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共9篇）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篇1

辽吉蒙结合部区域中心县, 在地缘上是由三个紧密相连的板块构成的。每个板块都有各自的成分、要素和层次。建设区域中心县, 就要把三个板块及其内在联系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考察, 科学分析系统内部各种要素的关系。

一、系统内部基本关系分析

1. 主体地位的平等关系。

在区域中, 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 都享有市场经济关系的主体地位, 依据国家法律和市场运行规则参与经济社会活动, 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依据这种平等关系建立的利益格局才能是合理的和有效的, 才能促进区域的整体进步和协调发展。

2. 要素之间的互补关系。

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 各种要素都有自身的禀赋和优势。要素之间的互为利用.互相补充, 就能提高和强化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辽吉蒙三大板块的比较研究中, 我们会明显发现各自的优势所在及其进行整合的重大战略意义。只有互补才能互利, 只有互利才能双赢。

3. 组织成分的必然联系。

处于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同整体存在必然联系, 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 只有在系统中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各种成分之间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 任何一个成分都无法孤立存在和发展。人们在区域发展中只有根据这些客观联系确定发展道路和方向才能够是科学的和可行的。

4. 地缘区位的同质关系。

区域内的各个部分之间, 由于地域相接.交往频仍.互相渗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许多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共识。这些同质的文化积淀也是巨大的优势, 可以形成规模效应, 打造区域品牌。诸如区域性的文化产业品牌.区域性的农业科技服务品牌等等。

5. 共同发展的带动关系。

在区域中, 有些部分.部门.行业发展的较好较快, 形成了区域中的样板和龙头, 它能够带动那些落后的地区和产业, 形成共同发展的局面。把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向后进地区辐射, 进行产业对接和转移, 有效利用和合理开发资源, 就必然会加快整个区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

二、协调系统内部关系的原则

1. 整体性原则。

站在区域整体发展的高度, 做到地区.产业.行业的协调发展, 形成良性互动机制。要注重发展规模, 追求规模效益, 防止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合作开发资源, 建设共同市场, 在合作中竞争, 实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兼顾, 做到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2. 层次性原则。

系统内部存在层次关系, 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能级。处在中心地位的层次具有最高的能级, 在一定的意义上有统筹以下各个层次的能力。因此, 区域中心的建设, 要求作为中心的主体必须放大战略眼光, 通盘考虑.统筹安排, 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指明正确道路。

3. 开放性原则。

区域内部的各个要素也是区域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和母系统之间都是相互开放的, 因为任何系统都要同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这是系统生存的前提。发展区域中的各项事业, 只有通过开放, 才能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推动产业结构重组和升级。

4. 有序性原则。

控制社会系统要依据系统的客观规律, 实现发展的科学有序进行。要科学规划区域发展的方向, 控制区域发展的大局, 依法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在发展的具体道路.方式.步骤.速度上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模式, 但在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上必须防止无序的混乱现象发生, 保证总体目标的完全实现。

5. 动态性原则。

区域本身是一个系统, 但相对更大的区域来讲, 它仍然是一个子系统, 要接受更高系统的影响和调控。随着大环境的成长和进步, 区域也被带动着不断发展, 所以, 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环境跟进形势, 在动中求变。在区域中, 由于中心区位的功能放大, 要素合理流动组合, 区域整体实力增强, 区域内部的功能和能量也必然发生质的改变和提升。

三、中心板块“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主要方式

在区域的中心部分, 首先, 要把自己做强做大, 形成一定的优势地位, 从而有实力对非中心区产生吸引.带动和辐射作用。其次, 要培植巨大的吸纳能力, 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使非中心区的人.财.物力有效向中心区聚集, 再次, 要提高整合功能, 对区域内的资源进行综合开发, 实现产业的重组和升级, 逐步打造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具体方式是:

1. 政府“走出去”, 搭建区域合作平台。

通过政府的作为, 建立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创造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其中包括建立合作共赢机制.政策统筹机制.市场运行机制.利益协商机制和矛盾调处机制, 将区域关系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2. 产品“走出去”, 建设区域市场体系。

以优质.适销.便民的产品和服务来经营区域市场, 建设多渠道.宽领域.多样化.高份额的市场占有率, 以区域内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拉动产业的发展和进步。要在商品市场.劳务市场.科技市场.金融市场和文化市场等诸多领域扩大开放度, 增强外向度。

3. 资金“走出去”, 开发资源, 创办产业。

区域内的不同地域都存在各自的资源优势, 有些不可再生资源极其宝贵。通过资本的聚集和集中, 合理有效开发资源,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实现资本的保值增殖, 这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壮大地方财力非常现实的举措。

4. 人才“走出去”, 发掘创造价值的源泉。

人才是第一资源, 合理开发和使用人才至关重要。由于区域联系的不断扩大和深化, 为各类人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要放开用人政策, 畅通人才流动渠道, 让一切创造价值的源泉充分涌流。只要能创造价值造福社会, 就让人们各显其能.各得其所。

5. 文化“走出去”, 打造区域文化品牌。

文化要在多样化兼容中发展, 在交流借鉴中成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指导下, 文化建设要体现地域特色, 反映民风民俗, 继承优秀传统, 推陈出新。在区域发展中培养人们更为广泛的文化共识, 形成积极健康和文明进步的区域认同感。

构成区域的三大板块, 中心板块和两翼板块之间, 都是开放的系统, 必然发生各种要素的互相流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这些流动应该是合理的.低成本的和高效率的, 符合市场经济饿发展规律。从“引进来”的角度看, 区域中心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以自身的强大增强吸引力。比如, 用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区域培养各类人才, 用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为区域人民的健康服务。二要以优惠政策增强吸纳力。比如, 以土地.户籍.居住.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 发展股份经济.私营经济, 搞好公共产品开发。三要以产业规模增强消化力。比如, 利用农业产业化项目, 对区域内的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再如, 发展建筑材料工业, 支持城乡房产事业发展。四要增强商品流通的集散力。利用区位优势扩大各种商品的流通量, 促进优质先进的工业品占领农村市场, 促进农产品的商品率和附加值获得有效提高。五要增强科技的孵化力。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研发.示范和推广普及, 提高社会生产水平。通过先进文化教育, 科学经营管理方式的引进, 在消化吸收和创新的基础上, 形成区域文化高地, 带动全区域科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四、两翼板块“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主要方式

两翼板块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 将直接导入与中心板块的互动, 从而有力推进区域中心县建设目标的实现, 因此, 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具体方式有:

1. 走进大市场。

市场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 市场主体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和法律参与合作和竞争。在区域内可以通过中心板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广泛深入地融入以沈阳为中心的现

代城市圈和东北亚经济圈, 在更高的层次和水平上参与经济活动。

2. 合作大项目。

在区域内对资源进行综合利用, 建立大项目工程进行合作开发。发展规模经济, 打造一流的商品生产基地。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 发展相关配套项目, 开发来料加工项目。招商引资, 开发项目, 是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成功道路, 必须抓实抓好。

3. 打造大交通。

区域间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都必须以交通运输为支撑, 需要交通的合理布局和设施完善。当前, 打造开放便利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是更为基础的事业, 显得尤为重要。有了这个基础, 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互动才能顺利发展。

4. 营造大环境。

在区域中的三大板块都是利益的共同体。在生态保护.资源开发.信息交流.交通运输诸多方面都是利益攸关者。必须共同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科技环境, 减少摩擦和内耗, 促进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

5. 提供大服务。

区域内的各级政府要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给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以平等地位和机会, 要营造公平.公正.双向互惠的环境。通过政府提供政策, 建设软硬环境, 为发展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两翼板块不但要积极“走出去”, 更要主动地“引进来”, 具体应该做到:一是引进项目, 以项目开发资源, 带动经济, 促进就业。选择合适项目发展地方产业, 使之成为本地经济的支柱。二是引进资金, 资金不足是制约农业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瓶颈, 应该多渠道多形式宽领域地进行融资, 以促进地区生产条件的改善。三是引进人才, 通过政策.环境.待遇等诸多条件的改善, 做到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 大胆使用人才, 让人才成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四是引进技术, 要特别注重先进适用技术的普及和推广, 提高人们的科学科技意识。提高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率, 促进社会财富的不断扩大和积累。五是引进方法, 引进现代的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的方法。要学习现代工业理念, 采用现代行为方式, 建设现代的文明社会。

“引进来”与“走出去” 篇2

随着“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早在2005年中央企业就开始了EAP工作的实践和探索。结合央企优秀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企业内部EAP逐渐得到发展，EAP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等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使EAP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更具中国特色，焕发出新的光彩。

央企EAP的本土化特色发展

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央企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经验是企业稳定发展、组织内部沟通的重要法宝之一。EAP这个舶来品，通过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结合，用员工熟悉的形式向员工提供全新理念的EAP的服务和支持，让EAP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企业员工的工作、生活、组织和家庭之中，加速了员工了解和使用EAP、实现EAP在企业落地的整体进程。同时，随着国际化经营的不断发展，纯粹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海外、在年轻一代的员工群体之中也在渐渐失去活力，EAP的理念和技术为思想政治工作开辟了新的视角，作为辅助企业管理、促进员工心理资本提升的管理新手段和新工具，也为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开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此外，因为思政工作者更加了解企业和员工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通过培训提升EAP专业能力之后，思政工作者很快成为推动企业EAP的内部力量，更加丰富的EAP服务模式开始出现，很多企业不再仅仅依靠外部EAP服务机构，还可依其行业特点、企业规模、人员配置等的不同，采取内外结合的EAP服务模式或内部EAP服务模式。EAP的理论和方法与企业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相融合，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出更加适合企业特色的诸如“六法四有”等EAP工作方法，让EAP更接地气，更贴近员工。

与企业文化的深度融合。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成员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与物质基础相适应的精神成果的综合，是企业意识、精神、风尚、价值观等因素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暗含了企业对员工的心理承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通过规范员工行为、引导和塑造员工价值观，把员工打造为企业想要的人，而EAP的目标是“发展员工”，消除消极心理，发展积极品质，让员工成长为企业想要的人，二者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央企中，EAP与企业文化是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一方面，企业通过EAP在工作、家庭、个人成长等各方面及时为员工提供所需的支持，增强员工对企业及其文化的信任和依赖，提高归属感，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行导向、规范和激励，从企业发展的战略角度来建设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受到员工高度认同并能自觉履行的企业文化，能够引导和塑造员工，促成积极和谐的组织氛围和高效默契的团队合作，提高员工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指数，实现“发展员工”“幸福员工”的EAP最终目标。

EAP本土化发展仍然存在瓶颈。意识和观念跟不上。在发达国家，员工通常认为EAP是企业提供的一项福利，有益于员工自身的成长发展。而我们的员工多数观念还比较保守，心理健康意识还比较落后，不愿意、不信任或没有意识去主动使用，“有病的人才去做心理咨询”“我的事情别人帮不了”的观念仍然存在。尤其是部分领导或高级管理层不重视、不认同、不使用，致使企业中EAP经费和人员难以得到保证，EAP工作不能够自上而下地推广，即使采购了EAP服务，员工知晓率和使用率也非常低。

从业人员缺乏。EAP在中国尚属新生行业，EAP理论研究还不足，且与中国市场仍有脱轨；虽然近年来EAP越来越热门，但EAP机构良莠不齐，EAP专业人员的数量发展仍然滞后，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也还偏低，实践经验尚需积累，EAP理论功底深厚且了解企业管理和需求的EAP专家比较缺乏，行业发展还在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

“走出去”，EAP在海外项目的创新应用

新媒体平台在EAP服务中的应用。随着海外业务的不断扩大，企业外派员工跟随项目去往全球各地，项目所在区域恶劣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封闭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员工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和心理压力；同时长期与家人朋友分离，缺乏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等问题也困扰着外派员工。然而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EAP咨询师无法去海外常驻，传统的咨询、培训模式就无法应用，国内EAP机构的EAP服务难以覆盖到海外。

新媒体的涌现为实现EAP在海外的开展提供了有效平台。

EAP网页平台：EAP测评与分析，EAP资讯的定期推送与更新，EAP活动宣传等；

EAP手机APP：咨询的一键呼出，EAP测评与分析，EAP咨询预约、EAP自助咨询等；

EAP微信群：建立亲子教育微信群等各类主题的微信群，定期组织微课堂，每日分享主题文章；

EAP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EAP资讯、发布讲座或沙龙通知、调查问卷统计等；

EAP视频沙龙平台（QQ群）：EAP视频课堂；

EAP电子杂志（周刊/月刊）。

一次团体咨询，可能有三四个不同时差的员工在守候，一堂微课，可能有五六个国家的员工在倾听，即使相隔万里，我们也可以共赏一部电影，同读一本书。新媒体的应用，使EAP的关怀与服务超越了空间的阻隔和时差的影响，让海外员工与国内员工可以同时听课、参与交流，即时分享最新资讯，电子资料便于保存、转发和分类整理，依托手机、网络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传递知识、促进交流，员工可以将EAP服务随身携带，更加便捷地获得EAP服务。

EAP和企业文化的协同发展。海外项目受所处国家、地域、合作伙伴的影响，一般会发展出具有项目特色的子文化，项目管理模式和团队风格随之形成。通过开展基于奎恩理论的“企业文化评价”工作，从战略重点、领导力、员工管理、凝聚力等6个维度诊断和分析项目的组织文化倾向，绘制整体文化轮廓，对标员工期待的改进方向和同行业内的平均指标，进而发现员工压力来源和EAP需求，发现管理者领导风格、项目管理风格、团队合作与分工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再结合“企业文化建议处方”以及“海外机构EAP需求调研问卷”所反映的问题，针对性地开展面向员工、团队、项目的各层级EAP服务，按群体或按主题开展EAP活动，提高EAP服务的问题指向性和实施效果，通过EAP服务，促进员工或管理者个人心理发展，通过EAP积极组织模型建设专项活动，改善组织内管理风格、沟通模式、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而引导和推动项目子文化的健康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积极健康的企业氛围。实践证明，在海外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企业文化工作和EAP工作有许多共性的发现，或互为因果，或互相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对于海外项目的组织发展和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陈海峰）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篇3

我国跨国公司在努力走向国际市场的同时, 也承担了较重的税收负担, 如果税收筹划不合理, 将会影响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所以, 如何做好税收筹划工作、提高国际税收筹划能力, 是跨国公司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国跨国公司税收筹划中存在的问题

1. 国际税收筹划的能力不强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税制和要求, 这就决定了国际税收筹划工作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 我国在税收筹划时要了解相关国家的税收制度和税收要求, 充分掌握国外的税收原则和优惠政策。各国的税收制度和税收要求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容易受各种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这就要求我国随时关注各国的税收变化, 并要尽快适应环境, 掌握公司的经营状况, 精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相关税务知识。但是我国筹划国际税收的时间还较短, 筹划经验较缺乏, 并且我国跨国公司还未全面认识到国际税收筹划的重要意义, 部分税务人员也未认识到国际税收筹划的长远利益, 忽略了筹划工作的重要性, 因此大多数公司都未设立专门的国际税收筹划部门。 (杨林、陈书全《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税收筹划方法分析》,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3年第5期) 虽然我国一些跨国公司设立了税务筹划部门, 但是团队人员的专业能力不高、专业知识水平有限, 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难以真正发挥筹划部门的作用。

2.忽视整体利益, 重视局部利益

税收筹划作为跨国公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因此在进行国际税收筹划的时候要本着从企业整体出发的原则, 这样才能保障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但从现状看, 公司都各自为政, 只关注自身利益, 在对国际税收进行筹划时容易忽视集团的整体利益, 忘记自身是整体的一部分, 这样不仅达不到税负降低的标准要求, 难以发挥出税收筹划的真实效果, 而且还会对集体内部的团结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制定筹划方案时, 要把实现企业的整体利益作为税收筹划的目标, 以便通过筹划国际税收, 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使集团的整体利益有一个可靠的保障。同时还要衡量企业各方投资者的经济收益, 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并使其持续增长, 防止因为利益冲突而影响公司的内部团结, 从而影响公司的工作氛围和工作效益。

3.筹划税收的风险意识不强

国际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一方面, 筹划工作本身就是一种规划, 具有明显的预测性和不可确定性, 容易受临时因素和周边环境的影响, 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发生差错就会对税收筹划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 各国对税收筹划行为的合法性界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这就给税收筹划工作带来了很大障碍, 如果企业的筹划行为被确认为违法行为, 那么就会给跨国公司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杨绮《跨国公司国外投资地点纳税筹划的层次分析法研究》, 《税务与经济》, 2006年第1期) 不可否认, 成功的税收筹划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但是失败的筹划也会给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 因此在进行筹划的同时, 跨国公司要有较强的风险意识。

目前, 我国跨国公司在筹划国际税收时往往都容易忽视其风险性, 认为只要对税收进行了筹划就可减少税收负担为企业创造效益。这种认知是错误的, 第一, 跨国公司业务经营的区域范围较广, 地区不同其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就存在差异性, 这是跨国公司不可回避的, 在无形中就增加了企业税收筹划的风险性;第二, 跨国公司采用的不同的筹划策略也会让公司处于危险的境地, 因此公司必须增强税收筹划的风险意识, 采取正确的、符合当地要求的策略, 进行税收筹划。

“引进来”战略中国际税收筹划的策略

由于在国际税收筹划方面, 我国企业起步较晚, 因此企业在分析国际税收筹划具体策略时, 要结合我国“引进来”的经济发展战略, 制定方案。

1. 在“引进来”的过程中, 汲取国外税收筹划策略的精髓

我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进行了税收改革, 进一步完善了税收制度和税收体系, 使税收筹划策略更具有科学性和方向性。另外, 随着我国与国外的联系日益加强, 我国对国际税收筹划有了新的认识, 开始重视跨国公司税收筹划的积极作用, 为此我国政府将在国内外两个因素的影响下转变对税收筹划的态度, 并且通过经济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 支持跨国公司税收筹划工作。这些措施也为我国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有利于增强筹划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为公司的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在越来越多的国外跨国公司来我国投资过程中, 我国一方面通过利用外资, 可增加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交流机会;另一方面, 还有利于企业汲取国外税收筹划的成功经验, 弥补企业在国际税收筹划中的缺陷和不足, 降低企业的税务负担, 保障企业的整体利益。

2. 在“引进来”的过程中, 积极应对国外税收筹划的挑战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我国相继取消了一些对外税收优惠政策, 这对外资企业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为了引进先进的技术, 提高内地企业的竞争力, 部分省市政府开始针对外资企业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 希望吸引国外企业在本地投资建厂, 从而增强本地企业与国外企业的联系, 提高企业的品牌竞争力。

(1) 企业要注重内部创新。创新包括技术、思想、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创新, 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因此企业在发展中, 要不断地向国外企业学习, 实现企业各个方面的创新。

(2) 企业要增强品牌的竞争力。对企业来说, 品牌是企业的标识, 与其他企业有着鲜明的差别, 是企业产品、企业形象、企业文化、企业竞争力的象征;对消费者来说, 品牌意味着选购商品的质量和服务, 在无形中引导着消费者的购买态度和购买方式。 (王颖《跨国公司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税收筹划》, 《国际商务财会》, 2007年第1期) 因此, 我国企业要重视品牌建设, 采取合理的营销方式,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扩大品牌的影响力、增强品牌的竞争力, 以便尽快适应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

“走出去”战略中国际税收筹划的策略

企业在制定税收筹划策略时, 要在“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高度上, 制定方案。

1.增强税收筹划的意识

相关调查显示, 国外跨国公司都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 进行国际税收筹划;此外, 它们还非常重视税收筹划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 因此它们的税收筹划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在这方面, 我国跨国公司应积极向国外跨国公司学习, 增强国际税收筹划的意识, 深刻认识国际税收筹划的重要性, 加大对筹划工作的重视程度;还要建立专门的国际税收筹划部门, 提高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2. 明确各国税收制度及相关的税收政策

跨国公司的业务经营区域较广, 税收筹划涉及各种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 并且这些政策处于不断变化中。各个国家的税率、税基、税种不同, 因此国际税收筹划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我国跨国公司要想做好税收筹划工作, 就必须充分了解各国的税收状况, 关注其变化, 并根据这些变化进行税收筹划, 尽可能地降低税务负担。

3. 遵循市场的合法原则

税收筹划虽然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但是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因此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忽视市场的合法原则。 (孙烨、郭川《基于全球税收成本最小化的跨国公司组织结构设置》, 《当代经济研究》, 2006年第12期) 市场是企业交易的场所, 任何一个企业都离不开市场, 如果企业失去了市场就意味着失去了产品的消费群体, 因此我国跨国公司在税收筹划时, 要遵循合法合情的市场原则。

(1) 进行税收筹划时不能碰触法律的底线, 所有的筹划行为都要符合法律规定, 坚持市场的合法原则。

(2) 要正当经营, 摒弃一切非法的经营手段,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市场交易。要配合政府的反避税措施, 反对所有的违税行为, 防止出现偷税、漏税、逃税的现象, 尽最大努力地保障我国的经济利益。

中国企业“引进来”到“走出去” 篇4

中国在过去30多年以吸引外资为主的局面，已经成为过去时。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的数量超过1200亿美元，超过实际吸引外资的数量。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花了30年时间，逐渐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

在新一轮战略布局的排兵布阵中，装备制造业被推到最前台。今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4月初，李克强再次主持召开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提出“装备走出去倒逼提高企业竞争力”。

与此相关的顶层设计也在加紧推进。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制定《关于加快装备走出去的指导意见》，目前初稿已完成。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近日也表示，推进中国装备“走出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将是中国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走出去”的概念形成于1997年前后，其早期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胡耀邦提出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002年，在党的第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方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真正实施则是从2003年中央政府机构调整开始。当时合并了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内贸易部后，成立了商务部，下设的25个职能机构中，对外经济合作司的主要职能第一条即明确为组织、协调实施“走出去”战略。

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对外投资基本停留在概念层面。对企业来说，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推进了20年，但国有企业受固有制度和思维束缚严重，自身实力与国际企业差距悬殊，而民营企业基本还处于偷偷摸摸的生存状态。

对外投资开闸真正开始于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2002年，上海汽车斥巨资购入大宇汽车的股份;紧接着，中国网通与亚洲全球电信达成收购协议，成为首家并购海外公司的中国电信服务营运商。

这一年，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达25亿美元。而在此之前的十余年间，累计对外投资只有70多亿美元。这一时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典案例，是而发生在2004年的联想“蛇吞象”收购IBM。彼时，联想集团以12.5亿美金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

2005年初，各国依WTO规定全面取消对中国纺织品限额，中国纺织品自此开始“走出去”。两年后，中国第一个境外园区——越美纺织工业园在尼日利亚投资建设。不过，在这个时代，有个说法曾经广为流传，即“中国只有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空客380”，这成了当时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看来，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1.0时代，其特点就是“仅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这一时期是探路出去，还没有完全走出去。”陈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中国领导人出访国外，也会签署贸易项目，但买多卖少。可以拿出手推销的东西，也大都是服装、鞋帽等低附加值产品。

另一个向外输出的则是劳动力。从1980年至1990年，在中国的建筑、轻工业等很多领域，都出现了一批“海外务工”人员，廉价的劳动力决定了这一阶段低端劳务输出的特点。此后，以劳动密集型的施工总承包开始越来越普遍，以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但经济附加值仍然很低。

直到2000年以后，中国建设类企业的技术优势才开始显现，自主承建项目越来越多，EPC（交钥匙）、BOT（建设、经营、转让）等高层次、高技术含量、高经济附加值的大型项目也逐年增加。

而真正出海投资的，基本集中在资源型企业。“上世纪90年代，国家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的阶段，当时所有的矿产资源，都要依靠大量进口。资源企业去海外投资就是为了保障国内的资源安全，并不是为了拓展市场。”陈凤英说，这一时期，国家把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等企业纷纷往外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才开始调整”。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国内环境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提出，国际投资要服务于国内经济转型。“现在已经基本结束、但不能完全结束‘引进来’这个过程，而中国的剩余产能、优质产能，必须要走出去。”陈凤英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即2.0版，“现在刚开始，正在推进，也在融合推进一些具有3.0版特征的金融服务走出去，但真正的3.0版是高级形态，现在还达不到。”

不少研究者认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特点，从中国领导人出访议题的变化中，也能有所显现。改革开放之初，探讨的是吸引外资、吸引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聚焦的是经贸往来，促进更便捷的贸易;加入WTO之后，主议题变为深化与世界各国在重点领域的战略合作;如今，促进中国资本、中国制造“走出去”，成为新亮点。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在装备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超过10%。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以工程总承包、援建项目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走出去不断增多，通过投资建厂、建立境外工业园、设立分支机构、成立合资公司等全球布局发展趋势越来越快。另外，工程机械、发电设备、航空、机床、农机等行业企业通过收购国外知名企业，迅速跻身行业国际领先地位。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已占到制造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45%左右。

随着全球网络的布局，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也显著提升。左世全研究发现，一些装备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研发中心，成立合资公司和跨国并购等方式，迅速接近了一些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山东潍柴动力收购全球第二叉车企业德国凯傲公司，获得了全球领先的高端液压元件生产技术和工艺。沈阳机床在2004年收购德国希斯集团，吸收其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成立了希斯研发中心。

在他看来，装备行业“走出去”发力迅猛，得益于经过几十年练内功，一些优势已经逐步显现，“高铁、电力、通信等装备在国际市场具有高性价比的竞争优势，对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周边国家而言，中国装备总体上较为先进，质优价廉。再者，由于具备很强的工程建设与施工能力，通过工程总承包等项目建设，可带动中国装备成链‘走出去’。”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高铁造价仅为海外高铁整体造价的29%～37%。中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能够为海外铁路项目提供融资便利。核电方面，第三代国产化技术基本成熟，国内企业已掌握适用于12英尺和14英尺燃料组件的控制棒驱动系统关键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海外核电市场空间将达1万亿元。2015年1月，中国和巴基斯坦签署340亿美元投资协议，将在大规模核电厂等方面开展合作。由中广核集团、中核集团共同参与的英国欣克利角核电项目也有望取得重要突破。

左世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行业内的预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以及亚投行等国际银行的设立，中国装备“走出去”的步伐将会明显加快。预计到2020年，重点领域装备出口规模有望翻一番。

不过，在陈凤英看来，目前中国制造出海，仍然处于从低端到中端发展的阶段，“‘走出去’的产业，一定是国内产业的延伸，这是普遍的国际规律，美国、日本都是如此。国内目前已经是重化工业的中后期，但延伸到国外的产业还处于初、中阶段，最核心的技术永远在国内。”

与以往国家战略中把“走出去”作为长期发展备选项不同的是，这一轮主动“走出去”其实也有些“形势所迫”的意味。

中国制造的整体产能已经明显过剩。以产能过剩最典型的钢铁行业为例，2014年，河北钢铁公司宣布，将会把500万吨的钢铁年产能（占其当前总产能11%）向海外转移至南非的一处生产设施。向南非转移的产能相当于南非本国在2014年度钢铁总产能的近三分之二，同时也相当于整个非洲钢铁产能的三分之一。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受到国内经济转型调控影响的产业，如水泥和玻璃等，也会逐步开始向海外转移。

对于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言，与其在国内纠结，走向国际市场是当前唯一的选项。虽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鼓励企业“走出去”，但直到现在，“走出去”才逐渐脱离了口头上的口号成为了现实中的选择。

“国内产能淘汰退出与严控也意味着成套装备和生产线要进行更新淘汰。”左世全认为，通过加快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相当于为这些领域的装备产品提供了一条疏解的途径，“变过去的淘汰和严控的‘堵’向‘疏’转变，就像当年的大禹治水一样。”

通过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来化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在国家战略层面有了清晰的思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4月3日主持召开的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上对此作了清晰表述：当前中国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必须用“双引擎”来助力“双中高”。一是打造新引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二是改造传统引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但‘双引擎’不能关起门来打造，必须要着眼全球。”李克强说，“现在看，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要素、开拓产能市场，可以为中国经济中高速发展增力减负。”

在陈凤英看来，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过去中国依靠“世界工厂”地位建立起来的对外商品贸易模式也难以为继，“商品贸易依然还是很重要，商品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还是要占有，因为全球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市场依然在扩大当中，但是以投资来发展贸易，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变化。”

但是挑战却甚于以往。“困难和挑战甚至比‘入世’还更大，因为WTO毕竟有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去论真论伪。但目前中国制造要下海游泳，这个国际体系和规则不是我们的，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陈凤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规则已经制定，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修修补补地往前走”。

左世全则认为，这种挑战甚至可能是全方位的。装备制造业“走出去”主要以低端产品出口为主，产品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集中在亚非拉地区，市场风险较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特别突出，“我国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分支机构网点少、规模小、海外综合服务实力差，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较高的融资成本，高筹资成本抵消了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的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也处于粗放的失序状态，这在业界和学界都引起很多批评。一些装备制造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将低价竞争作为主要手段，甚至存在恶意竞价、商业贿赂、串通投标、相互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恶果。“比如低价竞争行为就容易引发国外反倾销调查，危及行业整体出口。”左世全解释，就高铁、核电等大型项目而言，由于缺乏政府营销及联合体竞标等有序组织，单一企业往往难以承担大型项目的政策、资源、技术和财务等风险。

标准体系滞后也是一个明显短板。“我国缺乏权威性的装备制造类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绝大多数装备制造行业和工程技术标准无完整外文版本，与国际标准‘对标’不足。”左世全认为，标准国际化的滞后使得我国相关装备产品出口往往还需反复申请多国认证，不仅增加了出口成本，还易受美欧等发达国家掌握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和行业发展方向的跨国企业的制约。

“如果要数，可以数出无数个风险。但如果不进去，风险就永远是风险。”陈凤英坦言，以早期资源型企业“走出去”为例，开拓的市场是风险最大的地方，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愿意去，“但这条路20多年已经趟过来了，所以现在国际能源格局完全变了。如果这条路不趟，还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为了让企业“放开手脚闯世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也呼之欲出。有消息称，今年围绕稳定工业增长及转型升级，将有多项政策出台，而重点则是《中国制造2025》。这一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政策，作为中国成为制造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和各项指标的纲领性规划，将包括高技术产业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产业、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等十个重点领域。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工信部参与制定的《关于加快装备走出去的指导意见》预计也将于年内出台，意见将支持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钢铁、有色、建材、 轻纺等产业“走出去”。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篇5

为适应市场新形势下社会消费需求, 自2004年以来, 河南省种植4039万亩优质强筋小麦, 可向社会提供加工专用小麦近1376万吨;棉花总产达到66.7万吨 (列全国第3位) , 可向社会提供30万吨商品棉;油料总产408.7万吨 (列全国第1位) , 其中花生产量306.3万吨, 油菜籽产量78.1万亩, 芝麻产量22.7万吨;蔬菜总产5237.5万吨, 水果总产1131.5万吨;畜牧业生产不断向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方式转变, 畜禽优质产品率进一步提高;水产品生产结构趋于优化, 无公害渔业发展迅速;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改善。同时, 河南省也是全国第一农村人口大省, 2009年末, 全省总人口9967万人, 其中农村人口6209万人, 占62.3%, 全省耕地面积7179.2千公顷。作为农业大省, 河南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高含金量的中央1号文件和省委4号文件, 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三补一减”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紧紧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和确保粮食安全两件大事, 狠抓各项关键措施的落实, 使农业和农村工作呈现出多年未有的好形势。近10年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 但是粮食产量在全国的比重却由2000年的8.9%上升到了2009年的10.20%, 进一步巩固了河南省作为全国产粮大省的重要地位。河南省农业厅厅长朱孟洲说, 河南以推进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 以巩固提升高产田为支撑, 推进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建设, 确保到202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300亿斤, 在此基础上, 努力使河南的涉农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处于全国前列, 把约束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 (2010年) 。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 (2010年) 。

另外, 农民人均纯收入8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553.15元, 比上年增加了317.47元, 增长14.2%。全省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综上所述, 河南省农业总体发展势头比较稳健, 为“引进来”、“走出去”奠定了夯实基础。

二、河南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量处于逆差, 绿色贸易壁垒依然存在

从近7年河南省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来看, 河南省的出口贸易基本上逐年增加, 2004年河南省农产品出口额为36174.7万美元, 2005年为40993.5万美元, 2006年为46912.0万美元, 2007年为4893405万美元, 2008年为45328.3万美元, 2009年50465.1万美元, 2010年为60785.2万美元。其中只有2008年略有下降, 其余年份都是增长态势, 主要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也受到影响, 但是2009年开始农产品出口量又开始反弹。另一方面, 我们通过图1的数据不难发现, 河南省农产品进口额也在逐年增长。2004年为50113.3万美元, 2005年有所下降, 为43050.4万美元, 2006年继续增长, 为43571.9万美元, 2007年55236.7万美元, 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 为90965.1万美元, 2009年开始进口额又有所下降, 为78536.4万美元, 但是2010年又有所上升, 为80488.1万美元。但是, 我们再横向比较, 不难发现同期相比, 除了2006年是出口额高于进口额, 其余年份省农产品贸易在2004-2010年的7年时间进口额是大于出口额的。也就是说, 河南省的农产品贸易大多数情况下处于逆差状态, 这就反映了河南省虽然是我国的农业大省, 但绝不是农业强省, 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还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说明, 改革开放以后, 河南省农业在“引进来”方面做得比较不错。但“引进来”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 如果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对我省的农业发展潜在的危机是比较严重的。因此, 河南省农业尽管出口量也在上升, 但是应该在以后的发展中, 进一步加大农业“走出去”的力度, 改变农业目前一直处于逆差的状态, 使农业的“引进来”、“走出去”达到一种总体平衡的状态。

数据来源:《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度统计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贸易》。

然而, 自2004年开始, 河南省农产品频遇“绿色壁垒”困扰。其中, 2004年头10个月, 河南省农产品出口仅2.77亿美元, 增速降低24.1个百分点。河南省2005年农产品出口4.08亿美元。主要出口商品中, 冻猪肉以近4000万美元位居全国第1, 苹果汁、葱属蔬菜、制作或保藏的肉分别居第2、第3和第4位。这些商品出口量较上年均增长了1倍。主要传统商品活猪的出口达到了1501万美元, 位居第5。但小麦、玉米、绿小豆等河南省主要农产品的出口几乎是空白。在畜牧业上, 河南畜产品除禽肉外, 其他肉类价格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20%-60%, 本应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但近几年来, 国外各种非关税壁垒不断花样翻新, 种类增加, 标准提高, 给农产品出口造成严重影响。2000年日本进口产品6000种标准, 到2006年5月实施“肯定列表”制度, 标准高达5.1万个。以上各种措施导致近年来河南省农产品出口一直没有突破, 一些特色农产品出口大幅下滑甚至在市场上消失。2004-2006年传统优势产品冻猪肉出口连年下降, 仅2006年就下降了24.2%。2006年1-10月份河南省蔬菜出口量减价增, 共出口9.5万吨, 价值0.65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分别下降1.6%和增长29.2%。

三、河南省农产品贸易市场呈多元化趋势, 出口市场集中度依然较高

河南省农产品国际贸易在巩固原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开拓了东欧、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 新兴市场贸易增长强劲, 与传统市场齐头并进, 改变了河南省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亚洲市场一枝独秀的状况, 形成了遍地开花的欣欣向荣局面。2007年3月, 智利成为拉美第一个批准河南永达集团注册的国家, 永达热加工禽肉产品开辟了新的市场。此前, 2006年3月, 长葛众品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成为我国第一家在美上市的食品加工企业。2006年, 河南省共向尼日利亚、美国、柬埔寨、欧盟等57个国家出口味精4.5万吨, 比2005年增加94%。值得一提的是, 2006年63吨“黄蕊”牌原阳大米首次出口加拿大, 打破了河南省近3年无大米出口的局面。但从出口市场来看, 目前对香港、日本、美国、朝鲜和印尼5大市场的出口占全省农产品出口额的55.8%, 市场集中度依然较高。

四、河南省农业出口企业逐步崛起, 产品附加值依然不高

河南省农业出口企业虽然起步较晚, 但起点高, 不少企业与周边群众联合, 建设自己的种植、养殖基地, 调整出口结构, 健全自控体系, 采用“公司+基地”、“公司+协会+农户”等先进的生产经营模式, 进行种 (养) 加工销售一体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增强了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历经了一次次风雨洗礼后, 河南省农业出口企业管理日臻完善, 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崛起了“世界肉王”———双汇、“世界鸭王”———华英等一大批以“农”字打头的产、工、贸企业集团。河南省以双汇、众品、华英等肉类制品企业为代表, 初步形成了一批出口龙头企业。年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上的农产品经营企业达到了33家, 出口额2.89亿美元, 占全部农产品出口额的八成。汤阴豫鑫公司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木糖、木糖醇生产企业, 年创汇1500万美元。但是, 出口农产品中初级产品比重较高, 如杞县和中牟大蒜、信阳茶叶等, 仅限于熟肉制品、脱水蔬菜和调味食品等低附加值产品。整体来看, 农产品附加值较低, 出口农业效益不高。

综上所述, 通过调查与分析, 河南省农业在“引进来”、“走出去”过程中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河南省农业国际化还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因此, 我们还需继续努力, 为河南农业国际化发展贡献力量。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农业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已经成为河南省实现现代化大农业的重要战略部署。本文着重从调研角度对河南省农业“引进来”、“走出去”现状进行分析, 以期做出合理客观评价。

关键词：“引进来”,“走出去”,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河南省统计年鉴, 2000-2010。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篇6

1947年,我国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ISO的25个创始国之一。1957年,我国加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IEC的全权成员。在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代标准化工作者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甘于奉献、追求卓越,推动我国国际标准化工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学习到引领,为实现“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做出了显著贡献。

回顾历史:铸就国际化梦想

我国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从时间进度划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学习采标、积累经验”阶段。该阶段自我国加入ISO、IEC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学习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提升我国标准水平,跟踪了解国际标准化发展动态,积累国际标准化工作经验是这一阶段我国国际标准化工作的重点任务。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多项国际标准化工作取得“首次”突破:我国于1979年签署了第一份标准化合作协议,1980年我国第一次当选IEC执委会委员,1981年主导制定第一项国际标准《粉末冶金测氧方法标准》(ISO 4493: 1981),1982年我国第一次当选ISO理事会成员,1987年我国承担了第一个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秘书处(ISO/TC 20 /SC 1),1990年我国首次承办IEC大会,1991年我国提出组建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批准成立(ISO/TC 202),1999年我国首次承办ISO大会。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我国已承担ISO和IEC技术机构主席4个,秘书处6个,主导制定国际标准18项,我国又以积极成员(P成员)身份参与了ISO和IEC近70%的技术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初步形成了各行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态势。

二是“重点突破、主动引领”阶段。该阶段自2001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至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在与我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实现国际突破,通过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引领新兴产业、社会民生等关键领域国际标准化发展,服务和支撑国家外交、外贸大局是这一阶段国际标准化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我国成功当选ISO和IEC常任理事国,我国专家当选ISO主席、IEC副主席和ITU秘书长,历史上首次同时担任三大国际标准组织的领导职务,国际标准化影响力和地位显著提升。我国在中医药、烟花爆竹、海洋技术、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节能量、品牌等一批优势特色领域实现国际标准化突破,成功组建ISO和IEC相应技术机构。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主席、秘书处数量大幅攀升,10多年增长10倍,在产业优势和具备后发优势的领域已经具备了一批由我国主导的国际标准提案。标准化双、多边合作深入发展,与多国签署标准化合作协议,开展中外标准互认,有力支撑外交外贸发展。国际标准化工作逐步呈现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国家战略规划中主动布局和有效引领重点领域国际标准化发展的态势。

立足当前:不断向高端迈进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标准在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发展历程来看,当前我国国际标准化工作正处于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国际影响力与时俱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际标准化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国际标准化工作正不断向高端迈进。

首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2008年,我国成为ISO常任理事国。2011年,我国又实现IEC“入常”。2013年,我国再次实现ISO技术管理局的“入常”。2013年,鞍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晓刚当选ISO主席、国家电网公司总经理舒印彪当选IEC副主席。2014年,赵厚麟先生当选ITU秘书长。实现了中国同时担任国际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领导职务。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展战略、治理模式、重大政策和规则制定中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有力维护我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同时也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承担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负责人和秘书处数量显著增长,截至目前,我国已担任ISO/IEC技术机构主席/副主席43个,承担技术机构秘书处70个,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缩小。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贡献率上升至第6位。

其次,服务产业发展推动我国优势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2001年国家标准委成立以来,围绕传统优势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调整升级产业等重点领域,提早介入,积极组织和推进我国优势和关键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成功组建了ISO二手货贸易、台钟挂钟、中医药、沼气、烟花爆竹、节能量、煤层气、海洋技术、品牌评价、水回用、饲料机械等11个技术委员会,以及IEC超高压直流输电、智能电网用户接口、大容量可再生能源并网、特高压交流输电系统等4个技术委员会,承担相应技术机构负责人和秘书处,主导制定相关领域国际标准。截至目前,我国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领域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逐年增加,已提交并立项国际标准提案329项,其中182项已正式发布为ISO/IEC标准。

再次,标准化多、双边合作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国家标准委致力于提升标准化合作在国家间合作的影响力,标准化国际合作开始成为我国高访活动的新亮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担任国家主席后首站访问俄罗斯,便提出要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同年12月,法国总统访华,在近60份拟签署的合作协议中,习主席办公室只选了13份双边协议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其中就有《关于在中法经贸混委会框架下设立标准化合作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2014年,习主席见证了我国与法国签署标准互认协议、与墨西哥签署标准化合作协议。同一年,李克强总理访问德国,中德政府签署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纲要》指出,双方将在电动汽车国家规章、标准制定中加强协调,特别是在电动汽车标准领域的合作。李克强总理还见证我国与英国、意大利、希腊签署标准化合作协议。截至2014年底,我国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欧盟等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55份合作协议并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涉及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涵盖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展望未来:面向合作共赢

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国际标准化工作不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从国际看,提振经济要求进一步发挥国际标准化作用。全球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合作共赢仍是国际发展趋势的主流。国际标准作为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和产业技术合作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和技术规则,在促进贸易便利化、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构建统一市场规则、保护生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国内看,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求加大国际标准化工作力度。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加快推进自贸区谈判,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的投资环境。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服务,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互联互通,要求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规则保障。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些都要求充分发挥标准化的作用,加强国际标准化工作。

第一,全面提升中国标准国际化水平,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大要求,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推动对外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和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促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这些都需要标准发挥好支撑作用,要与国内标准化技术机构建立联动机制,结合国际国内产业和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推动更多的中国自主创新、优势特色技术成为国际标准。密切标准与技术创新、投融资合作、海外工程承包和技术咨询服务等的联系,以标准“走出去”服务、推动我国产业、产品、技术、工程和服务“走出去”,唱出中国好声音,推出中国好标准。

第二,发挥标准化对“一带一路”等战略规划的支撑作用。“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三大战略之一。我们要把握住历史机遇,切实发挥好标准化工作对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互联互通的支撑作用。要搭建国外先进标准“引进来”和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平台,助推中外标准互认。要积极参与太平洋地区标准大会(PASC)等区域标准化组织活动,并不断增强我国影响,充分发挥标准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亚太自贸区的积极支撑作用。

第三,强化标准化工作对产业技术发展的引领作用。国际标准化工作越来越关注全球经济活动中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利益增长点的新兴产业技术发展,通过掌控标准抢占产业发展竞争制高点的新态势日益显现。要发挥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人才优势,培育和发展先进技术和企业联盟标准。在先进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研究开展国际标准化创新示范基地建设,探索国际标准突破带动产业、企业发展的新模式。

标准国际化专题报道之自觉篇

海纳百川心容万物——服务标准国际化的启示

2015年伊始,国际标准化组织消费者政策委员会(ISO/COPOLCO)向中方通报同意中国提交成立服务标准化工作组的提议,表示已正式启动服务标准化工作,工作组主席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柳成洋女士担任。而且,ISO/TMB对此也高度重视,认为服务标准化工作组的创建能为ISO的一些战略活动提供有力支撑,并将在2015年初召开的ISO/TMB会议上商讨将服务标准化作为国际标准化重要战略领域。随着服务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的不断提升,国际服务标准化工作迎来发展良机。由中国提出并成功创建的服务标准化工作组,改变了ISO/COPOLCO一直以来的组织架构,再次实现了中国在这一新兴标准化领域的重大突破。

I S O / C O P O L C O服务标准 化工作组主 席、ISO/TC 232(非正式教育与培训服务技术委员会)副主席、ISO/ TC 232/ WG 2(非正式教育与培训服务技术委员会语言培训服务工作组)召集人、ISO29991国际标准研制主要牵头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服务标准化研究所所长——柳成洋在2003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恐怕连她自己都没想到,此后的10余年里,她会与服务标准化结下不解之缘。

突破,再突破

ISO/COPOLCO成立于1978年,是ISO三大政策委员会之一,现有124个成员(67个积极成员、57个观察成员),职责是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消费者参与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的标准化工作,并且基于消费者视角,向ISO理事会提出与现行标准、潜在标准制定和合格评定活动相关的工作建议。

1979年,我国加入ISO/COPOLCO,成为其积极成员。1995年,ISO/COPOLCO年会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了服务标准化,那一年年会的主题就是“服务——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挑战”。2003年4月,为了适应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4)成立,秘书处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服务标准化研究所,承担ISO/COPOLCO国内技术对口工作。

从参加工作之日起,柳成洋就敏锐地认识到,ISO推动服务标准化工作,通过标准化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高人们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乃至整个社会的交往效率,这一宗旨是非常符合发展形势和超前的。于是,她持之以恒地开始了ISO/COPOLCO对口跟踪工作,期待有一天能为我国服务标准化工作打造一片美好的未来。

2007年3月, ISO/TC 232成立。柳成洋说,第一次参加ISO/TC 232工作组会,让她信心倍增,“会上听到国外同行们讨论的服务标准技术点并不比我们高,甚至我们的实践经验比他们还丰富。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导制定些国际标准呢?”

回国后,柳成洋带领她的团队开始着手教育领域的市场调研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语言培训服务领域,我国占有全球80%的市场份额,具有明显优势。于是,联合有关协会、企业深入语言培训机构了解市场运行现状,准备翔实充分的国际标准提案。

2009年3月,在ISO/TC 232日本东京会议上,中国明确提出了制定“语言培训服务基本要求”国际标准的意向并提交了书面报告;2009年8月,该项目被列入ISO/TC 232伦敦会议讨论议题之一;2010年1月,在ISO/TC 232第四次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来自15个成员国的42名代表一致同意由中国来牵头制定“语言培训服务基本要求”国际标准,并组建了ISO/TC 232/WG 2,由柳成洋担任工作组召集人。这一国际标准提案的顺利通过,实现了中国主导服务领域国际标准零的突破,也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为继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美国之后,第六个主导研制服务国际标准的国家。

2014年3月,ISO 29991“语言培训服务基本要求”国际标准正式发布。柳成洋说,ISO 29991的发布,不仅有利于促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语言培训产业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还有利于加速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在ISO 29991国际标准研制过程中,中国的服务标准化工作态度和成效也得到ISO/TC 232认可。经ISO/TMB投票,柳成洋全票当选ISO/TC 232副主席。由此,中国也实现了在ISO服务类技术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零”的突破,实现了中国服务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又一大重要进展。

大国心态

服务标准化是全球共同关注、共同探索的新兴领域。此类基于中国标准或者中国实践转化而来的国际标准,无疑是一种对中国元素的国际化推广。借助中国优势技术寻找国际标准化突破口的过程,也是推广中国优势技术,促使中国优势技术“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柳成洋曾说过:“参与或主导国际标准研制是一个国家科技技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与世界接轨的重要形式。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角色的日益提升,尤其是在2008年成功担任ISO常任理事国之后,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在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中国这些年的服务标准化工作大力推动了国际服务标准化发展,随着对国际标准化事务的更多关注,慢慢摸索到参与国际标准化的一些规则,包括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具体的沟通、交流技巧等等。柳成洋强调:“当时竞选ISO/TC232副主席的时候,我就说,我们争取到这个职位,就是给大家搭建更好的平台,包括协调、制定更精准的战略布局,包括具体到负责每一个标准文本的修订、推敲,事无巨细为大家服务。从全球全局意识,为各种阶层的国家去谋利益,推动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互认服务,而绝不是主导、控制意识。”

随着所参与国际服务标准化工作范围和承担角色的变化,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化的服务标准化工作意识,充分考虑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汇报、沟通中越直接越好,越百折不挠、坚韧不拔越容易获得别人的尊重。坦诚、直率是人与人之间接近时最短的距离。

中国服务标准化工作从走出去到站上去,如何以一个生涩、陌生的面孔,一点点打破国际上原有的关系模式、打破各国不同国情所带来的天然倾向性、打破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既有的阵营和局面,并在推动全球服务标准化工作中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这需要一种心态——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心态”,柳成洋说。

我们相信,在“负责任大国”心态的指导下,我国服务标准化工作定会再上新台阶,为世界服务标准化工作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标准国际化专题报道之自立篇

将标准做成通行四海的营销名片——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国际标准化工作侧记

近年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府大力推动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把组织企业抱团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支持企业(行业)在出口产品的同时输出标准,将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来巩固产品出口地市场份额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其中电压力锅标准联盟代表中国提出的涉及弹性结构电压力锅等多项IEC标准提案获得IEC/ TC 61委员会第85届会议通过,已在IEC 60335-2-15的最新版中将融入中国提案的全部内容。此举表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政府转变政府职能,扶持企业以标准联盟为纽带,以产业联盟形式抱团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扩大行业影响,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模式取得了质的飞跃。

顺德号称“家电之都”,素有“中国制造看家电,家电制造看广东,广东家电看顺德”之称。在地方政府提出推动自主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工作部署后,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认为:在大力推动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同时,必须有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而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载体就是先进标准体系。为此,他们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和国标委关于创新标准化工作和广东省质监局关于构建广东省先进标准体系的工作部署,选取涉及专利技术较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家电创新产品——电压力锅为突破口,探索专利与标准融合,将专利技术以及技术创新的科研成果通过数据、指标、要求等形式写入电压力锅联盟标准,大胆实践,不断完善电压力锅联盟标准的先进性,积极酝酿和筹备“冲刺”国际标准。

自主创新打基础引进外脑做提升

电压力锅的弹性结构是由我国发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压力烹饪器具的压力控制与压力安全防护解决方案。

据介绍,弹性结构电压力锅具有压力控制敏感性高,压力安全防护可靠性好,改变了传统的刚性结构电压力锅通过温度间接控压、需要高强度材料承压的技术路线,既能节省材料又简化了结构,既可压控烹饪,又不易堵塞。弹性结构电压力锅的无沸腾烹饪(不排气)原理,大大节省了能耗,提高了烹饪效率,是符合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行业发展趋势的现行产品,是电压力烹饪器具诞生百年以来在压力控制和压力安全防护方面的重大突破,是对传统电压力锅烹饪器具在压力控制和压力安全防护技术路线的成功颠覆。

顺德质监局在中国家电研究院和家电标委会的领导和帮助下,组织了国家级检测机构、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家电研究院、顺德区标准化协会、联盟企业等20多名专家,共同研讨了电压力锅的相关技术资料和国际标准,发现从技术特点和技术发展趋势的角度来看,有关电压力锅的国际标准领域存在的问题,恰好为顺德在电压力锅国际标准争夺话语权中发挥作用并提供了机会,最终确定了国际标准修订技术路线图,即弹性结构、合盖安全性、防堵安全性等提案,对世界电压力烹饪器具的压力控制和压力安全防护技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填补了国际标准的空白。

中小企业抱团发展产业联盟标准先行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企业来讲,单打独斗是做不大也做不强的,越来越多的顺德企业开始探索抱团出击的新路子。区域的竞争力没有龙头企业的支撑不行,但光靠少数几家龙头企业的发展还不够保险,必须做强中小企业,并延伸产业链才能有效规避经济风险。

为此,顺德区政府积极支持企业结盟,通过转变竞争方式,避免以价格战为主要方式的内斗,统一技术标准,提高产品质量,引导行业从技术研发、自主创新、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竞合,有效解决中小企研发能力弱、品牌知名度低、竞争力不强的被动局面,从而共同发展,达到双赢。通过以标准联盟作为载体,将众多的“小舢板”打造成市场竞争的“航空母舰”,全面提升了中小企业的“集合”竞争力。

以顺德压力锅标准联盟为例:最初只有美的拥有较强的自主品牌,其余9家联盟企业品牌知名度不高,以贴牌为主。顺德质量技术监督局认为:市场对于名牌的认可源于名牌对标准的承诺,创建名牌的过程就是对标准不断兑现的过程。对于企业来说,开发名牌就是开发标准;对于市场来说,选择名牌就是选择标准。也就是说“做标准就是做市场营销”。为了避免电压力锅行业重蹈电风扇、电饭锅等行业做烂的覆辙,政府转变监管模式,从以往关注企业产品标准转为通过组织标准联盟,制定联盟标准促进一个行业的持续发展上来,通过不断修订电压力锅联盟标准,突显其与国际标准的差异性,突出其先进性作为亮点,同时注册电压力锅集体标识,以有偿使用的“造血”模式,不断深化和完善电压力锅的标准体系工作,制定标准联盟准入和退出机制,让标准联盟由大产业向强产业转变,由大部分企业以贴牌生产走入品牌化经营的道路。

修订国际标准后续意义深远

IEC/TC 61主席德雷克·约翰斯博士说:“不要期待参与标准化活动给你带来什么,而应关注不参与标准化活动我们会失去什么”。这一涵蕴哲理的名言在电压力锅联盟企业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顺德电压力锅标准联盟“冲刺”国际标准成功,大大鼓舞了顺德传统制造企业的信心,也的确让参与的企业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据调研了解:近年来联盟企业在产品出口订单、产品单价等方面不但没有受到市场疲软影响销售,而且连续实现出口数量、价格的两位数增长;同时许多企业反映,外商到企业洽谈时,当了解到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查看了相关图片,特别是看到《中国标准化》杂志海外版的专题介绍后,将原先准备提出的技术要求改为要求企业按联盟标准生产并作为验货准则。

顺德修订国际标准,争夺话语权,后续意义深远。一是目前国内生产、销售的电压力锅产品主要以弹性技术结构为主,年市场容量已超过3,000万台,并以每年60%以上的速度增长,针对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家电创新产品,使因技术路线的不同导致了产品并不能完全符合IEC标准,严重阻碍和制约了电压力锅行业的健康发展及出口业务增长的不利局面得到彻底解决;二是将通过此IEC标准,面向全球推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弹性结构电压力锅技术,并结合中国的产品特点完善现有IEC标准,弥补标准涉及的核心技术的重大缺失,有效降低电压力锅在使用中安全事故的发生,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三是通过IEC标准平台,进一步确立弹性结构电压力锅技术在国际同类产品领域的领先地位;四是通过参与IEC标准化活动带动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有效解决标准与市场状况严重失衡的现状,引导电压力锅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五是通过此次以标准联盟为纽带,以产业联盟抱团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成功案例,为顺德以及其他地方政府组织企业以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为抓手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和示范作用,探索并实现了标准在国际贸易中的国家营销。

据介绍:下一阶段,顺德区政府将按照国标委提出的开展综合标准化工作部署,继续以标准化为切入点,以组织标准联盟创建集体标识作为中小企业创优的载体,积极推动行业协会标准、完善标准,帮助标准联盟内的中小企业创自主品牌,提高知名度,做大做强。此外,还将加大宣传力度,把电压力锅行业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家用电器产品和其他传统制造行业,让其他行业认识到标准的力量,达到升级转型的目的,促使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标准国际化专题报道之自信篇

“中国电力”助推“标准强国”

国家电网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承担着保障更安全、更经济、更清洁、可持续的电力供应的基本使命。公司经营区域覆盖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国土面积的88%以上,供电人口超过11亿人,截止2014年底,国家电网公司风电并网容量8,789.88万千瓦,光伏发电并网容量2,445.34万千瓦。列世界500强第7位。

近年来,国家电网公司依托特高压、智能电网核心技术和管理优势,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海外项目取得了丰硕成果,稳健运营菲律宾、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海外资产,走出了一条具有国家电网特色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在推进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公司高度重视标准对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作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标准的制定,有力地提升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形象。

标准化提升到战略层面

国家电网公司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将标准化纳入公司发展战略,成立了公司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标准研究、制定、管理的责任部门,建立了完整的工作体系,扎实推进标准化工作。

经过多年建设,国家电网公司建立了覆盖电网施工建设、生产运行、客户服务等主要业务的标准化体系,发布企业标准1,101项,初步形成完整的企业标准体系。在国家标准方面,积极发挥中央企业骨干作用,牵头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355项、行业标准828项,特高压交流和直流技术标准体系分别荣获2010年、2013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完整的特高压交、直流、智能电网技术标准体系,申请国际标准26项,获批立项21项,特高压交流电压成为国际标准电压。

在标准化工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有力促进了国家电网公司发展方式和电网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是大幅提升了电网发展质量。推广应用通用设计、通用设备、通用造价、标准工艺,统一建设标准和设备规范,全面提升电网建设质量。110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优质率从2005年的30%提高到目前的100%。2006年以来,获得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94项,其中金奖4项、鲁班奖16项。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青藏电力联网工程获得中国工业大奖。提高电网设计标准,电网抗击地震、台风、雨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

二是大幅提升了电网发展效率。标准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05~2013年,累计节约变电站建设用地近10万亩,减少钢材消耗近60万吨,电网建设工期平均缩短20%,在物价上涨、征地拆迁费用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输变电工程建设投资平均节省5%左右,2005~2013年累计节约工程投资超过1,000亿元,支撑了国家电网又好又快发展。

三是大幅提升了供电可靠水平。在恶劣天气和外力破坏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国家电网长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未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2005年以来,城市用户年均停电时间从21.5小时减少到3.9小时,综合供电电压合格率从99.14%提高到99.95%,北京等30个重点城市核心区供电可靠性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四是促进了国际化业务的发展。特高压、智能电网等标准的突破,为我国电工装备进入全球高端市场取得国际“通行证”,有力推动了我国电网技术输出,在巴西实现了我国特高压技术“走出去”。公司境外资产达到298亿美元,是2009年的17倍;目前,成功运营菲律宾、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等国家级输电网和能源网,均保持良好收益。

五是推动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国家电网公司编制并颁布了《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风电调度运行管理规范》、《风电运行控制技术规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典型设计》、《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导则》等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推动我国能源电力转型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争夺IEC国际标准话语权

加入国际权威标准组织,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选择。国家电网公司舒印彪总经理于2013年1月担任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副主席,在IEC国际标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IEC是世界三大国际标准组织之一,负责电工、电子及相关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与合格评定,成立于1906年,至今已有109年历史,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并列为世界三大国际标准组织。IEC的标准和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力,在全球工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标准覆盖全球50%左右的工业产品,标准的权威性举世公认。

2011年10月,我国成为IEC常任理事国,同时成为IEC理事局和标准化管理局常任成员,2013年1月获得IEC副主席职位。国家电网公司专家先后担任IEC输变电咨询委员会、特高压战略组、智能电网战略组、电动汽车战略组成员。2008年以来,IEC共成立8个新技术委员会,其中高压直流输电、智能电网用户接口、大容量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和特高压交流系统4个新技术委员会由中国主导成立,并承担三个秘书处工作和一个主席职务。

参与国际标准组织工作,成果最终要体现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国家电网公司充分利用在特高压、智能电网等领域形成的技术优势,加快自主创新成果向国际标准的转化。自2009年起,在IEC提交国际标准提案20项,立项15项。正在主导编制《分布式电源接入电网》等2项可再生能源领域标准、《电动汽车换电站安全性要求》等2项电动汽车领域标准、《需求响应》等2项智能电网领域标准,《接地极设计导则》等7项高压直流领域标准、《电网通用模型描述规范》等2项大电网调度运行领域标准。这些标准主要集中在新兴技术领域,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在电网前沿领域按别人规矩办事的被动局面。

依托科技建设“标准强国”

标准竞争在全球竞争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加快建设“标准强国”是提升我国发展质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智慧城市、数字工厂、信息网络产业迅猛发展,加快建设“标准强国”的任务十分紧迫。

在国际交往中,国际电网公司时刻都能感受到国际同行强烈的标准意识,对国际标准寸土必争。我国战略新兴产业领域还有大量标准空白,标准滞后将会严重影响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质量。以光伏产业为例,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2013年中国光伏组件出口占全球市场的60%,安装量占全球市场的28%,但标准滞后、标准缺失,带来突出质量问题。近几年投产的兆瓦级光伏电站,30%的光伏组件投产第一年的功率衰减超过10%,而国外一般要求25年内功率衰减不超过20%。

现有的国际标准95%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既是“工业强国”,也是“标准强国”,长期主导ISO、IEC、ITU三大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工作。要改变我国在全球竞争中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必须加快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尽快改变别人定规矩、我们做产品的被动局面。在IEC工作期间,国家电网公司深感推动我国标准国际化的责任重于泰山,努力在国际标准组织中发挥作用,为我国企业、研究机构参与IEC国际标准制定做好服务。

“标准强国”也是“科技强国”。没有雄厚的科技创新实力,标准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几年国家电网公司在标准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根本靠的是科技创新。“十一五”以来国家电网公司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6项,累计拥有发明专利6,080项,取得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为制定国际国内标准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新能源、高铁、特高压、智能电网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很多科技成果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若加快这些成果向标准的转化,将使我国在标准的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对此,国家电网责无旁贷。

标准国际化专题报道之自强篇

以国际标准化为推手发展中医药事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王笑频

“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明确了“推进中医药标准化、规范化”的重点任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并实施了《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年)》,围绕中医药标准化体系建设和中医药标准化支撑体系建设两大目标任务,中医药标准的制修订步伐加快,目前已颁布国家标准33项,行业及行业组织标准493项。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中药材种子种苗5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工作,成为中医药标准制修订的重要平台,中医药标准化专家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并不断壮大。以全国50个左右的中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为依托,中医药标准的推广应用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行业共识不断强化,基本形成了政府主导、行业参与、统筹规划、分工负责的中医药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都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需求不断提高,中医药传遍世界

传统医学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发展,不仅继续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应用,而且正迅速地在发达国家中得以推广和普及,在满足各国卫生保健需求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有80%的人口依赖传统医学提供初级卫生保健。53个非洲国家首脑在2000年签署的《遏制疟疾阿布加宣言》高度认可传统医学在抵御疟疾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一些发达国家,70%~80%的人口使用某种形式的替代或补充医学(例如针灸)。至少使用过一次补充和替代医学的人群在比利时占31%,在美国占42%,在澳大利亚占48%,在法国占49%,在加拿大占70%。针灸已经应用到183个国家;德国77%的疼痛诊所提供针刺疗法;美国44个州立法认可针灸的治疗地位。1999年欧盟议会倡议成员国促进医学机构对补充和替代医学的正式承认,鼓励在医院中应用补充和替代医学,并鼓励对抗疗法医生们到大学学习补充和替代医学。据统计,全球草药世界市场规模约为600亿美元。

在世界传统医学体系中,中医药独树一帜,是公认的具有系统理论体系并在国家卫生体系全面应用的医学科学。我国已与83个国家签订了中医药合作协议,实现了中医药国际合作对五大洲的全覆盖,对周边重要国家、西方大国、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大国的全覆盖,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提供了稳定的沟通机制和合作渠道。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71个国家和地区,除中国外,世界上的中医医疗(针灸)机构已达8万多家,针灸师超过20万人,注册中医师超过2万名,这些机构和人员已成为在国外提供中医医疗服务的主体,据估算,中医药服务的年市场份额大约在500亿美元。一些高水平、高层次、高质量的中医药教育、科研以及产业合作成效初显,中医药的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上已经形成对中医药的民众基础和医药市场需求。

取得阶段成果,初步完成体系建设

在卫计委、财政部、国标委等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筹领导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既立足原有国际合作基础,又开拓新的合作机制,取得扎实进展:

一是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促进以中医药为主体的传统医学纳入国际医学体系。2009年,中国政府抓住WHO开展国际疾病分类代码(ICD)第十一版的制修订工作这一难得机遇,联合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积极争取WHO在新版中增设“传统医学”章节,建立了以中医药为基础,兼顾其它来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病证结合的分类体系框架,目前含有传统医学章节的测试版已经在WHO网站公布,2017年正式实施后将改变传统医学被排除在国际医学信息体系之外的历史,为学术交流、科研、产业以及立法等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合作成立中医药国际标准技术委员会,制定并颁布首批中医药国际标准。2009年,动议并促成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 249),中国承担秘书处工作。积极协调各国,合理运用国际合作规则,一方面在“中医药”名称方面始终占据主动,通过了以我国为主起草的TC 249的工作计划;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工作,2014年由中国专家主持制定的《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和《人参种子种苗——第一部分:亚洲人参》国际标准正式出版,成为ISO/TC 249首批出版的国际标准,另外,健康信息学技术委员会(ISO/TC215)也相继出版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中医药文献元数据》两项中医药技术规范。同时,向ISO/TC 249提交中医药国际标准提案33项目,推荐186位中方专家全面参与相关工作,中医药国际标准专家团队基本建立。我国在ISO体系内主导开展中医药标准化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三是支持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等总部设在我国的国际行业学术组织机构积极参与到中医药国际标准制定、应用、转化、评估等工作中,目前世界中联已经颁布中医药名词术语、教育、医疗服务等十余项国际组织标准,世界针联建立了针灸国际标准制定转化国际网络联盟机制,这两个组织都成为ISO/TC 249的A级联络机构,活跃在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前沿。

加强顶层设计,以国际合作为推手

进一步明确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标准是现代国际学术交流、技术合作、国际贸易的基本依据与规则。通过中医药国际标准化,使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达到国际技术合作与贸易的基本条件要求,有利于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丰富和发展,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和经济优势,保持我国在国际传统医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应有地位。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服务,为推动国家间合作服务,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

立足国内,内外结合,夯实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工作基础

一是加强战略研究,建立部际协调机制。进一步提高认识,深入研究中医药国际标准化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尽快在国家层面出台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发展战略,建立相关部门参加的管理和工作运行机制,凝聚资源,明确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整体战略部署、工作重点。

二是设立专项资金。既支持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修订,也支持在国际上开展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的相关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等活动,支持年轻的中医药技术骨干开展相关领域的工作。支持建立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协调促进工作机制。

三是完善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国际人才和专家队伍建设,建立有效的标准化人才培训体系,尽快地培养一批懂专业,懂标准、懂国际的新生力量。

四是加强科研支撑。在研究制定标准化发展战略的同时,将科技开发与标准化政策统一协调,尽快拿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科研成果,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服务。

五是加速成熟的国内标准向国际标准转变。立足国内,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提供支持。根据国际需求,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抓紧制定一批高质量的国家标准,将国家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

六是鼓励行业协会、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中医药行业学术团体及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为主体竞争承担的标准制修订运行机制,支持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等各类国际组织或机构开展中医药国际标准工作。

构建新型中医药周边合作关系,创建相容的共同利益空间

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创新思维,处理好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医药理论与技术与当代医学的结合、碰撞,与各国不同的医疗保健法律法规体系、技术标准的对接包容,这需要中医药界专家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发挥创造力和务实精神。不仅如此,近年来推进中医药国际标准化过程中的经验表明,如何处理、应对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坚定不移维护中医药主体地位,保持中医药特色优势传承基础上,求同存异,建设性推进工作是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挑战,必须深入思考,周密谋划,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首先,从中医药在各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发展定位上看,中医药国际标准化需要同盟军与合作者。中医药虽有丰富内涵与多种发展形态,但是最核心的是医学科学属性,作为生命科学健康科学,在国际语境下,属于传统医学的范畴,因此在大部分国家处于补充和替代地位,尚未完全纳入主流医学体系,在科学认同、法律地位、服务监管、人员资质、产品提供等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因此,长期以来中医药进入主流医学体系是一个最现实、最首要的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我们采取积极走出去的有效措施,更需要我们团结和协调各国同领域专家为我们走出去提供包容、接纳空间,提供适合中医药发展的法规和标准架构,因此争取各国传统医学界的支持尤为重要。

其次要尊重中医药在海外不同发展模式,求同存异,构建共同发展空间。中医药走出国门已有千年历史,过程中与当地文化、技术、医学等结合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如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越南的东方医学等等,甚至现在各国蓬勃发展的中医、针灸等机构,许多服务模式、学科发展也呈现出与目前我国大陆中医药发展形态不同的特点,应充分理解中医药海外发展环境等的差异性,尊重各国民众、专家在海外传播、发展中医药科学中所付出的心血劳动与创造,包容其创新与改造,帮助其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核心价值理念与科学精髓,更多地运用技术的、学术的、产业的、合作的手段与方式,建设性构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制平台和工作机制,在包容各方、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建设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中体现主体性和话语权。

加强中医药国际标准的采标和应用,推动建立认证认可体系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篇7

一、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及其问题

1. 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

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主要体现在2003年国务院通过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的相关规定中。《条例》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活动, 加强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 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制定本条例。”可见, 政府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加强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 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 《条例》及《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又规定了政府鼓励中外合作办学的具体目标,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 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条例》第3条第3款规定:“国家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 其他条款中也有体现。其二, 满足国内对教育的需求。《条例》第5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应当符合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致力于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类人才。”《条例》第2条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是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表明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类人才, 是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其三, 促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实施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国家鼓励在中国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这条规定体现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在分配上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

2. 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目标存在的问题

(1) 目标范围狭窄。通过中外合作办学, 直接吸收了一定数量的外资投入, 改善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增加了我国教育供给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满足了部分教育需求;有利于培养国际化的人才, 是我国直接培养急需的国际化人才的一条捷径。[2]但从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来看, 仅仅上述三个目标不能涵盖中外合作办学在我国教育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 三个政策目标内涵不够丰富;另一方面, 没有指明引进后的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尤其是没有体现出中外合作办学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

(2) 具体政策目标缺乏可操作性。目前,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目标缺乏可操作性, 主要表现在目标缺乏具体措施予以支持, 或者提出的措施无目标可循。

中外合作办学中政府政策功能的实现源于政策目标的切实可行, 然而从中外合作办学这几年的实践中不难发现, 有关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目标缺乏可操作的配套细则。如国家鼓励在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但没有制定具体的相关政策, 引导国外教育机构与西部地区高校合作办学, 也没有对参加合作办学的西部地区高校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国家鼓励在国内新兴和急需的学科领域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但缺乏具体的相关政策来引导举办这一类的专业。

从《条例》和《实施办法》规定的种种具体措施来看, 仅有少数几项能够将具体措施与特定政策目标联系起来, 如果没有明确的政策目标给予支持, 这些具体措施的合理性就容易令人怀疑, 进而影响到具体措施的可操作性。

二、构建中外合作办学的层次性政策目标体系

在我国今后的教育发展中, 中外合作办学将大有可为。根据《条例》, 我国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总体目标是“加强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 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交流与合作的含义是指除了把教育资源“引进来”, 还应当强调“走出去”, 参与国际竞争。从最终发展目标看,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最终目标是国际化”[3]。其具体目标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

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是现有的主要政策目标, 也将是我国今后中外合作办学长期的发展目标。首先, 这是政策目标稳定性的要求。政策目标必须有稳定性, 不能朝令夕改。引进国外教育资源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今后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只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优质资源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已。就目前而言, 有学者指出, “优质教育资源”是指“世界范围内具有先进的教育水平、并能保持一定领先优势的教育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概念资源的综合”[4]。其次, 从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看,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 真正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很有限, [5]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任重而道远。

2. 满足我国教育需求

中外合作办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弥补教育供给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首先, 中外合作办学增加了我国教育供给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部分满足了教育消费者的多样化教育需求。我国目前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经不同程度地覆盖了除义务教育领域以及特殊教育领域之外的所有教育层次, 增加了受教育机会, 满足了广大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和学习需要。其次, 实施中外合作办学, 引进资金和国外先进高效的管理方式, 拓宽了教育筹资渠道。教育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和高效率的教育管理方式对于当前我国国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 中外合作办学使学生能够以较低的费用接受国外较为优质的教育, 节约成本。

3. 促进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国家应该按照既定目标配置教育资源, 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监管、教育资源的整合、不良发展的控制、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 发挥对市场的监管作用, 使中外合作办学健康发展, 实现我国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

(1)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首先, 确立教育资源在各层次上的合理配置的政策目标。我国目前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经不同程度地覆盖了除义务教育以及特殊教育领域之外的所有教育层次。然而, 就目前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整体发展而言, 各层次发展不均衡, 缺乏政策的有效指引。其次, 把促进学科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合理配置作为一项目标, 鼓励引进急需的学科专业, 抑制重复引进。最后, 在政策的选择上, 还要考虑地域因素, 把教育资源地域上的合理配置作为一项具体的政策目标, 引导和鼓励根据地域特色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2) 公平配置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部分, 肩负着实现教育公平的重任。所谓的公平配置教育资源主要包括公平和公开两部分。

第一, 把引进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作为一项政策目标。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把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 政府支持的目标还应该关注资源的公平分配, 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当前, 人们对高质量、高层次教育的需求远大于现实的教育供给, 在这种卖方市场中, 如果任由市场来调节, 尽管会带来竞争, 促进效率的提高, 但必然会诱发教育的垄断行为:学校 (特别是办学水平较好、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 通过较高的教育收费抑制教育需求, 从中营利甚至获取垄断利润, 由此形成许多教育不平等现象。”[6]因此, 应引导和鼓励中外合作办学面向国内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招收学生。

第二, 把信息公开在政策目标中加以明确。在信息时代, 为了确保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的实现, 中外合作办学的信息搜集和公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信息不对称问题会抑制中外合作办学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 在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目标中应强调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透明, 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4. 提高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

通过中外合作办学, 开展国际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以此提高我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1) 鼓励高校通过中外合作参与国际竞争。把提高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作为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的一个目标, 是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必然要求。1995年WTO的《教育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 将教育界定为第五个服务贸易领域, 国际性教育进入到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和“跨境教育”时代。作为我国“跨境教育”主要方式的中外合作办学, 应该把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政策目标, 来应对“跨境教育”作为国际贸易竞争这一趋势。

(2) 把保障和促进我国教育质量的提高作为一项政策目标。中外合作办学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 其显著优势就是能迅速引进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 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它能够优化教育课程, 改进教育方法;使大学教育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 等等。在国际合作办学中, 除了政府的调控外, 更多的要遵从国际市场上的“优胜劣汰”法则, 教育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一系列措施来保证所输出、输入的高等教育质量。因此, 我们必须把质量问题作为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政策目标来加以落实。

(3) 扩大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把扩大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作为一项政策目标, 使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个体向一定规模发展, 培育更多的具备实力和规模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更重要的是, 中外合作办学宏观上要进一步发展, 扩大开放, 形成规模, 才能在国际教育竞争中彰显出国际竞争力。

5. 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

通过开展合作办学提高本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是很多国家确立的教育目标。我国的中外合作办学目标定位, 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把“走出去”的合作办学纳入中外合作办学政策视野。目前, 增强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传播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的重要途径。因此, 积极开发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让中华文明走出国门, 提升我国的教育国际影响力, 不失为明智之举。

(2) 增强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长远之计, 是通过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使我国的教育达到领先国际的教育水平, 并创造出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成果。我们能否吸引和培养国际知名的教育大师和专家学者;我们的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能否逐步形成一些国际知名的教育品牌, 是衡量我国的教育在国际上是否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3) 把吸引国外留学生作为一项政策目标。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另一个因素是重新界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定义, 目前的《条例》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定位, 重在强调在中国境内以招收中国学生为主。这还是一个“引进”的思维, 没有转变到“走出去”扩大国际影响的思维上来。这一点上, 马来西亚在跨国高等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功值得我们借鉴。“马来西亚以跨国高等教育输入国为其主要特色, 但是其明显的发展趋势则是由教育输出大国向教育输入国转变, 并最终向成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方向不断努力。事实也证明它在举办合作办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距离其目标越来越近, 其中跨国高等教育的中转站身份起到了关键作用”[7]。因此, 应把招生对象扩大到外国留学生, 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 不仅使他们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扩大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 还能使学校参与国际竞争, 增加外汇收入, 减少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的逆差。

参考文献

[1]关于公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相关信息的说明[EB/OL].http://www.crs.jsj.edu.cn,

[2]栾凤池.当前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与发展探析[A].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06)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92.

[3]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题组.2002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国教育政策年度分析报告[R].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154.

[4]王敏丽.关于中外合作办学“优质教育资源”的思考[A].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06)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123.

[5]张乐天.中外合作办学与引进国外优质资源[A].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06) [C].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110.

[6]康书生, 孙怀春, 姚增辉.中外合作办学提供产品的性质与市场分析[J].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5) .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篇8

一、“引进来”是“走出去”的基础, “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更高阶段

“引进来”和“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 存在这先后发展的顺序规律。“引进来”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为“走出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走出去”则可以把握主动性, 更高层次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

(一) “引进来”是“走出去”的基础

1.“引进来”为“走出去”提供物质基础

随着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 特别是1992年外商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以来, 外资对我国经济各方面的促进作用已经十分明显。据统计, 1979-2007年我国GDP的年平均增长率9.8%, 其中1991-200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0.5%, 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外企对我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从1993年的9.15%增长到2006年的31.5%;许多大型跨国公司都争先到中国来投资, 在2002年以前外企的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每年都保持在10%以上, 形成了在华投资的总体基本格局。而2002年以后依然有跨国公司在此基础之上进入中国, 每年形成了超过5%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 增强了我国生产资本的投资;1992年后外企的外向型特征更加明显, 其出口额逐年增加, 占我国出口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27.51%, 迅速增长到2006年的58.18%, 推动我国成为对外贸易大国, 并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外资对我国的税收贡献也逐年扩大, 1993-2006年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从5.17%提高到21.19%;在就业方面, 截至2006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约为2800万人, 促进了我国就业数量和质量水平的提高。从以上数据可得,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此背景下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2400美元, 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与该指标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我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形成了一股强劲增长的势头。由此可见, “引进来”为我国“走出去”积累了物质基础。

2.“引进来”为“走出去”提供产业基础

截至2006年, 我国实际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的67.38%投向了第二产业, 尤其是以采掘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为第二产业提升资产质量、技术含量和劳动生产率做出贡献, 实现了我国第二产业的高级化发展。另外外商对服务业的投资也同样得以迅速发展。外商对第三产业直接投资项目比重, 1990年为5.7%, 2000年增至22.5%, 2006年已经达到37.95%。截至2006年外商累计投向服务业的投资额占全国实际投资额达到30.72%略低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38.8%) 。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 该比例将会随着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开放而进一步增加, 外商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比重将逐步上升, 对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投资比重将相应下降, 促使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在外资加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 势必会产生一些较成熟的和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行业。市场寻求型的企业, 不但通过“走出去”增加市场准入, 规避贸易壁垒, 而且接近市场, 可以根据当地的需求特点改进产品的生产和营销, 将企业的优势扩大到海外市场。效率寻求型的企业, 通过“走出去”将延长该行业产品的生命周期, 把这些行业的现有优势与东道国的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结合, 维持较低的成本, 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中的低端产业逐渐得以转移, 那么我国就可以集中有限的资源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向高知识、高资本和高技术的行业倾斜。由此可见, “引进来”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 “走出去”则有助于优势产业的扩张和落后产业的转移。

3.“引进来”为“走出去”带来示范效应

外资是推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外资熟悉国际市场而且外向型程度高, 在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生产体系的同时, 也逐渐渗透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和竞争机制, 使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越来越与世界接轨, 使国内企业“走出去”时更加适应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与此同时, 世界上许多知名的跨国公司落户中国, 他们通过示范效应向国内企业展示了其战略全球性、资源共享性、技术内部化、生产本土化等跨国经营的经验, 为国内即将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并提供国际经验。

(二) “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更高阶段

经济国际化既意味着外国经济向本国的渗透, 又意味着本国经济向海外的发展, 所以经济国家化就有两个发展方向, 前者叫做内向国际化, 而后者叫做外向国家化。一般说来, 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国际化要滞后于内向国际化。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先要通过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 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随着外资从中、低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以资源为基础的部门转向更高技术密集的部门, 东道国的投资发展路径逐步升级。最后一些有效率的国内企业通过对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开始形成一定的比较或竞争优势。所以只有在内向国际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发展中国家才有能力步入外向国际化, 即“走出去”的阶段。

一个健全的开放经济是靠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共同组成的循环机制建立起来的。如果长期偏重于资金流入, 是被动地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 会对外来资金和技术产生依赖。此外外国投资者一般会按照自己既定的产业调整战略进行直接投资, 不会照顾东道国的国家利益, 对东道国的市场和产业安全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通过“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 则会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展开竞争与合作, 变被动为主动, 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实现本国的战略利益。

二、“走出去”弥补“引进来”的不足

不可否认, 在外资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过度引进外向型外商投资企业, 从而造成了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果, 这不仅使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 而且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外国跨国公司竞相占领我国市场导致许多产品和产业的市场相对饱和,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某些行业甚至面临外资垄断倾向的局面。

(一) “走出去”缓解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系列矛盾

自1992年以来, 我国吸引外资速度加快且流量规模位居世界各国前列, 是全球资金的首选地之一。国际直接投资成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项目账户最稳定的来源, 并形成了大量顺差。另一方面, 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的贡献也大幅增加, 2006年其出口额占到我国总出口额的58%, 成为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为代表的外商直接投资, 导致了我国资本项目和经营项目的“双顺差”, 其产生的不利影响包括: (1) 造成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形成。截至2008年9月末, 我国累计外汇储备突破1.9万亿美元, 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巨额外汇储备虽然有助于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 但却加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大量外汇储备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存在, 在美国经济衰退的、美元贬值的背景下, 其安全性和营利性也难以得到保障, 外汇储备反而成为暴露在外的风险。 (2) “双顺差”加速了人民币升值, 使中国原有的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国际市场份额缩减; (3)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使中国的外贸发展环境更加恶化, 加重了与有关国家的贸易摩擦, 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绿色贸壁垒等引起的案件居高不下。

“走出去”能够降低资本账户的余额, 减少国际收支账户的顺差, 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走出去”还为巨额的外汇储备提供运用渠道, 除了可以降低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外, 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可以防止美元贬值带来的资产缩水风险, 甚至可以“抄底”并购一些优质企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 能有效突破国际市场贸易壁垒, 改善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关系, 并且靠近消费市场, 便于在国外终端市场深入展开广告宣传和售后服务等营销活动, 提高产品的当地化水平, 增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 “走出去”为国内企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但内需相对不足的时期, 许多生产和消费市场相对饱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凭借技术和创新方面的优势占据了许多行业的制高点, 我国市场充斥着许多来自世界的产品。这使得国内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 国内生产者不仅面临发展空间受到挤压的问题, 还面临着被挤出市场的危险。因此, 民族工业除在国内市场上努力创新与外资竞争外, 不能被动地在国内市场上进行防守, 还应积极主动地开拓和占领国外 (包括竞争者所在国和第三国) 的市场空间, 实现“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以市场换市场”的战略转折。

三、“走出去”获得“引不进来”的资源

(一) 技术资源

据商务部统计, 截止到2007年全球跨国公司已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1160多家, 我国已经开始参与到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化活动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然而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都不遗余力地对技术进行严密保护。跨国公司在经营中大量申请专利, 在争取获得更多的基本专利的同时, 还不断开发外围专利, 在基本技术领域筑起牢固的专利保护网, 使许多技术成了可以排他使用的产品。另一方面, 跨国公司为避免交易成本和技术泄露, 纷纷建立独资企业, 对先进技术都采用内部转移的方式进行, 大大增加了技术外溢的难度。所以我国企业要想获得最先进的技术, 是很难通过外商投资企业主动转移和被动溢出来实现的, 而到发达国家进行科技型企业的直接投资则是一条重要的捷径。我国企业可以在发达国家购并高新技术企业, 或者与当地拥有高技术企业合资建立技术开发公司, 雇用当地的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 利用当地先进设备和前沿的科技讯息, 直接吸收许多在国内难以获得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技术的逆向转移。

(二) 自然资源

虽然中国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却面临着诸多挑战, 国内资源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通过海外投资可以打破稀缺生产要素的国家界限, 使其在国际范围内流动。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带上适宜的技术和设备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投资设厂, 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在当地生产产品, 或在当地销售、或返销或销往第三国;另一方面, 也可以入股当地的自然资源产业, 进口所需的资源, 这样可以稳定稀缺自然资源的供应, 并且降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 我国2007年采掘业的境外投资占到对外投资存量的15.1%, 已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南美国家和西非等国家进行了矿产资源的投资, 有效减缓我国能源、原材料供应紧张, 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参考资料

1. 李东阳, 周学仁: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J], 《光明日报》 (理论版) , 2007.1.28;

2. 谢康, 丁蕾: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只能各国对外投资战略”[J], 《世界经济研究》, 2003年第6期;

3. 江小涓: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J], 《经济研究》, 2006年第3期;

4. 邢厚媛:

“‘引进来’与‘走出去’应相互融合”[J], 《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24期;

5. 李翀:

“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2期;

6. 吴勤学: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实务》[M],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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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翀:“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2期;

“引进来走出去”战略 篇9

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

《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蓝皮书的出炉,表明金融危机带来的生活压力使人们对文化娱乐有了更大的需求。在多种文化产业中,动漫的发展令人瞩目。从近两年的统计数据看,我国电视节目中电视剧制作有所下降,而动画制作却迅猛增长。目前我国动画电视一年制作324部,比上一年统计数字增加129部、1373集,部数增长比例高达66%。动漫类杂志在期刊市场中也快速崛起,有8种动漫和相关杂志在全国期刊零售市场单期发行量前30名,包括《幽默大师》 《小公主》《漫友》等。动漫产品本身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其衍生产品的市场空间更大。中国儿童食品每年的销售额为人民币350亿元左右,玩具的销售额为人民币200亿元左右,儿童服装的销售额达900亿元以上,儿童音像制品和各类儿童出版物的销售额达人民币100亿元。这些相关行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动漫产业的带动,因此中国动漫产业将拥有超千亿元产值的巨大发展空间。

虽然各种迹象都表明我们将迎来一个动漫时代,但是国家各部委于2006年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却强调“走出去”的发展方针,而对非常重要的“引进来”未见笔墨。近年以来,电视屏幕上的进口动画片突然少了许多,《灌篮高手》《名侦探柯南》《米老鼠》《海底总动员》等精彩的日美动漫几乎消失。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采取一定程度的政策保护,可能也是国产动漫发展阶段的必要措施,但简单地进口替代和抵制外国动漫却未必有利于中国动漫产业的长远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开放经济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既然如此,就应该让外国动漫与中国动漫一起走上荧屏,由消费者和市场决定它们的质量和发展。政府的职能应主要体现在判断外来动漫产业是否符合中华道德标准,是否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上。竞争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弱势企业在倒闭的压力下加强管理,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中国动漫产业相对于日美动漫来说是弱势的,一味的抵制和保护,会使中国动漫如温室里的花朵,禁不起风雨,只有适当地开展国际竞争,才能让中国动漫真正经历市场和消费者的考验,获得长远发展。

二、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发展

统计还显示,在当下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动漫作品中,日本动漫占60%、欧美动漫占29%,而中国原创动漫、包括港台地区的比例只有11%,明显落后于国外动漫产业的发展,整个中国的动漫产业仅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笔者认为中国大陆动漫在内容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原创核心人才,如编剧、导演;在市场方面的最大问题是低水平竞争,喜欢打血淋淋的价格战。这些问题在封闭的产业环境中难以根本改变,通过引进外资动漫企业,帮助动漫产业发展创意、加速高素质人才流动、规范市场环境是必经之路。

三、大力引进国外动漫的先进技术与人才

这是发展“引进来,走出去”动漫产业的必要条件,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拥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但是在动漫产业创意和技术上却大大落后于国外。所以,我们要积极引进国外的技术和人才,实现互补,优势融合,把外国技术与本国优秀文化相结合,创造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动漫作品。同时引进外国动漫,学习和借鉴外国动漫的技术和理念,打造具有本国特色的动漫产品,使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

四、引进外国动漫也是现今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要求

民族文化是世界各民族屹立于文化之林的根基,是各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各民族合作发展的精神纽带。引进外国动漫,同时打造优秀的中国本土动漫作品,有利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在作品中博采众长、互相融合,能增强各民族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也有利于通过对中华文化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