩序混乱，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引发严重混乱，但对网络使用者的危害，所产生的恐惧心理、错误认识等危害，并不亚于直接的现实危害后果。

有学者认为，网络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法律观，而适应网络发展的新道德观尚未确立，由于缺乏既定的、得到公认的道德规范，故难以形成一部良法调整网络空间的行为。[4]法律规范具有滞后性，一部法律往往难以预测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但不能因为社会现实的变化而无视司法实践对法律规范的需求。对网络行为的法律规制需要逐步探索和完善，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尽可能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法律解释所应遵循的原则。

对于网络寻衅滋事的危害后果认定的证据标准，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证实。一是寻衅滋事行为本身是否具有严重性，例如散布涉及民生、安全等领域的寻衅滋事行为，容易引发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恐慌心理。二是该寻衅滋事行为在网络上的传播和影响程度，可以由涉案网站出具的书证说明评论数量和内容加以证实。三是对涉案相对人的影响，如辱骂行为对被辱骂人的心理伤害，散布虚假信息行为使信息接受者产生恐慌性心理等。

具体到本案，被不起诉人董某某在网络上编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了大量的负面评论，使社会公众对自来水质量产生了大量负面心理，引发了网络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考虑到董某某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轻微，故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注释：

[1]web3.0是新一代网络技术，是指网站内的信息可以直接和其他网站相关信息进行交换，能通过第三方信息平台同时对多家网站的信息进行整合使用；用户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数据，并能在不同网站上使用。

[2]孙万怀、卢恒飞：《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载《法学》2013年第11期，第15页。

[3]同[2]，第16页。

寻衅滋事罪 篇4

自2013年5月以来,被告人熊某多次无故到某村村民李某家闹事、殴打李某,并放火烧其门前草堆;同年6月17日,被告人熊某又无故到李某家叫骂,后与李某进行厮打,并将前来拉劝的王某手臂咬伤,将李某用铁锹打伤;同年6月28日,被告人熊某无故到李某家闹事,辱骂李某的妻子;同年7月16日,被告人熊某无故持斧头窜至李某家高声叫骂,并与李某厮打,用斧头将李某砍伤后,又拿菜刀将李某的头部砍伤,经鉴定李某构成轻伤。

二、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有四种: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行为分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构罪标准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法定升格条件。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在客观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合。但是,寻衅滋事更强调殴打的随意性,故意伤害更强调殴打的致伤性。刑法对寻衅滋事罪规定的4种行为类型,均使用了随意、任意、情节恶劣等价值判断表述,在认定方面容易混淆。

三、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法律原理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罪名,都有其值得保护的法益。我国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旨在保护公共社会秩序这一公共法益;而故意伤害罪则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十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其保护的法益为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

首先,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行为性质不同。殴打他人本质上也是一种伤害他人的行为,但寻衅滋事罪中的“随意殴打他人”与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有着本质区别。故意伤害罪中的行为人一般具有明确的伤害故意,伤害他人的原因、对象、目的一般都具有特定性,同时以致他人受伤到何种程度为目的。而“随意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法益更侧重的是保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全良好。因此,如果是某人因为特殊原因殴打某个特定的人,因其没有侵犯到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社会公共秩序法益,所以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其次,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一、殴打起因上的随意性,是指行为人殴打他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寻求精神刺激,无事生非,以微不足道的小事或不能成立的理由挑起事端,随意殴打他人。其目的不是要致他人伤害到何种程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追求刺激的心理;二、殴打目标的随意性体现了行为人殴打他人的目的是为了取乐、滋事,其殴打对象均具有不特定性,而故意伤害罪一般对象明确。三、殴打方式上的随意性是指殴打他人具有临时起意性,所选择的殴打方式、殴打部位及所使用的工具等,均因人、因事的不同而有别,行为人常常表现出随心所欲、不计后果。

再次,合理运用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想象竞合问题。通过刑罚处罚的程度和量刑幅度我们不难看出,在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殴打他人致人轻伤的,已将该轻伤后果包含在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之中,只定寻衅滋事罪一罪,不会轻告犯罪人,反而更体现出罪刑相适应原则。如果在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殴打他人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就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因为寻衅滋事罪中并不包含造成他人死亡或重伤的加重结果,此种情形已超出了寻衅滋事罪的评价范围,如再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则不能体现罪刑均衡。例如,张某多次殴打他人,其中仅一次造成他人轻伤。如果只将造成他人轻伤单独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在其他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情况下。对张某仅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其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不免有轻告之嫌。倘若将张某的多次殴打行为评价为随意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则可以寻衅滋事罪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后者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总之,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做到准确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必须以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罪所保护的法益为指导,正确区分两罪的构成要件,合理归纳案件事实,细致分析案件细节,妥当判断案件性质。同时要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准备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本案中熊某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摘要：通过法益来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实质;分析两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正确区分、认定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

关键词：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殴打,伤害,法益

参考文献

[1]史社军.论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的认定[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3.10.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

寻衅滋事罪 篇5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某日晚上11时左右，犯罪嫌疑人常某驾驶奇瑞轿车下班回家，在某一路口左拐掉头时，与直行的范某驾驶的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刮蹭，双方因修车问题发生口角，犯罪嫌疑人常某从车内拿出一把自制尖刀（据常某交代，车内之所以有刀，是因为他以前开车拉黑活，备把刀以防有人谋害他。刀是单刃的，刀刃长约10公分，刀把长约10公分），右手拿刀往对方肚子上捅三下（据常某交代，拿刀捅是吓唬对方，想让对方给自己修车，没有想真捅对方，也没使多大力气去捅，只是吓唬对方一下），接着又将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后又向对方胸口打了两拳。后常某看到三轮车挡风玻璃下面有三个盒子，其中，左侧盒子是打开的，里面有一部手机，中间是一个白色有盖的盒子，常某从中间盒子里抓起一把钱（事后查明共计110元）后，让对方挪车，对方不挪，常某拿刀指着他说：“你把我车号记下来，给我修车。”后来，范某将车挪开，常某开车回家，在路上，常某感觉自己的行为是抢劫，就将刀子扔了。据常某供述，拿钱是因为用刀比划，看到对方认怂，有点占便宜心理，拿钱也有一部分想出气，此外，拿钱想让对方赔修车的钱，觉得拿的钱就够了，所以也没有拿对方的手机。后范某报警，2015年1月11日，常某在其家中被民警抓获。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常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如下：其一，常某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即使常某是基于修车的目的拿走110元，但该动机不影响非法占有的认定。其二，常某使用暴力威胁后，在被害人范某不敢反抗的状态下直接取财，符合抢劫罪的客观要件。其三，常某用刀捅、持刀架脖子的行为，属于严重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逞强耍横行为，超过“强拿硬要”寻衅滋事罪的暴力限度。其四，常某的行为系临时起意取财，区别于预谋型抢劫。

第二种观点认为常某的行为系“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理由如下：其一，常某实施持刀捅、刀架脖子的暴力行为其主观目的并非取财，而是基于行车纠纷出现矛盾，出于气愤和不满吓唬被害人，与传统抢劫罪中将暴力威胁作为取财手段有着直接区别。其二，常某客观行为反映出其主观上具有“逞强耍横”心态。从纠纷开始时称“你看看我车牌子，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到直接拿刀故意捅腹部架脖子，但又非真正伤害对方，再到拿完钱后让范某记住车牌号，反映出其主观上逞强耍横的心态。其三，拿钱具有一定的原因性，区别于抢劫罪中单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其四，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权衡常某的主观恶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为“强拿硬要”，更为恰当。

第三种观点认为常某行为既构成寻衅滋事罪，又构成抢劫罪，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即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即抢劫罪定罪处罚。理由如下：其一，从主观方面来分析，常某拿钱的行为既有逞强耍横的流氓动机以及由此满足精神空虚的犯罪目的，又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其二，从客观行为来分析，常某采取暴力以及以暴力相威胁，在抑制对方反抗的情况下，占有对方的财物，既符合“强拿硬要”的行为特征，又符合抢劫罪的客观行为特征。其三，从常某的主观意愿以及客观行为来分析，常某的行为既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即一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情形，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处罚。根据201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条规定，实施寻衅滋事行为，同时符合寻衅滋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敲诈勒索罪、抢夺罪、抢劫罪等罪的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相比较寻衅滋事罪和抢劫罪的法定刑，应按照抢劫罪论处。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对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行为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及侵害对象的判断是本案定性的关键所在。

现实生活复杂多样，现实生活中案件不可能完全按照既定犯罪模式的演化，因此，对已发生的刑事案件的定性分析，应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应秉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做到主观与客观有机统一。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摒弃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两种错误的倾向。同样，我们在分析本案时，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综合全案，本案以寻衅滋事罪论处，更为恰当，具体理由为：

（一）寻衅滋事罪是以“逞强耍横”动机为必要条件

首先，“逞强耍横”动机是寻衅滋事罪成立的必备要件。对此，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本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寻求精神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发泄不良情绪等流氓动机。张明楷教授则认为，不能将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罪的责任要素，[2]应将流氓动机视为主观的超过要素。一般情形下，犯罪动机是犯罪成立的选择性要件，但是，是否存在“逞强耍横”的动机是寻衅滋事罪成立的必要条件。首先，从历史渊源来分析，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规定流氓罪分离出来的，“流氓行为所违反的公共生活规则，总是同人们共同的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一切流氓行为，在社会心理上总是被看做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实施又总是与行为者本人的道德败坏密切相关。因此这类行为一经实施，就必然伤害人们的道德感，引起人们的愤恨和厌恶。这正是流氓罪的显著特征之一。[2]寻衅滋事罪主观上具有寻求精神刺激的目的和动机，即“行为人在流氓动机的支配下，实施寻衅滋事行为，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这种通过寻衅滋事行为所要达到的精神满足，就是本罪的犯罪目的”[3]。其次，相关的司法解释印证了这一精神。根据《解释》第1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293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最后，有助于限制寻衅滋事罪的处罚范围。作为1979年刑法中流氓罪的演变罪名，仍然存在着“口袋罪”的危险，为此，明确了“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是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动机，且为寻衅滋事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这有助于切实限制了寻衅滋事罪处罚范围，避免该罪又落入“口袋罪”的窠臼。因此，从历史渊源的角度，以及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旨趣来分析，应将“寻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罪成立的必备条件。

本案主观方面的判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行为人主观是否存在着“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的动机？二是行为人在“强拿硬要”时是否还存在着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犯罪目的呢？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判断，应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判断方法，从客观行为加以判断。本案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判断行为人存在着“逞强耍横”的主观动机：其一，从”强拿硬要”字面意义上分析，“要”本身具有占有对方财物的意义，但是，在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通过“强拿硬要”对方财物来显示其“逞强耍横”的犯罪动机，因此，单纯从“强拿硬要”无法界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占有对方财物的主观目的，应从拿走对方财物的意图、“强拿硬要”手段行为的强度以及拿走财物时暴力手段强度来分析。结合本案，行为人拿走财物时存在多重动机，包括气愤、耍横、也有占便宜等不良动机，但是，行为人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了修车，拿走对方钱款。其二，从事件的起因来分析，由于发生了车辆的刮蹭，行为人索要修车费（尽管不合理，但正好体现了“逞强耍横”的流氓动机），最终拿走对方的财物。其三，行为人采取捅刀、拳打以及刀架脖子等手段，抑制对方反抗，使得对方不敢反抗，在此情况下，行为人仅仅拿走对方110元，并没有拿走手机，也没有强制对方交出随身携带的钱款，行为人拿走对方财物主观上主要为了修车。其四，从行为人取财物后的态度来分析。在抢劫案件中，通常情形下，行为人往往在取得财物后，掩饰犯罪的痕迹，消除破案的线索，迅速逃离现场，以逃避司法机关的追究。但在本案中，行为人在拿走财物后并不急于逃离现场（从让被害人挪车这一细节可看出），更为重要的是，还提醒对方记住的自己车牌号（从车牌号更容易查找行为人），充分体现出对方“耍横”的主观心态。综上，在本案中，行为人拿走对方的钱款，客观上占有对方的财物，主要体现在“强拿硬要”中“要”，从而显现出“逞强耍横”的流氓动机。

（二）本案的客观方面更符合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

首先，强拿硬要公私财物的行为与抢劫行为在客观方面的区别在于，前者实施强拿硬要行为手段在强度上比抢劫行为的暴力方法弱，强拿硬要的行为一般不实施抢劫行为所要求的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方法和以立即实施暴力为内容的胁迫方法以及与暴力方法强度相当的其他方法。‘强拿本身有使用轻微的暴力行为或以暴力相威胁之意。[4]行为人在寻衅滋事过程中……通过暴力、胁迫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或敲诈勒索罪的，应分别认定相应的犯罪，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罪。[5]

在本案中，常某拿刀往对方肚子上捅三下，接着又将刀架在对方脖子上，后又向对方胸口打了两拳，其暴力和胁迫的强度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但是，据常某交代，拿刀捅是吓唬对方，想让对方给自己修车，没有想真捅对方，也没使多大力气去捅，只是吓唬对方一下，因此，必须弄清楚行为人实施暴力的意图，是“真心所为”还是“虚张声势”，分析本案，我们倾向于后者。

其次，本案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关联性分析。从抢劫罪的行为构造来分析，整个抢劫行为可以分手段行为（暴力行为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和目的行为（劫财行为）。在“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中，行为人实施“强拿硬要”行为（包括轻微暴力行为）获取财物，实现了“逞强耍横”的流氓动机。在本案中，常某通过实施暴力行为和胁迫行为，压制对方的反抗，强拿硬要被害人的财物，最终实现“逞强耍横”的目的，因此，常某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有密切的关联性。那么，常某通过实施暴力行为，压制对方的反抗，拿走对方的财物，是否存在着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关联性呢？刑法中的危害行为，是在行为主体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因此，行为人在某种意识下实施某一种行为之后，另起犯意，则应作另外评价。在本案中，常某通过暴力行为和胁迫行为，其主观意图在“逞强好胜”动机支配下实施“强拿硬要”的行为。在本案中，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和胁迫行为下，在被害人不敢反抗的情况下，当场夺取被害人的行为应如何处理呢？从行为整体性前提下考虑，可以作为抢劫罪论处，此时，手段行为（暴力行为和胁迫行为）和目的行为（劫取财物）之间存在关联性，关键在于，在本案中，行为人常某意欲何为？这是必须弄清的前提。

最后，以抢劫罪论处，是否存在过度评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司法机关可能出于预防的考虑，往往对行为人采取过度的评价，以维护刑法的秩序维护机能。但是，过度的评价也会导致公权力的任意和滥用，导致司法不公。同时，它损害当事人的人权，衍生更多的不端行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尽量避免刑法的过度评价，维护司法公正性。在本案中，看到行为人的暴力行为和胁迫行为，但不能过于强调暴力行为的强度；看到行为人“强拿”被害人的财物有限性同时，但不能过于强调财物的价值性；看到行为人的行为对象——财物，但不能过于强调行为对象的财产的侵害；看到行为人“逞强耍横”以及对社会安宁的破坏，但不能过于强调行为人的行为对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害。因此，结合本案主客观方面的情形，以抢劫罪论处，存在着过度评价之嫌。

（三）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行为对象主要为“人”，侵害的是“公共秩序”

首先，从法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罪状来看，无论是“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恐吓”，还是“强拿硬要”、“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所针对的对象都是不特定的人或多数的人。对象的不特定性使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抢劫罪的对象针对是特定的人的人身和财产。在抢劫罪中，行为人可以对特定人实施抢劫，也可以对不特定人实施抢劫，但是，对不特定人实施抢劫时，也是经过了行为人的事先选择，因此，行为人实施抢劫的最终对象是特定的个体。在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尽管也是针对特定人实施的行为，但是，行为人的针对对象缺乏事前的有意选择，即便有所选择，其选择的对象偶然性和随意性较大。在本案中，行为人常某所做出的行为是在发生车辆刮蹭的情形下发生，针对的对象可能是范某，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因此，行为对象的不确定性，是寻衅滋事罪和抢劫罪的区别之一。

其次，从行为的最终对象来分析，寻衅滋事罪的最终针对对象是人，抢劫罪的最终对象是物。上述两罪，行为既针对着人，也针对相应的物，但是，行为最终针对对象有所不同。在寻衅滋事中，行为人通过强拿硬要被害人的财物，最终实现对被害人的“逞强耍横”，即由“物”到“人”的发展轨迹；在抢劫罪中，行为人通过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以暴力相威胁和其他方法，最终实现劫取财物的目的，即由“人”到“物”的发展轨迹。在本案中，常某实施暴力相威胁，压制对方的反抗，实现“强拿硬要”的目的，最终实现对被害人的压制，满足“逞强耍横”的流氓动机。

最后，从侵害的客体来分析，寻衅滋事罪侵害的客体为“公共秩序”，抢劫罪侵害的客体“他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主要客体是财产权。公共秩序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依据共同生活规则而有条不紊进行的状态，既包括公共场所的秩序，也包括非公共场所人们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所形成的秩序。相对而言，公共秩序较为抽象，界定为“公众生活的平稳与安宁”更为具体。抢劫罪针对他人的财产，行为人则往往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实施，即便是在公共场所实施，实施后迅即逃离现场。在本案中发生刮蹭事件，常某在自己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理应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纠纷，但常某却采取刀架脖子等极端方法来解决纷争，造成被害人以及周边群众的恐慌与不安，破坏了公众生活的安宁，扰乱社会秩序。

综上分析，尽管作为“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与抢劫罪在犯罪客观方面、违背受害人意志、强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作为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寻衅滋事罪和作为侵犯财产罪的抢劫罪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综合本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表现，我们认为本案常某构成寻衅滋事罪。司法实践中，本案常某以寻衅滋事罪被提起公诉。

注释：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38页。

[2]张智辉：《我国刑法中的流氓罪》，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3]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7页。

[4]谢望原、赫兴旺：《刑法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