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教育思想试探

《管子》教育思想试探（精选7篇）

《管子》教育思想试探 篇1

结合当前初中数学教学现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是数学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亦是数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在数学教学大纲中早已明确提出了。但是怎样结合数学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却是我们每一位数学教师研究探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下面我就自己的体会谈一些粗浅的见解。

一、结合数学教学, 介绍我国数学史上的名人事迹,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国古今数学家都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因此, 在数学教学中, 有意识地向学生讲解古今数学家的光辉事迹, 更能使学生自然地受到爱国主义思想陶冶。

在学生们厌学、有思想波动时, 教师可向学生讲述我国数学家华罗庚和陈景润的故事。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在各方面环境和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 毅然从国外回到祖国的怀抱, 一方面满腔热忱地带领青年数学工作者积极进行数学研究, 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又积极创设条件, 把数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去。他不畏艰险, 辛辛苦苦, 深入基层, 为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倡导下, 他的学生陈景润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 以顽强的毅力, 摘取了数学上的皇冠——哥德巴赫猜想, 为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国争得了荣誉。

二、揭示数学的内在规律

思维品质的培养是数学教学育人的重要方面, 无论是概念、定义、定理、公式教学, 还是阶梯方法教学, 都可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 数学自身内部不但充满着矛盾, 而且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数学自身的矛盾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 对学生进行唯物和辩证法的教育。

比如, 代数中的加法和减法、乘法和除法、乘方和开方, 它们都来自于客观物质世界。其中的每一对都是互相对立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引进负数后,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 使加法和减法统一为加法的运算形式;引进负整指数后, 除以一个数等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乘法和除法又统一为乘积的运算形式;以后学到数指数后, 乘方和开方亦可互相转化, 乘方和开方统一为乘方的运算形式……这充分说明了事物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双方依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的哲学原理。

在教学中, 教师利用这些内容, 便能对学生进行深刻细致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教师引导得好, 学生就能深刻认识到事物内部的矛盾规律, 掌握运动和静止、现象和本质、量变和质量、一般和特殊等辩证关系, 逐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三、教师利用数学本身美的因素, 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

数学美通常不像艺术美那样显露和鲜明, 因而, 往往不易被人们发现, 但我们仔细留心观察, 便能发现数学中有很多美的因素, 利用这些因素, 能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和激励。同时, 还能利用这些因素, 创造美的情境, 使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受到美的熏陶和感染。比如, 将数学中许多纷繁复杂的现象用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一个方程或一个函数关系式表示出来, 这体现了数学式的美。有许多数学几何图形, 其本身就是一幅幅优美的图画, 令人赏心悦目, 三角形、正多边形、抛物线、双曲线、圆等就是如此, 这体现了数学形的美。科学精练的数学语言体现了数学中的语言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把疑难的问题分解化, 把未知的问题已知化, 体现了数学的思想美。

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凡是学校所学的课程, 都没有与美无关的。”苏联学者茹可夫斯基也说:“数学里面有像诗画那样美丽的境界。”从众多的解法中寻求一种最简洁的解法, 体现了数学的解法和技巧美;要求同学作业清楚、整齐、干净、细致认真, 从而强化了学生审美的意识, 表现了数学的作业美。引导学生进行一题多解, 打破思维定式, 从众多的解法中寻求一种更为直观、简洁、漂亮的解法, 使学生不仅体会到数学现象的绚丽多姿, 方法的丰富多彩, 而且开阔了视野, 活跃了思想, 提高了他创造数学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四、准确抓住数学的特征, 对学生进行思维品质的教育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对某一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思考, 从而对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品质的教育;引导学生将众多的零散的信息重新组成一个有序的系统, 解一题通一路, 找出一般的规律来, 对学生进行收敛性思维品质的教育;在定义、定理和公式的讲解中, 还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条件的重要性, 若无某一条件, 会出现什么后果, 加上这个条件便能更加完整准确地表达出一定的定理、定义和公式来, 从而对学生进行严谨性思维品质教育;引导学生在解决一个问题后, 要注意对结果的检验, 看其是否合理, 又可以对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品质教育。思维品质的培养是数学教学育人的重要方面, 无论是概念、定义、定理、公式教学, 还是解题方法教学, 都可以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总之, 中学生思想教育提升还有很多方面的的途径和方法, 有待于大家共同探索。在初中数学教学中, 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 抓住数学的主要特征, 尽力给学生创设各种思维活动的情景, 便能使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受到良好的教育, 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管子》的分配思想 篇2

一、分配制度上的改革

《管子》在《治国》篇中讲到“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管子认为治国的要务首先要富民, 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容易治理。但是, 在当时早期的阶级社会中, 阶级压迫已经成为正常的事情, 阶级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 要谈“民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 管子为了使“国强民富”, 他提出了新的分配制度:“均地分力, 与之分货”。

“均地分力, 与之分货”的分配制度在当时公田制为主的封建社会中是伟大的创新, 并且是进步的思想。何谓“均地分力”?“地之不可食者, 山之无木者, 百而当一。涸泽, 百而当一。薮、镰纆得入焉, 九而当一。蔓山, 其木可以为材, 可以为轴, 斤斧得入焉, 九而当一。汛山, 其木可以为棺, 可以为车, 斤斧得入焉, 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 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 可以为车, 斤斧得入焉, 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 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从这段话中, 可以看出《管子》讲的“均地”是指把不同种类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折合, 而不是把土地进行平均分配, “百而当一, 九而当一, 十而当一, 五而当一”是指因为土地的质量不同进行折合的标准, 差的“地之不可食者, 山之无木者”, 百亩折合成耕地一亩;好点的“蔓山, 其木可以为材, 可以为轴, 斤斧得入焉”, 九亩折合成耕地一亩;优良的“林、其木可以为棺, 可以为车, 斤斧得入焉, ”五亩折合成耕地一亩。“均地分力”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全国的公田进行分配, 从而更有效率的计算出了全国的耕地面积, 更有效的为人民群众分配了耕地, 并且还有“与之分货”的配套措施, 大大的提高了老百姓的生产的积极性。

《管子》中提到了“均地分力”后生产的情形“均地分力, 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 日月之不足, 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 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为而不倦, 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 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 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 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 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对于分到公田的的人民国家就要“与之分货”, 将生产出的一部分农产品分给人民, 这样百姓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 因为直接关系到自身分配的多少, 所以“夜寝蚤起, 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为而不倦, 民不惮劳苦”, 从而使得“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殚”, 人民不怕辛苦, 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

《管子》对于分配制度的改革, 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生产力, 发展了生产力。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我国的分配制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极大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国不强民不富, 改革开放后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大大的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进步, 经过实践的证明,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强民富”, 这一思想早在《管子》中就有所体现, 它告诉我们制度要不断的顺应形势的变化, 生产关系要不断的顺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适度分配

分配制度上的改革使得物质财富得到丰富, 君主征收的费用怎么算呢?《管子》针对当时的国民情况, 提出了“适度分配”的思想:“取于民有度, 不夺民财”, 就是指君主要体恤百姓, 征收赋税要有度, 不要抢夺人民的财产。

劳动者要上缴一部分物质财富给统治者, 但是这个上缴的“度”是多少呢?这个“度”又是如何计算的呢?《管子》中讲到“夫民之所生, 衣与食也;食之所生, 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 食民有率, 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 亩取一石, 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 糠秕六畜当十石, 则人有五十石, 布帛麻丝, 旁人奇利, 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 民有余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是指一家人而言的, 则“人有三十石”, 其余的“果蓏素食当十石, 糠秕六畜当十石”, 就一共有五十石, 这五十石就是管子的“度”, 那么其余的产品就是让统治者征收走了。《管子》的这个度是在考察民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 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得出的, 所以是科学合理的。

那么这个“度”是不是一定的呢?在丰收的年份和歉收的年份, 统治者如何进行计算呢?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度”是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前提下的, 而在实际情况中, 我们都知道, 统治者要求人民每年上缴的数额是一定的, 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灾害, 统治者才会开仓放粮, 所以要做到“富上足下”并非是一件易事, “富上而足下, 此圣王之至事也”。但是“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 禁薮泽, 先之以事, 随之以刑……飘风暴雨为民害, 涸旱为民患, 年谷不熟, 岁饥汆贷贵, 民疾疫。当此时也, 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 ……其收之也, 不夺民财;其施之也, 不失有德”, 在这里, 《管子》明确的提出了“不夺民财”, 不管丰收还是歉收, 统治者都要做到不抢人民的财物, 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的权利, “足其所欲, 赡其所愿, 则能用之耳”, 只有这样, 百姓才会紧紧团结在君主的周围, 为君主创造更多的财富。

《管子》注重适度分配,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保证了本国人民基本的生活权利, 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其他的福利, 对于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都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管子》的适度分配是顺应民心, 顺应时代的, 在当时残酷剥削的阶级社会中, 它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利。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物质财富还不是很丰富, 但是一个国家要想强大, 就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的关系, 给予人民相应的福利保障是必须的。我国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救助了很多贫困的人, 发挥了它的作用;取消了农业税, 并给予了人民种粮补贴;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我国政府正在给人民分配福利, 为人民着想, 虽然现在很多的体制还不完善甚至没有发挥出它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对政府有信心, 相信我国政府也可以做到“取于民有度, 不夺民财”。

三、公平分配

《管子》中不仅提到了适度分配, 还讲到了要公平分配, 这里的公平分配并非是平均分配, 大家无论谁分到的都是一样多的, 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劳动自身的付出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管子》所讲的公平其实是在进行国家和个人划分中的公平。《管子》中提倡了这样一种思想“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那政府是不是就不会照顾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呢?不是, 在上面我们提到过, 对于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政府都有所照顾的。那么, 既然承认“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政府对于贫富差距是不是没有任何限制呢?不是。对于贫富差距这个问题, 《管子》中注意到了效率这个因素, 同时也考虑到了公平的重要性, 因此, 要做到“贫富有度”, 只有“贫富有度”才能使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贫富有度”就是反对暴富者, 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暴富者反对贫富差距呢?《管子》中曾说过人民懂得仁义之后要懂礼必须要由“八经”来引导, 这八经就是“上下有义, 贵贱有分, 长幼有等, 贫富有度”, 只有通过这八经引导, 人民才能懂礼仪。“上下无义则乱, 贵贱无分则争, 长幼无等则倍, 贫富无度则失”, 在这里, 《管子》提到了贫富无度的危害是“失”, 那为什么会“失”呢?《侈靡》篇中讲到“甚富不可使, 甚贫不知耻”, 人民太富或者太贫都不容易治理, 所以君主就要尽量做到“贫富有度”。贫富差距大了会有什么危害呢?“岁有凶穰, 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 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 故使蓄贾游市, 乘民之不给, 百倍其本。分地若一, 强者能守;分财若一, 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 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 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 万民之不治, 贫富之不齐也。”在这里, 《管子》告诉我们贫富失衡会带来的危害, 暴富者不好管, 因为他们会因为利益而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欺压百姓、与民争利, 扰乱社会秩序, 同时他们也更容易结党营私、与官勾结, 无形中也会与国家争利;而贫民多有刁钻者也不会好治理;同时, 贫富差距过大则会使的社会矛盾加剧, 不利于国家统治, 不利于社会安定。《管子》中对于租税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分配的思想“去其田赋, 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 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 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 用租税来调节分配, 实现贫富有度, 《管子》中的思想确实值得后人好好借鉴。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要做到“贫富有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 但是现在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5, 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 财富分配非常不均。一方面是一掷千金、暴殄天物无休止的奢侈浪费, 另一方面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民, 这两个极富和极贫社会阶层的存在, 不仅仅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而且会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税收与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税收在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上地位存在着弱化和缺失。完善我国的税收调节体系, 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扩大中等收入者范围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只有这样, 我国才能逐渐发挥税收的作用, 努力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从而减少很多社会问题, 尽快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几千年来, 统治者一直在追求一种较为合理的分配方式, 一种既可以维护国家的利益而又不会与民争利的分配方式, 也就是在国家与人民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管子》做到了, 无论是进行分配方式的改革还是实行适度分配、公平分配, 其实《管子》都是在进行着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划分, 并且有效的是两者都实现了发展。孔子曾称赞管仲:“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至于今收其赐。微管仲, 吾共被发左衽矣”, 而当时的齐国正因为有了管仲, 才能迅速的崛起, 称霸诸侯, 历史的实践是对《管子》分配思想最好的肯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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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管子》中的货币思想 篇3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与本质的见解

关于货币的起源, 在《管子》这部著作中有多处提及, 其中有一句描述道:“玉起于禺氏, 金起于汝汉, 珠玉起于赤野, 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 水绝壤断, 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 故托用于其重, 以珠玉为上币, 以黄金为中币, 以布为下币。三币握之, 则非有补于暖也, 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 先王以守财物, 以御民事, 而平天下也。”[1]520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 《管子》所持的是“先王制币”说, 这是“先王”概念在货币起源论上的推衍和应用。“先王”观念是我国周秦以来普遍流行的一种统治思想, 它把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一切兴作, 均托诸圣王贤哲之力, 是一种唯心主义观念。《管子》就曾说, “禹以历山之金铸币”, “汤以庄山之金铸币”[1]532。这在货币起源的理论上, 的确是一种很肤浅的论述。原因是, 论述中将商业的内部联系与货币的概念和起源相混合, 造成了一种模糊的感觉, 与此同时影响了我们对货币交换过程的认识和研究。由于这一庸俗观点与封建社会的“王权”观念相符合, 因而它也就能长期地为人们所引用。除此, 《管子》还将最早的货币与作为远方之物的珠、玉、黄金相关联。《管子》列举的远方珍贵之物, 虽然是产于“水绝壤断, 舟车不能通”之地, 可是在实际上, 也是只有借助商业的辗转交换才能获得。所以, 司马迁叙述我国货币发生的情形就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 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2]24这一说法是符合货币产生的实际情况的。关于货币的起源问题, 《管子》还认为珠玉、黄金这些途远难致之物作为良好的货币材料, 先王们是“托用于其重”而使之成为货币的。《管子》之所以认为黄金和珠玉贵重, 是因为它们运输的道途遥远, 难以到达, 这些物品缺乏, 储量稀少, 而且来之不易, 但是忽略了宝物在开采制作过程中的人力耗费。这说明《管子》认为主要是供求关系决定货币的价值。这一货币价值论, 实际是说货币本身只有交换价值, 因为它在实质上否定了货币本身是有固定的内在价值之物, 特别强调了所谓“号令”的重要性, 认为王权可以决定货币的价值, 严重忽略了货币的本身价值, 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二、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思想

《管子》这部著作提到了货币的相关职能, 但是都是分散的, 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述。在如此多的职能当中, 论述得最为清晰明了的该属流通手段的重要性。如:“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黄金刀布者, 民之通货也”;“刀布者, 沟渎也”[1]563。货币历来都是具有流通职能的, 这对于广大百姓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管子》这部著作中将货币论述为社会中商品的流通渠道, 这在当时是很难见的, 因为当时的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货币的流通职能是极其重要的。其中说道:“万乘之国, 不可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 不可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 不可无百金之蓄饰。”[1]536这里所说的“蓄饰”, 指国家的货币储备。这里所说的储备货币, 虽然一时退出了物品流通环节, 但是是体现一个国家储备多少的指标, 也是调剂流通过程中货币多少的有效手段, 能够及时地促进和收紧物品流通。正因为如此, 《管子》中提出主张, 即提倡国家的各个地方政府都设置固定的场所用来储存一定的货币以达到控制市场上货币流通的目的。其论述中将作为储存的货币叫做“公币”, 而一个地区“公币”的多少, 也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币”的多少是有着一定的比例的, 如何确定呢?《管子》中《山国轨》、《山至数》篇中提出的办法是:根据社会当中物品和货币的比例计算。这就得需要各地明确物品和货币的数量, 具体措施就是要调查一国之田若干, 产谷若干, 谷类以外的各种器械财物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 若干, 在求得全国货物为若干以后, 即可以确定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了。当然, 在封建社会, 社会生产力低下, 物品和货币的流通规模并不大, 加之社会运输存在缺陷, 各个地区的物品和货币总数保持相对稳定, 所以这种方法也是有着一定作用的。

三、关于货币数量论的思想

《管子》中的货币数量论与其著名的“轻重论”是密切联系的。所谓轻重理论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流派。这一思想在《管子》中保存得最多, 它把封建国家的一切经济制度和措施, 甚至理人之术, 无不作为轻重论的研究对象。可是实际上, 它的侧重点是放在商品流通、市场物价与货币问题方面。而《管子》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事实上也是以轻重论为基础的, 这一货币思想就是轻重论原则在货币与商品关系方面的具体应用。轻重论中提及的一般原则是:“夫物多则贱, 寡则贵;散则轻, 聚则重。”“物臧 (藏) 则重, 发则轻, 散则多。”[1]563“章 (障) 之以物则物重, 不章之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 不守之以物则物轻。”[1]578这对于所有的物品和货币的价值来说是比较适用的。但是, 物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对立的, 也就是说, 如果钱很值钱, 那么相比之下, 货物就不值钱;如果钱不值钱, 那么货物就显得很值钱。因此, 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多少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物品价格的变化, 而且它们之间是一种正比例的变化。所以, 《管子》说:“国币之九在上, 一在下, 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 币在下, 万物皆在上, 万物重十倍”;“一国之谷资在上, 币资在下, 国谷十倍, 数也”[1]546。所谓“上”就是国家将货币收回, 退出流通环节, 作为封建社会的收贮;与之相似的, “下”就是让货币在流通界进行流通。国家通过各个渠道, 在民间大量回笼货币, 使得在民间流通的货币减少而导致购买力降低, 最终使得物价下跌, 造成“币重而万物轻”的情况;因此如果国家将大量货币下放到民间, 就会促进物品流通而使得物价大涨。当时, 就有商人囤积大量的货币, 并加之抛售成批的货物, 最终就造成货币大涨、物品大降的现象。而《管子》中所记录的事例, 大多都是非常态的垄断行为。不论如何, 《管子》论述了物品价值或货币的购买力是由货币的多少决定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时期, 就阐述了货币数量论的相关思想, 是极其先进的。

四、关于货币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的思想

考察经济问题, 从国家的整体出发, 重视国家的经济作用, 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方面, 《管子》非常重视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它说:“五谷食米, 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拖以御其司命。”[1]517就是说, 对于国计民生, 粮食虽然是最基本的东西, 可是, 货币则是国家掌握谷物、干预经济方面不可缺少的有力工具。它甚至把货币的作用提高到“先王以守财物, 以御民事, 而平天下也”的高度。这一思想, 在《管子》一书中的很多地方均可见到, 是它对货币作用的基本看法。在封建国家利用货币作为干预经济的有效工具方面, 《管子》说:“黄金者, 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 知侈俭则百事节矣。”[3]41就是说, 黄金是衡量财用的尺度, 一切财货用度的多少, 可从黄金的用量表现出来,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对于一个国家的财用是奢侈还是节俭, 就能知道了;而了解财用的奢俭, 也才能对国家财用进行有效的调节。对此, 《管子》指出:太节省了, 就办不成事情;太奢侈了, 就会浪费财物。这是因为, “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 故伤事;侈则金贵, 金贵则货贱, 故伤货”[3]41。从此出发, 它进一步阐述说:治理国家, 要是等到物资消耗尽了, 才知道物资不足, 这是对于物资供应数量的无知;要是事情办完才发觉物资多余, 则是不知道物资消耗的标准, 这都不可以。所有上述道理都通晓了, 才可以说是正确的理财原则。可是, 黄金作为货币的一种, 它通常被使用于大宗贸易等方面。然而调节国家经济情况的货币仍然是最基本的“下币”———也就是铜钱 (刀币和圜钱) 。至于所谓“上币”珠玉, 系远方稀少的珍贵品, 主要是上层贵族社会少数人的珍藏品, 对一般人民言, 是很难得到的, 因而事实上它们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范围甚为狭小, 全然可以略而不计, 所以《管子》书中也是屡言“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只有“下币”铜钱, 才真正是最重要的通用货币。自我国进入战国时期以后, 随着货币经济的确立, 它的作用也日益迅速增长。所以封建国家为了利用货币作为干预国家经济的工具, 首先就需要垄断铜币的铸造权, 即所谓“君有山, 山有金 (锏) 以立币”, 这是有效运用货币工具的重要前提。这样, 封建政府就可以储存大量货币。封建政府掌控了大量货币, 它就可通过货币的投放或回笼, 直接控制最主要的商品:谷物, 并以货币、谷物二者平衡百物价格、调剂有无、促进生产发展。

摘要：《管子》的货币思想, 集中体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 《管子》中系统地论述了货币的职能以及国家掌控货币有利于促进国家商业管理、加强国家财政等重要意义, 其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特别是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封建时期, 还能出现系统的货币和经济思想, 是我国经济货币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有利于我们研究经济货币思想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管子,货币,思想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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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颂平.体育运动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6.

[4]薛廷利, 李金梅.论唐代多元化女子体育[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0, 4 (33) .★作者孙贤明为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之所以认为黄金和珠玉贵重, 是因为它们运输的道途遥远, 难以到达, 这些物品缺乏, 储量稀少, 而且来之不易, 但是忽略了宝物在开采制作过程中的人力耗费。这说明《管子》认为主要是供求关系决定货币的价值。这一货币价值论, 实际是说货币本身只有交换价值, 因为它在实质上否定了货币本身是有固定的内在价值之物, 特别强调了所谓“号令”的重要性, 认为王权可以决定货币的价值, 严重忽略了货币的本身价值, 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二、重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的思想《管子》这部著作提到了货币的相关职能, 但是都是分散的, 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述。在如此多的职能当中, 论述得最为清晰明了的该属流通手段的重要性。如:“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黄金刀布者, 民之通货也”;“刀布者, 沟渎也”[1]563。货币历来都是具有流通职能的, 这对于广大百姓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管子》这部著作中将货币论述为社会中商品的流通渠道, 这在当时是很难见的, 因为当时的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货币的流通职能是极其重要的。其中说道:“万乘之国, 不可无万金之蓄饰;千乘之国, 不可无千金之蓄饰;百乘之国, 不可无百金之蓄饰。”[1]536这里所说的“蓄饰”, 指国家的货币储备。这里所说的储备货币, 虽然一时退出了物品流通环节, 但是是体现一个国家储备多少的指标, 也是调剂流通过程中货币多少的有效手段, 能够及时地促进和收紧物品流通。正因为如此, 《管子》中提出主张, 即提倡国家的各个地方政府都设置固定的场所用来储存一定的货币以达到控制市场上货币流通的目的。其论述中将作为储存的货币叫做“公币”, 而一个地区“公币”的多少, 也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币”的多少是有着一定的比例的, 如何确定呢?《管子》中《山国轨》、《山至数》篇中提出的办法是:根据社会当中物品和货币的比例计算。这就得需要各地明确物品和货币的数量, 具体措施就是要调查一国之田若干, 产谷若干, 谷类以外的各种器械财物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 若干, 在求得全国货物为若干以后, 即可以确定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了。当然, 在封建社会, 社会生产力低下, 物品和货币的流通规模并不大, 加之社会运输存在缺陷, 各个地区的物品和货币总数保持相对稳定, 所以这种方法也是有着一定作用的。三、关于货币数量论的思想《管子》中的货币数量论与其著名的“轻重论”是密切联系的。所谓轻重理论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流派。这一思想在《管子》中保存得最多, 它把封建国家的一切经济制度和措施, 甚至理人之术, 无不作为轻重论的研究对象。可是实际上, 它的侧重点是放在商品流通、市场物价与货币问题方面。而《管子》的货币数量论思想, 事实上也是以轻重论为基础的, 这一货币思想就是轻重论原则在货币与商品关系方面的具体应用。轻重论中提及的一般原则是:“夫物多则贱, 寡则贵;散则轻, 聚则重。”“物臧 (藏) 则重, 发则轻, 散则多。”[1]563“章 (障) 之以物则物重, 不章之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 不守之以物则物轻。”[1]578这对于所有的物品和货币的价值来说是比较适用的。但是, 物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对立的, 也就是说, 如果钱很值钱, 那么相比之下, 货物就不值钱;如果钱不值钱, 那么货物就显得很值钱。因此, 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多少的变化也会影响到物品价格的变化, 而且它们之间是一种正比例的变化。所以, 《管子》说:“国币之九在上, 一在下, 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 币在下, 万物皆在上, 万物重十就是国家将货币收回, 退出流通环节, 作为封建社会的收贮;与之相似的, “下”就是让货币在流通界进行流通。国家通过各个渠道, 在民间大量回笼货币, 使得在民间流通的货币减少而导致购买力降低, 最终使得物价下跌, 造成“币重而万物轻”的情况;因此如果国家将大量货币下放到民间, 就会促进物品流通而使得物价大涨。当时, 就有商人囤积大量的货币, 并加之抛售成批的货物, 最终就造成货币大涨、物品大降的现象。而《管子》中所记录的事例, 大多都是非常态的垄断行为。不论如何, 《管子》论述了物品价值或货币的购买力是由货币的多少决定的。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时期, 就阐述了货币数量论的相关思想, 是极其先进的。四、关于货币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的思想考察经济问题, 从国家的整体出发, 重视国家的经济作用, 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方面, 《管子》非常重视货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它说:“五谷食米, 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拖以御其司命。”[1]517就是说, 对于国计民生, 粮食虽然是最基本的东西, 可是, 货币则是国家掌握谷物、干预经济方面不可缺少的有力工具。它甚至把货币的作用提高到“先王以守财物, 以御民事, 而平天下也”的高度。这一思想, 在《管子》一书中的很多地方均可见到, 是它对货币作用的基本看法。在封建国家利用货币作为干预经济的有效工具方面, 《管子》说:“黄金者, 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 知侈俭则百事节矣。”[3]41就是说, 黄金是衡量财用的尺度, 一切财货用度的多少, 可从黄金的用量表现出来,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对于一个国家的财用是奢侈还是节俭, 就能知道了;而了解财用的奢俭, 也才能对国家财用进行有效的调节。对此, 《管子》指出:太节省了, 就办不成事情;太奢侈了, 就会浪费财物。这是因为, “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 故伤事;侈则金贵, 金贵则货贱, 故伤货”[3]41。从此出发, 它进一步阐述说:治理国家, 要是等到物资消耗尽了, 才知道物资不足, 这是对于物资供应数量的无知;要是事情办完才发觉物资多余, 则是不知道物资消耗的标准, 这都不可以。所有上述道理都通晓了, 才可以说是正确的理财原则。可是, 黄金作为货币的一种, 它通常被使用于大宗贸易等方面。然而调节国家经济情况的货币仍然是最基本的“下币”---也就是铜钱 (刀币和圜钱) 。至于所谓“上币”珠玉, 系远方稀少的珍贵品, 主要是上层贵族社会少数人的珍藏品, 对一般人民言, 是很难得到的, 因而事实上它们作为货币发挥作用的范围甚为狭小, 全然可以略而不计, 所以《管子》书中也是屡言“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只有“下币”铜钱, 才真正是最重要的通用货币。自我国进入战国时期以后, 随着货币经济的确立, 它的作用也日益迅速增长。所以封建国家为了利用货币作为干预国家经济的工具, 首先就需要垄断铜币的铸造权, 即所谓“君有山, 山有金 (锏) 以立币”, 这是有效运用货币工具的重要前提。这样, 封建政府就可以储存大量货币。封建政府掌控了大量货币, 它就可通过货币的投放或回笼, 直接控制最主要的商品:谷物, 并以货币、谷物二者平衡百物价格、调剂有无、促进生产发展。参考文献

[1]张小木.管子解说下[M].华夏出版社, 2009.

[2]刘莹.历代食货志今译[M].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论《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篇4

一、《管子》社会舆论调控的思想和措施

对民众社会舆论的利用思想和控制举措, 《管子》一书在理论上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1. 广泛听取社会舆论是贤明君主的必备条件。

《管子》强调君主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和决定性作用:“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 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 道一人出。”对个人而言, 治乱决定于人心;就一个国家来说, 存亡决定于君主, 而天下的得失, 则取决于君主一个人的喜好和选择。《管子·形势解》云:“明主不厌人, 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 故能成其圣。”英明的君主应该有博大宽广的胸怀, 去接纳各种谏言和舆论。“谏者, 所以安主也。”利于国家的谏诤之言, 君主务必要听进心。贤明的君主, 多听兼听, 能听取谏言或意见的渠道有很多:“明主者, 兼听独断, 多其门户。”这样一来, 下属可以提醒上级, 地位低贱者可以评说尊贵者, 奸佞之臣就不敢欺瞒君主, 《管子·明法解》云:“群臣之道, 下得明上, 贱得言贵, 故奸人不敢欺。”昏庸的君主做法则与之相反:“乱主则不然, 听无术数, 断事不以参伍。故无能之士上通, 邪枉之臣专国, 主明蔽而聪塞, 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君主的视听被蒙蔽阻塞, 忠臣想要设谋进谏, 也得不到进用, 国家治理的情况不堪可想而知。《管子·九守》指出听取舆论时君主要有坚持的原则和方法:“听之术, 曰:勿望而距, 勿望而许。许之则失守, 距之则闭塞。高山, 仰之不可极也;深渊, 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 正静其极也。”君主不要一下子就拒绝反对, 也不要一下子就肯定。肯定则可能失误, 拒绝则可能闭塞。要像高山和深渊一样, 仰视看不到顶, 计量摸不到底。要像神明的德行一样, 做到端正而冷静。

2. 设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来利用和控制社会舆论。

在应对社会舆论方面, 齐国有政治机构的设立和保障。齐桓公提出“有而勿失, 得而勿亡”即如何常保国家的问题时, 管子回答说:“勿创勿作, 时至而随。毋以私好恶害公正, 察民所恶, 以自为戒。”也就是说, 不应以个人的好恶而损害公正的原则, 要调查了解民众之所恶, 并引以为戒。管子列举了一系列的古代贤君重视民意, 应对社会舆论的做法和经验:“黄帝立明台之议者, 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 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 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 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 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 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 得而勿亡者也。”

具体到齐国具体的国情, 管子建议在国内也实行相似类型的制度, 名曰“啧室之议”, 内容主要包括:“法简而易行, 刑审而不犯, 事约而易从, 求寡而易足。”百姓在这些方面指出君主或国家治理的过失的, 其意见都放入“啧室”的咨意制度内来处理。对于民众的一些过激舆论言辞, 管子主张实行地方官员监控等行政措施来进行缓冲。《国语·齐语》记载, “乡长”、“五属大夫”等各级地方官长的职责是“各使治一属”, “各使听一属”, 上级监察下级, 以达到“各保治尔所, 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的效果。同时, 齐桓公要求各级官长主动荐举那些“有功休德, 惟慎端悫以待时, 使民以劝, 绥谤言, 足以补官之不善政”者, 这实质上就是要求官员自身承担起“绥谤言”的职责, 把民众对官府的怨言进行疏散, 消弭于无形之中[1]193。

二、《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践行

《管子》书中对民众社会舆论的利用和控制举措, 在理论上进行详细的阐述, 且在齐国的政治实践中也有所体现。齐国君臣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舆论倾向, 在自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快进行调控。

《韩非子》记载, 齐桓公微服巡访民间, 见到一位老人自己艰难生活, 问其原因, 老者相告说:“臣有子三人, 家贫无以妻之, 佣未及反。”齐桓公把这件事告诉管子, 管子分析并劝谏说:“畜积有腐弃之财, 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 则民无妻。”齐桓公听从谏言, 把宫廷中的宫女择人而嫁, 并下令曰:“丈夫二十而室, 妇人十五而嫁。”这则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故事的主角鹿门稷者也是位老者, 70岁了还没有娶妻。而桓公也听从管仲谏言, 终使“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2]260。这可看作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具体实践。因宫女人数过多, 导致普通百姓无法婚配, 而老者无法安享晚年。国君重视民众的言论, 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利于社会矛盾的调整和解决。

《说苑》记载, 齐桓公出去打猎, 逐鹿而走, 进入山谷中, 看见一位老者, 就问这山谷的名字, 回答说:“为愚公之谷。”问及原因, 老者回答说, 这个山谷是根据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并讲述了自身的经历:“臣请陈之, 臣故畜牸牛, 生子而大, 卖之而买驹, 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傍邻闻之, 以臣为愚, 故名此谷为愚公之谷。”齐桓公回来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管子。管子建议说:“此夷吾之过也。使尧在上, 咎繇为理, 安有取人之驹者乎?若有见暴如是叟者, 又必不与也, 公知狱讼之不正, 故与之耳。请退而修政。”[3]148愚公在市场交易时遇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证明经济市场秩序和法律程序比较紊乱, 百姓甚至无法正常交易。了解到民众的看法后, 统治者就应该修订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市场贸易制度, 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新序》记载, 一次齐桓公出去游玩, 来到了亡国故城郭氏之墟, 问旁边的百姓这是什么地方, 回答说是郭氏之墟。问及郭氏败亡的原因, 回答说:“郭氏者善善而恶恶。”“善善而不能行, 恶恶而不能去, 是以为墟也。”齐桓公回来后, 把这个故事告诉了管子, 管子问:“其人为谁?”齐桓公说不知道, 管子就把齐桓公和郭氏相提并论。于是齐桓公又把那百姓招回来进行赏赐[4]133。齐桓公遇到的这位普通百姓, 能从国家兴亡的高度分析诸侯国败亡的原因, 这对国君来说是相当有借鉴意义的。这样的人才, 当然值得赏赐。

齐桓公和管子作为齐国的重要统治者, 十分重视百姓的舆论内容, 这在秦汉的典籍中多有记载, 是他们收集、利用舆情的真实政治生活写照。这大大改善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困境, 及时修订了不合理的国家法律制度和市场贸易制度, 有效地疏导了民意, 调节了社会矛盾, 保障了老百姓的自身利益。

齐桓公接受了管子社会舆论调控的建议, 并积极践行, 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功效。《管子·大匡》记载:“桓公受而行之, 近侯莫不请事, 兵车之会六, 乘车之会三, 飨国四十有二年。”在管子的辅佐之下, 齐桓公执掌齐国政权,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享国达42年之久。

三、《管子》社会舆论调控思想的成因与实质分析

综上所述, 《管子》非常重视对百姓和臣子舆论情况的收集, 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处理。《管子》中重视收集、利用百姓舆情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建立在其以民为本的“予之为取”为政理念基础之上, 注重以百姓的喜恶为政策是否实行的标准:“政之所行,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作为君主,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制定国家政策, 当以“民”是否欢迎、是否接受为准绳, 尤其是做到“与俗同好恶”, 就是尊重民间的舆论和习俗。如果单凭借严酷的刑罚和频繁的杀戮, 君主的地位就很难保全了。显然, 《管子》的这种思想认识, 与西周以来的“德政”思想和“民本”思想联系密切。

重视舆情, 是古代先王取得政绩的重要原因, 也是后代国君治理国家值得借鉴的地方。古代的贤圣之王特别善于听取民众的意见:“先王善收之于民者也。”注意收集百姓的心声对君主来说是件好事, 有些原则需要遵循:“夫民别而听之则愚, 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 复合于市人之言。”对于人们提出的意见, 若仅个别听取, 就显得比较愚蠢;若全面综合地听取, 就将是明智的。像商汤和周武王那样英明的君主, 也会多方收集众人的言论。所以, 贤明的君主会顺从人心所趋, 适应人的性情, 行为做事都从民众共同关心的多方出发, 这样国家治理起来就能便宜行事。

不容忽视的是, 《管子》对不利的舆论内容采取严格的法律手段进行控制。《五辅》篇曰:“五经既布, 然后逐奸民, 诘诈伪, 屏馋慝, 而毋听淫辞, 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 树为淫辞, 作为淫巧, 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 移国动众, 以害民务者, 其刑死流。”明确规定百姓“毋听淫辞”, 不许听取和传扬淫词滥调。如果发现有这样的舆论谣言, 上谄君主而下惑百姓, 导致全国上下不安宁, 危害百姓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刑死流”, 即处以死刑或者流放。

总之, 《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有明显的礼法并举色彩, 并有效地将两种表面似乎矛盾的社会控制手段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务实的政治派别, 《管子》对内部舆论加以控制的核心是对人的控制, 认为四民要“分而治之”, 在官民之中还要培养能够率先垂范的“良民”、“良臣”, 这样所谓“谤言”等负面舆论自然消弭, 不言而喻, “和合”之誉自然鹊起。《管子》关于社会舆论调控思想中的民主和法制关系处理, 在当时确实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至今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管子》一书包含丰富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涉及民众舆情的收集、利用、引导和控制等, 且在齐国的政治实践中有所体现。《管子》的社会舆论调控思想, 是其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出民主与法制这对矛盾范畴的张力和弹性。

关键词：《管子》,社会舆论,“啧室之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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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宗鲁.说苑校证[M].中华书局, 1987.

论《管子》经济思想与宏观调控 篇5

一、《管子》的经济思想

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 管子的经济思想具有独特、广博、深刻等特征。

(一) 宏观调控

管仲十分看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强调市场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和舞台。“市者, 可以知治乱, 可以知多寡, 而不能为多寡, 为之有道。” (《管子乘马》) 何谓“道”?市场规律也。管仲认为, 国家通过对市场的开放, 以实现各项资源适度分配、自动调节、平衡发展。“百利得则百事治, 百事治则百用节矣。” (《管子乘马》) 这与现阶段, 我国政府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极为一致, 如出一辙。

但与此同时, 在《管子》轻重篇中也提出, 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应居于支配地位, 获得“轻重之势”, 换言之, 国家应处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地位和威势[1], “以轻重御天下”《管子·山至数》。可见, 《管子》经济思想在重视依据市场规律管理市场的同时, 也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掌控本国的经济命脉, 所谓“利出于一孔者, 其国无敌” (《管子·国蓄》) , 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国家垄断社会资源、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虽然我们主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但并不排斥政府的经济职能, 并明确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 通过发挥政府经济职能来纠正、弥补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和缺失, 从而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可见, 《管子》经济思想中所蕴含的这种既重视市场规律, 又看重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支配、调节作用的理论, 对我国当前宏观调控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二) 富民富国

先秦诸子百家都重视富国富民, 儒家主张民先富, 法家主张国先富。但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管仲则提出既富民又富国的政策, 并强调先富民再富国。管子在《治国》中说:“是以善为国者, 必先富民, 然后治之”, 告诫统治者, 民不富则富国没有源头。“富上而足下, 此圣王之政事也, ” (《管子·小问》) 只有民富才能国富, “足民有产, 则国家丰矣。” (《管子·君臣上》) 只有“先富民”, 国家才容易治理, 国家才能变富, 所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 而乱国必贫” (《管子治国》) 为此, 管仲主张轻徭薄赋“藏于民”, 坚持国家实行较低税率, “田租百取五, 市赋百取二, 关赋百取一。” (《管子·幼官》)

在处理富民与富国关系上, 管子虽然主张先富民, 但并不排斥富国, 且用意在于富国。管仲在《乘马》阐述了两者关系:“是故有事则用, 无事则归之于民, 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因为唯有国富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 留住他们。“国多财则远者来, 地辟举则民留处。” (《管子·牧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统计表明, 2003年我国人均GDP一举突破1000美元大关, 2006年则越过了2000美元的关口, 而2008年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 就为消费奠定了基础, 因此, 现阶段, 我国政府应更加注重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准, 所谓“积者, 粒余食而侈, 美车马而驰”。 (《管子·侈靡》) 当然提高民众消费水平的前提是, “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 (《管子·牧民》) 。需要政府通过减轻民众税负, 提高老百姓收入。

(三) 发展农业

与先秦诸子百家一样, 管仲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为本。“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 止奇巧, 而利农事。舍本事而事末作, 则田荒而国贫矣。” (《管子治国》) “地者政之本也, 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管子乘马》) 可见, 管仲把发展农业视为国家稳定的根本。正因为如此, 为了切实稳固农业、持续发展农业, 必须对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利益以及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作出制度安排, 管仲在《乘马》中提出“均分地力”的制度。这种对土地经营使用权进行平均分配的制度安排, 是《管子》经济思想中, 至今还发光的一束火花。

建国以来, 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 “以农业为基础”始终是国家制定其他产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它可以决定一国命运。只要农民有了土地保证, 农民则劳动兢兢业业, 不怕劳苦, 国家就有了发展其他行业的基础。

二、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主要问题

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 我国经济同样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就业缺口加大等压力, 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 有效需求不足。2009年4月16日, 国家统计局对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表明, 虽然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 整体表现好于预期。但是, 国民经济运行下滑的压力依然较大, 这主要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 对经济实体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 出口需求急速下降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企业库存增加, 就业困难等。

为此, 需要国家出重拳、快拳、组合拳, 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切实落实促进经济较快平稳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 刺激有效需求, 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 国家富裕仍要藏富于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从1978年～2007年, GDP平均年增长速度9.8%。虽然2008年我国GDP增速为9%, 但GDP总量过30万亿元全球第三。不过, 我们发现, 在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 我国的财税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数年超过了国家GDP增长速度。近十年来, 我国税收的年增长平均增速近20%, 是GDP的2倍。

让民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这是执政党“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因此, 要切实增加民众收入、藏富于民, 还需要政府加大推行惠民政策。

第三, 经济发展仍要以农为本。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注重本国的国情, 就是要以国情为基础发展我国经济。我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农村人口众多, 13亿人口有9亿农民。因此, 要发展经济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让农民富裕起来。而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最大的瓶颈, 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农业存在的现实困境在于农业基础设施长年失修, 许多大中型农田水利灌溉设施还是上世纪60～70年代建成的。由于长年失修, 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功能大大退化, 抗御自然灾害能力降低。因此, 发展农村经济一定要把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作为重中之重, 借助于国家推行振兴经济之际, 修复原来水利灌溉设施, 既增强了农业设施抗旱排涝的功能, 又刺激了钢铁、水泥等需求。

三、管子经济思想与我国宏观调控

为了实现“促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目标, 应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宏观调控。

(一) “因天下以制天下”, 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 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一般意义上讲, “因天下以制天下” (《管子·轻重丁》) , 是说国家应善于寻找机会和利用机会取得对别国的轻重之势。运用《管子》的这一思想, 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 有助于减少因美元贬值而带来的风险, 保存我国经济实力。

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是基于“两个面临”的考虑, 即美元面临贬值风险、国际上大的资源类公司面临财务压力。

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 且美元资产比例较大, 而美元又面临贬值的风险。据《金融时报》2009年3月9日报道:截至2008年底, 中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为19460亿美元, 其中包括6962亿美元美国国债, 约占外汇储备总资产的36%。在正常情况下,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我国持有较大比重的美元资产应在情理之中, 但面对由美国次贷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加之, 近期美国近似疯狂地发行国债和印制美钞, 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因此, 为了避免或减少美元贬值而导致我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 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美元资产的持有问题, 适度增加资源类投资, 支持国内大型企业走出去参与对国外资源类公司因财务困境而出售股权的收购, 所谓“可因者因之, 乘者乘之” (《管子·轻重丁》) 也就是说, 利用外国这类公司财务窘况, “乘”其以较低价格被迫出售股权等机会, 通过国内商业银行提供外汇贷款, 支持国内企业收购这类公司股权,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意义在于:改善了我国外汇储备结构, 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减少未来因资源类资产价格上升以及通胀带来的损失。

“因天下以制天下”所蕴含最深刻哲理就是“变”, 表明世间万事万物时时处处都在不断变化。以变应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重要宏观措施。

虽然, 金融危机没有给中国造成过大的直接损失, 但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颇多, 对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达到70%的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已经显现。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2009年3月份, 中国进出口总值1620.2亿美元, 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902.9亿美元, 同比下降17.1%;进口717.3亿美元, 同比下降25.1%;当月贸易顺差185.6亿美元, 同比增加41.2%。

从短期看, 对许多出口企业而言, 订单减少、生产规模收缩将造成企业经营的困难。但从长远看, 这将促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外需的格局, 使经济增长由原来的外需推动向内需拉动转变。

(二) “取于民有度”, 有助于提高民众收入, 刺激民间消费

无论是从世界历史还是从本国历史来看, 减缓税收有助于藏富于民、积累税源、刺激经济的有效方法。按照管子富民国富的主张, 一方面要发展生产, 增加国家税收, “谷非地不生, 地非民不动, 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天下 (财) 之所生, 生于用力, 用力之所生, 生于老身。” (《管子》·八观) 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实行薄赋敛政策, “取于民有度”。 (《管子》·幼官)

近期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减轻民众压力、释放经济需求的政策。比如, 将外资和内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 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型, 出口退税出台新办法等。这些措施无疑对我国调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既需要扫除国际经济危机阴霾维持稳定增长, 又需要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反通货膨胀的双重目标下, 减税无疑是藏富于民, 还富于民的最佳方式, 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现阶段, 扩大消费重点在农村消费, 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大事。现实表明, 财政补贴家电下乡政策, 是一项大快人心的富民、惠民政策, 它有利于调动农民购买家电积极性, 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也有利于引导企业建立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生产和流通体系, 扩大内需并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惠农措施。

(三) 为防止“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促进土地制度改革

“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管子》·牧民) 即不善待农业, 粮食就不会充足。反之, 如果国家善待“地利”, 则“本善而末事起” (《管子·侈靡》) 即农业发展起来了, 就会带动工商业兴旺发达。

现阶段的“地利”, 可以看成是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建国以来,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大大地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尤其是上世纪60～70年代, 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建成许多大中型灌溉设施, 对保证我国粮食生产发挥了良好作用。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国家减少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 致使我国农田水利设施长年失修, 功能退化。据国家水利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耕地18.26亿亩, 只有8.67亿亩有灌溉条件, 其余的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67亿亩灌溉耕地, 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 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6%, 灌溉保证率多数只有50%-75%, 其中大型灌区434个, 有效灌溉面积2.5亿亩, 其中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仅达到60%;中小型灌区4万多个, 有效灌溉面积6.1亿亩, 设施完好率不足40%。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这种没有很好善待“地利”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1999年开始, 国家财政逐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今后继续增加农业投资, 尤其是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成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最近启动的4万亿投资中, 我们呼吁:应尽量再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比重, 尤其是对那些已经丧失或部分丧失灌溉功能的农田水利设施, 应尽快投资修复。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增加有效需求, 带动钢材、水泥消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

管子不但深刻地阐述了农业的基础作用, 而且还从制度层面上对土地进行改革, 以提出“均地分力” (《管子·乘马》) 即把公田 (摇役田) 分配给农户耕种, 并实行分户经营, 这是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强有力手段。国家也不会因“公田”被分割而减少税收收入, 因为每年收获季节依据“与之分货” (《管子·乘马》) 的政策, 把一部分收获物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国家, 其余部分留给生产者自己。

管仲推行的土地制度改革, 无疑对健全和完善我国当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具有十分有益的启迪价值。近期, 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明确:“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将长久地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这项制度既是制定我国农村各项政策的基石, 也是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性、责任心的制度保障。因为只有这项制度, 才能使农民“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为而不倦, 民不惮劳苦。”

参考文献

《管子》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研究 篇6

1“以人为本”思想

顺应人心的管理, 才是最好的管理, 才是长远之计。“以人为本”思想可以说是《管子》管理思想的精髓, 在另成体系的《心术》 (上、下) 、《白心》和《内业》等篇中均有精辟的阐述。同时, 在《霸言》、《牧民》等众多篇章中均有以人为本思想的阐述。《管子·霸言》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 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 本乱则国危。”意思是想要成就王业, 首先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 一切以人民为主体, 主体得以治理则国家得以巩固, 主体动乱则国家危机, 这是最初“以人为本”概念的提出。《管子·牧民》中有关于”以人民为本”的最朴实描述, 如“民恶忧劳, 我佚乐之;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民恶危坠, 我存安之;民恶灭绝, 我生育之。……不为不可成者, 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 不强民以其所恶也”, 这些均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真实表达。此外, “蛟龙得水, 而神可立也 (《管子·形势》) ”、“以天下之目视, 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 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 则无不知也” (《管子·九守》) 等话都表明, 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 是力量的源泉, 主政者必须紧密依靠人民, 才能树立治理国家的权威, 人民也是力量的源泉, 向人民集思广益, 才能增益治理智慧。

同时, 《管子》还强调了在管理中实施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性。《管子·形势解》有曰:“民, 利之则来, 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 如水走下, 于四方无择也”, 也就是说, 人是自利的, 即人是经济人。因此, 在管理过程中要考虑到员工的利益, 否则就不能发挥激励的作用。换句话讲, 只有掌握人民的利益所在, 才能促使人民自发、主动地从事相关事情, 不然人民会感觉到厌烦, 更不用说富国强民了。《管子》还特别强调顺应民心的重要性, 并指出了得民心的措施。《管子·牧民》有曰:“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 意识是, 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 在于政令顺应了民心;政令之所以被废弛, 在于政令违背了民心。如果将人民视如粪土, 那么人民将不能为己所用 (视民如土, 则民不为用《管子·形势解》) 。因此可以说, 为政之要在于得人, 而得人之要在于经营民心。至于如何经营民心, 《管子》提出要“从民四欲”、“取民有度”等, 其中“四欲”是指快乐、幸福、生育和安全, 唯有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 取民有度, 才能国盛民强。对于企业管理也是一样, 唯有从员工的切身利益出发, 满足员工的不同需求, 才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

2“百年树人”思想

现代人力资源规划的目标是通过工作分析, 对人力资源作出预算准备和计划等, 以期对将来的人才任用作好准备, 《管子》中对人才的培养和重视也体现了这一思想。《管子·权修》有曰:“一年之计, 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终身之计, 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 谷也;一树十获者, 木也;一树百获者, 人也。我苟种之, 如神用之, 举事如神, 唯王之门”, 意思是说, “作一年的打算, 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 最好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 最好是培养人才。一种一收的, 是种谷物;一种十收的, 是种树木;一种百收的, 是培养人才。我做君主的如能扶植人才, 那效果就像是神在起作用。做这种有如神效的事情, 才是打开了王业的大门”。管理之道在于对人才的开发和发展, 组织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要把人看成是重要的财富, 还要将其视为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 对其进行有规划的投资, 使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 对组织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如果事先有准备的储备和培养人才, 那么他日一旦需要, 就会“举事如神”而获得绝妙的回报。对人才培养树立长期的规划方案, “树人”才能真正体现其作为资源的价值。相比我国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对于人才培养与开发的“近视症”而言, 《管子》早已富有远见地指出了人才培养与开发要有长期性, 要对人才发展有一个很好的规划, 把人才规划的谱系建立和发展起来。

何谓人才?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人才?对于这些问题, 《管子》也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人才首先是有道德要求的, 《管子·牧民》中说, 国之“四维”, 即“礼义廉耻”, 人只有懂得礼义廉耻, 行为上才能有所规矩和尺度。这些明礼义、知廉耻的人才会对国家的安定和秩序有所维护, 这是对人才在道德上的要求。此外, 《管子》把那些擅长专门技艺的人也看作人才, 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区分和奖励方法:凡是精通农事的, 善于养育六畜的, 善于种植树木的, 善于培植瓜果的, 善于为人治病的, 善于预测天气和年成好坏的, 一律奖给“直食八石”的“黄金 (铜) 一斤”。以上“一精通六善于”正是对人才技艺上的规定。“凡是懂《诗》, 懂《春秋》的人, 一律奖给一匹马所能翻耕的田地, 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 这是对人才文化素养上的关注。这样, 《管子》从道德、技艺以及文化素养等方面对人才作出了较为完善的衡量标准, 而这些标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奖励措施对于培养和发展人才, 并使他们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具有重要作用。当然, 在实际应用中, 对人才资源进行选用的同时, 还要根据组织的需要和规划, 对他们进行符合职业规划的培训和教育。

3“选贤任能”思想

用人是一门艺术, 有效及合理利用组织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不仅能更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还直接关系组织经营目标的实现。《管子》对于用人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 主要按照“德当其位, 功当其禄, 能当其管”的原则来选贤用人。《管子》从治国的角度出发, 指出选人用人的极端重要性:“修长在乎任贤” (《管子·版法》) , 《管子》主张国家欲修得长治久安, 关键“在乎贤能”, 用的贤能, 则国泰民安;用失贤能, 则祸国殃民。“贤人不来, 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 则天下不至” (《管子·君臣下》) 。用得贤能, 才能得人心、从而才能得天下。可见, 用人是多么重要, 不重视人才, 是治国与管理之大忌。

而对于该按怎样的标准“选举”人才?我国历来提倡德才兼备, 《管子》是较早提倡并较为完善阐述这个问题的著作。“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 (《管子·君臣上》) , 即对“选举”之“材”必须坚持标准, 不能滥竽充数。《管子》非常重视对“选举”之“材”德的考察, 即注重于“谋德”, 认为官员之德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在重德的前提下还需要有才, 有德而无才, 是好人而不是人才, 不足以担当大任:“察能授官, 班禄赐予” (《管子·权修》) , 按照能力安排职务, 同时要按职务和业绩给予等级制的俸禄。在阐述选人必须坚持德才标准的同时, 为了正常坚持标准, 《管子》提出应该防止的一些偏向, “苟得大意, 不以小缺为伤”, 即对人才的考核要实事求是, 重大节, 恕小过。《君臣下》进一步提出, 选人应“不以年伤”, 即不强调资历, 才能破格提拔年轻人, 充分发挥有才之人的才能。

《管子》对于人才的选拔具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而且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具有较强的执行力, 凡是违反人才选拔制度的相关管理均要受到惩处。具体来说, 《管子》提倡通过国家公布政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举荐人才, 也就是说, 人才举荐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管子·小匡》有曰:“于子之乡, 有居处为义好学, 聪明质仁, 慈孝于父母, 长弟闻于乡里者, 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 谓之蔽贤, 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也就是说, 凡有贤才, 地方官员必须予以上报, 这是官员的职责所在, 必须履行;倘若不上报, 则相关官员就要被定罪, 而且罪行较大, 入于五刑。在这样一种选拔与惩罚机制下, “于是乎乡长退而修德进贤” (《管子·小匡》) , 各级官吏都非常重视举荐来自下层的人才。对于现代管理来说, 人才获取更应该走制度化、透明化、法制化的人才选定道路, 这样才会获得更大范围的优秀人才, 使人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任用。

4“禄当其功”思想

在管理中, 考核的作用在于全面了解人员的能力和素质, 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的工作予以总结并发现问题, 对未来进行规划, 以期对人员做出更加合理的安排,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古人云:“矢不激不远, 人不励不奋。”衡量被管理者的工作实绩并对考核的结果进行物质和精神的激励, 可以有效地激发被管理者的工作热情, 使组织目标与个体目标达成一致, 形成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氛围, 促成组织的良性发展。《管子》人才思想把这一方面论述的比较透彻, 提出了较为全面的激励思想和考核理念, 以实现管理目的。

首先, “得人之道, 莫如利之”、“欲来民者, 先起其利, 虽不召而民自至” (《管子·形势解》) 。也就是说, 要得到人心,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人利处, 即满足他人的需要。同时, 若能正确地把握“利益”这把杠杆, 就能有效地调动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从而产生更多的效益, 促进社会和组织的发展。《管子·山至数》里讲到, “禄当其功”、“绩者多食”的奖惩办法。为了达到激励人才的目的, 《管子》指出领导者要论功行赏, 给有能力、有贡献的人以物质和精神的奖励, 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 激励要有目标性。

其次, 激励、赏罚是有尺度的。《管子》虽然非常重视研究人的需要, 强调满足人的需要的重要性, 但并不主张无限制地满足个人的私利, 而是十分注意保持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 强调满足个人利益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 认为“民多私利者, 其围贫” (《管子·禁藏》) 。同时, 《管子》还指出, 如果对个人私利不加限制, 那么利益就会失去其应用的激励作用。《管子》还认为, 奖惩都要有一定的限度, 奖赏过重或过轻、惩罚过重或过轻都是不可取的。奖惩过轻,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奖赏过重, 就会导致浪费;而惩罚过重就会导致暴政, 这些均会导致失去民心。但无一例外的, 这些都强调了奖励和惩罚是有尺度的。

此外, “明赏不费, 明刑不暴”, 即在行赏罚之前, 必须让人明白赏罚的具体内容给;“罚不避亲贵”等体现了《管子》对赏罚的透明性与公正性提出了要求。在鼓励群体意识上, 《管子》提出“赏不专与”、“罚不独及”, 以激励群体行为, 鼓励团队精神的培养, 通过透明、有度、公正, 鼓励集体意识的激励措施, 实现了“使智者尽其智, 谋士尽其谋, 百工尽其巧” (《管子·山至数) 的管理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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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教育思想试探 篇7

在具体经济实践中, 《管子》创造性提出了以人为本、本末并举、解放生产、盐铁官营、市场干预、财政政策等重要举措, 这些举措的成功实施充分依托了自利主义的个人行为和宏观调控的国家行为。“夫凡人之情, 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 倍道兼程, 夜以继日, 千里而不远者, 利在前也”。强调“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 明确了相当于现代经济学中提到的“理性人”的前提假设, 具有明显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色彩。同时, 他还十分注重国家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性, 并强调“政之所兴, 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 注重在实施国家宏观调控中, 遵循客观规律, 发挥好经济个体的自主行为,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因势利导, 进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可以说, 这是《管子》经济思想和理论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

以人为本的富民强国思想

《管子》特别强调百姓休养生息之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 从正反方面提出了以农为本、开垦荒地、爱惜民力、轻徭简赋、勤俭节约、安土重迁、藏富于民等重要的民本思想。譬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 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地不辟, 则六畜不育, 则国贫而用不足”, 处在一个农业文明社会, 他极为明智地提出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 推广普及科学的农耕技术, 注重农田的开辟, 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的政策主张。“舟车饰, 台榭广, 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 则民力竭”、“纤啬省用, 以备饥馑”, 提出要爱惜劳动力, 并反对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无端浪费。“民毋余积者, 其禁不能止……则危亡随其后矣”, 以及“无事则归之于民”, 提出要让百姓有余粮, 主张国家无事的时候就藏富于民, 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春赋以敛缯帛, 夏贷以收秋实, 是故民无废事, 而国无失利也”, 提出要适时向农民提供贷款或必需之农具, 避免“大贾蓄家”趁机对他们进行巧取豪夺。

生产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管子》一系列的举措可以看出, 他在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上, 采取了具有鲜明的注重巩固根本、注重发展生产特征的供给主义主张。在当今的时代, 我们繁荣和发展市场经济, 增强经济实力, 同样需要对市场主体采取这样“保育式”的扶持政策, 比如, 降低市场进入壁垒, 减少行业垄断, 扩大中小企业主体数量, 树立更多的行业品牌, 保护知识产权, 规范市场竞争, 降低土地和资金成本, 等等。

轻重治理的均衡思想

《管子》强调实施国家宏观调控、开展动态管理的重要作用, 提出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买卖、国家举债等方式, 有效调剂市场余缺、平衡物价、稳定币值, 畅通经济发展活力。“天下不患无财, 患无人分之”、“时货不遂, 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这些观点要求把各种闲置和囤积起来的货币和资源充分流通起来, 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黄金刀币, 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 以御其司命, 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夫民有余则轻之, 故君子敛之以轻;民不足的则重之, 故人君散之以重”等, 主张要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 推动实现供需平衡, 并且“衡无数也, 横者使物一高一下, 不得常固”, 阐明了宏观管理的时效性、连续性, 以及经济运行的动态平衡。

轻重管理的均衡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提到的“物贱伤农, 钱贱伤贾”, 管子深刻地认识到了物价和币值之间对应关系。他建议, 当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况时, 就增加财政购买和货币发行, 以市场价格收储一部分粮食, 同时, 伴随着政府购买的增加、市场供应的减少以及货币发行的增多, 粮价因之得到提高。当粮价过高时, 为防止出现大商人通过垄断来哄抬价格、小商人因物价过高而销量减退的问题, 国家就应该增加粮食的供应, 并回笼一部分货币, 这样便实现了一种供需平衡方面的调和。同时, 在低买高卖的过程中, 政府也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

币值先稳的需求刺激思想

需求刺激思想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创举, 管子在一次与齐桓公的对话中提到, 在帝尧的时候“山不童而用赡, 泽不弊而养足, 耕以自养, 以其余应良天子, 故平”, 意思是说那时地广人稀, 耕地足够自足自给, 并有余粮可以上缴国家, 因此无需官府, 百姓也能安居乐业。而到了周朝“地重人载, 毁弊而养不足, 事未作而民兴之”。即:人口增多, 土地相对稀缺而昂贵, 百姓生活贫困而食养不足, 但若能大力发展工商业, 则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市场化, 进而刺激农产品生产, 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这段对话揭示了从单纯强调扩大生产转向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两者并重的现实根据。

刺激需求是有条件的, 他讲“天子臧珠玉, 诸侯臧金石, 大夫畜狗马, 百姓臧布帛”, 不然的话, 强者智者占有和操纵珠玉, 使贵重的物品降价、轻贱的物品涨价, 很多人就会因之不得生计。这段话, 从实物货币和必需品内在关系的角度解释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当实物货币大量流向市场时, 就容易被垄断和操纵, 粮食必需品价格就会大起大落, 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所以《管子》提出利用社会等级划分, 把避免通货膨胀问题作为刺激消费的基本前提, 然后进行消费的结构性刺激, 从而实现财富的合理性转移。

虽然, 在当前的社会文明中等级思想早已不再实用, 但我们可以从《管子》的消费思想中汲取这样一个经验, 即应该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消费刺激政策前提, 而非其手段或途径。在前面提到的“贵重的物品降价、轻贱的物品涨价, 很多人会因之不得生计”, 就生动地阐明了没有提前控制好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具体来讲, 一国通货膨胀持续增长, 货币的购买力就会下降, 人们的工资收入增长过于滞后, 这导致两个方面问题:一个是人们对货币收入的需求更加迫切, 一个是人们的消费支出增长率不得不降低, 前者促使人们投入更多努力, 而后者导致市场消费低迷。因此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即利用适度通货膨胀促使投入更多的劳动可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财富, 进而有利于改善人们的收入状况。同时, 若再通过宏观调控等手段来有效刺激消费需求, 那么经济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这是很多人认为适度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

但这种观点过于粗疏,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 人们的劳动投入并非都单纯地出于对增加收入的考虑, 如果把增加收入作为人们不得不时刻面对的问题, 在这种迫使而非刺激或引导下, 人们就会放弃很多其他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造成很多经济短视行为。因此, 长期的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和两极分化;会导致对合理创新的阻滞和市场中劣质品的泛滥;导致对资源的过度浪费和对环境问题的严重忽视;导致社会金钱观更加强烈, 以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人们幸福感的缺失和个人收入危机意识的强化, 特别是快节奏的忙乱使人无暇顾及自身发展和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 等等。相反, 如果通货膨胀保持一个很低的水平, 人们有一种相对可观而稳定的收入, 那么, 人们可以静下心来做点事情, 技术进步和经济质量成为可能, 社会更加追求一种理智和正义, 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也将进一步推进, 生态环境得到很好的关注和持续的改善, 金钱以外的其他有益价值也会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此, 通货膨胀不仅事关经济问题, 同时也对生态、社会甚至政治等方面有着深远的重要影响。

结构治理的双向互补思想

《管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的辨证思维, 比如, 有的政策出台貌似是矛盾的、对抗性的, 有的甚至是方向相反的, 但是能够在结构治理过程中找到一种结合点, 使冲突的两个政策, 成为重要的互补关系。比如, “知侈俭则百用矣, 故俭则伤事, 侈则伤货”, 即:过于节俭, 就会抑制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创造, 反之, 过于奢侈又会危及国家经济基础, 惟有将二者有机结合, 才能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良性循环。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结构治理思想, 建立结构框架, 进而进行结构性调整, 这是提高政策针对性和时效性的重要法宝, 否则就会出现很多偏颇。比如在没有有效解决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前提下, 单方面通过扩大货币发行量来刺激生产所引发的问题。货币量增发导致了通货膨胀, 消费者购物需要付出更多的钱, 因而他们的财富减少了。相应地, 这些财富应该流到了生产者手里才对, 其实不然, 因为消费市场之外还存在一个生产资料市场。由于土地和资金等生产投入品价格的人为操纵和不断上升, 产品生产成本不断升高, 生产者的利润空间不断没有扩大, 反而由于其利润回报率远低于土地、资金等成本的增长率, 其利润流失了。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金融系统和土地实际占有者占据了经济体中的主体福利, 并将实体经济利润推向边缘化, 遂使原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扭曲, 部分领域的经济泡沫更加膨胀。此外, 它还会使广大农民、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失, 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与之相反, 只有供需双向互补的结构性综合治理, 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好上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