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效果（共12篇）
议程设置效果 篇1
一、关于对台广播议程设置的理论设计
“议程设置”理论最先是由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能够通过反复报道某类新闻内容,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大众媒介并不能决定公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有目的地提供讯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左右人们关注的事实和意见。这两者间有一种高度对应的关系,受众会因媒介宣传的议题而改变对事物的认识。[1]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也将会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而经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其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根据这一理论,传播学界开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重视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的大事关心焦点和对社会的认知,广播电视网络等不同媒介都围绕自身的议程设置功能进行了研究探讨。
对于调频广播而言,作为一定区域内议题的传播者,其伴随性、服务性和受众忠诚度,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传播区域内人们会谈论什么、关心什么和对关注问题的态度倾向。对台广播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媒介,要想在拉近距离、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上有所成效,就要有效运用议程设置的手法,让受众倾向于关注和思考那些我们集中设置的议题,并按照议题确定的问题重要性、显著性次序,分配受众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受众心态。对台广播要以契合岛内受众实际心态的方式,对共同关注的问题,以适当的文化、旅游、民俗、美食、资讯等软性议题予以重视并集中报道,拉近距离、找到共鸣、争取受众,同时对需要表达的观点意图或尚有争议的议题,则通过话题显著性和轻重次序的调整,有目的地选择或淡化观点,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增进认同,达到逐渐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
二、关于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一档两岸交流节目为研究样本。中国华艺广播公司(后简称“华广”)于2010年10月3日起与台湾南部某电台合作,在两岸同步播出一档以两岸交流为主题、以连线录制形式为主的广播节目———《快乐华广Easy Go》。该电台是岛内一家拥有全岛覆盖频率的广播播出机构,主要面向台湾中南部民众,以闽南话广播,经市场调查发现,其收听对象以25- 55岁的台湾民众为主。该节目时长60分钟,前30分钟通过邀请两岸嘉宾,探讨涉及两岸内容的热点新闻等;后30分钟介绍两岸的旅游资源、美食文化等。
(二)研究思路
大众传播是人类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大众传播系统包括传播者、讯息、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和反馈等基本子系统,各子系统的关系如下图[2]描述:
随着两岸关系互动态势的起伏变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祖国大陆对台湾广播传播的作用与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一些固有的传播观念、传播方式却没及时跟进台湾社会心态和民众需求的改变,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对台广播已有弱化的趋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广联手岛内电台推出的交流节目,就是想用更灵活、更接地气的方式,创新对台广播内容形式,获取岛内受众喜爱。该节目每周在岛内南部电台播出,面对以政治娱乐化、娱乐八卦化、新闻故事化为叙事特征的一众台湾媒体,大胆尝试、勇于创新,根据台湾听众的收听习惯和反馈不断调整,将不适合他们的播出形式、节目内容进行科学、合理、迅速、有效地改进为能被他们所接受并乐于接受的方式,摸索出了一条将祖国大陆对台政策、大陆民众的生活变化及思想观念更新等融入节目传递入岛的方法路子。
本文的研究以该节目的内容设置和四年来的听众调查报告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基础。通过对节目议程和调查报告的比较,找出对台广播节目的议程是否影响了台湾听众的公众议程、影响程度有多少、容易产生影响的环节是什么,总结出对台广播在议程设置功能上的有益经验与不足。但要说明的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在理论上讲是针对所有媒体的总和,即整个媒介环境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和节目,祖国大陆对台湾传播效果是长期的、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才能表现出来。
(三)研究方法
华广每年11月以听众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以此为基础数据了解该节目在台湾中南部收听的情况,问卷采取随机抽样法、网上调查和电话随机辅助采访相结合的手段展开。2011年共回收100份有效问卷,2012年和2013年分别回收200份有效问卷,经过对数据的科学计算和交叉分析形成调查结论,部分结果引用岛内权威调查机构AC Nielsen调查数据,调查结果准确率在95% 左右。
考虑到广播听众在接受传播内容后消化吸收、进行问卷调查所需的反应时间,以及两岸电台跨海合作节目所影响听众的反馈均需要一定时间进行发酵,本文议程设置的时间段基本在三年之内,即:通过研究两岸电台合作三年半的过程中,该节目对两岸事件的关注点和报道立场、视角,以听众调查报告作为评判指标,以此来判断传统媒体在对台传播中是否发挥出了议程设置功能,以及设置议程的成功程度。
三、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
(一)前期热点话题的设置及分析
节目从2010年10至12月“两岸热点话题”讨论共13期,话题的主要内容以两岸交流为主(9期),新闻事件发生地在大陆、台湾各2期,内容则基本平均涵盖社会民生的方方面面。从2011年1至6月,“两岸热点话题”讨论共26期,话题主要内容依然以两岸交流为主(14期),新闻发生地则台湾比大陆多2期,这些显示出节目在起步阶段双方都在互相摸索,主持人之间、主持人和受众之间都在基本互相适应调整,初期的节目内容是以台湾听众更熟悉的、发生在身边的新闻事件为主,随后开始逐渐增加两岸经贸交流、社会现象等。
(二)受众反馈的基本内容及分析
表一
一是热点话题的强度可加强。在2011年上半年的听众调查报告中,对“两岸热门话题”的评价,多数作答者都同意热门话题确实能切中听众所需话题,也认同讨论主题将可以帮助自身更加了解两岸事务;但相较于对于主持人和热门话题的评价上,点选“同意”者或“非常同意”者,在各选项上都较少,可能显示出尽管热门话题的讨论是较容易引起听众兴趣的一环,但讨论强度可能还有待加强,要从多方面着手改善,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
二是节目风格还需调整贴近受众。由于节目采取两台主持人连线共同主持的模式,对于该节目的主持人整体评价,大多数听众对于两位主持人都持正面评价;另外,部分台湾听众向快乐电台反应,由于两岸普通话的发音、腔调不尽相同,当地听众普遍较不习惯听卷舌音的腔调,听大陆主持人的卷舌音比较不容易融入节目讨论中,理解较困难。
三是受众对大陆存有认知误区。根据2011年上半年听众调查报告中听众的意见整理、台湾快乐电台网站论坛留言及岛内媒体人士反馈,显示出节目刚在台湾落地播出时也遇到了很多不适应、不理解。特别是中南部基层民众对大陆认同感的缺失比较明显,这恰反应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传递造成两岸民众之间的隔阂误解。(见表一)
(三)分析民众心态调整议题设置
一是运用传播理论强化共同认知。任何传播的终极目的都是产生效果,要想让对台广播节目产生传播效果,首先要让台湾听众听得见、听得进。传播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受众有选择地接触一种媒介,且往往只选择那些能加强自己信念的信息,而拒绝那些与自己固有观点相抵触的东西,人们通过大众媒介一般是加强自己已有观念,而不是改变其信念。[3]
二是结合岛内实际分析民众心态。根据岛内民调和学者研究成果,台湾中南部民众个性特点和政治行为与北部民众存在一定差异:相较于北部,南部民众乡土情感深厚,草根性强,比较重感情、重宗族、重地缘、重人际关系,农民阶级与劳工阶级的草根性格、本土性格、激情叛逆性格比较明显,“台湾主体意识”浓厚,“台湾人”认同较强烈。[4]在台湾广播电视长期遭岛内党政军势力垄断,沦为政治控制的工具的背景下,节目普遍欠缺客观公正,导致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发展现状严重缺乏真实了解,因此在收听、收看来自大陆的广播电视节目时,已经带着先入为主的刻板观念审视有关祖国大陆的一切信息,如果此时在节目内容设置上处理不当、口径把握上稍有差池、甚至个别用语使用不系,都会造成不良影响。以下是岛内关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的民意调查及结果。[5](见表二)
表二
(图表引自www2.nsysu.tw/wenchun/data/2.doc黄志呈《竞选期间选民投票领向之研究》)
三是适应民众心态调整播出内容形式。根据调查报告及网上听众的建议,两家电台及时沟通商议,在语速、口音、配乐等收听习惯上积极做出调整。从2011年7至12月,“两岸热点话题”讨论共26期,话题的主要内容继续以两岸交流为主(16期,比上半年多2期),新闻发生地台湾比大陆多3期,内容则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两岸文化交流、相同的民风民俗等方面,并尝试时事、历史等话题的引入(2期,分别是《两岸联手打击台湾跨海电信诈骗集团》和《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四)节目内容议题调整后收听反馈及分析
经过议题调整,在2011年下半年的听众调查报告中,对“两岸热点话题”的评价结果,共有88% 的听众认为两岸热门话题的讨论能帮助他们更多地了解两岸时事、文化等,84%的听众认为节目主持风格和节目形态是他们收听该节目的重要原因。较上半年度之调查结果来看,正面评价有显著地成长,也显示出从下半年度开始,主持人针对节目形态及话题等所做的改进,是为听众所肯定、认同的,节目的主持风格和形态上较为切合台湾中南部民众的收听习惯。
2012年“两岸热点话题”讨论共53期,话题的主要内容继续以两岸交流为主(34期,比2011年多4期),新闻发生地台湾与大陆均为9期,内容则根据听众调查意见逐渐增加“职场”、“艺文”等话题,比如邀请大陆公务员探讨大学生到基层乡村担任村支书的职场经历、大陆艺术团体赴台巡演等。在2012年的调查报告中,多数听众对“两岸热点话题”持正面肯定的态度(非常同意、同意者皆占多数),说明即使节目形态小幅度改变但重要议题反复叠加,正面评价依然显著增长。在200份有效问卷中,有高达50人都希望热点话题的讨论能着重在“两岸经贸现况”议题上;其次则是“两岸人文风情”等,显示随着两岸经贸开放,经济议题正成为听众关切的重心。“两岸艺文活动”收听数据的走高,也意味着听众对文化产生兴趣。(见表三)
表三
还可看出随着两岸交流越趋频繁,台湾的听众群对于两岸人民切身之话题较为关心。而在2013年的调查问卷中,关于“该节目两岸热点话题环节,是否切中关注焦点”的问题,有165位、82.5% 的听友给予正面评价,认为很符合实际,切中了关注焦点,关注度和认可度持续走高。
其他数据也比以往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对于“节目话题能否涉及两岸政治话题”的问题,认为“了解一下对岸民众的政治生活有助于更理解两岸关系”的听友占42% ;认为“不要涉及政治话题,太敏感或太麻烦”的占41.5% 。对于政治话题喜好与否乍看是势均力敌,但比照下一题,认为“现在这样挺好,现状不需要改变”的占54.5% ;选择“经济走近,政治走远”的又有30% 。看来听众认为对两岸政经时事的了解,将有助于其对两岸关系的理解,但仍希望以较无压力、较不沉重的轻松方式来接触这类议题。
(五)结论分析
综合2011年以来所做的四次听众问卷调查,可得出以下结论:
1.贴近受众心态需求是设置节目议程的重要导向
中南部地区听众样本始终保持高比率,呈现不断增加趋势,比率从2011年占70% 左右,拓展到2013年占82.5% ,这显示了节目在中南部的高收听率和受欢迎度,随着节目受众增加,有73% 的听众认为节目改变了他们对大陆的印象,84.5% 的听众收听节目后对两岸关系持乐观前景。这一统计结果验证了议程设置的观点———常常收听节目的听众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其个人观点也更容易受到媒体观点的影响。(见表四)
表四
2.重点议程的显著深化报道能够有效影响岛内舆论心态
考虑到广播传媒本身的性质和时长,对两岸话题的报道规模比较大,报道数量上共达到107期(截止2013年12月29日共播出169期),平均每月有2.7期话题是关于“两岸”的讨论,有关大陆的新闻事件一共有27期内容。而在四次听众调查报告中相当多听友对此类节目内容进行点评,这足以说明,大陆类话题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设置了听众的议程,使台湾听众开始从类似新闻事件中思考两岸的问题,这就达到了“议程设置”理论所界定的媒介功能———媒体不能影响人们怎样想,但起码能影响人们想些什么。
3.真实可信的正面议程引导终将影响受众思想认识
曾听过一位台湾资深媒体人说,台湾主流电视上的八卦、黑帮、奸情的新闻是促成纪录片在台湾蓬勃发展的原因,因为在电视中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关注的东西,得不到真实的资讯,本来应该是新闻里要提供的故事,但在主流媒体上、报纸上看不到。传统大陆媒体的言论往往被视为对台政策的风向标,但因为台湾主流媒体上及互联网上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已经使台湾受众产生了疲惫感和不信任感,他们急需一种可信和正确的引导力量来帮助他们判断和思考。而这一点正是传统媒体尤其是广播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进行有力的舆论引导的公众基础所在。
4.有效的互动和贴近需求是议程设置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传播是信息的交流与分享,离开了受众,传播活动就失去了方向和目的,而不能称其为传播活动。所以对台广播节目要想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必须克服大众传播反馈的缺点———间接、迟缓、零散等,而应该在节目策划阶段就主动全面地了解受众的构成、态度和需要,运用好话外音和潜台词,形式上无需刻意拔高或低就,贴近台湾“地气”,激发台湾听众的收听热情,使其增进对祖国大陆的认知和好感,给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摘要：本文以一档海峡两岸电台合作的广播节目为案例,通过研究四年以来该节目的关注点和报道立场、视角,以听众调查报告作为评判指标,以此来评判传统广播媒体在对台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功能及其传播效果。
关键词：议程设置,对台广播,效果
议程设置效果 篇2
麦库姆斯肖
在当代，竞选者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通过大众媒体向人们展示自己，而不是直接出现在人们面前。大众媒介传递的信息成为许多人接触政治的唯一途径。包含在新闻、专栏文章、社论中的竞选者的誓言、承诺和高谈阔论，成为人们决定是否投票的依据。人们所知道的事情，大部分是通过大众媒体或其他人获得的第二手或是第三手信息。
虽然，还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大众媒体能在竞选中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态度，但有一些相当有力的证据显示，选民能从大量可得到的竞选信息中获知情况。当然，人们对大众传媒提供的政治信息的关注程度因人而异。有些人，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并对政治抱有很大兴趣（包括一些最不可能改变政治信仰的人），积极地搜寻信息，而大多数人是在轻而易举的情况下获得信息的。正如贝雷尔森精辟地指出：“在任何问题上，多数人‘听到’，但几乎没有人‘认真倾听’。”但同时，贝雷尔森还注意到，那些与媒介接触最多的人最有可能知道竞选者在不同问题上的立场。特莱那曼和麦奎尔在对1959年英国大选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事实，选民们确实从大众媒介那里获知情况。
并且很明显，他们直接按照媒介对竞选运动中的问题的强调程度而获知事件。对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格外关注的朗夫妇发现：
“大众传媒迫使受众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它们树立政治人物的形象,它们不断地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也许,柯恩对这一假设的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的阐述最为简洁。他指出,报纸“也许多数时候在告诉人们持什么观点方面并不成功,而在告诉人们考虑什么问题方面却惊人地成功”。大众传媒或许对人们态度的方向或强度影响不大,但学者们假设,大众传媒为每一个政治竞选运动设置议题,影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重视程度。
研究方法
为了便于调查在1968年总统竞选运动中的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本项研究试图将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称之为竞选运动中关键性议题的问题与他们在竞选运动中通过大众媒介获得的实际内容相比较。研究者从查佩尔希尔的五个选区的选民名单中随机抽取调查对象,他们在经济、社会和种族背景方面具有代表性。由于将研究限定在一定的社区,因此,其他许多变量如地区差异和各媒介表现的差异均得到了控制。
9月18日至10月6日,我们进行了100次访问。在挑选这100个样本的过程中,我们使用过滤性问题以鉴别出那些还没有明确决定如何投票的人——即那些被推测为最易受竞选信息影响的人。那些尚未完全决定拥戴某个竞选人的选民,才被选出接受访问。此项研究借鉴特莱那曼和麦奎尔的策略,要求调查对象概括出他们认为的主要议题,而不去顾及竞选人当时说了些什么,访员尽可能准确地加以记录。与此同时,我们收集了为这些选民服务的大众媒介的信息内容,并对此进行内容分析。春季进行的预调查发现,在查佩尔希尔社区,几乎所有大众传媒的政治信息均由下列信息源提供:达勒姆地区《先驱者晨报》及《太阳报》、罗勒地区《新闻和观察者》和《时代》、《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以及NBC、CBS晚间新闻。
上述调查对象有关他们视为主要问题的回答,以及9月12日至10月6日期间的样本报纸、杂志、新闻节目中的新闻和社论,被分成犸类,分别代表中心议题及其他类型的竞选运动新闻。媒介新闻的内容也被划分为“主要”与“次要”类别,以便观察媒介在对各议题的强调程度上是否有本质区别。对于印刷媒介而言,这种主要/次要的分类是根据所占版面和所处位置而划分;对于电视,这种分类则是按照节目所处时段和所占时间量而确定的。具体地说,主要新闻/文章是这样定义的: 1.电视:长度为45秒以上(包括45秒)的新闻和/或属于三个显要时段播出的重要新闻中的一条。
2.报纸:任何作为要闻出现在头版或任何一版在三栏标题下并有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有关的新闻报道。
3.新闻杂志:篇幅占一栏以上或出现在新闻部分开端的内容提要中的新闻。4.报纸、杂志中的社论版:在社论版中位于头条位置(左上端)的社论或专栏评论,以及任何三分之一(至少五段)内容与政治竞选运动有关的社论或专栏评论。
次要文章指的是,本项研究中包括的以政治为内容但所占篇幅和时间均少于主要文章的文章。
调查结果
表1显示的是,本次研究所选定媒介的主要文章在竞选运动期间对不同话题及竞选人的强调程度。如该表所示,大量的竞选新闻不是关于主要政治议题的讨论,而是对竞选运动本身的分析。这一点,可能使那些认为竞选新闻主要是有关政治议题的人踌躇。有关华莱士的主要新闻中,35%由分析组成(如“他是否有机会获胜?”)。有关汉弗莱和尼克松的主要新闻中,分析所占比例分别为30%和25%。同时,该表也显示了竞选者们言及其竞争对手的相对比重。例如,很明显(在媒介信息内容中),阿格纽攻击汉弗莱的报道比重(占有关阿格纽的主要新阈的22%)多于尼克松攻击汉弗莱的报道比重(占有关尼克松的主要新闻的11%)。总的来说,媒介中的次要文章对这些政治议题与话题的强调程度,与主要文章大致相当。
表2集中显示了媒介中反映出的各党派对议题的强调程度。由此表可,汉弗莱/马斯基比尼克松/阿格纽或华莱士/莱梅更关注外交。然而,对“法律和秩序”这一议题来说,有关华莱士/莱梅的新闻中一半以上内容与此有关,汉弗莱/马斯基的新闻中只有不到1/4的内容与此有关,在尼克松/阿格纽新闻中大约占1/3——工仅次于共和党对外交议题的强调程度。汉弗莱花费大量时间为越战辩护(或评论),尼克松却没有(也不需要)选择这样做。
媒介似乎在选民对竞选中的重要议题的判断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问卷明确要求调查对象在判断时不要考虑竞选者们届时会说些什么)。媒介刊播的主要新闻对重要竞选议题的强调程度,与选民们对于哪些是重要议题所作的独立判断的相关性达到+.967,而次要新闻对重要议题的强调程度与选民的判断之间的相关性为+.979。简言之,这些数据显示了媒介对不同竞选议题的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竞选者对议题的强调)与选民对各类竞选话题重要性的判断有紧密联系。
但是,也应看到,尽管三位总统候选人对不同议题的强调程度差异很大, 选民们的判断却反映了媒介报道的综合情况。这表明,选民们对所有政治新闻都有所关注,而不考虑它们是否源自或关涉某个自己拥护的候选人。但统计表格反映的是所有调查对象的综合情况,因此也可能出现这种结果:由于将所有选民归并在一起分析,故无法体现个人在党派偏向及主要关注对自己党派有利的材料的倾向性这两方面的差异。为此,本项研究又对9月至10月期间那些显示出倾向于某位候选人(但不是最终表态)的调查对象的回答另作分析(调查对象中有45人属这种情况,其余均属尚未做出决定者)。表3显示了对这45人所选定的四种媒介进行分析的结果。
由表3可看出,倾向于汉弗莱、尼克松或华莱士的调查对象列举的重要议题的频数,与(a)媒介报道中主要与次要议题的频数,及(b)四种媒介中各媒介针对每个党派报道(以某个党派或竞选人作为主要对象的报道)中的主要与次要议题的频数相关。例如,民主党人士视为重要议题的内容与《纽约时报》所有主要新闻中对这些议题的强调之间的相关程度达.89;民主党人士对这些议题的强调程度与《纽约时报》有关民主党候选人的报道中对这些议题的强调程度的相关性为.79。
如果预测选民对针对自己党派的主要、次要议题更为关注——即有选择地读或看,那么选民与有关其党派的新闻/评论的相关性应为最高,这将成为选择性认知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如果选民不考虑媒介强调哪个竞选人或党派,而是理性地关注所有新闻,那么选民与所有媒介内容的相关性将最高。这就是议题设置功能的证据。关键在于,哪一边的相关性更高。
表3大体显示,在竞选运作的早期不能坚决表态的选民关注所有新闻。就主要新闻而言,选民对重要议题的判断与反映在所有新闻(包括有关他们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中的议题之间的相关性,高于选民的判断与反映在有关选民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中的议题之间的相关性。次要新闻也是同样。兼顾主要与次要新闻,24项可能的比较中,有18项显示选民与所有新闻而非仅仅有关他们所倾向的竞选者/政党的新闻一致。对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作用的解释,比选择性认知更为有力。
表3的数据大体显示了选民与媒介对1968年重要议题的评价高度一致,但这种高相关性并非对所有媒介与所有选民都完全相同。表4清楚地披露了媒介间的差异。该表中所列出的,是全体调查对象而非仅包括那些在调查时已倾向于某位竞选者的调查对象。有关竞选运动的重要议题,各媒介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并不是完全的一致。我们将媒介视为选民和实际政治环境的中看，由此可以将表5中的相关性解释为可靠性,它显示了各媒体对哪些是重要政治事件的意见的一致程度。这些系数不是绝对的,同样,媒介中的虚拟环境也不是对1968年大选的准确描述。
至少有两组因素降低了新闻媒介之间的一致性。首先,报纸、电视、新闻杂志的基本特性各异。报纸每天发行并拥有大量版面;电视节目虽每日播放却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新闻杂志每周出版,因而新闻时效性较弱。表5显示,同类媒介间的相关性最高,而不同媒介间相关性最低。
其次,新闻媒介确有观点,时而抱有极端的偏见。然而,表5所显示(尤其是同类媒介间)的高度相关性表明,媒介对新闻价值,尤其是主要新闻的意见相当一致。虽然，新闻界对新闻没有明确的、达成共识的定义，但关于每天的重要新闻，新闻界还是有专业标准的。新闻机构——尤其是报纸和电视——在大部分政治信息方面广泛使用主要的通讯社,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影响了重要新闻的衡量标准。但是,当我们将视线从竞选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它们几乎人人意见一致)移开时，发现个别解释的余地较大。如表5所示，这反映在各媒介对次要新闻的一致性相对较低。以报纸为例，由于一家报纸只使用其当天手头资料的15%,因而对次要新闻的选择余地很大。
总之,各新闻媒介分别不完整地重塑政治世界。然而,本项研究表明,选民倾向于分享媒介对何谓重要议题的总体定义,这一证据有力地体现了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
讨论
诚然,以上报告的相关性尚不足以证实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的存在,但这些证据符合产生大众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必要条件。本项研究比较了两种聚合单元,即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群体与若干大众媒介的总体表现。作为对议题设置假设的第一次验证,是令人满意的,但今后的研究必须由广泛的社会层次转向社会心理层次,将个人态度与个人对媒介的使用相比较。目前,我们正在几个方面努力,促使这些证据更为精确。研究者尝试将调查对象的态度仅与查佩尔希尔地区选民实际使用的媒介(的态度)相比较。
另外,该研究还包含了议题设置的假设与选择性感知的假设,对这些相关性的比较,也证实了议题设置的假设。
将本项研究提供的证据解释为显示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似乎比其他解释更合理。任何认为媒介与选民对议题的强调程度之间的相关性的论证不合逻辑的论点(即认为媒介与选民仅仅是对同样的事件做出反应而并非以某种方式互相影响)都假定,选民有各种途径观察政治环境的日常变化。这一假定似乎不合理: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总统竞选活动,而亲眼见到竞选者本人的人则更少,因此,通过人际渠道传播的信息,主要是转述大众传媒的报道,并以后者为主要依据。媒介是全国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对大多数人而言,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的——也是惟一的——易于获得的、接近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的信息。
也许有人认为,高相关性表明媒介仅仅成功地使信息迎合受众口味。然而,既然大量研究显示了职业记者与受众在新闻价值方面的明显差异,则上述情况恐怕是值得注意的。媒介在政治这一主要新闻报道领域中占据了优势(压倒其他信息来源),这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尽管首先这是一个有关政治和大众传播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一些关于选民个人认知的代表性问题的心理学数据也被手机起来。施洛格指出优秀的评价维度不是属性的罗列，而是认知不同的基本特征。所以根据那些影响选民对总统候选人和有关问题的开放式问卷的回答，对这些受访者进行分析区分。一些选民非常情绪化的阐述他们对于那些问题和候选人的看法。另一些人就更加看重事实。每一个受访者的回答都通过“完全情绪化”、“情绪化主导”、“稍情绪化不主导”、“完全非情绪化”四种进行分类。关于每一位选民影响程度作为其收集政治信息的认知行为，本研究假设认知形式也影响信息收集的模式。
这个假说避开因果关系来谈，就是影响程度表现在选民传播行为中定位的不同。但是许多非常高效的选民传播行为的定位变量已经被记录着研究报告中。总的来说，他们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水平和对政治的兴趣程度。然而，从美国选民的时间拓展漏斗模型来看，考虑到具体的选举中，教育水平和政治兴趣程度的定位还是不够准确。认知形式更接近漏斗模型的结尾，更接近实际参与选举的时间。它也似乎在与选民行为更多功能性的关联中占有优势。
对于影响程度和传统定位之间关系的分析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政治兴趣和影响程度对于媒体使用的独立效果显示在表6中。并且，作为媒体使用的定位或预测的影响程度的效度也被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对政治高度感兴趣的人之间。
表6中影响程度和媒体使用都是基于受访者个人表示的对于他们最重要的问题的回答。影响的程度是以他们认为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来度量的。媒体的使用时基于在过去24小时内受访者是否看见或听说该媒体对于某个问题的报道。
影响程度高就会限制传播媒介要求更多关于非常重要个人问题的信息的使用。至少，调查的影响程度高的受访者没有要求近期的信息。这一结果对于政治兴趣度高的人和政治兴趣度低的人都适用。尤其是在兴趣度高的人群中间。例如，在政治兴趣度高、影响程度高的受访者中仅36%的报告称近期在报纸上读过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的相关信息。但在政治兴趣度高、影响程度低的受访者中这个比例约为六成。所有的传播媒介都有相似的模式。
媒介议程设置的局限 篇3
一.议程设置理论及其作用
1922年,美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评论家沃特·李普曼在其经典著作《舆论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这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雏形。1968年,美国的两位研究人员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对李普曼的思想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他们的研究标志着媒介“议程设置理论”的诞生。
麦库姆斯和肖关于议程设置的中心假设是:公众会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来调整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他们在调查后得出结论: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公众谈论的问题正是媒体突出的问题;公众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也正是媒介最强调的东西。而且在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重要问题认识和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即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就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它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比如,今年所发生的“钓鱼执法”、官员言论不当、“楼歪歪”等事件,媒介舆论铺天盖地,引得人们竞相关注,并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关注风”。从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前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仍然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二.议程设置的局限
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接受,人们普遍意识到传统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议程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且强大的。但是,现代社会,媒体形态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以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兴起,使媒体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当今多种媒体交叉覆盖,受众可选择媒体日益多样化的时代,任何单一媒体对议程的设置已经难以取得过去的影响力,加之一些受众对媒体宣传的免疫力与识别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媒体对受众所产生的议程设置效果肯定要大打折扣。
国内传播学者张国良曾专门组织人力对中国传媒的议题设置功能现状进行过抽样调查。调查显示上海市民的受众议题与媒介议题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调查选取的13项议题中,排在第5、第6和第13位的“就业”、“入世”、“精神文明”三项议题,在媒介议题中则分别排在第11、第13和第3位,位差相差在5级以上。这说明在国内,媒介设置的议题与受众关心的议题存在较大的差距。
媒体议程设置与受众议程设置不吻合的原因有很多,根据麦肯姆斯和肖的研究,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与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需要程度、当时人际交流的情况、不同公众的兴趣等因素的影响。经过长时间新闻接触实践的磨练,受众对各类信息的判断力大为增强,他们可以通过对同类信息的横向比较,综合分析做出独立的判断,而不只是一味“迷信”媒体的说法,人云亦云。
总之,只有在受众无法自由接触信息时,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才会格外强大,随着社会信息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议程设置理论从理论表述到付诸实践都存在着缺陷,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因此,媒体工作者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运用这一原理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议程设置效果 篇4
1 议程设置理论和CCTV-NEWS中的议程设置
1.1 议程设置理论
1972年, 美国人麦库姆斯 (Maxwell McCombs) 和肖 (Donald Shaw) 在一篇论文里最早提出的了议程设置理论。他们分析了三年前美国总统选举时茄拍山市的媒介内容议题的排序, 对照当时该市舆论中诸议题的排序, 发现二者的相关性极高。经过较深入的分析, 提出了一个假设:大众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发布, 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在媒介的议程与公众的议程之间, 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即经过一段时间, 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实际上, 媒介通过议程设置, 对于现实环境进行有目的的加工整理, 赋予一定的结构顺序, 并把这种再构造传播给受众。因而, 一方面对事件的选择成为媒介议程设置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媒介再构造时所隐含的主观意愿、放大或缩小需要传播的信息等手段都体现出媒介议程设置所想要达到的效果。
1.2 CCTV-NEWS中的议程设置
CCTV-NEWS频道定位为“中国观点, 东方视角, 国家化表达”, 旨在通过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体现中国立场。根据频道定位在节目制作的议程设置中最基本的宏观设置是希望通过新闻的选择以及报道角度的选择能够更好的营造中国形象, 让受众最大化接受中国视角。为了对CCTV-NEWS节目的议程设置以及影响其效果因素进行分析, 笔者对2012年5月12日至8月24日之间, 对以1和5结尾的日期中在CCTV-NEWS频道播放的整点新闻栏目进行抽样调查, 共抽样20期节目共73条新闻。在本次抽样的73条新闻中, 国际新闻占54.6%, 国内新闻占45.4%,
国内新闻中涉及中国外交事务的新闻比例所占最大, 达31%。主要涉及中国南海争端, 钓鱼岛争端以及中国领导人访问他国或参加国际会议等内容。然后依次为经济类新闻18%、时政15%、自然天气灾害15%、文体12%、环保与人权9%。
从国内新闻的比例不难看出, CCTV-NEWS在国内议程设置希望通过倾向性报道一些与中国相关的外交新闻尤其是一些外交争端性新闻, 传递中国的态度。时政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相对比较保守, 样本中的五条新闻都是站在正面角度报道, 选择的题材也都争议性较小。而经济新闻在议程设置方面多数是以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形势 (如CPI指数、PMI指数等) 、经济举措为重点报道对象, 对于行业以及经济个体等微观层次的涉猎不足。
2 影响CCTV-NEWS新闻报道中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
虽然媒体的议程会对公众议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是受众不是群氓, 而是单独的个体, 他们对事件或问题的关注以及形成的看法虽然受到媒介的一定影响, 但同时也取决于周围的很多因素。不是媒介设置的所有议程都能够被受众全盘接受。麦康和肖在后来的研究中曾指出, 议程设置能够对舆论发生作用是有条件的, 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还要看公众与媒介的接触频率、公众对媒介的信任程度、公众不同的知识结构、个人信念等等因素。并非所有报道的议题都会紧接着在公众议程上显示出来, 很多因素和具体的情况会减弱或增大媒介议程的效果。在对外传播中, 受众与传播者中间相隔了更多的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 如:文化背景差异、语言习惯差异、新闻传播理念差异, 受众需求差异等诸多跨文化因素。
CCTV-NEWS要想对海外受众起到有效的传播效果必须在能够影响议程设置效果因素的方面进行改变。在影响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当中, 对媒介的信任程度、新闻传播理念差异、语言习惯差异等因素是媒介通过调整可以改变和克服的。
就媒介信任程度而言, 外国媒体和外国受众普遍对中国媒体缺乏信任, 据调查路透社、CNN等媒体在引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时经常会注明the state-run。BBC在评论中国官方媒体发出的一些时政新闻时基本上也都会在结尾加上质疑性的评论。State-run的性质无法改变, 但是可以通过平衡报道的手法, 即在新闻报道中致力于对事件进行完整的描述, 尽量展现多方面的声音。因为多方面的声音代表多角度更全面的客观呈现, 因此多方面的声音往往会增强受众对所接收内容的信任感。CCTV-NEWS对于国内问题的报道消息源还是相对单一, 主要是以官方信息为主, 民众和个体的声音比较微弱。例如样本中在报道美国孔子学院中方老师遭到美国限期离境的通知的新闻的时, 消息源仅仅涉及我方在美国的孔子学院的说法, 虽然有记者在美国街头的出镜报道, 但是并没有对美方相关部门的采访以及孔子学院学生家长以及合作院校对此事的态度, 因此整篇新闻的平衡性并不是很好。如果CCTV-NEWS在类似时政新闻的报道中融入更多的消息源, 无疑会增加信任度。
就对媒体的接触频率方面来讲, 当受众接触一个媒体的频率越高, 这一的媒体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的比例相对越高。影响媒体接触频率的因素有很多, 受众的兴趣则是其背后的一大动因。2008年末, 蓝海国际传播促进会曾经委托美国知名调查公司就“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作为题目在美国本土以200万成年人为样本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人最关心的中国问题一项中, 民权自由、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共产主义、经济发展、劳工问题、血汗工厂、产品质量、中美金融债务问题分列前9名。虽然蓝海调查是三年前的调查, 但是中国的基本环境并没有发生质变, 这些问题仍旧应该还是海外受众较为关心的话题。但是将其与我们样本中出现的国内新闻对比发现, 重合点非常少, 即使有重合部分也都是站在官方的报道角度, 例如:国际环境保护日当天, CCTV-NEWS仅仅报道了国务院发表对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规划。如果能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报道中国环保问题对受众的吸引力应该会更强。在议程设置环节更多地考虑受众的兴趣点, 在选择新闻的时候将受众的兴趣的点和我们要传递的信息有效结合, 那么对于增强受众对媒体的接触频率从而有效增强议程设置效果将有所帮助。
此外, CCTV-NEWS的新闻采集能力偏弱也是制约议政设置效果的一大因素。在很多新闻的报道上虽然都有记者出镜, 但是基本都是记者单方播报式, 采访力度有所欠缺, 这也是造成很多新闻消息源相对单一, 缺乏微观视角的原因之一。
3 结语
总体来讲, CCTV-NEWS在报道理念上已逐步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引导”转向“国际传播”。但由于CCTV-NEWS既要满足社会文化情境之外的预设观众, 又要满足对外传播的组织目标, 所以在对新闻界节目的议程设置上还是带有传统的外宣思维, 尤其是对官方新闻来源信息的偏好和选择性注意等。同时与CNN, BBC这些以母语为报道语言的国际性媒体相比, CCTV-NEWS的报道网络还相对欠发达, 信息采集能力相对不足。
因此要想实现预期的议程设置效果, 使新闻报道更为外国受众所接受。首先在新闻报道方面要更加国际化, 最大化突破中国传统新闻报道思维的限制。不论是从新闻选取、角度选取信息源选取还是报道方式都需要更加贴近受众习惯。二是强化英语报道网络建设, 加强一手信息的采集能力, 突破因材料不足造成的发展限制。只有这样, CCTV-NEWS才能逐渐强化议程设置的预期效果, 真正有效的传递中国的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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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设置效果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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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网络媒体的高速发展中，作为意见产生机制对议程设置作用的双方面影响根据侧重探讨了未来媒体传播的变革方向。关键词：网络媒体 议程设置 强互动性 舆论领袖
一．议程设置在网络上的一般作用
1972年麦克斯姆和肖根据1968年对总统大选的调查结果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传播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重要性的判断。
议程设置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用”的机构，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正在逐渐趋于明确化，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第一个角度称作“认知模式”，第二个角度是“显著性模式”，第三个角度是“优先顺序模式”，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主要是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的。从“感知”到“重视”再到为一系列议题按其重要程度排出 “优先顺序”，这是一个影响和效果依次累积的过程，越往后效果越大，影响也越深刻。
自2003年互联网广泛介入时事政治与社会生活并发挥极其强大的舆论作用原来，网络舆论已经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空间中有大量延展性的消息和矛盾，而这些矛盾有时会因为网络舆论的介入而更显尖锐。虽然网络媒介的兴起对议程设置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麦库姆斯认为基本同质的媒介议程仍将寻在，除非人能发明一种可以销蚀传统新闻受众的新的新闻。因此，总体上看，网络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仍然在发挥作用。网络专题是网络媒体的一大强效武器，它能极大发挥网络传播的超文本、多媒体、及时性等优势，给予新闻全方位、连续、深入的报道。一个网络专题涵盖了多条相关事件的短新闻，对事件分别从纵向、横向进行串联播报，更显生动、形象、有逻辑。几个简单的例子分别明确的说明这一点。
2009年，“躲猫猫”事件引起轰动，各大网络媒体纷纷报道此事并且都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腾讯网利用专题形式对该事件进行了全程报道：网站首页推出了针对事件性质制作的风格标题。标题下是关于事件的不同类型报道：核心导读、最新消息、图片新闻、分析评论、各方反映、相关专题、网友关注（网友博客）、资料组图等等。公众通过主页的新闻导读就可进入专题，相关新闻之间又建链接，这样受众可长时间“驻足”阅读。更广泛的，腾讯QQ启动之后的腾讯新闻弹窗中也长期在首页有相关的图片和大标题文章新闻。因此在这样的专题报道中，公众即便本不知道这个时间，也很难忽略掉这样的报道了，并且很显然这件事也会被理所当然的当做“大事“进入公众的认知范围，由此网络媒体实现了议程设置功能。
二．网络媒体中议程设置的几个重要变革
新媒体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互动性上的高度完善，形成了连续的新闻议程设置功能，建构起了意见生产机制的新型模式。
1.网络媒体受众的自主性增强
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是显著的，它建立在公众对自身经验以外事物无法直接体验的基础上。新媒体借助“网状-链式”的传播特征，形成了对每一个事件和消息的跟踪-连续式议程设置效果。利用每一个传播节点在跨平台上的互动，网络媒体与其他新媒体一起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在新媒体UGC（Users Generate Content）的运行模式下，受众在新媒体中的参与性受到最大程度地尊重与拓展，受众超越了传统媒体信息制作者和传播者对内容的垄断，以较少中间语言加工特征的传播方式直接介入着新闻话语的传播过程，反映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网民借助论坛、社区、QQ、博客、微博、视频网站等传播工具在网络上自主传播，交流意见，传递信息。在这样的传播模式下，自主性能够得到极大的发挥。网络热点话题除了社会大事件之外往往都源于网民自己在私生活中的挖掘制造，网络最红的三个女性形象——芙蓉姐姐、凤姐、小月月，除去个人炒作和某些不可控客观因素之外，网民的畅所欲言使得这些议题更加私人化和私密化，公众议程的自由化可以说是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第一个变革。
因此，媒介需要充分的了解公众议程和受众的接受心理，然后估量出议程设置的效果将会如何。否则，媒介对信息的超负荷传播只会带来受众对信息价值的麻木与不加反思，引起的只是公众的反感与审美疲劳。（2007.2.媒体议程设置的几个误区，闫翠萍）
成功的案例可以看搜狐对无锡水污染事件的报道。
2007年5月，无锡水污染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搜狐作为中国聚焦的大门户网站之一，将这一新闻作为危机事件连续跟踪报道159篇，其中解决措施占38.3%，水污染造成的不良影响占24.5%，另外水污染的原因也占了较大比重。此外，搜狐还展开了网络辩论和各种页面FLASH，充分将此次水污染事件的严重程度体现出来，并且让身处无锡之外的人也广泛的关注和了解此次水污染事件。网民早已有了多线路多方面的思考能力和智慧，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知道什么信息，什么样的报道是在找借口什么样的报道是在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搜狐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隐瞒或者掩盖水污染的严重程度，没有用大量的报道解释水污染不是政府的问题，也没有用巨大的精力去喊口号。公众需要知道的，就是水污染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为什么这样，应该怎么做，因此理智的分析报道是搜狐这一系列报道成功的主要因素。
相反的一个非网媒的例子，2008年下半年，作为当年众多突发事件之一的三鹿奶粉曝光，《人民日报》也进行了大量的跟踪报道，从9月12日至11月1日，人民日报用了大量的版面和靠前的位置，但是总体看来，主要都是从部门努力、重建信心、整顿市场这些让人们一听就向领导讲话一样套话满篇的角度出发的，唯一的一次到头版的位置报道的也是重要官员的处理问题。这样清晰的对比显示出党报性质的人民日报和新闻媒体的重要差别。
2.人际传播的大幅增长与网络舆论领袖的引领作用
大众传播往往是通过人际关系来影响受众，发挥改变受众态度和行为的效果。网络空间的自由化和多向化发展让人际传播大幅增长并且成为了网络传播过程中的主流。
从国外的TWITTER到国内的微博，FACEBOOK到人人、开心，微博和网络社区的发展极大推动了人际交流。在这样范围庞大的传播过程中，人们会以一定的分类方式存在于一个或者多个群体中，进行意见的产生和汇集。一旦某一个群体进入了媒介的议程设置，他们当中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些舆论领袖，这些晕轮领袖可以在议程中产生引起大量认同的意见甚至主导这一议程的讨论，把握这一议程讨论的方向和内容，甚至，舆论领袖有时也可以自己制造一个议题，并且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建立的“二级传播论”中，舆论领袖是一个核心概念。其中对舆论领袖所下的定义是：人们所认识和信赖的人，往往跟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被认为具有某些专长和对某些问题见解深刻。舆论领袖能够向人们提供建议和解释，改变他们的态度和影响他们的行为。与社会正规组织的领导人物不一样，舆论领袖是非正式的领导，给人出谋划策，其影响力常常比大众传媒更大。
以微博为例，舆论领袖往往是舆论来源，他们或者本身即是事件的直接关系人或者当事人，了解时间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或是置身事件之外，只是因转发或发表某一事件的看法而引起重大轰动。例如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钟如九在微博直播，于建嵘发表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雷语事件等，都属于第一种。而最近正在发生的罗永浩与西门子“大战”中，罗永浩也成为了不可否认的舆论领袖。西门子方面找再多的接口理由，罗永浩还是不依不饶，从事件发生开始，粉丝呼唤的“老罗”就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抗西门子，微博“病毒式”的传播功能让其微博成为了粉丝网民竞相转发的对象，因此西门子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声讨问题冰箱的声音，而我们的感觉是，在这一问题上，尽管罗永浩“特立独行”的方式有些不近人情，但是网民的声音大多数还是一致的倒向罗永浩这边，在这种几近疯狂的传播过程中，也就牢牢确定了舆论领袖的舆论策源地地位。
三．网络媒体的强互动性下公众传播的改革方向
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会推动网络议程设置向前发展，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强互动性的网络舆论发展态势下，网络舆论势力将更为强大，这种变化会促进社会议题更多反映公共性，推动公共政策人性化；而另一方面，网络的虚拟性也易造成议题设置上的“监管盲区”。如何保障议题的真实性、科学性、正确性，是我们需要完善的方面之一。
“X二代”现象与议程设置理论 篇6
关键词：富二代；议程设置理论；标签化
一、议程设置理论与"X二代"议程
所谓"议程"，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对于所发生的新闻事件，按照其重要程度进行排列的事件列表。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可以通过对某一特定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与大量报道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受众每天所要谈论的话题。简言之，就是大众传媒虽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么想，但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
近年来，"富二代"、"官二代"等"X二代"议题持续受到媒体关注。从2009年杭州胡斌的"欺实马"事件开始，"X二代"一词频显于各类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但多数为负面报道。2010年10月，发生在河北的撞车事件，更是让"官二代"形象一落千丈，一句"我爸是李刚"瞬间成为了社会公权示范的代名词，引发人们对"X二代"的强烈不满。在"X二代"热议过程中，媒体敏锐地捕捉到了公众的"仇富"心理，不断的发现、选择与制作与此相关且极具话题性、争议性的新闻节目，不断的推动议题升温。媒体的"议事日程"刺激了"X二代"话题在受众中的影响不断提升，进而影响其在受众自己"议事日程"中的重要程度也得到提高。
二、"X二代"现象成因分析
其实我国古代就有"二世祖"的说法。近年来，"X二代"现象之所以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其背后的支配力量是社会现实与公众心理，但媒体在其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X二代"现象形成的社会学原因
从社会流动与个人努力关联程度角度分析，一般性的社会流动存在先赋性与后致性两种影响因素。家庭出身和背景是实现个人社会地位流动的先赋性因素，而个人的努力程度则属于后致性因素。"富二代"、"官二代"们的成长与发展建立在一代也就是其父辈巨大的财富与权力基础上。此外，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见识视野，还是人脉关系等方面均比普通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资源。当巨大的代际积累优势不断传递给"二代"，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差距不断拉大。笔者认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本无可厚非。关键是社会应具备一种调节机制，一方面削减个人因继承而得的资源优势与差距，另方面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阶层间竞争流动途径，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尽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时下中国"X二代"的产生，恰恰说明社会在此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制度缺陷。
（二）媒体在"X二代"现象形成中的作用
一是主观选择的"有色镜"作用。传媒通过对新闻主题以及关注程度的主观选择使得"X二代"议题不断成为了新闻报道中的"大事件"。而这种犹如佩戴了有色眼镜似的选择势必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受众的观念。当传媒更多的关注"富二代"炫富、飙车、斗殴等负面新闻时，大众的头脑中会下意识地产生"富二代"就是如此的观念。
从标题角度分析，如表1所示，2003年至2011年，与"富二代"相关的176篇报道中具有负面倾向的报道数量占据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从内容角度分析，如表2所示，同一时间段负面倾向的新闻报道数量几乎是正面报道数量的3倍。其实在"富二代"群体中飙车、斗殴、赌博的肯定不是多数，但媒体中缺少与"富二代"相关的正面报道。就这样，在媒体"有色眼镜"的删选过后，公众已无法看清人物和事件的本来面目。
二是标签化报道的"聚光灯"作用。当前，传媒喜欢为所发生的新闻事件粘贴标签，频繁使用戏剧化、夸张性的语言以达到刺激受众情绪，引发受众联想的目的。如，将新闻标题由"北影学生打死清洁工"变成"谁在纵容富二代的嚣张跋扈"。深究根源，媒体标签化"X二代"的本质是与媒体的盈利本能密切相关的。公益取向与发行量、收视率相比，无疑后者对于媒体人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媒介片面地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一味迎合受众兴趣，主观删选能够刺激受众神经的事件与话题进行炒作，而不管这些事件本身是否属于小概率事件，话题本身是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甚至在报道的内容还没有经过官方认定的情况下，只要符合所谓"新闻价值"，就采取各种手段将新闻"放大"。这时的媒体就成为了"X二代"新闻的放大器和聚光灯
三是不断挖掘的"滚雪球"作用。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曝光后，其背后与红十字会的利益联系逐渐被网友揭露，继而引发公众对红十字会机制、诚信的重大怀疑。议题被抽丝剥茧般的不断被挖掘，新的爆料接连涌出，形成连锁式的新闻链条，直至今日仍未停歇。此外，各类学者也纷纷在电视、报纸、杂志上讨论分析，网民在各类微博、论坛中跟帖、灌水，从而使得一个简单的事件，得以不断的被分解剖析，其背后深层次的根源被挖掘发现，产生了越滚越大的"滚雪球"效应，推动"二代议程"更为广泛的传播。
三、媒体及媒体人应起到的作用
从某种角度分析，媒体态度有时会影响到社会的心态。这就要求大众媒体在设置新闻议题时要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做出一个基本的道德与价值判断。这就客观要求媒介与媒体人在观察与分析事物时既要看到局部，又要看到整体，既重视现实情况，又重视发展趋势，担负起"把关人"的责任。而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及媒体人对议题的选择、报道的次数、版面的安排、议题报道的角度与深度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是议题选择应兼顾经济效益与公益取向。单纯以赢利为目的选择刺激受众感官的娱乐性议题，而对关系民众深层权益的议题漠然置之，是有失偏驳的。把更多的资源与注意力放到与大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议题上，才是运用议程设置理论的正道。
二是处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新闻议题要慎之又慎。以"X二代"议题为例，其新闻内容可能涉及暴力、犯罪、色情等，若不具有新闻价值，可以不予报道。若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以少量的篇幅或在媒介不显著的位置、时段报道，其负面影响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
三是把握好议题报道的度。研究表明，媒体将新闻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的过程中需慎重考虑受众的容纳程度。也就是说，报道中对"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过多会引起受众感官麻木，过少则引不起受众的关注，当然也就不能发挥议程设置的功用。
四是合理选择正面引导时机。当新闻议题处于敏感热点状态时，媒介不能火上浇油。淡化、转移和分散受众的注意力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待受众能够冷静对待，思考逐步深入，各方面时机渐趋成熟时，再对问题进行研究解决，则可以充分发挥媒体在解决问题方面的"推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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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中的自我议程设置 篇7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它反映的是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的层面。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于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5.13亿,而微博用户已经占据48.7%, 达到近2.5亿。微博作为一股新兴的力量在获取一手信息、加强人际沟通以及实现自我、发现自我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信息交换方式,逆转了常规的生活方式。它以一种原创的方式,自行选择分享自己的生活体验,并有选择的传播感兴趣的观点和言论,这种完全公开的方式,拉近了公众的距离,引起了问题关注度,并且通过对内容的在加工让个体变成了信息传播的主体。这一对某一现象的“关注”行为,当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会引发一种效应,致使大面积用户产生共鸣。但与传统不同的是,公众“想什么”的来源不再被限制,而成为一种自我解读, 这就是“自我议程设置”。
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特殊性
1.议题多元化,集中化
由于在这一传播方式下,个人成为信息发布和筛选的主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发布对时政、民生以及个人隐私和心情作为议题发布并引发讨论。这些在个性化定制的界面中,呈现的是关注的微博用户所发表的言论是各种各样的,比如以个人形式发表的微博,其中不乏明星、政客也包括个人的言语和观点;也包括公共主页上的企业、事业单位包括政府的官方微博;媒体的官方微博;以人为艺术为主题发布的涉及知识性、文体性的微博;关于饮食、休闲等生活资讯微博等。正是由于这种反传统的特质,带来了微博议题的多元化。用户对于议程的设置是自我情感的抒发和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所判断出的“大事”,而不是传统的议程设置中大众传媒所认为的“大事”。无论微博的个人议程是先于大众传媒的还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掀起热潮的,都存在的对于重大议题的相互影响,这便产生了对于重大议题的集中反映,于是微博的自我议程在形成规模后便于大众媒体趋于了一致。
2.议程设置低效化、零碎化
微博在带来多元化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碎片化效应,由于个人议程的设置不受制于其他,因此他的多样性自然会削弱大众的公众意识。言论市场被趣缘群体所代替,自我议程设置开始于公众议程设置发生反应,这种不受限制的自我议程设置会在形成某一兴趣群体之后产生共鸣,从而固话观点和兴趣。例如,在你发表关于某一事态的评论之后,微博会推荐你关于此问题的行业专家,并吸引更多关注的人群加入,这就导致了低效的自我议程设置功能。
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效应
1.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负面影响
传统的议程设置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的:大众传媒将自己的价值体系下所认为的重要议题经过加工和筛选后进行整理,以事实报道的名义传递给公众,而微博早已跨越了这一层面,公众对各种议题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大众传媒所赋予的阶段,通过自我议程设置, 公众从“选择者”变成了“形成者”和“传播者”。任何信息得以以第一手资料的方式呈现任何细节和“真相”。当然,这一特性也正是滋生谣言、流言环境的罪魁祸首。由于匿名性和自我性, 微博成了各种恶意和虚假信息泛滥的平台,这也是实名制呼声高涨的原因。也就是说,虽然“拟态环境”的影响力被削弱,但是那些“真相”便成为了另一种拟态环境,形成一种强大的但不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公众意识,最终公众被困于这一环境中难以自辩。
2.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正面影响
如今发展迅猛的主流微博,新浪、腾讯、网易等,无不是依托主流门户网站而生长,网站作为网络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虽然有着与电视、报纸等完全不同的传播方式,却依然存在为公众设置日程的行为,作为用户自我议程设置的辅助,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对于微博热议的内容,传统媒介又可以介入开展更新的报道。尽管在微博中公众通过自己的选择抒发感情,提交评论,但是这同时会在形成规模之后引起传统媒介的关注和推进报道。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可以各自根据喜欢展开辩论和交锋,大大增强了网络的互动性,他们会自发形成某种组织,壮大某一观点,以至于形成某一流派,这就是对传统议程设置的补充和延伸。
结论
“艳照门”事件的议程设置反思 篇8
以社会价值为尺度选择议题
“‘议程设置’理论不仅是有力的传播效果理论, 而且它也暗示了一种媒介观, 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1) 意思就是说:“媒介并非镜子, 即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实貌;它更像是探照灯, 它照到的地方, 可能是被与此有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引导的, 是被制造出来引起注意的假事件;或者是被新闻工作者的传统、习惯和规则所左右的, 是被过分强调而也许并不重要的事件。” (2)
就“艳照门”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而言, 他们强烈的“刺激性”和“冲击力”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受众, 它能满足人们的“原始兴趣” (3) 。出于人们本能的反应, “艳照门”事件自然能敛聚相当高的人气, 而媒体通过对该事件的报道可以大大提高点击率、发行量和收视率, 从中获得相当高的经济收入。重庆视讯网的老板自称, 通过“艳照门”事件, 网站提高了20%的访问量, 仅仅2月份就增加了数万元的广告费。但是从社会价值来评判, 对“艳照门”事件的报道并没有让受众或社会得到有益教训, 或者说没有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进行指导, 也没有从根本上促使良性社会行为的产生。媒体已经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被受众的“原始兴趣”牵着鼻子走了。然而议程设置理论告诉我们, 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选择会影响公众对事件的注意力, “如果媒体未能报道就其重要性而言值得报道的事件, 那就意味着尚有关键的新闻在等待揭示”。 (4) 由此, 当媒体对“艳照门”事件投入过多精力和过多时间的时候, 那些原本更值得报道或深入解读的新闻就被忽视了。
媒介作为“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它对议程议题的选择和优先排序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并直接影响议题在受众心目中的位置。媒体对一系列有意义的议题进行选择, 并按照一个合理的结构秩序对议题进行排序, 至少对受众认知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实践中的新闻记者而言, 议程设置的概念提高了他们对社会责任重要性的认识, 促使新闻记者和新闻把关人在选择新闻素材时提升判断标准, 不被经济利益所左右, 而应该以有意义的、有更高社会价值的新闻去丰富人们的认知。不要以为高端没有人看, 《纽约时报》的崛起和盛名就向我们证明, 人们需要的其实是媒体的“脑袋”, 而不仅仅是眼睛。
以舆论导向为目的设置属性议程
属性议程涉及的是议程设置的另一个视角———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面, 对此, 麦库姆斯和埃斯特拉达这样描述:“如果我们以完全抽象的词汇来思考这个理论性质的关键词———议程, 那我们清楚地看到扩展一个议程议题的潜力。在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中, 议程上的分析单元都是一个客体、一个公共议题。超越这个客体议程, 还有另一个思考层面。每个客体都有各种属性, 这些属性和特点构成了客体的总体画面。就像客体拥有不同的显著性一样, 每个客体的属性也拥有不同的显著性。” (5) 在全国性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将“艳照门”事件看作一个议题, 它与其他事件共同构成一个议题议程 ( (1) 春运; (2) 艳照门; (3) 股市; (4) 住房; (5) CPI) , 这是议程设置第一层面;在“艳照门”事件话题下界定出一些次议题, 这些次议题共同构成一个属性议程, 这是议程设置第二层面。如果议程设置发生在第二层面, 那么我们可以认为, 新闻媒介强调最多的次议题应该也是公众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些属性是“艳照门”事件议题下属的次议题: (1) 涉案明星的表现是什么; (2) 下一个涉案明星是谁; (3) 该事件对涉案明星商业活动的影响是什么; (4) 其他明星对此的表态是什么; (5) 照片还有多少张没有发。
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 它不但不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 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舆论导向的含义包括对社会认知、价值观、态度和行动的全面引导, 如果说议程设置有选择地报道新闻把社会注意力引向特定的方向, 那么设置属性议程则更多地体现在价值观方面的舆论引导。而对关于属性议程的议程设置第二层面, 麦库姆斯和埃斯特拉达这样描述:“修改一下科恩的经典名言, 媒介不仅告诉我们该想些什么, 而且告诉我们该怎样想。”
从《成都商报》2008年1月29日到2008年2月29日 (对“艳照门”事件报道最集中的一个月) 关于“艳照门”事件的新闻标题可看出, 媒体在设置属性议程时把中心始终放在“照片还有多少张没有发”、“下一个涉案的明星又会是谁”、“其他明星对此的表态是什么”等问题上面。受众通过对这些次议题的感知导致他们对“艳照门”事件的全部认知就局限于此, 其实媒体可以通过更深一步的思考, 设置令人发省的次议题, 比如:名人的隐私, 你有知情权吗?如何控制网友滥发色情照片?网络应当实行实名制吗?媒体挖掘的次议程更多元、更多角度, 事件才能被赋予更完整的意义。我国媒体对“艳照门”事件的舆论导向还处于低级趣味的层面, 没有对有意义、有指导性的次议题进行选择和优先排序, 受众的头脑中自然就缺少对有意义次议题的反应。媒体这时似乎更愿意扮演一个平台的作用, 而不愿意履行作为“有责任的媒体”的义务, 不愿倡导良性行为, 这样, 它们培养出的受众就是一群无聊的看客, 而不是能冷静思考的、有独立思想的个人。
把媒体的实践活动引入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面, 突破以往学者只认为议程设置在受众认知环境方面的效果, 看到它更大的影响, 从而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利用议程设置功能使社会运转得更好。
以合理利用媒介资源为原则, 防止重复设置议程
我们知道, 世界之大、变化之快, 时时刻刻都有重要信息传递出来, 但是人们的视野有限、精力有限, 只能关注一部分自己感兴趣的新闻, 而且媒体资源也是一种稀缺资源, 报纸有版面的限制、广播电视有频率的限制、网络有服务器承载量的限制, 媒体不可能做到“有闻必录”。媒体会根据媒体的方针、新闻的重要程度、读者的兴趣等因素对新闻进行选择, 而这种选择不可能完全意义上展现客观现实, 只有按照媒体有感的重要性来按一定比例对新闻进行优先排序。
在“艳照”传出后, 全国各大媒体无不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热点进行连续跟踪报道, 一时之间, 满城报纸、电视台、网站都被同一件事情充斥, 并且对该事件的报道从1月到4月, 直到现在还有以“艳照门”或者事件中主人公为名的炒作和报道。但是“艳照门”事件体现出的社会价值远远不足以让所有媒体给予如此多的关注, 长时间、高频率地报道“艳照门”事件占用了大量的媒介资源。媒介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艳照门”事件所占空间越多或所占时间越多, 被挤掉的其他有意义的新闻就越多, 那么公众所能感知的议程就变少了, 受众的视野自然受到限制。媒体对此事件的突出报道, 使“艳照门”风头盖过了如CPI创新高、科索沃独立等国家大事的报道。如果有意义的信息得不到受众的注意, 也没有进一步成为议题的可能, 不少本应成为议题的信息湮没在大量的垃圾信息当中, 致使人们不能感受到一个相对真实的现实环境。另外, 媒介设置议程的重心始终放在“照片还有多少没有发”、“下一个涉及的明星又会是谁”、“明星对此的表现是什么”等问题, 对此事件进行有意义的社会探讨却少见报端。这种一元化的报道必然导致同样的议题被重复设置, 最终导致报道的同质化, 造成媒介资源的浪费。
小结
议程设置理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被学者挖掘其中所含的意义, 思考如何利用议程设置使社会运转得更好。格里维奇和布拉姆勒认为, 民主社会需要媒介从事“有意义的议程设置”, 界定当前的关键问题, 包括议题的成因及解决方案。卡特、斯塔姆和海因茨认为:“为了提高公众对共同面临难题的思考能力, 我们应该更好地理解议程设置的功能, 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介的作用。”当学者在进一步思考议程设置功能所起的作用时, 希望这些思考也能在实践中的媒体中得到观照, 因为媒体给新闻事件贴出的标签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关注与该事件有关的议题。议程设置揭示了新闻媒介的权力和道德责任, 它提醒媒介以恰当的方式来构造一次事件是多么重要。因为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发布者, 它还是社会的监测者、文化的传承者。
注释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215页。
2 (4) 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国际新闻界》, 1997 (3) 。
3 清水几太郎认为, “与快感、性爱、冲突、猎奇等有关的本能兴趣就是原始兴趣”。
浅析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 篇9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 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判断。[1]
现代社会中, 新闻媒介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大众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就像各种议题的单子。之所以选择这些议题, 是因为对媒介操作者来说, 它们很重要。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选定议题的议程, 也成为他们了解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基本来源。[2]但是自从网络出现, 互联网普及后, 传统新闻媒介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日益衰弱。网络时代的来临, 使得网络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人们不再只依赖传统媒体给出的议题作为讨论内容。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自行设置自己喜欢的议题。
二网络议题的来源
网络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媒体, 所以网络信息的来源渠道比较多。
1.传统媒体
大众的议题大多源于新闻, 但是由于目前网络媒体的某些资格受到限制, 所以网络上的大多数新闻还是来自于传统媒体。新闻类网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的新闻主要是转载传统媒体。2013年4月23日新浪网就转载了CCTV4的这样一条新闻:中国国家海洋局消息:截止23日10时许, 迫于中国海监现场执法压力, 日本渔船陆续驶离钓鱼岛领海。中国海监的维权执法行动有力地挫败了日本右翼分子的企图。目前, 中国海监编队仍继续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监视。同一天, 搜狐转载了广东卫视的新闻:四川芦山龙门乡日劝返千余名志愿者, 吁理性救援。救援人数太多造成灾区交通拥挤, 政府希望志愿者们为生命让出通道。一种就是传统媒体的官方网站。像央视, 凤凰等媒体都有官网, 官网的信息比它们本身媒体的信息更丰富更全面。2013年5月4日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凤凰焦点新闻》仅仅用了1分18秒报道美国七成民众支持处死波士顿爆炸案嫌犯。但是凤凰网对波士顿爆炸案做了一系列的报道, 从开始报道爆炸案发生, 到警方如何排查嫌疑人, 再到嫌疑犯的审讯等。与之相关的还有关于爆炸案暴露了美国在国际学生管理方面的缺陷。网络空间是无限的, 所以它可以涵盖更丰富的内容。网络再现了传统媒体的新闻, 丰富了大众讨论的议题。
2.意见领袖的言论
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 同时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微博, twitter等工具的出现, 使得意见领袖的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作为意见领袖的人一般都是名人, 有演艺界, 经济界的各类名人。李开复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的一切言行都备受关注。他曾经在微博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来勉励青年学生们:“不要任何人告诉你, 你的梦想不实际。梦想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 而是为了给你的人生带来意义和快乐。”这段话一出现就在学生中间引起广泛的讨论, 成为一时的热点议题。这段话成为热点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现在的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加上已经踏入社会的人对学生的劝诫, 使得学生对理想持怀疑态度。二是李开复的身份决定了他说话的分量。像李开复这样利用网络媒体扩大影响的人比比皆是, 其中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无疑是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典例。他曾经在微博中这样写道:“你那里的孩子们吃饭了吗?国家为改善乡村孩子营养, 两年共计投入337个亿, 称十万个学校开餐, 但开的是饭菜还是牛奶面包?据笔者所知, 还有大量学校还在吃牛奶面包, 还在上演发霉面包的丑闻。我们倔强坚持孩子一定要吃饭, 因为国家花那么多钱不是做免费零食。”他用微博, 展现孩子们的困境, 呼吁为贫困山区的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帮助孩子们免于饥饿。如果邓飞本身没有知名度的话, 他的意见也不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正因为他本来就是名人, 再通过网络这个平台, 使更多人能够关注到他的意见并致力解决他提出的困难。所以, 网络时代的来临, 使得意见领袖的意见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3.网络论坛
网络论坛是人们在网络上交流的场所。网络论坛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或者需要了解的专题。网站也青睐于开设自己的论坛, 以促进网友之间的交流, 增加互动性和丰富网站内容。在我国, 有很多著名的网络论坛。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有豆瓣网。豆瓣网的核心用户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都市青年, 包括白领和大学生。他们谈论的议题一般从书、影、音展开, 希望能够通过交流和推荐找到生活中有用的事物。同时, 他们也活跃于豆瓣小组, 对吃、穿、用、行进行热烈地讨论, 参与活动。在豆瓣上, 你不仅可以自由发表对书籍、电影、音乐的评论, 还可以搜索别人的推荐。所有的内容, 分类, 排序都是用户自己决定。在豆瓣主页上出现的内容也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决定。网络论坛的出现使得我们不仅可以选择议题, 还可以设置议题。我们的角色也从原来单一的受传者, 议论者变成传播者, 设置者。
三网络议程设置的特点
网络时代下的议程设置有了新的特点, 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议题本身上面, 还表现在议者身上。
1.议题的多样性
网络议题的来源广泛, 这就注定了网络议题多样性的特点。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 突破了时间和版面的限制。网络媒体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尽可能多地向受众传达信息。网络媒体传播信息的的方式也比传统媒体有优势, 它综合了所有传统媒体的特点, 能够把信息以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播。传播方式的增加和传播限制的减少使得网络传播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信息量的增加意味着议题数量也增加。网络时代下, 人人都是记者, 人人都是编辑。普通网民也可以借助网络发布自己觉得重要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网民发布的信息也成为网络议题的重要来源。全民参与加上传播方式的革新促使网络议题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网络议题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议题下的观点多样性。就四川雅安地震来说, 有人认为该理性救援, 否则会给救援工作带来麻烦。有人讨论国家该不该设立地震研究所, 地震研究所究竟是浪费国家资源还是保护人民财产安全?还有人对国家红十字会的诚信产生怀疑, 纠结于到底该不该捐款这个问题。二是同一时间讨论话题的多样性。针对话题多样性这个问题, 百度贴吧给出的答案最准确。同一时间里, 百度贴吧中就有音乐吧、恐怖电影吧、银魂吧、明星吧、热播吧、地区吧、生活吧、天文吧、旅行吧、手工吧等等。不同的吧都有很多参与者, 参与讨论各种不同的话题。
2.议者的广泛性和区域性
随着技术的革新, 网络覆盖的地方从各大城市蔓延到了各个乡村。网络的使用者也越来越多。不同经济阶层, 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社会背景, 不同性别种族的人都参与到网络这个大圈子中来。他们可以凭借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 也可以通过网络讨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针对同一个问题, 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针对凤凰新闻网的一个新闻:“武汉大学举行博硕士相亲会”这一事件, 许多网友就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有些人认为这件事值得提倡, 因为学生平时学业太忙, 根本没有时间解决个人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特有的教育方式+特有的生育政策=学历越高越不懂生活。来自不同团体的人, 关注的问题不一样, 给出的意见也大不相同。网络的出现, 加剧了不同经济阶层, 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社会背景, 不同性别种族的人之间的隔阂。由于网络的可选择性, 人们会越来越囿于自己的圈子, 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网站他们不会去浏览。投资, 汽车这类的相关网站的浏览者和参与讨论的人大多是男性。关于美妆, 美食, 购物等网站或论坛的大多为女性。这样, 就导致参与讨论议题的人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
摘要：互联网普及后, 传统新闻媒介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日益衰弱。网络时代的来临, 使得网络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人们不再只依赖传统媒体给出的议题作为讨论内容,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络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自行设置自己喜欢的议题。
关键词：议程设置,信息议题,网络时代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14页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分析 篇10
但如今, 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 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 为传播领域带来了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 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也随之发生改变。网络中传播主体的个人化, 使任意的网络使用者都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自由地、积极地接受或传输, 在满足自己表达需要的同时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以求自己的关注点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和认同, 从而形成一种较为自由和个性化的议程设置, 即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
简单地说,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即公众利用网络平台陈述事实或发表意见, 以其自身的显著性通过各种不同的传播渠道引起大众传媒的关注, 使之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网络环境中传播权的泛化, 传播内容与方式的相对自由使公众的自我议程设置功能有了实现的可能。一反媒体的主导地位, 公众自我设置议题, 他们通过网络赋予某一事件以显著性, 塑造“拟态环境”, 影响广大网络受众的认知, 然后通过对该事件较长时间的关注而形成公众大致相似的看法。此时, 大众媒介参与其中, 不仅将公众议题上升形成社会议题,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让公众依据各自对新闻价值的理解设置议程。
网络传播者如果想达到“自我议程设置”预期的传播效果, 所设置的议题必须有“说服”的能力, 才能吸引其他人的反馈与互动, 引起公众和媒介的关注。影响“公众自我议程设置”效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议题的选择
“自我议程设置”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首先要看设置者所选择议题本身的内涵和角度。李良荣教授在其著作《新闻学导论》中这样概括:“新闻价值就是事实本身所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西方学者希伯特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中将新闻价值要素具体概括为: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它既是新闻在社会上的传播价值, 同时也是新闻工作者取舍和衡量新闻的标准。人们在网上渴望得到以及渴望表达的往往与传统媒体关注的热点并不一致, 这样才使得许多被媒介所忽略的议题, 或是难以在传统媒体上找到生存空间的议题得以出现在网络上。由此, 体现出“自我议程”对媒介议程的补充和修正作用。综观这几年由公众自我设置议题然后引起公众的讨论迅速发展为社会议题的网络事件, 笔者认为以下几类议题更容易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 有着较强的传播能力:
一是重大公共议题。以孙志刚事件、“华南虎事件”为代表, 他们通常关系到国计民生及公众的切身利益, 通过对这些事件的传播, 可以揭露社会问题, 进行现实批判, 促使民主政治生活的进步。
二是社会性事件议题。以女大学生卖身救母事件为代表, 这些事件多为人情味较浓或者具有故事性的社会新闻, 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
三是涉及伦理道德的议题。以万科捐款门事件、“范跑跑事件”为代表,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民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道德伦理观遭遇挑战, 因此关于弱势群体、救助、人性关怀等的这类议题尤为突出。
四是民族主义事件议题。以CNN和莎朗斯通道歉事件、抵制家乐福事件为代表, 学者闵大洪认为“中国网络舆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对外表现为网络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网络批判现实主义”。近年来, 网络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凡是牵涉中日问题、对台关系和一些涉及民族主义情绪的事件, 都得到了大多数爱国主义者的关注与传播。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议题的选择是十分重要的, 议题要具备吸引人关注的内涵, 而且要选取一个易于引起共鸣的传播角度。此外, 传播者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道德素质以及一定的传播技巧都对议程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群体及意见领袖的作用
网络传播带有明显的群体传播特征, 因为在网络传播中, 传播者个人不具备像传统媒体的记者、编辑那样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他们若想自己设置的议题能够得到多数人的关注, 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传播能力, 另一方面也要借助群体的力量。当个人融入群体后, 传播的力量会更加强大。比如, 一个群体里的成员会不断顶帖支持“自己人”, 在群内搞联欢,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扩大本群体的声势。借助群体传播的力量, 个人化的议程设置往往更容易制造出某个热点, 掀起讨论高潮。
在群体传播中, 意见领袖的作用就显得十分明显。“意见领袖”的观点是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 他认为, 对于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 有部分受众会积极接受, 并加以传播, 这些人即为意见领袖;而另一部分人则主要依靠与这些意见领袖的接触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网络传播中, 那些能够敏锐地发现问题、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拥有一定的传播技巧、并在群体中具有威望的传播者通常能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态度能够影响普通群众的态度, 群体中的很多“后来人”都是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才加入群体的, 意见领袖除自身具备很强的传播能力外, 还有能力约束群体, 为群体传播制定规则, 并身体力行做群体的表率, 在议程设置方面起到了引领和带头作用。
网络媒介的隐形干预
有学者认为, 网络传播赋予普通网民的权利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让渡”。单一受众信息接收与发布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无法和拥有巨大资源的大众媒介一较高低, 大众传媒组织的传播强势依然存在, 网络中自我议程设置的内容和方向多少会受到媒介议程的左右和影响。
网络媒体主要通过新闻的选择和编辑来进行议程设置, 引导网络舆论。首先, 设置头条和专题。人们在网站浏览新闻的时候, 还是会通过新闻所在的页面以及在该页面中的位置对该信息的重要性作出自己的判断;通常网站都会把他们认为重要的新闻放在网页的显要位置, 或者做成专题, 链接相关新闻, 配发专题评论和相关的图片、视频, 形成传播强势来引起受众的注意, BBS中则通过“置顶”等使信息处于显要位置的方法使该信息的浏览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其次, 开设新闻评论版, 使网民能够以“新闻跟帖”的方式对新闻进行自由评论。而新闻跟帖更容易受到网站的控制。再次, 通过连续报道的形式提升网民对议题的关注。此外, 在网站和论坛中设置引导角色, 例如版主、管理员等, 通过他们的把关作用控制议题的内容, 并通过有目的地设置公共议题来引导自我议程设置的走向。
网络传播中的公众自我议程设置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 中心权力的不断下放而被愈来愈广泛地使用。博客、播客、SNS新型虚拟社区近年来成为重大网络新闻事件频发的场所。在“全民记者”、“全民博客”、“全民播客”的新景观下, 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在网络提供的这些平台上全面记录当今社会的变动, 使得个别信息成为新闻源或事件的导火索, 演变成为一种干预现实的重要社会力量。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功能的实现, 在积极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同时, 对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也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和延伸。它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民主政治的全新公共领域。
参考文献
[1].张涛:《网络媒介的三个属性对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 《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九卷第四期。
[2].胡雯、王婧一:《以“艳照门”为例谈议程设置理论的倒置》, 《文学教育 (上) 》, 2008 (6) 。
[3].罗春:《网络中的“议程设置”与公众自我议程设置》, 《新闻界》, 2007 (4) 。
[4].王娇艳:《网络媒体中的议程设置方式》, 《新闻爱好者》, 2008 (6) 。
议程设置效果 篇11
信息公开，让新闻传播从源头上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解放。那么，在此条件下，媒体的议程设置较之以往有了哪些变化？过去灾害报道“只见救灾、不见灾情”的套路有没有得到匡正？出现了哪些可喜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
本文主要通过对3张报纸的内容分析，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点解答。这3张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选样的依据是2005年至2007年近3年来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笔者选取了连续3年在中国日报排名中一直占据前3名的报纸（《参考消息》除外）：《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发行量之大虽然不能等同于影响之大，但至少可以表明受众之广。本文抽取了2008年5月13日至5月27日半个月内3张报纸的所有相关报道，对其议题进行了编码、统计和结果整理。
研究发现，3张报纸的议题既有重合又有差别，各报纸的重点议题也出现了交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报道面非常广、议题丰富多样。3张报纸汇集了从灾情、国家领导人视察、官方救灾、英雄人物、各地支援等常规议题，到哀悼遇难同胞、灾民被救或自救、地震科普知识、地震心灵治疗、灾民寻亲、灾后民生和重建等许多较新的议题，涵盖了从灾情、救灾等信息传播到寻亲等灾民服务的一系列内容，很好地发挥了媒体这一信息平台的作用。第二是以被救者、自救者为报道对象，并把对这些个人的报道放到了突出位置，给予了重大篇幅的、图文并茂的报道。这对过去一贯采取的救灾报道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第三是灾情报道的比重明显增加，深入一线的、直击现场的报道翔实而具有震撼力，并且充分渗透在各类救灾、被救、自救等报道中，成为这批灾难报道中连绵不断、震动人心的重头信息。第四是出现了对诈骗捐助善款、贩卖灾区儿童等负面题材的报道，虽然这只占了很小的篇幅，但比起以前灾害报道中保持全国抗震救灾主旋律高度统一的做法，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也是灾难报道日趋全面的理念反映。然而，研究也发现了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中的一些缺憾和不足，下面重点讨论存在的不足。
在一些广受关注的议题上尚有报道盲区
《南方周末》在其网站首页设置了一个小型网络调查：“‘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截至6月9日9时，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最关心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7479票）43％，其次是善款使用的透明度（6385票）36％，其他议题还有，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3％，灾后重建的计划和进展8％，震后水电站、化工厂项目的再规划5％，地震孤儿的成长8％。③这表明，面对灾难性事件，受众不仅希望看到对灾难本身的报道，更渴望看到对灾难的全方位报道，包括灾难形成的原因，抗灾、减灾、责任追究、经验和教训等。这是受众知情权的重要体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及遇难者家属、灾难受害人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和细节了解的权利。④
对这些受众关心的议题，这3张报纸的报道都甚少。这些议题各自占报道总数的比例大部分在1％以下，有的根本未有报道。这表明议程侧重围绕怎样抗震救灾、八方支援，而应关注的一些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形成了报道盲区。两者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发人深思。
虽然正如李普曼所说，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新闻机构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⑤有明处就必然有暗处，但我们应该努力让应当被照亮的地方显示出来，呈现在观众面前。就像《南方周末》那样，做一次调查，弄清楚受众关心什么，然后再组织报道去满足这些需求。《南方周末》5月29日的《大地震现场再报告》针对上述受众关心的问题做的一系列调查就是一次勇敢寻求答案的过程。
反面新闻正面做的套路有所矫正但仍露痕迹
在被重点报道的议题中，比重增加的灾情报道、以被救者或自救者为主角的新闻的出现，对过去救灾报道甚于灾害报道的基调构成了冲击，打破了救灾新闻经常的垄断局面。被救者、自救者占据了一些版的显要位置和大块版面，零距离的、富有强烈现场感的报道，糅合了宝贵的记录灾区腹地真实生存状况的场景，在给受众带来巨大信息量的同时，更突出了个体、实在而具体的个人在大的灾难背景下的地位，渗透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但整体上来说，改观还不等于彻底改变，3张报纸的报道仍然在较大程度上流露出以往习惯的反面新闻正面做套路的痕迹，尤其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
（1）报道政府、领导人、军队、典型人物等的作为和报道八方捐助等的救灾新闻，与灾情新闻本身相比，两者的比重差异较大。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比较明显：国家救灾（17．4％）、国家领导人的行为（12．9％）和英雄人物9．8％的比例之和超过了40％，加上许多国际慰问、国际捐助新闻和全国募捐支援新闻，总的支援这一项议题占22．0％，这类救灾新闻总共超过了总报道的60％。而灾情报道只占到10．0％，不到救灾新闻的六分之一。相应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救灾和灾情报道的比重分别为51．5％、9．7％；59．5％、18．3％。这个较为悬殊的比例反映出对灾情本身的报道仍然不够，正视灾情的勇气不足。
（2）在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救灾类报道中，总的精神主旨基本上是对“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鼓励和号召、对奉献者和牺牲者的讴歌、对顽强生命的礼赞、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和对生者、死者的祈福等。这些多元化的精神主旨反映了对过去“人定胜天”一元化主旨的重大突破，显示了我国公民社会的进步。但有一点必须受到重视，那就是要警惕让这些精神主旨覆盖或者替代灾情的惨烈本身。只有正视灾害、灾情，才能解决问题、吸取经验和教训来警示后人。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历来有美化的现象，⑥不能让美化这一心理习惯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3）调查性报道不见诸报端，对与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主旋律相抵触的负面事件的报道控制严格。受众最为关心的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和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这两个需要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议题，在3张报纸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关于这两个议题的“豆腐干”（比喻占版面很小的报道）也只是政府规章、措施等，不是调查。天涯等各大论坛上出现了对救援物资发放和善款使用的“举报帖”或者“质疑帖”，可是没有媒体去发掘。调查性报道的失声是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相违背的。可贵的是，《人民日报》这一次可能出于回应网上热议的目的，对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做了几次大篇幅报道，但比较遗憾，这些报道只停留在物资发放的下游——到达灾民手中的时候，或者止步于官员的介绍；对于大宗物资如何经历从捐助人到受捐人的全部过程，没有一追到底；对于有关部门或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没有深究。另外，整体报道中除了灾情、救灾、自救报道中关于灾情本身的负面元素外，纯粹的负面消息很少，在《人民日报》中没有出现，《广州日报》出现了10篇，占报道总量的1．3％，《扬子晚报》有11篇，占1．3％。虽然“控制负面报道”是出于全盘考虑，为了安定局面，团结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但全部报道中负面报道完全没有或者比例极低的情况并不符合常识和常态，可能反而给人以刻意回避的印象。
总之，以《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为代表的中国纸质媒体，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和希望，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缺憾和教训，它们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去弥补、去超越。
注释：
①刘一平：《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②《汶川地震：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13日，北方网。
③南方周末网（2008年6月9日），民调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
④宋雯：《灾难新闻：知情权与舆论监督》，《新闻知识》，2000（11）。
⑤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259页。
⑥王长潇：《传媒在灾难性报道中的“美化”现象及成因分析》，《报刊之友》，2003（2）。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公共危机下的媒体议程设置 篇12
“媒体或许不能告诉读者怎么去想,却可以告诉读者想些什么。”——在公共危机面前,媒体可以通过设置议程,来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和话题,从而统一思想,共克时艰。
一、议程设置理论与公共危机
媒体议程设置理论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观点认为,大众传媒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简单地说,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结合公共危机特征,可以看出公共危机与议程设置理论之间的联系。
第一,大众传媒左右人们关注什么。公共危机这个事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大众传媒负有重要责任。大众传媒敏锐地觉察了公共危机事件的存在,使得很多人及时了解情况获得信息并加以报道引发人们的关注。
第二,大众传媒左右人们的关注程度。同样的一篇报道内容,放在头版头条和随便放在厚厚一摞报纸中间的某一个版面的某一个角落所造成的影响截然不同;同样的一则新闻,报道时间和报道次数上的差别也会让人们产生不同的关注程度。关于公共危机的严重程度在人们头脑中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新闻媒体的报道。
第三,大众传媒引导人们思考实践。具体到与公共危机的关系来讲,主要就是大众传媒通过其报道充分发挥媒体的教育功能,意图说服人们相信其报道内容并在实践中予以兑现。公共危机的报道可以让人们认清公共危机的形势和眼下自己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以保证自身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二、公共危机中议程设置理论的运用
在社会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和应对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议程设置理论也就成为被新闻传媒广泛运用的理论之一。
第一,发现危机征兆。在危机的潜伏期,媒体利用发达的信息网络,及时发现危机苗头,并向政府传递信息,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及时采取行动。比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媒体在认真调查分析了大量住院结石患儿的食品来源后,大胆披露报道,从而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了这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
第二,满足信息需求。在危机时期,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媒体进行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披露和解读,使公众信息的需求得到满足。为控制危机事态、稳定社会秩序、避免社会恐慌,危机管理主体首先必须快速应急,对危机事件有目的地选择信息源和信息传播渠道,有效地控制新闻传播的导向性。今年在全球暴发的甲型H1Nl流感在国内没有造成很大的恐慌,关键就在于政府开诚布公,通过媒体及时发布疫情以及应对的手段,从而稳定了民心。
第三,引导公众情绪。危机因具有高度的破坏性而成为公众情绪的兴奋点,公众的兴奋情绪受媒体的影响很大。媒体的正确引导,可以稳定公众情绪,凝聚社会力量,共同战胜危机。要大力发挥社会新闻媒体的传播、聚合功能和议程设置功能,向社会公众阐明政府危机管理行为的意义、指导思想和现实条件下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必要性,阐述政府的有关政策,采取有效方式说服社会大众对危机管理主体所作努力的支持。2008年汶川大地震其实是对媒体议程设置的一次大考验,地震发生后,媒体在议程设置上没有过分地渲染灾难程度,而是引导公众关注前线怎么抢险、怎么救人,从而引发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战胜困难的决心。但也有个别媒体为了刺激读者眼球,在灾情刚刚发生,前方还在救人时,就开始大幅报道倒塌校舍的质量问题,从而使部分公众的情绪偏移。
第四,影响政府决策和决策执行。媒体要把危机状况及民众心态及时反馈给政府,帮助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在科学的决策颁布之后,媒体又承担了广泛宣传政府决策的重要作用,这就为后期的决策执行铺平了道路。
第五,塑造政府形象。媒体及时报道政府处理危机的各项措施及其效果,对塑造政府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危机事件解决后,危机管理主体在尽快恢复社会结构和功能,重建社会秩序的同时,要有效地利用媒体发动全社会对危机事件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做多侧面、多层次的分析,找出危机事件的原因,寻求今后避免此类危机事件和改进社会政策的方法。比如非典事件之后,我国迅速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公共危机应急处理机制,这在今年的手足口病和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