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

《毛选》（精选4篇）

《毛选》 篇1

据《沈阳日报》报道, 钱锺书自小就爱看书, 常跟伯父上茶馆喝茶。伯父花一个铜板给他买一个大酥饼吃, 又花两个铜板向小书铺子或书摊租一本小说给他看。因而钱锺书还未上小学前, 就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西游记》等小说。《西游记》 这部书, 钱锺书不知看过多少遍, 内容读得烂熟。同时, 他的记忆力非常强, 读书过目不忘, 乃至任人从《西游记》中随便抽出一段来考他, 都能不假思索、流畅无碍地背出来。上世纪五十年代, 钱锺书被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毛选。一次, 在翻译中, 钱锺书发现《毛选》中有段文字说孙悟空钻进庞然大物牛魔王肚里去了, 觉得不对。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这一问题反映到胡乔木那里, 胡乔木从全国各地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查看。钱锺书说的果然没有错:孙猴儿是变成小虫, 被铁扇公主吞进肚里的。因而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这段文字改为:“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 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通过这件事, 钱锺书的博学和较真,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选》 篇2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主席，堪为古今立功立言立德千古一帝，千年出一个毛泽东，其功可与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比肩，他的军事才华，文人带兵里面也就王阳明、曹操可以比肩，其他人都不及；其言和著作可与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比肩，其德不输于任何圣明君主，很多人对于毛主席的反对和不解，源于大跃进和十年文革，并加我党的三七开的定性，其实还是很多人不理解他老人家，不要把主席当圣人，他不是圣人，他是个帝王志的人，他不是孔孟、也不是老庄，他是中国历史上几代之后仍然数得上的开国者。

主席伟大的功业

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彻底摆脱了一百五十年来被列强奴役霸占的情势，彻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且奋发求进的国家，因为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已经一百多年内，被欧美、日俄强权国家半殖民着，清政府不能革新改革，所以解决不了中国自强的问题，历史选择了革命党，先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山先生领导了推翻了腐朽的清朝结束了封建专制，开启了民国，但是可惜孙中山没有带领国家走向真正意义共和，但是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事，中山先生已经带领中华儿女走向了共和的基业，缺的是振臂高歌一统江湖，可惜事未完身先游了，历史后来选择了蒋介石，蒋也是一个帝王志的人，蒋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那时他只有41岁。蒋和毛的区别就是蒋更讲究个人修养但处事过于事必躬亲且疑心重，毛则是善士异人之举，不拘小节且抓大放小，毛善于做战略，同时对具体战役和战略之间关联有很强的节奏见解，在管理上，毛做事抓大放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善于去教化下属和指导下属，这就是毛和蒋最大区别，所以毛赢了蒋输了，同时毛天性洒脱幽默，蒋刻板自修，都不为过，可是在军事才华上这种秉性造就了没有上过军校的毛比上过军校的蒋更用兵自如些。

同时毛缔造的这个共和国摒弃了自宋以来的重文轻武风气，为何中国文明从开始的尚武名族会变成了重文轻武的民族呢，这个和宋的治国理念有关，五代十国**和宋不太光明的上位之举造就了这个帝国更加的重文一些，宋以来所用将大多是文人带兵，所以自宋以来中国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名将很少，只有屈指可数之辈。但是毛泽东思想里的枪杆子出政权、自力更生思想、星火燎原、阶级斗争思想等都是强调了尚武的重要性，尤其主席一辈子秉性中其强悍好斗的性格更加注入了这个共和国，主席在统一战争中打过老牌英国，主席建立的共和国第一次恢复了中国没有了殖民地也没有了列强和军阀，而建国后抗美援朝援越、与苏联珍宝岛之战、与印度反击战都是抵御侵略者的战争，使得中国真正意义成为了一个站起来谁也不敢小虚的国家，一下子有把中国正源文明调了出来，所谓中国正源文明就是文武并举、道多于术之文明，中国也是一个尚武的民族，汉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秦的目之所及必夺之，唐朝有“汉家旌帜满阴山，不许胡儿匹马还！但得此生能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气魄和铁血情怀，但宋以后中国明显的文强武弱，而有明一朝尚算有些血气，有佳句“”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但算不上辉煌霸气，比不上强汉盛唐之壮举，而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身上的英雄气质、善事气质、斗争气质、倔强气质融入到了国家气质中，所以共和国虽然30年未逢战事，但是要知道汉武帝征战匈奴时也是经历了文景之治的忍耐发展经济。中国目前也是一样经历了邓公、江湖的忍耐发展，才有了目前的经济实力。而后必然有出鞘只时。

他缔造了一个军队

之所以说毛泽东是军队的缔造者，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最早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问题，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是新型人民军队的设计者、组织者、实践者。

首先，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军队里的每个战士都是自觉自愿的革命者，每一个战士又都是经过战火考验后筛选的，全体官兵没有一个是强迫从军的。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队伍，到达三湾，在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这三湾改编的第一条内容，就是给每一个经过战火考验的干部和士兵一次自愿选择的机会，无论是原国民革命军警卫团的官兵，还是出身工农家庭的勇士；无论是投机分子，还是动摇分子，只要是干革命怕吃苦的，都可以公开走，还发路费。结果留下来不走的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通过这样筛选纯洁了队伍，虽然官兵人数少了，但战斗力却大为加强！

其次，经过三湾改编后，军队中建立了新的官兵关系。三湾改编的第二条内容是：“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在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论是城市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还是在农村地主与农民之间，以及封建官僚与官僚、士兵与士兵之间，再就是中国人与在华的外国人之间，都是没有政治上平等这一条的，而三湾改编后官兵平等这一政治规定，使官兵之间形成了兄弟般的团结关系，这就调动了官兵特别是下级官兵之间的积极性，孕育了部队内部既有自由又有集中、既活泼又严肃的和谐的阶级友好空气。同军阀作风横行、官兵之间靠钱与权来维持的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再次，三湾改编以后，毛泽东领导的军队绝对是党的集体领导之下的军队。三湾改编的第三条规定：“全军有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里“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就把部队一切大事的决定权控制在同级党组织讨论后。连长在连党支部的控制之下，当然不是被控制在连党支部书记的一人之下，而是被控制在连党支部集体讨论之后的决定里。连以上的军队首长由连以上的党委控制。这样，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里的“长”必须服从同级的“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像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篡夺北伐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权力在南京自封为总统的长篡党和长指挥党的历史悲剧了。

他建设了党，并多次在危局中力挽狂澜拯救了党

他是共产党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也曾经三起三落但是至死不渝对共产党的坚持和信念，一辈子在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所以他是党的缔造者也是多次拯救了党的人。

主席伟大的著作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很多人说毛泽东思想是第一代领导人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克思的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毛泽东思想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论和历史唯物论）在中国实践和发展，所以很多是他自己的东西，其次很多观点出自他的文选，有的是他自己的论断，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阐述了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主要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其次枪杆子出政权出自议—“八七”会议上提出的著名论断。所谓毛泽东思想包含的内容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十六字方针”、“群众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三个世界的划分”等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而这些思想包含了纵横家、兵家、易家等做事智慧，毛泽东思想更多是一种做事的思想，他自己说：“我写的文章就是反映这几十年斗争的过程，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产物，所以想做事想干事如何干事就得好好学习下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做事的战略和逻辑关系，中国几千年来真正强调在做事环节上的著作还不是很多，最古老的是易经，然后个人认为是阳明心学，强调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强调事上练，就是强调通过做事修心练心。

毛泽东选集

选集共有五卷，现在可见到有四卷，大部分内容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十四件大事、军事根据地问题、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本本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反对党八股、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老三篇”是毛泽东写的三篇短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这些文章都是他针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问题所做出的指示和总结，所以是很好的方法论文章，指的好好阅读和总结。许多商界大鳄都热衷学习毛选，巨人集团史玉柱就对毛选认真研读多年，并按照其中组织管理的思想精髓，管理自己的团队，毛泽东诗词

我最喜欢的他的两首词和一首诗

西江月 ·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 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虽然里面不乏有借鉴之处，但是自古而今诗词借鉴并不为过，很多大师级诗词手都有借鉴名家名句，所以不要过于苛刻主席诗词里有借鉴名人名句。

主席伟大的德品

为人民服务，主席一辈子都是恪尽职守奉行着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就如他写的群众路线一样，他一直是心系百姓，包括文革也是有其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发展为权力主义的可能，中国也有这样的苗头，所以他老人发动了文革，只是过程中走样和所托非人。

“伦敦版”英译毛选的诞生 篇3

《毛泽东选集》前三卷的翻译中，凡遇到疑难问题，“毛选英译室”定夺不了的，就由邹斯履去中南海请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有一次，在英译室工作的钱钟书指出，毛选第三卷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的一句话“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有错，孙悟空钻的是铁扇公主的肚子。为此，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调来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查证，都证实如此。

不能擅自改动，又不能视而不见，只能由邹斯履去请示田家英。田家英的办公室，就在毛泽东办公室的外面。

“田家英告诉我不能改。我说谁都看《西游记》，都知道怎么回事。有一次，田家英就趁毛情绪好的时候说起这事，毛随口说‘改过来就完了嘛。”在广州白云区的一栋老楼里，90高龄的邹斯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在美国翻译毛著

将毛著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其实多年前就开始了。

1927年6月12日，毛泽东所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这是第一篇被译为英文的毛著。

1945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中共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期间，他秘密组建了中共在美领导小组，还随身携带了一批毛泽东著作，让美共中国局组织翻译。

中共在美领导小组组长为徐永煐。他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1927年参加了美共，是美共中国局最早的四委员之一，后两度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小组成员包括《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曾担任美共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大公报》记者杨刚，冯玉祥秘书赖亚力以及以留美学生之名从事学生工作的徐鸣等。

每星期五晚饭后，领导小组在徐永煐家开会，商谈包括翻译毛著在内的各项工作，一直到徐永煐1946年10月回国。

最开始，徐永瑛、唐明照翻译了一部分，但因为工作太忙，后来就交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的浦寿昌负责了。浦寿昌找来报社的同事邹斯履帮忙。

邹斯履1939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做学生工作。1945年他从重庆赴鄂豫皖解放区，待了一年半。1947年，在被国民党逮捕获释后，他随担任南京国民政府驻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委员的父亲邹秉文赴美留学。他先在密苏里州的派克大学半工半读，再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后辍学在《美洲华侨日报》工作。因为毛泽东著作涉及到解放区的人和事，当时在美国无人了解，亲身去过解放区的邹斯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48年，在美国霍普斯金大学任研究员的陈翰笙从中国带回了第二批毛著。但不久，国内形势大逆转，中共建政在即，周恩来号召留美人员回国参加建设，英译毛选的事暂时搁置了。

1949年，浦寿昌回到新中国，将已有的译稿交给了徐永瑛。

毛泽东请假修订稿件

中文版毛选的出版工作，同样开始于建国之前。

早在抗日抗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有几种毛泽东著作集在解放区出版，包括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苏中解放区1945年出的《毛泽东选集》，山东渤海解放区1948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这些选集都未经中央正式批准，也未经作者审阅。

随着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一部《毛选》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1948年，毛选编辑委员会成立，刘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斯大林派来的顾问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

1949年 6月初至10月，毛选编委会完成第一卷的校对，全部校样送呈毛本人审阅。毛于当年12月出访苏联，回国后事务繁忙，不久又值朝鲜战争爆发，审阅工作进度缓慢。

1951年2月底3月初，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期间，毛泽东以休息的名义向中央请了假，带着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三位秘书，到石家庄西郊一栋四合院里工作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稿件。

1951年10月12日，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毛泽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写的17篇著作。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间写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包括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所作的31篇著作。

英文最好的“两个半”

英译本的工作是与毛选的编辑工作同时展开的。

英译“毛选”的组织者，既需要很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又需要扎实的英语功底，徐永煐几乎是不二人选。

周恩来曾说，他认识的中国人，英文最好的有两个半：“半个”是宋庆龄，因为中文不算好；“两个”，一个是陈翰笙（也有说冀朝鼎），另一个就是徐永瑛。

1950年3月，外交部拟成立联合国代表团，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任职的徐永煐被召到北京。但不久，他先后收到周恩来、李克农的通知，让他主持翻译《毛泽东选集》。

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1951年11月改名为“毛选英译室”）成立，徐永煐被任命为主任。

也正是这个月，26岁的邹斯履从旧金山经香港、天津回到北京。

来火车站迎接他的，是老友徐鸣。徐鸣比邹斯履早一年回国，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职。他受外交部情报司司长龚澎委托，来请邹斯履到外交部工作。

但没几天，邹斯履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让他去谈工作。

邹斯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到中组部时，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气很重”的人已经坐在那里了，那就是徐永瑛。

这次见面之后，邹斯履被任命为委员会秘书，行政十三级，相当于副司长，吃小灶。他负责委员会成员的人事、生活和思想，以及译稿的政治审查，也充当委员会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间的联络员。

群贤毕至

毛选英译委员会设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的一个大院子里。

最初，除徐永煐和邹斯履外，委员会只有一位译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赵一鹤。

1950年仲夏，时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来清华，面访钱钟书。8月，钱钟书被借调进英译毛选委员会，但每周末，他都会回清华指导研究生，直至毕业。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创始人金岳霖也被请进了委员会。“《毛泽东选集》里有许多哲学思想，需要一个懂行的学者。”邹斯履说。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王佐良是牛津大学的英国文学硕士，与邹斯履的大姐邹德范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是同班同学，关系很好，邹斯履也将他请了进来。

陆陆续续地，10余位学界名流加入进来，其中还有：南开大学英语系教授、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胡毅，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欧美文学的陈逵，浙江师范学院教师、曾留学欧美的郑儒箴，岭南大学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杨庆堏，哈佛大学毕业、曾任教燕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陈振汉，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组组长王仲英，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熊德威，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袁可嘉，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编辑、钱钟书的学生黄雨石，时代出版社的英文编辑沈国芬等。

1950年夏天，在堂子胡同的这个大院子里，住了几十号人。除了翻译人员，还有打字员、卫生员、保卫员和厨师等。夏天发短袖，冬天发呢子大衣。没有配备汽车，周末教授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家。

翻译人员都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办公。与外界一样，每星期开思想会，学习马列主义，但不要求谈心得体会，多少有点流于形式。杨绛后来回忆，钱钟书认为毛选英译委员会的最大好处是人少会少，搞运动也没有声势，有时间读书。

偶尔，也需要写思想汇报。袁可嘉年轻，思想活跃，在一次汇报材料上发牢骚，说“共产主义就是有饭大家吃”，邹斯履在上面划了个叉。他的思想汇报跟其他人的一起送交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也没有什么后果。

委员会成员白天工作紧张繁忙，晚饭后可出去散步休息。黄雨石回忆，钱钟书晚饭后常和几个年轻人上大街，逛旧书店。

作家绿原1950年代初从武汉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临时居住在堂子胡同的这个旧式大宅院里，跟翻译家们同吃同住。他回忆，钱钟书为人谦和，“没有大学者的样子”，每次见到他，总跟他开玩笑，学他改不掉的湖北腔。

双峰对峙

英译室里，每个人都有分工。如金岳霖负责翻译《实践论》《矛盾论》等，钱钟书则负责《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

翻译的第一步，是精读原文。译完后，再相互校堪，一个人念原文，一个人对译文。还要经过若干次集体校堪，才能最后定稿。

徐永瑛非常重视集体校堪这一过程。他于1952年1月在《翻译通报》发表《谈集体翻译》，文章谈到，要保证译文最高度的精确性，校堪是不可少的，而且只要时间和人力允许，校堪次数也是越多越好。

会议室里布置了一条大长桌，所有人都参加集体校堪。译稿往往要经过大大小小十几次甚至二三十次的修改。

徐永瑛妻弟张澍智曾参观过一次这样的集体校堪。“好家伙，一句话，一个人翻一遍，转一圈儿，最后到徐这儿，他定稿。我感觉他们翻得挺机械的。他们好像有一个格式，好像一个一个往里头‘对字儿。”

邹斯履认为，这可能与徐永瑛的个人风格有关。相对意译，他比较倾向于直译。

建国之前，翻译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时，意译的手法被广泛运用。1930年代中期，地下党员杨刚曾接到组织布置的任务，翻译《论持久战》。第一段的译文中，有90%以上的内容与原文不完全对应。

建国后，形势不同了，对毛著的翻译来不得半点随意，再加上译者们有足够的时间精雕细琢，因此更谨慎的直译手法被大量采用。

在英译室里，金岳霖和钱钟书是两座高峰。

徐鸣常去堂子胡同找徐永瑛和邹斯履聊天。他回忆，徐永瑛谈得最多的就是金岳霖。尤其在翻译哲学著作时，每遇到重大疑难，徐总要倚重金岳霖来定夺。

金岳霖则回忆，《毛选》一卷中《实践论》一文有一句“吃一堑，长一智”，金岳霖不知如何翻译是好，问钱钟书，钱钟书脱口而出答道：“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节奏感强，又押韵，令人叫绝。举座佩服，金岳霖也自愧不如。

“伦敦版”问世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版权谈判，是由外文出版社负责的。

1953年1月19日，外文出版社起草了《对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初步意见》，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

《初步意见》建议，同时在伦敦和印度新德里出版英译本；版权分属英共劳伦斯出版社和印共的出版社。对此，邹斯履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毛泽东选集》印出来后要全世界卖的，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没有把握自己来印刷发行。”

一个月后，刘少奇批示，印共的出版能力值得考虑，印度方面的出版可放缓。

5月25日，负责图书进出口业务的中国国际书店（现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表人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社代表人汤姆斯·罗素在北京签订《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与发行的合同》。乙方（劳伦斯出版社）缴付甲方（中国国际书店）的版税，按销售册书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

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

5月11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8月13日，中宣部收到毛泽东的批示：陆定一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立刻按毛的意见重新起草了复信，表示不同意删去。“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但是，英共最后仍然删掉了这两段，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起印1.2万册。

伦敦版前三卷问世之前，1953年底，翻译工作基本结束，毛选英译室撤销，徐永瑛奉调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任负责人，邹斯履调往《人民日报》国际版任评论员，其他人各自归位。

当时在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的绿原有机会拿到伦敦版的《毛泽东选集》前三卷，他回忆，按照自己的英语程度和趣味，觉得译笔“实在不坏”，不但做到“信”和“达”，而且真正近乎“雅”。

不久之后，他听说外文局的英国专家史平浩对译本提出批评：译得太雅了，码头工人读不懂。

而亲自参与翻译的王佐良后来也认为，这些人的英文书香气重了些，而毛著除了书香气，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品质。

1960年，徐永瑛再次受命主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1961年，他因病退出，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孟用潜负责，翻译组重新对前三卷进行修订，钱钟书参与定稿。

《毛选》 篇4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必要性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面对列强的侵略,也曾涌现出一批不畏艰难险阻、甘于牺牲的英雄儿女,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伟大的革命斗争需要科学理论作为指导,而理论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学习形成的,革命的理论指引着革命道路走向最后的胜利,革命的理论和理论的学习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一)党的初创时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布尔什维克道路上进行了艰难探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北伐战争的末期,党中央领导人教条式地理解“二次革命论”,再加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我党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此外,他们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不敢支持当时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运动,甚至为了迎合国民党,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导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处在于孤立无援的境地。1927年春,国民党乘共产党的这个弱点悍然叛变,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肆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大革命受到了严重摧残,并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还停留在表面,他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刻,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得不够全面,也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

(二)土地革命战争阶段

此后经过1927年的“八七会议”,我党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对当前的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有了较深的认识,“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缔造了红军,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掌握了领导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各种政权工作,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计划。然而,在革命初见转机之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一味照搬马克思主义,在以王明为代表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遭受了巨大损失,红军被迫长征。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侵略,中华民族的命运生死攸关,但是经过了过去两个革命阶段的洗礼,对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入,对革命实践的加深,我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组织能力和武装力量逐渐加强,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虽然革命形势出现了巨大转机,毛泽东认为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习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大批新党员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党内遗留的“左”倾错误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没有彻底清算,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党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从1942年开始我党开展了一场全面整风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此次运动,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净化了党员干部队伍,巩固了我党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历经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等三个阶段,终于取得了初步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也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它对我们民族的解放、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巩固以及人民群众思想素质的提高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

毛泽东提出,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创造出与时俱进的理论。鸦片战争之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各个阶级中的仁人志士组织领导了多次救国运动,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这种正义的爱国运动在坚船利炮的列强面前只是盲目没有威慑力的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破除迷信培养科学的态度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科学态度既不是只承认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不承认革命的基本原则的那种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也不是宗教、迷信。封建王朝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都不同程度的扶持迷信活动,人民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才能摒除陈旧的封建迷信恶习,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

我们党是在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坚决斗争中完善起来的。我们党在自身奋斗并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克服主观主义,使得我们党在思想上取得极大进步,并得以慢慢巩固,在实践过程中,我党的自觉性和纯洁性也不断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有力武器。

(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立足革命和建设永续发展的高阶段,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使我们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是“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没有丰厚的历史知识,没有掌握革命运动发展规律,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思想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工作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思想,不仅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阶段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导向和实践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笔丰厚财富。

第一,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需要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和科学态度。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是必须从实际出发,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做教条主义者,不做本本主义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的思想。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各种思潮干扰中仍然坚持并积极倡导这一科学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击退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与我国争夺互联网等思想文化的新阵地,企图用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青年人,要增强政治理论学习,在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用马克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防止被西方敌对势力煽动、利用。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具有科学的态度,不教条、不偏激,增强自己的国际意识,加强对西方渗透的免疫力,保持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性。

第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和与时俱进的学习方法。优良的学风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还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了全体党员干部普遍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组织马列理论学习竞赛,提高了广大同志的学习积极性。毛泽东提倡党员要学会学习,端正学习态度,创新学习方法,把握学习规律,开拓学习思路,要善于将书本上的理论能够灵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杜绝“本本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虚假之风和浮躁之风在整个社会上开始蔓延,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十分不利。基于此现状,树立优良的学风显得尤为关键。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思想,把学风问题当作党建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来解决。新的形势下,世界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提出新原理、新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需要完善党内的学习管理制度。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学习的制度建设。1941年5月,他提出要改造全党的学习制度。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各级党组织在短时间内制定了一系列学习制度。1942年,党中央办不了《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规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党内学习制度的系统总结。学习管理制度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供了制度保障。

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779.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36.0万个,作为一支队伍庞大的世界第一大党,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党内学习管理制度,以进一步加强党员的党性,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总之,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思想无论是在中国的革命、建设,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讲授深刻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始终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完成党的历史使命而坚持不懈地以宽广胸怀不断地学习,这是我们党历经磨难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前提,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作为共产党人,要做到学以致用,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不断拓展创新学习内容,努力推进学习的制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推进学习型政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