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夫茨伯里

2024-10-08

沙夫茨伯里(共8篇)

沙夫茨伯里 篇1

城市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漠,学习、工作的压力逼得人喘不过气,但属于年轻的心总有一些激情需要释放,以音乐的名义狂欢,无疑是摆脱烦恼的最好方式。在国外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音乐节,其中属于年轻人的大多是一些摇滚音乐节,在某个主题的号召下,很多乐队集中到一起,在数天的时间里为歌迷带来一系列演出,这是名副其实的节日。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户外草地音乐节,在英国沃西农场举行,由农场主迈克尔·艾维斯与吉恩·艾维斯于1970年创办,为期两天,有1 500名歌迷到场,而这一数字在第二年急剧扩张到12000人。

20世纪70年代,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主题以嬉皮文化为主,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它吸聚了更广泛的文化内涵,规模也急剧膨胀起来。在30年的历史中,它始终呈现出一种积极、热情的状态,其独特的音乐氛围深受乐迷喜爱。

2011年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共有近17.5万名音乐迷齐聚沃西农场。虽然举行期间赶上大雨,但这并没有影响乐迷们的好心情。充满创意的人们在帐篷设计、服装外型、交通工具上挖空心思地争奇斗艳,有人将荧光灯管缀在皮衣上装扮成科技感十足的未来人,警察、飞车党与古武士不时从你左右经过。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不仅仅是场演唱会,不只为舞台上的表演者而存在,更是台上台下互动的一场庞大集体创作。不必在意大舞台上是活力四射的巧克力美人碧昂丝,还是老而弥坚的保罗·西蒙,亦或是不朽的穿越U2,因为周围还有数不清的小舞台,无数个叫不出名字、风格迥异的乐团在此表演着欢庆的民俗音乐,邀请路过的人一同加入舞蹈。

在这里,除了音乐,还有行动剧、抗议活动、扮装、人偶剧、魔术戏法等各式表演艺术随时随地上演。每一个帐篷、每一个转角,都有人拿着吉他与萨克斯席地而坐,与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即兴演奏。只要你有新奇的点子与足够的行动力,就能通过彩绘与扮装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活动的实验小剧场,对每位经过身边的观众展示一段小故事。在这里你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接收者.同样也是创作者之一。

音乐节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一些重要的音乐节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先后创设。

音乐节通常是露天的,不受场地限制,以接纳尽量多的歌迷。具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音乐节,如美国伍德斯托克“爱与和平”音乐节(被称为摇滚史上的永恒神话)、德国“爱的大游行”音乐节(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电子音乐节)、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户外草地音乐节)、英国奥尔德堡音乐节(被称为青年音乐人的天堂)、德国拜鲁伊特音乐节(被称为世界乐坛顶级的歌剧演出)等,每到举办时,也是全球音乐迷们的朝圣之地

在各种音乐节的主题中,既有摇滚、重金属等为代表的现代音乐,也有古典如歌剧、钢琴等内容今天世界各地的许多音乐节已不完全是从纯音乐的角度举办,而是结合了旅游和经济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文化活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者,自愿花干口袋里的钞票

已经举办了10年的“北京迷笛音乐节”,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音乐节,被称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

2011.6.26/第五天

2011.6.27/第六天

沙夫茨伯里 篇2

周沂林

两百多年来,有无数的中外学者研究和点评过这个判例。而我今天再次关注此案的焦点在于:司法的权威和力量不仅仅来源于制度的安排,优秀法官的杰出劳动不断地在改变司法独立的的状况,而这种劳动的最终成果体现在判决书中。所以,我呼吁中国司法改革应该从判决书做起。

从司法角度来看,本案堪称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判例。因为它奠定了近代司法权真正的权威,该权威来自“法治”的本质,但却由名垂青史的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在一个荒诞、离奇而又复杂的政治性案件中创制的。这一被称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创制,看似在一个不无狡诘和诡辩嫌疑的判决书中得以确立具有偶然性,但在经历了两百多年和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效法的时空检验后,不能不说是具有伟大的意义。

美国人常说自己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而是开会开出来的。这是指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即“费城会议”。1787年5月在费城进行了近3个月的秘密讨论后通过了取代已执行了8年的《邦联条例》的美国宪法,经各州批准生效后,美国才真正成为联邦制的统一国家。从邦联到联邦,从制宪会议到批准宪法的全部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辩论。美国人自豪的地方在于:整个立国的过程是开会、辩论、智慧和“伟大的妥协”的精神,而不是诉诸武力。这个立国和制宪传统贯彻至今、无处不有,乃至于如托克维尔所说:在美国“简直是没有一个政治事件不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的”(注1)。本案被马歇尔大法官形容的“微妙”、“新奇”和“困难”,正是一个典型的党派政治斗争事件却必须由堂而惶之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的写照。

本案发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交替时,也是美国第二、三届总统交接时。第二届总统是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1800年大选,民主共和党的托马斯·杰斐逊击败亚当斯任第三届总统。这期间两党斗争日趋激烈。最初的争论是围绕财政经济政策进行的。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汉密尔顿在第一届华盛顿政府担任财政部长,他主张建立稳定的国家信贷、建立国家银行、征收进口税、集中权力于联邦政府,并要求从宽解释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这些主张遭到时任国务卿的杰斐逊的反对,杰斐逊认为应从严解释宪法,使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够分享到较多的权力。两派意见在国会形成了两个投票集团,进而组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1794年改称民主共和党)。本案主角、被告、《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麦迪逊曾经是联邦派(还未成为有组织的政党时)的核心人物,现在则与杰斐逊联盟,所以杰斐逊上台后即任命麦迪逊为国务卿。

面临大选失败的联邦党当然不甘心。他们在失去行政和立法主导权力的情况下,将眼光自然放在了司法权的争夺上,因为司法权并不受大选的直接影响。1800年12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因健康原因辞职,尚未离任的亚当斯总统任命国务卿马歇尔接任首席大法官。1801年1月27日,该任命获参议院通过。2月4日,马歇尔就任首席大法官,但并未辞去国务卿职务,直至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政府任期届满。与此同时,仍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也赶在其任职终了前匆忙通过了两部关于联邦法院组织的法律,即1801年2月13日的《巡回法院法》和1801年2月27日的《哥伦比亚特区组织法》。前者将巡回法院的数量从三个增加到六个,新增16名法官;又在华盛顿特区增加了五个地区法院,每个地区还增加一名检察官和一名联邦执法官。后者在人口稀少但临近首都的各县设立42名治安法官。前者设立的官职都已由忠诚的联邦党人顺利赴任;后者设立的42名治安法官由于时间紧迫直到3月3日,即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才予任命。按照规定,这些任命必须在当天午夜前经参议院同意、总统签署、国务卿盖章后才能生效。马歇尔国务卿在这天夜里忙得团团转,在最终确认42名法官都已盖章完成了任命手续后,他将送达的事务交给了他的弟弟詹姆士。但由于时间仓促,直到第二天仍有17份任命状未及送出。

第二天,即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就任美国第三届总统。以他为首的民主共和党对于联邦党人在离任前的做法十分痛恨。因此一旦权力到手,立即开始回击。首先,杰斐逊立即命令他的国务卿麦迪逊扣押尚未送出的17份委任状,将它们象垃圾一样的处理了。接着,新一届国会于1802年3月8日成功地废除了《巡回法院法案》,以此削弱联邦司法权。最后,为了防止马歇尔控制的最高法院的对抗,新国会以法令的形式迫使最高法院从1801年12月至1803年2月关闭了14个月之久。

这真是一场奇特的政治斗争,似乎一切都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但实际上还是谁有权谁说了算。你可以在你的任期内任命,我可以在我掌权时不送达并且象垃圾一样处理任命状。在一般国家里,这样的政治事件只能是不了了之,因为政治权力毕竟是最有实力的,法律的力量还差得远。台湾李敖曾痛骂国民党当局将所有法律问题政治化,正是表明法律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能是政治权力的附属物。可是本案发生在美国,这就注定了事情不可能不了了之。终于有人跳出来,通过司法程序向政治权力挑战,要讨个说法。他们是本案的原告,马伯里及其他三个已获得任命却未接到任命状的倒霉者。依据1789年的《司法法》第13条,原告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起诉国务卿麦迪逊,请求法院发出“强制执行令”,“强制”麦迪逊交出任命状。

马歇尔大法官在上任之初就面临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因为根据前述《司法法》,最高法院必须而且有权受理此案。(注2)马歇尔历来认为在美国三权分立的结构中,司法权尤其是联邦司法权处于绝对弱势,现在正是加强司法权的绝佳时机,同时也可充分发挥自己非凡的才智。

从理论上讲,分立的三权中,司法肯定是最弱的。首先,司法权按其本身性质是被动的,不告不理,不可能主动出击;

第二是它“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无法支配社会力量;第三它要强制实施判决必须“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因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设计了一系列保证司法独立,制约行政、立法权的措施,其中就有“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注3),但宪法中未明确法院有此权。

从现实上看,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司法权比理论上估计的还要弱。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无所事事,据说在最初的十年里只判过一个案子,也很快被宪法第11条修正案否决了。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作者之一,一个绝非等闲的人物,因不堪忍受无所事事辞职去做了州长。1800年,当他再次被提名任此职时,他写信给亚当斯总统说,他“离开了这个法院,并完全确信,在一种有着如此缺陷的制度下,它将不会获得必不可少的活力、力量和威望。”(注4)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堂堂的最高法院毫无权威可言,它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当政府的所在地迁到华盛顿时,最高法院被挤进参议院会议厅下面地下室中一间有损尊严的屋子里。当时有一个人写道:‘一个陌生人,在国会大厦黑暗的通道上转上一个星期,恐怕也无法找到这个管理着美利坚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偏僻角落。’”(注5)

马歇尔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任的,而面临的头一个案子就是要直接抗衡行政权。不难想象他当时处境的微妙和困难:一方面他非常想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建立联邦最高司法权威,乘机也教训政治对手。但他也深知如果对方不理睬,判决将成为历史的笑柄;另一方面如果不予审理,则无论最高法院还是他本人将更难以面对国人。本案堪称绝妙的判决就产生于这两难境界之中。

马歇尔首先作了一个试探:要求麦迪逊国务卿解释不发任命状的理由。果不其然,被告根本不予理睬。如果强行判决,后果当然也是如此。所以马歇尔作出了一份斩钉截铁而又不需要任何人执行或者“理睬”的判决。他的逻辑是:第一、申请人有权得到委任状,因为任命程序合法,拒发委任状不是法律授权的行为,是侵权;第二、被侵权的人应该得到法律的救济。“合众国政府被宣称为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如果它的法律对于侵犯所赋予的法律权利不提供救济,它当然就不值得这个高尚的称号。”;第三、由于司法法违宪,最高法院无权发出强制执行令。这里的妙处在于:它自认无权却是在有权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合宪的前提下作出的。那么,是谁赋予法院有权通过司法来审查法律呢?宪法确实没有明文规定,但司法权天生就有这个职责,马歇尔在判决中写道:“应该强调的是,确定法律是什么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和职责。那些把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人们,必定有必要对规则进行阐释和解释。假如两个法律相互冲突,法院必须决定哪一个适用。所以,假如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假如法律和宪法都适用某一具体案件,法院必须确定,要么该案件适用法律,而不顾宪法;要么适用宪法,而不管法律。法院必须决定这些相互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管辖该案。这就是司法职责的本质。”

由此,本案判决奠定了“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原则和实践基础。事实上,当时美国政治斗争的两党领袖和骨干们几乎都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他们的斗争是次要的,而在共和、民主、法治等问题的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往往能在政治上达成“伟大的妥协”,这才是历史的主流。马歇尔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作出如此伟大的判决。他以回避政治上的正面冲突换得了司法权威的真正确立。他的智慧足以流传千古,而这体现在下面的判词中。鉴于版权方面的考虑,我只能给出中文译本的链接。请读者点击。真诚的希望大家欣赏原文,而这比任何二手的介绍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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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引书馆1993年版109页。我国一些法学家在评论本案时认为马歇尔在管辖问题上违背了“司法常规”。如苏力:“其次,为了便利‘公报私仇’,马歇尔特意在司法判决的写作上‘不远万里’,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他以超过4/5的篇幅论证杰弗逊当局的行为非法,仅以不到1/5的篇幅认定自己无权管辖,还“搂草打兔子”式地创立了司法审查的先例。如果他真是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如果他真的仅仅是试图创立司法审查的先例,那么无论就逻辑上看还是就司法惯例上看,那么他完全可以、甚至必须直接了当地从讨论管辖权开始(管辖通常是司法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并宣布1789年《法官法》第13款违宪。但如果是这样照章办事,那就不是他马歇尔了。因此,几乎是在完全讨论了马伯利案的实体问题并作出了‘判决之后’,他才开始讨论程序,并淡淡地说了一声,‘哦,对不起,这里没有我说话的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载中国宪政网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

美国人索尔兹伯里 篇3

1983年,美国新闻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一再努力,终获中国政府同意,在古稀之年踏访红军长征路,写下一部轰动世界的新闻名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既为人们了解这一段传奇历史提供了鲜活的感觉,也为新时期的中国记者采写新闻、讲述故事展现了新颖的范本。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08年11月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1925年中学毕业后,曾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主修化学,后退学,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0年至1948年,担任合众国际社记者、编辑;1949年3月起,曾任《纽约时报》莫斯科常驻记者、编辑、副总编辑、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等职,曾获国际普利策新闻奖等奖励及许多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

在漫长的记者和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为反映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心血,足迹遍及欧洲、苏俄和远东各主要战场,以其犀利的目光、鲜明的观点和娴熟的文笔,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政治、军事内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尔兹伯里曾深入前线,遍访苏联广大地区,著有《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等作品,闻名于世。其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史诗。”中国人民最熟悉的一位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曾经如此写道。从《西行漫记》种下对长征的神往,踏访长征路的夙愿在索尔兹伯里心中深埋近半个世纪,直至斯诺去世、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索尔兹伯里向周恩来提出踏访长征路的请求,而“长征之门”直到1983年8月才敞开。其间,他作为中国观察者,走访中国各地,先后出版了《在中国周围》和《中国100年》两本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部书是索尔兹伯里沿着红军的长征路线,亲身走过那段不同寻常的路程,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

“非险不乐”的长征路

索尔兹伯里自称“天下风云一报人”,以“非险不乐,事业乐趣在险中”为人生信念的他,在76岁高龄以一颗依靠起搏器跳动的心脏,亲自完成了他笔下“红军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的旅程。

1984年,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索尔兹伯里从江西的于都河畔出发,沿着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乘车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部分地区,历时72天,到达了长征的落脚点——陕北的吴起镇。一路上,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夏洛特,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外交部译员、一位老红军的后代张援远——《长征》中译本的译者之一,美国外交官、“中国通”谢伟思。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 秦兴汉日记清晰记录,两个多月中,索尔兹伯里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工作,白天采访、考察,到了晚上则边苦思冥想,边用便携式打字机整理采访素材。他细细整理着白天的记录,小本上的一切数字符号草图此时都变成了流畅的文字,就连沿途所见的风俗风景也一一写了进去。陪同他的中方人员——军博馆长秦兴汉和翻译张援远歇息了,谢伟思睡了,连妻子夏洛特也进入了梦乡,只有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打字机还在工作。最“苦”的事情还在后头,走到西昌时,索尔兹伯里便因过度疲劳和兴奋导致心脏病发,困在了长征路上。危难之际,经西昌和成都两地医生的救治和呵护,仅一周便康复出院,执着地继续上路。

期间,他们一行人爬雪山、过草地,其中的艰险难以描述,“躲过的车祸自不必说”,最惊险的莫过于皎平渡之行,去时在15公里多的山路上徒步行军,索尔兹伯里摔了好几个跟头。返回的时候就更难了,开始用担架抬,因山路难走,不行,后来改为骑马,“临时找来的马没有马镫,以简易竹圈替代,马鞍则用医用胶带绑着凑合用。”途中没有更洁净的水,一瓶水传来传去,几个人对着嘴喝……面对着漫长崎岖的路途,疲惫困乏的身体有时真感到难以支撑。每到这时,索尔兹伯里那种当战地记者锤炼出的意志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就会显露出来。索尔兹伯里认为此行是踏访长征遗迹中最令人难忘的一页:“不亲自到长征路上看看就不能深刻理解红军,也不能深刻领会长征的意义。”

带着问题访问全程

“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三个以上的资料来源他才采用。”翻开《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籍,读者就会发现每一个章节后都有不少于两页的注释,对索尔兹伯里严谨的采访态度感到由衷的钦佩。秦兴汉回忆,索尔兹伯里的访问全程都带着问题。与毛泽东当年“担架上的谋划”相比,索尔兹伯里热衷于和中国同伴们进行“车上座谈会”:过四道封锁线的情况如何?红军长征时气候如何?直问得秦兴汉不时常燃上一支烟边思考边回答。

正由于严谨的态度,访问期间,索尔兹伯里除了每到一处与当地干部、学者座谈,他还访问了当时为红军配过伤药、缝制过衣帽,为红军运送过伤员、做过饭的诸多老人,他们不经意的话语常常令索尔兹伯里如获至宝。他在了解到红军与茅台酒厂的一些故事,比如李德曾饮酒过量七天七夜未醒,被担架抬着行军,红军以酒洗脚解乏等之类的故事之后,希望实地验证,但未被安排参观茅台酒厂而发了一次“不小的脾气”。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叫做“担架上的谋划”。讲诉担架成了政治讨论的场所,这些讨论为毛泽东重掌大权铺平了道路,使他接管了长征的指挥权,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索尔兹伯里始终想搞明白一个问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红军为何胜利?通过踏访长征路,他逐渐有了实质性认识:访问初期,他认为红军将领太能干,而国民党将领太腐败;中期他认为红军的胜利因素很多,理想、智慧、政策、团结、纪律等皆转化为战斗力,“有信念的部队战无不胜”;访问后,他明白了中国一句古话“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的道理,长征的胜利源于根扎在人民之中。索尔兹伯里动情地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会使人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来,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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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叹服邓小平

索尔兹伯里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1972年以后,他曾多次访问中国。1977年,他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很显然邓小平富有活力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说,邓小平“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采用了他最擅长的叙述个人轶事的方法,详尽而生动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倾注了他对中国革命和长征精神的崇敬之情,形象地描绘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精神风貌。书中第三十一章《屹立不倒的小个子》,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邓小平。

在书中,他写道: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位像邓小平那样锐气十足,显得更有气魄。邓小平多年来稳步地、几乎让人瞠目。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1952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1957年,他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传奇性的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和他面对政治上的多次打击所表现出来的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深深地吸引着索尔兹伯里,他在《天下风云一报人》一书中,以“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为题,专章介绍了邓小平。谈到邓小平邓一生三次被打倒,然而却能够成功地实现三蹶三起的奇迹,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辉煌,这位资深的新闻记者也不禁感慨万分地说:邓小平曾说过向外资敞开大门,搞私人企业、合资企业、经济特区,促使中国经济大发展。索尔兹伯里在循着长征路线深入中国内地的过程中,看到了效果:兴旺的市场城镇,雨后春笋般新盖的私人房屋,密如柳枝的电视天线,涂红嘴唇的姑娘匆匆来往于稻田之间运谷子,5000年来,农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如今的口号是:“让农民富起来——让中国强起来”。

邓小平愈挫愈勇的个人魅力使索尔兹伯里发出了由衷的叹服,他断言,邓小平“能使中国腾飞。”他说:我想不出有谁比邓小平更合适来领导中国通过捷径来克服‘文革’造成的破坏,激励11亿中国人完成‘新长征’了,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得以稳步跻于那些蒸蒸日上的太平洋流域经济诸强之列,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而21世纪正是属于中国。

继续见证新长征路

1985年,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即刻成为世界畅销书。1986年,在红军三大主力在甘南胜利会师50周年前夕,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

长征也令索尔兹伯里与中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书中,索尔兹伯里称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长征终于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索尔兹伯里早就预言:只有拥有了坚定的信仰支撑,人才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屈不挠、九死未悔、勇往直前。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能很好地把握住了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如长征的开始是如何发起的,这就是一个谜一般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此后,针对长征和革命走向的一些争论,一些权利的争斗与重新分配,都被作者如实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993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告别了一生钟爱的新闻工作。按照其生前嘱托,那台伴随他半个世纪,从苏德战场到万里长征的老式打字机留给了儿子;那个随身携带踏访长征路的心脏起搏器送给了中国。当年5月,当张援远把这件遗物转交中国军事博物馆时,在场许多人眼圈都红了。

编辑/麦婉华

沙夫茨伯里 篇4

雅典的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的影响雅典城邦位于中希腊地区的阿提卡半岛上, 三面环海, 境内多山, 不利于发展农耕。因而, 雅典和斯巴达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 也为其创造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创造了可能。聪明的雅典人充分利用海上条件, 创造了雅典的海上文明。逐步建立起的殖民体制, 打破了固有的氏族制度, 而此时, 君主制, 寡头制, 贵族统治也不易实行。血缘组织的分化, 让小范围内的, 来自各个不同城邦的人更加祈求一种公平的制度。而民主政治, 就在这里孕育而生了。现代社会的美国, 也是靠着移民, 这种更大范围内的杂居建立起一种更加宽容的意识形态, 从而建立的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 从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便可见端倪。

二希波战争的胜利为民主政治的繁荣提供了经济基础

希波战争的胜利为民主政治的繁荣提供了经济基础经历了古风时代的梭伦改革,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以及克利斯提尼改革, 雅典社会的经济有了重大的发展。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可以说, 伯里克利时代政治的繁荣与经济的高度发达密不可分。

希波战争后, 长期受波斯帝国奴役的小亚细亚城邦重新获得自由和独立, 给推行民主政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 希腊很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已经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发达的商业让伯利克里时代成为远近闻名的时代成为可能。具有转运的性质。由此可推想出公元前五世纪, 雅典全盛时的繁盛情况。

三民主政治的阶级基础

战后, 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更加强大, 经济上强大的他们不甘心在政治上地位落后, 所以, 他们开始要求政治上的独立, 这便成了民族政治发展的推动力。此外, 战争之后, 小农经济快速发展, 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者的人数也急剧上升, 他们开始拥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地位, 反对过去奉行的专制独裁, 要求拥有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可以说, 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崛起也成为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相对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落后, 闭塞的自然经济, 雅典发达的商品经济也成为了其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特别是希波战争之后, 工商业更加蓬勃发展, 这为雅典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也成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物质前提, 更是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取得巨大繁荣的经济保障。

四大规模的海外扩张使雅典民主政治急剧发展

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其实还得益于大规模的海外扩张, 在此过程中, 雅典很好地吸收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 并与自己的文明融合, 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外向文化, 具有更强的包容性, 吸收性。雅典实行海上霸权的对外扩张政策, 并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 通过提洛同盟实现了海上霸权。提洛同盟, 在实现海上同盟的同时, 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个起初名为“雅典海上同盟”的军事同盟, 存在于公元前478——404年, 它最初仅包括雅典在内等一些希腊城邦, 以反对波斯帝国对希腊城邦的入侵为目的, 并没有对民主政治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 希波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 战后, 波斯实力衰落, 雅典军事力量迅速增强, 提洛同盟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公元前五世纪四五十年代, 逐渐对雅典民主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文化萌芽及思想倾向的转变。

希腊在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比较高, 他们认为专制不是一种可以有效监督的政治体制, 所以他们寻求一种更有效的体制, 这就是民主政治最初的萌芽。在他们眼中, 东方的专制制度十分野蛮, 所以对其深恶痛绝, 一定要试图改变, 所以他们选择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古代中国采取的是封建专制的制度, 这与我们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中国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发展农业, 对于土地的争夺, 对资源的争夺逐渐演变为战争的表现形式。在中国的文化中, 思想家不用考虑如果更好的发展国家, 而注重考虑如果帮助君主更加的集中手中的权利, 这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就在每个朝代愈演愈烈。

另外, 过于广阔的河山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要想更好的控制政权及国家的统一, 只能更加专制的集权。但是, 雅典的地理条件, 人文背景, 都决定了, 它将以一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去治理国家。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是人, 管理控制他的也是人, 而人的思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与走向。雅典的水土养育了雅典的人, 而最终, 这些人民灵动的思想, 决定了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不朽的传奇。

六民主政治的实质

雅典民主政治的实质是维护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权力, 对于奴隶仍然采取压迫的政策。民主只是对拥有更多财富的少数人的民主, 人所拥有的财富仍旧决定其社会地位。其法律中规定, 只有父母双方都是雅典公民者才能成为雅典公民, 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没有公民权, 被释放的奴隶和妇女也没有公民权。同时, 实际享有政治权力的也占极少数, 国家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权的公民也不是由选举产生的。

摘要:民主政治是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寡头制和独裁制相对立。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 民主政治最初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雅典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民主政治的国家。事实上, 当时的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平民反对贵族, 奴隶于奴隶主斗争的产物。本文将从民主政治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说起, 从经济, 文化, 教育及个人等几个因素阐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繁荣的原因。

索尔兹伯里:不朽的景观 篇5

金色的亮光透出地平线。从石圈的中央观察,曙光随月份不同而变幻,并在两个特定的石柱间闪烁。太阳徐徐升高,巨石由青色、深蓝色变成蓝色,最后是鲜明的杏黄色。

石柱可能是史前世界独一无二、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巨石圈有意识地正对着夏至——全年最长的一天的拂晓时太阳升起的方位排列。最大的巨石块重达50吨,远古时代的人们是怎样把它们搬动到现在的位置的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欧洲中世纪,石柱被解释为魔力所为,说这些巨石是亚瑟王的术士默林从爱尔兰呼唤来的。19世纪的巫师时代,他们认为古凯尔特人不是在石头寺庙里而是在肃穆神圣的橡树林里做礼拜,蓄胡子的教士穿着飘逸的白色长袍在石柱旁庆祝夏至,成为不朽的景观。

而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爵士则声称,石柱曾经是史前时代的计时机,用来预报日食和月食。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石柱的用途,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石柱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建造的,韦塞克斯考古专业公司的研究结束了关于石柱年代问题的争议。公司总经理安德鲁·劳森说,事情始于公元前3000年,矮堤形成一个圆场,外围是一道大沟。公元前2600年,人们由217千米外的普雷塞利山搬来了巨大的长方形蓝灰沙岩石。

外环和马蹄形内圈的拱形结构由羊背石构筑,靠人力从40千米以北的莫尔伯勒唐斯运来。马蹄形内圈中最大的拱门叫三石塔,由两个直竖的史前巨大的巨石和顶部横梁架的巨石过梁构成。直竖的巨石67米高,重达50吨,这是公元前2400年的大致数据。

石柱的创作者们修整巨石时,有意在支柱的中段弄出些许隆起,这种技术在1500年后的古希腊称之为凸肚。原理是借透视效应抵消吊装造成的歪斜,使石柱看上去十分笔挺。

专业公司最有趣的发现,是谁也想像不出的极短的建造时间: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和恰当的计划,30年就可以建成这些石柱群。

这听起来令人震惊。40块巨石的运输、竖立以及顶部10吨横梁的安放,即使今天也是叫人胆怯的建筑工程。没有起重机,连滑轮都没有,把这些石柱竖起来,把横梁架上去,需要多少人力啊!

几年前,在离石柱群不远,由工程师马克·惠特比和考古学家米利安·理查兹率领的一队热心的志愿者演示了这些拱形物的构筑方式。

惠特比准备了完全一样的巨石——混凝土制作的两块45吨重的石柱和一块10吨重的横梁,召集130名士兵、市民和学生用146米长的绳子协同努力,就像轮船沿着倾斜润滑过的导轨下水一样,他们沿涂牛脂的木质导轨朝上拉动这些巨大的混凝土块。

蛮力是提升不起这些石块的。为达目的,惠特比必须研究原始建造者们的构想。“这些石器时代的伙计足智多谋。”惠特比说。关键之一是石柱赖以竖立的土坑的形状。坑是竖直的,一侧略斜,惠特比在坑外沿构筑了一斜面,把巨大的混凝土块沿斜面拉上去,直到石块的1/3悬在坑口上方。再把一个较小的石块贴石柱拉到悬空的一端,其重量把石柱压下去,插入坑底竖起来。

按同样方法竖起第二块石柱,然后构筑更陡的斜面,拉上横梁,三块巨石装配组合成完美的20世纪的三石塔。

沙夫茨伯里 篇6

沙夫兹博理兼收并蓄, 综合了古希腊罗马的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 以及当时的英国经验论和剑桥柏拉图主义各种成分, 独立探讨了审美直觉在创作和欣赏文艺作品过程中的突出作用。他所强调的审美教育在培养人格中的积极作用、政治自由对文艺创作的积极意义等更是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芒。在沙夫兹博理的思想体系中, 美和善、美和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一、美与真

知识欲的目的是真。据《辞源》和《辞海》所载, “真”有本原、本性的涵义, 还有与伪、假相对的真实、真诚等涵义。[3]在哲学范畴中, “真”是指主体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接近和适合于客体必然性的状态。[4]“真”最基本的涵义就是“真理”, 但是, 不能把“真”与“真理”混同。

德国哲学家卡西勒在他的《启蒙哲学》中揭示:沙夫兹博理哲学和美学的基本论点“一切美都是真”只有从这一背景上才能理解。[5]沙夫兹博理这里所讲的“真”, 意指世界内在的理智结构, 对这种结构, 人无法仅从概念去认识, 也不能通过对一堆个别经验进行归纳来加以把握, 而只能凭直接体验, 直觉地加以理解。美的现象中便有这样的经验和直觉的悟性, 在这种直觉的悟性里, 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消失了。所以一切美皆源于真, 而真之全部具体意义又只有在美之中才能被揭示出来。[6]

黑格尔的伦理理论色彩是通过“真”作为中介而显现出来的。真是黑格尔美、善统一的纽带, 他在《美学》中也明确提出:“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至于其他目的, 例如教训、净化、改善……之类, 对于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 是毫不相干的。”[7]

二、美与善

关于“善”的哲学追问与反思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史。学者对于“善”的探讨随处可见。“善”的涵义很多, 据《辞源》和《辞海》所载, “善”有善良、美好之意;有亲善、友好之意, 有喜好、爱惜、赞许之意, 有大、多之意, 有擅长、善于之意, 有熟悉、改善之意, 等等。[8]

英国美学家、伦理学家沙夫兹博理认为, 美的本身带有深刻的道德性质, 人正是通过客观世界的美和艺术的美而实现道德上的完善, 因此, 美和善就其深刻的本质而言, 是处于有机的统一之中。他声称, 道德与艺术相似, 善与美一致。因为, 和谐与平衡同样是审判善恶的标准。[9]美是自然的, 美与善是一样的。

新柏拉图主义和理性主义认为“美及完善”、“美及适宜”。一件事物如果符合它那类事物所特有的形体结构或模样而完整无缺, 那就算达到它的“内在目的”, 就叫做“完善”, 也就叫做美。[10]沙夫兹博理认为, “从行动, 精神和性情中见出美和丑” (及善、恶——朱光潜语) 和“从形状、声音和颜色中见出美和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都是由内在感官掌管的, 他把这种能力叫做“内在感官”或“内在眼睛”。这样, 他就把美与善以及丑与恶密切联系起来, 认为它们都有“社会情感的基础”。[11]

在《美学》中, 黑格尔提出了“伦理实体”和“实体性”的概念来解决美与善的关系。他说, 诗人的观念、倾向如果自然地消融在形象中, “而不是越出所写动作情节之外的独立意图, 即不把动作情节降低为工具, 这对于艺术就没有什么损害……”, “完全错误的倾向, 他就对真理和艺术犯下了双重罪过”。可见, 黑格尔认为, 艺术应该有健康的道德倾向, 但这不应成为艺术的外在目的, 而应当通过艺术形象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这表明他主张美善统一于美。[12]

三、真、善、美的统一

沙夫兹博理遵循古希腊罗马将美与和谐、比例等相联系的传统观念, 并将这种观念贯彻到伦理道德中, 以此来论证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 凡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的, 凡是既美而又真的也就在结果上是愉快的和善, ……比例合度的和有规律的状况是每件事物对真正旺盛的自然的状况。凡是造成丑的形状同时也造成不方便和疾病, 凡是造成美的形状和比例同时也带来适应活动和功用的便利。[13]我们还要理解两点: (一) 沙夫兹博理接受古希腊以来的传统观念, 认为比例、和谐、合度这些方面就是美, 并引申到真和善以论证三者的统一; (二) 真、善、美并非客观事物固有的属性, 而是“内在感官”, 是心灵所天赋拥有的对客观事物的“内在感觉”。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了“伦理实体”和“实体性”的概念, 伦理实体是理念在社会伦理领域的化身, 既是最高的真, 又是最高的善。理念的感性显现, 就是真善合一的伦理实体的感性显现。这样, 就在真的基础上把真、善与美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统一起来。[14]

四、总结

沙夫茨伯里 篇7

1 以色列农民合作社“莫沙夫”的特征与优势

以色列莫沙夫1921年始创于杰茨雷埃勒, 是一种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组织。今天, 莫沙夫已经是以色列最流行的农业社区模式, 生产了全国近一半的粮食, 其产品占全国农业出口的50%。

1.1 村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莫沙夫实行村社合一, 一个莫沙夫, 既是一个行政村, 又是一个合作社。现在, 以色列共有451个莫沙夫, 莫沙夫农民总数约23.8万人, 占以色列总人口的3.4%[2]。每个莫沙夫有60~100农户, 每个农户有基本耕地5 hm2, 较大农户经营规模可达10~20h m2[1]。一个村社合一的莫沙夫, 组织经营规模有1000~1500 hm2。

1.2 适度规模的家庭经营

在以色列, 土地归国家所有, 家庭是基本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产不是由作为生产集体的莫沙夫完成, 而是由个体家庭农场完成。莫沙夫主要为家庭农场提供各种生产经营的服务。家庭经营的土地以莫沙夫为单位或者自行向国家租用, 租期一般为50年, 期满后可以自动续租。家庭作为莫沙夫的成员可以自愿加入。

1.3 民主规范的管理机制

莫沙夫的主要特点是“土地国有、家庭经营、合作互助、集体销售”。“莫沙夫”内部设有管理委员会, 每年由其成员选举产生, 下设生产、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委员会, 负责向其成员提供上述各个方面的服务。莫沙夫通过每年召开社员大会实行民主管理, 成员一律平等, 土地和房屋平均分配。

1.4 合作互助的社区服务

莫沙夫成员之间互相帮助, 相互支持、相互负责, 服从于集体利益, 而莫沙夫统一销售各农场产品, 并向农民提供生产技术、设备以及农资等。莫沙夫的服务是有偿的, 家庭要为合作社和社区服务支付费用, 由莫沙夫直接从家庭帐户上扣除。莫沙夫同时又是全国消费合作组织的成员, 加入这一组织可以使莫沙夫及其成员可以以批发价购买到食品、服装及其他日用品。

1.5 多元综合的社会功能

莫沙夫兼具经济与社会双重功能, 集体合作社除了具备服务农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经济功能, 还提供供销、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社会功能, 这是中国合作社所没有的, 可以说, 莫沙夫是一个农村社会服务的综合体。

2 莫沙夫的政府支持体系及建设

总览莫沙夫的发展历程, 以色列政府功不可没。以色列政府给莫沙夫以强有力的国家支持, 使其在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等方面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善, 共同支撑着合作社的运营发展。以色列政府主管农业的各个部门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处于重要地位, 但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莫沙夫的生产经营, 从而实现和保障合作社的自主运营。可以说, 广大合作社及其成员是合作社发展的主体, 政府则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导。

2.1 政策支持体系

农民的组织化水平, 与农业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一样, 是一个国家农业发达状况的重要指标。以色列政府根据不同的发展时期制定灵活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以色列“农业的四次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主要是组建莫沙夫和基布兹的全国性运动, 为农业合作组织提供意识形态、理念、文化和组织化支持。以色列政府保障措施很到位, 包括制定优惠政策、资金支持、风险承担等。

2.2 法律支持体系

以色列早在1933年就颁布了第一部合作组织法案, 为农业合作组织奠定了法律基础, 1958年又颁布了有关农村合作组织施政地位的法律。在以色列, 国家不仅颁布了合作组织法案, 而且颁布了保证法案实施的相关规定, 以保护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2.3 金融支持体系

农业和商业银行通过信用、贷款和补助等方式提供农民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支持。国家公司还承担诸如国外市场价格下跌导致的出口风险等。其金融体系包括各种制度以及在国家合作运动中建立基金、保险等, 其中一项是针对自然灾害的保险基金, 即一旦遇到自然灾害, 以色列农民则可以从政府获得补贴, 或者向银行寻求贷款。

2.4 技术服务体系

在以色列, 以政府为主体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非常完善。技术推广服务主要由农业部和私营农资经营公司提供, 以色列农业部设有农业推广服务中心, 下设14个委员会, 并在全国各地设有9个区域性的农业推广服务中心[3]。这些推广机构免费为农民提供服务, 所需经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农业部的农业技术委员会联合和组织农业合作社开展技术创新、试验、示范和推广应用, 形成完善的农业技术服务网络和农民合作组织的协作机制。

2.5 加工销售体系

在“莫沙夫”耕种的农民, 他们只需搞好农业生产就可以了, 而生产之外的加工、销售等环节, 则由政府“包办”。以色列国家有专业的农产品内销、外销服务组织, 他们是独立核算的企业。农产品内销组织“努瓦”负责70%以上农产品收购、加工、批发和销售业务, 收取7%~12%的手续费;农产品出口组织则承担2万多农户的农产品出口业务, 收取5%手续费, 并在国外设有办事处, 推销以色列农产品和提供市场信息[1]。由于没有后顾之忧, 以色列农民可以专心从事农业生产。

2.6 科研支持体系

政府斥巨资发展农业科研, 每年的研发费用接近1亿美元,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到20世纪80年代, 以色列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6%[3]。重视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紧密结合, 并将之融为一体。农业部下属的凡卡尼中心负责以色列60%的农业科学研究, 另外的由地方机构、国际基金和私人机构负责。农业高科技的研发与推广应用促进了以色列农业标准化、自动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发展, 并形成了高效的农业科技产业体系。以色列不仅大规模出口优质农产品, 还向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先进的农业技术与设备。

2.7 职业农民支持体系

培育专业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是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基础。现在, 以色列农民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47%, 其他至少是高中文化程度。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是掌握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可靠保障。以色列合作社多为外向型, 加工销售都面向国际市场, 同时应用世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 这是以以色列高素质的职业农民和农业管理人才为基础的。

3 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及农业发展的启示与思考

当前, 我国正处于合作社发展、规范与提升的关键时期, 学习借鉴以色列政府在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与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对中国构建新型生产经营体系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3.1 加大政策法律的支持力度

目前, 我国完善的农民合作组织法律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应借鉴以色列经验强化政府推动, 政府应在法律、制度、金融、税收、财政、保险等方面提供较为完备的支持,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把专项扶持资金列入财政预算, 同时积极向上级财政争取项目补助, 采取补贴、奖励等形式予以资助, 为农民合作组织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等服务提供财力支持。

3.2 强化政府提供服务的职能

政府或有关部门应通过各种方式为农产品加工、销售、信息、技术等提供有效服务。如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具、新肥料、新农药等优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推广。推进“农超对接”、“农社对接”等购销模式, 支持帮助合作社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大型企业、超市等建立产销关系。实施“上网工程”, 搭建公共服务信息和网络营销平台, 为广大合作组织提供市场信息等服务。同时, 通过专业合作社间的联合, 延伸产业链条, 分享加工流通等下游产业利润, 提升产加销为一体的产业化水平, 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3.3 推进农村服务综合体系建设

农村科技服务综合体应是通过农业科研、企业经营与政府管理的紧密结合, 建立的以农业物流中心、农业科学综合实验站、智慧农业博览园为一体的县域经济新型农业服务业态, 以推动农业科技、生产、经营同步发展[5]。建议对现有的各类农村综合服务形态进行整合, 资源共享, 建立农村科技服务综合体, 集农产品加工、农业超市、物流配送、电子商务、农村教师商住、农村医院、农村培训教室、农村养老院、农村娱乐中心等为一体。

3.4 增强农业高科技的支撑引领

发达的科研、推广和服务是以色列农业发展的源动力, 先进的农业技术、设施农业、现代机械设备推进了合作社的升级发展。我国也应大力研发与产业链有关的农业高新技术、先进设施设备, 以增强农业高新技术对现代农业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支撑作用。

3.5 培育大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

高素质的农民是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决定性因素。农民有扎实的文化科学基础, 乐于接受新生事物, 采用新品种、新技术, 这就是以色列现代农业腾飞的基本保障。我国的农民教育水平不高, 专业合作社发起人学历和知识水平有限, 对市场预测和把握能力不足, 市场开拓能力十分有限。因此, 要有计划地对合作组织带头人、管理者等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培训, 分别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 开展农业实用技术、专业技能、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培训, 培育大批职业农民。

参考文献

[1]李亚龙.关于以色列现代农业的考察报告[EB/OL].http://www.sxny.gov.cn/Html/2012_02_10/2118_231 6_2012_02_10_471029.html.

[2]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赴以色列考察团.以色列合作社考察报告[J].中国合作经济, 2010, (2) :53-56.

[3]郭久荣.以色列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及对我国的启迪[EB/OL].http://www.ce.cn/cysc/agriculture/gdxw/200609/26/t20060926_8730293.shtml.

[4]张雅燕, 胡明文, 胡凯.以色列农业合作社——莫沙夫对完善我国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启示[J].农业经济, 2005, (2) :62-64.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的新事物 篇8

即使天气条件如此恶劣、交通如此拥堵,也无法阻止人们前往的热情,这或许就是对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露天表演艺术节的魅力的最好注解。在迈入第46个年头的时候,除了请来酷玩乐队、Muse乐队和阿黛尔这样的超级大牌带领乐迷们狂欢,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还给乐迷带来了不少新东西,例如由绿色和平组织赞助的、完全由太阳能驱动的VR舞台,人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体验环游大堡礁的乐趣。或许再过不久,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就会像西南偏南音乐节一样吸引到更多技术厂商加入,那一定会是一件特别酷的事吧。

Lives at a Glance

大都会Cirkopolis/7月3日—8月16日/上海大剧院、北京保利剧院、武汉琴台大剧院等/《大都会Cirkopolis》被誉为“舞台上的盗梦空间”,它融合了马戏、舞蹈、竞技体育和戏剧表演,将钢管技巧、空中飞人、晃板、舞轮、柔术等十多种表现形式串联成一个故事:12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在舞台上反抗单调的生活,重新发现个体的价值。2014年,它与百老汇所有演出剧目同台评审,击败同年所有百老汇和外百老汇剧目,获得纽约戏剧委员会奖、独特戏剧体验大奖。

欲望号街车/6月23日—7月10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欲望号街车》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三大戏剧家之一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曾获得普利策奖。在这个故事中,布兰奇因“不适当”的行为被解除教师职务后,来到新奥尔良投靠妹妹斯黛拉与妹夫斯坦利一家。斯坦利粗鲁莽撞且酗酒嗜赌,看不惯布兰奇这个娇生惯养、傲娇敏感的女人。他始终认为她会侵占自己的生活,于是想尽办法要毁掉她。

Newsboys巡演/11月20日/美国弗吉尼亚Scope竞技场、纽约PlayStation剧院等/Newsboys是全美当今最红最具影响力的现代摇滚乐团之一,发行了14张专辑,总销量达到600万张,获得过3次格莱美奖提名,有5张专辑荣获金唱片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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