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共11篇）
救亡图存 篇1
远在先秦,湖湘大地上就形成了一种异质地域(湖湘大地)及民族(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这种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特质,其中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秀组成部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以忧患意识为主导,以其鹰扬伟烈的英雄气概、天下千秋的承担精神、忧乐求索的忧患意识昭示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优秀的湖湘子弟“位卑未敢忘忧国”“长歌慷慨莫徘徊”。
忧患意识自古就有,孔夫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屈原说“虽九死其犹未悔”、“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魏源说“《六经》忧患书,世界忧患积”,等等,足见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古今志士仁人的共同品质,尤其是湖湘人的共同品质。
一、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忧”,《说文》解释为:“忧,心动也,从心尤声”。《辞源》把“忧”解释为“忧患、担心;疾病”。“患”,《说文》解释为:“患,忧也,从心。”有忧患、担忧、祸害、灾难等义。《辞源》则把“患”解释为忧虑、灾患、忧患、疾病等。“忧患”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的《易传》和《孟子》中。《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告子章句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一词虽出现较晚,但是忧患意识的产生却要早得多,大概最早出现在殷末周初,从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当系来自周文王与殷纣间的微妙而困难的处境”,而后“却正为周公召公们所继承广大”可以断定。
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伴随着中华传统忧患意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古自今延绵不息。究竟什么是忧患意识呢?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伯崐指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与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即精神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孙云认为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粗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夏乃儒说忧患意识是“历史的觉醒者在使命感地驱使下,面对着艰难的时世,所发生的一种忧虑、悲悯的精神状态”。
虽然这些人对于忧患意识的认识各有不同,但这些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揭示了忧患意识及其丰富的思想内涵。首先,它体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在历史转折时或身居困难的处境,还是在盛世,忧患意识都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所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得而不忘丧。其次,忧患意识是一种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一个时代的忧患意识,都蕴含着悲天悯人和承担责任两层含义。再次,忧患意识蕴含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奋进是忧患意识的价值导向,而忧患是奋斗的动力。忧患意识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一种激励人们改造社会、变革现实、奋发向上的内在动力,它促使人们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造永恒的生命价值,恰如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除了以上三点之外,忧患意识有时还反映出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当个人的思想上升到以国家为思考点的层面上时,它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往往蕴含了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虽然忧患意识并不等同于爱国主义,但忧国忧民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忧患意识的重要表现。忧患意识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灵魂所在,正因爱国才忧国、爱民才为民忧。在这一点上,屈原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源头,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是面临危难、困难而不屈服、不畏惧的积极参与、敢负责任的精神;是救民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而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
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文化中的意识体现,但是它的影响却能辐射至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它的发展和演变是历史的见证。自古以来,身怀社稷之愁、黎元之忧和身世之慨、忧民之嗟的湖湘志士文人数不胜数。他们是湖湘文化忧患意识体现的杰出代表,深受传统忧患意识的影响,同时又推进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发展演变。
二、魏源的“救亡图存”“经世致用”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清朝逐渐走向衰亡,弊政丛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到了“川壅必溃”的地步,特别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曾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朝不复存在,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这种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矛盾,无数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不断涌现出来,坚持“救亡图存”,他们使具有良知的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兴衰存亡、深切体会到“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激励他们以实际行动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家、国和社会。在这民族存亡、家国衰败的关键时刻,寻求“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便成为时代的号角。
这一时期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忧国忧民之情,更包括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思。这种忧患意识在广度和深度上,是对古代忧患意识的继续和超越,时代赋予了它全新的历史内容。为“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们的救国思想和爱国行为无不是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发动和进行的。深受先前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影响,优秀的湖湘子弟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以魏源为代表的湖湘子弟在“救亡图存”的大业上先忧后乐、上下求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了强烈的承担精神,而这种强烈的承担精神正是以深刻的忧患意识为基础的。
魏源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忧患诗中。他那些忧国忧民、感时愤世的忧患诗读之使人荡气回肠,其忧患范围之广,涉及社会人生各个方面,其忧愤之长,绵延魏源的坎坷一生。
魏源之忧,首先忧民生之多艰。早在道光年间,魏源就表明了自己“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魏源集》)的远大抱负。清末,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加之黄河、长江水患不断,人民生计十分艰苦。魏源如此描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魏源集·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面对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魏源并不是消极悲观,而是积极进取、发愤图强;不仅提出“人定胜天,造化在我”的口号,而且在很多诗歌作品中都抒发了自己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博大情怀。
魏源之忧,其次是忧政治腐败,军队衰弱。魏源亲眼目睹了清王朝政治的腐败,认为那些官僚伪君子祸国殃民,是造成国家民族种种危机的总祸根。面对朝廷军队衰弱,不能抵御外敌侵略的情况,魏源无比忧愤,在《海国图志》中写道:“夷烟流毒,罪万准夷……,此凡有血气着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实行“救亡图存”,以此来唤醒民众认识外敌、抵抗外敌的觉悟。
魏源之忧,再次是忧人才之虚患。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两大“积患”,即人心之“寐”和人才之“虚”,“寐”指昏庸无知,不知国内利弊得失,也不知外敌入侵之害;“虚”指空虚不实,徒有虚名,如政绩不实,军队浮弱。人才虚患,贪官污吏当道,魏源对此忧患万分,痛感“天下之无才”(《魏源集·<书古微>序》),“无一人堪称军吏”(《魏源集·<圣武记>叙》)。他对朝廷大员昧于国外形势又甘于抱残守缺的愚昧状况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大声疾呼“何不开海夷驿馆筹边谟,夷情夷技及夷图,万里指掌米沙加”。
魏源的忧患意识是在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忧患意识,反映出当时忧患意识的鲜明特点。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忧患意识体现了区别于历代忧患意识的独特特点,可大致概括为几点:第一,抨击西方列强侵略,批判腐败统治集团。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被英国打败,这引起了魏源的愤慨,他谴责了英国以鸦片来削弱他国财力、物力后发动侵略战争的卑鄙行径和无耻罪行,同时,他也痛心地指责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体现出的腐败无能与媚敌投降。第二,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提出政治改革。面对家国危难,魏源并非仅仅空谈忧患,而是积极为改革弊政,解决现实困境问题,寻求救亡图存之道而出谋划策,并亲自参与实践。第三,全面审视传统文化,向西方学习。魏源针对汉学和宋学之弊端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认为“六经其皆圣人忧患之书”。他还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重德轻才的人才观进行了修正,鸦片战争后,他写下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优秀著作,总结战争失败之教训,主张中国和外国“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集·<海国图志>序》),这些体现了魏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
魏源的忧患意识正是他勇于改革和爱国爱民行动的思想基础。他的忧患意识从本质上是以挽救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虽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却为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对近代先驱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成为近代忧患意识的继往开来者。近代爱国先驱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历代仁人志士忧国忧民的忧患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又同时赋予近代忧患意识以崭新的内容。
摘要：忧患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坚守的精神品格,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忧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着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的产生和演变。湖湘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源自屈原,其后经范仲淹、魏源有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魏源的忧患意识不仅包括忧国忧民之情,也包括救亡图存、改造社会之思,赋予了湖湘文化中忧患意识新的特点。
关键词：湖湘文化,忧患意识,魏源,救亡图存,经世致用
把脉文化救亡 篇2
李多钰：你最近的一部纪录片是关于佛教文化的，《千年菩提路》，为此寻访了很多在世的高僧。据我所知，你之前已经就这个选题跟了七年了。
周兵：对，走访了三十个山头，去寻访在世的高僧，活着的高僧名单就那些，还走了好几个了。重庆缙云寺的唯贤老和尚，快100岁了，他特别厉害，是唯识第一宗。还有扬州的德明老和尚，在高明寺，禅宗两大寺院之一，是培养禅宗弟子的“最高学府”。寻访高僧的事，自己联系，其中的难度真是很大。我这里资料最多的就是本焕老和尚，我的师傅，他今年已经105岁了。我也曾经为他拍过一个片子，他现在是活着的高僧中的NO.1，从1948年开始就是南华寺的方丈，那是当年六祖惠能的道场。
李多钰：他在佛门中的地位特别高。
周兵：目前应该是佛门第一人了，从辈分上看是这样的。
李多钰：他早年还用自己的指血抄过经。
周兵：我还收藏了一个印刷版本。他写血经是在抗日战争前后，写了20万字，“文革”时他曾经在监狱里呆了20年，八十年代初放出来的时候，他在广州的一个寺庙当方丈，有人给他送来了这本血经，失而复得，很神奇的。还有一本血经在香港，现在只有这两本了。本焕大师的人生很传奇。
李多钰：我很好奇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是拍《千年菩提路》的时候么?
周兵：在那之前，我是拍《故宫》的時候皈依的，还拜师了。佛教中有一个说法，叫愿力不可思议。皈依之后我发了两个大愿，其中一个是以电视的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经过整理和重新包装，敦煌，故宫，昆曲，京剧，都在这几年的这几个片子里实现了，中间有很多坎坷，但都实现了，非常不可思议。
李多钰：《千年菩提路》难拍还是《故宫》难拍?
周兵：不一样，但还是这个难。故宫是一个机构，你公关一次就可以，但拍高僧，三十个庙就要公关三十次，每一个山头都是一个江湖，都有各自的难搞。当时投资方来找我的时候，已经为了这个片子花掉了200多万，干什么呢，就是公关，搞定每一个庙，每一个山头，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我和投资方约法三章，第一就是完全符合国家宗教法，第二就是内容要偏重佛教历史文化，因为我知道央视的播出规律。第三点，一分钱也不能从庙里拿，这点我很坚决。后来他们按照这个约定执行，我们出面来联系。这一部纪录片拍下来，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我有了一个佛教关系网。
救亡传统文化
李多钰：你当时为什么选择佛教历史文化这个题材呢?之后还打算继续么?
周兵：未来中国有两大话题会比较热，一是人的信仰，二是环保，肯定会越来越热，我是稀里糊涂地进了这行。我下一部想拍摄关于中医的纪录片。原因之一，传统文化的几大支派，将来一定会很热闹，只怕鱼龙混杂，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传承是一脉相承的。第二个是，在我个人来说，实在看不下去了，每隔一两年中医界都会出现很乱的事。我们做中医的纪录片，有个口号，是还中医的本来面目，做一个大家看完之后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医，中医的理论基础，它的哲学思考都是怎样的。
李多钰：就是因为很多人搞了一些假中医，把中医的名声搞坏了，让大家觉得似乎“中医都是骗人的”。
周兵：我那天碰到罗永浩，他是很反对中医的，说得好像我都变成江湖骗子了。
李多钰：其实中医的基础是你先不要生病，按照它的状态去生活。
周兵：中医的根子是《道德经》《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些东西其实很多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有一个理论说哲学是可以治病的，那天我跟罗永浩说，他说这是扯，哲学怎么能治病。但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奥妙，根子上都是世界观的问题。
中医已经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源头，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从《道德经》到《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些古典的经典里面，派生出中国人的生命健康观，怎么认识我们的身体，和大自然怎么相处，在社会生活中怎么去保养、治疗我们的身体。除了生理的还有心理的，如何让身心健康，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推广中医，或者推广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救亡运动里的一部分。其实中医现在很危亡，被破坏和肢解得面目全非。我曾经听一个老中医说，现在中医学院培养的学生都是中医的掘墓人，我们的教育体系发生了特别可怕的变化，是用西医的理念来教育，用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来治疗。
净土何在
周兵：我5月底要去浙江天台山，那个寺庙我非常喜欢，始建于隋代，是隋炀帝出钱盖的。老的《少林寺》电影是在那里拍的，隋代的梅花，唐代的樟木都还在，“文革”期间的佛像都被毁了，但是建筑都还在。1972年中日建交，当时的日本首相提出要去参拜天台山的国清寺，周总理于是特批了一批故宫的文物调拨过去，这批文物到现在都还在那里。寺庙的格局很好，很漂亮，一进山门能开到一大片稻田，按理说县城开发，土地很稀缺，挨着庙门那里十几年来都有开发商想来开发，但方丈一直都盯着不让。
李多钰：现在很多寺庙外被地方政府规划为旅游景点，旅游局来收门票，其实门票的收入不归寺庙所有，在那里遇到乱收费，大家只好骂寺庙。
周兵：很多地方旅游局和文物局管着当地的庙宇，开发成可以去喝茶吃饭的景点，一般是租给一个老板，其实不属于宗教界，是经营性的旅游景点。很多人拿佛教来做一个经济发展点。
李多钰：前段时间不是很多人骂少林寺，不知道是不是骂错了。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曾经做过少林寺的稿子，当时采访了释永信，和他聊了一个下午。他下面的那批人，每个人想法都很多，我觉得那个寺庙特别入世。
周兵：也不能说是好还是不好。佛教讲动机，如果你的动机好，是为了普度众生，你可以入世，可以挣钱，但如果你的动机不纯，就不好。佛教的几个动机，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这是两个根本的动机。最重要的是你的发心，你的愿望。但是现在你很难辨别他的目的是怎样。可以说佛门非常不清净。
李多钰：最近还有个时尚和尚，释道心，说要做时尚佛教。
周兵：他的说法没有问题，但我不知道他的动机，获取了很多社会的资源和财富之后，是否去回报社会。
李多钰：说到动机，玄奘法师的时代是非常有趣的。看完《千年菩提路》后，我对玄奘法师更感兴趣了。
周兵：他的故事很多人拍过，最大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当代人没有，你再做都是假的，都是形式上的。你要想拍他，就得去了解他的精神状态。拍纪录片《敦煌》的时
候，我最喜欢的佛像，是一尊北魏的禅定佛，你看他的脸容，工匠师当年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精神状态，是做不出来的。这是一个心法的状态，心法是能够传递能量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东方文化都很注重这个。请师父除了传授你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传授你心法。
李多钰：玄奘和唐玄宗的关系也很有意思，这是王权和宗教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王权对宗教始终是既警惕又控制的，宗教反过来又影响王权的发展。
周兵：对，特别有意思，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真正的佛教徒，他们也修行，这是有一个语境问题的。
李多钰：中国这个状态也和文化太深厚有关系。我最近读了一本小书，《极简欧洲史》，是给中学生看的，但是很有意思，里面也讲到欧洲人王权和宗教的斗争，其实是有章法的，会互相妥协，不会说我搞不过你我就把你灭了，滅佛运动在欧洲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在中国可以极端到产生灭佛灭法的运动。
周兵：中国人有特别强大的世俗社会基础。
以镜头传承古人精神
李多钰：佛教系列做完之后，手头还有什么计划呢?
周兵：我最近打算做一个商战系列，中国的大企业太缺乏信仰和文化了，国际上的大企业都不是这个状况。LV这样的牌子，背后的文化和艺术到底在哪儿?不只是钱的问题。
李多钰：如果你碰到蒙牛、双汇这样的企业你怎么办?
周兵：追问它啊!肯定要追问，奔驰为什么能称做一百年，是有他的文化在背后的。
李多钰：如果一个企业家只能驾驭一个区域小厂，但偏要弄一个全国的事，管理水平达不到，肯定会出问题。商业伦理是特别需要的，中国企业家对管理算是懂了，但上升到文化和伦理学，就达不到了。没有这样的积累，也没受过这样的教育。
周兵：道德上也达不到。说到根子上还是信仰问题。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事业才能达到多大，不可能说财富积累到一定地步，你的心量还那么小，道德还不能与之匹配，一定会出问题，这都是中医对我的启发。我学中医真是如入宝山，所有老祖宗的精华都在里面。
李多钰：你在拍每一个纪录片之前，你希望达到的理念和目标，你都要有这个东西，才能去做吗?
周兵：创作者的动机其实是你的思想、你的境界。拍完《故宫》，我就有这样的感悟，其实器皿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器皿传递给你的古老的信息，是当代中国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我们如果能把这些精神的东西传承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李多钰：也有一些其他的人拍纪录片，是把纪录片当做直接电影，和你所做的工作不同。和你那种动机为先，先要找到一个和社会相关的问题在，才去立题不同。我看过一个讲科学的电视节目，说有一个人牙咬到哪里哪里就出血，悬念重重，讲了整整一集，最后发现是这个人牙龈出血。可笑到不可思议。
救亡图存 篇3
关键词：《河南》,图画,思想启蒙,民主,共和
20世纪初, 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族危机加剧。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沦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 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批批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 寻求救国之路。为唤醒民众, 他们编辑书籍、报刊, 向国内输入先进的知识和文化。1907年12月, 《河南》杂志创刊于日本东京, 至1908年12月被迫停刊, 共出版9期。作为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报, 《河南》杂志政治立场鲜明, 它高举反帝救亡旗帜, 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河南》杂志栏目众多, 分为图画、论著、译述、时评、小说等。图画栏目位于杂志卷首, 每期刊登图画两到五幅不等。这些图画中, 有《太昊伏羲氏》 (第一期) 、《墨子》 (第二期) 等宣扬优秀传统文化、唤醒民众爱国情感的人物肖像;也有《易水送别》 (第二期) 、《张良刺秦》 (第一期) 等宣传义士壮举、号召暴力革命的历史故事画;还有《水底之交通》 (第六期) 一类介绍西方先进科技、传播文明的科普照片。编者始终坚持“牖启民智, 阐扬公理”[1]的宗旨, 以画言志, 图文并茂,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宣传反帝救亡。
一、介绍传统文化和风景名胜, 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
在《发刊之旨趣》中, 作者指出:“中国者, 一体也。其胸部、头部、足部殆无一不于痛痒未觉时已属于专主。一旦以无厚入有间, 剖而分之, 直謋然委地耳。奏刀者已批其窾而导其隙, 而身受者犹若未睹。”[2]外患愈演愈烈, 而民众或“不知国家为何物”, [2]或“自幸其居中国腹部, 他省虽亡, 河南不至于同归于尽也”, [2]或“漠然无所动”。[2]《河南》杂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 希望通过报刊宣传唤起大众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为了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国人民的自信心, 《河南》杂志首期刊登了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氏》。为了传播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刊登《墨子》《汉大儒许慎像》 (第八期) 、《岳鄂王》 (第一期) 等文化名人、民族英雄的肖像。这是“牖启民智”的形象传播。除了介绍文化名人, 《河南》杂志也通过图画介绍风景名胜, 以名山大川的秀美激发人民的爱国意识。在这些风景画中, 苏曼殊的写意画最具代表性。
《河南》杂志第五期中, 《嵩山雪月》描绘了一幅月夜图:明月当空, 夜间的嵩山万籁俱静。在《洛阳白马寺》 (第二期) 中, 苏曼殊选择从半山腰的角度描绘白马寺寺院。苍劲的山壁和挺拔的古松掩映中, 寺院错落有致, 狭窄的山间小道为画面增添了曲径通幽的雅致。苏曼殊营造出宁静悠远的氛围, 一方面选择河南的经典景观为创作主题, 能够唤起河南人民了解、热爱家乡的意识。另一方面, 月夜、苍山、寺院的从容与宁静, 正是革命义士所憧憬和为之奋斗的美好未来, 更能引起河南人民的共鸣。同时, 这也表达了编者们虽然身在异乡却心系祖国的忧国忧民情怀。
第三期的《潼关》图, 威严的城门高高矗立在秋风中, 四周空旷寂寥, 一位剑客策马在潼关道上。潼关在这里可以引申为国门, 暗指我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作者将自己化身为画中骑马的剑客, 渴望为国家、为人民奋勇作战。在画跋中, 苏曼殊写道:“潼关界河南陕西两省, 形势雄伟, 自古多题咏。有‘马后桃花马前雪, 教人那得不回头’句, 然稍显柔弱。嗣同仁者诗云:‘终古高云簇此城, 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 山入潼关不解平。’余常诵之。今奉慈母迻居村舍, 残冬短晷, 朔风林号, 言此笔作潼关图, 不值方家一粲耳。”[3]苏曼殊赞美祖国大好河山, 称引谭嗣同诗句, 抒发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 也鼓励着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奋勇向前。
二、宣扬古代刺客的舍生取义, 鼓励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府
当时, 资产阶级革命派公开宣称“恶劣之政府一日弗除, 则强固之国家终难实现”。[4]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刊物, 《河南》杂志倡导通过武装斗争反抗清政府的腐朽统治, 建立属于人民的新型国家。
反清, 并非盲目地排满。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出封建专制统治是使中国陷入民族危机的主要原因, 要推翻沦为殖民者统治工具的政府, 是国情所迫。他们自称“固非主张种族主义者”, [5]排斥满清帝制, “非因种族有异也, 乃因平民而有异, 孰祸我平民, 即孰当吾排斥之”。[5]可见, 革命派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属于人民的共和政府, 因此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专制体制内的反动官僚, 而非满族平民。
《河南》杂志刊登了大量关于刺客、暗杀的图画。《樊於期以首付荆轲》 (第四期) 歌颂了樊於期为救国舍生取义的壮举。第一期的《豫让最后致志》描述了豫让为其主智伯报仇刺杀赵襄子不成、赵襄子被他忠心报主的行为所感动、脱下外衣让其象征性地刺杀的情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 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 是辛亥革命时期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暗杀者的身份不是暴民, 而是追求民主、人权的战士, 是甘愿为民主共和献身的勇士。这些革命党人, 在铲除极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理念的指导下, 凭借自己的力量, 打击专制独裁势力。《河南》杂志刊登刺客相关图画, 是对“暗杀”这一社会思潮的响应, 同时借以鼓励人民奋起反抗封建专制统治。
《河南》刊登大量的刺客图画, 似乎是在号召人民通过刺杀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革命派看到暴力是推翻满清政府的唯一手段, 细究其革命方式, 不难发现他们并不赞成个人英雄主义的暗杀行为。要推翻清朝统治, 仅凭个人暗杀一些反动官吏效果微乎其微。他们认为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政府“为一身权利之存亡, 又势必出死力与我平民抗, 我平民能力不足抗彼之一日”。[5]“故欲大告成功, 完全以达其要求之目的者, 则舍革命军而外更无他道”, [5]只有全体人民团结一致, 组成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 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 《河南》杂志推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 并刊登了相关图画。第六期的《拿破仑青年肖像》中, 拿破仑骑在马上, 身披战袍, 意气风发。战马迎风高高抬起前蹄, 粗壮的后蹄有力地蹬地, 像在做冲锋准备。《法王路易入狱景象》 (第九期) 中, 路易十六愁眉不展地坐在椅上, 仿佛预见到自己的悲惨下场。编者选择这两幅图画, 意在宣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鼓动人民组成“革命军”, 推翻封建王朝, 建立民主共和国。
三、介绍西方科学技术, 主张经济独立带动国家独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高涨, 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随着发电机、电动机相继发明, 电气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电力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内燃机的出现及广泛应用, 为汽车和飞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萌芽, 到甲午战争之后, 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期。《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清政府为支付赔款, 扩大税源, 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民族工商业得到初步发展。
《河南》的编者们认识到发展民族工商业是国家强盛的手段之一。河南处于中国的腹地, 如果河南的利益不保, 那就意味着失去国计民生的支撑。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 外国侵略势力掌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 通过控制矿产、铁路、运河抢占势力范围。在民族危机愈发严峻的形势下, 资产阶级革命派撰文激发人们的自主意识, 独立创办实业, “以绝外人之窥伺, 以保中国利权”。[6]
自办实业就需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 《河南》杂志通过刊登《水底之交通》) 、《空际之交通》 (第七期) 等科普图画, 介绍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进成果:潜水艇和飞机, 意在使人民看到西方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的封闭落后, 以刺激民间兴起实业救国运动。为挽救开设通商口岸后“进口增而出口少, 且每况愈下”[7]“中国之财日以散, 中国之民日以贫”[7]的状况, 《河南》杂志宣传集资、募股, 兴办实业。例如, 在交通运输方面, 他们阐述了运河对沟通物资交流、商旅往来的便利, 可以省时省力地运输救灾物资、部队粮饷、各种器械等, 倡议人们集资开卫河航运, “以中国之财办中国之事, 开华人生计, 夺洋人之利权”。[6]在工商业方面, 他们倡导开办博览会。通过省内、国内和“万国”之间的博览会, 互通有无, 学习先进技术, 以此扩大贸易额, 提高工业生产力。
四、揭露封建刑法的残酷, 号召人民摆脱奴性
晚清时期, 高度的君主集权导致政治昏暗、官吏腐败。为了巩固统治, 清政府借助严刑峻法来加强控制。于是, 刑讯泛滥、冤狱丛生。处于高压统治下的底层人民, 长期受到“纲常礼教”封建思想的束缚, 缺乏个人意识与反抗精神, 奴性思想严重。资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 国家的富强需要人民摒弃奴性, 塑造健康、独立的人格。《河南》杂志通过清政府的刑讯图, 形象展示所谓的犯人长期以来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以此唤醒民众的觉悟, 促使他们为争取自身的权力而奋起抗争。
《河南》第五期刊登的《中国刑讯之肖像》组图, 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下刑讯的残暴。第一张照片中, 三名女囚犯一字排开被同一个长枷锁住, 一条脚镣将三双“三寸金莲”捆在一起。该照片映射出封建专制刑罚的严酷和对人性的践踏。第二张照片记录了公堂审判犯人的景象, 三名罪犯跪在公堂正中, 两侧站着陪审官员。第三张照片中, 跪在刑场上的犯人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刽子手正高举砍刀向他挥去。人们站在刑场两侧围观, 神态各异。围观者们或冷眼旁观, 或不屑, 他们被封建制度下的奴性思想紧紧束缚着, 麻木和无知是他们的突出特点。
“自由”“平等”是资产阶级追求社会变革的鲜明旗帜, 编者们试图用图画形象地揭露封建制度的残暴, 启蒙民众思想, 从而推动人民主动探寻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之路。资产阶级革命派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精神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 不在法令而在自觉, 非然者虽有政府, 而民与国未尝有毫发关系焉”, [8]塑造国民精神是救国救民的根本。在思想启蒙方面, 鲁迅主张将人民从奴性状态中解放出来, 唤起人民个人意识的觉醒, 是改变中国历史现状的精神动力。他认为“角逐列国是务, 其首在立人, 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 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9]只有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 培养人的独立精神, 发挥人的个性, 才能看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
《河南》杂志面世后, 很快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发行初期, 杂志每期销售量递增, 以至于第三期刚一出版即销售一空, 不得不再版发行。巨大的销量, 使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宣传。它宣传爱国救亡, 抨击清政府专制统治;它鼓吹民主共和, 鼓励人性解放与独立, 为社会进步和民智开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编排上看, 《河南》杂志图文并茂的形式增强了杂志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编者将革命主张寓于图画中, 或歌颂传统文化, 培养人民的家国意识;或描绘祖国大好河山, 唤起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宣传暴力革命, 鼓动人民团结一致挽救民族危亡。从1907年诞生到1908年被迫停刊, 《河南》仅发行了9期, 但它宣传革命思想、唤起人民觉醒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功绩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参考文献
[1]简章[J].河南, 1907 (1) :1.
[2]朱宣.发刊之旨趣[J].河南, 1907 (1) :3-4.
[3]苏曼殊.潼关[J].河南, 1908 (3) .
[4]周仲良.预备立宪者之矛盾[J].河南, 1908 (3) :1.
[5]张钟端.对于要求开过会者之感喟[J].河南, 1908 (4) :20, 27.
[6]悲谷.创办小轮船通告书.[J].河南, 1908 (6) :111, 109.
[7]酸汉.河南之实业界[J].河南, 1908 (7) :43, 41.
[8]许寿裳.兴国精神之史曜[J].河南, 1908 (4) :51.
[9]鲁迅.文化偏至论[J].河南, 1908 (7) :18.
抗日救亡歌曲简介 篇4
《抗敌歌》原名《抗日歌》，抗敌歌是中国最早一首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歌曲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音乐家黄自有感于神州山河遭敌寇侵略荼毒，欲唤起人民抗敌爱国意志所作。作者黄自是中国创作第一首抗日歌曲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三省，激起我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当时只有27岁的音乐家黄自义愤填膺，想用歌曲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但等了一个多月，没有合适的歌词。他按捺不住汹涌澎湃的激情，便自己拿起笔，一口气写下歌词：“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
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恨。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挠。”（后由韦瀚章填写了第二段歌词）。整首歌曲为黄自所谱曲、韦瀚章作词，于同年11月9日由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的广播电台中首次播唱，并由胜利公司灌制成唱片，是中华民国第一首抗日爱国歌曲。
抗敌歌的谱曲优美而流畅，主调雄壮澎湃，节奏紧凑有力，层次分明、气势磅礴。整首歌主要由两个乐段组成，第一乐段的音调豪迈而肯定，领唱与合唱一问一答，仿佛群众集会上宣传鼓动的热烈场面，第二乐段的合唱采用反复轮唱的方式，形成一呼百应的效果。其歌词充份展现了当时国人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中国人民誓死报国的抗日心声，可谓抗战期间最有名的爱国歌曲之一。
《救亡进行曲》周钢鸣，孙慎曲。作于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作者根据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斗争生活和群众歌咏活动的体验和需要，在上海创作此曲。曾由业余合唱团首次演唱。同年4月刊载于《生活知识》第一卷第12期“国防音乐特辑”，是具有代表性的抗日救亡歌曲之一，极大地鼓舞了游行示威群众的斗争，并迅速传遍祖国各地。歌曲表现了当时中国人民不分工农学兵商，团结一致，奋起求亡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这是一首富有战斗性的进行曲。附点节奏和表现肯定语气的节奏贯穿全曲，赋予它极大的推动力和坚韧不拔的性格。第一乐节由坚定的附点节奏和四度跳进构成，歌曲以它为基础，发展成三部性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曲由瞿希贤编配成合唱谱，作为影片《青春之歌》的插曲。
《松花江上》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男高音抒情歌曲，由张寒晖作于1936年。建国后由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和施鸿鄂演唱的版本广为流传，也是最经典的两个版本。特别是施鸿鄂演唱更是感人肺腑，有极强的感染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大刀进行曲》1933年，日军侵犯长城各口，宋哲元率领29军奋起抵抗。由于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军，29军成立了“大刀队”。在与敌短兵作战中，“大刀队”重创日军，名声大振。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守卫卢沟桥的29军又以大刀显神威。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麦新被“大刀队”所深深震撼，于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完歌词，又谱了慷慨激昂的旋律，《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
《游击队》歌这首旋律轻松流畅，生动活泼的歌曲是我国著名作曲家贺绿汀于1937年所作，其旋律
部分来自于[1]《英国掷弹兵进行曲》。“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沿沪宁、陇海、同蒲铁路线作抗日宣传工作，于1937年底到达晋西南的临汾，住在城郊的刘村八路军办事处。此时他创作了这首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歌曲，在洪洞县高庄召开的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将领会议的一次晚会上首次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歌曲随即在华北各敌后根据地传唱开来，并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还一直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赢得了国内外群众的喜爱，这是与其内容的战斗性和音d形象的鲜明生动、群众性的语言和通俗的形式分不开的。
《在太行山上》1938年4月初，日军以3万余兵力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进攻，企图消灭八路军主力，吃掉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在毛泽东同志游击战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八路军129师避其锋芒，于1938年4月16日，在武乡县长乐村将钻进口袋阵的3000日军截为数段围而歼之，然后又乘胜追击，在高平县附近歼敌千余。此战役歼敌4000余人，收复十八座县城，粉碎了敌人9路围攻，为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太行山上》就是为在山西境内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抗日军民而创作的一首合唱曲。在这首歌曲中，冼星海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描绘了太行山里的游击健儿的战斗生活和勇敢顽强、乐观开朗的性格。该曲写成后，在汉口进行首演时，观众大声喝彩，掌声不断，随即传遍了全中国。太行山的游击队都以它为队歌。
《新四军军歌》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新四军高级将领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 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新四军鲁迅艺术团团长何士德谱曲。成为新四军部队集体宣誓性质的战歌，并和《八路军军歌》一起，成为新四军部队作战间隙休整开会时必唱的两首军歌（先唱《新四军军歌》，次唱 《八路军军歌》，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文化遗产之一。这首战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常在为牺牲战友默哀完毕后合唱，特殊情况下，在小部队作战中即将全体牺牲前由带队军官领唱，以此向首长和兄弟作战单位告别。
《毕业歌》此歌作于1934年。该片描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学生坎坷的生活道路。影片《桃李劫》摄于1934年，是共产党组织新开拍的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影片公司制作的第一步影片。影片讲了一对新毕业的青年学生参加工作以后理想不能实现，逐渐落得家破人亡的故事。《毕业歌》就是影片中一群青年毕业前欢聚一堂时唱的，《毕业歌》昂扬奋发的调子极好得渲染了影片开端的情绪，使人颇涉遐思。年轻的激情，爱国的深情，以及二十来岁的人所特有的那种目空一切、踌躇满志的感觉。虽然不同时代环境变化很大，但年轻的心是相通的，同样轻率，飘逸，火热。后来随着故事地变化，《毕业歌》的旋律几乎消失了，直到最后，男主人公身陷囹圄，老校长来看他时，《毕业歌》模糊地飘起，使悲剧情绪迅即加强，观者恸不可已。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悲惨故事，其悲感是有限的，而《毕业歌》的飘荡，使人感觉受伤害的是所有人的年轻之梦，这正是《毕业歌》在《桃李劫》这部影片中的感染力所在。
由于歌曲表达了一代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因此深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喜爱，在我国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业歌》随着影片公映，旋即成为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进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五月的鲜花》曲作者是阎述诗。阎述诗家在东北，从小就喜欢音乐创作。学生时代经常参加宣传抗日思想的演出活动，也因此受到敌人迫害，后逃到关内，辗转来到北京，在北京二十六（北京汇文）中学担任数学老师。
1935年，光未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阎述诗受到了诗歌的感染，想起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敌人用刺刀阻止同学们的脚步，许多人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但大家仍然情绪高涨，没有一点退缩„„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曲，当晚就交给大家，并很快成为鼓舞情绪的“战地”歌曲。这首诗，就是如今大家熟悉的《五月的鲜花》。当年恐怕连阎述诗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首歌后来能流传如此之广。先是学校里的学生合唱，后来逐渐传到了一些抗日团体里，成为他们用来鼓舞士气的“战歌”。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937年冼星海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句一句地教大家唱《五月的鲜花》，在场的好多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却没有人知道谱曲者是阎述诗，连歌曲的词作者光未然也对他一无所知。
《救国军歌》——五六分钟创作的抗战名歌
这首由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堪称中国抗日救亡第一歌。这首歌的词作者陈凝秋（笔名塞克）早在日寇侵华初期，就在东北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英雄周保中（后授将衔）同在宣传部门。1935年，已经奔向抗日文艺中心上海的陈凝秋，一天晚饭后，独自一人在昏暗的马路上散步。他走着走着，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军人状态的步伐，而随着军人的步伐，他在东北救国军时的感情、思想，一起涌起。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写一首抗日的军歌了。当时，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共产党还发表了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于是，“枪口对外”，就成了他腹稿歌词的第一句，而抗日战争必然胜利、中华民族必然解放，“永做自由人”就成了他腹稿歌词的词眼，作为每节的尾句。
歌词的腹稿就在马路上的散步当中孕育了。回到住处，趁热打铁，陈凝秋将《救国军歌》的歌词完成，并且署名为“塞克”。“塞克”，即俄语“布尔塞（什）维克”的简称。
第二天，塞克拿着抄写好的歌词稿，去了冼星海的住处。恰巧，冼星海正在吃饭。塞克将歌词向冼星海面前一扔，自己则点上了最后一根香烟，把空烟盒也扔在了冼星海的桌子上。冼星海端着饭碗看了一遍歌词，连声叫好。是抗日的责任，是创作的欲望，是灵感的火花，促使冼星海顾不上寻找铅笔橡皮和五线谱纸，便立即掏出了随身带的钢笔，又随手将塞克那个废弃的纸烟盒拆开来，一边吃着饭，一边用鼻子哼着旋律，又一边用筷子敲着碗边打击着节奏，还不时地停下来在烟盒上记些什么。就这样，一支后来风靡全国的抗战名歌，塞克抽完了一根烟，冼星海也谱完了曲子———仅仅用了五六分钟的时间！
这支《救国军歌》经新生合唱团的首唱并在上海抗日救国会组织的群众大游行中歌唱后，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了一支抗战名歌。
《打回老家去》安娥词、任光曲的《打回老家去》唱遍全中国。这首歌曲同任光以柔美见长的《渔光曲》、《月光曲》等作品不同，是作者投身抗日歌咏运动后，开始转变创作作风时写的最成功的作品，东北三省被侵吞，当地同胞被迫流亡关内，一时间，反抗侵略，收复失地，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首歌曲及时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心声，迅速得到广泛传播。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响起了“打回老家去”的吼声。全曲每一句几乎都作了重复，气势十分豪壮。
《长城谣》这首歌是潘孑农、刘雪庵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创作的，原是为华艺影片公司所拍摄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所作的插曲。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仇家恨的故事。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
《到敌人后方去》
“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这首描述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军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勇气。
1937年秋，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与日军正面作战。但太原失守后，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向山西四角的管涔山、吕梁山、恒山南段和太行、太岳山脉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显示出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
1938年9月，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武汉视察抗战宣传工作，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所属演剧队全体人员作了一场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周恩来为演剧队带来了抗日前线的捷报，又分析了国民党消极抗战、日军直逼华中重镇武汉的不利局势。周恩来还重点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围绕抗日战争的军事思想，尤其强调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这场报告使在场的爱国诗人赵启海和作曲家冼星海深受启发，于是二人合作写下歌曲《到敌人后方去》。
《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回国痛感民族危亡和国家弱小的深重，深知民众的痛苦。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他站在民族斗争的前面。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他纵笔谱写歌曲。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听其朗诵《黄河吟》听其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遂荡其共鸣，乐思如潮。创作一星期，半月之内又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写就了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之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作于延安，原为《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郑律成曲，公木词。歌曲以英勇雄壮的气势、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歌颂和塑造了八路军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英雄形象。歌曲完成后广为流传。抗日战争胜利后，将歌词作适当的调整，由中央军委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由中共中央批准，又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团结就是力量》由牧虹作词、卢肃作曲,从1943年创作问世至今，历久弥新，被传唱了70年。
《团结就是力量》产生在1943年6月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那时敌后正处于战斗最紧张、最残酷,生活最艰苦的“黎明前的黑暗”的最困难时期。为了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繁峙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平山队由我和卢肃同志负责。我们白天工作，晚上参加当地的减租减息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牧虹和卢肃同志一起在三四天左右时间里,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这个剧的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还可以,就是感到结束得有些突然,缺乏终止感。综合大家建议,决定由牧虹同志写词,卢肃同志谱曲,为该剧增加一个幕终曲,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经典名曲,就这样诞生了。
南山牧场的救亡路线图 篇5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一直是令我心驰神往的地方。10月底，终于逮着为城步做《武陵山片区：城步苗族自治县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机会，自驾前往考察与旅游，了却了这桩心愿。南山牧场位于县城西南80公里处，景区位于雪峰山脉南段，绵延80余里，人称八十里大南山。她得天独厚，平均海拔1760米，总面积152平方公里，23万亩集中连片的草山草坡，被誉为“南方的呼伦贝尔”。欣赏完美景，笔者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结果却令人忧心忡忡：南山牧场，这个曾年产值达15亿元、创税收1.6亿元的南方唯一高山台地牧场，如今已进入救亡图存倒计时。
由于“三鹿问题奶粉”事件、“黄曲霉” 事件影响及其企业内部管理等问题，近年来，南山牧场草资源日渐退化。传统落后的露天散养方式，奶牛整天啃吃踩踏，出现了一条条光秃秃的沟道，雨水冲刷造成一些牧场水土流失，草地资源退化及石漠化现象渐趋严重。目前，南山牧场草山覆盖率，已从五年前的86%下降到了34%。多年未对牧场基础设施进行投入，栏舍失修甚至垮塌，草场隔离石砌围墙日久失修也出现崩塌现象；而奶牛也越来越少，由鼎盛时期的一万多头减少到现在的三四千头。当地奶业摇摇欲坠，牧场草资源退化严重，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要知道，主导南山奶业的“亚华控股”，1999年就在深圳上市了，2007年同行业排名全国第三。但如今公司竟然到了付不起奶农奶款的地步。由于鲜奶款不能及时支付，奶农对企业失去了信心，被迫卖牛维持奶业生产和生活。为了支撑危局、等待转机，县财政不得不每月垫支200万左右收购鲜奶，这已变成这个贫困县的沉重负担。
拯救南山牧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通过调研考察，认为牧场危局的主要矛盾是倒了品牌、消费者信心不足、奶粉市场份额萎缩，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无力维持营运正常良性运转。解决方案可能有几套，路线图也可能多条，有一个择优选择问题。首选方案当然是亚华乳业通过商业资本市场融资或政策性融资，新建一条现在仍有一定市场的液态奶生产线，在企业及质监部门的严密监管下生产液态奶供应周边邵阳及长株潭市场。同时加大宣传及危机公关投入，重塑品牌形像，恢复市场信心。其次，寻找同业的品牌形象好的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如“完达山”（原来就有收购南山牧场资产的意向），进行股权转让，让新的战略投资者利用他们的增量投入资金及品牌渠道资源入主南山牧场，即换主救亡。再次，就是亚华乳业申请破产清算，南山牧场资产进入产权市场拍卖从而实现资产重组。
上述方案或路线图只是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其次要矛盾或协调动作也不能忽视，那就是草资源退化、草场水土流失及石漠化、基础设施失修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变传统的露天散养的方式为圈养，一方面是防止进一步的啃食踩踏造成草资源退化及水土流失石漠化；另一方面，修建大规模现代化的奶牛饲养栏舍，变分散饲养为集中饲养，有计划地对草场分区轮休，让其恢复生态活力。对退化極其严重的草山采取围栏封禁、草皮移植、翻土重播的方式进行重点治理。其次，要积极申请国家的政策性扶贫资金项目如国家飞播种草项目等，及省里财政扶持县域特色产业资金项目的支持，增加资金和科技（主要是更新草种）投入，改善南山牧场草资源、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使南山牧场摆脱危局，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再次，南山牧场要加大旅游品牌宣传，改善游客可进入性的基础条件，开发以牧场特色资源为支撑的特色旅游，如住蒙古包、挤奶、做奶酪、吃烤全羊、骑马、滑草、狩猎、探险露营及篝火晚会等节目吸引游客，做大做强旅游业，使得牧场草山资源、奶业及旅游业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易可君：湖南屈原营田人。半生专职区域经济、资本市场、现代公司治理的研究，略有小成。现任湖南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主任。
抗战时期的《救亡日报》 篇6
周恩来在给《救报》办报方针的指示中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这张报纸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 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 办成《中央日报》一样, 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 有的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 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 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 都喜欢看的报纸。” (1) 《救报》就是在这样的办报方针指导下, 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 通过坚决而灵活的斗争, 为执行和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依照统一战线原则组织人员, 团结各方进步人士加入新闻战斗集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国统区的进步文化新闻工作者借此机会纷纷创办起抗日报刊。在共产党的提议下, 国共两党决定以当时的文化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一份报纸, 即《救报》。
在领导层的设置上, 《救报》充分执行了统一战线方针:经双方商定, 国共两党各拿出一半的开办费, 由郭沫若任社长, 共产党方面派出总编辑夏衍、编辑部主任林林, 国民党方面派出总编辑樊仲云、编辑部主任汪馥泉共同领导。但实际上樊仲云和汪馥泉等人对抗战既没有热情, 也没有信心, 还不时从经济和发行上进行扼杀, 但我党为了大局着想, 尽力避免与之正面冲突, 利用国民党人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名义争取报纸公开化, 并迅速控制编辑大权, 不让国民党在言论方面起大的破坏作用。
作为文化界统一战线的著名报纸, 作家文人集体办报是当时《救报》区别于党的其他报刊的特点。在其整个创办过程中, 《救报》自觉地承担起组织巩固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和知名作家。宋庆龄的政论、何香凝的诗词、郑振铎的杂文、冯玉祥的抗战诗歌、李公仆的战地通讯经常会出现在《救报》及其副刊之中, 田汉更是为《救报》写了不少戏剧、诗歌、小品、新闻特写;广州的文化工作者如尚仲衣、钟敬文等同志也经常给《救报》撰写评论和文艺作品;在当时被称为“文化城”的桂林, 《救报》同样得到了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界朋友的精诚协作, 影响深远。
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巧妙地与各种政治势力周旋, 争取地方实力派支持
《救报》在其三年半的历史中迫于形势先后辗转三地, 为了与当地复杂的政治势力建立联系, 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 《救报》灵活地利用统战原则, 主动出击, 巧妙地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
上海沦陷后, 停刊的《救报》决定尽快在广州复刊。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 两党关系还比较融洽, 于是社长郭沫若利用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 经人介绍拜访了广东军部要人余汉谋, 为报纸的复刊争取到了广东军部的支持和开办经费毫洋2000元, 使得《救报》于1938年1月1日在广州顺利复刊。
1938年年底, 广州沦陷, 《救报》筹备在桂林复刊, 除桂系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都在桂林建立了据点, 由CC派人物负责的中央社广西分社和新闻检查所对《救报》负有严密监控的任务。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 《救报》为了争取“合法”, 实现与各政治势力“友好”相处, 主编夏衍同志先后对当时的广西省省长黄旭初、中央社广西分社社长陈纯粹和新闻检查所所长作了“礼节性”的拜访, 并表明态度:《救报》赞赏和拥护广西当局的团结抗日的立场, 对广西内部政务保持善意态度, 也希望广西当局对《救报》予以支持。应该说, 《救报》在桂林的两年多时间里与广西当局和其他性质新闻机构相安无事, 顺利完成抗日宣传任务, 与其在外联工作上灵活利用统战原则是分不开的。
坚持统一战线方针的宣传, 以超党派面目出现, 兼容并蓄客观公正
在谈到《救报》的新闻宣传时, 其副刊主编林林深有体会地说:“当时我们要照顾统战, 发表各方面的言论。既要宣传党的政策, 又不能摆党的面孔,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间群众接受。” (2) 如其所说, 《救报》从其特殊的使命出发, 在宣传中有别于党的机关报刊, 侧重强调了民族的利益、阶级的合作, 在择其精粹报道我党的抗日言论与抗日活动的同时, 不受制于阶级党派的分野, 扩大抗日论坛, 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的宣传工作, 影响和推动了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客观报道蒋介石政府的抗战言论和抗战姿态。抗战前期, 蒋介石政府是做出了一定的抗战姿态的。为了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 (3) , 《救报》对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和抗战姿态都做了如实的报道。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后, 《救报》在以后发表的言论中, 都注意称蒋政府为“我当局”、“我们的政府”, 称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突出报道蒋政府的抗日言行。三年多的时间里, 凡是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其他要员的抗日言行, 《救报》大都以头版头条的位置予以报道, 有时甚至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仅以《救报》创刊初期的一个月为例, 就刊登了蒋介石等人鼓吹抗战的谈话、言论、题词达11篇之多;蒋政府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并进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民主改革。对于这些, 《救报》也予以充分肯定, 从舆论上促蒋、迫蒋进步。
广泛报道中间派的抗日言论与活动。中间派的政治身份复杂,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他们大都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力量, 因此, 争取他们共同抗日, 是我党统战方针的政策之一。《救报》对中间派的抗日言论和抗日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向往民主、厌恶独裁政治的爱国民主人士的言论, 《救报》都毫无保留地予以宣传。而
情感类节目一直是编导比较难以把握的节目类型, 因为“感情本就没有谁对谁错”, “清官也难断家务事”, 特别对于新编导来说, 采访完一个情感纠纷选题, 常常会被当事人双方各有理由的说辞搞得晕头转向, 更有甚者被拒绝采访, 节目根本做不下去。那么, 如何对这类事件进行采访, 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些经验。
洞悉当事人心理, 对症下药
从社会心理角度来看, 情感类节目的兴起是社会转型期公众强烈精神需求的产物。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节奏逐渐加快, 使当代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许多人都遇到了情感纠纷、心理障碍、家庭矛盾等现实问题, 由此产生的困惑、迷惘、压抑、焦虑等情感心理问题也随之增加, 各种家庭矛盾也日渐增多, 这就需要一个倾诉的平台和解决的途径, 情感类节目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
当事人作为情感类节目的主要参与者, 自始至终出现在节目中, 他们的心理状态对节目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当
也有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中间派的主张与我党的主张是相左的, 如一贯提倡“闲适幽默”的“第三种人”林语堂, 在《胜利是我们的》一文中吹捧蒋介石是“全东亚最优秀的战略家”。《救报》并不赞成这个政治观点, 但是由于他都是主张抗日的, 而林语堂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名望, 所以《救报》也都进行了报道。
《救报》还用相当多的篇幅报道了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抗战前期, 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和徐州战场获得了局部的胜利, 《救报》大量报道了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战活动, 热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了为国捐躯将领的牺牲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还发表了好几篇李宗仁访问记, 充分肯定了这位台儿庄大捷的功臣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 并对他的政治见解表示钦佩。
以第三者姿态披露国共两党的摩擦与矛盾, 进行正面引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蒋政府采取了“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的方针, 分别形成两次反共高潮。为了事人参与节目的动机来看, 不外乎两种:一是“作秀”心态, 二是真心寻求情感弥合。一般来说, 传媒的把关人一般都能将前者排除在节目之外。而对于后者, 尽管如今的大众传媒为个人情感的表达与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 但是如果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 这种选择既非主流, 也非最佳。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愿意选择电视作为解决个人情感问题的途径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考虑。“有些人在私人领域中的努力长期无果, 无奈之中将视线转向了大众传媒, 把它当作最后的希望;有些人是为了向另一方最大限度地表明诚意, 以期对方能在大庭广众下的感动中化干戈为玉帛;也有些人是为了借助媒体寻找那些长期失去联系的被寻访者。不论出自何种考虑, 当事人对媒体都抱有不同程度的
所以, 我们必须了解当事人来找电视台的目的是什么, 判断其言语背后的心理预期, 正确把握与合理调动当事人的心理是采访成功的基础, 也是下一步行动的依据。
打退反共高潮, 但又不致使统一战线破裂, 我党实行了“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4) 在这场斗争中, 《救报》采取了客观的报道手法, 以第三者姿态披露有关事实, 进行正面引导, 缩短与中间群众的心理距离, 扩大宣传效果。
对于具体的冲突事件, 《救报》一般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避免直接表露倾向性。发生“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山西十二月事变”时, 我党的其他报纸均有详实记述, 但是《救报》同仁牢记党的嘱托, 强忍着满腔义愤, 回避做正面报道。
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之时, 《救报》更多的是刊登呼吁团结抗战的言论,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加以正面引导。1939年年底以后, 反共形成高潮, 《救报》连续发表了《加强政治挑战》、《精诚团结, 抗战到底》等社论, 针对顽固派的分裂活动, 晓之以国家民族大义, 动之以同胞手足之情, 指出分裂对于国家的危害:“我们这次的抗战是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乾坤一掷的大
合理引导采访对象的倾诉欲望
心理学认为, 倾诉是指把内心的秘密告诉别人以取得帮助和维持心理平衡的行为。但是倾诉往往会引起倾听者的消极反应, 如压抑、焦虑、心不在焉等抵制情绪, 这种消极反应反过来会使倾诉者更加焦虑、更加关心自己说出秘密后可能引起的消极后果。 (2)
所以, 情感类节目的当事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是不会想到到荧屏前去讲述自己的情感经历的, 他们在与编导前期交流时, 往往存在畏惧或害羞心理, 通常都会很紧张, 思维和语言可能会出现障碍, 不会一下子掏出自己的真心话。 (3) 那么此时编导应该如何做呢?“心理学研究表明, 当倾听者体现出自己值得被信赖时, 具体表现为可以为他适度保密、理解他的行为、不对事件及当事人行为马上做出评价、可以提供帮助、与倾诉者有相似的个性特征时” (4) , 会让倾诉者觉得有安全感, 促使他最终打开心扉。
这就要求节目编导抱着真诚的态度
事, 所以对内不论有什么问题, 对外还是要步伐一致地奉行最高国策, 打倒一切汉奸组织, 抗战到底, 党派间有什么政见参商, 只该精诚无间地内部商讨。”
就这样, 《救报》根据自身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形势下, 以民族利益为重;在兼顾团结和斗争两手策略的指导下, 灵活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配合党的机关报的宣传, 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①夏衍:《巨星永放光芒》, 《夏衍杂文随笔集》, 713页。
②吴颂平:《“救亡日报”老同志忆旧杂谈》, 《新闻研究资料》, 第33辑, 67页。
③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 四卷本, 743页。
洋务派救亡思想探析 篇7
一、中国必须借西法以自强
魏源“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1]2的劝告为洋务派提供了前驱思想，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的制器之法远胜于中国，从而走上了借西法以自强的道路。
1860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因不请洋人为技师，所造之船行速甚慢。洋务派总结教训，开始比较西法与中法。1863年，监察御史陈廷经上奏：“惟念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其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在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2]13他建议设造船厂、火器局。
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等已经兴办，洋务派有了学习西法的实践经验，而英人赫德向清廷呈递《局外旁观论》一书，建议中国“借法自强”。清朝廷视《局外旁观论》为“挟制中国”之书，但接过了“借法自强”的口号，军机大臣密寄曾、左、李地方督抚进行讨论。特别强调：“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2]15
1872年，闽、宁、津局次第兴办，“借法自强”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周家楣奏请在练兵、制器、设厂、筹饷等方面借用西法，总理衙门再令地方督抚讨论。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代表了时人的普遍看法。关于练兵，李鸿章建议陆军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各海口仿照洋式修筑沙土炮台。关于制器，李鸿章详尽地比较了英、俄、德、法、美的枪、炮、子弹、水雷之优劣，建议仿造其最先进的武器，因仿造用费巨大，他特别建议“中土用洋法自开煤铁等矿”[2]45。关于造船，李鸿章最为重视，认为闽局自造之船，小而易破，费饷亦多，建议购买外国铁甲大船，派出华匠兵士去外国学习造船方法和驾驶操练之法。关于筹饷，李鸿章强调开采煤铁等矿以生利。在开办矿业的方法上，“一切仿西法行之”[2]50；在集资方法上，“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2]50。在洋务运动的后期，借法自强的内容更为广泛，造船、制炮、练兵、采煤、织布、育才等等都仿西法。
二、中国必须尽快工商立国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巨额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更为艰难，洋务运动因经费不足举步维艰，筹款裕饷使李鸿章等洋务派大伤脑筋，不得不在田赋、盐税等传统收税项目外另寻出路。也就在谋求税收新路中，洋务派逐渐形成了工商立国的观念。
1875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开采五金煤油等矿，仿西法“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2]50，产生了兴办工商业以增加税源的思想。继之，郭嵩焘上《条议海防事宜》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其用。”[2]133不久，薛福成上《应诏陈言》，指出求富是自强之本，必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4]158。这些认识已经有了工商立国观的雏形。
1878年，监察御史李璠上奏，谈工商与国力的关系，“明之中叶，葡萄牙商务最盛，国亦最强，英国起而夺之，称雄海外二三百年，葡则式微甚矣”[2]167，“商务之盛衰关乎国运”[2]165。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列强侵华的目的是通商以谋求经济利益，是“商战”。“商战”对华危害极大，“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胜，盘踞已久，遂惟所欲为”[2]165。正是“商战”，才使中国民贫财困。对付商战，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都软弱无力，只有采取经济手段，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2]166如此就会“收回利权”，“彼无所利，不驱自去”[2]166。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认为李璠所奏关乎大局，转发督抚讨论。这场讨论促进了洋务派对工商业重要性的认识，要达到“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就必须发展采掘业和制造业，要达到“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就必须兴办工厂和学习制造工艺。所以，继李璠之后，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请开矿、设厂，并学习西方的机器、重学、算学、化学、电学等。
如果说洋务派官僚对工商业的重视，出自抵御外商和为自强筹款的实际需要，而为洋务运动服务的思想家们则从洋务实践出发，开始探索立国的根本。马建忠认为，英、美、法、俄等国“无不以通商致富”。“通商而出口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2]403认为中外贸易的现状是“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2]403。所以中国国穷民贫，改变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马建忠认为：“欲中国之富, 莫若使出口货多, 进口货少。出口货多, 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 则未散之财不复散。”[2]404王韬比马建忠更进一步，大胆地反对“重农抑末”，提出了“恃商为国本”的观点。他指出西方国家“恃商为国本”，中国要致富求强也要“恃商为国本”。要恃商为国本，就必须“广贸易”、“开诸矿”、“兴铁路”、“兴纺织”、“造轮船”，用农业机器改造农业，使农产品商品化。王韬的思想，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标志着正面地主张中国工商立国的观点出现。
集工商立国观大成的是郑观应。他反对“以农立国”，更反对“重农抑末”，认为那是古代社会商品不发达的产物，于国际竞争激烈的近代完全不适用，因为近代“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5]80，经济侵略是列强灭人之国的重要手段，“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5]83，是否确立“工商立国”的方针，是否真正振兴商务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5]83，所以振兴商务，就是救亡。因此他建议政府设商部制定法规护商利商，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充分利用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财广”之优势，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如此中国才有前途。
三、中国必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初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只是从经验出发，去学西方的船坚炮利。1862年，曾国藩还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6]243，根本就没有考虑西法会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反而相信学西法可以巩固封建制度。
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6]243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7]276薛福成的说法更清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6]244这些说法确已把李鸿章的应变之道改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处理原则。
1896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也谈到：“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6]244至此，中体西用观有了正规提法。对中体西用观作系统解说，晚至1898年4月张之洞著《劝学篇》。《劝学篇》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作主线，分内篇九、外篇十五、共二十四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务本”、“正人心”，就是要崇经（尊奉孔孟之道）、明纲（信守三纲五常）、教忠（忠于大清朝廷）等等。所谓“务通”、“开风气”，指学“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史”（世界历史）。至此，中体西用观有了正规的理论版本。
张之洞是洋务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是洋务派一贯主张的凝结。张之洞根据洋务运动实践，把西学内容中的船坚炮利扩充为西政、西艺、西史，为洋务派建构新的文化结构作了总结：既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培养人的礼义廉耻道德，用西方的物质文化培养人的生计能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救亡的根本手段，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是救亡的辅助手段，但却是重要的、必须的、不可缺少的。
四、洋务派的“救亡思想”是“近代救亡思想”的初级阶段
19世纪60至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经充分暴露，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已经完备形成，但是这一切尚不为中国人所知。没有进步的、科学的社会政治思想作指导，因而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只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制造术精，却不明白西方富强的命脉所在。洋务派所借西法比魏源和洪仁玕都扩展了许多，不仅有军事上的，经济上的，而且涉及了教育、法律，甚至于雇佣剥削方式。正是扩展和实践使中国有了巨大的进步。
“借法自强”论不仅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信条上打开了诸多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启示后人改变落后之法来自于外。但洋务派所借的西法都是“具体之法”，而不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当时，西方制度先进于中国，洋务派认识不到。虽然说，近代人的思路是从世界到中国，但是引进西法却是本土的需要。人们只能先有引进“具体之法”的意识，“具体之法”量变引发对“根本大法”需要的时候，人们才能有引进“根本大法”的理念。历史条件还没有积蓄到改变制度的程度，洋务派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制度改革的重要。因此，洋务派对西法的学习和实践处于低级阶段。
“工商立国”论就否定“以农立国”、“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而言，是有胆识的；就客观上顺应潮流而言，是有眼光的；就主张集股公司而言，又是有现实价值的；就主张商战抵御经济侵略而言，是爱国的；就实践而言，办起了一批工矿企业、铁路、学校，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帷幕。但是洋务派尚不知道工业革命，更不知道经济工业化，不认识世界经济变化的本质，更不知道中国经济的趋势与方向，因而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是被动的、非自觉的，只是一种应变应急措施，没有通盘计划和长远目标。因此说，洋务派对于世界与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处于低级阶段。
“中体西用”论讨论的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则与尺度问题。当时中西文化的冲突明显地表现在军事层面，洋务派在对军事层面作了比较之后发现了中国文化在物质层面的落后，因而提出了学西学、制洋器的口号。对文化的更深层面，如制度、观念层面，洋务派尚未认识到而无法作出比较，只是在遭到顽固派攻击的时候，才打出了“中体西用”的旗号。这样就为西学和洋务运动争得了合法和合理的地位。中体西用维护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然而也制约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因为洋务派所说的西学，仅仅限于物质层面，不敢学习西方的制度与观念。在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面前，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制度与观念的更新，求强御侮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 1998.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 (一)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3]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 1985.
[4]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海外文编[M].上海:醉六堂石印, 光绪丁酉春三月.
[5]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 (一)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6]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蓬勃发展的云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篇8
在抗战初期(1937.8),云南昆华民众教育馆推广部主任赵国徽(中共地下党员)和李家鼎便组建了昆华民众教育馆民众歌咏团。李家鼎同志任歌咏团的指挥。这可以算得上是抗战以来云南昆明第一个组织规模较大的歌咏团体。其建立的宗旨也很明确“用救亡歌曲训练和团结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勇抗战”。民众歌咏团的成员大多以老师、学生、工人为主,并且以歌咏团为中心,还组织发展了妇女歌咏团、儿童歌咏团等附属之下的歌咏团体。为了深入地推广民众歌咏工作,昆华民众教育馆还多次举办歌咏干部训练班,为其他团体组织的歌咏团提供相对专业的干部骨干。1939年初,在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马子卿的直接领导下,以民众歌咏团为中心,在李家鼎同志的带领下,歌咏团每天至少有一、二百人去大唱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在各中共党支部(小组)的直接带领下,各种群众性质的歌咏活动有条不絮地进行着。通过歌咏进行抗战宣传普遍走向深入,这样的局面一直坚持到1941年的“皖南事变”。
1939年暑期,云南省立昆华艺术师范学校戏剧电影科的第一届同学毕业了,恰逢云南省教育厅鉴于戏剧歌咏教育的重要性,在广大县城、农村推行戏剧歌咏教育,随即组织艺师的毕业生与民众歌咏团下的“金马剧社”,分别成立了云武泸区戏剧乐歌巡教队(剧教一队)和楚姚大区戏剧乐歌巡教队(剧教二队)。两个剧教队奔赴三迤大地,组织大字不识的民众高唱抗战歌曲,他们为大山深处的民众表演抗战话剧,放映自制抗战幻灯及抗战电影,让身处与世隔绝的红土高原的民众知晓祖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时期,必须要全体中国人民的拼死一搏才能挽救危局,重整山河! 1941年,两队因经费拮据,两队并为一队。1945年5月再加调整,并与省立昆华教育馆合作,在昆明民众剧场公开演出。1946年以后巡教队继续在一些县演唱,主要仍以演唱、教唱通俗进步歌曲。
提起抗战时期的云南,就不得不提抗战时期的“民主堡垒”——西南联合大学。联大在战火中诞生,并存在了9年的时间。在联大这块“民主”的沃土上,联大的同学、学者、爱国民主人士与云南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相结合,使得联大校园的文化抗战活动迅速兴起。联大校园抗战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当属联大校内的各种社团,其中音乐社团以其独有的灵活方式在历次抗战爱国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底,西南联大成立了学生团体“群社”,这是西南联大社团中成立较早,规模组织最大的,群社下设多个组织,其中的一个分支组织就是群声歌咏队,由徐树仁担任指挥,演唱各种抗战歌曲。1940年,在群声歌咏队基础上,联大歌咏团成立,歌咏队指挥还由徐树仁同学指挥,经常演唱《五月的鲜花》等抗战歌曲。1940年7月,联大歌咏团应邀前往昆明广播电台播出抗战歌曲。1940年8月31日,为给抗日将士募集寒衣,该歌咏团再次到昆明电台演播。当晚,令人振奋的钢琴声响起。雄壮激昂的抗战歌声随着电波传遍云岭高原、海外南洋。其中《黄河大合唱》是首次在云南演出。1941年3月、4月,该团再次到电台演播。
北平图存学会与西安事变 篇9
一
图存学会前身是图存社, 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吉林学生为了争取民主权利而成立的一个政治组织。它试图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 为吉林人, 特别是知识分子争得某种权益, 但它缺乏明确目标, 影响不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其性质随之改变为“救亡图存, 反抗侵略”[2], 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1933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取缔后, 东北军政界的一些文职人员、爱国人士等纷纷加入该社, 成为一个东北籍文职人员为主的爱国组织。宋星池、李向之、王君培、田雨时、王冠吾、韩立如、于毅夫、王卓然、陈先舟等是该会的主要成员。当时, 东北人士碍于国民党当局的干涉, 又秘密组织了复东会来进行抗日复土活动。但不久, 在张学良的劝说下, 复东会全体加入到“拥蒋抗日”的四维学会中, 与蒋派结合一起, 并无任何抗日的举措。在这种状态下, 只有图存社公开与社会各界上层广泛进行着联系, 影响逐渐扩大。
共产党员于毅夫是图存社的重要成员与领导者。1936年9月, 于毅夫以图存社的名义写信给张学良, 报告日寇进攻华北的危机, 敦促他联共抗日。张学良邀请他到西安面谈。于毅夫向张学良陈述:“必须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不抵抗主义就是投降主义;历史上搞投降的秦桧如今还跪在杭州岳飞墓前, 是历史的罪人。决不能当秦桧!”[3]张学良很受感动, 表示绝不做对不起祖宗之事, 嘱咐于毅夫回北平后, 要把东北人团结起来, 多做东北人的工作。
图存社的王卓然为张学良亲信、核心组成员之一。九一八事变后, 参与组建抗日救国会、复东会、四维学会, 同时加入了图存社。1933年, 王卓然在张学良出国前进言, “要复土还乡, 武要保全实力, 待机未来;文要办好东北大学及东北中学, 培植还乡干部”[4]41。张即任命王卓然接管东北大学校务。他力图按照张学良的教育理念去管理学生, 粉碎了国民党CC派企图争夺校方统治权的阴谋。同时, 他还任《东方快报》、《外交月报》等进步报刊的主编,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同时激发了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 努力为复土还乡探索新的道路。
二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后, 王卓然、陈先舟、于毅夫、田雨时、李静澄、杜超杰、宋星池、韩立如等原张学良部署于12月13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以原来的图存社为基础, 联络一些原东北文职官员40多人, 成立图存学会, 以响应西安事变。12月17日, 图存学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东北人如何动员起来支持西安事变》的议案。于是, 于毅夫、王卓然等东北人士以图存学会相号召, 开展了支持西安事变的一系列工作。
图存学会设立专用电台, 建立北平与西安总部的直接联系。他们对分工进行了布置:陈先舟负责在天津购买电台, 为安全起见, 他还找到信任的收发报员;于毅夫负责北平与西安总部的联系, 电台的呼号由他和总部联系决定, 译电员王语今住在他的家中;电台设在北平市委地下无线电通讯人员张克威家里。12月14日左右, 电台即与西安总部进行了通报。图存学会每晚向西安方面报告各方面的反应和北平支援西安事变的各种活动情况等。根据西安总部的指示, 图存学会向各省、市转播西安事变的主张和事实真相, 宣传西安方面的各种政治动态, 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结成三位一体;总部卢广绩对外广播;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事态扩大, 早日和平解决……”[3]等。除了电台宣传外, 图存学会还将这些消息加以简短评论, 由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特别宣传组编写的《快讯》, 迅速分发到市民手中[2]。该《快讯》由汪之力、褚凤岐、关继武编写、刻印、散发, 是“传播西安事变真实消息与我党有关方针、政策最迅速、准确与详细的新闻资料”[5]。图存学会的专用电台一直工作到“二二事件”后才停止, 有力地支持了西安事变。
为及时了解西安的详细情况, 曾被誉为“关东电讯发展第一人”的陈先舟以图存学会代表的身份前去西安。陈先舟为张氏父子所赏识, 历任哈尔滨电业公司主任工程师、天津电报局总工程师, 兼任东北交通委员和东北无线电台总台长、华北无线电台总台长。救国会解散后, 他参加了图存社, 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在平津等地, 结识了李向之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 同中共地下党建立了密切关系。1936年冬, 陈先舟由李向之、赵濯华、张克威介绍, 参加了东北人民抗敌会。陈先舟成为图存社及东北人民抗敌会等组织的重要人物, 承担着电讯方面的特殊任务。张学良也深知陈先舟的重要作用, 在西安事变爆发后, 急电他去西安接任东北军少将交通处长及西安电政管理局局长职务。图存学会立即派他去西安, 帮助张学良处理事变后错综复杂的局面。
除了及时传播西安事变的消息外, 图存学会还派代表多方联络东北军政人员。他们认为, 当务之急要做好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工作, 联络有声望的东北军军政要员。如刘哲是张作霖时代的教育总长, 莫德惠为张作霖时代的奉天省省长, 在东北上层人士中有一定影响。学会派宋星池、杜超杰、于毅夫等多方面奔走, 做他们两人工作, 希望通过他们二人出面, 鼓动宋哲元, 联合阎锡山、韩复榘共同提出支持西安事变的主张。莫、刘两人其实并不同意西安事变的主张, 但因为他们是张学良旧部, 所以表示能协助图存学会的工作, 尽力而为之。但不久, 因为53军军长万福麟的态度, 又使他们处于观望状态。12月16日, 在北平的《中央日报》第1版, 用特号字发表了《万福麟深明大义, 拥护中央》的新闻, 此消息等于万福麟公然叛张。当时, 万福麟在华北重兵大权在握, 他的何去何从将对整个局势起到关键性的影响。鉴于此, 图存学会决定, 派于毅夫与万福麟的义子杜超杰去保定弄清万福麟的真实态度, 再研究对策。因于毅夫电台离不开, 改派为万福麟以前的财政部长、幕后亲信庞镇湘与杜超杰共同前往[6]。他们劝告他, 希望他能认清问题的严重性, 发兵郑州, 堵住西安的东大门, 支持西安事变。万福麟表示, 他不主张发动西安事变, 但既然已经发动了, 就应该挟天子以令诸侯, 挟蒋援绥。他希望他们二人回去找莫、刘二人, 加紧和宋哲元联系, 促宋能联阎锡山、韩复榘共同发电, 支持西安事变[7]330。虽然进行了表态, 但万福麟还是按兵不动, 致使南京方面得以通过陇海路顺利调派大军进入潼关, 威胁西安。
图存学会还派代表联络全国地方实力派, 支持西安事变。图存学会派宋星池到西南五省进行联络。宋星池为中共地下党员, 曾参加抗日民众救国会的工作, 与阎宝航、张希尧、宁匡烈等人在1933年秘密举办抗日干部训练班, 为抗日培养了一批人才, 后来长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为有效地开展工作, 宋特意到上海与好友阎宝航商议, 然后前往香港、广东、广西、昆明和四川等地。他与徐谦、刘庐隐、陈铭枢、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各地方实力派人物, 对如何支持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进行了商谈。然而, 因张学良被蒋扣留, 宋星池的联络工作受到了很大冲击, 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三
正在图存学会紧张开展工作之时, 收到了张学良送蒋回宁的消息。事前, 张学良电告图存学会, 派人到南京待命。图存学会准备派王卓然与杜超杰一同前往。出发前, 王卓然预知张学良凶多吉少, 为了营救张学良, 他连夜赶写了1.2万字的书稿———《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系统介绍了张学良。他责成《东方快报》日夜赶印, 4天就印刷了3000册。王卓然自带了200册, 到南京散发, 其余在北平销售, 扩大营救张学良的舆论。他们于12月29日到达南京, 却不允许见张。他们在南京打探消息、四处活动, 得知营救张学良无望, 只能返回北平。
为营救张学良, 图存学会开始商议对策。他们多次与万福麟、莫德惠、刘哲一起研究对策。他们分析, 张敢去南京一定有把握, 政府审判, 估计只是个形式。如果宋哲元的29军与东北军合在一起, 有30多万人, 估计蒋应该有所考虑。必要时, 29军与东北军各联合将领联名电请张学良回西安, 宋哲元已答应这样做[7]332。然而情况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乐观。图存学会一方面督促万福麟、宋哲元发表各将领联名通电, 另一方面, 推动莫德惠去天津找张作相、翟文选等人, 以东北元老名义, 配合各将领同时发表一个请张回西安的电报。但是, 由于“二二事件”的发生, 图存学会的策划工作受到了极大阻碍。不久, 传出东北军东调的消息, 图存学会的工作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停止。
图存学会是张学良原部署因西安事变的爆发而成立的救亡组织。他们以此通告西安事变的主张与西安的真实情况, 团结广大东北军政人员, 联络地方实力派, 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张杨和响应西安事变的作用。12月20日, 中国共产党发起成立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 图存学会全体加入到此团体中, 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救亡斗争。
参考文献
[1]目前对它的研究仅有康雅丽.西安事变与图存学会[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7 (3) .
[2]康雅丽.西安事变与图存学会[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7 (3) .
[3]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J].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
[4]王卓然.自传[M]//宁文史资料第36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5]汪之力.“东特”、“东联”与“东总”[M]//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6]另一说法, 由王卓然与杜超杰前往。见王卓然自传.
中文救亡运动及高考满分作文 篇10
母语之殇，意思是母语夭折了，比母语之死多了一层意思。我们如今的白话文，只有90 多年的历史，对于一种语言来说，它确实未到成年，然而它已病入膏肓了。承認它垂危的现状，我们的母语或许还有被拯救的可能。漠视与否认它，等待我们的一定是中文的全面衰亡。
前几年，就有这样的事出现，在复旦大学的汉语比赛中，中国队竟然输给了外国留学生队，消息一经披露，舆论哗然。其实，将今天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与大学的中文教育称之为“僵尸教育”，毫不为过。这种毫无创造性与想像力的教育方式，培养的只有学生对中文的厌恶。中文既是我们民族的标志，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它的应用水平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整体的思维力、感受力与创造力。余光中说，“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这句话是有警醒意义的。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中国人不仅完全丧失了对母语的尊重，也丧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我认为，这个孩子真正想说的是：我们的民族真的到了需要一场中文救亡运动的时刻了！
网上还有消息说，这篇作文在高考中判的是零分，若真是如此，这样的判分只能说明我们母语的无望。我查了一些正规的湖北中学网站，这篇作文判的应是满分，这是我愿意相信的结果，至少说明我们的语文老师还是有一点良知的。我建议媒体能找到这个孩子，给他颁发一枚“保护母语”的勋章，也索性给以“母语”命题的湖北省教委颁发一枚。这个作文的命题确实好。
母语之殇
我们的母语，谁让你尊严尽丧，跪倒在强权的脚下伴随着扣头如捣蒜或“忠字舞”的节拍，你几千年重复着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单调可鄙的声音：从“万岁、万岁、万万岁”到“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从“ 谢主隆恩”到“恩深似海”，从“皇上圣明”到“英明、伟大”，从“清天大人”到“世纪伟人”，你乱喊“爹娘”，你把我们唤着“草民、贱民、刁民、暴民、奴才、小人、妾身、犬子、贱内……”你的语境之下，我们被“牧”着、“治”着。
你恨不能赞叹他们吃饭、拉屎也“亲自”，你以为我们辛勤的劳作比不上“画个圈”顶事，我们成天被“关怀”、被“指示”、被“教育”、被“带领”、被“视察”，而他们却“形象高大”、“开拓进取”、“日理万机”、“高屋建瓴”，我们无端地被你的安排“激动得热泪盈眶”，你让我们不停地“感谢”，我们得没事找事地“高举”着、“紧跟”着、“学习”着、“体会”着、“坚持”着、“热爱”着，还得“今儿个真高兴”、“雄姿英发”地“赶上盛世享太平”。
我们的母语，是谁布下如此多的陷阱，让我们恐惧“圣人”、“明君”，不喜“异端邪说”，我们的母语成了阴谋阳谋的武器，将恐惧布满我们内心。“世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孔圣人，将屠刀挥向了“言伪而辩”的少正卯，秦始皇为了思想一统以“焚书坑儒”报应着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诗人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掉了脑袋，母语的祭坛上还游荡着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的灵魂，母语的栅栏里关押着“牛棚”中惶恐不安的眼神，“ 彭水文字狱”和“稷山文案”仍是汉语使用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
我们恐惧自己的言说“左”了或者“右”了，我们言说时不知道自己“不明真相”还是“眼睛雪亮”，我们害怕自己划入“一小撮”受到“大多数”的宣判，我们担心自己的表达不明所以地“污染”了他人，我们区分不了自己的言论是“自由化”了还是在“充分保障”的“言论自由”的界内，我们不明白自己“被蛊惑”了还是本就“别有用心”，我们还得担心自己的言论夹带着“政治诉求”或“一己私利”。
我们的母语，你为何充满仇恨，轻则“鸣鼓而攻之”、“掀起大批判的高潮”，重则“食肉寝皮”、“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的母语，你为何对真相如此吝啬，你用满口仁义道德屏蔽着字里行间的“吃人”二字，你用歌舞升平遮掩着他们的劣迹兽行，你将大师们高傲的头颅按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使他们逃避人世，你驱使着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淹没了遍野哀声。
我们的母语，几千年口手相传，典籍汗牛充栋，这源远流长的语言文字，本当成为文明世界进化的最重的推力之一。可是，至今你还没有完整地组合出一个大写的“人”字，你仍无法阐释人的尊严，你仍落伍于当今世界文明的进展，你仍失魂落魄，没有寻回你的精神和灵性—— 这就是我们的母语之殇。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我们的转机何在？我们怎样凝视未来？
试论聂耳救亡歌曲中的战斗性 篇11
一、聂耳的生平
聂耳 (1912-1935) , 原名聂守信, 字子义, 一作紫艺, 云南玉溪人。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少年时期的他, 喜欢音乐并自学竹笛、二胡、三弦等乐器。1927年, 聂耳考入云南第一师范学校, 在校期间参与“九九音乐社”, 并开始学习小提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 参加了“学生军”投身革命。1930年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搜捕, 聂耳来到上海, 在“云丰申庄”担任店员。1931年“云丰申庄”倒闭后, 他加入到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并担任提琴手, 这便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1932年聂耳通过田汉的介绍来到由左翼领导的“苏联之友社”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在这里他开始投入到更深一步的音乐学习中, 并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1933年聂耳经田汉介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他加入联华影片公司担任联华影片二厂音乐部主任,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创作了多部优秀的电影配乐及主题曲。1935年, 他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离开上海, 取道日本去苏联。1935年7月, 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享年23岁。
聂耳的创作生涯并不是很长, 在仅有的3年时间里, 创作了电影配乐、话剧配乐、电影主题歌、电影插曲、民族器乐合奏等四十多部音乐作品。并且他还以“黑天使”等笔名发表了诸多战斗性文章。
二、聂耳救亡歌曲特征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遍及全国的群众性爱国歌唱活动,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 参加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音乐艺术家们创作出大量的救亡歌曲, 这些作品结构短小精炼、通俗易懂, 从多个层面以最生动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人的爱国之情以及必胜的决心。不仅如此, 这些作曲家在工厂、农村、学校等地方组织实施歌咏运动、领导歌咏运动发展、教授传唱救亡歌曲、宣传爱国主义, 以这样的方式深入群众, 传达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个时候聂耳没有选择投入到实地的战争中去, 而是选择了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激励战场上的勇士们, 而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中华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整个社会和人们的心灵都已经麻木了, 而在这个时候, 聂耳选择了从心灵上为突破口来激励大家, 因为只有有了对胜利的希望和生活的憧憬, 人民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战斗中, 在战场上的勇士们才能更有冲劲无畏牺牲。事实证明, 聂耳的抗日救亡歌曲和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们一样, 有着不可磨灭的战斗意义。
在这个特殊时期, 救亡歌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由救亡歌曲的特征所决定的:1.在调式的使用上, 使用大调是比较多的。大调的根基是由大三和弦所构成, 大三和弦的色彩比小三和弦的色彩更具有明亮感。也就是说大调比小调更具有明亮感。同样, 救亡歌曲最典型的性格便是运用明亮的音乐来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积极向上的精神, 所以在救亡歌曲中, 大调式成为了作曲家们的首选。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就是这样的作品。2.在节拍及节奏型方面的运用。在节拍的运用上, 最为常见便是四二拍及四四拍。我们知道二拍子和三拍子是属于单拍子形态, 这两种节拍最根本就差异就在于其弱拍的数量, 三拍子的弱拍有两个, 适合在舞曲中使用。而二拍子则是一强一弱, 这样的节拍常常运用于进行曲之类的体裁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救亡歌曲中二拍子的作品是比较多的。再看四拍子, 四拍子属于复拍子, 简单的说, 由两个二拍子组成, 其强弱形态规律为强、弱、次强、弱, 当然其中包含了两个强拍的重心, 也就是两个二拍子的混合体。救亡歌曲需要的是强劲刚健的斗争精神, 这样强弱分明的节拍运用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形态, 同样也能够很适宜地表现救亡歌曲的性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救亡歌曲在节拍的使用上常常以二拍子和四拍子作为主体。在节奏型的运用上, 附点、切分、三连音等节奏型是比较常见的, 这些具有典型意义节奏型的使用, 可以使音乐作品中强拍更加突出, 以表现高昂的斗志及必胜的决心。在附点的使用上, 由于第一拍属于强拍而且占用了第二拍弱拍中一半的时值, 所以使得强拍得意增强;再看切分, 切分本就是从弱拍或者是强拍的弱部分开始, 并把下一拍的强拍或者是弱拍的强部分持续在内的音。2这样的节奏形态的使用可以将原有的强拍基础上进行增强或者是形成突出, 同时也会使得音乐作品的“强度”得以增加, 用这样的节奏型来创作歌曲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法之一;对于三连音更是如此, 三连音的使用, 将节奏进行了另一种平均分配, 而这样的平均分配, 会使作品的强音得到更长时间的保持, 所以救亡歌曲中使用三连音的作品也是不在少数。综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节奏型的使用上, 救亡歌曲同样保持着自身所特有的刚强性格, 让战斗的精神、必胜的决心发挥得淋漓尽致。3.在创作理念方面, 救亡歌曲有着先进思想的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 并同“毛泽东思想”融合, 在那个年代, 便有着强有力的先进性和划时代的前瞻性。在聂耳看来, 音乐并不是单纯的艺术, 这一点和鲁迅先生一样, 他的音乐就如同鲁迅先生的文章, 锋利地批判着“白色统治”的假、丑、恶, 同样也宣誓着新曙光的到来, 昂扬着人们的爱国热情。创作救亡歌曲的音乐家们, 大多是半专业或业余的作者, 但是他们的信念和精神却是“专业”的, 他们用最真切的心声谱写出最为感动的音符, 而这些“真切”才是最能动人心弦、引发共鸣、激励人们的, 才是最为永恒的。
抗日救亡歌曲为抗战播下了胜利的种子,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添砖加瓦。它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伟大精神财富, 将永世流芳。那一代作曲家们的创作, 将我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抗战救亡歌曲的创作推向了辉煌的境界, 并对之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聂耳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期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创作了许多不朽的音乐作品, 虽然他没有投入到实地战斗中去, 但是他所创作的歌曲却鼓舞了众多的勇士们, 其战斗性是不可磨灭的。
三、聂耳救亡歌曲的战斗性
聂耳的作品之所以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是因为其作品有较强的战斗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其作品让传唱者觉得感同身受, 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聂耳在他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 诗歌、小说、戏剧一样, 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 革命产生的新时代音乐家们, 根据对生活和艺术不同的态度, 贯注生命。”3这样的创作态度, 使得他的作品不断呼喊出为人民自由平等而战斗的心声。这里, 我们从聂耳救亡歌曲中, 试看战斗性的主要表现:
(一) 聂耳作品体现工农群众有奋起反抗之心
聂耳救亡歌曲的战斗性是其救亡歌曲的核心。在这个时代, 工人、农民这些无产阶级受到了无穷的压迫, 承受了多少的不公, 可是他们不懂反抗, 不懂如何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他们迫切需要革命和反抗, 反抗那些不公和压迫, 得到公平对待。聂耳的救亡歌曲在这里道出了工农群众的内心, 在作品中运用呐喊般的语调, 如同《码头工人》作品中唱到“笨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 都往我们身上压吧!为着两顿吃不饱的饭, 搬哪!搬哪!”这就是写照, 这就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最真实的写照, 但这个时代需要的是奋起反抗, 作品中那句“同志们!团结起来”就体现了这一心声。《铁蹄下的歌女》也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作品描写了旧社会对女性的摧残, 里面有哀歌、有控诉, 但是“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土沦丧?”整个作品悲痛深情, 但是歌女们内心那崇高的爱国热情不会因为她们的职业, 也不会因为她们所遭受的不幸而消亡, 反而来的更加炙热和真切。聂耳的救亡歌曲, 在最黑暗的时候给人们点燃的不是烛光, 而是明灯, 鼓舞这些穷苦老百姓挣脱旧社会束缚的枷锁。作品中那坚强有力的旋律和节奏, 便是聂耳创作技术和艺术感染力的体现, 用简洁明亮的音乐、通俗易懂的旋韵和最为真切的律动, 强有力的激励着坚强战斗的人们。聂耳离开我们已经七十几年了, 但是他的音乐现如今同样深入人心, 激励着我们, 他的音乐生动、鲜活、易于传唱, 其中革命精神、战斗精神、红色精神是我们所要认真体会和学习的。如今, 他的作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 都已成为激励人们不懈奋斗的有力武器。由聂耳及其战友们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音乐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以新的姿态从胜利走向更加灿烂的辉煌, 取得了中国音乐史上史无前例的全面繁荣。
(二) 聂耳救亡歌曲的创作对革命的影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我中华, 拉开了全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八年的抗战序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人还在沉睡, 聂耳清醒意识到了这一切, 他的《义勇军进行曲》自1935年问世以来激励了多少人。作品一开始便运用sol、do的四度大跳开始, 以号角式的音调与强有力的律动感进行配合, 显示出一种激昂和决心。再配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铿锵有力地表现着中华儿女刚毅的一面, 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的决心和必然胜利的信心。聂耳的救亡歌曲的坚定性、号召力和战斗性也使得《义勇军进行曲》被公认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战歌和后来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有力证据。4聂耳的作品对革命的影响还不仅仅于此, 其作品《毕业歌》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当时有多少学子慷慨激昂地高唱着《毕业歌》踏上抗日救国的前线, 这首歌曲表达了当时那一代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其中“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样的精神打动的不仅仅是当时的学生, 并且在我国革命斗争中, 同样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对现在的人们而言, 这样的红色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是不能割舍的, 是不能摒弃的, 而且更将其铭记于心, 将其传承发扬, 只有这样, 中华名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
最后笔者借用当时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开展时, 有人所作的诗性描述来表达此刻之感怀, 并以此为终。
“一个人的声音是轻微无力的, 千万人集体的声音, 便有着响彻云霄、排山倒海的气概了, 这象征着整个民族一致团结抗敌的伟大力量。”5
参考文献
[1].赵文平.《聂耳歌曲创作的独创性分析》.《商情》2009年第7期.
[2].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9年版.第152页.
[3].聂耳《日记》 (1932) , 《聂耳全集》 (下卷) , 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年版, 第511页。
[4].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救亡图存】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