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议程设置（精选8篇）
传媒议程设置 篇1
“议程设置”理论一经问世, 便引起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该理论的的最早构想是由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提出的;而著名的传播学教授麦库姆斯和肖则是其集大成者。“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是:“媒介议程的显要性向公众议程的显要性转移”。通俗地讲就是大众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 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 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 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 不可否认议程设置理论对受众具有重大的影响, 但令人遗憾的的是, 该理论再论说其效果时, 忽视了某些细节的东西。这影响人们对该理论的深刻认识。
先来讨论这样一种情况, 假设大众媒介在为公众设置议程之前, 而媒介所报道的内容恰是公众所关注的, 比如说总统选举, 选民肯定是根据候选人的政绩以及自己的切身利益才会投票吧!而不是根据媒介给他们塑造的某位候选人的形象。某些事情本身就与公众的日常生活或者他的兴趣爱好息息相关, 而媒介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公众想知道的说了出来, 而这些信息恰恰是公众所关注的, 所以这并不是单纯的大众媒介为公众设置议程, 而是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相一致而已, 此时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则相对较弱,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使人们获得了更多情感上的满足。大家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不少电视台会针对一些有名的已故艺人制作并讲述带有传记色彩的节目, 比如美国的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和香港著名艺人张国荣;当人们看到有关他们的节目时都格外关注, 当然大多数都是他们的粉丝。然而引起人们格外关注他们的原因不外乎他们的歌曲、舞蹈与电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人们情感上的驻足, 这里媒介设置议程的因素则很少。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人们对于某些事情的关注, 无论是认知还是态度, 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的情感需求或兴趣爱好;而媒介所做的只是恰好迎合了受众的这一需要。
再来看一下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人们的记忆深处只知道媒介议程, 而忽略受众时, 那么议程设置理论也就无从谈起。如果套用传播过程的五要素, 就能够显而易见的看出“议程设置理论”忽视了一个环节, 一次成功的传播需要考虑受众这个重要因素, 更要考虑受众的反馈活动, 传播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而不是单向的。所以“媒介议程”不可能单方面地对受众产生巨大影响, 而受众对他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现如今, 国家要出台某项新政策时, 前期会以一种“小道消息”的形式流传在网络上, 然后再观察民众的反应, 如果其间广泛持否定态度难么这件事就会不了了之。可见受众对于媒介设置议程方面是具有某种影响力的。全球华语广播网有这样一句话:“您所关注的的正是我们所关心的”。这句话虽然有取悦观众之嫌, 但我们对受众在对媒介议程设置方面的某种影响力却不能熟视无睹, 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是我们切身能够感受得到的, 而且这种影响有时是巨大的和深远的;尤其是当今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 各大卫视都推出各种选秀, 歌唱, 相亲之类的节目以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 这不能不说是受众对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具有影响的有力佐证。
“议程设置”只是片面的提到大众媒介设置议程的力量, 却忽略了考量影响这种力量的具体因素, 我们试想一下大众媒介的传播次数与其议程设置效果的之间的关系, 相信这一点, 大家都会有清晰直观的感受;不是大众媒介报道的次数越多, 受众对他的印象就越深, 因而更加容易接受; (当然也不是越少, 而是一个适当的次数) 关于这一点, 有人曾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 得出的结论是80%的人群对于某种信息的持续传播会产生反感。因此要想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达到其最佳的状态, 那媒介对于某件事情的报道次数就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人们常说过犹不及, 物极必反,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像数学上的一元二次函数一样, 一旦达到其上限, 如果在持续报道的话, 其影响力与传播的效果就会减弱, 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令观众麻木。比如最近几年有关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新闻, 当新闻媒体第一次说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 两国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时;那时媒介的“议程设置”显现了其巨大的影响力, 国人一片沸腾, 情绪高涨。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持续关注新闻的最新进展, 人们的目光也会聚焦于这个问题上一段时间, 但当新闻每天都报到钓鱼岛问题时, 人们还会依然抱着起初那种浓厚的兴趣去关注吗?甚至有人打开电视一看, 还是有关钓鱼岛的, 都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有什么进展, 人们会看都不看的换台以至于产生厌恶感。这一方面与事件的“显著性”有关, 因为某件事不可能长时间在受众心中占据显要位置;但与媒介不知疲倦的报道也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随着媒介技术的大跨步发展, 尤其是自媒体的异军突起, 一种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从最开始的那种被媒介设置议程转变为我们自己设置自己的议程, 以至于可以说是普通大众在影响媒介议程。而且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年代, 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否一如往昔那样的强大也值得思考。
“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与运用无论是对于个人、团体或国家都具有重大影响, 但如果只是看到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无助于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全面认识;当我们能够同事兼顾那些制约它效果的因素时, 它便能发挥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的生活。试想一下, 当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呈正相关时, 而且媒介的传播次数得当, 那么“议程设置”的效果就能够完美的展现。
传媒议程设置 篇2
摘要：在公共政策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处于程序的第一步的应该是政策问题的构建，即政策问题的讨论与认定，这过程就是建立政策议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决策权力的行使者，在议程中议题的建立中如何促使与大众媒体、民众三方发挥各自作用极其重要。关键词：政策议程、政府、大众媒体、民众
<一>序言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焦点事件”通过媒体引起民众和政府的讨论与思考，积极地将话题上升到政策议程，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时间里调整政策取向，最后促使政府旧项目议程的改革。大众传媒与公众联合，共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对政府提出政策要求，这样受到政府的重视，使得此问题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公众的意见无疑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但在现实中，公众总是处于政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弱势的一方，且公众实际上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因此对政策过程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掌握着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源，既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信息，又有关于官方行为及政策意向的信息。在议程的构建过程中，媒体与群众的联系密切，厦门PX项目是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其具体事件为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逾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进入公众视野，6月1日市民集体抵制PX项目，及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的眼球；从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地方政府与公民百姓，从博弈到妥协再到充分合作。
本文主要分析的政府、大众媒体、群众在政策议程构建的角色及其手段，并针对它们的作用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模型主要有两种，科布的政策议程建立的模型与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型。科布在区分公共议程与政府议程的基础上，以政策诉求的主体为标准，提出了建立政策议程的三种模型：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由系统外的公民或社会团体提出，经阐述和扩散进入公众议程，再通过对政府施压进入政府议程；政治动员型是由政治领导人主动提出向政策意向，以政府议程为基点，以公众为对象，促使目标方案实施；内在创始型是政府系统内部人员或部门根据解决内部情况而提出的政策问题，在体制内的相关团体争取获得更多支持，企图排除公众的参与性。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是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由于复杂性纯粹的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且两者表现为不同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与分 化。第二种多源流分析模型，其建立在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种信息流的基础上，问题流主要讲述问题如何被认知以及定义，主要包括三种途径；政策流主要与解决问题的技术可行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公众接受度等有关；政治流与政治问题解决方案有关。在金登的模型中，提出了政策窗口的概念，当事件具有高度关注度并且产生强大的政治流的时候，政策窗口就会打开。另外，外溢现象也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多源流理论具有包容性与综合性，但其研究只局限在少部分政策领域，如卫生和运输。
综上两种模型，它们都存在着相似的点，两者都描述了政府与外部之间的联系，但由于政策问题的构建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复杂而繁重的政策制订环节，并不是根据模型就能清晰地说明得了的。
在中国，仍然存在部分以政治领袖主导的政策方案出台，其利弊关系也相当明显，一位具有较好的远大谋略的领导者相对较易提出一项符合政府与民众的利益的方案，但每位政治领导人都具有其集团代表的利益，容易造成集体利益为个人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正式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大众传媒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第二是大众传媒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第三是大众传媒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大众传媒虽然不是正式的权力，但对政策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能对政府行为构成直接的舆论压力。<三>产生背景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日益多元化。相应地，作为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其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演进与发展是执政党自身理性化和外部压力双重作用的结果。概括地看，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萌发源于以下几方面的驱动力：
(一)新型社会发展模式初步显现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发展主题，逐步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努力实现从“以GDP为导向”、只关注经济领域的一元化发展向着以人为本、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开启了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历程。同时，执政党和政府积极回应新兴阶层生长和社会利益分化的国情变化，在构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发展和政策创新意识，以更加广泛的利益代表性来维护、开发和增强社会整合能力，从而为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分析当前的政策议程设置活动可以发现，虽然执政党及其权力精英仍然是主导性力量，但是与之前权力精英在提出改革议题和形成政策议程过程中拥有比较强的自创性不同，新模式下权力精英在推动议程形成的过程中开始强调与外部力量的互动性与相融性，比较多地通过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释放决策意向，吸纳外部的反馈信息的方式来提升政策议程创建的有效性，这正是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进与发展的体现。(二)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 伴随着利益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众不再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介入公共政策形成和执行乃至评估的全过程，以确保政策能够充分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在医疗卫生改革、房地产调控以及个税起征点等方面的政策议程设置中，普通社会公众积极表达利益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政策质量的改善。因此，体制外行为主体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增强是多元主体互动模式发展的外部驱动力。
(三)民意表达与输入平台渐趋完善
渐进式政治改革的累积效应在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之初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外部力量发展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政策参与方式，使不同的利益群体按照法定程序充分表达利益要求，通过产出高质量的政策产品为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有力保证，从而防止制度外渠道的利益表达因为难以进入决策系统而走向失控。为此，政府进一步加快民意表达与利益输入制度平台的建设，特别是提升了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为社会公众能够及时获知政策动向，提高参与的针对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公共舆论的形成提供了独立于传统媒介的手段，尤其是借助于互联网这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传统治理过程中体制内外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现象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同时，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和阳光行政的推进，新闻媒体监督的环境越来越宽 松，逐步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为党和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广阔的信息和意见交换平台。(四)体制内外的对话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体制内外的对话结构的变化，政府与民众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互动程度大大提高。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随着法治日渐成为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新内涵，社会公众的心理也在经历着从依附向自主的转变。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中，人们逐步增强了作为民主政治之内在精神底蕴的公民权利观念，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理念转变的典型体现。其次，随着社会民主化水平的持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坚持依法执政和保障社会公众基本权利的意识更加自觉。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只有政府积极主动地践行民主、法治等宪政理念，人民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再次，基于不断改善民生条件的需要，权力主体在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让社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客观上也赋予了体制外行为主体以更大的话语影响力。
<四>议程构建运作
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设置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的效果。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精英政治体制，因此政策议程往往以政府议程为主导，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大众传媒承担起 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在政策议程的创建方面,大众传媒以其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和传播迅速等特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媒体的迅速发展下，民众提高了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不同的利益群体表达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政策议程的运作主要从三个主体的角度来叙述各自的运作机制。
一、政府
1.政府是政策议程的主体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和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比其他社会组织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更有可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方面去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政府主动解决全局性的问题、维护社会公正。在政府内部，议程的建立影响因素有政治领袖和政府自身的利益出发点，政治领袖无论出于公众价值观和政治使命感，都会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提出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社会出现焦点事件时，在大众媒体充当扩音器施加压力的同时，政府机构会提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二．大众传媒
作为人民大众表达自己利益与意愿的有力工具，有“第四种权力”之称的大众传媒日益成为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有效途径之一，引起了人民大众特别是政策制订者的注意。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较为突出。我国大众传媒是受党和政府领导的，因而政治性很强，往往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特殊作用。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 及监督都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上。
1.大众传媒的监测、守望功能使社会问题受瞩目而容易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
大众传媒因其对社会具有监测、守望功能，容易发现并报道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唤起公共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形成明显的政策诉求，促使政策出台。
2.大众传媒促使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推动公共政策合法化。大众传媒通过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报道，使之成为广泛关注的公众议程，从而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促使政府将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程序，制定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公共政策。而在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信息公开和大众传媒的介入是一种重要的公众参与形式，能使公众认为公共政策是合法的，适当的，而不会太多的质疑。
3.在我国，大众传媒影响政策议程的设定还能通过一条特殊的渠道即“内参”。这主要是一些官方媒体大众传媒的记者能深入了解状况，反应社会现实，提供真实信息，做出“内参”，直接送达决策高层，影响政策议程。
4.政府通过向媒体提供拟定的政策方案向公众征求民意，由媒体表达民众呼声最高的意愿向政府体意见，决定拟定方案的任用与否。
三、公众
1.公众是群体性事件的主体，通过群体性事件反映利益诉求 当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以后,共同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使各个个体迅速聚集成一个群体,试图以群众的力量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有关权益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忽视或者没有满足特定范围人民群众的利益或诉求,或者没有解决特定的社会矛盾或者群体矛盾,导致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向性,目的在于推动特定的社会问题得到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通过公共政策加以解决。2.公众推动政策议程民主化的发展
排除少数的政府闭门议程，大部分的政策方案实施前都会采取各种方式征求意见，公众根据自身的利益形成利益群体，政府进行利益聚合与表达，通过竞争，博弈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和均衡的过程，促进议程的实施或罢免。
<六>讨论分析
根据上述三方的运作及意义，在民主化政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积极发挥三方的作用促进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一)政府：理性的和富有公共精神的治理主体
优化政策议程设置过程需要培育理性的、富有公共精神并且能够承担公共责任的治理主体。为此，一方面要提升权力主体即政府的理性自觉，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创造条件让公民在参与中学习，培养美德，增强责任，将其培育成为既能积极参与政策过程，又能够承担公共责任，与政府互补相融的治理主体。
首先，大力培育公共管理者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从本质来看，现代公共治理必须注重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每一次公共事务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工具性成果，还会从中寻求公平、正义等价值意义。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因此，公共管理者在具备治理技术能力的同时，还要秉承美德、公益精神等价值理念，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保持二者的平衡。
其次，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意识。在一个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内，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共精神以及公民品性就不会产生健康的公民社会。因此，优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应该适应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步调，将公共精神的培育置于其中。大力培育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公共协商的过程既是公众通过公开、公正、自由、平等方式表达自己偏好和价值的过程，也是利益聚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在无矛盾的真空状态下进行的，这就需要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拓宽他们的心胸，使之在协商过程中愿意为了公共利益的增进而改变个人不合理的偏好，把私利提升为公利
再次，不断推进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相互联系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和规范，它们能够提高社会效率，提高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它能够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和维持多边合作博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囚徒”困境，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的作用，因此，在一个承继和发展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优化政策过程的重要社会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动员起来，实现我国的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就要在完善制度和健全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区、民间志愿组织的建设，发挥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自省功能和公共利益守护者的职责；
(二)不断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国外的经验表明，公众议程设置的质量取决于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而影响人群的规模和程度也是决策部门界定公共问题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阶层结构的分化，独立意识和阶层内部的认同感的增强，组织化参与成为公民参与的基本特征。
首先，积极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由于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克服传统治理模式下人们只关注政策输出而不重输入的弊端，通过重塑政策过程，提高政治输入的关注程度，确立强烈的政治输入价值取向，因此，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可以为优化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当前，我国政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质态的政治文化匮乏紧密相关。为此，一方面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促进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方式的改变；注意发掘和培育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并不断发挥其正向功能；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水平，充分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
其次，促进权力主体进一步转变政策理念。在传统的政策制定范式下，权力主体的话语就是政策过程中唯一的“元话语”，而体制外行 为主体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在善治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由政府垄断“元话语”的格局被日渐打破，允许不同的民意在互动过程中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既是满足不同阶层群体利益表达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演进的必然结果。掌握信息展示权的政府必须转变观念，通过积极引导和有效塑造，与公民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一个表达利益需求的“公共能量场”，让参与者在具有均等机会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言说，从而积极引导公民政策参与由分散的个体参与走向组织化、秩序化的公民参与。
再次，加快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等全国性半官方组织的体制改革，淡化其官方色彩，确保它们能够代表本领域成员的利益，及时提出反映该领域成员利益的决策议案，增加对政府决策部门建议、评价、监督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顺应社会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采取多种措施规范和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团体建设，增强其独立性。(三)促进主体政策博弈能力的和谐发展
当前，社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利益分化和公共冲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必须在其起始环节就要关注社会公平。而要从平等、自由和公正的价值原则出发，就必须积极促进多元主体的和谐发展，不断提升弱势群体的政策博弈能力。首先，理性对待利益集团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各种利益集团大量涌现。正视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予以科学地规范和引导是优化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基础。第一，要正视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的正向效应，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充分借助 利益团体的“媒介”作用，及时、真实而广泛进行信息收集，在公共领域启动政策讨论、辩论和协商，从而克服个人表达无力的弊端，避免群体参与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第二，要充分认识利益集团在促进政策公平性方面的限度。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能力是不均衡的。为了防止强势集团左右政策过程导致公共利益缺失，在议程设置及后续政策过程中要对其加以约束，对于具有正当利益要求的弱势集团要加以保护，藉此来彰显和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第三，将利益集团的政策参与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其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符合民主治理的技术与价值要求，应实现利益表达的经常化、制度化和秩序化，在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国家机构的依法回应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二、公众
第一、.增强弱势群体的政策博弈能力。弱势群体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阶层，而是一个分布比较广泛、结构复杂且规模庞大的社会构成。从政策运行来看，议程设置的程序开启之后，利益群体的政策分歧与冲突也会随之展开，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相关各方的博弈能力。因此，保障公共政策分配功能的科学、有效实现需要保障多元主体博弈能力的均衡发展。首先，要改善政策参与环境，对弱势群体的参与活动进行必要的技术引导和物质支持，确保他们的利益诉求能够“说得出”。其次，不断提升决策主体在问题认定和利益综合时重视弱势群体利益的自觉意识，确保他们的政策诉求能够“有人听”。为此，当前要特别注意健全和完善政府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沟通和 协调机制，这是提升弱势群体利益博弈能力的前提。再次，利用“准入”手段大力培育和规范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制定其在资金、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配套法律，确保其良性发展并有效介入政策过程，这是提升弱势群体政策博弈能力，实现有效参与的重要保障。第二、扩展话语民主，积极推进公共协商。话语民主强调公共协商在达成政策共识、改善公众参与质量方面的作用。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形塑和发展需要契合利益多元化趋势，生成科学高效和运转协调的“公共能量场”，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三：大众媒体
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媒体缺乏独立性；
（二）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滥用 ；
（三）媒体社会角色的越位；四）过分迎合受众，媒体公信力受到质疑；
（五）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及行业自律。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主要的建议如下：
（一）推动我国传媒体制改革
推动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能更好的实现传媒的各种社会管理功能并，能更好的维护公民的各项权益。更重要的是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国大众传媒的体制改革同时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对大众传媒体制进行多种方式参股的股份制改革，实现大众传媒的跨媒体经营、国际化经营。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传媒业发展较早，相关的法律也比较健全，对保障 大众传媒的相对自由、推进民主化进程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对大众媒体的法律条理并不健全，容易造成领导阶层对媒体的践踏，加强完善法律法规有利于有利于规范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权力范围，有利于明确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三）加强大众传媒的行业自律
加强大众传媒的行业自律，主要是为了构建大众传媒的伦理体系，是为了在传媒主体上杜绝新闻传播主观性的道德良知缺失，是为了增加媒体的公信力，增加媒体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说就是严格大众媒体内部的审核制度，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新闻工作者的信息监察制度，传播不媚俗的社会新闻，提高传播主体和受众的道德素质，利用道德养成功能使大众传媒趋利避害，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作者：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 聂静虹
“论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构建”
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 沈璐《政策议程看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的重要作用》 陈庆云主编
《公共政策分析》
唐云锋 刘佳，《试论转型时期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王利，《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大众媒体发展环境》
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
董宜芳：《我国公共议程设定中的民众参与分析》
《 群体性事件对公共议程的影响》
赵玉峰：《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 许克祥：王法硕：《
传媒议程设置 篇3
关键词：许霆案,传媒议程设置,效果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对许霆案作出了裁决:核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许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至此,这一自2006年12月一审判决以来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多,并在媒介和社会舆论上掀起轩然大波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作为案发地享有盛誉的一份新锐纸媒,《南方都市报》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那么,《南方都市报》如何凸显该议题的重要性?是否影响了受众对许霆案的态度?
美国学者科恩的著名观点“报纸也许多数时候在告诉人们持什么观点方面并不成功,而在告诉人们考虑什么问题方面却惊人的成功”(1)常被用来说明议程设置在突出报道对象显著性方面的巨大威力。但议程设置模式的提出者麦考姆斯则认为,媒介不仅可以告诉人们想什么,而且同样可以告诉人们怎么想,科恩的论断只是看到了议程设置的第一层面。(2)显然,麦考姆斯的观点更加重视传播者的主动作用,显示出议程设置与传播者的密切关系。罗杰斯和迪林将整个议程设置过程划分为传媒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和政策议程设置。(3)其中,传媒议程设置主要的依赖变量是大众传媒的新闻议程,它关注的不仅是媒介把什么议程展示给受众,同时也关注媒介如何呈现这些议题,即媒介议程如何被设置或建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在新闻报道的持续时间和呈现方式上突出议题的重要性
传媒议程设置的效果不是短期刺激受众的结果,需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才能收获成效。从某种意义上说,报道时间的长短和报道量的多少是传媒议程设置效果能否产生的重要条件。(4)据笔者统计,截至2008年5月23日,在南都网“许霆案专题”(5)中,共载有文章60篇,剔除其中重复的4篇和未在《南方都市报》上刊登的3篇,余下53篇。其中,按照该专题的划分,“新闻追踪”22篇,“各方反应”21篇,“南都评论”10篇。可以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关于许霆案的新闻和评论始终未离开《南方都市报》读者的视野。
对议题的设置还体现在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在版面上的位置和呈现方式上,比如登载版面的重要性、报纸标题的醒目与否、报道的篇幅长短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受众对于该报道是否重要作出判断。在“许霆案”报道中,刊登在重点版、城事版和评论版的文章分别为20篇、16篇和10篇。而这三个版面往往能受到都市报读者的关注。此外,2007年12月25日、2004年3月11日(正逢全国两会召开)、2008年4月1日分别刊登了整版报道,2008年2月22日和23日(案件重审期间)连续两天都刊登了对开版报道。而2008年1月18日《南方都市报》还发表社论《许霆案发回重审,舆论作用有多大?》,关注公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问题。而标题如《“为了儿子,我不能说累”》、《律师:“取款密码对,许霆应无罪”》、《失灵的ATM机,摸不得啊》等等,也不乏噱头、煽情以及一目了然的表意。
二、加强受众与“许霆案”的贴近性
当代社会,人们与ATM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ATM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正是与人们息息相关的ATM机导致了一名用户被判重刑。这是怎么回事?显然,议题本身具有“强制性”特点,是个人可以通过经验感受的,这在客观上就吸引了受众的关注。
麦库姆斯和韦弗在1973年引进了“定位需求”的观念,即任何一个人,当议题与自己关联性高且不确定性也高时,就有高的定位需求。这种需求促使受众进一步接触传媒,从而导致了更大的议程设置效果。也就是说,受众之所以积极追寻相关信息,可能是因为已经意识到该议题的重要性,需要寻找更多的信息来加以印证。同时,议题越具体,往往意味着该议题与受众的切身利益越贴近,因而受众对该议题的关注度也就越高,自然增加了传媒议程设置的效果。
因此,《南方都市报》极力拉近许霆案与受众的距离。一方面,将ATM机案描述为随时可能发生在受众个人身上的事件,令受众感同身受,从而将许霆案视为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议题,始终关注此案件的进展。如《失灵的ATM机,摸不得啊》、《我们都可能是下一个许霆》。另一方面,刊登国内外的“类许霆案”,进一步加强了“许霆案非个案”的论述。如《提款机白给钱,男子归还千元横财给银行》叙述了深圳某市民因许霆恶意取款被判刑吓得赶紧将从一故障ATM机获得的一千元还给银行。另一则新闻《恶意取款13万英镑被判一年》则表明许霆案并非国内“专利”,在国外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三、将“事件”提升为“问题”,强化普遍意义
在许霆案报道中,《南方都市报》并没有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将新闻事件放在一个更大问题的宽大范畴中。那么,何谓“事件”?何谓“问题”?唐纳德·肖对此作了恰当的区分。他将“事件”界定为被空间和时间所限制的不连续的偶然发生的事,将“问题”界定为包括对有关可以放在一个主要类型中多个事件的、一系列积累起来的新闻报道。(6)比如,商品涨价的新闻事件,往往被媒体解释为通货膨胀的问题,甚至从更广的意义上被解释为某一强国或国际社会遏制另一国的问题。同样地,从表面上看,许霆恶意取款被判处无期徒刑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媒体没有囿于单一事件,而是将之解释为法律的“滞后”问题,即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而法律远远赶不上社会变化,法律条文陈旧而机械,甚至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因此有必要检讨法律,修补法律。这就使该事件具有了普遍意义,从而提高其社会价值,增加该报道在受众心目中的分量。
四、将倾向性寓于“客观报道”中
客观报道是维持媒体信誉度的关键。所谓客观报道,是指在报道中只记述客观事实和别人对这些事实的评价,而尽量不直接发表观点和评价。在《南方都市报》的53篇文章中,均有具体的信息来源,而其中的评论部分均是专家解读和读者评论,报纸似乎只是一个提供信息发表空间的平台,意在表明新闻事实并非凭空捏造的,而是有其来源和根据,从而增加新闻的可信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的新闻报道没有倾向性。媒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选择出“合适”的信息提供给受众,诱导他们用媒体的视角观察、理解和接受世界。
这种倾向性首先体现在信息获取渠道的选择上。信源和媒介常常互为依赖,媒介需要信源提供消息,信源也需要媒介来传递某些讯息。尽管媒介有自己的组织目标和传播方针,不仅仅充当纯粹的信息渠道角色,但与事件有利益关系的信源往往会出于某种意图借助媒介把利于己方的消息向公众公布。在许霆案报道中,《南方都市报》明显侧重于采访许霆方。当然,这可能是由于法院方或检察院方出于保密原则或纪律要求等因素,拒绝接受媒体的采访和发表己方意见。而许霆方则为了获取社会舆论的支持,采取主动向媒体提供信息的策略。因此,信息来源的不平衡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客观效果上,社会公众更多地接触到了许霆方提供的信息。
其次,媒介努力营造一种舆论氛围,即“许霆的过错情有可原,法院的判决过重”,体现在三个方面:(1)叙述许霆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暗示其本性善良,而恶意取款只是常人都会产生的一时贪念。如报道引用许霆熟人赞扬许霆“老实、好学、有理想、有规划”的话,并刊登许霆在看押期间给家人写的信。信中,许霆称“感到自己成熟了很多”。通过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报道,受众可能对许霆产生更多的同情和谅解。(2)银行的失误是促使许霆犯罪的客观条件,银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在相关报道和评论文章的标题里就已表露得相当明显,如《“许霆案暴露金融机构不少问题”》、《杨思泽:责任首先在银行》、《专家直指银行滥用公众权力》、《省检察院:许霆案将查银行有否渎职》等。(3)法律存在“滞后性”缺点,对“许霆案”处理过于“机械”。如《法学专家讨论许霆案:动用刑法太严苛》,尽管“动用刑法太严苛”并不是所有与会专家的统一观点,但记者还是将它作为标题凸显出来。类似的评论还有:《法律必须以民情为主》、《问题出在立法层面》,等等。
五、结语:理性认识传媒议程设置的效果
以上,笔者就《南方都市报》如何设置“许霆案”议程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媒介在凸显议题重要性以及意图影响受众态度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而这种努力也的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激烈争论,普通市民、专家学者以及人大代表等纷纷各抒己见,使这一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
但是,尽管《南方都市报》对许霆持较同情的态度,受众的态度似乎并没有与其保持一致。在南都网的网上调查中,对于“许霆ATM机案该不该重判”这个问题,在1410票中,近60%认为“该重判”,认为“应轻判”的不到40%;而另一个类似问题“五年重不重”,认为“太轻”的有2135票,占56.3%,远超过认为“太重”的人数。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科恩的判断。因此,关于议程设置效果的大小需有清醒的认识。议题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媒介的信誉度和议题操作能力以及受众个人的态度、信念、动机等因素都是传媒议程设置中的变数。而且,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三者并不是相互脱离的,后两者也会对传媒议程设置施加影响。因此,任何一项传播效果研究都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从特定层面加以揭示,片面夸大或贬低传媒议程设置效果都是有失偏颇的。
注释
1[美]Maxwell Mccombs,Donald Shaw著,袁杨杨译:《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引自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P.410
2黄旦著:《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3Everett M.Rogers,James W.Dearing著,关世杰译:《议程设置的研究:现在它在何处,将走向何方》,引自常昌富等编选:《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4斯通和麦库姆斯发现,某议题从媒介方程转向公众议程需要2～6个月的时间。见werner J.sevenin等著,郭慎之译:《传播理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请参见南都网“许霆案专题”,http://www.nddaily.com/ss zt/xuting/
浅析网民参与“设置议程” 篇4
对网络传播条件下“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互联网在20世纪后期出现后，随着网络技术的日趋发达，独具特色的网络传播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对个人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动态的大众传播学，对经典传播理论的研究随之与网络产生联系，众多学者开始关注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的大众传播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网络时代，开始研究在网络传播的条件下，经典大众传播理论是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对网络传播条件下“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热点。这些研究揭示了网络议程设置的独特特点，如网络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具有“非强制性”、议题设置多元化、议题的设置权下放等。
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快速攀升，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平台关注现实生活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博客、论坛的兴起和发展，网络传播已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方式融合交织在一起。
网民“设置议题”的能力和特点
网络媒体已经在实质上晋升为主流媒体，通过这一主流媒体，能够影响人们对社会大事重要程度判断的有哪些因素?在互联网这一社会舆论的发源地上，哪些因素能够对舆论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
由于网络本身所具备的交互性和隐匿性特征，除了在现实社会中掌握话语权的政府部门、大众媒介、公众人物外，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也有了发布信息的平台。正是由于在网络上人们可以匿名发布消息，一些平时不为人们注意的或者被某些部门打压下去的新闻信息就有可能通过网络发布出来，一旦这一信息引起许多网民的关注，在许多著名论坛或网站上被“置顶”，根据事件的性质和影响，如果传统大众媒体参与跟踪这一事件，随之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那么这一流程就可以看作网民设置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过程。
从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到2008年的深圳海事局党委书记林嘉祥猥亵女童、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抽天价烟等事件，皆由网民发现并引发全国性的关注和热议，充分显示出网民所具备的为大众媒体和公众“设置议程”的能力。具有强大“自媒体”功能的网民集传受双重身份于一身，原本的社会“草根”已经具备为大众媒介“设置议程”以至影响公众议程的能力。通过网络这个平台，任何人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通过网民的自觉筛选，有新闻价值的议题会影响到大众媒介的关注方向，有时能够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在Web2.0时代，网民的力量不容小觑。大众传媒不再是主导“媒介事件”的唯一途径，网民也开始参与“设置议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网民并不是指单个的网民，是在某一具体议题的“设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网民的集合体;是在某个特定社会事件发生后，通过博客、论坛、BBS、SNS社区等网络平台涌现出来的、由诸多网民聚集而成的“形散神不散”的“声音”。
网民进行“设置议程”的优劣势分析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向人们展示了大众媒介对人们认识社会的影响，而网民所具备的“设置议程”的能力，使网民日益成为自觉、主动地介入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的一个独特群体。
从以上一些事例可以看出，在网络条件下网民所具备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有助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阶层的意见表达，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提早暴露和解决。这一优势构成了对传统大众媒体“话语权”的挑战。在传统大众媒介的运作过程中，传受双方的信息流向是不均衡、不对等的，尽管受众对大众媒介所传播信息的接收和处理是能动的，信息的“把关人”总是大众传媒，因此才会有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这样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理论。而在网络传播中，传统的受者完全可以具备传者的身份，是否拥有某个信息和信息的新闻价值是信息流向方向的决定因素。因此，将“话语权”平民化，人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是网民能够“设置议程”的第一个优势。
另外，在对传统“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中，“谁来设置媒介议程”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领域。据《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一书指出，影响媒介内容的因素来自以下五个方面：媒介工作者个人、媒介日常工作惯例、媒介组织方式、媒介机构之外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在网络条件下，网民对议程的设置显然能够对大众媒介产生影响，有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会进入媒介议程(如“天价烟”事件)，继而进入公众领域，影响公众议程和社会舆论。因此，在网络条件下，网民成为影响媒介内容的新的因素，这对于大众媒介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舆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网民“设置议程”的第二个优势。
然而，网民具备“设置议程”的功能这一现象也有其劣势，这与网民自身的构成和网络的特征息息相关。其一，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海量信息，网民数量巨大，这一方面造成信息来源广泛，但同时易造成网民注意力被分散。网络上林林总总的论坛、博客、BBS中的论题数不胜数，真正涉及社会重大事件、能够形成强大信息流的案例易被埋没，会造成有价值议题的流失，并且网民对议程的形成具有不理性和很大的不确定性。以上特点使得网民“设置议程”的能力易被削弱。
因此，全面认识网民“设置议程”的优势和缺陷，有助于我们对重大事件网络传播的流程进行全方位的把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网民参与“设置议程”的应用和引导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在全面认识网民参与“设置议程”的优劣之处的前提下，积极地应用和引导有助于传统“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发展和政府、大众媒介对网络舆情的进一步认识及引导。
其一，对网民参与“设置议程”的分析是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在网络条件下的新的认识角度。“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是探讨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理论，在网络在中国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的现实状况下，网民参与“设置议程”已经成为大众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之一，从这一分析角度讲，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相联系，有助于扩充“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与应用范畴。
其二，公众在网络中通过“设置议程”影响媒介议程的设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网民参与“设置议程”这一现实状况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大众媒介更加有效、灵活地运用网络这个“新闻源”，扩充新闻来源。同时，广大网民作为新闻来源的可信度显然是不高的，大众媒介也不能一味地追逐网络信息，应有效鉴别，将真实性摆在第一位，注意履行社会责任。
其三，对政府舆论监管、正确应对网络民意和反腐工作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而我国党和政府显然已经开始高度重视网络民意。政府有效应对网络民意，或参与到影响网民“议程设置功能”的进程中，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无处不在”的网民的巨大“搜索”力量，并在此过程中继续完善反腐机制，继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透明，网民通过参与“设置议程”能够近距离接触国家大事，甚至影响国家的命运和发展前途。
参考文献
[1].沃纳·赛福临、小詹姆斯·坦卡德[美]:《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
[2].郭庆光:《传播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微博中的自我议程设置 篇5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它反映的是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的层面。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于2012年1月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总数达到5.13亿,而微博用户已经占据48.7%, 达到近2.5亿。微博作为一股新兴的力量在获取一手信息、加强人际沟通以及实现自我、发现自我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信息交换方式,逆转了常规的生活方式。它以一种原创的方式,自行选择分享自己的生活体验,并有选择的传播感兴趣的观点和言论,这种完全公开的方式,拉近了公众的距离,引起了问题关注度,并且通过对内容的在加工让个体变成了信息传播的主体。这一对某一现象的“关注”行为,当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就会引发一种效应,致使大面积用户产生共鸣。但与传统不同的是,公众“想什么”的来源不再被限制,而成为一种自我解读, 这就是“自我议程设置”。
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特殊性
1.议题多元化,集中化
由于在这一传播方式下,个人成为信息发布和筛选的主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发布对时政、民生以及个人隐私和心情作为议题发布并引发讨论。这些在个性化定制的界面中,呈现的是关注的微博用户所发表的言论是各种各样的,比如以个人形式发表的微博,其中不乏明星、政客也包括个人的言语和观点;也包括公共主页上的企业、事业单位包括政府的官方微博;媒体的官方微博;以人为艺术为主题发布的涉及知识性、文体性的微博;关于饮食、休闲等生活资讯微博等。正是由于这种反传统的特质,带来了微博议题的多元化。用户对于议程的设置是自我情感的抒发和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所判断出的“大事”,而不是传统的议程设置中大众传媒所认为的“大事”。无论微博的个人议程是先于大众传媒的还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掀起热潮的,都存在的对于重大议题的相互影响,这便产生了对于重大议题的集中反映,于是微博的自我议程在形成规模后便于大众媒体趋于了一致。
2.议程设置低效化、零碎化
微博在带来多元化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碎片化效应,由于个人议程的设置不受制于其他,因此他的多样性自然会削弱大众的公众意识。言论市场被趣缘群体所代替,自我议程设置开始于公众议程设置发生反应,这种不受限制的自我议程设置会在形成某一兴趣群体之后产生共鸣,从而固话观点和兴趣。例如,在你发表关于某一事态的评论之后,微博会推荐你关于此问题的行业专家,并吸引更多关注的人群加入,这就导致了低效的自我议程设置功能。
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效应
1.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负面影响
传统的议程设置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实现的:大众传媒将自己的价值体系下所认为的重要议题经过加工和筛选后进行整理,以事实报道的名义传递给公众,而微博早已跨越了这一层面,公众对各种议题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大众传媒所赋予的阶段,通过自我议程设置, 公众从“选择者”变成了“形成者”和“传播者”。任何信息得以以第一手资料的方式呈现任何细节和“真相”。当然,这一特性也正是滋生谣言、流言环境的罪魁祸首。由于匿名性和自我性, 微博成了各种恶意和虚假信息泛滥的平台,这也是实名制呼声高涨的原因。也就是说,虽然“拟态环境”的影响力被削弱,但是那些“真相”便成为了另一种拟态环境,形成一种强大的但不具有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公众意识,最终公众被困于这一环境中难以自辩。
2.微博中自我议程设置的正面影响
如今发展迅猛的主流微博,新浪、腾讯、网易等,无不是依托主流门户网站而生长,网站作为网络传播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虽然有着与电视、报纸等完全不同的传播方式,却依然存在为公众设置日程的行为,作为用户自我议程设置的辅助,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对“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对于微博热议的内容,传统媒介又可以介入开展更新的报道。尽管在微博中公众通过自己的选择抒发感情,提交评论,但是这同时会在形成规模之后引起传统媒介的关注和推进报道。另一方面,由于公众可以各自根据喜欢展开辩论和交锋,大大增强了网络的互动性,他们会自发形成某种组织,壮大某一观点,以至于形成某一流派,这就是对传统议程设置的补充和延伸。
结论
联播类新闻节目的议程设置 篇6
一、新闻选择:凸显主流媒体的视野和关怀
联播类新闻节目的定位, 决定了它必须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 以正面报道为主, 这就为此类新闻节目的取材预设了标准, 以这样的标准策划和选择新闻, 才能达到为节目设置议程的目的。
节目要赢得受众, 首先必须改变高高在上的灌输式单向传播状态, 在取材上充分兼顾到新闻传播价值和受众的心理期待。江苏广电总台时政新闻节目《江苏新时空》定位为“江苏重大时政新闻权威发布的主要窗口”, 以庞大的信息量、生动的采访、深入的探讨为特色。在节目的价值取向上, 强调新闻性、政策性、指导性、权威性。新闻性在这里被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以2010年11月27日播出的《江苏新时空》为例, 这档节目共播出新闻11条:
抢抓新机遇淮安等市谋划十二五
科学谋划十二五 (五) :让创新成为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
广州亚运会闭幕江苏健儿成绩全面超上届
第八届江苏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在上海开幕
盛泽之路江苏医改的有益探索
双双达98%江苏新农保参保率和养老金发放率全国居首
南京一在建高架钢箱梁倾覆造成人员伤亡
“北约”扩容至13校两大联盟联考时间错开一天
泰州兴化市发生3.0级地震专家称非大地震前兆
南京博物院老大殿“长高了”三米
资金缺乏导致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整改难
这档节目以主题新闻、时政新闻、突发事件和社会新闻为主, 条数看起来并不多, 但显然经过了精心选择。通过设置议程, 节目一方面突出江苏全省当前的中心工作, 一方面力图囊括当日江苏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对“南京一在建高架钢箱梁倾覆”、“泰州兴化市发生3.0级地震”这类时效性极强、百姓关注度极高的突发性事件的报道, 显示出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把握。这样的内容设置, 既彰显了政治性、导向性和权威性, 又体现了放眼全局的视野和权威发布重大时政新闻的定位。
这里所说的新闻选择并非被动选择, 而是包含了事前的主动介入和精心策划。比如综合性主题报道《抢抓新机遇淮安等市谋划十二五》和紧随其后的《科学谋划十二五 (五) :让创新成为转型升级的主要驱动力》明显是策划的产物。显然, 在节目编排之前, 关于节目内容的设置和可以达到的效果, 主创人员已了然于胸。
在电视新闻的议程设置中, 头条新闻的选择至关重要。泰州电视台《泰州新闻》特别开设了《今日头条》, 以期在节目开始先声夺人。《今日头条》重点报道泰州地区的重大事件以及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2010年上半年, 《今日头条》策划推出了一大批主题报道, 如《泰州成为长三角16个核心区之一》、《泰州光伏产业园:着力打造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泰州:后危机时代创新引领企业发展》、《泰州:以创业带动就业》;对本地发生的一些重要活动以及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报道, 播出了《全省造船业今年最大订单落户泰州》、《33所高校600个科研项目来我市寻求合作》、《海外留学人员看好泰州医药高新区》等新闻。这些新闻紧扣区域发展、经济转型、劳动就业、文化泰州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等重大主题, 既有现象解读、事件报道, 又有深度分析、舆论引导, 既紧扣宣传重点, 又贴近受众的收视期待, 使《今日头条》发挥出带动一档节目的作用。《今日头条》的设置对确立《泰州新闻》栏目的权威性、公信力, 树立栏目的品牌形象, 拉升收视率, 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新闻编排:创造性地建构新闻事实, 制造节目的内在节律
在电视新闻的议程设置中, 编排起了重要作用。新闻事实相同, 编排方式不同, 传播效果也会截然不同。议程设置可以创造性地建构新闻事实, 制造吸引受众的内在节奏, 从而达到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的目的。
作为一个消息集纳型的新闻栏目, 联播类新闻节目容量大, 信息量足。笔者随机抽取了央视《新闻联播》2010年11月1日至7日播出的新闻条目进行统计, 发现在这一周时间里, 《新闻联播》共播发了193条新闻, 平均每天超过27条, 其中11月1日和11月6日分别达到了32条和33条。面对如此众多的新闻信息, 如果不按照一定规律对其进行编排, 必然显得凌乱无序。因此在节目构成方式上, 大多数联播类节目都以板块结构全篇, 在保证宣教功能的同时, 最大化地体现新闻价值, 满足受众的知晓欲, 从而达到了宣传效果和传播效果的统一。
联播类新闻节目要制造吸引受众的内在节奏, 必须摒弃传统的倒金字塔式议程设置模式, 把可看性强的新闻按受众收视心理有意识地安排在一档新闻的不同节点上, 以期形成不同的兴奋点, 制造波峰、波谷效应, 这样的节目编排才能抓住观众。不少联播式新闻节目在板块之间加上“下节提示”, 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2010年以来, 《泰州新闻》在创新节目编排上做了不少尝试, 节目中的组合报道明显增多。2010年9月11日《泰州新闻》播出了如下内容:
系列报道《开放创新双轮驱动》之十九:泰州:打造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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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什么是麻疹
新闻链接:强化接种疫苗好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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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档节目中的组合报道达到了四组, 分布在节目的两个板块里, 形成不同的兴奋点。其中“今日头条+今日观点”的组合模式有利于把握主流媒体话语权, 增强媒体的权威性和舆论引导功能, 已经成为这档节目的编排常态。这样的节目设置显然比简单地罗列新闻事实更能吸引眼球。
此外, 在节目中设置互动环节, 增强节目的服务性, 也是联播类新闻节目吸引受众的手法。
三、达致议程设置效果的必要条件:新闻的生动性和可看性
由于节目定位, 联播类新闻节目比较执着于宏大叙事, 这给节目带来权威性的同时, 也影响了节目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根据此类节目的构成, 创新表达可以分两个层次来实现。
时政要闻。由于在内容甚至形式上体现出制度安排, 时政要闻变更的空间不大。但在一些动态消息的处理上, 仍然可以做文章, 使严肃的时政新闻变得生动活泼起来, 可采用现场同期声的运用和精彩细节的捕捉两种方法。广受业界褒扬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视察的新闻就是一例。在2008年1月14日《新闻联播》播出的这条长达12分钟的新闻里, 出现了总共3分23秒的现场同期声。记者还捕捉到了胡锦涛总书记查看村民灾后补偿存折和走到院里手捧自来水喝这两个细节。因为同期声和细节的穿插运用, 这条本来很长的新闻显得亲切感人, 耐人寻味。
浅析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 篇7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 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 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 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判断。[1]
现代社会中, 新闻媒介源源不断地向社会大众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就像各种议题的单子。之所以选择这些议题, 是因为对媒介操作者来说, 它们很重要。媒介为受众提供了一个选定议题的议程, 也成为他们了解所处的社会现实的基本来源。[2]但是自从网络出现, 互联网普及后, 传统新闻媒介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日益衰弱。网络时代的来临, 使得网络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人们不再只依赖传统媒体给出的议题作为讨论内容。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自行设置自己喜欢的议题。
二网络议题的来源
网络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媒体, 所以网络信息的来源渠道比较多。
1.传统媒体
大众的议题大多源于新闻, 但是由于目前网络媒体的某些资格受到限制, 所以网络上的大多数新闻还是来自于传统媒体。新闻类网站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门户网站。门户网站的新闻主要是转载传统媒体。2013年4月23日新浪网就转载了CCTV4的这样一条新闻:中国国家海洋局消息:截止23日10时许, 迫于中国海监现场执法压力, 日本渔船陆续驶离钓鱼岛领海。中国海监的维权执法行动有力地挫败了日本右翼分子的企图。目前, 中国海监编队仍继续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监视。同一天, 搜狐转载了广东卫视的新闻:四川芦山龙门乡日劝返千余名志愿者, 吁理性救援。救援人数太多造成灾区交通拥挤, 政府希望志愿者们为生命让出通道。一种就是传统媒体的官方网站。像央视, 凤凰等媒体都有官网, 官网的信息比它们本身媒体的信息更丰富更全面。2013年5月4日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凤凰焦点新闻》仅仅用了1分18秒报道美国七成民众支持处死波士顿爆炸案嫌犯。但是凤凰网对波士顿爆炸案做了一系列的报道, 从开始报道爆炸案发生, 到警方如何排查嫌疑人, 再到嫌疑犯的审讯等。与之相关的还有关于爆炸案暴露了美国在国际学生管理方面的缺陷。网络空间是无限的, 所以它可以涵盖更丰富的内容。网络再现了传统媒体的新闻, 丰富了大众讨论的议题。
2.意见领袖的言论
意见领袖是指在人际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 同时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微博, twitter等工具的出现, 使得意见领袖的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作为意见领袖的人一般都是名人, 有演艺界, 经济界的各类名人。李开复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的一切言行都备受关注。他曾经在微博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来勉励青年学生们:“不要任何人告诉你, 你的梦想不实际。梦想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 而是为了给你的人生带来意义和快乐。”这段话一出现就在学生中间引起广泛的讨论, 成为一时的热点议题。这段话成为热点议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现在的大多数学生都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加上已经踏入社会的人对学生的劝诫, 使得学生对理想持怀疑态度。二是李开复的身份决定了他说话的分量。像李开复这样利用网络媒体扩大影响的人比比皆是, 其中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无疑是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典例。他曾经在微博中这样写道:“你那里的孩子们吃饭了吗?国家为改善乡村孩子营养, 两年共计投入337个亿, 称十万个学校开餐, 但开的是饭菜还是牛奶面包?据笔者所知, 还有大量学校还在吃牛奶面包, 还在上演发霉面包的丑闻。我们倔强坚持孩子一定要吃饭, 因为国家花那么多钱不是做免费零食。”他用微博, 展现孩子们的困境, 呼吁为贫困山区的小学生提供免费午餐, 帮助孩子们免于饥饿。如果邓飞本身没有知名度的话, 他的意见也不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正因为他本来就是名人, 再通过网络这个平台, 使更多人能够关注到他的意见并致力解决他提出的困难。所以, 网络时代的来临, 使得意见领袖的意见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3.网络论坛
网络论坛是人们在网络上交流的场所。网络论坛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或者需要了解的专题。网站也青睐于开设自己的论坛, 以促进网友之间的交流, 增加互动性和丰富网站内容。在我国, 有很多著名的网络论坛。其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有豆瓣网。豆瓣网的核心用户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都市青年, 包括白领和大学生。他们谈论的议题一般从书、影、音展开, 希望能够通过交流和推荐找到生活中有用的事物。同时, 他们也活跃于豆瓣小组, 对吃、穿、用、行进行热烈地讨论, 参与活动。在豆瓣上, 你不仅可以自由发表对书籍、电影、音乐的评论, 还可以搜索别人的推荐。所有的内容, 分类, 排序都是用户自己决定。在豆瓣主页上出现的内容也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决定。网络论坛的出现使得我们不仅可以选择议题, 还可以设置议题。我们的角色也从原来单一的受传者, 议论者变成传播者, 设置者。
三网络议程设置的特点
网络时代下的议程设置有了新的特点, 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议题本身上面, 还表现在议者身上。
1.议题的多样性
网络议题的来源广泛, 这就注定了网络议题多样性的特点。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 突破了时间和版面的限制。网络媒体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 尽可能多地向受众传达信息。网络媒体传播信息的的方式也比传统媒体有优势, 它综合了所有传统媒体的特点, 能够把信息以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播。传播方式的增加和传播限制的减少使得网络传播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信息量的增加意味着议题数量也增加。网络时代下, 人人都是记者, 人人都是编辑。普通网民也可以借助网络发布自己觉得重要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网民发布的信息也成为网络议题的重要来源。全民参与加上传播方式的革新促使网络议题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网络议题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议题下的观点多样性。就四川雅安地震来说, 有人认为该理性救援, 否则会给救援工作带来麻烦。有人讨论国家该不该设立地震研究所, 地震研究所究竟是浪费国家资源还是保护人民财产安全?还有人对国家红十字会的诚信产生怀疑, 纠结于到底该不该捐款这个问题。二是同一时间讨论话题的多样性。针对话题多样性这个问题, 百度贴吧给出的答案最准确。同一时间里, 百度贴吧中就有音乐吧、恐怖电影吧、银魂吧、明星吧、热播吧、地区吧、生活吧、天文吧、旅行吧、手工吧等等。不同的吧都有很多参与者, 参与讨论各种不同的话题。
2.议者的广泛性和区域性
随着技术的革新, 网络覆盖的地方从各大城市蔓延到了各个乡村。网络的使用者也越来越多。不同经济阶层, 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社会背景, 不同性别种族的人都参与到网络这个大圈子中来。他们可以凭借网络表达他们的观点, 也可以通过网络讨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针对同一个问题, 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比如针对凤凰新闻网的一个新闻:“武汉大学举行博硕士相亲会”这一事件, 许多网友就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有些人认为这件事值得提倡, 因为学生平时学业太忙, 根本没有时间解决个人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特有的教育方式+特有的生育政策=学历越高越不懂生活。来自不同团体的人, 关注的问题不一样, 给出的意见也大不相同。网络的出现, 加剧了不同经济阶层, 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社会背景, 不同性别种族的人之间的隔阂。由于网络的可选择性, 人们会越来越囿于自己的圈子, 对自己不感兴趣的网站他们不会去浏览。投资, 汽车这类的相关网站的浏览者和参与讨论的人大多是男性。关于美妆, 美食, 购物等网站或论坛的大多为女性。这样, 就导致参与讨论议题的人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
摘要：互联网普及后, 传统新闻媒介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日益衰弱。网络时代的来临, 使得网络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人们不再只依赖传统媒体给出的议题作为讨论内容,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网络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或者自行设置自己喜欢的议题。
关键词：议程设置,信息议题,网络时代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14页
传媒议程设置 篇8
一、危机潜伏期, 充分发挥媒体的预警功能, 强化危机意识
现代危机的偶然性强, 破坏性大, 波及范围广, 通常难以预料, 但是它从萌芽、酝酿到爆发, 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通常会表现出某些外部的表征。例如社会危机爆发前, 会有小规模的暴力行为或者游行等活动。作为社会的“守望者”, 大众媒体的新闻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这也使得媒体可以最先察觉社会不良动向的苗头。如果媒体敏锐地通过新闻及时向整个社会报告最新的环境变动, 对潜伏的危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大量的报道, 将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反映给政府, 引发政府相关部门的思考和注意, 并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调整政策方向进行补救, 可以有效地避免危机的出现。
2010年7月28日, 7000多只装有三甲基一氯硅烷的化工原料桶被洪水冲进松花江, 可以预见这些原料桶发生泄漏后将会再次对松花江造成污染。为了避免引起市民的恐慌, 黑龙江电视台迅速派出SNG转播团队赶赴吉林报道打捞工作, 实时报道松花江水质监测数据, 同时还组织了对省内大顶子山水利枢纽工程、磨盘山水库供水工程的运行情况, 水质保障进行全面报道。在受污染江水进入黑龙江境内之前, 全省观众已经及时了解到:政府的水利工程将发挥巨大作用, 水污染不会影响正常生活。超市里没有再次出现抢水的风潮, 人们也没有大规模的转移, 由此可见通过媒体事前的充分报道给老百姓吃好了定心丸, 达到了“使用少量的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的钱治疗”的预警效果。
二、危机爆发期, 发布权威信息, 掌握舆论导向, 协调社会力量, 抵御危机
(1) 及时发布信息现代危机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危机爆发之初, 在情况并不明朗、局势迅速变化的阶段, 个人就会格外强烈的依赖媒体, 迫切需求媒体提供相关信息, 为自己的下一步的行动提供指导。因此危机爆发之后, 媒体的主要作用就是让人们迅速了解真相, 澄清事实, 维护社会稳定。2011年3月11日, 9.0级强烈地震导致日本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露事故。因为缺乏对核辐射的相关知识, 我国各地城市纷纷出现抢盐的现象。这是人们在情况不明的状态下, 盲目寻求自我保护的状态。
危机越严重, 信息越匮乏, 谣言的传播就会越有市场。媒体要及时传递公共危机的最新信息和相关的预防、避险的科学知识。通过对危机事件爆发的原因、发展、结局进行追踪报道, 让公众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最近的动态信息, 可以有效的避免各种臆想和猜测, 消除流言的生存土壤。
(2) 适度发布信息互联网技术的成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度保证以及汶川地震的成功先例, 都促进中国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越来越走向公开透明。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影响力, 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但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 媒体的报道要保证信息公开透明, 但并不是用海量的无过滤的信息将公众淹没。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一个“量”上的要求, 还有更高层面的“质”的要求。1995年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政府大楼爆炸事件为例, CNN等电视媒体进行了长达24小时直播报道, 但据事后的受众调查分析显示:有近10%的观众误以为整个城市受到了破坏, 还有80%的公众在收看了报道后恐惧感上升。这说明在危机面前, 媒体需要提供足够的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为公众采取行动提供决策参考。但是过度的信息反而会对影响公众的判断力, 产生误导。
而且, 随着新媒体交互技术的快速发展, 手机、博客、微博等传播形式推动了“全民记者”时代的来临, 公众不仅可以通过媒体迅速获得危机的即时信息, 还可以作为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亲历者, 向大众传播自己的所见所闻。“草根记者”是事件亲历者, 但是缺乏对信息的“把关人”意识。而且在“网络水军”的影响下, 事件真相更像是雾里看花, 难辨真假。因此在新的形势下, 更要求主流媒体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正面权威的信息发布, 引导社会舆论向正面方向前进。
(3) 体现人文关怀媒体在危机报道中应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 “以人为本”为人服务。这里的“人”指的不是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利益群体, 更不是政府官员, 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公众, 无论是新闻采访的过程中, 还是在新闻的写作、编排上, 媒体始终都要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 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生命、安全作为首要出发点, 并在此基础上关注人的命运, 倾注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在许多方面, 如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 尊重受害者的感情, 避免血腥渲染, 加强心理服务功能等。
三、危机恢复重建期, 发挥反思功能, 推动社会变革
公共危机造成的危害不仅是社会秩序方面, 也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心理方面。危机消退以后, 灾难在人们心里投射的阴影一段时间内难以消散, 此时的媒体要做减压阀和排气孔, 为公众宣泄不满和愤怒提供渠道, 对广大受灾民众抚慰和心理援助。尤其在巨大的灾难和悲伤过后, 媒体要积极宣传危机过后的新气象、新希望, 通过人文关怀鼓励公众走出阴霾, 重新开始生活。2010年3月24日, 有8名小学生遇难的福建南平小学生复课。在对复课的报道中记者采访了一位家长, 他说:我们今天还送孩子来上学, 是因为我们相信凶杀案事发偶然, 我们还是相信学校, 相信政府, 相信社会的。看似偶然的街访, 实际上传达出了广大家长对于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有利于帮助公众战胜恐慌。
同时巨大的灾难和危机过后, 媒体也应该引导全社会对危机的爆发进行反思, 梳理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弊端、问题, 以及最后获得的经验、教训。促使政府和公众在今后类似的问题上能够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同时, 媒体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在为下一轮的预警功能服务, 通过实际的经验教训, 培育更加理性的公众。
危机中蕴含着“危险”和“转机”, 处理得当, 能够从矛盾中汲取经验, 促进僵化的组织结构进行变革, 重新焕发生机;而处理失当则可能会加速组织的分崩离析。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 需要报道者用敏锐的政治嗅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以人为本”的理念, 利用“议程设置”功能, 正确的引导公众应对危机、化解危机, 最大程度的降低危机事件带来的伤害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