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驾入刑

酒驾入刑（通用9篇）

酒驾入刑 篇1

《刑法修正案 (八) 》于2011年5月1日生效, 其第一百三十三条补充修订:“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酒驾”行为被正式定义为刑事犯罪。该法案隐含着一种关于法的行为倾向, 即:“饮酒不驾车”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人格特质理论将这种单独的行为倾向概括为人格特质, 结构化、多层面的人格体系即由多个人格特质构成。1“饮酒不驾车”的人格特质是法治人格在交通安全层面的一种具体表现。

“据公安部交管局提供的数据, 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的半个月, 全国共查处醉酒驾驶2038起, 同比下降35%;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同比下降37.8%。”2通过该法案的实施, 形成“饮酒不驾车”人格特质的个体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信息流通使大众传播媒介成为影响社会个体人格形成的变量之一, 在国人形成“饮酒不驾车”的人格特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为, 并非每个人都是通过“酒驾”行为被处罚或看见别人“酒驾”被处罚的直接经验了解该法案, 形成“饮酒不驾车”人格特质的。大众媒介在该法案及相关信息的传播中呈现两个特征:信息量大、关注“酒驾”的行为后果。

一、提高信息量与“饮酒不驾车”的行为模式

信息量大包括两个层面:1.同一时间多元渠道传播使“酒驾入刑”信息可有效抵达受众;2.不同时间持续报道, 扩大信息覆盖面。

高晓松酒驾案正值《刑法修正案 (八) 》刚刚实施。作为“酒驾”典型, 该案社会关注度高, 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报道中既有央视、北京卫视、上海卫视在内的广电传媒;也有新华网、中新网、凤凰网等网站;还有包括《法制晚报》在内的报刊媒体, 多元渠道扩充了信息量。其次, 包括央视在内的多个媒体对该案的审理过程进行了连续报道, 拓宽了信息覆盖面。同时, 由于行为人的公众知名度, 使得该案信息被反复传播。一时间, 当受众打开电视、点开网页、翻开报刊都有较大机率接触该案信息。

人们在与大众媒介的信息交互中获知该案相关信息, 形成丹尼尔·勒纳所谓思想位移, 产生一种间接经验, 即:饮酒驾车要负刑事责任。该经验会减少个体驾驶行为在交通安全领域的不确定性, 确定一个行为事实, 即:饮酒不驾车。通过长期、稳定的信息交互大众媒介逐渐对人们的驾驶行为施加影响, 对个体“饮酒不驾车”行为模式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塑型”作用。

二、观念传播与“饮酒不驾车”的思维方式

“酒驾入刑”报道中, 大众媒介普遍较关注“酒驾”行为的司法后果。在高晓松案的报道中无论是央视、北京卫视、新华网、中新网, 还是《法治晚报》都将焦点放在量刑上, 即:6个月拘役和4000元罚金。很多媒体引述了法律人士的一句术语:“对酒驾行为顶格处理”。

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291件获奖作品中有三篇“酒驾入刑”报道。分别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严禁酒驾带给社会的启示》;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芜湖查获全国“醉驾入刑”第一人》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打击“酒驾”两岸如何互相借鉴》。三篇作品同样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酒驾”的后果上。《严禁酒驾带给社会的启示》通过对专家、学者和交警的采访, 呈现了“酒驾入刑”法案功效显著的原因:执法坚决、后果严重;《芜湖查获全国“醉驾入刑”第一人》通过对反面典型的报道, 告诉受众“酒驾”要负刑事责任;《打击“酒驾”两岸如何互相借鉴》更是通过两岸专家的交流, 介绍了世界各国对“酒驾”行为的处罚, 分析了“酒驾”的严重后果。

重视后果, 体现了罗杰斯在《创新扩散》中提出的一种有利于观念传播的“相对优势”。罗杰斯认为相对优势就是新观念提供给采纳者相对于旧观念解决问题更有效的方法, “相对优势”高的观念有利于被个体采纳。“酒驾入刑”法案实施后, “酒驾”行为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后要负刑事责任。这不仅是6个月以下拘役和罚金那么简单。刑事犯罪会被记入档案, 影响个体今后包括工作、借贷和出国等一系列权益的行使, 其后果凸显了“饮酒不驾车”观念的相对优势。“酒驾入刑”法案隐含着“饮酒不驾车”的新观念, 该观念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即:饮酒不驾车。因此, 对于“酒驾”案的报道, 实质上是大众媒介对“饮酒不驾车”观念的广泛传播, 通过该观念稳定、持久的传播, 大众媒介在个体“饮酒不驾车”思维方式形成过程中施以一定的影响, 即:发挥“塑型”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酒驾”案及相关信息的传播和“饮酒不驾车”观念的传递, 在社会个体形成“饮酒不驾车”的法治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过程中施以一定程度的影响, 即大众媒介在“饮酒不驾车”的法治人格特质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塑型”作用。而人格心理学认为个体人格系统由多个人格特质所组成, 因此, 笔者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个体法治人格系统形成的过程中通过法治信息和法治观念的传播发挥着一定的“塑型”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2]柏慧杰.浅析“酒驾入刑”及其社会影响[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10

酒驾入刑 篇2

长期以来,完善法律问题似乎是理论界、法律人才应当研究关注的问题。其实不然,哪些事情应当上升到法律层面调整,理应由人民说了算,因为宪法有一条原则,就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下,对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是否应当入律,人民拥有绝对发言权和决定权。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整治酒驾行动,获得了国民一致的支持,人们期待酒驾入刑尽快实现。

酒驾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酒的问题,二是驾的问题。酒在农耕时代仅仅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普通百姓若非节庆、重要日子喝不得酒。酒水进入百姓喜宴与寻常生活,只有粮食的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后才成为可能。说直白了些,改革开放前酒还不是我国百姓生活的常用品;是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才在短短的30年内出现了可用于大规模使用粮食酿制酒精的现象与可能。驾也如此,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机动车有用量才呈爆炸式增长,人与车在有限的道路资源的占有使用上发生了矛盾。酒与驾结合,在现有的道路资源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事故地发生,并造成重大财产乃至生命损失。

酒驾已经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酒驾的直接后果是死亡、残疾、医疗支出的剧增、家庭的支离破碎、财产的毁灭,以及由此而产生接踵而至的诸多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首份《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称,全球每年有至少127万人死于交通事故,50%至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酒驾已成为车祸致死的罪魁;中国陆上交通事故每年每年造成10万人丧生。该组织同时预测,在未来12年中国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可能达到每年五十万!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有统计显示,我国交通事故致死有2/3是因违章驾驶;违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超重、超载、超车,二是酒后驾车。

发展汽车工业我国既定的民族工业发展基本方针,这也符合国家利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各社会组织、各类群体对机动车的拥有量将会继续大规模增长,家庭机动车拥有量将普遍化;在不同的区域和路面上,行人和人力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四轮机动客货柴机油车等还将会上演交错混流的局面,人、路、车的矛盾还将持续加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不可避免地还要攀升,这是一个具有一般认识能力的人都能够预测到的未来状况。解决这一现实矛盾的最佳途径就是立法分配社会资源,使得人与车之间都能在法律规范下合理、安全、有效率地使用道路资源。西方国家是最先享受工业化成果的国家,也走过了机动车肇事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历程,但是他们也是最先制定法律对酒驾进行严厉整治的国家,日本、美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瑞典、英国……莫不如此。相形之下,我国对酒驾危害的认识还不足,对酒驾的惩治还过于轻,整治酒驾的长效机制尚未健全,法学理论界尤其是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显然还没有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每当国民讨论要施以重典惩治某些犯罪之时,就会有一种看似理性的声音“唱反调”。我们的学术应当走向大众,了解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切身感受,那才是“理论”联系“实际”。

2009年9月,结合山东省检察院统一部署进行“问需、问计、问效”的“三问”调查活动,临沭县检察院有关部门附带制作了《对酒后驾驶处罚现状及其建议的调查》,设计问题有五:一是对当前公安部正在进行的全国集中整治酒驾的态度;二是我国针对酒驾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下设三个子项目;三是如何构建整治酒驾的长效机制;四是我国法律对酒驾是否完善

合理;五是酒驾入刑是否可行。此次调查采用无记名随机发放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回收98份,回收率98%;受发放群体为企业工人、行政机关公务员、中小学教师和出租车司机、法律工作者(公检法司和律师各4人),每一受调查群体为20人。收回的问卷显示,对全国集中整治酒驾支持率为100%;认为整治酒驾常态化是解决酒驾问题的最重要途径的占92.8%;就构建建整治酒驾的长效机制,受调查人提出了立法完善、加强执法、提高经济处罚、强制社会服务、建立不良信誉档案、降低行政拘留标准(血液酒精含量生理标准)、建立连带责任制度、建立终身禁驾制度等;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存在惩治酒驾偏轻的占95.9%;同意酒驾入刑的占96.9%。由此可见,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我国惩治酒驾过轻。

酒驾成本低的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民事法律责任低,民事赔偿仅限于经济损失,对精神损失不予赔偿。二是连带责任不清。与酒驾责任人密切联系的相关方面的法律责任不清,如追究酒楼、劝酒者、司陪人员的法律责任无法可据。三是我国的惩处力度不够,处罚手段过于单一,经济惩罚不足。在保险条款中,没有对酒驾这一问题加以调整,也是酒驾者冒险的原因。四是建立终身禁驾制度存有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终身禁驾制度,最为严厉的禁驾是“一年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驾驶机动车。”这一规定显得太轻,不利于对酒驾的警戒。五是酒驾未入刑。驾驶机动车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作业,酒驾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理应对此予以严厉的惩处。

酒驾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故意侵犯,并对公共安全形成严重威胁,其危害严重性已经存有社会共识。要保持对酒驾的高压态势,仅仅依靠现有的行政手段是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需要多种手段并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看到,整治酒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会毕其功于一役,应当建立整治酒驾的长效机制,还要建立完善的机动车驾驶档案,对酒驾者的酒驾行为保持完整的不良档案记录,进而作为酒驾惩治的依据。应当降低酒驾的生理指数,使得机动车驾驶人酒后不敢驾驶。要大力倡导加强行业自律,有效防范酒驾。最高人民检察院禁酒令明确规定,严禁酒后驾驶,一旦发现,即予开出;公安部也有类似规定。这两个机关在实际执行中,普遍反映效果良好,公安检察队伍因酒交通事故率极低。由此可见,行业自律是整治酒驾的必要、有效的措施,社会各方面如果效法公安检察机关的这一做法,势必形成更大范围的禁酒令,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禁绝酒家的良好社会风气。同时,要对酒驾处罚不力的,应当追究执法者的责任。

我国我国规制酒驾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刑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之中,其中刑法规定是在总则之中,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于第2章“机动车和驾驶人”和第7章“法律责任”。刑法第18条规定,酒醉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的人不得驾驶机动车;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一年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驾驶机动车。与酒驾相联系的刑法条文只有一个,即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酒驾作为一种违章行为是该罪成立的一种前提,因酒驾产生严重危害后果的,可能作为犯罪认定处罚。但是这一罪是侵害犯而非危险犯,只有发生严重危害后果才能进行刑事评价。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酒驾危害的认识尚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层面,亟需提高,并且在刑律条文的设计上要完善、改变。

“醉驾入刑”的法律思考 篇3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预防措施

一、“醉驾入刑”后犯罪依然高发的原因

（一）立法上罪名适用范围过窄，刑罚的设置程度太轻

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只包括醉驾驾驶和追逐驾驶两种行为，罪状的认定范围太窄，不包括与这两种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实践中，许多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并不低于醉驾和追逐竞驶。如：“毒驾”、“无证驾驶”、给公共安全形成的威胁程度不低于已经入罪的两种行为，同样性质的行为却形成了罪与非罪的不同评价，造成处罚的漏洞，不符合危险驾驶罪入刑的初衷，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刑法的威慑力。

对于危险加罪刑罚的设置程度太轻，最高刑定为拘役，不能与醉驾和飙车所带来的巨大危险性相适应，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追求轻刑社会化执行，缓刑的扩大适用最后导致刑罚无疾而终，弱化了打击效果，降低了威慑效应，致使危险驾驶行为一直不能遏制。

（二）司法中存在程序不规范，量刑标准不统一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危险驾驶罪的立案侦查采取的强制措施主要是取保候审，因为只有徒刑以上才适用逮捕。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可能对侦查人员的传唤视而不见甚至畏罪潜逃，尤其对于外地户籍人员会导致案件审查的中止，加上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取证难，对司法效率造成严重影响。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对审判程序的不规范操作失去了对犯罪分子的震慑力。庭审过程中对于认定犯罪是及其简单的，有的公诉人甚至不出庭公诉加上对于“追逐竞驶”等情节认定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处罚的结果也不统一，有的处拘役，有的处罚款，有的判缓刑，有的甚至是免于处罚，量刑的不均会使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质疑，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法律根本就没有起到对犯罪的预防控制作用。

（三）执法层面上的执法能力低和执法力度，司法资源紧张

为了预防控制危险驾驶罪，中小城市以及城镇的执法现状却十分尴尬。首先交通条件不具备证据的采集条件，公路上的摄像装置没有或不密集，这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监测发现、调查取证以及证据的保留是极大地制约。其次，在基层，警力不足的情况很明显，危险驾驶罪本身就要求定期和不定期的设点抽查、证据的采集保留等，而且一旦被立案侦查，办案民警对于该案件则需全程负责，还要参与后续案件的起诉、审判过程，这会导致司法资源配置紧张。还有在中小城市，人情关系错综复杂，很多情况并不通过法律程序就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就会导致危险驾驶行为高发。

二、危险驾驶罪的预控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形成完备法律体系，尽早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首先，应扩大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范围，应在法律条文中增加兜底条款，如“行为人实施了与醉酒驾驶或追逐竞驶行为相当的危险驾驶行为，可以按照该罪处罚”。将其他危害相当的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危驾罪中，更好的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其次，进一步明确危险驾驶的情节标准，对于“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的前提是要达到“情节恶劣”，但情节恶劣的标准立法上没有明确，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见仁见智的情况。对“情节恶劣”的界定，应当从追逐竞驶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驾驶的速度、距离、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综合判断。给出一个相对明确的标准才能确保该条文的顺利实施。

再次，应加大处罚力度，从法定刑罚的设置上看，危险驾驶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拘役，可能通过缓刑变得毫无意义，达不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应该增加“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并将法定刑扩到徒刑以上 。这既可以弥补我国刑法处罚偏轻的“交通肇事罪”和处罚较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层级递进缺陷，也可以根据犯罪情节严重与否定罪量刑，真正的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二）完善司法制度，提高执法能力

首先，针对那些案情明了，情节事实简单，量刑较轻的犯罪可以适用简易刑事犯罪侦查和处理程序。如公安交管部门在收集的证据足以确定行为人醉驾或飙车即可，不需要过于复杂的程序；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设立专门的简易刑事犯罪的公诉、审判部门，并由专门的人员来进行公诉和审理。规范了此类案件的审判程序。

其次，引进先进科学的检测、检验设备并争取全面覆盖，公安交管人员在查处“醉驾”时一般都是采取“呼气”检测方法，这种方法是否科学，能否将结果作为定罪的标准，值得商榷。但如果采取血液检测法，由于检测机构设立的范围有限而变得不现实。可以引进外国先进的检测设备，借鉴科学的检测方法，丰富检测的方式。对于中小城市，也要建立更多的符合标准的监测、检验机构，才能更好地认定危险驾驶罪。

再次，完善司法系统的管理体制，我国目前交警警力不足问题突出，各部门的配合联动能力不足，因此，国家有必要加大力度完善各项制度，包括警员的录用、完善考评制度等。

（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和交通安全意识

危险驾驶罪依然高发，是因为宣传力度不到位。所以要加大法制宣传，实现“危驾”知识全民化。不能存在盲区。要将农村，农民，摩托车驾驶员列为重点宣传对象。同时将消费娱乐场所以及外来人员聚集地区作为重点宣传场所。除利用电视、报纸、网络、标语等传统宣传教育方式外，还可以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如可以强化商家告知提示义务。在酒店、餐馆、公共停车场、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醒目位置张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等温馨提示或宣传画；同时公安、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开展专题讲座的方式以案说法，法院可以采取危险驾驶犯罪案件集中宣判的方式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加大教育力度，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典型案件，宣传打击成果。

参考文献：

[1]常婧.從法理学的角度思考醉驾入刑问题.《神州》，2013（25）

解读“醉驾入刑” 篇4

一、醉驾入刑的前提

醉驾入刑的前提是醉酒驾驶。醉酒驾驶, 是指在喝醉的情境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民间判断是否喝醉的标准一般是根据喝酒的人呕吐狼藉、说话含糊不清, 走路里倒外斜等外在的表现来判断的。而判断醉酒的国家标准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来判断的。根据2011年7月1日实施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我国对醉酒状态的检验标准采取的主要是血液、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其中饮酒后驾驶和醉酒后驾驶的血液酒精含量临界值分别是20mg/100ml和80mg/100ml, 即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但小于80mg/100ml的, 属于饮酒后驾驶;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 则属于醉酒后驾驶。据有关部门介绍, 一个人只要喝三两低度白酒,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就可达到醉酒的标准。

二、醉驾入刑的处罚方式

(一) 醉驾入刑的刑罚裁量

关于“醉驾”刑罚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 》第22条的规定, 主要有两种处罚方式, 即拘役和罚金。其中, 对罚金规定的适用方式是并处罚金。拘役是我国刑法典中一种最轻的剥夺自由刑, 它的处罚期限是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罚金则属于一种附加刑, 罪轻罪重都可以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拘役、罚金的适用, 还是要考虑危险驾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来合理确定具体的刑罚。高法刑五庭庭长高贵君表示, 在醉驾案件审理上, 各级法院对醉驾案件普遍采取了整体从严的做法, 特别是酒驾情节严重从严惩治, 比如醉驾发生交通事故的, 醉驾后发生逃逸的, 醉酒程度高的, 逃避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而对醉驾情节较轻的犯罪, 比如醉酒程度较低, 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 投案自首的,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 从宽处理, 该判缓刑的可以依法判处缓刑。

(二) 醉驾的刑罚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合理协调

关于醉驾规定的行政处罚, 按照我国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 醉酒驾机动车还有就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都要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前者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后者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 是不能够再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而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的, 还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由此可见, 我国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醉驾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和限制其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两方面作以行政处罚。

三、醉驾入刑的影响

(一) 公务员醉驾可开除

《公务员法》规定, 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被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醉驾如被查处入刑, 就面临被开除的处分。

(二) 企业员工可被解除合同

从法律上讲, 如果劳动者因为醉驾被判刑的, 用人单位可将此作为将其解雇的理由。同时, 这一犯罪记录因为要入个人档案, 对醉驾者以后的生活和就业都会产生间接影响, 比如再就业被淘汰和将来的贷款受阻等, 都会多少有影响。劳动合同是否可以继续履行, 还要取决于用人单位。

(三) 律师或被吊销执业证书

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的, 其律师执业证书将被吊销。醉驾应属故意犯罪, 即驾驶人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驾车, 还驾驶车辆。如果律师醉驾真的被定罪, 恐怕要被吊销执业证书。

四、醉驾入刑的发展完善

醉驾入刑是我国刑法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积极加强对醉驾惩治与防范的体现。目前来看, 醉驾入刑及其付诸司法实践已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刑法修正案 (八) 》第22条对醉驾入刑的立法, 是在现有立法框架下的酌情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 笔者认为, 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一) 立法上应增加醉驾入刑的情节限制

对醉驾入刑增加情节严重的规定, 有利于从立法上区分道路交通管理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界限, 防止所有的醉驾行为都受到刑法的制裁, 可以减少公检法三机关的负担, 避免浪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希望我国未来对醉驾入刑在立法上增设一定的情节限制, 也就是说只有当醉驾行为情节特别严重或者情节特别恶劣, 给他人造成更大的损失再入刑。

(二) 立法上应增加与醉驾类似的危险驾驶行为

现实生活存在着一些无证驾驶、高速公路或单行道逆行、驾驶不具备安全性能的车辆、吸毒后驾驶等等这样一些危险的驾驶行为, 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是不小的。虽然以上列举的这些行为没有醉驾行为这样被社会所重视。但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立法都应将以上列举的危险驾驶行为与醉酒驾驶一样纳入到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当中。

醉驾作为《刑法修正案 (八) 》的一大热点、亮点, 醉驾入刑无疑也反映了我国广大公民要严厉惩罚酒后驾车的呼声, 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在醉驾入刑实施近两年之际, 醉驾入刑的法律威慑作用已凸显出来, 因醉驾而引发的事故是越来越少。相信随着刑法立法的不断发展, 我国“醉驾入刑”的刑法规范也会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摘要：自2011年5月1日“醉驾入刑”实施以来, 醉酒驾驶行为由原来的违法行为变成了犯罪行为, 整个性质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加大了醉酒驾驶的惩罚力度。本文从醉驾入刑的前提、醉驾入刑的处罚方式、醉驾入刑的影响及醉驾入刑的发展完善四方面对这一新罪名作以解读。希望能对广大读者起到警示作用, 禁止酒后驾车, 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带来和谐与安定。

醉驾入刑问题之考量 篇5

摘要: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规定了“醉驾入刑”。在肯定和期待“醉驾入刑”能更好地发挥刑法预防和惩治醉驾行为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惩治醉驾行为固然需要刑法规制，需要对“醉驾入刑”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融合进行科学的设计和安排，但刑法的谦抑性、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法律信仰的缺失等也是整治醉驾行为不容忽视的因素，要在全社会减少或消除醉驾行为，需要社会综合治理，以消除其存在的土壤。

关键词:醉驾入刑;危险犯;刑法谦抑;刑罚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原因

面对频发的醉驾惨案和醉驾治理的乏力，人们普遍呼吁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予以规制。审视我国现行治理模式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笔者以为，醉驾入刑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一)醉驾现行控制模式的失灵

随着我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增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业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醉驾行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有关醉驾所导致的恶性交通事件，更是频繁见诸媒体报端。

笔者认为，导致醉驾肆行的主要原因，一是受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影响，普通人用餐喝酒、感情交流自是常态;公款喝酒宴请，宾朋满座，把酒言欢也成普遍现象;生意场上日日笙歌更是司空见惯。二是行政处罚过低、执法手段失范和不力，导致大量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和惩戒。行政执法中，违法成本过低，难以惩戒和震慑不法人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国外对此处罚如韩国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而且现实中，执法人员以罚代管的现象突出，人情车、特权车大量存在，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都有待商榷。三是刑事立法的相对滞后，我国对于醉驾导致其他犯罪的，有相应的规定，但对于醉驾行为本身，并未规定单独的刑罚。尽管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醉驾的惩治，有行政和刑事等方面的规制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醉驾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行政处罚规定，刑法则从交通肇事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作出了不同幅度的刑罚规定;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也对醉驾者规定诸多不利后果。就目前情况看，我国针对醉驾行为的控制制度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善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从公权力执法层面看，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有发生，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和威慑性;从醉驾者个人角度看，在当前法律意识仍有待加强，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漠视他人和自身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切导致醉驾不仅屡禁不止，且

呈日趋高发的态势，即使在公安部多次开展“醉酒驾驶整治行动”和“醉驾入刑”已进入争议白热化状态的过程时，仍不断发生诸如“河北大学校园醉驾致大学生死亡”，“谷青阳醉驾致四少年死亡”的诸多惨剧，同时还发生了“交警向权贵者下跪”、“„我叔是金国友‟之辈殴打交警”等践踏法律的丑剧。在法律缺乏被信仰，滥用公权力和公权力介入不当等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有关现行控制模式有效性的论断，都将变得苍白无力和让公众不屑、不耻。

(二)中国刑法传统意识的影响

在我国刑法思想史上，历来强调的是刑罚的威慑功能，主张以重刑惩治犯罪，从而实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的观点非常多见。先秦时期法家著名思想家李斯即主张严刑峻法，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甚至主张通过重刑来消除犯罪，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这一目的。在法家的思想里，刑罚并非是专门为了惩罚犯罪的人而设置的。

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惩治犯罪，达到杀鸡骇猴、杀一儆百的效果，威吓社会上那些有犯罪思想的人，从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与法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德主刑辅”，重视伦理与道德的融合，在设置刑罚的过程中，重视犯人的内心动机，强调刑罚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主张通过厚德以挽救教育犯罪人，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殊预防，同时，儒家也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即所谓的“防患于未然”。这种传统不仅对我国刑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对公众的刑法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1](P372)。

因此，当一种犯罪现象产生和数量不断增长的时候，立法者、法学家和公众通常想到的是刑法典或新的惩戒性法令，会想到这种容易但易引起错觉的补救方法。醉驾入刑，固然对遏制醉驾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难免具有使人们觉得国家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籍希望采取一劳永逸的手段，而忽视尽管更困难但更有效的预防性和社会性的补救方法的嫌疑。

(三)醉驾入刑拥有的理论基础

醉酒驾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从公安部布置开展整治醉驾行动以来，各地相继查处了大量的醉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恶性案件，血淋淋的惨案一再证明，醉驾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及时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刑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醉驾入刑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终极价值。也只有刑罚这剂猛药才能敲响警钟，震慑抱有侥幸心理的醉驾者。而且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醉驾行为主体一般都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当然这也是驾车人取得驾照的资格要求，驾车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却没有有效控制，这也是“醉驾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另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醉酒后人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不能因为醉酒导致能力受限而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因为这种状态是醉驾者先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时自行所导致的。

二、醉驾入刑引发的争议

(一)是否违背刑法谦抑性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刑罚的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2](P6)。

意即，当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产生和滋长时，如果采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措施和方法，仍然无法有效抑制的时候，才得以采用刑法的方法，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科以刑罚。这里的谦抑性更多强调的是其最后性，即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把某种违法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较重的刑罚，立法要有人文关怀，要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从此角度看对醉驾行为的认识，很多人都认为，醉驾行为成为“社会痼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又有现代法制和生命教育的缺失;既有立法层面的，又有司法和行政执法层面的因素，等等。对于醉驾，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就导致惩治措施的多元化，应当寻找一种综合的、社会的救治办法。况且，醉驾不可能仅仅通过刑罚就能予以消灭的，而只能将其遏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刑罚作为抗制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具备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林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P127)因此，那种迷信刑罚的威慑力，尤其是迷信重刑对未然之犯罪的遏制效果，以及对已然之犯罪人的矫正功能的观点是不足取的。

秦前红教授认为，醉驾入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必要性还值得商榷，在目前情况下，醉驾入刑的时机并不成熟，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考虑，醉驾应暂缓入刑。也有部分人认为，对于醉驾行为的控制，现行的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备，而且通过前一段时间各地陆续开展的运动式严查和大力整顿，酒驾现象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因此，现行控制模式的作用还是具有可挖性的，在现行制度还未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情况下，醉驾入刑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而依笔者看来，刑罚程度是否适当，必须依本国国情与本国国民的社会公平和正义观念的认知为依据进行考虑，我们不仅要反对盲目的重刑主义，也不能过于推崇刑法的轻刑化。毕竟在国民整体素质还在急需提升的情况下，在其他惩戒措施的违法成本不足以警醒醉驾者的情况下，保留一定限度的刑法威慑功能对整治醉驾行为还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综观世界发达国家，也大多都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而且规定了比较严厉的刑罚。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各种控制手段，甚至运动性严查，大力整顿，仍无法有效遏制醉驾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加大违法成本，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这符合当前社会民众的公平、正义观念，既体现了立法者对民意的回应，也显示了国家为维护公共安全、惩治醉驾的决心和力量，其实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在“醉驾入刑”几成定局的形势下，我们更应关注草案中对醉驾的规定，是否与现行刑法的精神与刑罚体系相融合。

(二)“情节恶劣”是否应予以删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台之前，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比较简单，将“情节恶劣”作为构成要件，难以限定具体行为范围，司法实践中也不易操作，应将醉驾犯罪的构成要件中的“情节恶劣”予以删除，即对于醉驾一律定罪。但2011年2月25日审议通过并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删除这一点。在笔者看来，对醉驾行为强调“情节恶劣”的规定，实际上是将“危险驾驶罪”定性为“情节犯”。

而情节犯是指将一定的严重或者恶劣的情节作为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的犯罪，我国刑法中规定了较多的情节犯。

应当强调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犯的犯罪认定，尤其要注意查明有关的定罪情节，否则就会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中之所以要设定情节犯，目的主要也是为了将一些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人身危险性较小或者在程度上尚未达到应受刑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的范畴之外，从而科学地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属于犯罪的本质特征，然而行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是抽象的，往往通过各种犯罪构成要件才得以体现出来。对于有些行为，虽然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都已经具备，但是，假如不加区分地一概认定为犯罪，就会使刑法的打击面失之过宽，如醉酒驾驶行为的对象，一类是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对象，如公共道路，一类是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对象，如公共道路之外区域或渺无人烟的沙漠、草原。在此，我们显然不能认为，凡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都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都应一概地、不加区分地认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因此，依笔者看来，已经出台并且即将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醉酒驾车的犯罪构成要件方面要求具备“情节严重”是可取的，亦是符合现行刑法精神的。

(三)与现行犯罪刑罚体系的冲突

在醉驾入刑写入刑罚的进程中，2010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二次审议中，拟对“危险驾驶罪”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加大对醉驾行为的惩罚力度。根据该草案二审稿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如果有醉驾、飙车等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按照草案二的规定，醉驾应属于危险犯。基于多因素的考量，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还是最终保留了草案(一)“情节恶劣”的规定。当然，从刑法威慑能发挥的角度看，危险犯的惩治要比情节犯严厉得多，因为从犯罪构成上看，危险犯是指不管是否发生了实害结果，只要行为对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就成立犯罪，就可定罪处罚。

在我国刑法中，危险犯又分为两种:一是抽象之危险犯，指在司法上依据行为本身的一般情况为或者说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时，方成立犯罪之危险犯;二是具体危险犯，指司法上依据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认定行为具有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的可能性时，方能成立犯罪之危险犯。这两种类型的危险犯中对于“危险故意”的认定存在差别:在抽象的危险犯里，因法律规定其具有一般性的抽象危险，所以行为人如果实施了某种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即被认为具有危险的故意，而不必查证行为人是否在主观上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在具体的危险犯里，在认定行为人具有危险的故意时，必须查证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的危险性[2](P225)。

从《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二审稿的规定来看，“危险驾驶罪”应属于抽象的危险犯。辛忠孝教授认为，醉酒驾驶者属于主观故意、明知故犯，对危险结果采取放任态度，就是间接故意危害他人。在我国现行犯罪刑罚体系中，危险犯的犯罪构成在主观方面均为故意，刑法

中没有规定过失的危险犯，因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通说认为，具备侵害结果是过失犯罪的前提条件。而在能否设立过失的危险犯这个问题上，刑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过失行为仅具有造成某种损害的可能性，对此，不宜规定为犯罪。然而，对于有些主观恶性较重，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极大，且极有可能造成严重侵害结果的过失行为，刑法分则中可特别针对其设立过失的危险犯。这类犯罪在社会实际中，主要出现在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犯罪中[4](P55)。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危害结果是限制过失犯罪的客观尺度。如果脱离了这一客观标准，将导致犯罪过失的范围无限制的扩大。因此，不宜否定犯罪过失的结果责任[5](P292)。陈兴良教授认为，对过失犯罪规定危险构成的设想，缺乏科学的根据。在刑法理论上，危险犯是指法律特别规定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要件，只要具有发生这种侵害结果的危险即成立犯罪。危险犯一般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因它不要求犯罪结果，因此该行为本身必须是具有足够危害的，即所谓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在我国刑法中，以发生侵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即所谓结果无价值。没有危害后果，则无过失犯罪可言，在没有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就没有过失犯罪可言，不存在设立过失危险犯的可能性

此外，依现行刑法的规定，醉酒驾车致一人以上重伤的，成立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或者拘役。此时，对于醉酒驾车人将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过失形态的“交通肇事罪”包含了故意形态的“危险驾驶罪”，这在逻辑上是不可思议的。在美国，驾车者血液酒精含量高于法定标准即遭拘留及无条件吊销驾驶证;法官审判后，最低监禁一周，最高一年。仅2006年，在全美因酒后驾车被捕的就有146万人。如果酒后驾车导致他人生命受到危害和遭受财产损失的，将一律以“二级谋杀罪”起诉。日本在2007年刑法修订中，设定“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将其与“驾驶过失致人死伤罪”进行分离，而在其他国家，也大多规定了类似的处罚标准。

依笔者看来，应当将醉酒驾车导致交通事故的犯罪，从交通肇事罪中进行剥离，规定单独的罪名，才符合犯罪刑法体系的逻辑。

三、结语

醉驾入刑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减少醉驾行为的肆意发生，但刑罚仅能消除形成醉驾的个人原因，对于消除醉驾产生的社会因素，还应寻求积极的社会治疗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对刑罚的威慑和预防作用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在惩治危险驾驶犯罪的过程中，要注重对犯罪的综合治理，多管齐下方能有效地抑制和预防犯罪。

对于醉驾肆行的形成，中国酒文化的影响是客观事实，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加上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和执法环节存在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导致一些人漠视法律，漠视他人的生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在我国相关行政管理法规中，制定了很多对醉驾行为的惩罚措施，但是行政执法中大量的以罚代管，甚至不管，都使这些惩罚措施在某些持有特权思想的人面前变得形同虚设。诸如“我爸是李刚、我叔叔是金国友”、“交警向违章者

下跪”等事件的出现绝不是个案，现行控制模式不得不依靠大规模运动式执法方显几丝作用。

对“醉驾入刑”的再思考 篇6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机动车作为出行的代步工具。机动车的普遍使用, 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灾难, 尤其是醉酒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日益频发。据统计, 仅2009年前八个月, 我国因驾驶人员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就有3920起, 死亡人数达1708人, [1] 如此惨痛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2008年至2009年间成都孙伟铭醉驾致4死一伤和杭州的“70”码事件使得醉酒驾驶在社会中造成强烈反响, 民众对于醉驾入刑的呼声日益强烈。2010年河北大学李刚门事件再次将“醉驾入刑”推到了风口浪尖, 2010年8月“醉驾入刑”被写入《刑法修正案 (八) 》草案, 并最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醉酒驾驶正式被定为犯罪。

我国现行《刑法》第133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 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也规定,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二、“醉驾入刑”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 缺乏对恶意劝酒者的法律规制

《刑法》第133条只规定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即16周岁以上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而对于那些明知行为人会酒后 (醉酒) 驾车却仍劝其饮酒的恶意劝酒者没有相关的制裁规定, 这使得恶意劝酒者更加肆无忌惮, 只追求自身的一时兴起而罔顾驾驶人和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酒驾入刑”只关注了行为人危险驾驶本身却忽视了致使行为人危险驾驶背后的隐患。

(二) 证据的收集和保存面临挑战

目前认定醉酒驾驶的基本标准是醉驾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而对醉驾者血液中酒精含量的检测方式主要有两种:呼气器检测和抽血化验检测, 这两种检测方式又尤以呼吸器检测的方式最为普遍。由此就会衍生出一些问题, 譬如证据样本难以保存和重复检查、不当操作产生的人为误差等, 一旦证据存在瑕疵很容易产生争议。此外, 因为证据的特殊性, 在办理醉驾案件时迅速取证才是关键, 但因为呼吸器检测取证存在的漏洞和抽血化验检测存在的现实困难, 使得证据的收集和保存面临很大困难, 直接影响了对醉酒驾驶的定罪量刑。

(三) 对行为人的负面影响大于教育意义

“醉驾入刑”的立法初衷是为了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危险驾驶行为, 减少交通事故, 通过对危险驾驶者的惩罚处理行为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然而现实却是“醉驾入刑”不仅给行为人留下了前科, 贴上了罪犯的标签, 更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30条规定, 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的, 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第二款规定, 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 给予开除处分。《公务员法》第24条规定,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劳动法》第25条规定,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党员面临着开除党籍的处分, 在职的公务员面临开除的处分, 普通人被剥夺入选公务员的资格, 上班族有丢掉工作风险。这背离了立法的初衷, 也给行为人的一生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

三、对“醉驾入刑”的几点建议

(一) 建立对恶意劝酒者的法律规制

目前,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恶意劝酒造成的事故多以侵权行为对恶意劝酒者追究民事责任, 然而刑法在确定醉酒驾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 却未对恶意劝酒者制定有任何的法律制裁, 笔者认为是极为不合理的。日本《道路交通法》第117条规定, 明知对方饮酒后可能驾车而劝对方饮酒或者向对方提供酒类, 如果对方真的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 对劝酒者或者提供酒类的人处3年以下有期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金, 如果对方仅在饮酒状态下驾车, 那么刑法对劝酒者或者酒类提供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30万日元以下罚金。[2] 日本的《道路交通法》或许对于劝酒者的刑事处罚过重, 但仍有借鉴之处, 对恶意劝酒者建立适当的法律规制。

(二) 完善取证手段

刑事案件的审理通常采取“重证据, 不轻信口供”原则, 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醉驾中的证据却很难准确收集和保存。笔者建议一方面要严格培训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 在测量时尽量做到准确测量、认真记录;另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尽可能的配备相关的医护人员, 对那些呼吸器检测超标的行为人及时进行抽血检测, 力求最大程度保存证据。[3] 同时在执法过程中配备摄像装置, 完善取证过程, 以防事后出现争议和抵赖现象。

(三) 对于醉驾行为不能一律入刑

《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罪。醉驾入刑虽然在定罪时没有情节的要求, 但它也必须受《刑法》总则第13条“但书”规定的约束。尤其考虑到承担刑事责任对行为人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笔者认为, 在醉驾定罪之前还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驾驶记录、路况车况、实际危害后果、行为人的悔罪态度以及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程度等, 通过慎罚维护自由的价值, 树立法律的权威。

摘要：2011年5月1日, 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 (八) 》正式实施, 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犯罪行为方式之一追究驾驶人的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醉酒驾驶被正式纳入刑法的管控范围内。对此立法, 不少专家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 而任何事物的产生都具有两面性, 我们应理性地看待“醉驾入刑”。本文将从“醉驾入刑”立法的背景与现状着手, 以其存在的现实问题为落脚点, 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醉驾入刑,法律规制,证据收集

参考文献

[1]张杨.醉驾入刑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4.

[2]陈明.醉驾入刑后的困境及出路[J].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论坛, 2012 (Z2) .

醉驾入刑的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篇7

(一) 醉酒驾驶的概念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 将“酒驾”分为生理性醉酒与病理性醉酒, 病理性醉酒即“酒精中毒”, 在司法实践中, 通常将病理性醉酒算作精神病犯罪, 因此, 本文所讨论的醉酒驾驶仅指生理性醉酒。

对于醉酒驾车与酒后驾车的区别, 在实践中通常按照2011年1月4日修订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进行测量, 对于机动车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 而小于80mg/100ml者, 认定其为“饮酒后驾车”;机动车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 认定其“醉酒后驾车”。

(二) 醉酒驾驶入刑的必要性

1. 醉驾入刑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由于目前我国机动车数量越多, 酒后驾车现象也随之增多, 因酒后驾车引起的交通安全事故也逐年增加, 但是由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酒后驾车的惩罚措施仅仅只限于行政处罚, 造成对酒后驾车行为的惩罚力度不足, 对于规范酒后驾车的行为力度不足, 法律威慑力不足。

2. 将醉酒驾车列入刑法也是完善我国立法的需要

刑法是我国惩罚犯罪最为有效的手段, 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醉酒驾车的行为通常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交通肇事罪”等相关法条的规定进行处理。但是, 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因醉酒驾驶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这对于醉酒驾车但未造成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或严重后果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这就造成刑法在调整醉酒驾驶行为的过程中, 其调节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醉驾入刑在刑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 立法规定模糊

由于对醉酒驾驶的规定其界限并不明确, 容易导致在理解与执行刑法的规定时意见不一。如果进行随机执法, 刑法规则在适用过程中的统一性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也会造成刑法适用过程中“看人执法、因人而异”不公正、不平等情况的出现。这就会使得很多醉驾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会存在大量的犯罪黑洞, 不但刑法的有效性得不到充分保证, 同时也会导致社会对执法公正的信任危机, 大大降低了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 投入的司法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之间无法实现平衡。由此可知对醉酒驾驶行为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应当是惩罚的确定性, 加大刑法的打击力度, 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震慑效果, 但是如果长期不正视由于立法规定的模糊而导致的刑罚不确定性, 对于一些醉驾者就不会具有应有的威慑力和强制力, 并且刑法本身所应该具有的警示和预防作用也会大大减弱。

(二)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法定刑配置的不足

首先, 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这是对这种犯罪所设立的主刑单一的法定刑, 刑罚配置较为单一这无疑会损害到刑罚适用的灵活性, 也破坏了刑罚体系的协调统一。

其次, 罪刑失衡现象不断出现。由于法定刑最高为拘役六个月, 所以在司法实践中, 不少案件存在着量刑偏轻, 以及其他与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因为刑法设置了醉酒驾驶犯罪, 对于频繁发生的主观恶意较深、人身危害和财产损失较大、后果较为严重的醉驾行为, 难以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等规定了较重刑期的刑罚。

三、完善醉驾刑法适用的措施

(一) 完善醉驾的认定标准

对于醉驾的认定, 在实践中除了传统的呼吸检测方式之外还应当考虑不同人对酒精的耐受度的问题, 因此, 在判定行为人是否醉驾, 还应当按照普通大众的认知观察其酒后的语言能力、平衡能力等方面。同时, 采用血液酒精含量测试, 运用精确的方式进行确定。血液检测固守80mg/100ml的绝对标准, 只要大于等于该数值即构成危险驾驶罪。这样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能够避免了资源浪费, 也能高效打击醉驾行为, 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二) 合理配置法定刑

我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由于该条文对于醉酒驾驶的处理其主刑仅仅规定了拘役一种, 造成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在对行为人进行处罚的过程中, 对于危害结果轻重不同的行为人仅能判处拘役一种刑罚, 造成刑法的可操作性不强, 也违法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 为了提高刑法对醉酒驾驶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应当根据行为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不同程度, 配置拘役、有期徒刑等不同档次的法定刑, 同时, 对于罚金的惩处, 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造成的实际损失为依据, 判处相应金额的罚金。

摘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全国的公路通车里程、机动车数量以及机动车驾驶人数的快速增加, 导致我国的交通事故频发, 因酒后驾驶、飙车等造成的车毁人亡的惨案更是在周围不断上演。《刑法修正案 (八) 》, 在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 将醉酒驾车、飙车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但是在适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简单分析醉驾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存在问题, 对如何完善醉驾的刑法适用提出建议。

关键词：醉驾,入刑,法律适用

参考文献

[1]闵秀娇.醉酒驾驶罪的若干问题探讨[D].中国政法大学, 2011.

[2]赵绘宇, 纪翔虎.对危险驾驶行为适用“但书”条款并无不当[J].法学, 2011 (7) .

酒驾入刑 篇8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喝酒后驾驶或醉酒后驾驶的现象也随之增多。而车辆是无情的, 它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人的财产造成危害, 有时甚至危害人的生命。我国民法和行政法对酒后和醉酒驾驶也有具体的制约规范, 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因为它们惩罚的力度小, 所以在现实中收效并不如人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需要对此苛以更严厉的惩罚, 产生更大的威慑, 维护社会的安定。

刑法作为所有社会规范效力保障的最强有力屏障作用应该得到发挥。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出, 赞成和支持, 将具有巨大危害性的醉驾列入刑法之中, 而不是仅仅在行政法和民法中加以规范。虽然这一过程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两种规范的效率过低, 在司法实务中很容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加上一些地区的熟人社会的影响, 这些社会规范往往起不到威慑和保护补偿作用, 所以法律中将其用刑法规定下来成了社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所需。

二、醉驾入刑的法律效益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是为了贯彻立法者的意志一起到立法者所期望的各方面的效益。而一部法律的实施需要其他法律的辅助以及保驾护航, 以达到双管齐下甚至多管齐下互相配合共同作用的功效。同样, 在立法方面, 关于对于酒后以及醉驾的惩处, 如果单纯靠民法和行政法的私治和公权机关的硬性干预, 在立法体例上不协调且往往势单力孤, 所以将醉驾入刑正好在立法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国讲究人情事故, 虽然县级领导人大多要异地调任, 但作为司法过程中的主体,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领域相对固定, 难免会形成熟人社会, 这一现象在内地更为明显。很多出事故的驾驶者往往没有形成对恶果的恐惧而将危险行为习以为常。醉驾入刑后, 由于同一行为上惩罚力度的升级, 一方面司法者由于执行手段的性质的不同, 确切地说是严厉的刑法手段, 这就使得他们对于法外施恩的力度和范围大多缩小。另一方面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说, 由于立法, 司法实例的威慑, 他们更愿意屈服和守法。这样一来, 法律效益在各方面的合力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这是醉驾入刑前所不能想象的。

三、醉驾与危险驾驶的区分

醉酒驾驶是以驾驶机动车辆时驾驶者的血液酒精浓度为标准规定的。其具体的操作中有以下的做法: 1、采集驾驶者的呼气中酒精含量状况然后折算为血液中的酒精浓度; 2、直接采集驾驶者的血液来测算血液的酒精浓度; 3、采取观察驾驶者单立的物理状况而定。而危险驾驶醉更多地考虑驾驶者所驾驶的车辆是否有牌照, 汽车制动等其他跟驾驶者饮酒情况无关的其他的标准而规定, 也就是说, 立法上规定醉酒驾驶主要是考虑到司机因酒后驾驶车辆损害人的生命财产颇大而制定, 其立法动机具有特定性和偏中性。

四、如何在醉驾入刑中适用宽严相济原则

( 一) 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法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也是醉驾入刑中适用中首先应该贯彻的司法精神。立法机关通过调研和民主表决通过了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法律, 必须一丝不苟地贯彻下去, 否则将会是一纸空文, 不禁有损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威, 更妨碍了人民利益的维护, 所以执法者应该严格执法,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真正做到是醉驾入刑造成对待实施者的威慑, 减少事故的发生来维护人民的利益。

( 二) 合理适用缓刑和免刑

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危害不大、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可以缓刑和适用免刑。这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司法活动的宽严相济中的宽, 以此让犯罪的人看到改过自新的机会, 有利于改造教育犯罪分子, 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醉驾适用中应合理地适用, 真正做到宽严相济。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滥用缓刑和免刑。对那些情节严重如拒不配合执法人员检查或用武力抗拒检查和累犯的应该加重处罚, 不仅要吊销驾驶执照和科处罚金, 必要时候应该适用刑法。

( 三) 明确统一刑罚标准

构成交通肇事罪除了有伤亡人数的标准之外, 还有一项标准是造成公私直接财损且无法偿还数额的大小, 那么按照现有规定, 醉酒驾驶造成直接损失且无力偿还数额只要在30万元以下, 成立的是危险驾驶罪, 那对于如何依据无力偿还数额来决定具体个案量刑地轻重, 亦需要法律作出规定, 统一标准。笔者认为, 应对危险驾驶罪的量刑规范化作出合理统一的规定或者通过指导案例进行引导。当然, 最终刑责如何判定 要根据每 个案件具 体分析, 综合评价。

参考文献

[1]赵秉志, 袁彬.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J].法学杂志, 2012 (8) .

[2]曹玲.危险驾驶罪研究[J].黑龙江大学学报, 2014-04-10.

[3]张扬.醉驾入刑问题研究[J].吉林大学学报, 2012.04.

[4]张艺颉.醉驾驾驶行为入罪评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2-04-13.

酒驾入刑 篇9

现行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罪”。这种所谓“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 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对这个问题, 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一但书规定能否适用于危险驾驶罪, 也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 的规定, 醉酒驾驶的不以情节恶劣为要件, 也就是说“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醉酒驾驶。从法理的角度, 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刑法》中的“情节”, 既是界定是否属于犯罪的重要要件, 又是区分犯罪程度的重要因素。换个角度, 关于情节的界定既影响定罪又影响量刑。

就定罪情节而言, 可以划分为严重入罪情节、一般入罪情节和显著轻微不入罪情节这三类。所谓严重入罪情节, 就是只有当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 比如针对高速公路偷逃车辆通行费, 偷逃车辆通行费数额较大的, 以诈骗罪论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诸如此类描述严重行为结果的, 才将上述行为定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并且危害不大的行为, 并不认定是犯罪。

《刑法》第133条关于危险驾驶罪这个条文是这样规定的:“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 情节恶劣的, 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处拘役, 并处罚金”。按照定罪情节的分类, 对于《刑法》第133条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竟驶, 情节恶劣的”的规定,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竟驶两种行为, 情节恶劣的均属于严重入罪情节, 两种行为均属犯罪。情节一般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认定为犯罪,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情节显着轻微的, 如果社会危害程度不大, 则均不认为是犯罪。

从另外一个角度, 《刑法》第133条这条特殊的条文其实规定了两种情形: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对于追逐竞驶行为是否入罪, 只有满足“情节恶劣”这一要件, 追逐竞驶才构成犯罪, 而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未规定“情节恶劣”这一要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醉驾, 只需达到一般入罪情节即构成犯罪, 但并不能以此排除“情节显着轻微”的适用。

二、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征决定醉驾入刑应考虑情节因素

学界通常认为, 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罚当罚性三大特征。从总体上来说, 任何犯罪都有情节轻重的问题, 任何犯罪都可以据此进行程度上的划分。因此, 所有的危害行为只要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都应该认定为无罪。判断醉驾是否应当一律入罪的关键问题, 就在于判断是否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足以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有醉驾的时空环境、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和醉酒原因。根据以上原因来判断危害程度, 是判断醉驾入刑的关键。

在刑法理论角度来讲, 犯罪定义有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两种类别。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是一种实质判断, 也就是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界定。犯罪本质是社会危害性, 是指对整个社会具有不利价值导向, 危害社会利益或危害他人利益从而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才是犯罪。比如, 传销一开始并不被认作是犯罪, 它只是一种销售方式。但是国家认为这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 因此, 现在的刑法中它属于非法经营罪的范畴。醉驾突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 , 只要是醉驾, 就是违法犯罪行为, 必须入刑。至于醉驾情节的轻重, 只能是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因素, 但取代不了醉驾入刑。这意味着醉驾犯罪这一定性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刑罚本身带来的利益, 醉驾入刑后要承担的不仅是《刑法》中所规定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 还有其他衍生的法律风险与后果。

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决定“醉驾入刑”需考虑情节因素

有学者认为, 危险驾驶罪虽然将行为犯罪化, 但是罪责轻微, 危险驾驶罪是唯一一个以拘役为主刑的犯罪, 所以不主张对醉驾入刑的标准设限。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判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相对轻微, 但是“犯罪”这一定性却是不能改变。醉驾是违法犯罪, 其性质不因情节轻重而改变, 只是在法院依法审判时从轻、免刑或从重时, 有所区别罢了。这不仅是醉驾的“专利”, 也是对所有违法犯罪行为普遍实行的量刑原则。

众所周知, 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 存在大量的比如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信用证诈骗罪之类的罪名, 无论学界还是司法解释均认为, 即使实施了上述行为, 如果未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 也不会认为该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比如, 我们都知道强奸是犯罪行为, 但为什么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认为“婚内强奸”不是强奸呢, 就是因为考虑到婚内强奸属于家庭内部矛盾, 是夫妻间婚姻权利义务的矛盾, 而没有危害到家庭外社会上女性的合法权利。因此, 所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不认为是犯罪”这种“看情节”的相关规定不违背罪刑法定, 只是这种行为根本就不符合犯罪构成, 不构成犯罪。

醉驾虽入刑, 但是并非所有的醉驾行为中都必须要用刑法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大法官在全国审判会议上指出, 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事责任应慎重, 应注意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比如, 刑法第263条规定任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都构成抢劫罪, 但实践中如果抢劫一个几块钱的茶杯或者一块几毛钱的手绢, 一般不会追究行为人抢劫罪。对于情节显著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 可以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加以规制。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同样可以取得预防和教育的效果。根据醉酒驾驶的具体情况, 考虑具体情节, 实行区别对待。对于符合犯罪构成的, 应入罪处刑;对于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 应当施以行政处罚, 辅之以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式。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 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