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I

SSCI（共5篇）

SSCI 篇1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其指导和预测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作为国际公认的著名检索系统,主要收录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并以严格的选刊标准和程序确保收录文献的高质量和权威性,因此SSCI成为很多国家衡量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和量化工具,SSCI论文的发表也已经成为评价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者某一机构等的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指标[1,2]。中部六省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和江西省,是中部崛起的主体区域。对中部六省SSCI论文的分析可以从一个视角揭示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基本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为此,本文对2003—2012年中部六省SSCI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和比较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并为相关部门制定策略提供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获得方法

打开ISI Web of knowledge数据平台,选择Web of Science选项,点击“高级检索”。由于部分作者单位内仅有城市名称而无省市名称,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检全率,故检索时将作者单位内带有“China”的所有文献均检索出来,然后再进行筛检,因此检索式输入为:CU=China and PY=2003-2012。数据库仅选择SSCI,共检索到39 632篇论文。为更真实地反映出中部六省SSCI论文的现状,我们对收集到的SSCI论文的类型作了进一步限定,排除通信、会议摘要等文献类型,仅保留论文、述评、综述,即在“文献类型”内选择“ARTICLE”、“EDITORI-AL MATERIAL”、“REVIEW”,精简后得到33 569篇论文,输出各条记录,每条文献仅保留作者/编者、出版物来源、地址、被引频次、研究方向,并将其整理至Excel内(文献检索日期:2013年5月21日)。

1.2 数据整理

使用Excel的“分列”功能,仅保留33 569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单位,根据第一作者单位所在省份进一步精简文献,保留第一作者单位所在省份为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或江西省者,共得到文献1 357篇,每条文献均保留第一作者名(全称)、出版物来源、出版年、总被引频次、第一作者单位(同时给出所在省份)及论文的研究方向,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论文分布

中部六省2003—2012年各年发表SSCI论文(均指第一作者单位为中部六省的论文)情况见表1所示。由表1可知,中部六省2003—2012年SSCI论文数,湖北高居第1位,为614篇,占论文总数的45.25%,其次为湖南(占23.14%)和安徽(占19.97%);河南、江西和山西3省10年共发表SSCI论文158篇,占论文总数的11.64%。可见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极不均衡,湖北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与中部六省的经济实力以及科技创新实力是相吻合的。李燕萍等[3]对中部六省科技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表明,中部六省中湖北科技人力资源的创新能力最强,其次为湖南,而河南、山西、江西的科技人力资源创新能力相对较弱,与本文结果相互印证。

由中部六省SSCI论文发文量的环比增长速度来看,2007年是中部六省SSCI论文快速增长年,环比增长速度为168.4%;其次,2009年又有一个快速增长期,其中,湖北以2007年环比增长速度最高,为281.8%,由11篇增长至42篇;湖南2007年和2009年的环比增长速度也很高;安徽环比增长速度最高点在2005年和2009年;河南、江西、江苏3省SSCI论文的环比增长速度在2009年也很高,但由于基数较低,其实际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多大。刘莉等[4]对中国大陆1978—2007年发表的SSCI论文进行分析发现,2005年以后国内SSCI论文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傅文奇等[5]对2000—2010年SSCI收录的中国大陆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国内论文发文量从2005年开始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09年达到一个小高峰。而本研究表明,中部六省SSCI论文发文量是从2006年以后呈现较快发展趋势的,但同样迎来了2009年的快速增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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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环比增长速度,如2005年安徽SSCI论文环比增长速度=(2005年安徽SSCI论文数—2004年安徽SSCI论文数)/2004年安徽SSCI论文数×100%

2.2 论文被引情况

被引频次常被用来作为论文学术水平和科学影响力的评价标准,是同行认知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反映出科研群体对于论文的信赖程度[6],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论文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和影响[7,8]。

中部六省2003—2012年发表的1 357篇SSCI论文共有5 499次被引,篇均被引频次4.05次,略高于中国大陆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SSCI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3.49次[4]和农业高校SSCI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2.35次[9]。其中,零被引论文共528篇,占38.91%;仅有1次被引者217篇,有2~10次被引者467篇,10次以上被引者145篇。829篇有被引的论文,根据帕累托法则确定高被引论文,那么占前20%高被引频次的论文总被引频次为3 619次,占所有论文总被引频次的65.68%,低于80%,不符合文献的二八规律,说明中部六省SSCI高影响力论文其实际影响力仍有待提高。

对中部各省SSCI论文被引频次分析后发现,安徽和湖南SSCI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最高,均在5.00次以上,且零被引论文所占的比例较低;其余4省SSCI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均为3.00次左右,且零被引论文所占比例均在40%以上,说明安徽和湖南SSCI论文的影响力相对较高(见表2)。由表2还可以看出,各省SSCI论文篇均被引频次的标准差均较高,说明各省内SSCI论文间被引频次的离散度很高,论文之间影响力相差很大。由于数据收集时间跨度较长,而各省SSCI论文各年增长速度并不一致,因此10年总的篇均被引频次不能完全代表各省SSCI论文水平,为此,我们又对各省各年SSCI论文的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作了分析,具体见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中部六省2006年和2007年发表的SSCI论文篇均被引频次最高,分别为11.58次和11.95次,这与刘雪立等[10]研究认为的论文被引用峰值年代是在论文发表后的第7~8年一致。另外,2003年、2004年和2008年论文篇均被引频次最高者均为安徽,2005年、2007年、2011年和2012年篇均被引频次最高者均集中在湖南,说明中部六省中湖南SSCI论文影响力稳定在相对较高水平,其次为安徽;湖北虽然SSCI论文数量较多,但各年度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均不太高,说明湖北SS-CI论文的整体影响力有待提高;河南、江西和山西由于论文数量较少,各年论文篇均被引频次的规律还没有表现出来,故在此不作过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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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零被引论文占各省论文总数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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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内数据为SSCI数据库给出的论文“总被引频次”之和,括号内为篇均被引频次

1 357篇论文中,单篇论文被引频次≥50次者共9篇,具体见表4所示。9篇极高被引论文中6篇来自湖南,3篇来自安徽,再次表明中部六省中湖南和安徽两省SSCI论文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另外,9篇极高被引论文中5篇来自中南大学,这5篇均是关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共被引用384次,说明中南大学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

2.3 论文机构分布

通过对论文机构的统计与分析,可帮助人们从机构研究的角度衡量、考察某一机构的科研业绩和科研实力,确定科研实力较强的机构,从而进一步评价某地区的科研实力。中部六省1 357篇SSCI论文的第一作者单位分别来自127个机构,其中,湖北614篇来自34个机构,机构的平均发文量为18.06篇;湖南314篇来自22机构,机构的平均发文量为14.27篇;安徽271篇论文来自26个机构,机构的平均发文量为10.42篇;河南83篇来自22个机构,机构的平均发文量为3.77篇;江西43篇来自13个机构,机构的平均发文量为3.31篇;山西32篇来自10个机构,机构的平均发文量为3.20篇。可见湖北、湖南和安徽3省SSCI论文机构分布的集中度较好,而河南、江西和山西3省SSCI论文机构分布的离散度较高。另外,各省SSCI论文数居前3位的机构均是各大院校,说明高等院校是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主体力量,这与曾英姿[11]和刘莉等[12]研究认为的“高校是我国SSCI论文发表的主要机构”一致。

令人疑惑的是,具有较高综合实力的高等院校的SSCI论文数并不一定就高,如河南唯一一所211大学———郑州大学,其SSCI论文数不及河南农业大学,江西唯一一所211大学———南昌大学,其SSCI论文数不及江西财经大学。分析原因,可能为部分综合性大学对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太重视,相应的激励政策还不完善;或者缺少学科带头人,还没有找到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切入点。这也提示高等院校,特别是影响力大、综合实力强的院校,应加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认识,采取各种措施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研究,同时提供各种有利条件,便于相关人员了解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以迅速找到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切入点。

另外,对中部六省2003—2012年SSCI论文数≥10篇的机构(见表5)进行分析后发现,10年内有≥10篇SSCI论文产出的机构共17个,占13.39%,共发表论文1 112篇,占81.95%。其中,湖北的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湖南的中南大学发表的SSCI论文数最多,共677篇,约占论文总数的一半,说明中部六省SSCI论文产出机构的集中性很强。栾春娟等[1]对中国发表SSCI论文现状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SSCI论文产出的机构很集中,前10个高产机构发表论文数占SSCI论文总数的75.45%,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由表5还可以看出,2003—2012年SSCI论文数≥10篇的机构仅1在江西,而没有在山西者,说明该两省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大的机构比较贫乏。

注:1)所列机构均为第一作者所在单位;2)括号内为占1 357篇SSCI论文总数的百分比

2.4 作者情况

根据第一作者姓名和作者单位分类处理后发现,1 357篇论文共有第一作者993名,平均每人1.37篇。统计期间,仅有1篇论文产出者791人,占79.66%,高于洛特卡定律60%的数值,说明中部六省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论文还未形成相对稳定的著者群;有2篇SSCI论文产出者135人,有3篇SSCI论文产出者33人,有4篇SSCI论文产出者14人;10年内有5篇或以上SSCI论文产出者共20人(见表6),共发表论文126篇,仅占9.29%,说明中部六省的SSCI论文著者中高产著者还很少,还缺乏走向世界的具有较高威望的学科带头人。若将表5内的20人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作者,那么20人中来自湖北者11人,其中6人在华中科技大学,5人在武汉大学,说明这两所院校内部分学者已经具有了或者已经起到了学科带头人的作用;但江西、山西两省没有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作者,再次印证了社会科学国际化研究在中部六省中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华薇娜等[13]对江苏省1992—2009年发表SS-CI和A&HCI论文统计分析时发现,江苏省高产著者也较少,这似乎是国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过去国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或者国内学者由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原因,以英语写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不多、比例不高所致。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国内社会科学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不足,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时间滞后或者观念差异,有时得不到国际同行的认同,因此无法在国际上发表所致[14]。

注:作者姓名为合并不同书写形式后的名称,由于没有核对作者简介,故不能排除同单位英文名书写一致的作者

2.5 论文研究方向

中部六省的1 357篇论文中仅涉及1个研究方向者708篇,涉及2个研究方向者466篇,涉及3个研究方向者130篇,涉及4个研究方向者47篇,涉及5个研究方向者6篇,因此,1 357篇论文共有2251个研究方向。对该2 251个研究方向进行分类汇总后发现,出现100次以上的研究方向共有7个(具体见表7),7个研究方向共出现1 052次,占46.73%,说明中部六省SSCI论文研究方向呈高度集中性,这点与栾春娟[1]等对国内SSCI论文研究方向的研究结果相似。

2.6 论文来源期刊分布

1 357篇论文共涉及589种期刊,平均每种期刊的载文数为2.3篇,其中有10篇以上论文发表的期刊共20种(见表8),共发表论文298篇,占论文总量的21.96%,可见中部六省SSCI论文的期刊分布呈高度分散性。这与杨鹤林[15]对图书情报类知识管理SSCI论文的分析结果一致,说明中部六省著者投稿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不强,投稿的盲目性较大,缺乏有力指导。

注:来源于2012年JCR报告

3 结论与对策

整体来看,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尤其是2007年和2009年出现两次增长高峰;但各省间国际化进程明显不均衡,湖北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3—2012年共发表SSCI论文614篇,占论文总数的45.25%,其次为湖南(占23.14%)和安徽(占19.97%)。由各年度SSCI论文总量可以看出,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正经历着在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中由慢到快、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发展规律;而河南、江西和山西三省10年共发表SSCI论文158篇,占论文总数的11.64%,表明该三省社会科学研究还处在国际化进程的初级阶段。

从各省SSCI论文被引情况来看,湖南和安徽SSCI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较高,尤其9篇被引频次≥50次者6篇来自湖南,3篇来自安徽;1 357篇论文中单篇被引频次最高者为124次;有被引者829篇,前20%的高被引论文其总被引频次占所有论文总被引频次的65.68%,低于80%。说明虽然中部六省有部分论文受关注度较高,但其数量不多,且整体来看影响力有限。

主SCI8从各省SSCI论文机构分布来看,高校是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主体力量,中部六省SSCI论文多产出于各大高等院校,但呈高度集中性,高产机构并不多。10年内有≥10篇SSCI论文产出的机构共17个,占机构总数的13.39%,共发表论文1 112篇,占论文总数的81.95%,尤其,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南大学10年内共发表论文677篇,几乎占到论文总数的一半。

从SSCI作者分布来看,1357篇论文共有第一作者993名,平均每人1.37篇。统计期间,仅有1篇论文产出者791人,占79.66%;有5篇或以上SSCI论文产出者共20人,共发表论文126篇,仅占9.29%。说明中部六省SSCI论文还未形成相对稳定的著者群,高产著者也较少,尚缺乏具有较高威望的学科带头人。

中部六省SSCI论文主要集中在商业管理与经济学、计算机科学、运筹学与管理科学、资讯与图书馆科学、工程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学科和研究方向,政治、法律、历史、哲学等经典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程度极低。1 357篇SSCI论文共涉及589种期刊,发表论文较多的前20种期刊共有论文298篇,占论文总量的21.96%,说明中部六省SSCI论文的期刊分布呈高度分散性。

综上,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进程极不均衡,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各省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财力支持、政策导向、人力资源配置等。希望通过相关政策的完善,各省能切实加强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指导和管理,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基金资助、重大科研奖励等方面给予社会科学更多的重视,通过正确引导、科学布局、重点培育使中部六省的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水平逐步提高。同时,在资源配置上可适当向政治、法律等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学科倾斜,以推动中部六省在这些国际化程度极低的研究方向上取得进步。鉴于中部六省的特殊地理位置,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将中部六省作为一个整体,对六省资源统一调配,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也有利于处于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初级阶段的省份学习其他省份的先进经验,更好更快地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摘要：在Web of Science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数据库内收集2003—2012年第一作者单位在中部六省者的SSCI论文,对其数量分布、被引情况、第一作者及第一作者机构分布、论文研究方向和论文所在期刊进行分析,以期从科研定量数据的角度反映中部六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论文分析

SSCI 篇2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评论,计量,比较

众所周知,人力资源是一个组织发展的最宝贵资源,是组织中的第一资源和重要财富。正因为如此,人力资源管理的地位也从过去简单的人事管理提升到今天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Wright,Delery)。自从彼得·德鲁克提出“人力资源”这一概念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源管理开展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最佳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不同地区及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计量和比较国际、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情况,了解其共同之处和不同点,对于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来说至关重要。调查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开展这一方面的比较研究,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对国际和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从可视化的角度进行了计量与比较,以期对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计量分析

在计量与分析国际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的过程中,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以“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和“HRM”作为检索词在来源文献标题范围内进行检索,自2006年至2010年5年间,共检索到412条类型为“article”的文献记录资料。在进行科学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面,本文使用了国际上通用的Bibexcel统计软件和Ucinet、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首先,本文通过Bibexcel统计软件对从SSCI数据库中下载的412条文献记录资料进行了关键词共现频次统计,制成了2006—2010年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高频列表(如表1),然后将数据资料转换成对称矩阵,利用Ucinet软件中的Netdraw可视化工具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出2006—2010年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图谱(如图1)。

1.1 关键词共现频次与研究热点计量分析

众所周知,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所占的篇幅不大,一般只有三五个,但却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因此,对文章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出现频次高的一些关键词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Bailon - Moreno R.E 、Belvaux G;王续琨、刘则渊;栾春娟、陈悦)。在科学知识图谱中,关键词共现网络能够展现一段时间内相关文献集中反映出的研究热点词汇,体现出该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热点内容(侯建华),因此,依据科学计量和信息可视化的基本原理,本文从关键词共现角度出发,对国际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进行计量与分析。

首先,从关键词共现频次上看,表1显示,在2006—2010年国际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文献中,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在前10位的包括:(1)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词,如“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和“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出现的频次总计达到了190次。由此可见,近些年来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研究始终为国外学者所积极关注,围绕其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包括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最佳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高绩效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2)关于“中国”的关键词“China”出现频次为35。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成为国际学者热衷探讨的重点领域(Wright P M,Kim SDolan SBjorkman IWalsh J)。(3)关键词“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和“strategic HRM”(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出现的次数为22次。体现了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仍为该领域中的主要热点(Martin G,Chow IH, Rees CJ,Croucher R)。(4)其他与人力资源管理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如“HRM practices”(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出现的频次为14、“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组织绩效)出现的频次为12、“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组织承诺)出现的频次为10、“training”和“Job satisfaction”各自出现频次为9。说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组织承诺、人力资源培训工作及员工满意度受到了国际上学者们的重视,成为近5年来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热点内容。

其次,从诸多研究热点的归属范围来看,发现2006—2010年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可划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领域:

(1)关于人力资源管理背景的研究。从图1中可以发现,目前国际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管理背景研究比较受重视,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如“knowledge management”(知识管理)、“knowledge transfer”(知识迁移)、“supply chain management”(供应链管理)、“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技术)、“industrial relations”(工业关系)、“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跨国企业)和“Multinational companies”(跨国公司)等。在众多人力资源管理背景研究文献中,代表性的研究包括:Svetlik I、Stavrou C.E探讨了人力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的联系,论证了人力资源管理与知识管理整合的作用及影响[1];Smale A分析了知识迁移背景下全球人力资源管理的整合问题[2];Minbaeva DB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知识迁移的影响[3]; Othman R、Ghani RA通过对7家公司的调查,验证了供应链管理(SCM)对供应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及要求[4]; Mishra A、Akman I通过对106名IT管理者的调查及实证研究,对人力资源管理各环节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及影响进行了分析[5];Iles P、Xin C.A和Preece D分析了北京跨国公司的人才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6]等。由此可见,探讨不同社会背景及特殊环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近些年来该领域中多数学者积极关注的研究热点。

(2)关于宏观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的研究。在图1和表1中,可以发现各国学者一直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对人力资源管理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这些高频关键词包括“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HRM”(人力资源管理)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strategic HRM”(战略人力资源) 、“Human resource strategies”(人力资源战略)、HRM practices(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implementation”(实践)等。代表性研究包括:Law S.F、Jones S.和Rizov M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导向模型进行了研究[7]; Jones D.C和Kalmi P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Burchielli R、Green K.W和Medlin B等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及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Morris J、Farrell C等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作用、最佳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模式进行了探索等。

(3)关于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组织行为关系的研究。虽然著名的罗格斯大学教授胡斯里德(Huselid M A)曾对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经典的实证研究,得出二者之间正向相关的结论,引起国际学者重视,但图谱仍然显示出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组织行为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近些年来国际范围内学者们积极探索的热点内容。图谱及列表中高频关键词如“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公司绩效)、“firm performance”(公司绩效)、performance(绩效)、performance management(绩效管理)及Competitive advantage(竞争优势)等成为国际学者们所热衷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研究如:Kim S和Wright P M、Parry E和Ringdal K等探讨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Gong Y.P、Karsten L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组织绩效的正向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rowning V和Edgar F对新西兰服务业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竞争优势进行了实证分析[8]等。

(4)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应用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而有所不同。2006—2010年,各国学者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成果颇丰,该方面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有如“China”(32)、“Europe”(7)、“Spain”(6)、“Islam”(6)、“India”(6)、“Australia”(5)、“Malaysia”(5)、“Greece”(5)和“developing countries”(5)等。在图1及表1中发现,各国学者非常重视对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使得“China”出现频次达到了32次,在全体关键词频次排行中位居第三,在各国及地区频次排行中居于首位。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苏中兴和Kim S、Wright P M对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绩效关系做了重要的评述[9]; Wei LQ、Liu J、Zhang YC和Chiu RK通过对中国企业的实践调查,分析了企业文化在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重要角色[10]; Brewster C对欧洲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与前景进行了分析[11];Croucher R对欧洲的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12]; Singh A K分析了印度的人力资源管理对其公共组织管理的重要影响[13]; Psychogios A G和Wood G、Vakola M及Galanaki E对希腊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14]; Frame P对伊朗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等。

(5)关于微观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的研究。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图谱中,高频次关键词有如“training”(9)、“innovation”(9)、“Job satisfaction”(9)、“culture”(7)和“outsourcing”(6),说明了国际学者们比较重视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如人员培训问题(Tabassi A.A、Bakar A.H、Hansson B)、管理创新问题(De Saa-Perez P、Diaz-Diaz NL、 Chen Chung-Jen、Thompson J.R)、员工满意度问题(Petrescu A.I、Simmons R)以及企业文化建设(Miah MK、Bird A)等成为近几年来该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内容。

1.2 关键词中心性与热点网络中介节点计量分析

依据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基本原理,在科学知识图谱中,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较强(共现频次较高且中心性超过0.10),则说明该词在该研究领域中的中介桥梁作用较明显,对该研究网络的影响力较大。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中,选择中介中心性视图,绘制出2006—2010年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中心性关键词图谱,如图2所示,并将其转化成表2。

通过对图2和表2的分析发现,近几年来,在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网络中,影响力和控制力较大的热点关键词包括:“performance”(绩效)、“firm performance”公司绩效、“Systems”(系统)、“impact”(影响)、“model”(模型)、“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和“productivity”(产出)等。2006—2010年期间,各国学者围绕上述热点开展了不同领域的相关研究,如:Ringdal K、Karsten L和Green KW对人力资源管理绩效、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Chung BG、Wallace J和Poutsma E等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影响及完善和高绩效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等进行了研究;Ringdal K、Bird A及Hansson B等分别开展了欧洲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各国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人力资源培训和管理实践对组织绩效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Chadwick C和Dabu A对包含企业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管理和竞争优势的综合模型进行了探讨[15]。

2 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计量分析

在计量与分析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过程中,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以“人力资源管理”作为检索词在来源文献中的篇名范围内进行检索,从2006年至2010年,共检索到599条文献记录资料。本文通过Citespce可视化软件对从CSSCI数据库中下载的599条文献记录资料进行了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绘制出2006—2010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图谱,如图3所示,并将其转化成2006—2010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关键词高频列表,如表3所示。

2.1 关键词共现频次与研究热点计量分析

首先,从众多关键词的出现频率上看,2006—2010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出现频次较高(10次以上)的关键词包括:人力资源管理(355)、人力资源(56)、战略人力资源管理(31)、组织绩效(24)、企业绩效(23)、人力资源管理实践(22)、图书馆(19)、人力资源管理系统(12)、心理契约(12)、激励机制(11)、民营企业(1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11)和知识管理(10)。上述关键词的较高频次说明了学者们对这些研究领域的积极关注,使它们成为近些年来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热点内容。

其次,从上述研究热点的归属范围上看,通过对图3和表3的分析,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发现2006—2010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热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宏观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研究。表3和图3显示,“人力资源管理”(355)、“战略人力资源管理”(31)、“人力资源管理实践”(22)、“人力资源管理系统”(12)、“人力资源管理模式”(9)和“管理模式”(8)等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成为近几年来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热点内容。代表的研究包括:蒋建武、赵曙明对心理资本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分析[16];朱伟民通过在科技型企业开展的实证研究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知识创造能力进行了探索[17];赵曙明、谢凌玲、曾湘泉等分别对跨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因素、社会伙伴关系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18]; 刘善仕等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创新能力与组织绩效关系进行了探讨[19];肖鸣政对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选择因素进行了研究[20]。

(2)微观人力资源管理行为研究。表3显示,属于微观人力资源管理层面的关键词如“心理契约”(12)、“激励机制”(11)、“以人为本”(9)、“劳动关系”(9)、“企业文化”(8)、和“胜任力”(8)等代表的内容也是近几年来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热点。该方面的研究如:刘香毅提出了基于心理契约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20];姚岳军分析了高科技企业研发人才流失的动机与激励机制[22]; 宋衍涛论述了政府机关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理念;赵曙明、黄昊宇对企业伦理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23];陈万思对不同管理层次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胜任力进行了比较分析[24]等。

(3)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的相关研究。关键词“组织绩效”(24)、“企业绩效”(23)、“绩效”(7)和“绩效管理”(5)等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国内学者始终关注着对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并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理想的研究成果。较有影响的研究如:刘善仕、蒋建武和邢周凌等分别对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组织绩效关系、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承诺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组织绩效关系进行了研究;张正堂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25];王文智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绩效管理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26]等。

(4)人力资源及其重点领域的相关研究。图3中的高频关键词“人力资源”(56)、“图书馆”(19)、“企业人力资源管理”(11)、“高校”(9)和“公共部门”(8)等显示,我国图书馆、企业、高校和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成为诸多领域中的重点研究对象,是近几年来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热点内容,如:于翔、周九常分别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面向知识共享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进行了分析;戴万稳、蒋建武对转型期国企人力资源管理外包进行了探讨[27];郑文力对高校人力资源特征与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分析;郭庆松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28]等。

2.2 关键词中心性与热点网络中介节点计量分析

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中,选择关键词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视图,绘制出2006—2010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高中心性关键词图谱,如图4所示,并将其相应转化成表4。图4显示,在近几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网络结构中,中介中心性(Centrality)较高的关键词包括16个,分别是“人力资源”、“图书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策”、“劳动合同法”、“组织绩效”、“心理契约”、“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绩效考评”、“高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知识管理”、“胜任力”和“金融危机”。由此可见,2006—2010年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通过上述16个关键词开展的研究较多,这些热点关键词的中介桥梁作用明显,是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不同网络之间重要的关键节点,对整个研究网络发展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较强。

在表4中可以发现,首先,“人力资源”的中心性是0.45,是研究网络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热点关键词,如赵曙明、曾湘泉、廖泉文和芮明杰等对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其次,“图书馆”中心性为0.33,排在第二位,如唐军、叶杭庆、谢一帆和马芝蓓等对“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开展了大量的微观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再次,“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中心性为0.27,如孙健敏、赵曙明、刘善仕和王重鸣等对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及其重要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最后,“组织绩效”(0.17)和“绩效考评”(0.14)的中心性较高,说明它们对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影响力较大,如赵曙明、刘善仕、张正堂、廖泉文,张一驰、王重鸣等对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评、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等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此外,国内学者们通过“心理契约”、“创新”及“胜任力”(赵曙明、王年军、陈万思等)开展的研究也较多,使其成为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范围及其发展影响较大。

3 国际、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比较

3.1 国际、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比较

图1和表1显示了2006—2010年国际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情况,图3和表3则显示了2006—2010年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情况。通过计量与比较发现:

(1)研究热点领域中的共同点。国际、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热点都涉及到了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知识管理和企业文化等研究领域,由此可见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研究内容的关注和重视程度;此外,从这些研究热点的历史演进轨迹可推断出它们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中的主要热点内容。

(2)研究热点领域中的不同之处。首先,国际范围内,近几年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集中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如对中国、欧洲、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研究范围面向全球,视野更加开阔;相对来讲,国内近几年来则很少开展对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的深入研究,而是将国内图书馆、高校、企业及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国内不同组织、不同行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探索。其次,国际范围内微观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聚焦于组织承诺、培训、创新和员工满意度方面,国内微观人力资源管理层面的研究热点则集中于心理契约、激励机制、以人为本、管理模式、人力资源外包、劳动关系和胜任力研究等方面。再次,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讲,国际范围内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非常关注跨国企业或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国内学者则更关注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等。

3.2 国际、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中介节点比较

图2和表2表明了2006—2010年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中影响力和控制力较强的中介节点,图4和表4则显示了2006—2010年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中影响力和控制力较强的中介节点。通过比较发现:

(1)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中中心性较高(数值大于0.10)的中介节点较少,总计6个;而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中中介节点较多,达到了16个。由此可见,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网络中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重要节点较多,通过它们开展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内容较为丰富。

(2)从共同点来看,在国际、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网络中,“组织绩效”、“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等都是该领域中影响力和控制力较强的中介节点,成为该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网络之间重要的中介桥梁,说明它们对国际、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影响非常大,也必将成为未来几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热点网络中的重要关键节点。

(3)从不同之处来看,“performance”(绩效)、“impact”(影响)和“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是国际范围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网络中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中介节点,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者仍然比较注重该领域的基础研究;而“人力资源”、“图书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策”、“劳动合同法”、“心理契约”、“创新”、“绩效考评”、“高校”、“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胜任力”和“金融危机”则是对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网络中影响力较大的重要中介节点,这充分体现了国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及空间的不断拓展,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SSCI 篇3

1数据来源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数据与分析资料来自于美国信息情报研究所( ISI) 下属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下载了自1993年以来发表在国际SSCI来源刊物发表的文章,数据更新时间为2014年5月23号。检索策略选择主题检索进而涵盖了标题、关键词等范围。检索词汇按照 “企业孵化”并且 “网络”的组合方式进行检索。结合相关领域文献常年的跟踪阅读,其中, “企业孵化” 采用了Theme = incubat* ( 涵盖了incubator,incubatee,incubation等多种变形表达) ,“网络”则采用了相对宽泛的检索词,包括虚拟( Virtual) 、网络( network) 、集群( cluster) 、 集团( group) 以及联盟( alliance) 。由此形成了5种检索组合。时间跨度为1993年至今,供下载得到了108篇文献以及记录信息,其中记录信息包括了软件分析必需的标题、关键词、摘要、参考文献、 施引文献等。软件分析结合下载文献的阅读为后续知识图谱的绘制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采用了最新的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CitespaceⅢ,以节点和连线的方式呈现可视化分析结果,基于文献共被引视角确定作者间研究兴趣的距离[8]。基于此,将异质群体区分为内部同构性较高的子群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刻画当前企业孵化网络研究脉络布局与未来研究趋势。

2结果与分析

运用CitespaceⅢ软件对下载文献进行引文分析, 选择寻径( Pathfinder) 算法以简化序列中每个网络及最终合并网络,按照两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区分, 在每个时间分区中选择高被引的前50篇,网络节点确定为被引文献( Cited Reference) ,主题词来源选择标题( title) 、摘要( abstract) 、关键词( author keywords与keywords plus) 。运行结果如图1所示, 共包含节点381个,连线1 413条。

由图1发现,企业孵化网络相关研究成果( 菱形结点线) 2000年以前发表成果相对较少,但连线数增高,表明该研究领域在2000年之前处于既定理论框架下的一致性研究,处于概念认定阶段。但从2000年起,文献总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连线数却没有表现出同比例升高,说明企业孵化网络研究领域受到了新的关注。但受新实践背景以及学科交叉的影响,进行了二次探索开发,尚未形成一致公认的学术研究体系,从趋势演变角度可以判定该研究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 1整体图谱分析: 核心领域与衍生领域的划分

为了进一步理清该研究领域的脉络体系,在文献产出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 “聚类” 视角, 生成文献共被引聚类演进的知识图谱( 见图2) 。该图谱中的聚类标签通过共被引文献关键词体现,表明了目前企业孵化网络研究的理论脉络分布。从整体知识图谱的结构看,模块化程度( Modular Q值) 为0. 892 4,表明该研究领域能够被合理地划分为几个维度,平均轮廓值( Mean Silhouette) 为0. 891 1, 表明分解后的聚类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图2所示企业孵化网络聚类视角下的知识图谱, 并以被引文献中的关键词为标签,对研究领域进行高度精炼和概括。通过解析这些关键词,可探得当代孵化网络研究主流学术群体所关注的研究主题[9]。 连线颜色对应文献的首次被引年份,聚类形状大小代表了聚类规模。其中连线数多、形成年代早、规模大的聚类为该研究 “核心领域”,其余为 “生长领域”。如图2所示,图谱中形成众多聚类所代表的研究主题,每个聚类显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主题词。 这些聚类既有相互交错,也有独立分布,根据主题词及引文关系的相似程度,将一些小的聚类合并以及关系不明显的聚类剔除,最后得到企业孵化网络4个主流研究视角。

基于整体图谱分析,通过观察聚类之间以及聚类与聚类间连线的颜色和节点信息可知,视角1 ( 专业化能力视角) 所覆盖的聚类由一些单独的小聚类和相互交错的集中聚类组成,数量最多,主要在2000年之前形成,聚类结构比较完整,内外部连线复杂,文献信息量最多。视角2 ( 联盟孵化视角) 由4个小规模聚类组成,普遍形成于2001年,内外部联系少,独立且结构性强,代表了企业孵化网络研究的核心领域( 知识基础) 。视角3 ( 产业升级视角) 只由一个独立聚类构成,形成于2005年,聚类规模较大,结构稳定。视角4 ( 知识管理视角) 所代表的聚类与其他3个视角所代表的聚类都有连线关系,形成年代新,结构发散,可以判断出是由这些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研究主题蔓延、衍生出来的, 平均形成在2010年,从目前的走向上看仍处于形成和发展之中,与视角3共同构成了企业孵化网络研究的成长领域,分类结果见表1。

注: 聚类个数表示数据运行后的聚类标签数; 聚类规模代表特定领域中节点数; 聚类同质性表示该研究领域内部一致性程度; 平均形成年代指特定领域文献平均发表时间

为了进一步对知识图谱构造的 “核心- 衍生” 演化结构模型进行细致分析,本文对研究前沿核心领域以及生长领域进行了文献与关键词分析。重点分析了高被引文献以及施引文献高频词汇,进而对核心研究领域以及生长领域的内在观点进行脉络分析[10]。施引文献关键词的分析采用了节点权重指数,节点权重指数是网络中节点在整体网络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度量,权重数大的节点相对容易成为网络中的关键节点[11]。根据各研究视角中施引文献出现的高权重数的文献关键词,即 “核心关键词”, 同时结合其主要施引文献的内容解读,可以判断各个视角的主要研究主题。另外,每个前沿视角中出现的其他文献关键词,即 “普通关键词”,虽然重要性较低,但就一定程度而言,其反映出了各研究主题所关注的其它 “知识空间”[12]。

2. 2研究前沿核心领域

2. 2. 1核心领域一: 专业化能力视角。企业孵化器的存在依赖于创业服务市场化进程中的专业化分工, 因此,企业孵化网络的运行模式均已专业化协作为前提,寻求以协同效率为目标的创业孵化。企业孵化网络作为该研究领域一种群体创新协作平台,专业化能力视角下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均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宏观层面侧重于企业孵化网络有效性的评估,形成了企业孵化器内外创业成功项目的比较研究以及专业企业孵化器与综合孵化器效率的比较研究。另外,基于专业化能力差异,企业孵化网络中的投入产出原则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创业实践方面表现出创新激励工具不断创新、评价指标不断丰富。评价过程将创业家素质、R&D效率、就业成本等指标涵盖进来。微观层面则倾向于创业成长整个周期的孵化支持模式。将创业过程的源头、企业孵化的准入与退出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由此, “动态生命周期”的概念突破了单一阶段孵化研究的局限,探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性资源特征,进而对企业孵化网络的优化指明了方向。

通过施引文献关键词( 见表2) 以及施引文献的解读,该研究领域受到较多关注的关键词是技术创业评估、群组比较、战略性思维、跨层次团队、 标准化过程等,说明企业孵化网络的研究已经出现了 “企业范式” ( firm analysis) 下的系统研究,将企业组织效率的原则方法应用于企业孵化网络的构建与维护。与此同时,企业孵化网络专业能力的研究也提升到了全球竞争层面,即单打独斗式的创业孵化已经不能满足高科技创业竞争的要求,企业孵化网络的构建应该着眼于战略性的全球化布局,突破传统区域创新资源流动隔阂的藩篱。

2. 2. 2核心领域二: 联盟孵化视角。伴随技术知识专业化的发展,众多学者认为企业孵化器的关键职能之一是为在孵企业或其他创新型组织构建社会网络提供机会,以实现创业过程中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基于此,联盟孵化成为企业孵化网络研究的另一个主流。联盟孵化旨在获得商业性社会支持,以缓解企业孵化器自身资源与能力不足的压力,进而保障企业孵化项目能够获得充足的创新资源和市场信息。回顾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发现,联盟孵化的结盟方式可以区分为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 两种。前者往往代表了早期企业孵化器的组建形式, 即由政府主导形成的大学科技园区或区域性企业孵化器。后者则是在企业孵化器盛行时出现的类似企业特征的商业化孵化器。其中之一便是公司内创形成的公司集团孵化器,与传统的企业孵化器相比, 这类孵化器形成的联盟孵化更加注重于相互认同合作网络的建立,更为容易形成互惠合作关系。该研究领域相伴而生的问题是商业化的网络治理机制难题。其中,联盟孵化中交易效率以及创新效率的研究是近年来关注的重点。

通过施引文献关键词( 见表3) 以及施引文献的阅读可以发现,虚拟企业孵化器、网络化、社会网络、创新网络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另外,企业集团、集群升级也受到了近年来的关注。其中,集团网络的孵化使得联盟孵化网络的合作形式更加紧密, 而集群孵化则使得联盟孵化的网络合作关系更为开放与松散。因此,联盟孵化的网络组织形式为未来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热点之一。

2. 3研究前沿衍生领域

2. 3. 1衍生领域一: 产业升级视角。就企业孵化项目的准入标准而言,企业孵化往往代表了新型产业的培育,新型产业与传统产业不论在目标市场还是在技术创新范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从产业升级的视角研究企业孵化网络成为近年来独特的一个理论分支。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研究首先将企业孵化网络的边界进行了拓宽,传统的围绕孵化项目形成的生产、供应、销售等单向网络支持关系得以改善。一方面,传统产业内成功企业的管理模式、 市场开发战略能够在创业孵化项目中得以扩散,减少创业孵化成长的摸索时间。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内本身具备的有机高效分工更能够为孵化项目的成功提供集成式支持。与此同时,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研究将企业孵化扩大到了产业孵化。将产业链纳入企业孵化网络研究的范畴,进而实现产业层面创业孵化项目群的整体发展壮大。在此过程中,企业孵化的原有投入产出要素发生变化,企业孵化网络承载资源进一步放大。

通过施引文献关键词( 见表4) 以及施引文献的阅读分析,该研究领域受到较多关注的关键词是技术升级、产业复苏、产融融资、商业网络等,代表了该研究领域未来的知识域或探索空间。与此同时,企业转型、公司内创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说明产业升级视角下企业孵化网络的研究出现了成熟企业转型发展与企业孵化网络融合的迹象。

2. 3. 2衍生领域二: 知识管理视角。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能力成为市场化竞争的关键。企业孵化网络作为创新网络的特例,创新主体之间往往进行着专业复杂的知识交往,因此,知识创新以及知识管理形成了近年来企业孵化网络研究的生长点。 相关的研究将知识创造的过程由企业内移植应用到企业孵化网络。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相互转换运用于解决企业孵化网络创新合作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认为,知识创造累积形成的知识资本与风险管理能力正相关,具备较高知识管理能力的创业孵化项目能够带来更高的存活率。就风险极高的创业孵化项目而言,网络层面的知识管理被提高到新的议事日程。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主体互动合作的过程中有两类学习值得关注: 一类是利用式学习,即将已有的知识转化为市场化产品的过程; 另一类是探索式学习,即形成 “无中生有”的创新能力的过程。该研究对企业孵化网络创新主体的知识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通过施引文献关键词( 见表5) 以及施引文献的阅读分析,关注度较高的关键词有知识管理、知识创造、集成创新、知识网络、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等,构成了未来研究的知识域。此外,网络组织中节点之间的知识互动衍生出吸收能力的研究, 认为吸收能力是将知识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最后,国际比较研究也成为近年来的关注点,相关研究指出国别差异对知识管理的影响。其中,亚洲地区创新合作更容易传递隐性知识,而受欧美文化影响的创新组织则更容易传递显性知识。

3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近20年来 “企业孵化网络”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聚类分析结合文献的解读,将企业孵化网络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分支的梳理,根据聚类相似性以及平均生成年代将该研究领域的演化界定为 “核心- 衍生”模型的发展轨迹。其中,核心研究领域涉及两个主题,即专业化能力与联盟孵化,两者构成了企业孵化网络研究的理论渊源。专业化能力与联盟孵化将分工与协作紧密结合,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两大支柱。由此出发,产业升级视角以及知识管理视角成为衍生研究前沿,近年来受到了密集关注。

通过国外相关研究的分析,结合我国企业孵化的实践,未来以下四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

( 1) 专业化能力基础上的差异化孵化。企业孵化器专业化能力的建设立足点与出发点均是要满足市场化竞争的需要。企业孵化项目的产业跨度较大, 成长阶段各异,导致了创业孵化项目所需资源不同。 企业孵化网络的构建与资源配置应该围绕目标客户, 进行细分市场分析,实施差异化孵化战略。

( 2) 联盟孵化基础上的匹配孵化。目前的联盟合作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企业孵化网络的构建与治理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与科层组织、 市场组织一样,中间性组织孵化联盟的维持也需要组织成本,也就是说,企业孵化网络联盟组建也是需要代价的,而围绕孵化项目形成精简高效的合作创新网络才能带来效率层面的匹配孵化。

( 3) 产业升级孵化基础上的产业联动孵化。企业孵化网络作为新型产业培育的重要载体,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充当了关键角色,产业升级孵化关注的是环节孵化,并未将利益机制考虑进来, 而产业联动孵化才能够有机地将传统产业与新型产业相结合,实现产业反哺模式下产业整体资源的协同联动孵化。

( 4) 企业孵化网络中知识管理向知识治理转变。企业孵化过程肩负高科技创业使命,技术知识的创新价值往往成为入驻企业孵化器的敲门砖,而在创业成长过程中,市场开发知识、产业化知识、 管理经验等均成为创业企业的短板。此时,积极调动企业孵化网络中异质性创新主体,形成围绕孵化项目的有效知识体系至关重要。知识管理模式迫切需要网络层面的知识治理,形成异质性知识主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网络治理结构。

摘要：运用科学计量方法对国外企业孵化网络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探索出“核心-衍生”动态拓展模型,其中核心领域包含“专业化能力”以及“联盟孵化”两个视角。衍生领域包含“产业升级”和“知识管理”两个视角。

SSCI 篇4

为了找出界定研究质量的标准, 研究者选择了《传播学期刊》作为研究对象, 取得了该刊最近发表的120篇稿件的全部同行匿名评议。同行评议是一种决定传播研究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的“守门人”程序, 在传播研究的引导和扩散上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 对传播学者获得奖励和职位, 发表论文都非常重要。以《传播学期刊》为例, 它以同行匿名评议的方式审核稿件, 仅接受16%的投稿。

研究小组的目标是识别出评审人最经常认定的“罪过” (负面评价) 和“优点” (正面评价) 是什么, 什么因素与获得推荐发表最有关联, 什么促使评审人们将稿件界定为重要的和有意义的。

研究小组最初起草了一份“罪过”和“优点”的清单, 希望对高质量的传播研究下一个定义。但在之后的阅读过程中, 他们发现关于同行评议的研究著作已有很多, 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 在这些著作中, 学术价值的主要标准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 有了比较集中的七个评判指标。

第一, 同行评议

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研究、医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有大量关于评审人评价标准和意见一致度的研究, 但传播学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这些极少数的面向传播学的研究, 趋向于关注文献目录、计量数据和引用类型, 而非关注学术评价。

在广泛的同行评议文献资料中, 研究小组发现, 不同学科的评估标准相当相似, 但期刊的接受度并不相似。在自然科学领域, 大多期刊接受约80%的投稿, 相反, 在社会科学领域, 约80%的稿件被拒绝, 这是社会学家朱克曼 (Zuckerm an) 和莫顿 (Me rton) 的研究发现。学者们最初推断,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诸如物理、化学这样的领域已经拥有认同度很高的关于课题和研究方法的规范, 而这正是处于前规范阶段和半规范阶段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缺乏的 (Braxton&Harge ns, 1996) 。这个结论激发研究小组继续探索传播学稿件是否可能具有普遍范式, 并界定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 他们发现, 虽然不同领域的评价标准很一致, 但不管规范是否成熟, 评审人之间关于稿件质量的一致性却很低。有一个经典的研究, 研究者改换了被某期刊接受的12篇心理学论文的作者名字和归属, 将论文重新投到这家期刊。结果, 3篇论文被认出重投而被拒绝, 但仍有9篇被寄给评审人, 其中有8篇因为缺少发表价值而被拒绝 (Pete rs&Ce ci, 1982) 。有编辑承认:“经常投稿的人都能意识到评审过程的蒙特卡洛特性 (意指较为随机的) 。” (Campanario, 1998) 。也有研究发现, 69%被拒绝的论文最后都被其它期刊发表了, 甚至是被更有名的期刊发表 (Chew, 1991) 。这个结果引发了人们关于评审人认同是否确实是有价值的标准的讨论。人们认为, 评审人的各种评价应该是决定论文发表的补充意见而不是决定性因素, 应该培养多样性和创造性, 取代保守的评审过程。

第二, 七个“罪过”

研究小组在同行评议中识别出了最基本、最普遍应用的评审标准。表1总结了评价标准的典型样本, 包括许多期刊常规化的评价标准。在表1中, 稿件的作者被列于表上方第一行, 纵轴表示评价标准, 研究小组用七个术语来确定稿件的“罪过”和“优点”, 外加一个“其他”。

重要性作为第一个标准, 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各种评价中, 是最常用、级别最高的标准。但是重要性很难被精确化。有人用这个术语来界定稿件论题的重要性;有人用它来界定对论题的独特新贡献, 关于独特新贡献, 研究小组用“独创性”来界定;其他分析家也将读者兴趣等同于重要性。重要性这个标准经常用在编辑和评审人拒绝论文的评价中, 他们告知作者, 该问题是很重要, 但该论文并没有说出任何关于该问题的有意义的东西。

理论整合指实证或分析结果与可识别的理论元素的关联强度。有学者简单地用“理论”来界定这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其它的用类似于“概念与执行间的关联”这样的词汇来界定理论整合。

表达清晰是研究小组用来涵盖各种各样用来评价文章写作质量和文章结构的术语, 它并不针对少数语法混乱和违反APA体例规范的论文。

方法论是论文的研究方法, 这个标准包括了抽样、样本大小、有效性、可靠性、因果关系推论、统计等。

完整性是频繁用到的标准, 一般指评审人识别出稿件引用文章或解释的错漏, 也指稿件中有些需要考虑的方面没有被涉及。

规范关系被用到的次数很少, 它指评审人对研究与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现实世界中大众关注事件的联系所做出的评价。规范关系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发展得相对较弱, 而在人文科学领域却经常被提及。国际传播协会最近发出了关于传播应关注大众兴趣, 传播研究应该在现实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倡议。

独创性被放在最后, 并不表示它不重要。作为最常被同行评议用到的一个标准, 独创性强调评审人对稿件独创视角、方法和发现的界定。

第三, 《传播学期刊》评价程序对“罪过”和“优点”的界定

研究小组的问题集中在正面和负面评价在上述七个方面的分配, 这七个方面评价的构成, 以及评价和最终推荐发表的相关关系。他们对评审人之间的意见一致程度也感到好奇。考虑到传播学有众多子专业, 尽管样本的大小对效果有所影响, 研究小组仍试图探索各子专业间的评价模式是否有明显不同。

1、方法

研究小组收集了100篇稿件的全部评审意见, 这些稿件都经历了完整的审查过程, 并正式被接受或被拒绝。鉴于在最初的样本中只有16份稿件是被接受的, 研究小组增加了20份被接受的稿件。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评审意见看到差异, 以便研究评价的各个方面和接受发表之间的联系。由于一些程序上的困难, 研究小组最终的有用样本包括了117个评审意见组, 98组来自100个样本 (82份被拒绝的, 16份被接受的) , 另外的19组来自后面的补充样本 (19份都是被接受的) 。研究小组判断出样本中的86组具有定量特征, 27组具有定性特征 (剩下的4组无法归类) 。依照期刊本身的归类系统归类, 这些样本中, 有22篇是实证研究, 19篇是内容分析, 38篇是调查, 23篇是定性研究, 2篇是批判研究, 3篇是理论研究, 还有10篇属于其他类别, 各种类别在样本中的比率跟期刊实际收到各类稿件的比率很相近。

除本社编辑外, 一般有2个以上的评审人评审这些稿件, 研究小组只研究评审意见而不研究文本。被接受的稿件一般会被要求修订后重新提交。编辑的意见同样被考虑在内, 通过上下文很容易分辨出评审人第一次意见和针对重新提交的稿件的第二次意见。样本共计有213437个词语, 每个评审意见组平均有1824个词语。最短的评审意见组有368个词语, 而最长的评审意见组有6265个词语。

研究小组对第一轮和第二、三轮的评审意见同等对待。每组分析都是评审意见积累起来的一个集合, 在大多数情况下, 每组评审意见包括两份评审人的信和编辑的一封附函, 研究小组对评审人的意见和少数编辑意见进行编码, 最终得出3905个可编码的评审意见。其中, 共有385个评审意见是“优点”, 3520个评审意见是“罪过”。平均每个评审意见组有3.3个“优点”和30个“罪过”。

对评审意见的语言进行编码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最初, 编码员对同样随机抽取的评审意见进行独立编码, 然后, 逐段比较编码, 讨论编码规则, 为编码书增加一些细节和说明。在编码过程的最后, 研究小组随机指定12个编码过的评审意见组, 让二次编码器对它们进行编码以便计算编码员间信度。通过对14个“罪过”和“优点”的计算, 平均编码员间相关度为r=0.72, 所有被编码的意见的总相关度为r=0.84。

利用相关度来评估编码器协议可能还不够严谨, 所以研究小组也计算了相关索引系数。结果显示, 理论整合、表达清晰和方法论有相对较高的可靠度 (分别为0.83, 0.84和0.83) 。重要性和完整性的可靠度处于中间水平 (分别为0.43和0.48) 。规范关系和独创性的可靠度很难测量, 因为它们被提及的频率太低。因为该项目中所编码变量的投射性和新颖性, 可靠度水平虽然较低, 但已足以完成任务了。

2、研究结果

在样本中, 评审人在最终推荐上都有一个相对较高的意见一致度。研究小组检验了最初的98个已经完成评审过程的可用样本, 发现两名评审人和一名编辑的意见一致度高达69.4%。在这98份稿件中, 有57份被一致拒绝, 11份被一致接受, 30份存在不同意见, 其中5份经过修订和再次投稿最终被接受。这可以为评审人之间能够就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标准达成一致提供证据吗?只是根据这些粗糙的统计也许还不能那样说。《传播学期刊》的评审人被要求对稿件做出拒绝或接收的决定, 由于该期刊的接受率只有16%, 有人也许认为, 拒绝的意见有这么高的一致度若不是评审人都很认真地评审, 那么很可能纯属偶然。关于接受的意见也和拒绝的情况一样。另外, 评审过程本身很微妙, 从什么领域选择评审人员有时候很值得推敲。研究小组对评审人意见进行了进一步探究。

在传播学论文中, 什么是最致命的“罪过”, 什么又是最重要的“优点”?研究小组根据《传播学期刊》样本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 在优点方面, 重要性占据了首要位置, 远高于其他方面, 理论整合、表达清晰和方法论被频繁提及, 而完整性、规范关系和独创性被提到的则少得多。诸如重要意义, 特别是独创性, 这些在课本和期刊的指导方针中经常被提及的学术传统, 却意外地很少被提及。在负面评价方面, 所反映的数据也类似于正面评价, 除了两个例外。第一, 关于“罪过”的值远高于“优点”, 达到了9比1的比例。第二, 关于重要性的负面评价几乎没有, 这时体现在重要性上的“优点”比“罪过”的值大。

哪些“罪过”和“优点”与稿件的发表与否有最大的关系?对所有样本的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 正面评价居于主导地位, 稿件被给予接受推荐的可能性较高, 发表的可能性也较高。相反的, 是不是负面评价居于主导地位就容易被拒绝呢?研究小组惊奇地发现, 被接受的稿件平均都有大量的负面评价, 特别是在表达清晰、方法论和完整性上。这种现象也是合理的。如果一篇稿件总体上的重要性和理论整合很差劲, 评审人就不会再花时间去给出建设性意见, 而只是给出一些诸如论题和方法论的负面评价。如果稿件很有可能被发表, 评审人就会深入阅读, 并指出作者应该怎样在完整性和表达上做出努力。评审人说得越多, 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对这篇稿件的兴趣就越大。

接下来, 通过将“优点”的数量减去“罪过”的数量, 研究小组为每个样本的这七个方面各生成了一个总体指数。因为负面评价占据了主导地位, 所以指数分值表现为负数, 而且指数的差异主要也是被负面评价所控制。他们将这7个关于评审人推荐接受或拒绝稿件的总体指数进行回归计算, 计算出了七个逻辑回归系数。同时, 研究人员也对期刊社最终接受发表的结果做了同样的处理。

在这两个计算中, 正如研究小组所预料的, 理论整合和独创性被证明是影响评审人和编辑最后决定稿件是否值得发表的最重要因素。研究小组发现在评审过程中各方面的评审标准会互相影响。就一个重要的论题进行探讨是很好的, 但是这是大家都会做的, 最困难的挑战在于在探讨重要论题的同时加入积累的理论, 并说出一些新的原创的东西。稿件如果得到评审人关于表达清晰、研究方法、完整性方面的批评, 那么发表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了, 因为这些批评可能与理论整合和独创性的正面评价捆绑在一起。对这7个方面的正面和负面评价的数量的二变量相关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正面的关于重要性和理论整合的评价与负面的关于表达清晰和方法论的评价是正相关的。

由于受限于可用的初步数据和编码过程, 研究小组很难得出内容为王的结论。与可界定的理论文集没有清晰的联系, 不能提供独创性的贡献和杰出的研究方法的稿件都不能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究竟要和什么理论建立联系呢?当评审人提到“理论”时, 他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 传播学家界定的传播学术的传统中心理论和实际上期刊 (至少是《传播学期刊》) 稿件作者所写的理论是存在分歧的。研究小组根据Stephen Littlejohn被广泛引用的本领域中心理论传统类型学 (Littlejohn&Foss, 2005及其之前版本) 对每个评审意见组进行编码。这个类型学聚焦于6个以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传统。尽管这些理论传统反映了传播学研究的根基, 也包含了引导学生学习该学科的全部适合的学科基础, 但却未曾确切地包括现在活跃的传播学者正在做的研究, 在研究小组的样本中有87%的稿件只关注于6个类型中的2个——社会心理学 (49%) 和社会文化 (38%) , 符号学和修辞学传统只有5%, 现象学只有1%, 控制论甚至是0。

研究小组下一步做的是修正现存的理论类型, 找出一种能够与所作样本研究相匹配的理论传统。他们将评审意见中所界定的稿件内容和国际传播协会的20个研究类型以及Bryant和Miron (2004) 所界定的传播学研究的26个理论传统进行整合。他们发现样本在各个类别中的分布过于分散, 每个类别得到的稿件数都很少, 以至没有了进行分析的意义。他们从六个主要传播院系获取了研究生课程表, 从中寻找必修的课程类别和样本涉及的四个领域。这四个领域是:1、文化研究 (15篇) ;2、制度和政策研究 (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科技) (17篇) ;3、政治传播和公共意见 (38篇) ;4、大众传播 (25篇) 。22篇稿件因为是关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的, 或是由于研究小组为了让类别更清晰, 而不能归入以上类型。然后, 研究小组重新开动7个“罪过”和“优点”的显著性以及它们与接受相关度的分析。类型是特定的, 他们发现有可能揭示出传播学研究的不同子领域对学术质量的不同标准。研究小组从《传播学期刊》年度报告得知, 在每个领域和方法论区间, 论文的接受率大致相当,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同行评议标准是很相似的, 但是在子话题的再分析中, 有三个发现确实变得很明显。

其一, 文化研究是相对喧嚣的。每个该领域的评审意见平均比其他子领域超出了1000个词语。这些绝大多数是负面的评价, 并没有导致低接受率, 相反, 这个子领域的接受率高达40%, 而整个样本的接受率才只有29%。有分析指出, 为应用目的而设接受率指标并不那么重要, 也即文化研究领域的接受率只是具有统计上的意义。其二, 有12倍于其他子领域的文化研究评审人更加喜欢用规范关系标准来评价稿件。但如前所述, 规范关系在该领域的同行评议方面还没有明确定义。其三, 政治传播和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式在评判标准和所获的评价上都相当类似。文化研究评审人的评审意见最多, 而制度和政策研究领域的评审人最不积极, 该领域的稿件也最缺乏理论整合和独创性。

当评审人提到理论的时候, 他们指的是什么?研究小组回到评审意见去看是否能从评审人的语言中界定出一个模式来。他们并没有从头到尾地阅读那些评价, 而只是回到编码的段落和词语, 该过程虽不能从统计学角度证明什么, 但确实有所发现。

当评审人说到理论时, 他们大体上指四种模式。第一种, 理论是在传播学研究中不言自明的术语。第二种模式是某些特殊变量处在假设验证中的理论以及一些持续辩论中的说法, 比如两个因素是否有相关关系, 某些变量是处于上升还是下降趋势等等。第三种模式最普遍, 就是著名学者的理论文集或有重大发展前景的子领域的调查研究。第四种模式最少见, 它引用理论主要是为了积累一种有逻辑联系的范式, 如法律般的声明, 或者更像是课本的定义。在最后一种模式中, 评审人并不满足于程序化地提到理论 (正如第三种模式那样) , 他们更愿意讨论如何在稿件评审中推动理论的发展, 它要求评审人投入更多的精力, 仔细考虑手上的稿件是否真的能对人类传播学研究做出贡献, 而不只是引用一些词语和文章标题。

第四, 讨论和结论

研究小组表示, 不知道上述模式是否是其它传播学期刊的现状, 也不知道这些模式在传播学其他研究领域如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方面是否表现突出, 但是他们的发现确实暗示着, 如果传播学者能够娴熟地将研究与可识别的理论文集联系起来, 并优化和扩展理论文集, 那么, 他们的稿件也更容易被发表。

该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策略化的理论整合和独创性是决定一篇稿件能否被采用的最重要因素。研究小组呼吁各子领域和子理论间进行更多的对话和有意义的交叉引用。笔者希望对该研究的介绍能够对国内有志于进军SSCI核心期刊的学者有参考价值。

摘要：在SSCI传播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是新闻传播学者学术水平的体现, 但是我国新闻传播学者能够做到的却很少。SSCI传播学核心期刊有着怎样的用稿标准?本文通过对在《传播学期刊》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发表的论文《The Seven Deadly Sins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进行编译, 介绍了稿件评审人的审稿标准。研究发现, 投稿能否发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论文是否与明确界定的理论文集相关和是否有创造性的发现或新颖的角度。

关键词：传播学期刊,用稿标准,同行评议

参考文献

SSCI 篇5

循证“evidence-based”一词源于医学领域,最先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此后,循证医学的浪潮席卷了全世界,美国《纽约时报》将循征医学称为震荡与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之一。[1]目前,循证理念已成为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不同领域中干预服务的“黄金标准”以及制定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2]在美国特殊教育领域掀起一场全国性行动,联邦政府《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NCLB,2002)及《身心障碍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Improvement Act,IDEA,2004)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教育教学实践必须基于循证研究。经循证研究所证明有效的循证实践,逐渐成为干预反应模型(response to intervention,RTI)、[3]全校积极行为干预与支持(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SWPBIS)[4]等多层服务模式中的重要环节,融入智力障碍、超常儿童、情绪障碍以及学习障碍等特殊儿童的课堂教学、行为支持计划以及个别化教育项目中。

反观我国,目前特殊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特教领域乱象频发,各种毫无依据的新奇疗法层出不穷,所谓“权威”、“疗效迅速”的训练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致使“3岁自闭症男童死亡”[5]等丑闻频频爆出,对特殊教育的规范性发展敲响了警钟。因此,在我国特殊教育领域,上至各类教育政策下至各种干预方法都亟需科学规划和证据支持,而循证研究是促进我国特殊教育走向科学化、合理化、高效化发展的最佳依据。本研究通过检索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特殊教育研究领域2014年[6]国内学者常用软件为Bicomb,该软件广泛应用于航空工程、文献计量、教育研究等领域。如王庭照等学者应用该软件对我国免费师范生研究热点的领域构成与拓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7]郭文斌等学者应用该软件绘制特殊教育[8]和学前教育[9]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等。

(三)研究进程

首先,检索文献并对初始数据进行筛选和预处理,将收集到的WOS格式数据库文献转化为Bicomb2能够识别的ANSI编码文本文件。其次,应用Bicomb2对筛选出的目标文献分别以年份、期刊、作者、关键词等为指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导出相关统计结果。第三,在Bicomb2软件中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处理,导出共词矩阵。第四,利用SPSS 17.0的系统聚类分析功能对生成的共词矩阵进行处理,导出相似矩阵和树状图。第五,应用SPSS 17.0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导出高频关键词战略坐标图。最后,综合处理结果,对该领域的热点和前沿进行概括总结。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文献的外部特征

文献外部特征包括文献的发表年份、发文期刊、作者等,可以展示文献基本信息,了解循证研究在特殊教育领域研究的总体情况。

1. 文献发表年份统计

从文献数量近10年的变化趋势分析,循证实践在国际特殊教育领域总体呈动态上升态势(2016年数据截至4月份,见图1)。而国内特殊教育循证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检索CSSCI数据库,特殊教育循证研究文献仅寥寥数篇,可见我国特殊教育循证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 期刊发文量统计

研究显示,国际特殊教育核心期刊中对“循证实践”较为关注的前3位期刊是《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Research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和《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见表1)这3种期刊均与发育障碍相关,说明此类实践中更重视循证研究结果的指导作用,而其他领域对循证研究的关注度还有待提高。

3. 作者发文量统计

从事特殊教育循证研究且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学者如表2所示,这部分学者仅占学者总量的5.38%,其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是西佳福斯(Sigafoos,J),共有11篇文章。74.12%的学者仅有1篇发文量,可见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由少数研究者主导,其覆盖面有待提高。

(二)研究文献的内部特征

文献内部特征主要从高频关键词、Ochiia系数相异矩阵分析、聚类分析以及战略坐标图等方面进行分析。高频关键词可初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Ochiia系数相异矩阵分析可进一步反映关键词之间的距离,聚类分析能概括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分区,而战略坐标图在其基础上可进一步揭示各个研究热点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1. 高频关键词分析

高频关键词分析,可直观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通过文献分析可知,347篇文献关键词共1,284个,文献最高被引频次为42次。[10]根据普莱斯公式得出高频阈值M=0.749×√42=4.85。[11]因此,本研究根据四舍五入原则选取频率≥5的36个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占总关键词的43.30%,其代表了国际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的热点。(见表3)

2. 高频关键词Ochiia系数相异矩阵及分析

为探寻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用Bicomb2对36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生成词篇矩阵。将该矩阵导入SPSS 17.0,选取Ochiia系数得到36×36的共词相似矩阵,进一步转化为相异矩阵。相异矩阵中数值越接近1,关键词间的距离越远,相似度越小;反之则相反。表4以高频关键词的前6位为例,呈现Ochiia系数相异矩阵,可知各关键词与循证研究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依次为:智力障碍(0.977)、综述(0.905)、学习障碍(0.895)、自闭症谱系障碍(0.874)、干预(0.827)。

3.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根据Ochiia系数相异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可直观反映关键词间的亲疏,揭示特殊教育的研究热点领域。聚类结果如图2所示,可归纳出国际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的四大领域。领域一:口吃评估与干预的信效度。由两个子类组成,其一是评估的信效度;其二是口吃儿童的焦虑和认知行为疗法。领域二:学习障碍认知行为与心理健康。由两个子类组成,其一是学习障碍等个体的认知;其二是青少年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健康。领域三:智力障碍循证综述。领域四:自闭症的循证干预。该图直观地反映出领域四是目前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的焦点。

4. 高频关键词战略坐标分析

在聚类分析结果的基础上绘制战略坐标图,可揭示某一研究领域各构成部分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用以描述研究领域的内部联系和领域间的相互影响情况。战略坐标图的横轴表示向心度,可量度各类群关键词与其他类群关键词之间的紧密程度;纵轴表示密度,可量度各类群内部关键词的紧密程度。各关键词所处的位置用小圆圈表示,关键词关系越紧密,圆圈间的距离越近;反之则越远。

根据战略坐标图的解读原则,第一象限类群的向心度与密度均较高,不仅类群内部联系紧密,研究趋向成熟,而且与其他三个类群的联系也较密切,该类群是循证研究最重要的研究热点,位于循证研究网络的中心。图3可见,第一象限主要由自闭症的循证干预(领域四上部分)和学习障碍的认知行为等构成(领域二子类一),该部分为目前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二象限类群的密度较大而向心度较差,说明该部分内容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与其他类群的联系不紧密,可能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因得不到有效的提升而消失,主要由青少年的态度、行为和心理健康(领域二子类二)及口吃儿童评估干预的信效度(领域一)构成。第三象限类群的内部结构比较松散,与其他类群的联系也不紧密,处于整个研究领域的边缘,研究还不够成熟,仍需进一步挖掘,主要由智力障碍的相关研究综述(领域三)构成。第四象限类群的内部研究在其他研究中受到重视,在整个研究领域中表现活跃,具有潜在的发展空间,但在发展中容易被分解、演化成其他相关类群,主要由自闭症的循证干预(领域四下部分)构成。

四、聚焦与讨论

(一)自闭症循证研究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自闭症循证研究是目前国际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的主体,研究更多、更系统。该领域的权威机构,如美国国家自闭症中心(National Autism Center,NAC)和自闭症国家专业发展中心(Na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NPDC)都开展了大量的循证研究,提出“最佳政策”、“最佳教育实践”和“最佳干预方法”,并应用于临床工作,提高决策与干预的科学性,将循证研究效果最大化。[12][13]这类循证研究依据不同的循证标准进行文献筛选和评价,建立证据强度分类系统,将当前自闭症干预方法分为“已经证实有效的方法”、“正在显效的方法”、“尚未证实的方法”和“有害的方法”。有学者采用该循证研究模式,通过14篇入选文献,系统评价运动干预疗法(movement based interventions,MBI)对自闭症儿童社会心理问题的治疗效果,总结了角色扮演(role-playing)、体育活动(physical activity)、模仿(imitation)以及艾尔斯感觉统合(Ayres Sensory Integration,ASI)等四种运动干预疗法的效果。研究显示,该类干预方法尚不能对自闭症儿童社会心理问题产生明确稳定的治疗效果。[14]有研究者也采用同样的循证研究模式,通过43篇入选文献,系统评价精神药物对自闭症儿童问题行为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只有氟西汀(fluoxetine)和哌啶酮(risperidone)能够成为潜在有效的药物。随着精神药物在自闭症干预中的使用越发频繁,我们亟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明其干预的效果。[15]类似研究也在“家长参与”、“照顾者执行的早期沟通干预”等方面进行探索,为自闭症干预提供了相应的循证依据。

(二)智力障碍循证研究

智力障碍循证研究文献中,较多学者对各类干预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有学者发现,在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研究中,有大量“什么是有效的(what works)”研究报告为特定干预方法提供了最佳研究证据,如英国健康、社会服务与公共安全部(Department of Health,Social Services and Public Safety,DHSSPS)以及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NICE)等部门均出台相关循证研究报告,以指导相关工作的开展。[16][17]但直到最近,才有少量研究尝试通过循证研究方法,寻找针对智力障碍人群心理问题的最佳干预方法。有学者梳理了1980年到2010年智力障碍的研究文献,考察智力障碍学生挑战性行为心理干预方法的循证研究证据。研究显示,符合循证研究入选要求的文献仅59篇,笔者根据循证证据标准将文献分为三个等级:A类文献包括至少一项高质量的元分析数据、系统性文献综述或者随机对照实验;B类文献是缺乏完全随机对照实验的临床研究;C类文献为缺乏高质量实证研究证据支持,但被广泛接受的专业观点。最终符合A、B、C三个等级证据标准的文献仅20篇,满足最严格实证证据标准A的有效研究仅有6篇。[18]类似针对某一特定挑战性行为干预方法的系统性文献综述得出的数据也大同小异,即智力障碍干预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实证证据来进行深入的循证研究。

(三)学习障碍循证研究

学习障碍的循证研究也是目前的研究焦点之一,研究数量多而系统。有研究总结了满足循证实践标准的针对学习障碍学生的教学设计的共同特征:(1)聚焦关键教学内容;(2)包含学生学习新知识的特定策略;(3)学习新知识时应由教师主导教学过程,同时学生复述该内容;(4)包含已经掌握的内容的复习过程;(5)通过多种途径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反馈。[19]尽管大量的循证研究都报道了这类循证实践的有效性,但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却有可能不遵循原本的干预设计,导致研究和实践之间差异明显,即实践的忠诚度(fidelity)较低。[20]有学者对10名特殊教育教师的“10以内加减法”教学策略进行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教师的教学实践与循证实践所要求的教学设计相比,同时存在数量和内容的改变。在数量方面,示范练习(modeled practice)及引导练习(guided practice)的改变远高于其他教学程序,其中示范练习过程的改变甚至高达43%;在课程内容的改变方面,涉及教学法、教学材料和教学任务,其中教学法的改变高达82%。[19]

此外,研究发现,学习障碍在成年期将持续存在,尽管成年学习障碍相关文献不断增加,但循证研究成果非常有限。有学者对学习障碍相关的循证研究文献作了梳理,探索对学习障碍成年人认知行为和心理健康等有效的干预措施。结果显示,当前仍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证据来支持对成年学习障碍者有效的干预方法,成年学习障碍者的低文化水平对其各方面适应能力均有影响。[22]综上所述,学习障碍领域的循证研究资料已比较丰富,研究重心逐渐过渡到循证实践的忠诚度,研究对象扩展到成年学习障碍群体,但仍需要更多实证数据来进一步完善成年学习障碍者的循证研究。

(四)口吃循证研究

随着循证研究对特殊教育日益深入的影响,循证实践在言语语言病理学领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协会(American SpeechLanguage and Hearing Association,ASHA)要求所有会员必须采用循证实践作为其干预模式,并于2004年出版了沟通障碍的循证技术报告,[23]2005年对循证实践的定位进行强调,并于2013年再次修订循证技术报告。[24][25]在口吃研究领域,言语语言病理学家也逐渐开始反思口吃评估与干预的实践方法。有研究者回顾了英国迈克尔·佩林口吃儿童治疗中心(The Michael Palin Centre for Stammering Children)近百年的治疗历史,梳理了各种治疗方法及理论观点,包括口吃改进法(Stuttering modification)、个人建构心理疗法(Personal Construct Psychology,PCP)、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行为治疗(behavior therapy)、焦点解决短期治疗(Solution Focused Brief Therapy,SFBT)以及综合疗法(Integrated therapy)等,这些方法在60%~80%的案例中能发挥明显作用,其中认知行为治疗和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循证基础较为扎实,但尚无研究报道何种方法效果更佳。[26]基于多元口吃干预方法,研究者尝试通过循证研究寻找最有效的干预方式。有研究者通过质性研究方法中的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IPA)考察参加口吃自助联盟(self-help conference)的被试使用自我帮助活动(Self-help activities)来克服口吃的效果。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将口吃者日常活动中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并使其更容易融入交流。[27]迄今为止,大量循证研究都是针对口吃症状治疗效果的临床报告研究,根据循证实践的内涵,患者本身对治疗方法以及治疗效果的看法同样非常关键。因此有研究者采用现象学的核心方法,运用半结构化访谈,结合客观临床数据,考察口吃患者对“多元强化口吃治疗”的看法及该治疗方法的长期保持效果。研究表明,口吃患者对该项目的有效性及持久性持肯定态度,但有一系列复杂因素会影响治疗效果。[28]综上所述,循证研究已取得大量口吃治疗方法及治疗效果的研究成果,丰富和规范了口吃临床治疗方法。

五、启示

循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性意义有目共睹,是保障特殊教育质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但循证研究也存在一定争议。例如,有学者基于实证的视角指出,鲜有证据证明循证实践本身的效果。[29][30]此外,循证实践鲜明的证据标准,使得政府和组织已经在影响和干预研究者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这是限制其工作主动性和创新性的一大困扰。然而,循证研究作为规范特殊教育发展的有效方法,对特殊教育乃至社会科学发展意义重大,为此,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探索,使循证研究更好地指导实践工作。

(一)统一特殊教育循证实践标准

随着循证理念在特殊教育领域影响的深入,最佳证据百科全书(Best Evidence Encyclopedia,BEE)、[31]循证实践标准的严谨性与统一性至关重要,我们亟需统一的循证实践标准来寻找实践中的最佳干预方法。

(二)特殊教育决策中引入循证理念

国际特殊教育领域各权威机构均已认识到遵循科学证据进行决策的紧迫感,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特殊教育领域必须实施循证实践。以美国自闭症循证实践为例,NAC以及NPDC等权威部门已发布循证实践指南,使寻找“最佳实践方式”的方法有了系统和科学的实施步骤;相关技术和管理部门、教师、家长、干预者等支持保障体系成员均严格按照循证实践指南执行,使自闭症儿童的利益得以保障。[32]因此我国特殊教育决策中应引入循证理念,遵循高质量研究证据对特殊儿童进行干预,建立科学、专业、权威的儿童评估、诊断、干预循证指南,以整治目前特殊教育领域的乱象,促进特殊教育的科学化、可持续发展。

(三)强化特殊教育实证研究

本研究系统梳理国际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各领域循证研究均存在实证研究数据不足的问题。根据循证研究的流程,纳入文献的研究设计主要包括单一被试设计与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其中,随机对照实验能准确揭示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被喻为决定治疗或干预是否有效的“黄金标准”,在证据的判断标准体系中占据最高层,但该类研究数据由于特殊教育对象的异质性限制,在特殊教育领域极其缺乏。根据2016年最新的NAC研究报告,还有很多类自闭症干预方法亟需实证数据的支持。[33]循证实践的核心理念是“依循证据进行实践”,只有在充分实证数据支持的基础上,才能找到最佳证据,进而对实践进行建设性指导。因此,为了规范研究,使得循证研究证据更加充分,应强化特殊教育实证研究,加强循证实践在特殊教育领域的研究力度,促进循证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

摘要：国际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热点问题分析对我国特殊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Bicomb2和SPSS17.0软件,对近10年SSCI最有影响力的前10种国际特殊教育期刊中循证研究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热点知识图谱,结果显示,国际特殊教育循证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自闭症、智力障碍、学习障碍以及口吃的循证干预4个领域。据此提出统一循证标准、教育决策中纳入循证理念以及加强特殊教育实证研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