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共12篇）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1

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名称的来源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源, 都认为是起源于1915年。学术界大多同意以1915年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 , 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提倡民主与科学, 反对封建文化, 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1833年8月1日, 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一份中文杂志, 是中国现代杂志或现代报刊的开端, 叫做《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以此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1]

关于五四运动的起源, 黄志文发表于1999年5月3日《新闻汇报》上的一篇文章, 提出:“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用笔名‘毅’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是第一次在印刷品中采用这个提法, 以后这个名词就成为这次运动的正式名称。”不久, 欧阳军喜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刊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一文中也持同样观点。”[2]另一种说法是:“五四运动发展到1919年5月20日, 此一四字名称即出现于报刊, 为世人所知。《晨报》在20号登载了《北京学生界罢课宣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上总统呈文》, 两文正式提出了‘五四运动’一词。”[3]经考证, “五四运动”这个名词首见于1919年5月18日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宣言。8天之后, 被新潮社骨干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沿用。当年6月, 这个名词已被普遍使用。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 主要根据学者所持不同观点划分:一种观点以新文化运动的起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 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几年间进行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青年杂志》为标志, 一场催促新革命风暴到来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另一种观点以五四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实践的内涵, 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4]1919年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终结, 这一运动己经具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内涵特征, 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洪晓楠在《五四运动的历史全市与话语重构》中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不同的人对五四运动有不同的看法, 而五四形象和五四话语就是在不断的纪念、研究和回忆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一种意见认为, “五四时期”这个概念, 从文化角度考察要比从政治角度考察长好几年, 可以狭义和广义加以区分。狭义指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的“五四爱国运动”, 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五个高潮。广义指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其间又以五四爱国运动为界标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不同阶段 (具体划界也有不同意见) 。另一种意见认为, “五四时期”专指五四爱国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间, 即中国共产党建党准备期。持这种意见的研究者, 又将“五四”前后的历史按照历史和逻辑的发展顺序, 提出“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五四时期”三阶段说。

史涅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精神》中说:“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自发的爱国运动”, 五四精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五四运动精神, 因为五四运动只是部分地体现了五四精神。只有结合新文化运动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五四精神。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 它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之中, 它把新文化运动分截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新文化运动, 通常称为思想启蒙运动, 它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谁备, 五四爱国运动又反过来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并使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彭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此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 向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 使中国青年从长期封建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 被称为20世纪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重估中国旧文化、容纳世界新文明、实现思想大解放的运动, 是一次真正拉开中国现代化帷幕的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常被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1935年1月4日接受香港大学博士学位, 答谢讲演题目就叫《中国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反对尊孔复古逆流, 也是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就在1915年, 陈独秀等人拿起了批判的武器, 而蔡锷等人则是以武器进行批判, 两者互相配合。也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起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后社会现实的反应。”[5]

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五四运动”是以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北京学生游行示威运动而得名的。确切地说, 应当称它为“五四爱国运动”或“五四群众爱国运动”。而后来人们所称的“五四运动”, 有时候是专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 有时候则同时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历史内容:一个是五四爱国运动, 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戴知贤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模糊概念, 既特指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以爱国救亡为主题的学生运动, 也包括以1915年《青年》 (后改名为《新青年》) 杂志的创刊为标志、以思想启蒙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前者体现了反帝的民族解放要求, 后者体现了反封建的民主要求。”

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概念。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对民族文化进行批判和创新的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 它同时又扩大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半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正式出现。[6]

新文化运动为学生运动提供思想上、人才上的准备, 学生运动在政治上的胜利冲击了军阀政府及其所维护的传统文化的权威感和控制性, 并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扩大到了中、小城镇。史涅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精神》说:“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看, 可以说,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结果。新文化运动经过数年发展, 宣传了爱国、科学、民主等思想, 营造了广泛的舆论环境, 启发了民众的觉悟, 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总之,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鸦片战争以降国人追求思想解放的潮流提升到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对传统求解放”这样更加自觉和深刻的层面上来的, 同时, 长期积累的言从西方的非理性倾向也被放大了。[7]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君主立宪制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为学生提供了思想上、人才上的准备, 学生运动在政治上的胜利冲击了军阀政府及其所维护的传统文化的权威感和控制性, 并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扩大到了中、小城镇。二者相得益彰, 造成了巨大声势, 也取得了巨大实效。“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人的运动”。

摘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思想发端。而对于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以及时间分期历来争议较大。收集、梳理有关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成果, 可以大致勾勒出有关这三个范畴的研究概貌, 找出三者辩证关系, 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关键词：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概念区分,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袁伟时.厘清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 2010 (4) .

[2]孔凡岭.“五四运动”一词的最早出现及其涵义的演变[J].中共党史研究, 2001 (3) .

[3]李少兵.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五四运动的定性及其历史解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

[4]周振华.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J].江淮论坛, 2011 (6) .

[5]龚书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 1996 (6) .

[6]陈漱渝.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议:上[J].鲁迅研究月刊, 2009 (7) .

[7]郑师渠.完整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内涵[J].河北学刊, 2009 (1) .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2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公民道德的启蒙意义

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之中,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封建主义道德的一个高峰,它对封建道德的讨伐比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更为深刻和猛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伦理道德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与独立、平等、自由原则格格不入.新文化运动的道德目标还是在于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道德.

作 者：张博颖 ZHANG Bo-ying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300191刊 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34(5)分类号：B82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公民道德 启蒙

吴宓日记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3

我常常喜欢先从结尾看作品或者文章，所以这次也是倒着看吴宓日记的，其中和“五四”有关的记载确实不少，首先被我看到的是1969年那一次。那时，文革浩劫已持续数年，但暂时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吴宓也和无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继续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而他数十年来最为佩服也最为尊重的老友陈寅恪，就在这一年死了。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岁月里，吴宓尽管无比担心陈寅恪的情况，却无法得到任何陈寅恪的消息。这一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十周年。虽然是非常时期，当时的所谓“两报一刊”还是发表了纪念性的社论。

也许是这个特殊的日子激起吴宓的思绪，在1969年5月4日的日记中，他不仅记下了“两报一刊”发表纪念性社论的消息，还阅读了毛泽东有关五四运动的著作两种，即《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新民主主义论》。此外，为表示自己的政治热情和坦白罪行的决心，吴宓还打算“撰交代材料一篇，述说宓1919年在美国对五四运动之误解（不合于毛主席之思想）及反对‘打倒孔家店’之顽固态度，而未成”。

那么，这个材料何时写成的？据吴宓日记，其实是直到5月22日才开始写，中间还中断了几天，到6月1日完成。开始仅有三页，最后6月2日上交时为七页，内容还算丰富。可惜，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看到这个材料的具体内容。不过，既然是吴宓对自己1919年在美国留学时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行的自我批判，自然可以从其当年的日记中，先看看1919年的吴宓，对当时尚在进行的五四运动说了些什么。

可惜吴宓1919年5月日记已经缺失，故只能从５月之后的日记中发现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意见，其比较重要者有下列几条：

8月31日：今国中之妄谈白话文学，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无所顾耳。

9月7日：吾国人情势隔阂，其自命新学通人，所见适得其反。

9月19日：林君（林语堂）人极聪敏，惟沉溺于白话文学一流，未能为同志也。

11月12日：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扰。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美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

12月14日：今之盛倡白话文学者，其流毒甚大，而其实不值通人之一笑。明眼人一见，即知其谬鄙，无待喋喋辞辟，而中国举世风靡。哀哉，吾民之无学也！

12月30日：新文学之非是，不待词说。一言以蔽之，曰：凡读得几本中国书者，皆不赞成。兼通中西学者，最不赞成。惟中西文之书，皆未多读，不明世界实情，不顾国之兴亡，而只喜自己放纵邀名者，则趋附“新文学”焉。……夫“新文学”者，乱国之文学也。其所主张，其所描摹，凡国之衰亡时，皆必有之。……“新文学”者，土匪文学也，……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

以下为1920年中比较重要的几条，因在内容上与上年有连贯性，故也摘引如下：

2月12日：陈君寅恪来，谈中国白话文学及全国教育会等事。倒行逆施，贻毒召乱，益用惊心。

3月28日：幼涵来书，慨伤国中现状，劝宓等早归，捐钱自办一报，以树风声而遏横流。宓他年回国之日，必成此志。此间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张君鑫海谓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盖胡、陈之学说，本不值识者一笑。凡稍读书者，均知其非。乃其势炙手可热，举世风靡，至于如此，实属怪异。然亦足见今日中国人心反常，诸凡破坏之情形。……

4月6日：我侪以文学为专治之业，尚未升堂入室，而中国流毒已遍布。“白话文学”也，“写实主义”也，“易卜生”也，“解放”也，以及种种牛鬼蛇神，怪象必呈。

显而易见，吴宓与陈寅恪以及当时留学哈佛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确实有异议乃至反对意见。由于是私人记录，吴宓的语言有些甚至近于谩骂。至于吴宓的行动，自然是当时就撰写了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以及回国后与梅光迪等创办《学衡》，正式与新文化运动唱对台戏，其反对态度应该是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对此，可从其之后的日记中找到“证据”，看每年的“五四”前后这个敏感时间，其日记中是否有些相关记载。为此我把时间段限定为每年的5月1日至5月7日，也即吴宓最有可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表感想和回忆往事的时间。尽管其日记残缺，还是发现有九个年份的5月4日前后，其日记中有关于五四运动的内容。其中1949年之前为三次，之后为六次：

1940年5月4日：是日五四运动纪念，放假。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宓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

1944年5月4日：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早寝。

1945年5月5日：燕大上课。讲封建帝国之定义，以斥叶绍钧等五四之谬说。

上述三条内容，显然可以说明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不过有一点要指出，吴宓尽管反对新文化运动，但与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倡导者和代表性人物的私交还算不错，这在其日记中有记载可证。此外，吴宓对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一概反对，比如对于新文学的一些创作成果，他一样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对徐志摩的新诗、茅盾的小说等，他还特意撰文给予赞美。

不过，吴宓的这种态度在1949年后发生了微妙变化，这自然是由于五四运动在1949年之后已经被定为伟大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爱国运动，吴宓自然不会再公然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既然是日记，则吴宓还是可以说一些在我看来已是“俗语套话”的不敬之词。例如1958年的那个5月4日，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操场学生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按如五四运动等之意义，今已全改。今后之人，无人能知历史之真相。以身历五四运动之人，而不许谈，不能谈，不敢谈五四运动。历史何在？真理何存？……”

这吴宓也确实“顽固”，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以及反右运动后，他还是如此“执迷不悟”！我于是想看看在1952年，那个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高潮中，吴宓对五四的看法是否有些不同？结果是看到他那年5月5日日记中有这样的文字：“晚，赴庆祝五四青年节大会，由新青团主办。……某一年级女士述党团对其教育，（简言之，使成为无人性之坚强工具而已。）而终于对伊父（金城银行经理之类）之检举及斗争。彼韶秀其貌而虺蜴其心，是新教育最上之出产品也。后来为游艺节目，如朗诵诗、短剧、合唱等，千篇一律，并其腔调亦今昔不异。”看来那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没有触及吴宓的灵魂，尽管他十分不情愿地写了长篇检讨并在报刊上发表〔1〕。

至于吴宓在1955年5月7日之日记中，则不仅依然坚持对胡适及其美国老师杜威的攻击，而且他还“狗胆包天”地攻击当时的苏联专家，说苏联专家的学术著作不过是政治宣传品而已，说在苏联指使下开展的批判胡适，其实不过是为了反对美国，并非真正的学术批评。

至此，我们可以说，吴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耿耿于怀”、“腹诽”不断的，也就难怪他一直居于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边缘，且常常遭受批判。在1949年之前，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在1949年之后，他的角色自然不会变，但其当年的对手之一胡适，竟然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敌人，不知不觉中，他们站在了一起——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实，吴宓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有过正面评价的，不过不是在日记里，而是在他所亲自撰写的个人年谱中。仅将有关文字引用如下：

本年，为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之年。……五四运动初起，北京学生殴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毁其住宅，又逼劝商人抵制日货，宓以为此系反对日本之爱国运动而已。虽其后得见五四运动成为提倡新诗、白话文、国语、打倒“孔家店”、攻击旧礼教之新文化运动，兼及新教育、聘请杜威与罗素赴中国讲学。而终不知五四运动急转直下，六月三日已变成“六三运动”，此时即有《向导周报》杂众刊物中出现，但显然为共产主义者之机关报。演变至1949三十年后。遂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统治着全中国，且进而指导世界人民革命。如此丰功伟烈，岂宓当年在美国所能梦见者哉！〔2〕

可惜的是，吴宓此段中对五四运动的赞美有些言不由衷，显然是以后修改过的，这从其语句的前后不连贯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最后一句，明显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关于吴宓修改自己的自编年谱事，已有人写过文章，不赘。

最后，我忽然想到，该看看胡适在五四这样的纪念日有些什么回忆。于是打开《胡适的日记》，见其1937年5月4日这一天是这样写的：“今日为五四十八周年纪念，北大同学今开会欢迎蔡先生，地点在老万全，我去稍晚，同学签到簿上已满二百人。狄君武致开会辞，蔡先生演说完即辞去。我有演说，颇带感情，最后竟哽咽不能说完。”看来，这胜利者终究是胜利者，即便是哽咽，心中恐怕也多的是高兴和激动。只是不知道那时的胡适，是否预料到十几年后，他会和吴宓一起，被置于受批判的境遇？历史老人开起玩笑来，有时确实是不知轻重也不懂是非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怪罪他也无法怪罪他的。而且，谁让我们自己主动上台表演的？吴宓曾经和陈寅恪相约，实在无处可去，连书也不能教时，就辞职经商去，也许中国确实少了两个成功的企业家也说不定呢。

注释：

〔1〕拙作《国谁之国？》，载《随笔》2008年第三期，对此事有详细评述。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4

1.“五四文化圈”的含义

“五四文化圈”的论述学者给出这样的定义, “五四文化圈”中的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分歧, 就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在这里“五四文化圈”有了知识分子思想碰撞后的自由发声与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 传统文化又在这个大圈子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它汲取了西方的先进思想, 在历史车轮前进的浪潮里不断淘汰掉糟粕, 使得自身更适合人的个性发展而适应整个社会, 也在这个过程中捍卫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应有地位。

2.“五四文化圈”中关于传统文化的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过激言辞必然暴露了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某些缺点, 但传统文化在此时也走出了权威统治的地位, 让自身缺陷呈现于大众, 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好事, 也让传统文化在批判中成长起来。

五四中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比较激烈的如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上所发表的陈独秀 《再论孔教问题》, 提出“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他在《文学革命论》中也几乎否定了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文学:“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 极其长技, 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通常钱玄同也被认为是一位激进派人物, 他认为陈独秀的此类论调“虽若过悍”, “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 实不能不以如此面目加之。”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归为我们通常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 其中的论争或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胡适有时被人当做全盘西化的人物, 但他之后倡导的 “整理国故运动”以及种种努力同样对发现与重新评定传统文化价值有着重要作用。如果仅就一些言论就来判断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是一个全盘否定的态度, 或者认为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只是被扼杀与打倒也太过于片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但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管是支持的和反对的人都围绕着传统文化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无疑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里获得了勃勃生机。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了传统文化一个先天发展的背景, 倡导一种科学精神来重新评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发现与继承优良传统文化, 淘汰糟粕文化。所以传统文化在“五四文化圈”里让右的人有保守的对象, 让左的人有批判的对象,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传统文化有精髓也有糟粕, 它的这样一个性质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富有张力的自由的氛围, 而在这样自由的氛围里传统文化又获得了前人从未有过的研究。

二、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面对先进的异质文化, 本土文化就踏上了再认识的旅程。 《新青年》是反传统的阵地, 陈独秀曾经明确提出: “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 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 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传统文化在当时已不能被容忍, 在将来的社会也被预见成百害无利。立足于今日保护与继承传统文化的大立场, 我们很容易生发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误解。 但回归历史场景, 在一个封建愚昧的时代, 一切还在黑暗当中, 当先进的知识分子急迫地想要改变社会之时, 如果第一声呼喊不足以振聋发聩, 那后来的一切活动都只会是历史上的一圈涟漪而掀不起一点思想的波澜, 以“矫枉过正”来评述不如说是一次奋进中的“求上得中”。

在西方文化未进入中国之前, 传统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站在新浪潮里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必然见其糟粕而有意忽视其中的精华, 但是作为真诚有良知的纯粹知识分子对于真知与文化精髓又是无法抗拒的, 在其后要论述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知识分子也主张“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不仅体现了对于传统文化本身的尊重, 也是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浪潮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误传, 从中学教科书开始就启蒙于今天的我们, 造成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误解, 无疑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反对孔孟之道, 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 但在“五四文化圈” 中, 它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希冀在一个黑暗的社会中发展起更有利于时下发展的文化。从前我们对传统文化一味的崇拜在那时改变了, 让大众认知到传统的不一定就是绝对的, 前人的不一定就是不可改的, 在这个再认识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依然还是传统的, 在今天, 传统文化依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统治地位, 我们的思想与行为仍然深受着儒家文化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激烈的言论与浪潮没有冲击传统文化的地位, 但却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里再认识, 认识到其可取的地方, 也认识到其糟粕。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意义

以“整理国故运动”来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整理国故运动”有它明确的目标就是还传统文化一个“本来面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主张以五四科学的方法研究传统文化, 胡适也曾经强调“国故”一词是没有褒贬意义的中立词语, 只是“为真理而真理”, “为学术而学术”, 这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而是在去其糟粕的过程中达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破旧立新的目的, 也在进一步的整理与认识中升华了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从这点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 我们何谈西化, 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一些文人掀起的反对传统文化的运动, 它也不会有那样精彩的论争, 也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自由浓烈的一个学术氛围。所以所有激烈的、保守的、温和的言论和知识分子都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传统文化集中于这样一个圈子中, 构成了自由和富有张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五四文化圈”里, 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扬。

结语;

关于传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误解背后也是对当时历史场景的忽略所致。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在批判与否定的背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场域。在新的研究方法下, 在科学理性的指导精神下, 传统文化在外来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更加熠熠生辉, 它也打破了从前的唯孔孟之道为尊的格局, 让整个中国文化迈向了更加丰富与多元化的多彩局面。

参考文献

[1]李怡:五四文学研究, 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9年第3期

[2]李怡:“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

[3]周振鹤: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的飞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剖析,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3期

[4]严家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 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5]李怡:《甲寅》月刊,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年第4期

[6]李良玉: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5

这一次历史课讲的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给我相当大的感触。其实近代史这部分内容一直都是我们学习的重要历史内容。从初中开始再到大学，历史课程中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部分都给我新的感触。

在那一个风云变幻时代，时代召唤着英雄，那个时代的先进积极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和破旧创新精神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需要先开启国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愚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爆发五四运动，就有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们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都是让我钦佩的人。他们敢开历史之先河，这便可以称得上伟大。我想这也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原因吧。也许人们常常会想到新文化运动局限，最突出的就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有不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完全否定国学。李大钊就说过，“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

在五四运动中，最耀眼的历史人物莫过于学生了。比起那个时代的学生，我不禁有种羞愧之感。读着那一段历史，听着那一段历史，总能让我感到热血在心中久久激荡，仿佛应和着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们。他们有感情，有热血，为了祖国而怒吼！想如今，关心国家时政的学生是不是少了呢？为国家请愿，流血牺牲的精神是不是不再有了呢？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 篇6

用中国的“启蒙运动”来描述新文化运动，几乎已成为一种老生常谈，但很少有人去认真追问，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种启蒙运动？或者说，“启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涵盖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如果不去思考和澄清这个前提性的问题，而只是不假思索地借用“启蒙”来界定这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我们对它的认识就会日趋单薄和僵化而不自知。

之所以使用“借用”一词，是因为“启蒙”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自我理解。“启蒙”一词古已有之，通常指幼童发蒙，晚清以降，又衍生出开启民智的近代内涵。晚清知识人借助白话报纸等媒介，向民众灌输新知，形成一股面向下层的启蒙运动，征诸史实，可谓名实相符。但这里的“启蒙”尚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Enlightenment的对译语，现在通行的“启蒙”概念应当是清末从日本输入的。五四时期，《建设》《改造》《少年中国》等杂志上有零星的对欧洲启蒙运动的介绍，但“启蒙”一词远未通行，更不可能成为当时人对新文化运动的界定。北伐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概念才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陈建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翻译、书写及挪用》）。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为一场“启蒙运动”，是后来者的历史阐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化人开始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左翼文化人的论述中，“启蒙”并未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今人想象中的那种荣光，相反却标示出这场运动的缺陷和不足（张艳：《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五四启蒙运动”成了被批判和有待超越的对象，左翼文化人借助对新文化运动相对负面的历史评价，获得了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方向感。这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在一百年来对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和阐释中是很常见的。

一九四○年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历史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民主主义论成为解释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范式，启蒙运动式的理解随之隐退，直到八十年代才又重新浮出水面，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按照李泽厚的理解，新文化运动应该在中国完成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即确立自由、民主等一系列现代价值观，但随后迫于救亡要求而兴起的政治革命，中断了启蒙运动的历程，结果使得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形态和社会结构沉渣泛起。如今救亡的压力已不复存在，需要重新回到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使命上来，补上启蒙运动这一课，这就是当时的新启蒙思潮。李泽厚的论述影响很大，基本上笼罩了近三十年对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和阐释。即便是那些反对李泽厚启蒙主义立场的论者，也往往沿用他以“启蒙”界定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或拓宽“启蒙”的内涵，将李泽厚贬抑的政治革命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如黄纪苏、祝东力：《“五四”之后的两种启蒙》）；或反其道而行之，以革命文化反衬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如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至于对“启蒙”概念本身的辨析，却少有涉及。

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范式”，将“启蒙”看作不言自明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范畴，应用于新文化运动这一特定的历史对象，结果是后者的面目变得越来越模糊，其意义也日趋抽象化甚至空洞化。理论上说，人们自然有理由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概念，赋予其一定的内涵，来理解新文化运动。但问题在于，“启蒙”和“启蒙运动”本身是来自西方具体历史脉络的概念，在挪用它们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文化运动的时候，如果不能澄清中西两种历史之间的关联，概念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其实在西方对启蒙运动的阐释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意大利思想史家费罗尼（Vincenzo Ferrone）在《启蒙：一个观念的历史》（The 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an Idea）一书中，区分了“哲学家的启蒙”和“历史学家的启蒙”，特别强调“启蒙”作为西方文化历史中的一个范畴的特殊性。启蒙的哲学内涵与启蒙运动的历史性密切相关，启蒙的普遍性只有在它具体的历史脉络中才能被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能不能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尝试着去探索、把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的这场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

二

概括地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在思想文化以至社会的各个领域确立理性的原则，它的基本路径，是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探讨获取真正可靠的知识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贯穿到对自然、历史、政治、法律、艺术等对象的研究中去。启蒙哲学家关心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去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十七世纪的思想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形而上学的体系，这些体系依托于上帝这个超验的存在，用卡西尔的话来说，“真理问题不可能独立于上帝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对神的本质的认识构成知识的最高原理，其他一切确定性都要从这里演绎出来”（卡西尔：《启蒙哲学》）。而到了十八世纪，伴随着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启蒙哲学家转而从具体的经验和个别的事实入手，用分析的方法，重构人类的知识图景。理性不再是上帝的赐予，而是植根于人自身的一种禀赋和能力，人类不必依靠上帝的指引，完全通过自己的理性，就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个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可以说是启蒙运动最核心的诉求。

启蒙运动的这一诉求，在康德写于一七八四年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达。康德开篇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强调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即不是别人强加的，不能以上帝或其他外在的权威为借口，可见在康德这里，基督教已经不再是人类运用理性的障碍了，这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成果。既然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那么摆脱这种状态也只能靠自己，同样不能乞灵于上帝或其他外在的权威。简而言之，无论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状态，人类都要对自己负责。人的主体性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条件，而人需要做的，就是拿出勇气，勇敢担负起自己的主体性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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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运用已经毫无障碍。康德接下来说：“必须永远要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所谓“公开运用”，是指学者在听众面前所能做出的那种对理性的运用，而像军官或牧师那样担任国家公职的人员，因为要服从岗位的要求和国家的权威，对理性的运用只能是私下的和受限制的。虽然康德没有明言国家对理性的限制是不合理的，但他显然认为，最好在国家事务的各个领域，在宗教、立法等部门，也允许臣民公开运用他们的自由，而且这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十八世纪后期的普鲁士王国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康德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时代，但还不是一个启蒙了的（enlightened）时代。

在康德这篇文章问世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启蒙运动的理念开始被付诸政治实践和国家体制的设计。但康德的这篇文章已经揭示了启蒙运动的内在逻辑。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是从认识论的革命开始的，但它扩展到政治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它内在地包含了按照理性的原则重新设计和构建包括国家、社会在内的整个生活世界的要求，理性要求获得这样的自由。可以说，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世界理性化的进程。到了十九世纪，启蒙思想家所规划的合理的世界的蓝图，许多部分已经成为现实。普遍的法律和同质化的国民构成理性化的国家，遵循理性规律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直接刺激了工业化的兴起，最重要的当然是建立在对自由劳动力加以理性化组织基础上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地积累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必然向外扩张，这种扩张是以理性化的国家机器，以及被现代科学技术装备的军事力量为支撑的。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理性化包含了大规模的暴力，变成了启蒙的自我异化，启蒙运动高扬的主体成为权力的机器。启蒙哲学家呼吁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结果是理性化的、非人性的机构和力量对世界的统治。

作为对理性化的反动，十九世纪西方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潮，资本主义扩张引发的社会危机，也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萌发提供了土壤。但就总体而言，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很少有人怀疑资本主义支配和统治世界的前景。韦伯在发表于一九○五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把资本主义秩序描述成“钢铁般坚硬的外壳”，看不到任何改变的前景。而对于面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的中国人来说，韦伯的忧思是过于遥远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西方支配的这个世界体系中生存下去，为此就不得不用理性化的逻辑来改造自身。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也开始一系列改革，尝试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接受理性化的国际法体系和自由贸易体系，建立新型的现代国家。从清同光年间的自强运动到清末新政，清政府为挽救王朝命运所做的努力，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理性化的方式进行国家建设，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虽然各自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设计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也都处在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的脉络上，都把西方国家看作中国应当效仿的模板。简单地说，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想象，实际上是已经被常识化的启蒙理念，是一套已经被广泛接受，其普遍性似乎不言自明的理性化话语。虽然章太炎、康有为和早期鲁迅等少数思想家有过批判性的思考，但总体来看，晚清知识界的主流是服膺普遍性的启蒙理念的。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在接受一部分启蒙观念的同时，提出了不同于十九世纪文明的新的构想，打开了另外的思考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不仅不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中国翻版，反而是对启蒙运动及其话语的超越。

三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最初的动因来自民国初年现实政治的刺激。中华民国建立后，有了共和体制的架构，包括国会、政党和一整套现代国家政治运作的模式，这些构成了理性化的政治结构，然而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袁世凯的不断集权直至称帝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共和政治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陈独秀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 《青年杂志》的，他意识到要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和民主政治，仅有制度上的设计是不够的，还需要价值和伦理上的自觉。《新青年》将伦理问题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来讨论，由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被重新问题化，国家本身也成了有待重新构想的对象，国家建设不再是政治的归宿，政治被放置到个人和社会的层面上重新理解和锻造。简而言之，晚清思想家所接受的西方十九世纪的现代性方案不再被视为天经地义，在变化了的问题意识中，个人、社会、国家都需要被重新定义、想象和建构。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一个包含着一贯原则的整体性规划（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而在于打开了一个多重的论辩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思潮和派别竞相登场，相互激荡，释放出巨大的变革能量。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它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化不断追求对越来越多的土地和人民的统治和控制，终于在西方内部制造出这场惨烈的战争，它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启蒙理念的破产。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又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参照。新文化人开始想象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启蒙规划的另外的现代性道路，如陈独秀所言：“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一九一六年》）“吾人理想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时局杂感》）对这个尚未形成的包含着“新理想”的“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中国人不是西方被动的追随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参与者。

今天来看，新文化运动最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是它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是无法用“启蒙”来概括和穷尽的，无论赋予它怎样丰富的内涵。我们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果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身上，也能看到这种开放性。中国革命在具体斗争中发展出的策略和战略，它对阶级身份灵活和动态的处理，尤其是它对革命者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都是中国革命的特色与实践成果。中国革命对情感、意志和能动性的看重，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对伦理问题的关切。新文化运动所滋养的、在实践中历史地展开的中国革命，它的特殊性正是创造新的普遍性的前提，中国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意义端在于此；中国革命开创的历史格局能够绵延至今，且保留未来的可能性，亦有赖于此。而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之间这种内在的联系，恰恰为启蒙话语所遮蔽。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中国革命的余荫之下，失去了对这种联系的把握，就无法真正理解新文化运动与今天（尤其是今天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和思考）的相关性。

从比较思想史的视角来看，欧洲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确有相似的地方：作为思想文化运动，它们都扩展到政治的领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在各自的历史脉络中，它们都具有为现代性奠基的意义。但这种相似性不应使我们得出结论说，新文化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版本，那恰恰是对前者的贬低。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正是启蒙理念在全球遭遇危机的时刻，而这场运动正是克服这一危机创造新文明的努力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和把握新文化运动，而不是用单一的“启蒙”标签去固化它，我们才有可能去重新激活它内在的能量，让它成为今天思考和实践的活的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7

(一)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妇女问题, 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许多小生产者成为自由劳动力, 妇女也走出个体家庭的小圈子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像无产男子一样卖力地独立生活。由此, 妇女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 地位得以提高。作为半封建本殖民地社会的女劳动力, 深受三重大山的压迫, 又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机器生产密切联系, 是构成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分,

(二) 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 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 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 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 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 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 进行集会抗议, 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 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 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 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 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一) 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 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 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 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 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 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 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 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 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 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 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 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 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 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 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 实现社会主义, 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 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 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 不折不回者, 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至若勇往从戎, 同仇北伐, 或投身赤十字会, 不辞艰险, 或慷慨助饷, 鼓吹舆论, 振起国民精神, 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 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 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 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 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 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 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 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 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 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 她们一起来, “一声摇班, 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 用罢工的手段, 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 “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 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 “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 只有去找群众, 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 要求解放最迫切, 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 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争取社会主义前途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 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指明了方向, 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 从此, 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 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 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 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 那是虚伪的, 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 妇女才能真正解放, 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 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 在革命运动中, 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 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 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 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 显示妇女的能力, 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 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 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三、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局限性

(一) 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 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 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 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 反而以男性为榜样, 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 其结果是, 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 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 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 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 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 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 因此,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 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 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 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 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 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 但实际上, 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 就业范围小, 也不能同工同酬, 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四、五四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首先, 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 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 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 五四以后,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 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 开创了新的纪元。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 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 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 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8

尽管新文化运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直被学者所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启蒙者所提出的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为代表的激进主张 ,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造成了在五四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但也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把孔子和儒学一笔抹杀,并非是全部否定传统文化,而是矛头直指封建礼教,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新文化运动以消灭封建道德规范和宗法制度为目标,反对用君主专制下的道德来支配现代社会,反孔只是作为反封建的一个突破口。新文化运动是反对封建礼教,反对陈腐和愚昧, 摒弃落后的运动,反儒言论的重点是放在破坏礼法、破坏旧伦理、破坏旧习俗上。这种情况表明 , 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礼教 , 而不是传统儒学。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历史背景,是在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军阀统治日趋黑暗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民主政治。西方启蒙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使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对于西方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器物和体制的学习层面,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冲破封建思想意识的樊笼。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学习西方的思潮达到高峰。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也使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受到更多的批判,几千年的正统地位意识不断被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批判过程 , 对儒学所负载的“旧道德”发动了更为直接猛烈的攻击,不仅抨击其与封建专制主义的联系,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而且深刻批判宗法家族制度,并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革新 , 取消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和社会制度依据的资格。

尽管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这一口号的提出并没有将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彻底割裂,而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使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合璧,借着“反孔”的口号推行新文化的主张。“反对文言,提倡白话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其内在主旨即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语境中急于突破传统,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走向现代的运动,它并没有失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只是在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洗礼下 , 使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自觉生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反儒”斗争 , 主要发起原因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他兴起了一场“尊孔复古” 活动,这也激起了新文化倡导者的愤怒。以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深受封建思想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国民的心灵尘垢。面对“尊孔” 逆流,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的身陷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由此掀起了一场宣传资产阶级文化,批判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者们抨击腐朽与愚昧,但并不等于是完全否定儒学,只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主流,使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化。“五四”的倡导者们在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也不断学习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改造和弘扬。尽管在反封建的文化斗争中 , 在面对顽固的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势力和封建统治面前 , 先进知识分子们发表过过激的言论,在思想方法上也欠缺成熟,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建传统,改革儒学,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并不是全面否定传统,更不是与传统文化彻底断裂。“新文化” 生长的沃土是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是其骨子里不言而喻不必强调的存在。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它抨击的是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制度,是对抗陈腐和愚昧,摒弃落后的运动。重点是放在破坏礼法、破坏旧道德、破坏旧习俗上,提倡“民主”和“科学”。这就表明,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礼教,而不是传统儒学。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帝国势力和西学入侵的背景下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9

感悟之一, 文章对公司实行“现代医药商业模式”运行实践后对文化的思考, 提出一些很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感悟之二, 文章对文化是雷允上 (西) 超越发展的灵魂, 价值取向是文化的灵魂, 尽管还没有明白的提出, 但在文章一开头就有这个意识, 这是很了不起的;感悟之三, 文章强调“一把手”应是文化的第一推动者、第一责任人、第一宣传者, 把文化作为“一把手工程”而形成文化领导力;感悟之四, 文章是对中华老字号现有成就本源的追溯, 源于对创新孜孜追求。在实践中形成推崇创新的观点:不创新是老字号最大的风险, 许多老字号墨守成规创新不足, 要生存发展必须创新, 这是对创新的肯定;创新的动力, 既来自实际需求和竞争对手的原因, 又同时来自反击“废医存药”错误观念的需要, 创新观念很重要, 解决了中华老字号创新动力来源问题, 为中华老字号提供了开启创新之门的钥匙;创新内容重点在技术和管理上, 重中之重是中华老字号要从传统管理跳出来, 推进文化管理这一观点回答了在什么地方创新;在创新方法上, 文章主张有重点, 集中力量, 各个击破。主张团队作战, 不赞成个人英雄主义。这一观点解决了中华老字号创新方式, 集中有限力量为确保创新的成功提供了方法。文章的很多观点, 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是不可能提出来的。

“‘中华老字号’曾经是伴随每一个中国人成长的儿时记忆。它温馨、美好, 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是每一位中国人脚下的鞋、身上的衣、口中的糖, 回味悠长。然而, 曾几何时,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 那些曾令人向往的老字号已与我们渐行渐远, 有些甚至已经湮灭在市场的尘埃之中, 成为往昔沉重的背影。

老字号是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见证, 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如何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品牌, 是每一个老字号传人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也是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要任务。对于这一点, 相信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在市场实践中, 面对新兴的市场主体和世界名牌名品的竞争, 很多老字号却显得力不从心, 进退维谷;在不断兴起的时尚潮流冲击下, 更是无所适从, 几无招架之力, 又无遑论腾飞与发展之见!

本文试从老字号经营的共同境遇和实践经验中, 寻找破解发展瓶颈的途径, 借以抛砖引玉, 共同实现中华老字号的伟大复兴。

老字号的传承, 其核心在于文化内涵的发掘与弘扬

1989年,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719号的上海中药店找出尘封已久的“雷允上”店招, 把在“文革”中被更名的老字号店牌重新挂了出来。就这一挂, 很快为该店带来滚滚客源:许多老顾客慕名前来, 只为寻找那样一种感觉;留洋已久的华侨们扶老携幼前来观瞻、体验, 也只为找回童年的回忆;而好奇的欧美游客留连于中草药和百眼橱前, 则惊叹医药文化的古老和神奇。为满足顾客的怀旧情感, 同时也是为了恢复“雷允上”的经营特色, 对店内外进行了全面改造和布局, 并专门开设精品饮片柜, 恢复“用料必求其精”的配方传统;请来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坐堂。这一系列恢复, 令“雷允上”老店顿时声誉雀起, 销售倍增, 连续多年成为沪上中药单店销售的冠军。

回顾当年“雷允上”复牌成功, 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回归的成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根植于社会泥土的文化魅力及其生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中医药在传承和弘扬品牌文化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例证, 还有北京“同仁堂”, 它无论在其药品内在质量, 还是对品牌文化的策划宣传, 都显现出一脉相承的厚重底蕴, 散发出浓烈的文化气息。这种文化的力量, 才是真正能够感染和影响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力量, 其作用与现代广告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 每一个老字号的背后, 都有一段品牌发展的奋斗史, 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和老字号的牌子血肉相糅、相映生辉, 对传播、推动老字号发展具有极强的社会功效。远非现代广告银弹轰炸可比。但可惜的是, 能够把老字号文化精髓融入产品或服务成为内涵, 又能以现代媒介给以发掘和宣传的企业少之又少, 更多企业还处于没有找准发展定位, 或在企业发展根本问题上缺乏统一认识, 从而造成老字号普遍陷入不能发展的困境。

当然, 造成老字号发展困境的原因, 决不止一个文化传承那样简单。正如去年发生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老字号小吃店集体败走的原因, 很多就是文化以外的因素所导致。我们在这里所要探讨的, 主要是老字号企业的发展问题, 如果连生存立足都成问题的话, ……本文暂不做讨论。

应该说,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老字号的传承发展都倾注了极大心血, 给了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支持。但归根结底, 在商海里游泳的是企业自己, 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和支持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企业自身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老字号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有所改观。在这里, “我是谁”重点在于认识自我, 把握特征, 明白优势;“我从哪里来”重点在于把握文化脉络和发展渊源;“到哪里去”则要解决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策略问题。方向和策略, 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发展脉络剖析的基础上, 真正把握企业文化的特征和精髓, 才是抓住企业发展的牛鼻子。就如“同仁堂”坚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制药原则。“雷允上”尊奉“药香九十国唯质量奠基, 店老十万天乃诚信为本”的祖训一样, 在这些制作和服务信条的背后, 真正主导企来发展的就是文化的本原。

老字号的发展, 关键在于产品和经营的不断创新

说到文化, 不能不提及另一种文化, 这就是对老字号形成重大冲击的时尚文化。前不久在一次商业研讨会上, 听到一位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集团的中国区营销总监的发言。他对中国时尚的变迁作了精辟的分析, 基于时尚品牌对人的研究、对人的观念研究提出“流行无国界”、“时尚是一种感受, 不在洗脑筋而在得人心”、“成功在于保持新鲜’等等, 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唯独对他认为“老, 只能进博物馆”的说法很不认同。因为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 任何文化都有其本原的内核, 这种内核经过时间的洗礼不断丰富、精致, 始终是延续文化发展的源动力。例如巴黎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是世界的时尚之都一样, 所不同的是, 不过是把贵夫人裙下的鲸鱼骨变成现代女孩的花样文胸罢了。任何把老字号与时尚对立起来的观念都是错误的。今天的老字号, 哪一个不曾是当初的时尚?我们的错误, 在于观念的老旧, 在于继承者的顽固不化, 没有不断给予老字号品牌以时代发展的新内涵、新立意、新表现, 所以才使老字号显得老态龙钟。从抱残守缺的角度看, 也就难怪时尚代言者要把我们的“老字号”送进历史博物馆了。

谈起创新, 很多业者感到无所措手足, 不知从何处下手。就象毛泽东同志曾经讽剌的那样:我们一些同志得到一把宝剑, 只知道拿在手中不停的赞叹:好剑!好剑!却不知道该如何去用一样。现在很多老字号的继承者只是一味强调继承而不懂得创新, 殊不知我们的老祖宗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才打磨出一块块光彩的品牌。全聚德的烤鸭为啥好吃?六必居的酱菜为啥出名?我们沪上更是不乏各种响当当的品牌。仔细考察他们的历史, 无不是在激烈竞争中下苦工出奇制胜, 靠躺在老祖宗牌子上想吃遍天下, 恐怕永远是痴人说梦。老字号品牌, 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家业,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创新精神、一种文化传承。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那我们拿在手中的, 就只能是一块毫无生气的牌子, 可就真的只能进历史博物馆了。

在创新方面, “雷允上”近年来做了一些初步尝试, 虽不敢说成功, 但对我们的经营工作和思路, 都有一定的启发。大家知道近年来上海掀起“膏方”热, 每到冬令时节, 膏方进补成为一种时尚, 也成为沪上各家中药店争相上马的经营项目。但随着膏方定制业务量不断扩大, 传统的加工方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一是顾客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二是行业之间同质化竞争日趋激烈;三是规模化生产对人员、技术、工艺、场地等条件控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死抱住传统工艺不放, 一则难以满足顾客需求, 二则要丢掉市场。经过反复调研分析, 决定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 按照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制订膏方加工质量标准, 为“雷允上” (上雷牌) 品牌注入规范化、集约化的现代管理理念和科学元素。通过标准制定过程, 我们把‘雷允上’积淀数百年的传统工艺, 经过采集、分析、提炼、筛选, 运用现代科技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和检测, 得出最佳工艺方案;在不影响膏方品质的前提下, 尽可能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 以全面提高加工效率和质量。2010年7月, 在经过上海市中药行业协会、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及各方专家严格论证后, 雷允上 (西) 《中药膏方定制技术标淮》终于诞生, 受到市行业协会高度肯定和赞扬。经过去年冬令以来生产实践, 按照新标准制作加工的膏方, 不仅产量大幅提高, 而且品质更有保障, 口感、色泽、疗效均超过以往, 受到消费者热烈欢迎。通过制定膏方标准给我们以启发, 只有用科学的思路和方法, 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突破前人的局限, 不守旧、不怠惰, 敢于创新, 才是真正的科学传承和有效传承, 才能赋予老字号品牌以鲜活的生命力。其实, 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国外老字号的生存之道, 也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君不见可口可乐仅凭一张配方走遍全球, 虽然它的口味保持不变, 但仍不断推出新品;在它每年的创意广告、包装上, 更是融入了超前的时尚元素, 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 千方百计剌激你的味蕾、唤起你的感觉, 始终吸引和保持着一大批真实的消费者。

老字号重生, 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实现扩张与飞腾

众所周知, 我国的老字号之所以形成目前的困难局面, 除了企业自身原因外, 还有一个与外国企业最大不同之处, 那就是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 所有老字号无一例外, 都遭遇了人为的经营传统的断层。而这一时期, 正值全球工业化发展的高潮, 各种全新的经营思路和手段层出不穷, 工商业资本积累以几何级数增长, 等到我国的老字号重新走上竞争舞台, 世界早已是面目全非。我们所面对的, 不仅仅是经营思想的更新与学习, 还有着资本实力上的巨大悬殊, 很多现代营销理念和手法的应用, 被捉襟见肘的资金所限制, 更不用谈发展与扩张了。那么老字号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自已的发展和腾飞呢?我们认为:除了把握和弘扬企业的文化精髓, 不断创新经营思想和方法外, 还必须充分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 借助现代发达的资本市场机制, 为企业注入发展动力。在这一方面, 北京“同仁堂”药业为众多老字号带了一个好头。他们在充分整合企业的文化资源和经营资产基础上, 利用上市融资这一资本手段, 迅速实现了在全国中药市场的扩张布局, 同时进军海外, 兼顾在养生、美容市场的适度发展, 较快实现了依靠单一资本积累所难以实现的发展布局, 为企业进一步成长、壮大乃至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10

坐落在长江之滨的浮桥中学, 是一所有着74年历史的老校。学校建校之初名为“乃德私塾”, 乃德创始人写下了高亢激昂的校歌, 校歌的最后一句为“乃德崛起, 在吾仔肩”。70多年来, 学校始终坚持“文化引脉, 德润校园”的办学理念。下面结合校歌, 谈谈浮桥中学乃德文化建设的三路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一、乃德崛起, 在吾仔肩———唤醒文化的自觉

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 虽然无处不在, 但见之无形, 身处其中的人们最容易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觉而不察。如何让校园文化从概念走向现实, 首要的是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来唤醒校园中每个人的文化自觉。

我校校歌的最后一句话是:“乃德崛起, 复兴中华, 在吾仔肩”, 一种办好学校、振兴中华的强烈责任意识跃然纸上。要把口号化为行动, 不仅需要校长有文化自觉, 也需要全校师生的文化自觉。

学校文化建设不是割断历史式的从天而降, 空穴来风, 必须与传承携手而行。学校文化传承的有形载体很多, 在唤醒全员校园文化的自觉过程中, 必须要有的放矢, 全面渗透, 重点突破。

我校以校歌为抓手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初一新生刚跨入校门, 在入学军训时, 一堂必修课就是学唱校歌;每一位新教师加入我校时, 必须要学会唱校歌;每年的校红五月歌会, 常规节目是各班大合唱校歌;中午学校的校园广播, 每天必放的歌曲是校歌。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 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哼地唱起来。这是一种校园文化自觉的表象, 因为师生, 尤其是学生很难理解校歌的创作背景和真正内涵。对此, 必须要对校歌进行深度解读。我们通过全校教师会、班级主题班会、校园文化知识竞赛等活动, 变着法让师生更好地理解体会“乃德崛起, 在吾仔肩”的使命与责任。

文化无处不在, 有效载体固然重要, 但唤醒师生文化自觉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巧设计、精安排。为了让师生对校园文化有深入直观的理解, 学校召开各层面的会议, 集思广益, 几经三番, 设计了一个校园文化标志 (LOGO) , 通过图片对校园文化进行浓缩性的解读, 更直观;学校推行课堂教学改革, 评出每月乃德之星;学校展板、画栏等外显宣传资料, 都紧扣校园文化, 学校大墙上张贴“前程万里, 谁著先鞭”八个大字;每月小组合作展板边上横批都是“乃德崛起, 在吾仔肩”等。时时处处都能找寻到校园文化的印迹, 人人皆知, 这是提升校园文化自觉的必备条件。

二、敦品励学, 愈困弥坚———增长文化的自信

宏大的文化口号固然有一定的作用, 但校园文化口号只有化作行为, 才具有生命力。学校教育教学管理, 始终坚持以传承与践行校园文化为主旋律, 通过教育教学实践, 增长师生文化的自信。

我校前辈就以“乃德”为校名, 提出了“敦品励学”的校训, 学校办学坚持德字为先, 立德树人, 几十年来, 一脉相承。学校的德育工作扎扎实实, 从不虚浮。每天清晨值日班级的学生, 提前15分钟到校, 一班6人, 身披红色值日横幅站在校门口, 笑迎每一位师生;护绿队的学生检查卫生;监察队的学生到班内检查是否有抄作业和违规现象;中午值日学生带着纸与笔, 记录各班浪费食物的学生姓名。每天值日学生会把检查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各班主任, 大家各司其责, 工作有条不紊, 虽然事小, 但几十年坚持如一, 是多么的不容易。风正好扬帆, 良好的自我管理文化有利于铸就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

敦品励学的校训, 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浮桥中学教师身上。服饰打扮必须要规范, 不着奇装异服进教室, 不能大声呵斥学生, 同事之间不允许有打骂, 否则会引起公愤, 教学质量相对差一些的教师倍感压力……这些大多不是学校规定的, 而是学校文化传承的惯性使然。

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新形势下, 学校如何不断提升办学品质、正视学生日益突出的心理问题、提高社会对学校的满意度等, 这些都要求浮桥中学的管理者和教师要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心力, 不断思考进取的发展力, 虽愈困弥坚, 但持续努力。

三、前程万里, 谁著先鞭———走向文化的自强

“前程万里, 谁著先鞭”喊出了浮中人办学的气魄和胆识。办好学校, 要有责任的担当, 要有超越自我、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每任浮中校长都深知使命, 勇于担当。

校园文化传承的主阵地是课堂教学。面对生源结构的不断变化, 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日渐显现, 学校提出了“拿着别人的地图, 找自己的路”, 量校而行, 量法而行, 量生而行, 智慧型地吸收, 创生性地实践, 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学校以“学习用表”为载体, 以“小组合作学习”为突破口, 深入学习, 勇于实践, 有成功的喜悦, 有失败的苦楚, 有理论与实践偏离的困惑, 有家长的质疑和实践的艰辛矛盾交织的忧虑等。但凡是革新者, 困难从来不是止步的理由, 思考和实践才是最好的武器。团结协作, 勇著先鞭, 是学校文化积淀在每个教师身上的显性产物, 也是学校不断发展的精神源动力。

雅文化 俗文化 根文化(二) 篇11

中国宗法制度和宗法文化源于父系氏族，由父系家长制及相应的习俗、观念演变而成，其社会基础是父系血缘家族。宗法文化的出现早于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雅文化。它之所以在中国延续数千年而不衰。与中国的特殊政治社会结构有关。

自秦以来中国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国家。根据现代管理学的管理幅度理论，一个人平均最多只能直接管十个左右的人。中国过去人口经常达到几千万，如西汉末年就达六千万。这样，管理人员至少就需要近百万(不包括军队)，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负担不了。按管理层次理论，在几千万人口时要有五六个管理层次。在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上传下达便发生困难。所以，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各王朝的实际统治大约都只到县级，县以下即使有几万、几十万人口，就要靠“民间自治”了。“民间自治”就要靠国法以外的“宗法”。当时只能如此，因为它能对中国社会起到一种整合作用。如果不靠“宗法”，就会象西方中世纪贵族领地，靠自立的规矩或“宗教法”，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却不是这种结构，也没有深入到下层的统一的宗教。“宗法”中的一些观念与儒学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完全相反。

在中国古代城镇和部分乡村，随着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行业性或地域性的帮会，又叫行帮。明末及以后，全国常有几百至上千的行帮、帮会。为争夺、控制、把持资源、货源、市场、地盘、运输通道，以及对外垄断，对内消除竞争，保障帮会成员利益等。各种行帮均制定出成员必须遵守的一些“规矩”——帮规。帮规在伦理道德和组织观念上受宗法影响很大，在其它方面有些自己的特点。但总的来说，都有地域性、排他性、保守性。后来由于受流氓帮会影响和渗透，帮规中往往又有了大量流氓文化因素，包括内部的阴密性、领袖的独裁性、惩罚的残忍性等。很多行帮帮会最后都演变成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由于自然灾害、人口暴增、战争、政治腐败、权力斗争、错案冤狱等，中国历史上还不断出现大量失地、失业，甚至无业、无籍的游民、流民。他们或者单独，或者以群体(帮会)方式在社会上活动。主要靠盗、抢、赌、骗、诈、贩私、“铲事儿”、收取保护费等为生，基本手段是暴力打杀和阴谋欺诈。由此逐渐产生并形成了流氓文化和流氓帮会文化。流氓帮会至少在汉末时就有了。学者王学泰认为，游民性格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主动进攻性、只讲利益不讲是非、野蛮、排斥文明。流氓好勇斗狠、泼痞刁赖，崇拜(崇尚并恐惧)暴力和阴谋。流氓帮会文化则是流氓文化和帮会文化的结合。

在秦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历朝人口中经常90％以上是文盲，无法知书达理。广大职业相对稳定的民间各阶层，主要是按宗法和帮规行事。他们中通行的是宗法和帮规文化，简称“宗帮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或其它雅文化。游民、流民中通行的是流氓和流氓帮会文化，更不是儒家文化。其实，就是在帝王亲贵、文武百官和大部分读书人中也是一样。因为没有几个人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大酱缸，没有多少人能出“淤泥”而不染。更何况，很多帝王将相本来就是流氓或普通百姓，就是靠组成了流氓帮会，才打下了江山坐天下的。

俗文化中的宗帮文化(包括流氓帮会文化)具有很强的血缘性、私利性、专制性、封闭性、保守性、残忍性和排他性，尽管这种文化有时在表达中使用和儒家相同的术语。

例如儒家文化和宗帮文化都讲“忠”，但儒家的“忠”不是忠于个人。甚至不是忠君，而是忠“道”，忠儒学主张的一套“义理”，包括仁、义、礼、智、信以及廉、耻等。就连君也必须忠于这种“道”。不忠于“道”，不爱惜民力，横征暴敛，大修官室、亭台楼阁，荒淫无耻，不听忠告之君为“暴君”、“昏君”。“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甚至认为可以推翻昏君。孔子认为汤武推翻暴君夏桀、周文武取代暴君商纣，都是革命义举。而“明君”则是由于他合“道”：图强进取，政治清明，选贤任能。爱惜民力，节俭用度，听言纳谏。一味迎合君的意志，而不以“道”来规劝的臣不是“忠臣”，是“奸臣”。忠臣则要经常以“道”来规劝、纠正君的不合“道”的行为，冒杀头的危险也要在所不惜。这种忠于“道”的忠，与宗帮俗文化中忠于个人的“忠”不是一回事，后者是靠私恩私德或盲目的权威崇拜维系的：李逵赌输了钱，宋江给了他十两银子，从此跟定宋大哥。儒学的“忠”实际上是忠于自己的良知、良心，与西方现代文化主张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批判精神、独立人格很接近，与忠于个人的“紧跟领袖”、什么“挥手我前进”完全是两码事。

儒家讲的“义”是正义、公正，“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等，与宗帮俗文化中的“江湖义气”、“哥们儿义气”、“为兄弟两肋插刀”、“拉帮结派”等不是一回事，可以说是正相反。而正义、公正没有什么不好，就是现代法治社会也需要尊奉这种基本的道德准则。

可以注意到，宗帮俗文化中除“忠”、“义”以外，很少讲儒家常讲的仁、知(智)、信、廉、耻。

儒家说“人者仁也”。“仁者爱人”，主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膏泽于民”。这些完全不在宗帮俗文化的视野之内，与宗帮俗文化的私利性、残忍性、排他性是相反的。

儒家的“知”主要是提倡知识和理性，认为它对人的品质和行为有重要意义；而宗帮俗文化不看重这一点，更看重血缘和私情，靠私人情感办事。流氓因素更多的下层宗帮文化还有明显的反智倾向。

儒家的“信”，主要是指守信用、讲信义，说话算数、办事负责。宗帮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讲信，但由于“信义”中的“义”含义不同了，所以其“信”更带私人拉拢的意思。

宗帮俗文化中很少讲“廉”，因为这对民间意义不大，但对官员并非不重要，因为廉俭才能心正。

宗帮俗文化中更少提及“耻”，不以“耻”作为内心和行为规范。但“耻”在儒家伦理道德中是个非常基本的重要范畴，它与“正心、诚意”是一致的。因为人若无耻感，便会背叛“良知”和“道”，会歪曲事实、虚伪欺诈、阿谀奉承、造谣污蔑、卖身投靠、胡搅蛮缠、死乞白赖、撒泼放刁，会不择手段地捞取名利。儒家坚决反对这样：孔子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12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 企业在满足员工不断高涨的精神需要方式中, 一是通过生产过程中民主的、亲善的、合理的职权责分配、物质利益分配、荣誉分配等人本主义的管理实践来体现。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情感注入与情感沟通给员工创造个性价值实现的高雅氛围与环境。因此, 笔者认为, 所谓职工文化, 是指企业为满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职工文明风尚而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

我国工会的性质决定了工会文化的特性、内涵、外延。一是要体现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以及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的本质属性。二是要体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工会工作的时代主题;三是要涵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的基本内容, 突出以职工为本, 主动、依法、科学维权思想。因此, 笔者认为, 所谓工会文化, 是指工会组织从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出发, 为尊重职工的主体地位, 牢固坚持以职工为本的理念, 最大限度地激发职工群众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饱满热情而切实围绕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来开展的各种工会活动, 是工会组织运行的一种外在形式, 它涵盖了职工的民主管理、素质教育、帮困扶贫、技能创新、法律维权等内容。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反应形式。

企业文化是形成于企业内部由企业组织创造的一种群体文化, 是一种组织文化, 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它是一种亚文化。笔者认为, 所谓企业文化, 是指一个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 具有本企业特色的, 并为企业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风俗习惯, 以及反映企业文化特质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和物质实体。其表层文化为物质文化, 浅层文化为行为文化, 中层文化为制度文化, 核心层文化为精神文化。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价值观念, 强调对员工价值观的塑造。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目的是通过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建设, 达成企业员工必须做什么, 允许做什么, 希望做什么, 禁止做什么等等文化规范的共识, 从而产生企业合力与理想业绩。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二、职工文化、工会文化、企业文化的相互关系

从职工文化、工会文化的内涵来看, 二者各有其侧重点。职工文化是代表职工群体的文化, 侧重满足职工的精神需要, 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反应形式;工会文化是代表职工利益的文化, 要从维护职工的权益出发。职工文化、工会文化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职工的基本需要, 维护广大职工的基本权益, 是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需要, 具有一致性。实际上, 就一个企业而言, 工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职工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既有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文化活动, 也有非工会组织如宣传部门、文化部门以及职工社团开展的职工文化活动。一方面, 工会的工作对象是以职工为主体的, 所以职工文化建设是企业工会工作和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职工文化和工会文化有交叉的一面, 如职工的读书活动、文艺体育活动, 与工会文化中的职工素质工程有着重合性和同一性。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文化活动可以说是工会文化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 职工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人性化、多元化和主体化, 一些不从属于企业或工会组织的垂直性、指令性的文化活动运作模式有时也显现出特有的感召力。在非工会组织开展的或职工自发组织的职工文化活动中, 又往往显现了职工文化的广泛性和独立性,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综合性、福利性、自娱自教性和艺术性等特征。

我们知道, 企业本身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 它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经济活动。一方面, 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文化, 是企业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 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 是现代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产物, 它的文化式样和内涵都具有很强的经济性, 企业的经济和企业的文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是互相渗透, 相辅相成, 融为一体的。另一方面, 企业文化也是一种管理文化。为了保证企业的正常秩序, 企业制定出必要的规章制度, 但无论怎样完善的规章制度也无法保证每个成员在任何时候都能遵守。企业文化是通过一种观念的力量, 氛围的影响去约束、规范、控制职工的个体行为。这种控制不是通过硬性的强制力量, 而是由硬性控制转向软性内化控制;由控制职工行为转向控制职工意识;由控制职工个人转向控制企业群体;由控制职工短期行为转向对其价值观和长期目标的控制。因此, 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企业管理为主导的文化。这就是说, 企业文化, 属于经济文化和管理文化的范畴, 其目的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企业是一个社会共同体, 企业里的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合作者, 然后是利益分享者。但由于不同的价值追求, 企业明显地分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即企业主和员工, 由此派生出企业中不同的二元文化, 所以任何企业内部总是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工会文化和职工文化鲜明的个性特点在于它要求在企业共性中伸张个性和实现员工价值, 特别是维护员工的利益。企业有企业的价值, 员工有员工的价值, 企业价值和职工价值是一对典型的矛盾统一体, 协调和处理好这一矛盾, 既是工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的目标, 也是体现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 从概念上讲, 在一定的企业范围内, 企业文化往往涵盖着内部的工会文化和职工文化, 但又不能代替工会文化和职工文化;而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 工会文化又涵盖着企业文化和职工文化, 同时职工文化又有其独立的部分。企业文化是代表企业整体利益的文化, 企业文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企业的价值利益最大化。职工文化和工会文化是代表职工群体利益的文化, 工会文化和职工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员工的权益。

三、加强工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 建设优秀企业文化

优秀的企业文化就是民主平等、保护员工权益的文化, 就是尊重员工劳动价值、激励员工的文化, 就是重视员工成长、塑造员工的文化, 这既是衡量优秀企业文化的标准, 也是工会文化和职工文化的核心, 更是工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为此, 要着力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 积极开展企业民主管理, 维护职工民主权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是工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 工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要非常重视和强调企业民主, 否定歧视和不平等, 尊重员工。要通过职代会、厂务公开等形式, 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维护员工的民主管理权利, 从而达到尊重员工的人格尊严, 关心和团结员工, 培养员工良好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人际关系。

第二, 关心员工的生活福利, 全面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企业必须随着效益的增长, 全面提高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 逐步实现“中国梦”。这就需要工会组织积极参与, 尤其是源头参与, 从而推动企业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 公平合理地分享企业取得的经济利润, 让员工能充分享受企业成功发展在经济上所带来的好处, 才能产生归属感和敬业精神, 增强员工与企业共生共荣的整体意识和凝聚力。

第三, 积极开展对员工的职业技能和文化培训, 塑造员工。工会要积极开展对员工的职业技能和文化培训, 推动企业重视员工职业生涯成长, 重视对员工的技术和文化培训, 给员工提供发展个人特长的机会, 拓展事业成长空间,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员工永远是企业发展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