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管子》（精选12篇）

《管子》 篇1

《管子》一书是托名管仲所著, 但是此书显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 它兼有战国至秦汉的思想。《管子》一书包含了丰富的分配思想, 下面我们就对它的分配思想进行浅析。

一、分配制度上的改革

《管子》在《治国》篇中讲到“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管子认为治国的要务首先要富民, 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容易治理。但是, 在当时早期的阶级社会中, 阶级压迫已经成为正常的事情, 阶级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 要谈“民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 管子为了使“国强民富”, 他提出了新的分配制度:“均地分力, 与之分货”。

“均地分力, 与之分货”的分配制度在当时公田制为主的封建社会中是伟大的创新, 并且是进步的思想。何谓“均地分力”?“地之不可食者, 山之无木者, 百而当一。涸泽, 百而当一。薮、镰纆得入焉, 九而当一。蔓山, 其木可以为材, 可以为轴, 斤斧得入焉, 九而当一。汛山, 其木可以为棺, 可以为车, 斤斧得入焉, 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 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 可以为车, 斤斧得入焉, 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 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从这段话中, 可以看出《管子》讲的“均地”是指把不同种类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折合, 而不是把土地进行平均分配, “百而当一, 九而当一, 十而当一, 五而当一”是指因为土地的质量不同进行折合的标准, 差的“地之不可食者, 山之无木者”, 百亩折合成耕地一亩;好点的“蔓山, 其木可以为材, 可以为轴, 斤斧得入焉”, 九亩折合成耕地一亩;优良的“林、其木可以为棺, 可以为车, 斤斧得入焉, ”五亩折合成耕地一亩。“均地分力”是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全国的公田进行分配, 从而更有效率的计算出了全国的耕地面积, 更有效的为人民群众分配了耕地, 并且还有“与之分货”的配套措施, 大大的提高了老百姓的生产的积极性。

《管子》中提到了“均地分力”后生产的情形“均地分力, 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 日月之不足, 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 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为而不倦, 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 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 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 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 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对于分到公田的的人民国家就要“与之分货”, 将生产出的一部分农产品分给人民, 这样百姓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 因为直接关系到自身分配的多少, 所以“夜寝蚤起, 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为而不倦, 民不惮劳苦”, 从而使得“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殚”, 人民不怕辛苦, 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

《管子》对于分配制度的改革, 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放了生产力, 发展了生产力。这一思想对于今天我国的分配制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的分配制度极大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国不强民不富, 改革开放后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大大的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进步, 经过实践的证明,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强民富”, 这一思想早在《管子》中就有所体现, 它告诉我们制度要不断的顺应形势的变化, 生产关系要不断的顺应生产力的发展。

二、适度分配

分配制度上的改革使得物质财富得到丰富, 君主征收的费用怎么算呢?《管子》针对当时的国民情况, 提出了“适度分配”的思想:“取于民有度, 不夺民财”, 就是指君主要体恤百姓, 征收赋税要有度, 不要抢夺人民的财产。

劳动者要上缴一部分物质财富给统治者, 但是这个上缴的“度”是多少呢?这个“度”又是如何计算的呢?《管子》中讲到“夫民之所生, 衣与食也;食之所生, 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 食民有率, 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 亩取一石, 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 糠秕六畜当十石, 则人有五十石, 布帛麻丝, 旁人奇利, 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 民有余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是指一家人而言的, 则“人有三十石”, 其余的“果蓏素食当十石, 糠秕六畜当十石”, 就一共有五十石, 这五十石就是管子的“度”, 那么其余的产品就是让统治者征收走了。《管子》的这个度是在考察民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 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得出的, 所以是科学合理的。

那么这个“度”是不是一定的呢?在丰收的年份和歉收的年份, 统治者如何进行计算呢?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度”是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前提下的, 而在实际情况中, 我们都知道, 统治者要求人民每年上缴的数额是一定的, 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灾害, 统治者才会开仓放粮, 所以要做到“富上足下”并非是一件易事, “富上而足下, 此圣王之至事也”。但是“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 禁薮泽, 先之以事, 随之以刑……飘风暴雨为民害, 涸旱为民患, 年谷不熟, 岁饥汆贷贵, 民疾疫。当此时也, 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 ……其收之也, 不夺民财;其施之也, 不失有德”, 在这里, 《管子》明确的提出了“不夺民财”, 不管丰收还是歉收, 统治者都要做到不抢人民的财物, 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的权利, “足其所欲, 赡其所愿, 则能用之耳”, 只有这样, 百姓才会紧紧团结在君主的周围, 为君主创造更多的财富。

《管子》注重适度分配,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保证了本国人民基本的生活权利, 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其他的福利, 对于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都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管子》的适度分配是顺应民心, 顺应时代的, 在当时残酷剥削的阶级社会中, 它保证了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利。

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物质财富还不是很丰富, 但是一个国家要想强大, 就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的关系, 给予人民相应的福利保障是必须的。我国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救助了很多贫困的人, 发挥了它的作用;取消了农业税, 并给予了人民种粮补贴;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我国政府正在给人民分配福利, 为人民着想, 虽然现在很多的体制还不完善甚至没有发挥出它的作用, 但是我们应该对政府有信心, 相信我国政府也可以做到“取于民有度, 不夺民财”。

三、公平分配

《管子》中不仅提到了适度分配, 还讲到了要公平分配, 这里的公平分配并非是平均分配, 大家无论谁分到的都是一样多的, 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劳动自身的付出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管子》所讲的公平其实是在进行国家和个人划分中的公平。《管子》中提倡了这样一种思想“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那政府是不是就不会照顾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呢?不是, 在上面我们提到过, 对于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政府都有所照顾的。那么, 既然承认“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政府对于贫富差距是不是没有任何限制呢?不是。对于贫富差距这个问题, 《管子》中注意到了效率这个因素, 同时也考虑到了公平的重要性, 因此, 要做到“贫富有度”, 只有“贫富有度”才能使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贫富有度”就是反对暴富者, 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暴富者反对贫富差距呢?《管子》中曾说过人民懂得仁义之后要懂礼必须要由“八经”来引导, 这八经就是“上下有义, 贵贱有分, 长幼有等, 贫富有度”, 只有通过这八经引导, 人民才能懂礼仪。“上下无义则乱, 贵贱无分则争, 长幼无等则倍, 贫富无度则失”, 在这里, 《管子》提到了贫富无度的危害是“失”, 那为什么会“失”呢?《侈靡》篇中讲到“甚富不可使, 甚贫不知耻”, 人民太富或者太贫都不容易治理, 所以君主就要尽量做到“贫富有度”。贫富差距大了会有什么危害呢?“岁有凶穰, 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 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 故使蓄贾游市, 乘民之不给, 百倍其本。分地若一, 强者能守;分财若一, 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 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 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 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 万民之不治, 贫富之不齐也。”在这里, 《管子》告诉我们贫富失衡会带来的危害, 暴富者不好管, 因为他们会因为利益而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欺压百姓、与民争利, 扰乱社会秩序, 同时他们也更容易结党营私、与官勾结, 无形中也会与国家争利;而贫民多有刁钻者也不会好治理;同时, 贫富差距过大则会使的社会矛盾加剧, 不利于国家统治, 不利于社会安定。《管子》中对于租税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分配的思想“去其田赋, 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 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 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 用租税来调节分配, 实现贫富有度, 《管子》中的思想确实值得后人好好借鉴。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要做到“贫富有度”是非常不容易的,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 但是现在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0.5, 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 财富分配非常不均。一方面是一掷千金、暴殄天物无休止的奢侈浪费, 另一方面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民, 这两个极富和极贫社会阶层的存在, 不仅仅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而且会影响国家的全面发展。税收与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 我国的税收在调节居民的收入分配上地位存在着弱化和缺失。完善我国的税收调节体系, 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扩大中等收入者范围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只有这样, 我国才能逐渐发挥税收的作用, 努力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从而减少很多社会问题, 尽快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几千年来, 统治者一直在追求一种较为合理的分配方式, 一种既可以维护国家的利益而又不会与民争利的分配方式, 也就是在国家与人民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管子》做到了, 无论是进行分配方式的改革还是实行适度分配、公平分配, 其实《管子》都是在进行着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划分, 并且有效的是两者都实现了发展。孔子曾称赞管仲:“管仲相桓公, 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至于今收其赐。微管仲, 吾共被发左衽矣”, 而当时的齐国正因为有了管仲, 才能迅速的崛起, 称霸诸侯, 历史的实践是对《管子》分配思想最好的肯定。

参考文献

[1]管子:注释本/孙波注释.乘马第五[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2]管子:注释本/孙波注释.禁藏第五十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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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子:注释本/孙波注释.五辅第十[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5]管子:注释本/孙波注释.国蓄第七十三[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6]管子:注释本/孙波注释.山国轨第七十四[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管子》 篇2

【摘 要】管子关于为政之德的思想深刻体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管子论为政之德主要集中在以民为本、以德化民、藏富于民以及选拔贤良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管子 政德 政治

管子(?—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春秋时期齐国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早年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后来与鲍叔牙分别做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经鲍叔牙举荐，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任其为相。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励精图治，厉行变法，对内政外交各个方面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管仲执政四十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霸主，立下了卓着功勋，被齐桓公尊为仲父。管子关于为政之德的思想深刻体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

一 顺应民心，以民为本

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管子既强调人事，也重视天道。在管子那里，天道代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总和，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和作用。因此为政者不可企图用人为的力量颠覆客观规律，否则会招致严厉的惩罚。管子说：“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即是说，顺应天道行事，远方的人都会来归附;人为地做坏事，即使是近亲也会众叛亲离。顺应天道，就能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违逆天道的人自以为是，却往往弄巧成拙，显得才力不足、顾此失彼。管子由此认为，人事与天道有很大的相关性，顺天道去做事，天就会成全他;而逆天道而行，天就会违背他。

管子强调顺天道并非是反对为政者积极地有所作为。管子以民心代天道，把天道置换为民心。管子认为，要想为国家建立不会倾斜的基础，就得先把权力交给有道德的人，即能够顺应民心的人。因为要想让政令得到顺利传达和执行，就得首先使政令顺应民心。如管子所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

管仲非常注重民意，认为民心向背关系着国家治乱和兴衰，决定着统治的成功与否。单靠刑罚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仅凭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为政者的地位就危险了。他以此告诫为政者民心向背对国家的重要性说：“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管子?牧民》)即是说，在室内讲话，要开诚布公，使全室的人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光明磊落，使满堂的人都听到。在管子看来，为了取得民众的拥护，必须顺应民心，要顺应民心，首先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证。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而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所以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君主作为民众的表率，不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为，还要有光明正大的气度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如此才会赢得民心。管子说：“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管子?形势》)即认为，天下人所情愿归附的，是内心真正行德的人。而独断专行的国家，必然劳神费力却灾祸不断;独断专行的君主，必然品行卑劣而没有威望。管子比喻说，这好比自做媒人议定自己婚姻的女子，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

二 张扬四维，以德化民

如何治理万民?在管子看来，严苛的政令和空洞甚至言行不一的说教，会失去民众的信任。管子认为，政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没有政令，依靠教化也可以役使民众，而且教化能够更好地达到治理效果。至于政令，管子以少用为原则，而这正是天下太平的征兆。管子说：“教之始也，身必备之，辟之若秋云之始见，贤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爱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贤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贤，不肖恶得不化?今夫政则少则，若夫成形之征者也。去，则少可使人乎?”(《管子?侈靡》)即认为教化要求教化者本身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使得贤者与不肖者都被感化。通过教化，为政者恭敬地对待人们，仁爱地役使民众，形成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治理氛围。这样，即使贤人少，不肖者多，通过教化不肖者也会有变化。

中国自古以来，君主就自称“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天下臣民。不过，权利和义务一向相伴而行，君王广有天下的同时，也要履行表率的`义务。教化民众敬畏天地、敬奉祖宗，维持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更是义不容辞。通过什么教化民众?管子认为，国家的“四维”能够得到发扬，政令就可以顺利推行。如管子所言：“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管子?牧民》)

什么是四维?礼义廉耻。管子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认为有了礼义廉耻，人们就不会越轨，国家的地位就安稳。

《管子》选读 篇3

德有“六兴”……什么叫六兴呢？是：开垦田野，建造住宅，研习种植，勉励士民，鼓励农耕，修缮房屋，这叫作改善民生。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重视迎送商旅往来，这叫作输导财货流通。疏浚积水，修通沟渠，疏畅回流，清除淤泥，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作便民以利。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作从宽执政。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慰问疾病，吊唁祸丧，这叫作救人之急。给挨冻的人衣服穿，给饥渴的人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作救人之穷困。这六个方面都是在兴举德政。这六项如能实行，则百姓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只有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才能够听从君主；只有百姓服从君主，政事才能办好。所以说德政是不可不兴的。

管子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之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小称》）

管子说：“修养恭逊、敬爱、谦让、除怨、无争的心态以互相对待，就不会失去人心。尝试多怨、争利，相互对待不讲恭逊，则自身难保。恭逊敬爱的道理太伟大了！遇有吉事可依此主持祭礼，遇有凶事可依此主持丧事。从大的方面看可以治理天下而不会不够，从小的方面看可以完善一人而不会多余。实行于中原、华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的世界，都以它决定治乱。身上感染上它就有荣光，身上没有它就会受辱。认真地身体力行而不懈怠，即使是残戾凶暴的人也变化为相爱；如果抛弃了它，即使是兄弟父母也能变为相恶。所以，在身上使之或爱或恶，在名声上使之或荣或辱。其变化名物的作用，和天地一样大，所以先王称之为‘道’。”

《管子》消费观简论 篇4

马克思指出:“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 每天都要消费”。消费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 它不仅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而且受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制约。《管子》消费思想也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反映。

《管子》的消费观首先是一种主俭的消费观, 这一观点的提出同农本经济的不稳定性有密切联系。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十分严重的国度, 特别是早期的农业经济, 由于环境的恶劣和技术水平的低下, 人们的抗灾救荒能力极为有限。“靠天吃饭”的先民们时常受到饥谨灾荒的威胁, “天时不详则有水旱, 地道不宜则有饥谨”, 每次灾荒的肆虐, 都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使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正是基于这种分析, 《管子》提出“纤墙省用, 以备饥谨”的主俭观。因此, “纤墙省用”首先作为摆脱饥谨灾荒困扰的有效手段而提出, 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

备饥救荒, 需要有一定的生产生活必需物资的储备, 为此, 作为普通百姓应该“节饮食, 撙衣服”作为统治阶级, 则应该消费有度, “故圣人之制事也, 能节宫室、适车舆以适藏, 则国必富”。国库富足, 如果偶遇饥荒, 国家就有能力赈济灾民, “衣冻寒, 食饥渴, 匡贫, 赈罢露, 资乏绝”。

“纤墙省用, 以备饥谨”只是《管子》主俭论的表层原因。在更深层次上, 《管子》所以提出“毋侈泰之养”, “国富, 不侈泰, 不纵欲”, 是为了禁奸邪, 定国家, 防止民贫思变, 揭竿而起, 危及统治阶级利益。因为“地之生财有时, 民之用力有倦, 而人君之欲无穷, 以有时与有倦, 养无穷之君, 而度量不生于其间, 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 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 用之有止, 国虽小必安, 取于民无度, 用之不止, 国虽大必危”, 作为人君, 不仅应取民有度, 而且应量入为出, 用之有节, “凡牧民者, 以其所积者食之, 不可不审也”。农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 农民劳动的支出也是有限度的, 而国君的欲望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产和劳力, 要想满足国君的无穷欲望是很难的, 如果取之无度, 用之不止, 那么上下的矛盾必然加剧。“穷则思变”, 《管子》的作者们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 “国侈则用费, 用费则民贫, 民贫则奸智生, 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 生于匮不足, 匮不足之所生, 生于侈, 侈之所生, 生于毋度”。《管子》层层深入, 揭示了民变隐患的根源在于统治阶级的奢侈无度, 因此, “审度量, 节衣服, 俭财用, 禁侈泰, 为国之急也”。由此可知, “俭财用, 禁侈泰”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统治地位的稳固, 这才是《管子》主俭论的主旨所在。

为了消弭祸乱, 禁绝“奸邪”, 围绕“俭财用, 禁侈泰”, 《管子》提出了“俭约适中”的消费原则, 认为消费应从实用出发, 但必须足以辩贵贱, 分等级, “明君制宗庙, 足以设宾祀, 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 足以避湿寒暑, 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 足以辩贵贱, 不求其观”, “俭约适中”这一原则果真推行, 将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呈现出“农夫不失其时, 百工不失其协, 商无废利, 民无游日, 财无砥觯”的繁荣景象。在《禁藏》中《管子》对这一充满功利色彩的消费准则作了进一步论述:“故立身于中, 养有节:宫室足以燥湿, 食饮足以和血气, 衣服足以适寒温, 礼仪足以别贵贱, 游虞足以发欢欣, 棺春足以朽骨, 衣衾足以朽肉, 坟墓足以道记”, 这样就使得衣食富足, 上下相亲, 趋福避祸, “适身行义, 俭约崇敬, 其唯无福, 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 离度绝理, 其唯无祸, 福亦不至矣。”消费不仅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而且受一定社会意识的影响。在一个讲究礼仪和等级森严的国度里, 其消费意识也是建立在等级礼制之上的。在俭约适中的原则下, 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等级存在着等级分明的消费标准;并且通过爵禄服制以“辩贵贱”, “辩于爵列之尊卑”。在《立政?服制》中对此作了详细阐述:“度绝而制服, 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 衣服有制, 宫室有度, 六畜人徙有数, 舟车陈器有禁”, 衣食住行莫不存在消费等级, 不仅生时有别, 就是死后用藏也有定制, “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春、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 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户多资, 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 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 将军大夫以朝, 官吏以命, 士止于带缘, 散民不敢服杂采, 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馀戮民不敢服丝, 不敢畜莲乘车”。

《管子》还从养生学角度出发, 指出俭约适中利于健康长寿:“起居时, 饮食节, 寒暑适, 则身利而寿命益。起居不时, 饮食不节, 寒暑不适, 则形体累而寿命损。人惰而侈则贫, 力而俭则富”。饮食起居, 一定要俭约有度, 这样才符合养生之道。

综上所论, 《管子》主俭观主要为了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固, 这是它的阶级本性使然。值得肯定的是, “纤墙省用”、俭约适中的消费指导思想, 对于备荒救灾, 保持社会安定, 保护农本经济的发展, 有着积极意义。因此, 《管子》指出, 圣明的君王之所以“不美宫室, 非喜小也;不听钟鼓, 非恶乐也”, 而是因为这样侈泰将有“伤于本事, 而妨于教也”。

奢和俭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是辨证的统一。《管子》在提倡崇俭的同时, 在个人生活消费和管理国家上也要求从奢, 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侈糜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特别是从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上, 提出了“俭则伤事”, 侈糜消费可以刺激生产、调控社会的独到见解。

《管子》首先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认为侈糜好乐是民众的普遍心态, 对于美好舒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是芸芸众生共同的不变的主题。“饮食者也, 侈乐者也, 民之所愿也”, 只有满足了民众的欲求, 国君才能“用之”, 是“民为之而战”, “足其所欲, 瞻其所愿, 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 食野草, 饮野水, 孰能用之?”对于民众需求的满足, 对于民众侈糜好乐的默许, 是建立在对其役使基础上的, 是一种驾驭民众权术的变通。

《管子》认为, “俭则伤事”, “不侈, 本事不得立”, 侈糜消费可以“兴时货”, 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富者糜之, 贫者为之”, , 为了满足富者的侈糜生活, 需要各行各业为其提供消费品, 从而推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使从事不同职业的贫民衣食相安。“巨瘗堷, 所以使贫民也;美垄墓, 所以使文明也;巨棺椁, 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 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 故有次浮也, 有差樊, 有瘗藏。作此相食, 然后民相利, 守战之备合矣”。这就是说, 富人的侈糜消费, 不仅可以改变生产停滞、流通不畅的局面, 而且可以使贫民衣食有源, 利于社会的安定。

《管子》还把国家的侈糜作为解决贫民就业平抑灾荒的手段。农本经济受自然的影响特别大, 一旦遇有水旱灾害, 将会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 无所依傍, 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遭受极大损失, 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动荡。在这种非常情况下, 国家提倡侈糜, 大兴土木, 国家投资来兴建宫室台榭, 富有者也出资进行侈糜性建设, 可以给贫民提供就业机会, 帮助贫民度过灾荒, 从而带动不景气的社会经济走出低谷, 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动荡的困饶“, 上侈而下糜, 而君、臣、相上下相亲, 则君臣之财不私藏, 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若岁凶旱水溢, 民失本事, 则修宫室台榭, 非丽其乐也, 以平国筴也”。由此可见, 侈糜并非目的, 而是国家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项平抑灾荒安排就业的经济政策, 是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 对复苏经济、稳定社会有着积极作用。

此外, 《管子》还试图从货币 (金) 与商品之间的对比关系来阐释“俭则伤事, 侈则伤货”。所谓“俭则伤事”, 是因为“俭则金贱, 金贱则事不成, 故伤事”。所谓“侈则伤货”, 是因为“侈则金贵, 金贵则货贱, 故伤货”。“金贵”与“金贱”即货币的升值与贬值都不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因此, 要作到既不伤事又不伤货, 就必须正确掌握货币和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很明显, 用金的数量多少来解释其贵贱, 这是一种货币数量论的观点, 当然是不对的;但是, 金 (货币) 的数量和商品价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却是事实。《管子》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作出这样的分析, 是难能可贵的。

《管子》消费观的两个方面, 既主张节俭, 又提倡侈糜, 二者似乎是互相矛盾的, 但在《管子》论述中是完全统一的。

首先, 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论主俭还是主奢, 其首要目标是为了发展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 巩固封建统治, 稳定社会秩序, 富国安民, 这是《管子》消费思想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 《管子》对贫富作了一番比较, 如果太穷, “甚贫不知”, “民贫则难治也”;但如果太富, “甚富不可使”, 人民太富了则很难驾驭,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 比较的结果认为, “民富则不如贫”。因此, 俭与侈仅仅是手段, 二者服务并统一于如何更好地驾驭民众, 巩固封建统治这一目的。

其次, 二者都是国家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而采取的不同的经济杠杆。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的, 即“俭则伤事, 侈则伤货”, 节俭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侈糜则不利于财富的积累。情况不同, 各有利弊,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提倡节俭或是侈糜, 以引导社会的生产和消费。

最后, 二者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 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从《管子》中可以看出, 作者偏重于强调节俭, 把俭约适中作为指导社会消费行为的基本准则, 具有普遍性;侈糜主要是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手段而提出的, 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总之, 俭侈统一的消费观是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之上的, 不仅反映了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低下的消费水平, 而且反映了当时的宗法等级观念。但是, 《管子》提出的以俭、侈消费作为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的思想对于今天不无启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191页

[2]《管子·五辅》

[3]《管子·禁藏》

[4]《管子·重令》

[5]《管子·权修》

[6]《管子·八观》

[7] (12) 《管子·法法》

[8]《管子·乘马》

[9]《管子·立政·服制》

《管子》名言名句 篇5

1、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2、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3、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

4、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

5、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6、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7、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8、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

9、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

10、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

11、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

12、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

13、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

14、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

15、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

16、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

17、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

18、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

19、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

20、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

21、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

22、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23、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

24、仁从中出，义从外作。

25、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

26、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

27、道也者，上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也。

28、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

29、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

30、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

31、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

32、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毋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此谓无外内之患。

33、鱼鳖之不食者，不出其渊;树木之胜霜雪者，不听于天;士能自治者，不从圣人。

34、人之可杀，以其恶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

35、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

36、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

37、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

38、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贼。

39、功成者隳，名成者亏。日极则仄，月满则亏。

40、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41、圣王日食则修德，月食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风与日争明则修生。

42、天因人，圣人因天。天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

43、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

44、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

45、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

46、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47、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48、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

49、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管子的经济思想浅议 篇6

管子出身卑贱，三仕三见逐于君，正是这种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验和屡试屡败的人生经历的磨炼，使他在重重打击后不丧其志，不堕其才。反而在摸爬滚打中深谙了时世为人之道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及出于常人的识才之器。管子的思想兼有法家儒家之精义，但却又取其长避其短。在国家行政治理上提倡顺民、爱民、民本之思想，以“国之四维”规范社会民众；以法治和教化治国安天下。《牧民》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来；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他的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实贤能者治理国家的要义。娓娓读来，感性者无不为之动容，理性者无不为之赞赏。这区区数语，在情在理，管子真不愧是春秋乱世的英才。自姜太公始封齐地之始，齐国就实行了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从太公时就“便鱼盐之利”，到“设轻重鱼盐之利”，使齐国渔盐业“通输海内”。可以说，齐国的强大并非一日之功，齐国历代的重贤治之的良好风气和重人重才的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顺民而治之

管子在《牧民》中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治国安天下，首先要有经济基础，不致百姓因动乱而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为国民创造了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这样人民才能有余力去经营其它活动，统治者才能在道德上要求国民。之所以为“牧民”，正是“治之安之吾民”之义。这也是牧民二字的真正意义所在，我认为这是管子思想最出色最闪光之处。对于19世纪的“实业报国”企业家们，我也总是对他们怀着一种崇敬的情结。

管子在《治国》中说：“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的管理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重人”，既重人才也重视百姓，他说：“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还说“府不积货，藏于民也”。要称霸众国，治国安邦，成大事之王者，其谋士和国民是第一位的。成功的统治者一定是善于生财于民，分利于民，藏富于民。并且君若“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应该量力而行，善用民力，不可过分苛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人以德使”，“德以合人”，因此得民得才是治国之本。

二、管理四民

管子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他认为四民杂处不利于社会安定，依业分居可使社会的分工不可逆转。国民各有专业，各司其责；“市者可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要控制商人数量，因为商业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商业发展不能以削弱其他产业为前提，更何况在当时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划三个商人乡，使其“互不杂处”，各居其地，把商业变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世袭产业。

三、干预国家经济

干预国家经济是管子的重要主张：“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是说国家要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在当时的社会，市场规模较狭小，而且统治者有双重身份，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所以控制本国市场而掌握本国的经济发展。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筴也”，当在自然灾害横行、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农民出现生存危机时，大量劳动力富余，国家就应让农民有事可做，有活可干，可以立身活命，此时的修筑工事证实为百姓提供劳动机会，扩大内需，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实行的“以工代赈”和管仲的理论及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管子是中国的经济之父，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第一、二产业的管理中，管子主张“不夺农时”，“五谷宜其地”。齐国靠海滨，盐业资源丰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政策使齐国政府掌握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经营环节。当远离海滨之国食盐匮乏时，盐价猛涨，这时齐国把食盐运出国外出口，会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得成金万二千余斤”。对本国实行“正盐策”。齐国的铁也实行专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还设了盆铁官，实行垄断专卖，寓税于物价之中，通过调节物价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国家就能控制住盐铁的价格，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齐国的盐铁专卖，要优于过去的人头税和苛捐杂税。

在管理商业中，他说：“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固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一年四季，谷价在商品供应不足时就高，在秋收商品过剩时就低，如果国家不予以调控，游商会趁机赚取十倍或百倍的利润。所以国家在经济上要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国家在粮食收成不好时投入足够的粮食和货币，进行“官贷”，防止游商利用农民的困难急用而大发不义之财。《乘马》中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不给，百倍其本”。

“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为防止商人势力过大而威胁朝廷统治，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就要在政治上限制商人，防止他们取得政治权利。《管子•立政》载：“度爵而制服……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要奉行“官不得商，商不得官”，为官者不经商，经商者不为官，这样可有效防止和避免腐败。目前，我国也实行了国家公务员不得在企业兼任领导职务的政策，这和管子“官不得商，商不得官”的经济管理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当前防止腐败的有效举措。

四、国内外市场

“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表明管子对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清醒的认识，此地可聚财生财，促进生产，产生利润。所以齐桓公在任时大力发展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管子的《乘马》说：“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方圆六里称之为暴，五暴为一部，五部为一聚。在五部之地就应有集市，如若不然则百姓就因无日用而困乏。齐国的市场是朝聚夕散，早晨人们“皆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

“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管子•轻重乙》规定的更具体：有一乘（四马所拉的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三乘的商人除免费吃饭外，还外加供应马的饲料；有五乘的商人不但免费吃饭和供应马的饲料，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到在齐国进行商贸的商贾，在路上你争我赶，唯恐他人先入而自己享受不到优惠服务。

“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提出国家要避免在海关和国内流通市场上重复征税，这样不利于国家对外贸易，促进国际贸易发展。这样的措施有利于商品流通，刺激进出口，并且吸引国外投资。这些旨在招引外国商人而实施的举措，为管仲的“来天下之财”创造了条件。管子实行有效的对外开放政策措施，通过渤海与燕国进行海上贸易，这些优惠政策实施的结果，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

五、调节物价

“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是说如果催征催得太急，百姓手中无钱，就只好贱卖手中的粮食，这样粮价就会下跌。政令的缓急影响到百姓的负担，所以统治者要慎重政令缓急。齐国的市场管理是通过“轻重之术”的手段来调节余缺，平仰物价，打击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散之以轻重”，“予以准平”。在粮食出现歉收时，政府投入足够的粮食和货币，进行“官贷”，防止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致于因奸商的豪夺诈取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发生暴动。

“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时进行收购，待供小于求时高价出售。正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政策来调节商品价格。粮食丰收，供过于求而价格下跌。这时国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大量收购粮食。遇到荒歉年景，粮食歉收，需求大于供应，粮价就升高。这时国家把国库粮食投入市场，使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恢复正常价格水平。对于重要的商品物资，这样可以防止粮食丰收时商品因过剩降价而低价被他国购买，导致的商品外流，又在他国商品价格低时本国实行高价政策，吸引他国商品输入，这样在买卖中的国家也能获益；但对齐国富产而消费不了的商品，则采取“天下高我下”的刺激出口的政策，这些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他诸侯国此类商品的价格，以低价出售，减少商品在本国积压的成本。“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管子以权物“轻重”的治理手段管理市场，实质在于用经济手段平抑物价，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稳定社会秩序。因为平抑了物价。

六、国民同“功利”

《禁藏》中说：“凡人之情，得所欲择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管子认为人性顽劣，非利害不可治之，如果人的本性是逐利，那么就以“利”驱使他们的活动。他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出。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主张“拾之以财”、“遗之以利”，要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霸言》）。《白心》中还明确指出：“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这里的“仪”、“当”、“道”意思是一般的道义准则，但如果不合乎于“仪”、“当”、“道”，那尽管有利可图，也不可为之。所以，对于《管子》的“功利”直接并不是见利忘义，而是顺民顺义，管子顺依人的本性治理国家，才可以趋利避害，治国的效果事半功倍。“功利”一词首先就是由《管子》提出的。《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国家如果掌握此规律，所作所为顺应民之益，民之利；把民利与国利环环相扣，在实现国家功利的目标同时利民富民。《管于》重视现实利益，也强调道义的价值，表达了他希望执行的重利、明义的治国要义。

齐国在市场管理上采取了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齐国的市场异常繁荣，经济上得到了长足发展。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与卫、郑、宋三国之君盟于鄄，诸侯威服，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齐国称霸于中原。到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诸侯会盟于葵丘，齐国霸业达到顶峰。这不可不说是出自管仲的才能和谋略。司马迁曾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子镀锌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篇7

关键词：镀锌,锌层厚度,脱落,解决措施

于现阶段造船工艺要求越来越高, 造船公司在管子镀锌质量方面屡次遭到船东投诉, 为了解决该问题, 联合与本公司有长期业务来往的镀锌厂家, 共同针对管子镀锌现阶段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本文主要探讨了现阶段影响管子镀锌质量的原因及相关的解决措施。

1 锌层厚度不均匀, 容易脱落问题解决措施

按管子镀锌执行标准, 管子锌层厚度应为80~120μm, 现阶段对多个批次管子测得厚度为100~180μm甚至达到200μm以上的不均匀厚度, 容易在厚度较大的部位发生锌层剥落。经过多次与厂家研究商讨, 应该从管子生产及镀锌施工工艺两个方面改进。

(1) 管子生产过程对镀锌前质量的改进措施。

镀锌厂采用最传统的酸洗去除镀锌有害物工艺 (打砂机械除锈成本较高) , 酸洗时间不够及酸液浓度不够等原因, 导致在管子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无法去除, 造成锌层容易脱落。我公司在管子制作过程产生的常见有害物有三种:管子油漆标识污染、弯管润滑油污染及数控等离子切割渣污染。这三种有害物很难通过酸洗工艺去除, 应在管子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镀锌有害物污染。

管子油漆标识污染的改进:管子生产过程标识码起到重要的分理作用, 标识码跟着该管子走完整个生产流程, 一般不可用容易脱落的粉笔代替。标识码可由白色油漆标注改为白色粉性水彩粉加水调制后标注, 水彩粉可溶于水及酸液减少对镀锌层的影响。水彩粉附着性比粉笔高, 不影响正常使用, 成本方面也不会造成太大提升可操作性强。

弯管润滑油污的解决:管子在弯曲加工时减少管子内壁与机器塞芯之间的摩擦一般会在管子内壁加注适量润滑油。改进弯管工艺, 塞芯选型在保障管子圆度的前提下选择小一些, 在塞芯伸出量上也尽量缩短, 减少管壁摩擦尽量不使用润滑油润滑。对一些必须使用润滑由润滑的管子应该单独存放, 避免管子内壁润滑油流出污染其他管子, 并且在镀锌前对该类管子进行酸洗除油工艺或打砂机械除油处理。

数控等离子切割渣的解决:数控等离子切割是管子相贯线加工的重要工具, 切割渣一般密集的粘附在管子切割口内壁约30 mm的范围内, 去除切割渣的最佳方法是在管段切割好后, 在最短时间内对管段进行敲击除渣处理, 切割渣附着物在高温的情况下敲击很容易去除, 如果不能完全去除应再进行局部打磨处理直到完全去除为止。

在管子生产过程中, 如果实在不能避免镀锌污染物的产生, 必须对已受污染管子进行分理, 便于区分对污染管子采取更有效的去除有害物施工工艺, 减少镀锌层脱落的几率。

(2) 影响镀锌层质量的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镀锌前质量是影响镀锌层质量的关键, 必须严格按工艺要求执行。必要时设立专人检查管子在酸洗后镀锌前质量, 仔细检查每根管子是否还存在镀锌有害物。如果有, 要重新酸洗或采取机械除锈, 不能让管子带着有害物进入锌池, 留下锌层脱落隐患。

在镀锌过程中, 必须将管子挂放尽量保持一定空间, 应平稳稍慢一高一低倾斜进入锌池;管子应全部浸入锌池内, 管子上表面浸入锌液深度为100~400 mm, 并应适当进行上下串动;管子由锌池引出时, 速度缓慢平稳保持在0.3 m/s左右, 应尽量保持倾斜或垂直位置, 以便部件上多余锌液顺流脱落, 并及时振动, 去除多余的锌。

同时, 如果锌池温度控制不好, 会导致锌层厚度不均匀, 应该控制在430°~450°左右。

再者镀锌时间控制不好, 也会导致锌层厚度不均匀。一般时间控制范围为:厚度小于5 mm的管子浸锌50~60 s;厚度在5~8 mm的管子浸锌60~80 s;厚度大于8 mm的管子浸锌70~90 s。

镀锌过程操作工人必须经过专业培训, 设立有责任心的现场工人或管理人员监控, 严格按工艺流程操作。

2 镀锌颜色容易变黑问题的解决办法

管子镀锌回厂存放一段时间后, 发现原本光亮平滑的产品表面上出现大量白色或灰色粉末, 导致管子表面发黑现象, 严重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锈斑, 镀锌颜色变黑是锌层氧化的表现, 该现象在专业上称为“白锈”现象。

经过查证管子容易产生“白锈”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1) 镀锌钝化工艺不成熟, 镀锌后容易快速氧化导致发黑, 需要对钝化配方进行调整。改用铬酸盐钝化, 配方为:Na2Cr2O780~100 g/L、硫酸3~4 ml/L。

(2) 管子回厂后保管不当, 存放在车间外露天区域曝晒及淋雨导致加速“白锈”形成。

公司已在车间内划分一块通风、干燥区域存放镀锌成品管子, 保证管子镀锌质量不受影响。由于镀锌管子过多车间内存放场地不足, 相应制作了一批专用托盘工装, 保证管子在露天存放过程中与地面有一定距离防止水浸, 并且在托盘上方有便于捆扎彩条布装置, 防止管子长时间暴露在日晒雨淋的环境中。

3 管子局部漏镀锌的解决措施

镀锌件漏镀是镀锌加工中最大缺陷之一, 除了以上提到由于管子附着严重有害物导致漏镀外, 由于船用管子弯曲多形状复杂, 局部漏镀也是管子镀锌最常见的质量问题之一。在此本文主要探讨了管子漏镀的几种形式及解决措施。

(1) 管子表面附着有害物导致无法生成镀锌层导致漏镀, 处理方法见以上第一点方式处理。

(2) 管子弯曲多形状复杂或管子长度较长等原因导致锌液无法接触管子表面导致漏镀。该问题主要是操作不规范造成, 在管子挂件时就应该考虑到挂件的方式, 要保证现状复杂或者长管子能够全部浸入锌池内部, 如果形状非常特殊必要时采取单独挂件方式镀锌。在镀锌过程中还要两头上下晃动管子3次以上, 确保锌液在管子内壁流动到每一个地方。管子在DN40以下弯曲超过4个大角度弯头, 并且弯头与弯头之间超过1 m则不适应进行镀锌作业, 尽量通过技术图纸改进分成两根管子, 减少弯头或缩短长度, 以减少发生漏镀的几率。

(3) 管子一头封口形成密闭空间, 锌液无法到达管子内壁造成漏镀。这种管子不利于锌液进入管子内部, 如果管子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管径较大达到DN100以上及长度较短在0.5 m以下可以进行镀锌作业, 如果有一个条件不能满足则需要对管子进行技术修改, 或者在管子密封部位开工艺孔, 待镀锌工作完成后再进行补孔和镀锌修补工作。

(4) 由于管子焊接处理不到位造成镀锌漏镀。常见的有管子焊接未敲渣, 镀锌后焊渣脱落造成漏镀, 必须加强焊工责任心教育, 做好焊后敲渣检查焊缝工作, 在镀锌前也要加强检查, 避免发生类似情况。

(5) 管子表面裂痕、气孔或焊接气孔缺陷导致发生针眼状漏镀黑点。该种情况的形成原因是管子在镀锌前酸洗溶液进入管子细小的缺陷内, 镀锌时锌液无法进入针眼、裂缝等密闭空间, 管子镀锌一段时间后酸液从缺陷中流出, 并迅速腐蚀缺陷周围区域造成黑色点状不断扩大漏镀。该种情况必须在镀锌前认真检查管子及焊缝表面, 及早排除细小缺陷, 以免影响镀锌质量。

4 影响管件外观质量及使用寿命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锌灰、锌渣不仅严重影响到浸锌层质量, 造成镀层粗糙, 产生锌瘤, 而且使热镀锌成本大大升高。通常每镀1t工件耗锌40~100 kg, 如果锌灰锌渣严重, 其耗锌量会高达140~200 kg。

(1) 控制锌渣主要是控制好温度, 减少锌液表面氧化而产生的浮渣, 所以更要采用有除铁功能和抗氧化功能的合金并且用热传导率小、熔点高、比重小、与锌液不发生反应, 既可减少热量失散又可防止氧化的陶瓷珠或玻璃球覆盖, 这种球状物易被工件推开, 又对工件无粘附作用。从铁在锌液中的溶解度曲线可以看出:不同的温度及不同的保温时间, 其溶铁量即铁损量是不一样的。在500℃附近时, 铁损量随着加温及保温时间急剧增加, 几乎成直线关系。低于或高于480℃~510℃范围, 随时间延长铁损提高缓慢。因此, 人们将480℃~510℃称为恶性溶解区。在此温度范围内锌液对工件及锌锅浸蚀最为严重, 超过560℃铁损又明显增加, 达到660℃以上锌对铁基体是破坏性浸蚀, 锌渣会急剧增加, 施镀无法进行。因此, 施镀目前多在430℃~450℃域内进行。

(2) 锌锅材料尽可能选用含碳、含硅量低的钢板焊接。含碳量高, 锌液对铁锅浸蚀会加快, 硅含量高也能促使锌液对铁的腐蚀。目前多采用08F/XG08/WKS优质钢板, 并含有能抑制铁被浸蚀的元素镍、铬等。不可用普通碳素钢, 否则耗锌量大, 锌锅寿命短。也有人提出用碳化硅制作熔锌槽, 虽然可解决铁损量, 但造型工艺是一个难题, 目前工业陶瓷所制作的锌锅仅能做成圆柱型且体积很小, 虽然可以满足小件镀锌的要求但无法保证大型工件的镀锌。

(3) 要经常捞渣、清渣。先将温度升高至工艺温度上限以便锌渣与锌液分离, 使锌渣沉于槽底后用捞锌勺或专用捞渣机捞取, 落入锌液中镀件更要及时打捞, 以免在锌池内长期反应生成锌渣。

(4) 要防止助镀剂中铁随工件带入锌槽, 助镀剂要进行在线再生循环处理, 严格控制亚铁含量, 不允许高于4 g/L, pH值始终保持在4.5~5。

(5) 镀液中铝少于0.01%会加快沉渣的生成, 适量铝不仅提高锌液的流动性, 增加镀层亮度, 而且有利于减少锌渣、锌灰。少量铝浮在液面对减少氧化有益, 过多影响镀层质量, 产生缺斑现象。

(6) 加热、升温要均匀, 防止局部过热产生锌渣。

如果管子镀锌后不可避免的产生少量锌渣或锌灰,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镀锌管子进行修复工作。修复的总漏镀面积不应超过每个镀件总表面积的0.5%, 每个修复漏镀面不应超过1 cm2, 若漏镀面积较大, 应进行返镀。修复的方法可以采用热喷涂镀锌或涂富锌涂层进行修补, 修复层的厚度应比镀锌层要求的最小厚度厚30μm以上。

5 结论

经过与厂家不断的针对镀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不断的在实践中加以验证, 已经逐步达到管子镀锌要求, 也得到了船东、船检的认可。在后续中还要不断的改进, 使管子镀锌质量有更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张文卫.热镀锌工艺规程[M].江苏翔宇电力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2006, 1.

[2]朱立.钢材热镀锌[M].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3.

浅析《管子》中的战争控制艺术 篇8

一、“慎谋保国”, 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作为战争控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国家利益是确定战略指导的根本依据, 战争控制要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般通过国家政治和对外政策体现出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 战争服从政治需要, 这既是对战争的总体控制, 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具体表现。

《管子》对战争控制问题的视角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管子》认为, 军队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关键, 不能废除。《管子》说:君之所以卑尊, 国之所以安危者, 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兵者, 外以诛暴, 内以禁邪。故兵者, 尊王安国之经也, 不可废也。《参患》它表明, 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因素中, 强大的军事力量最为关键, 君卑国危是由于军事力量弱小的缘故。《管子》对军队的职能“外以诛暴, 内以禁邪”的定义在先秦的军事著作中是很少见得, 从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指出了军队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 《管子》认为战争要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其在论述战争的危害性的同时, 提出了“慎谋保国”的基本观点。《管子》说, 夫兵事者, 诡物也。不时而胜, 不义而得, 未为福也。失谋而攻, 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兵法篇》这句话是说, 战争是变幻莫测的, 进行战争是一种冒险的行动, “不义”、“不理”、“不时”的战争尽管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经济上的利益, 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好事。我们可以把《管子》的作者对于战争控制的观点概括为:首先强调“慎谋”, 在慎谋的基础上重战, 归宿是保国。《管子》这种慎战思想, 在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使国家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 要尽可能把诉诸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目前, 我国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 尽管周边的态势不甚稳定,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处于战争准备时期, 因此, 我们要珍惜时代赋予我们的有利条件, 抓紧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从而担负起对内对外的历史使命。

二、“国富者兵强”,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利于战争控制的条件和形势

任何战争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利益引起的, 而一定社会的经济力量又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的影响。要实现战争控制, 不能仅凭主观愿望, 必须具备成熟的条件和有利的形势。因此, 平时要进行充分的准备, 积累进行战争控制的实力, 遏制战争的爆发。《管子》把物质财富是否充裕看作是战争胜负的根本条件。认为发展生产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 只有生产发展了, 才能粮多财厚, 国用充足, 军队才能强大, 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否则, “国贫用不足, 则兵弱士不厉;兵弱士不厉, 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 则国不安也”。 (《七法》篇) 《管子》把农业生产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由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 形成了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而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作者在《治国篇》中集中表述了这一思想:“国富多粟生于农”, “国富者兵强, 兵强者战胜, 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 强兵, 广地, 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未作, 止奇巧而利农事”。就是说, 国富才能兵强, 兵强才能战胜, 战胜才能地广。而国富、兵强、战胜、地广“必生于粟”, “多粟生于农”。所以, “家事”是“众民、强兵、广地、富国的基础。进行战争不仅依赖生产的发展, 经济的巩固, 国家集中控制命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管子》不但认识到战争胜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条件, 而且朦胧地猜测到消除战争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纵观近代中国,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因此, 《管子》强调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利于战争控制的条件和形势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兵未出, 计先行”, 灵活运用多种方式, 实施整体控制战争是交战双方展开的综合较量

浅析先秦《管子》的货币经济思想 篇9

一、《管子》展现了封建社会早期朴素、自然的货币经济思想

1.在货币起源及本质方面, 《管子》提出了“先王制币”的学说, 即“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 故托用于其重, 以珠玉为上币, 以黄金为中币, 以刀布为下币。”[1]37由此可见, 《管子》将货币的产生与“先王”的英明联系在一起, 而忽略了货币是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这是其认识的局限所在。在此基础上, 《管子》根据币材的贵重、携带的方便、获取的艰难等方面因素, 将货币分为上、中、下三等, 这种金属货币理论, 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自然表现。当然, 《管子》没有涉及货币的高级阶段, 即纸币理论, 笔者认为, 这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 是不可能有此预见或设想的。

2.在货币职能方面, 《管子》为了向当时统治者推介其货币经济思想, 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货币的职能阐述, 即宣扬货币的重要作用。尽管《管子》中并没有直接提出货币职能的概念, 但通过论述, 其中或多或少地也体现出一些基本的货币职能思想。一是储藏职能。《管子》将货币与谷物进行了等同分析, 其认为, 货币储藏是国家、组织、个体的财富象征, 其财富保有量要与货币贮藏量基本一致, “万乘之国, 不可以无万金之蓄饰”, “使万室之都, 必有万钟之藏, 藏繈千万”。与此同时, 《管子》还提出了“公币”的概念, 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货币准备金, 这也是货币储藏职能的本义之一。二是支付职能。货币的出现, 当然主要是用来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支付凭证。对这一最基本、最自然的货币职能, 《管子》涉及较多, 包括在财政交税、商品交换、借贷支付等, 其均提出了明确的货币支付内容, 如“士受资以币, 大夫受邑以币, 人马受食以币”等, 都是货币支付职能的具体表现。三是流通职能。“刀币者, 沟渎也。”[2]96在《管子》看来, 货币具有流通的作用, 其甚至还认为, 货币就好像流水的渠道, 商品交换如果离开了货币这个渠道, 就不能够正常运行和流通了。《管子》将货币流通职能进行如此高度且深刻的阐述, 在当时自然经济条件下, 笔者认为, 这也是其推介货币经济思想的现实需要。四是国际货币职能。由于封建社会早期诸侯国较多, 货币的国际职能也就应运而生。《管子·轻重乙》记述:“苟入吾国之粟, 因吾国之币, 然后载黄金而出。”从这里可以看出, 黄金担当了当时各诸侯国之间商品交换的结算和支付工具, 而在民间, 应用更多的则是铜币。另外, 从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来看, 在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葬里, 经常散布着不同诸侯国的刀、布、圆钱等, 这些铜币汇集在一起, 也说明了当时货币的通用性。同时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封建社会早期生产力的局限, 中国与其他大陆国家间基本是隔绝的, 因此这时的货币也主要是在中华大地及周边国家间进行相对广泛的流通和交易。

3.在货币供应方面, 《管子》提出了货币必要量的概念。根据国家有“万金”、“千金”、“百金”之分, 即国力和规模的大小, 《管子》要求有相应的“蓄饰”, 即相应的货币储备, 并且这两者之间要保持相对一致, 如前文所提到的“万乘之国, 不可无万金之蓄饰”。那么如何确定国家“金”的具体数量呢?《管子》提出了“币有轨”的思路, 即对一国的生产资料进行全面统计, 减去自用的部分, 其余部分的价值, 基本上就是本国所需要的货币必要量。

二、货币调控贯穿着《管子》货币经济思想的主旋律

1.通过调整货币购买力来调节物价。基于货币价值思想, 商品的价格与货币的购买力是紧密联系的“, 币重而万物轻, 币轻而万物重”, 为此, 《管子》提出了货币购买力与物价的联动方案, 即通过一系列手段和措施, 对货币购买力进行调控, 从而达到有效地掌握物价的目的:一是货币铸造与发行由国家垄断, 这既是保证货币运行的安全需要, 也给了国家操控经济提供了便利;二是根据商品流通的需要发行货币, 当市场物价较低时, 国家可以通过多投放货币来拉抬物价, 反之, 当物价过高时, 国家可以从市场上回笼货币, 促进物价向低位下行;三是通过国家收支来调整货币的运行方向, 并对货币的购买力产生影响, 其中包括用行政命令收缴富商积累的货币, 或者用货币来支付国家层面上的一些支出, 从而对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产生影响;四是推行“公币”, 由于封建社会初期谷物对国民经济的极端重要性, 因此政府为了保证耕种, 提前给百姓发放公币, 用为预购谷物之用, 到时以谷物的实际价格来结算。《管子·山国轨》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 说的是谷物成熟后, 由于收成好, 谷价大跌, 从而导致百姓要用很多的谷物来支付公币, 后来君主施恩, 只收取了百姓应交纳的七成谷物。

2. 用货币经济来保障并促进农耕。农耕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础, 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初期, 商品经济非常原始的情况下, 国家的一切重心都是围绕农耕, 因此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此为依据, 服从并服务于农耕。一是在谷物丰收时, 由于谷价低廉, 国家就“以重射轻”, 通过货币来大量收购谷物, 从而稳定谷价, 防止了谷贱伤农, 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基础, 保障了粮食安全;二是通过“公币”、借贷等货币固有的国家信用属性来为农耕服务, 并借此打击哄抬物价、操纵市场的不法商人行为;三是用货币来奖励农耕“, 民之明于农事者, 置之黄金一斤, 直食八石”, 这种直接用货币奖励的形式, 也算作是当时货币的一大作用。

3.用货币经济来消除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相对公平。《管子》认为, 富商巨贾对国家的危害性较大, 特别是当他们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后, 很可能会与国家相对立, 再加上这些富商们对基层百姓的剥削, 因此理应得到限制。与一些政治家主张的运用政治或法律手段来“杀富济贫”不同, 《管子》主张用货币经济的手段, 即“通于轻重”, 来消弥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一是国家要利用货币政策, 对民间借贷给予一定的支持, 从而对私人高利贷进行间接打击, 让其逐渐丧失发挥作用的舞台;二是通过货币和物价的联动, 防止商品价格大起大落, 这对一些富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行为有很强的遏制作用;三是开征货币税, 这对富商巨贾利用手中大量货币去影响国家经济和政治走向, 也有很强的规范作用[3]78。

4.利用货币经济对他国进行利用或发动经济战争。基于货币所具有的国际货币属性, 因此货币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也具有较大的能动作用。针对当时谷物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管子》提出, 仅仅限制谷物出口的防守策略是不够的, 还必须借助货币经济策略, 使其他国家的谷物流进本国内。《管子》对此给出的计策是, 保持本国谷物的价格高于他国的谷物价格, 由于人们的趋利性, 这样就可以使他国谷物逐渐流入到本国内。而当他国谷物遭受自然灾害收成不好、价格很高时, 则可以将本国的谷物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这一进一出, 不费一刀一枪, 就能够使本国国库殷实, 而使他国经济破产。此外, 《管子》还讲了一个案例, 说的是齐国为了打垮鲁梁诸侯国的经济, 向其低价出售谷物, 时间久了, 鲁梁诸侯国百姓就放弃了农耕, 土地荒芜, 这时齐国突然闭关, 于是鲁梁谷价陡涨, “鲁梁之君请服”。而为了让货币经济的作用进一步扩展, 《管子》记述了齐国利用其特有的“渠展之盐”, 垄断高价卖给其他诸侯国, 从而攫取了巨额利润, 对他国经济造成了损害。这些都是当时货币经济战争的具体体现, 其思想一直延续到现代。

三、《管子》货币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性

《管子》的货币经济思想, 开创了我国货币经济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管子》结合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实践, 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货币经济思想, 特别是对货币职能的描述、对货币调控的运用, 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对后世影响深远。

当然, 《管子》货币经济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货币经济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实际流通和运用方面, 而对于货币最核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没有过多涉及;二是过于夸大了货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人君操谷布准衡而天下可定”, 而货币作为一种商品交换媒介, 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三是提出了国家政权在货币经济中的主宰作用, 《管子》认为国家可以通过货币调控来解决经济上的一切问题, 这是不现实的, 即便在运用货币进行宏观调控时, 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 笔者认为, 这与《管子》利用夸张的手法来推介其货币经济思想不无关系, 毕竟其货币经济思想还必须通过统治者的采纳和应用才能发挥效应。

总体来说, 《管子》的货币经济思想是先秦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 尽管有所局限, 但瑕不掩瑜。纵观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的货币经济领域, 均是对先秦《管子》货币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特别是《管子》的国际货币、宏观调控思想等, 也是现代货币经济的核心思想之一。

摘要：《管子》的货币经济思想, 是先秦管仲及春秋战国时间诸多学者的集大成, 也是我国货币经济理论的开创者。《管子》在封建社会货币经济领域影响深远, 其提出的国际货币、宏观调控思想等, 在现代货币经济中仍熠熠生辉。

关键词：《管子》,货币,经济,调控

参考文献

[1]刘沁清.浅论《管子》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思想[J].管子学刊, 2009 (1) .

[2]赵梦涵.《管子》理财与货币思想析论[J].石油大学学报, 2003 (8) .

论《管子》经济思想与宏观调控 篇10

一、《管子》的经济思想

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 管子的经济思想具有独特、广博、深刻等特征。

(一) 宏观调控

管仲十分看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强调市场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和舞台。“市者, 可以知治乱, 可以知多寡, 而不能为多寡, 为之有道。” (《管子乘马》) 何谓“道”?市场规律也。管仲认为, 国家通过对市场的开放, 以实现各项资源适度分配、自动调节、平衡发展。“百利得则百事治, 百事治则百用节矣。” (《管子乘马》) 这与现阶段, 我国政府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极为一致, 如出一辙。

但与此同时, 在《管子》轻重篇中也提出, 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应居于支配地位, 获得“轻重之势”, 换言之, 国家应处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地位和威势[1], “以轻重御天下”《管子·山至数》。可见, 《管子》经济思想在重视依据市场规律管理市场的同时, 也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掌控本国的经济命脉, 所谓“利出于一孔者, 其国无敌” (《管子·国蓄》) , 其核心思想就是提倡国家垄断社会资源、控制社会财富的分配。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虽然我们主张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但并不排斥政府的经济职能, 并明确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 通过发挥政府经济职能来纠正、弥补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和缺失, 从而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可见, 《管子》经济思想中所蕴含的这种既重视市场规律, 又看重国家在经济运行中支配、调节作用的理论, 对我国当前宏观调控具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二) 富民富国

先秦诸子百家都重视富国富民, 儒家主张民先富, 法家主张国先富。但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管仲则提出既富民又富国的政策, 并强调先富民再富国。管子在《治国》中说:“是以善为国者, 必先富民, 然后治之”, 告诫统治者, 民不富则富国没有源头。“富上而足下, 此圣王之政事也, ” (《管子·小问》) 只有民富才能国富, “足民有产, 则国家丰矣。” (《管子·君臣上》) 只有“先富民”, 国家才容易治理, 国家才能变富, 所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 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 而乱国必贫” (《管子治国》) 为此, 管仲主张轻徭薄赋“藏于民”, 坚持国家实行较低税率, “田租百取五, 市赋百取二, 关赋百取一。” (《管子·幼官》)

在处理富民与富国关系上, 管子虽然主张先富民, 但并不排斥富国, 且用意在于富国。管仲在《乘马》阐述了两者关系:“是故有事则用, 无事则归之于民, 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因为唯有国富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 留住他们。“国多财则远者来, 地辟举则民留处。” (《管子·牧民》)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经济实现了跨越性发展。统计表明, 2003年我国人均GDP一举突破1000美元大关, 2006年则越过了2000美元的关口, 而2008年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 就为消费奠定了基础, 因此, 现阶段, 我国政府应更加注重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准, 所谓“积者, 粒余食而侈, 美车马而驰”。 (《管子·侈靡》) 当然提高民众消费水平的前提是, “民恶贫贱, 我富贵之” (《管子·牧民》) 。需要政府通过减轻民众税负, 提高老百姓收入。

(三) 发展农业

与先秦诸子百家一样, 管仲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为本。“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 止奇巧, 而利农事。舍本事而事末作, 则田荒而国贫矣。” (《管子治国》) “地者政之本也, 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管子乘马》) 可见, 管仲把发展农业视为国家稳定的根本。正因为如此, 为了切实稳固农业、持续发展农业, 必须对作为农业主体的农民利益以及提高他们的积极性作出制度安排, 管仲在《乘马》中提出“均分地力”的制度。这种对土地经营使用权进行平均分配的制度安排, 是《管子》经济思想中, 至今还发光的一束火花。

建国以来, 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发展, “以农业为基础”始终是国家制定其他产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它可以决定一国命运。只要农民有了土地保证, 农民则劳动兢兢业业, 不怕劳苦, 国家就有了发展其他行业的基础。

二、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主要问题

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 我国经济同样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就业缺口加大等压力, 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 有效需求不足。2009年4月16日, 国家统计局对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表明, 虽然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 整体表现好于预期。但是, 国民经济运行下滑的压力依然较大, 这主要因为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 对经济实体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 出口需求急速下降的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企业库存增加, 就业困难等。

为此, 需要国家出重拳、快拳、组合拳, 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切实落实促进经济较快平稳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 刺激有效需求, 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第二, 国家富裕仍要藏富于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从1978年～2007年, GDP平均年增长速度9.8%。虽然2008年我国GDP增速为9%, 但GDP总量过30万亿元全球第三。不过, 我们发现, 在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 我国的财税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数年超过了国家GDP增长速度。近十年来, 我国税收的年增长平均增速近20%, 是GDP的2倍。

让民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这是执政党“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因此, 要切实增加民众收入、藏富于民, 还需要政府加大推行惠民政策。

第三, 经济发展仍要以农为本。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注重本国的国情, 就是要以国情为基础发展我国经济。我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农村人口众多, 13亿人口有9亿农民。因此, 要发展经济就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让农民富裕起来。而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最大的瓶颈, 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农业存在的现实困境在于农业基础设施长年失修, 许多大中型农田水利灌溉设施还是上世纪60～70年代建成的。由于长年失修, 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功能大大退化, 抗御自然灾害能力降低。因此, 发展农村经济一定要把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作为重中之重, 借助于国家推行振兴经济之际, 修复原来水利灌溉设施, 既增强了农业设施抗旱排涝的功能, 又刺激了钢铁、水泥等需求。

三、管子经济思想与我国宏观调控

为了实现“促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重民生”的目标, 应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宏观调控。

(一) “因天下以制天下”, 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 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一般意义上讲, “因天下以制天下” (《管子·轻重丁》) , 是说国家应善于寻找机会和利用机会取得对别国的轻重之势。运用《管子》的这一思想, 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 有助于减少因美元贬值而带来的风险, 保存我国经济实力。

调整我国外汇储备结构是基于“两个面临”的考虑, 即美元面临贬值风险、国际上大的资源类公司面临财务压力。

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 且美元资产比例较大, 而美元又面临贬值的风险。据《金融时报》2009年3月9日报道:截至2008年底, 中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为19460亿美元, 其中包括6962亿美元美国国债, 约占外汇储备总资产的36%。在正常情况下,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我国持有较大比重的美元资产应在情理之中, 但面对由美国次贷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加之, 近期美国近似疯狂地发行国债和印制美钞, 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因此, 为了避免或减少美元贬值而导致我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缩水, 我们应该审慎地对待美元资产的持有问题, 适度增加资源类投资, 支持国内大型企业走出去参与对国外资源类公司因财务困境而出售股权的收购, 所谓“可因者因之, 乘者乘之” (《管子·轻重丁》) 也就是说, 利用外国这类公司财务窘况, “乘”其以较低价格被迫出售股权等机会, 通过国内商业银行提供外汇贷款, 支持国内企业收购这类公司股权,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意义在于:改善了我国外汇储备结构, 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减少未来因资源类资产价格上升以及通胀带来的损失。

“因天下以制天下”所蕴含最深刻哲理就是“变”, 表明世间万事万物时时处处都在不断变化。以变应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是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重要宏观措施。

虽然, 金融危机没有给中国造成过大的直接损失, 但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颇多, 对进出口贸易依存度达到70%的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冲击已经显现。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 2009年3月份, 中国进出口总值1620.2亿美元, 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902.9亿美元, 同比下降17.1%;进口717.3亿美元, 同比下降25.1%;当月贸易顺差185.6亿美元, 同比增加41.2%。

从短期看, 对许多出口企业而言, 订单减少、生产规模收缩将造成企业经营的困难。但从长远看, 这将促使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外需的格局, 使经济增长由原来的外需推动向内需拉动转变。

(二) “取于民有度”, 有助于提高民众收入, 刺激民间消费

无论是从世界历史还是从本国历史来看, 减缓税收有助于藏富于民、积累税源、刺激经济的有效方法。按照管子富民国富的主张, 一方面要发展生产, 增加国家税收, “谷非地不生, 地非民不动, 民非作力毋以致财, 天下 (财) 之所生, 生于用力, 用力之所生, 生于老身。” (《管子》·八观) 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实行薄赋敛政策, “取于民有度”。 (《管子》·幼官)

近期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减轻民众压力、释放经济需求的政策。比如, 将外资和内资企业所得税合二为一, 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转型, 出口退税出台新办法等。这些措施无疑对我国调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既需要扫除国际经济危机阴霾维持稳定增长, 又需要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反通货膨胀的双重目标下, 减税无疑是藏富于民, 还富于民的最佳方式, 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方。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现阶段, 扩大消费重点在农村消费, 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一项大事。现实表明, 财政补贴家电下乡政策, 是一项大快人心的富民、惠民政策, 它有利于调动农民购买家电积极性, 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也有利于引导企业建立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生产和流通体系, 扩大内需并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惠农措施。

(三) 为防止“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必须加强农业基础建设, 促进土地制度改革

“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 (《管子》·牧民) 即不善待农业, 粮食就不会充足。反之, 如果国家善待“地利”, 则“本善而末事起” (《管子·侈靡》) 即农业发展起来了, 就会带动工商业兴旺发达。

现阶段的“地利”, 可以看成是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建国以来,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大大地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尤其是上世纪60～70年代, 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建成许多大中型灌溉设施, 对保证我国粮食生产发挥了良好作用。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 国家减少了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 致使我国农田水利设施长年失修, 功能退化。据国家水利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耕地18.26亿亩, 只有8.67亿亩有灌溉条件, 其余的是没有灌溉条件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67亿亩灌溉耕地, 普遍存在灌溉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等问题, 灌溉水利用率只有46%, 灌溉保证率多数只有50%-75%, 其中大型灌区434个, 有效灌溉面积2.5亿亩, 其中骨干工程的完好率仅达到60%;中小型灌区4万多个, 有效灌溉面积6.1亿亩, 设施完好率不足40%。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这种没有很好善待“地利”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从1999年开始, 国家财政逐年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今后继续增加农业投资, 尤其是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成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最近启动的4万亿投资中, 我们呼吁:应尽量再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比重, 尤其是对那些已经丧失或部分丧失灌溉功能的农田水利设施, 应尽快投资修复。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增加有效需求, 带动钢材、水泥消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

管子不但深刻地阐述了农业的基础作用, 而且还从制度层面上对土地进行改革, 以提出“均地分力” (《管子·乘马》) 即把公田 (摇役田) 分配给农户耕种, 并实行分户经营, 这是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强有力手段。国家也不会因“公田”被分割而减少税收收入, 因为每年收获季节依据“与之分货” (《管子·乘马》) 的政策, 把一部分收获物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国家, 其余部分留给生产者自己。

管仲推行的土地制度改革, 无疑对健全和完善我国当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具有十分有益的启迪价值。近期, 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明确:“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将长久地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这项制度既是制定我国农村各项政策的基石, 也是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性、责任心的制度保障。因为只有这项制度, 才能使农民“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为而不倦, 民不惮劳苦。”

参考文献

《管子．水地》与古代水文化 篇11

本原之水

近代以来，学者对《管子·水地》的注意，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以为《水地》提出了“水为万物本原”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具有相同之处。从《水地》篇来看，它首先认为地是万物的本原，水是地的血气，犹如人的血脉中流淌的血液。水可以聚集于江河湖泊，流人大海，也可以飘荡在太空，散落于大地，凝聚成冰霜雪雨，隐藏于万物之中，草木因水而丰茂，鸟兽因水而形体肥大、羽毛丰满。所以，《水地》最后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什么叫本原?本是木的根，原是水的源。本原就是事物的起源。西方泰勒斯是自然哲学家，他直接面对自然进行思考，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理性思维，试图寻找万物的统一性。而中国古代思想中对“本原”的运用更多地带有隐喻性，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如果把《水地》也看成是寻找万物的统一性，则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如开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最后却以同样的语言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在没有更多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在泰勒斯那里，“水是万物本原”的命题，不管是如何简单和幼稚，它由个体性的思想演化为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成为思辨的开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他这个命题，是哲学命题；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因为藉着这个命题，才意识到‘一’是本质、真实、唯一自在自为的存在体。”也就是说，从此古希腊人开始摆脱日常生活的图景，进入纯概念的思辨领域，开始哲学的思考。日常生活中的实在被哲学意义上的实在扬弃了，“一切古代哲学中所讲的是关于概念方面的变化”，而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变化。

但是，中国古代思想一直没有脱离日常生活世界，而且强调日常生活。同样，《水地》所表达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一种哲学的开端，没有生发出一种哲学传统，因为它并非寻找世界的统一性，而是从感性的、猜测性的角度论述了水对万物产生、生长所发挥的作用。由此可窥中西思想发展的差别。

德性之水

水在自然界中具有丰富的形态，随顺而流，由高就低，无常形，无成势，清澈见底，澄明如镜。正是这些，给予人丰富的联想，尤其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成为道德和正义的象征。

由于《水地》认为水与人的道德品性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因此《水地》提出“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不同，人的品性也不同。齐地的水流湍急，所以齐民贪粗而好勇；楚地的水柔弱而清澈，所以其民轻果而敢；越地的水混浊而且向外浸润，所以越国人愚昧而好嫉妒；秦地的水浓聚迟缓而且淤浊混杂，所以秦国的人贪暴奸诈而好杀；晋地的水枯涩混浊，淤滞混杂，因此晋国的人阿谀奉承而暗藏奸诈，乖巧奸佞而好财尚利；燕地的水聚集于低洼而且柔弱，沉滞混杂，因此燕国的人愚朴刚直而忠诚坚贞，容易激动而不怕死；宋地的水轻缓强劲而清澈，所以宋国人淳朴平易而祟，尚正直。圣人施行教化，就是根据各地水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式。

君子能从对水的观察中体悟出道德的意蕴，这同《水地》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水地》体现出古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对人生智慧的领悟可以通过对自然瑰象的观察获得，自然事物可以体现或具有与人类相似的价值观念、道德品性。著名汉学家艾兰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中说：“从这种最常见与最多变的自然现象的沉思冥想中，中国人找到了对生命基本原则的理解，这一原则不仅体现于物质世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所以水成了抽象概念底部的一个本喻，它构成了社会与伦理价值体系的基石。”水不一定是中国早期哲学的本喻，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确对自然抱有一种亲近的态度，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融人到对自然的体验中去。

生命之水

也许是观察到人的生命离不开水，《水地》不仅认为自然界的草木鸟兽中凝结着水，而且说：“人，水也。”人类生命的孕育，是从男女精气交合开始，由水流布而成胎儿，三个月能含受五味，五味主五藏，五藏具备后产生五内，继而又发育出九窍，五个月成形，十个月而生。这就是《水地》对人的生命产生过程的描述，水在其中无疑是独特而重要的因素。对人的生命形成过程的描述，又见于《文子·九守篇》和《淮南子·精神训》，二者描述基本一致。其中《淮南子·精神训》说：“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联，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藏乃分。”不过这里木是以水为生命之源，而是与大地相附会。

《水地》篇以水解释人的生命构成和发生，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并不多见。但是，20世纪90年代郭店出土的楚简中有《太一生水》篇，其中说“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然后产生神明、阴阳、四时、寒热、湿燥等。它把宇宙的生成演化和自然现象的形成与水联系起来，与《水地》具有相似之处，而且有些词汇在《管子》中也经常出现，二者似乎都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但“太一生水”主要讲宇宙演化，而《水地》讲水的重要性，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

神灵之水

水作为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物质，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为人类控制和利用，但它毕竟是一种自在的力量，在《水地》中被称为“水神”。人们把许多奇异的自然现象与水联系起来，产生了从水中化生的神灵，它们不仅具有超凡的力量，而且能预言或左右人间的福祸。《水地》描述了四种与水有关的神灵；龙、龟、妫和庆忌。

古代将常见的动物分为五类：鳞虫、介虫、羽虫、毛虫、倮虫。《大戴札记·易本命》说：“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其中傈虫指的是人，所以排除圣人，凤、麒麟、神龟、蛟龙就是古代的四灵。《礼记·礼运》中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水地》认为，龙与龟都是水中产生的神灵。“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

龙是古代传说中善于变化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可能已经是一个流传比较广的观念，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能并非完全一致，多与本地的风俗习惯相结合。《水地》认为：“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躅，欲大则藏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从《管子》来看，龙主要作为能够腾云驾雾的水中精灵和祥瑞而受到崇拜。《管子·形势解》说：“蚊龙，水虫之精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管子·轻重丁》记载“龙斗于马渎之阳，牛山之阴”，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天使使者临君之郊。请使大夫初饬，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当时人们听说这件事情，也都认为龙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是祥瑞的征兆，结果齐桓公还没有出兵，已经有许多诸侯来归顺。《管子》中的这种观念，在以后的文化发展中得到加强。

龟是古人崇拜的另一种水中动物，为介虫之长。对龟的崇拜起源可能相当早，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多有葬龟甲的习俗，而在殷代则已经用龟甲占卜吉凶。《水地》说：“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管子·山权数》记载了一则故事：齐都临淄之北郭有“掘阙得龟者”，于是国君派了大批使者，带着上百斤黄金把它迎奉回来，并赏赐发现龟的人中大夫的头衔。

妫与庆忌是与水有关的另外两种精灵。《水地》说妫是“涸川水之精”，一头而两身，形状像蛇，身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鱼鳖。郭沫若认为这里的妫即《庄子·达生篇》中的“委蛇”，《庄子》形容它“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山海经·海内经》中也记载了一种与此相似的神灵。“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庆忌也是“涸川水之精”，湖泽干涸数百年而山谷没有移位、水源没有断绝的地方就会产生庆忌，《水地》说它“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管子·小问》说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看到一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马前疾”，可能就是这种神灵。

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外部环境和物质基础，左右着人类的命运。在《水地》中，水不仅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成为神灵的栖息地。它把龙、龟、妫和庆忌等看作从水中化生的神灵，龟能为“福祸正”，龙能够翻云吐雾，一方面形成了对龟、龙等的信仰与崇拜，另一方面增强了水的神秘感。这种直观经验与猜测想象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在对水的认识崇拜中，而且存在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

A型管子钻塔天轮轴设计 篇12

钻塔是钻井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被称为井架、塔架、钻架等。按其结构特点可分为四脚钻塔、三脚钻塔、A型钻塔以及桅杆。钻塔用于安放天车、悬挂游动滑车、大钩、体引器等, 以便提放钻进设备和工具、起下和存放钻杆、起下套管等。A型钻塔由塔身、地梁、起落架、副腿、天车构成, 钻塔塔身分段连接可在现场水平安装, 整体起放, 拆分运输方便。钻塔靠两侧对称主塔身受力, 且每段塔身都是封闭式结构, 载荷分布均匀, 副腿支撑钻塔整体稳定性, 使得A型钻塔无论是承载能力还是塔身稳定性上都有良好的表现。在钻塔使用的过程中, 游动滑车、大钩以及钻杆等装备都会直接将力作用于天车天轮轴上, 天轮轴也直接影响了钻塔的承载能力, 因此, 天轮轴的设计就十分重要。下面以17米A型管子钻塔承载20t的天轮轴为实例进行分析。

2钻塔天轮轴的设计与校验

2.1轴的结构设计根据钻塔的承载能力, 根据多年钻塔的设计经验, 初步确定轴的结构设计为:天车 (图1) 采用了3个滑轮, 根据天轮的宽度, 将天轮轴 (图2) 的长度定为412mm来进行轴径的计算, 最后材料选定为轴径90mm的45号钢。

2.2天轮轴的强度计算我们一般使用许用切应力计算;许用弯曲应力计算;安全系数校核计算这三种方法对轴的强度进行计算。这三种方法有着各自的特点:a许用切应力计算应用于我们要对轴径进行估算和结构设计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知道转矩的大小, 便可初步估算出轴径的大致范围, 结构设计做出铺垫, 许用切应力计算方法简便, 但精度比较低。b许用弯曲应力计算在预先知道作用力的大小和作用点的位置、轴承跨距、各段轴径等参数时应用居多。因此, 常先按转矩估算轴径并进行轴的结构设计后, 画出轴的弯扭合成图, 然后计算危险截面的最大弯曲应力。它主要用于计算一般重要的轴, 计算精度中等。c安全系数校核计算也要在结构设计后进行, 不仅要定出轴的各段直径, 而且要定出过度圆角、轴毂配合、表面粗糙度等细节。它主要用于重要的轴, 计算精度较高。安全系数校核计算能判断各危险截面的安全程度, 从而改善各薄弱环节, 有利于提高轴的疲劳强度。为了确保轴的安全性, 本项目对这三种计算方法逐个使用。

2.2.1许用弯曲应力计算 (1) 计算天轮受力。天轮组立与四轮滑车组构成了一组动定滑轮系统。根据钻塔的承载力为20t, 可计算出每个滑轮的承载力为6.67t。通过对动定滑轮系统进行分析可知, 天轮的最终受力为6.67t, 即:F=m·g=6.67×9.8×1000=65366 (N)

画天轮轴受力图:

(2) 计算支承反力。

(3) 画轴弯矩图。

最大弯矩为Mmax=16741666N·mm。

(4) 校核轴径。天轮轴材料选用45号钢调质处理, 查得:σB=647MPa, σS=373MPa, 由下列公式可求得疲劳极限:

2.2.2安全系数校核计算 (1) 判断危险截面。初步分析较大的应力集中在轴肩处, 故只需对轴肩处进行安全系数校核。

(3) 应力集中系数。因在承受最大弯矩的截面处, 过度圆角半径r=2.5mm, 由D/d=90/85≈1.12, r/d=2.5/8.5=0.029和σb=647MPa, 从圆角、环槽的有效应力集中系数kσ值表中查出 (用插值法) kσ=1.67。

表面状态系数由加工表面的表面状态系数β值表中查得β=0.93 (Ra=12.6μm, σB=647MPa)

尺寸系数由尺寸系数εσ=0.73 (按靠近应力集中处的最小直径Φ85查得)

(4) 安全系数。弯曲安全系数设为无限寿命, kN=1, 由公式

注:材料质地均匀、载荷与应力计算较精确时, 可取[S]=1.3~1.5。符合要求, 设计合理。

3应用效果

此天轮轴自应用于承载20t的天车上以来, 在内蒙古、陕西以及新疆等地区施工作业十几万米, 从未出现过问题, 该天轮轴以其稳定的承载能力, 耐用的品质,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同时也为我单位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摘要：钻塔是钻探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钻塔承载能力十分重要, 天轮轴的选取也成为钻塔设计的重要部分, 本文就天轮轴的设计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