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精选7篇）

九·一八事变 篇1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并于1932年3月建立起了伪满洲国。在国破家亡的的紧要关头,东北官吏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尤为引人注目,主要是他们掌握国家政权,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东北社会具有强烈的影响力和引导力。特别是在东北沦陷初期,他们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对处于迷茫彷徨之中的人们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关乎东北的命运。一直以来,史学界对此问题的论述并不多见。本文力争客观地揭示东北沦陷时期东北官吏群体的政治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为伪满的研究增添些许新的内容。

一、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率众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部分地区,原有的地方政权遭到了破坏,社会秩序混乱。在东北生死存亡之际,部分军政官员率先领导东北军和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了东北及其全国的抗日救亡热情,掀起了东北义勇军抗日高潮。

辽宁的抗日义勇军的活动风起云涌,虽然其“构成较为复杂,但是居主导地位仍是以东北军军官为首领的各支队伍。其中尤以黄显声的作用不可低估”。[1]黄显声曾经担任东北军第二十旅旅长。1930年就任辽宁公安管理处处长兼任沈阳公安局长。1931年9月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他将库存的东北军历次入关缴获的20万旧枪紧急发放给各县。正是这些枪支成为各地民众起来抗日的有力武器。9月末。他主持召开了辽西八县公安局长会议,要求他们回去组织民团,抵抗日军侵略,保卫家园。10月初,他又以警务处长的名义委任各县抗日义勇军司令,这是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出现之始。[2]至1931年底,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到22路,主要活动在辽西地区。它们袭击日军军车,围歼日军,消灭投敌的伪军等,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军的锦州抗战。此后,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发展到辽东和辽南地区,其中著名的有邓铁梅、唐聚五分别领导的义勇军。邓铁梅是辽宁省凤城县公安局长。九一八事变后,回到家乡组织起了抗日武装,即辽宁民众自卫军。起初这支队伍只有200多人,以后发展到1万多人。[3]从率众抗日到1934年9月牺牲,邓铁梅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数百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殖民统治。唐聚五是辽宁省防军第一旅第一团团副。1932年4月,他联络志同道合的东北军政官员在桓仁县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建立起了辽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起辽宁民众自卫军,并被众人推举为总司令。由于准备工作较为充分,自卫军声势浩大,人员众多,达到了十万人,[4]影响到14个县,建立起了辽宁省政府,直接威胁到日伪的统治。与此同时,自卫军进攻通化、新宾、临江、宽甸、辑安等县城,威震东北,声名远播全国。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最后调集重兵将唐聚五的抗日队伍打散。

据统计,辽宁和热河的义勇军共编成了58路,其中由原来东北军政官员领导的就有26路。[5]

冯占海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是吉林省最早的抗日武装。冯占海是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1931年9月24日,他多次拒绝日伪吉林政府高官厚禄诱惑率所部在吉林官马山举起抗日的旗帜,发表抗日通电,指出:“日寇侵我领土,杀我同胞,……希我吉林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坚决与寇逆抗战到底,……我团全军敢效前驱,愿与我吉林全省爱国同胞共勉之。[6]随后率领军队来到了吉林北部蛟河县一带,联合其他抗日队伍共同抗日。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陆军中将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九旅旅长李杜、陆军中将滨江镇守使兼东北军第十八旅旅长丁超、陆军中将东北军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及冯占海等人率部组成吉林自卫军,与日伪军队进行了惨烈的哈尔滨保卫战。哈尔滨失守以后,李杜率部撤回宾县、方正一带继续抗日,直至1932年末在日军残酷围剿下退入苏联。冯占海率部转战于五常、榆树、拉林等地。多次与日伪军交战,甚至攻打吉林、长春,引发伪满全境震动。以后在日伪军队联合绞杀下被迫撤到关内。

1931年11月,日伪军队侵略齐齐哈尔。新任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毅然率领黑龙江守军在嫩江桥与其进行了半个月的艰苦激战,重创了日本关东军,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战的第一枪,唤起了全国各界民众的抗日热情,凝聚起了全民族的抗日精神和力量。1932年4月,马占山抛弃了日伪的高官厚禄,遣散了家眷和资财,重新举起了抗日的大旗,集结起了黑龙江的抗日力量与日伪军队进行了艰苦地鏖战,九死一生,进一步鼓舞了黑龙江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积极响应马占山的号召,纷纷拿起武器,与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斗争。1932年10月1日,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军司令、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东北军第十五旅旅长苏炳文和张殿九等领导驻扎于海拉尔和满洲里的东北军奋起抗日。著名的海满抗战爆发,给日本关东军以重创,最终因寡不敌众撤退进入了苏联。

九一八事变后,率先起来抗日的基本上都是东北军政官员,其中既有手握大权,统辖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有中下级官员。他们是东北军政集团重要的统治基础,作为统治集团中的成员,其本身坐拥良田,开办工厂,财源滚滚而来,物质生活丰裕,也染有聚敛钱财、招妻纳妾、抽大烟等坏习气。然而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抵御了日本侵略者高官厚禄地诱降,散尽家财,抛下亲人选择了抗日救亡的艰难之路,并为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血染白山黑水。他们的抗日精神和斗志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而名垂青史。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最高军政长官张学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示东北守军放弃对日本侵略的抵制。然而9月23日他就在锦州重新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11月12日,在他的支持下吉林省政府在宾县建立。它们与日本扶植的伪临时政权相抗衡,领导辽宁和吉林部分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张学良在北平支持东北抗日救亡组织的活动,为其提供经费,为东北义勇军提供武器,并且组织东北军进行热河抗战。由于他始终不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坚持抗战,在其身边凝聚起了抗日力量,他率领的20万东北军官兵也保持着抗日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抗日的重要力量。

二、卖国投降,助日为虐,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帮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暴行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谴责。为了永久地占领东北,将其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决定利用亲日汉奸组织起傀儡政府,以此迷惑国内外各界民众,掩盖侵略本质,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而这些汉奸大多是东北军政集团的各级官吏,掌握着各种权力,熟悉东北社会民情,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为日本侵略者摇旗呐喊,很有欺骗性和煽动性,迷惑了部分民众拥护伪政权,蒙蔽了国际社会,掩盖伪政权的傀儡性。

日军于1931年9月18日深夜占领沈阳后,于9月20日建立起了以关东军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为伪市长的临时市政府。这个伪政府的主要官员完全由日本人担任,表明日本妄图对东北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但是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抨击。10月20日,日本决定赵欣伯接任伪奉天市长。赵欣伯是臭名昭著的亲日派人物,东北法学研究会会长。但是他的资历、威望尚浅,影响力有限,因此日本侵略者更多地寄希望于袁金铠和于冲汉等人的亲日活动。袁金铠和于冲汉,一个是通古博今的“关东大儒”,一个是东北文治派的代表,在东北社会很有声望,素被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倚重,任命为政治顾问,为奉系军阀出谋划策,在东北军政集团中位高权重,政治经营多年,门生故吏遍布于军政各界。日军占领东北以后,袁金铠成立了伪奉天维持会,亲任会长,组织起伪警察队帮助日本侵略者维持社会秩序,勒令银行、商店继续开门营业。于冲汉降日卖国也是不甘人后,抱病出任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副会长,积极鼓噪东北“独立”于中国,并发表了《告东北四省三千万民众书》,公然鼓吹“满蒙独立”,还将一些日本的自治指导员派遣到辽宁20多个县夺取地方政权,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现全面的殖民统治准备。然而,无论是赵欣伯之辈,还是袁金铠、于冲汉之流,他们在东北社会及其官吏中的政治影响力都无法与辽宁省长臧式毅相比。臧式毅是东北军政集团新派核心人物,张学良的肱骨心腹,机智有谋略,备受信赖,委以重任。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日军软禁起来。1931年12月15日,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屈膝投降,出任伪奉天省长,组建伪奉天省政府,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殖民政权建立的进程。

九一八事变前,熙洽是吉林省政府代理主席,执掌吉林省政权。日军占领沈阳以后,他欣喜若狂,于9月21日主动将日本侵略军迎进了吉林城,建立起伪吉林省长公署,自任伪长官,极力拉拢各级官吏为日本效力,同时向全省各地发布告示,要求各级政权听其命令。28日,他又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与张学良政权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抢先在东北宣告“独立”,致使吉林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成为日本侵略者极力标榜树立的“榜样”,影响极为恶劣。与此同时,他还派人拉拢张景惠、臧式毅、于芷山等军政高官与张学良政权决裂,降日卖国,使处于彷徨犹豫中的官吏彻底倒向日本的怀抱,成为可耻的汉奸。

张景惠是东北军政集团的元老,东省特区的长官,在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人脉,因此他的举动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囿于中苏合办东省铁路的因素,不敢贸然侵占哈尔滨。张景惠甘受日本侵略者的驱使,在哈尔滨培植亲日力量,明目张胆地使用日本提供的武器建立起了亲日武装,亟待日军侵占哈尔滨。同时将东北爱国官员组建的吉林省政府驱赶到宾县,不让他们在哈尔滨立足,向抗日力量施加压力。此外,日本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以后,张景惠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意旨,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一方面以其地位和资历维持黑龙江省的秩序,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对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抗日力量进行打压和诱降。他多次打电话或会晤马占山,以高官厚禄诱其降日,并且强行将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引见给马占山,动摇马占山抗日的意志和决心。

1932年2月中旬,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臧式毅、熙恰、张景惠、马占山等人在奉天召开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会议,发表了《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宣称“从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7],为伪满洲国的建立彻底扫除了障碍。3月9日,伪满洲国建立,这些汉奸摇身成为伪政府的高官,成为日本统治压迫东北人民的帮凶。在伪满最初的政府机构中,前东北军政官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协助日本建立殖民政权、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力量。1937年出版的《满洲帝国人名鉴》收录了819名伪满政界科级以上、军界营级以上军政官员的简历,其中412人曾经是原东北政权的官员。[8]他们分布于伪满政府的各个部门,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帮凶,也真切地反映了部分东北官员在东北沦陷以后的政治态度和取向。

三、坚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也不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无咎无誉

持有此种政治态度和立场的东北官员保有民族气节,拒绝日本侵略者高官厚禄的利诱,不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为伍,洁身自好。可是他们也逃遁现实的政治生活,对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其中的缘由比较复杂,既有对抗日斗争前途的忧虑,丧失了抗日的信心和勇气,也存在着派系争斗遗留的矛盾和隔阂无法释怀,消极观望,再就是无法彻底摒弃个人利益,患得患失。

张作相是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待人宽厚,政治地位仅次于张学良,是张学良倚重的政治元老,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1932年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作相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寓居天津,甘守清贫。他的雄厚家产大多在东北,被日本侵略者封存没收,所以他在天津的生活相当窘迫,粗茶淡饭,事事亲力亲为。日本多次派人到天津以高官厚禄引诱张作相,均被他严词拒绝。关东军提出“只要他在政治上与张学良断绝往来,才同意将其房产土地归还一半。张作相不肯。”[9]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华北筹组伪政权时,再次派人威胁劝诱张作相加入伪政府,甚至炸毁了他的祖坟,但是仍然遭到了张作相的拒绝。他在天津寓居的原则是:“不管是伪满派人来也好,日本关东军派人来也好,让我卖国当汉奸不干,但是表面上不得罪他们。”[10]日本侵略者始终不放弃对张作相的利诱,寻找各种机会拉拢利诱。1943年伪华北政权头目王辑唐在北京设宴款待军政界的要人,邀请张作相参加。张作相以重病在身为借口加以拒绝,并且一再告诫家人及亲朋好友不要与汉奸往来,保持作为中国人的尊严。

王树翰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倚重的高官,曾经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财政厅长,以后又担任吉林和奉天省长、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长,是东北政治舞台上非常重要活跃的官员,具有很强政务管理能力,不变不惊,参与了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等重要事务的处理,其才华和能力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任命他为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鉴于王树翰的地位和能力,多次派人利诱其为伪满政府效力。尽管此时王树翰与张学良政见不同,甚至有些抵牾,但是仍拒绝道:“吾仕至监司,谬膺方面者屡矣。且进为中央党委兼国府委员,位不谓不高,讵肯下侪于石敬瑭、张邦昌之流,为万世唾骂乎”。[11]表明了他拒不做汉奸的政治态度。至此他寓居天津,甘守寂寞,老守田园。

东北沦陷以后,在京津地区聚集着一批东北军政集团的官吏,除前述张作相等人外,还有米春霖、董其恩、王世选等高官,组成了所谓的“东北同乡会”,不定期地进行聚会,互通信息,加强联系,生活上互相关照。这些人宦海沉浮多年,交游广泛,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日伪拉拢利诱的重点对象。但是他们拒绝与日伪合作,始终坚守不做汉奸的道德底线,甘守寂寞和清贫。

此外,在伪满政权统治下的东北,也有部分官员保有民族气节,冒着生命危险,坚守不做汉奸的道德底线,拒绝在伪政府中担任职务。马德恩曾经担任过吉林永衡官银号总办、吉林省实业厅长、农矿厅长、吉林省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主张抗日,与诚允(宾县吉林省抗日政府主席)、潘鹤年等爱国官员抵制熙恰的降日卖国活动,拒绝担任伪吉林省长和伪满实业部大臣之职,为此被捕入狱。后来迫于舆论的压力,日伪将其释放。出狱后,马德恩闭门谢客,潜心佛事。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集团官吏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较为复杂的,由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政治力量和团体,其对东北社会的影响是迥然不同的:坚持抗日者领导民众抵御侵略,浴血奋战,给日伪殖民统治以沉重地打击;甘当汉奸卖国求荣者,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将东北推入了殖民地的深渊;既不抗日也不甘当汉奸者,坚守民族气节的道德底线,但是消极遁世,挣扎于殖民地痛苦和苦闷之中,无法真正逃避家国苦难的生存状态。

参考文献

[1].解学诗.新编伪满洲国》.第196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潘喜廷.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第9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赵冬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第260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

[4] .潘喜廷.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第26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潘喜廷.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第100—10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7] .陈觉.九一八国难痛史.第69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8]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满洲帝国人名鉴.转自《吉林文史资料》第18、19辑.政协吉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1987年版

[9] .孙贵田.辅帅逸闻纪实》.第23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0] .孙贵田.辅帅逸闻纪实.第23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1] .胡玉海.奉系人物.第210页.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九·一八事变 篇2

明天，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84周年纪念日。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当时，国民党政府正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撤至山海关内。日本侵略军乘虚而入，于9月19日占领沈阳，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至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我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作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涌现出东北义勇军等各种抗日武装。1936年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联军团结广大群众，进一步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抗日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抗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 篇3

2 而我们的邻国——日本，此时与世界列强争夺亚洲霸权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甚至超过了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事扩张最迫切的目标直指中国。

3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波及日本，为摆脱困境，日本军国主义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

4 1927年6月27日，田中义一整理了一份上奏天皇的奏折，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在这份奏折中，田中公然宣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5 在东方会议召开前后，日本两次出兵山东阻止北伐军前进，并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寻求发动战争、侵占东北的机会。

6 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途经南满铁路皇姑屯时，铁轨被日本军人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当日毙命。

7 当时，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身在兰州，得知关东军已开始秘密调动，打算浑水摸鱼，趁乱占领沈阳。为防不测，张学良化装成一个伙夫，跟随部队秘密赶回了当时称为“奉天”的沈阳。

8 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初，其军事顾问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草拟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但遭到了张学良的严词拒绝。

9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宣布遵从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授予张学良为中国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10 1929年到1931年夏，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先后四次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系统搜集军事、经济、政治等各类情报，拟定具体侵略方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也积极地为军事侵略东北做准备。

11 1931年4月，日军将原驻本土仙台的第二师团轮驻中国辽阳。为对付沈阳城坚固的城墙，又从东京调运两门二十四厘米榴弹炮，配属日军驻沈阳第二十九联队兵营，炮口瞄准北大营和飞机场。

12 7月，日本又从本土增派一个师到朝鲜，准备随时渡过鸭绿江参战。

13 同时，日本还将熟悉中国情况、担任张作霖顾问多年的本庄繁调任关东军司令官，将一直从事策划进攻东北、主持制定过多份解决满蒙问题大纲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调任作战部长，另将“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绰号“日本之脑”的石原莞尔以及板垣征四郎等人调至关东军参谋部任职。

14 此外，日本还施展调虎离山计，策动阎锡山与汉奸石友三等人挑起反对张学良的战争。将介入1930年中原大战的东北军主力继续吸引在关内，致使东北兵力空虚。至此，日军侵占东北的准备基本就绪，只待时机。

15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仍不能攘外”。

16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暴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八省两市，汉口堤防溃堤。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加之国内军阀割据，内战频繁，阶级矛盾尖锐。

17 1931年6月26日，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率领的间谍组一行四人被东北军屯垦三团捕获，随即于次日由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处决。

18 时任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得此消息，当即大喜过望。年前，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正苦于无借口，“证据到手”，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歪曲事实的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

19 日本军部以此为契机，叫嚣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也一窝蜂地出动，要求陆军“武力征服满蒙”，建川美次还亲自出马，到处作题为《帝国国防与满蒙》的报告。军务局长、间谍头目小矶国昭也四处活动，争取天皇和政府各部门批准和支持这次侵华战争。

20 1931年9月18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离开驻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推进。

21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七名日军炸毁了南满铁路位于奉天（现沈阳）北面约七点五公里处柳条湖一段的铁路，并将三具穿着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

22 在爆炸同时，以爆炸声为信号，驻扎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的关东军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炮击北大营。炮击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的关东军第二师步兵第二旅第二十九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二营。

23 而此时，北大营中驻守的中国部队正在酣睡。毫无准备的东北边防军第七旅，在旅长王以哲的指挥下仓促应战，伤亡惨重。

24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三十万左右。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十一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二十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

25 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战事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26 1931年9月19日0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凌晨3时，日军攻入沈旧城。

27 沈阳城内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与沈阳的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同日军进行了激烈巷战，但并没有正规军参战。

28 本庄繁同时命令独立守备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关东军还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清晨4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29 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荣臻（东北军参谋长）、臧式毅（辽宁省主席）紧急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交涉，日本领事回答：“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

30 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而张学良身在北平、电联蒋介石，得到的是“坚决不抵抗”命令。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传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31 1931年9月19日晨6时30分，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32 日军在占领沈阳后，一路沿南满铁路、安丰路疾进，一举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凰城等地。19日下午5时，驻长春日军领全城；22日，吉林沦陷。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大部国土相继沦于敌手，几千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

33 日本以“九一八事变”为借口，展开了疯狂的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持续十四年之久，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九一八”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也吹响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号角。

《申报》史料中的九一八事变考述 篇4

1926年9月, 万县惨案爆发, 当时帝国主义炮轰万县县城, 并且对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进行了屠杀。这次惨案的发生, 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慨, 当时在上海的工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上海工商界迅速成立了反日援侨会进行反抗。到了九一八事变之时, 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消息传入, 上海工商界又再一次引起了轩然大波。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 当时的上海反日援侨会就紧急召开会议。并且在会议之后的通电中, 明确向民众呼吁“团结一致, 共御外侮”。在当时的紧急会议上, 形成了六项决议:

“1.呈请中央集中全国军队, 立即出兵东三省, 驱逐日兵出境, 推代表进京请愿;2.致电广东当局, 即速停止军事行动, 取消敌对形势, 一致抗日;3.呈请市党部准予召集各界团体大会, 定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在市商会议厅举行;4.组织抗日义勇团, 征集军事人才, 义勇志士共赴国难;5.扩大反日宣传, 全体执行委员应分赴各影戏院演讲;6.向代表大会提议, 因事实之需要, 本会应变更名扩大组织, 以期集中力量, 顺利进会。”[1]

在紧急会议结束之后, 会议又派出相应的代表代表上海工商业界前往南京进行请愿活动。沿途惊闻消息的上海民众自发参加, 送行人数一度达到20万左右。从这次会议引起的反响和此后的活动来看, 充分说明:九一八事变之后, 上海商界团体民主爱国运动的序幕已经拉开。

9月20日《申报》报道了反日宣言“凡属同胞处兹国难当头之日, 应宜同心戮力, 共御外侮, 毋分畛域, 毋别界限, 团结一致, 灭此朝食……”[1]由此可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商会, 对于国家危亡之祸的忧心焦虑, 以及自救图存的政治态度。

时间发展到9月22日, 上海反日援侨会改名为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当时在联合会中参加的团体将近900个, 在这众多的团体中, 尤其以工商金融团体为多。也充分说明此时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以上海市商业团体为主导的融合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爱国团体。此后, 上海市抗日救国联合会又会同上海市商会一起, 联名发起了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反日经济抵制活动。上海民族实业家亦于9月底组织成立了上海抗日救国会, 上海市商会集体加入。会长王晓簌率众宣誓:“彻底对日永久经济绝交, 如再有对日买卖, 一经查明, 由人民裁判。”[2]9月30日, 抗日救国会公布了对日经济绝交范围:

“1.不买日货, 不卖日货, 不运日货;2.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3.不乘日轮, 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 不起卸日货;4.拒用日本银行钞票, 取消日本银行存款, 对日本银行停止收解;5.不为日本人工作;6.不雇日本人;7.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8.不接待日本人。”[3]

上海工商界群体自发组织的对日经济抵制活动是当时上海群众抗日民主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形式。而当时上海工商界所掀起的这次经济抵制活动, 也超越了中国历次抵制活动。除了商会外, 当时的许多中国企业包括当时著名的申新等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对当时的抵制日货进行宣传和支持, 从而扩大了运动的规模和声势。

国难当头, 上海商界迅速觉醒。作为民主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沿, 对民主运动的发展和走势,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爱国民主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二、上海工人的爱国抗日运动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 上海邮务工会立即作出反应, 于9月21日通电:

“在此危亡千钧一发之秋, 全国民众, 应严密其原有组织, 在中央指导之下, 造成强固之大团结, 巩固国家基础, 充实政府力量, 群策群力, 共御外侮。”

此时工会还是希望以政府为领导进行抗日救国运动, 宗旨是维护政府之利益。但随着国民政府发出的不抵抗政策, 工人阶级迅速觉醒, 自发地组织起来, 上海工人们走在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最前列。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率先于9月24日举行反日大罢工, 拒绝为日船装卸搬运货物。形成全国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日罢工。10月2日下午, 召开码头工人代表会, 决定组织上海市日商码头工人抗日救国会, 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挥工人阶级的先锋军作用。

1931年9月26日, 上海裕丰、大康等23个日商纱厂工友代表100多人, 代表全沪日商纱厂80000名工人, 召开紧急会议, 组织上海市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 决定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义勇军[4]。10月15日, 该会发表宣言, 宣告:

“望我同胞奋起, 齐声呼吁, 请政府对日宣布绝交, 一面准备武力, 与日决一死战并将暴日兽性宣告世界, 使公理尚存, 当有同情于我者, 我同胞全体武装, 共赴国难。本会八万工友, 深愿全体加入义勇军, 为讨日之最前锋, 任何牺牲, 在所不辞。”[5]

上海工人们站在了反日救国运动的前列。与此同时, 上海市工人们还效仿印度甘地不合作运动, 以有效保持实力的方式有技巧地与日商进行抗争。11月1日, 上海市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召开各厂工友代表会, 有上海裕丰、大康、同兴、东华等厂工友3700多人出席。一致表决, 即日全体退出日本纱厂, 实行不合作主义。到了11月27日, 已有同兴纱厂、泰山中华制药厂、泰山橡胶厂、中国橡胶厂近6000人退职[6]。如此规模的退职不合作, 对于日商之经济利益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对于他们的经济侵略也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上海工人们以组织救国团体、大规模大范围的罢工, 通过不合作、退职等形式掀起了无产阶级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 无论从声势上还是影响上都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三、上海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实行的是不抵抗。这种消极政策引起了当时上海以及全国各地激进学生的强烈不满。从而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请愿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中, 上海学生反应迅速, 首先行动起来督促国民党当局放弃不抵抗政策, 积极抗日, 将矛头直指政府。

对于上海学生运动, 蒋介石在9月25日便致电上海市长张群、市公安局长陈希曾。与此同时,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明确发出了告全国学生书。明确要求学生不得意气用事。应该“在中央统一指挥下, 同赴亡国灭族之难”, 并且委婉地表述, 学生应该完全信任政府, 学生不可造次, 而应该是“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 所不必问”[7]。

可见, 国民政府对于学生们自“五四”以来的民主运动还是有很多顾忌的, 因此希望以爱国团结之口督使学生听命于中央指导之下, 以防局面扩大不可收拾。

9月26日学生请愿国民政府, 对于面临的局势, 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请政府即刻促成和平统一;二、请政府对日下最后通牒, 积极备战;三、请政府撤办王正廷;四、请政府明令恢复民众运动;五、请政府切实执行全国军事训练;六、请政府速委胜任外交官充实缺额公使, 以利外交;七、请政府责成边疆长官切实负守土之责;八、请政府实行国民外交。”[8]

9月28日, 当时的上海学生2000多人, 以及其他各地的学生举行了请愿活动。他们冒雨前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是请愿并未获得任何结果。愤怒的学生又再一次把他们的目标转向了当时的外交部。事态严重, 迫使蒋介石出面接见。在这次见面活动中, 蒋介石并没有对如何收复失地以及如何在外交上应对进行答复, 反而指责要求学生:

“青年尤应用冷静的头脑, 热烈的鲜血, 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 不过加增国耻而已。政府同人可以接受请愿的意见, 一定尽职用力量去办理。请转告各同学的上海的同学, 即速回沪。在京的亦赶速回校……”[2]这次抗议事件昭示出学生的爱国激情以及对于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极大愤慨。

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 也就是11月上旬, 当时的日本军队大肆向中国东北进行扩大侵略。矛头指向黑龙江、锦州等地。日本的步步紧逼, 说明了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失败, 同时也再次证明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失误。由此导致了学生们的第二次请愿、示威活动, 进一步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1月25日, 到南京敦促蒋介石出兵抗日的学生达两万多人。27日下午, 蒋接见上海各大学请愿学生并训话。训话完毕, 群情高昂的学生们一致要求蒋介石写份手谕。在这份手谕中, 要求蒋介石保证收复失地。当时的蒋介石为了平息学生的情绪, 被迫书写。书写完毕后, 蒋又再次要求学生以学业为主, “勿越法纪”。也正是这后来的要求, 再次激起学生的不满。而蒋介石也终于爆发, “命站立二十八时以罚之。”[9]

12月7日, 上海各校学生5万多人举行示威, 抗议国民党当局压迫学生爱国运动。12月9日, 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 上海当局指使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 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当天下午, 上海各校学生数千人, 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一些学生将市党部办公室捣毁。第二天上午, 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 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 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 准备公审凶手, 并传票上海市党部党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 吓得陈、陶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 悬赏捉拿, 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 送到各报刊登, 轰动了全上海。张群亦电行政院引咎自劾[10]。

上海学生在九一八事变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爱国精神的一种延续和发展。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后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呼吁与迅速行动再一次证明了学生在近代历史中所承担的重要的民主救亡的角色。

参考文献

[1]《申报》1931年9月21日.

[2]《申报》1931年9月29日.

[3]《申报》1931年10月1日.

[4]《申报》1931年9月27日.

[5]《申报》1931年10月16日.

[6]《申报》1931年11月30日.

[7]《申报》1931年9月25日.

[8]《申报》1931年9月30日.

[9]《申报》1931年11月27日.

九一八事变作文：重忆九一八 篇5

那天才一上线，笑笑就兴奋的告诉我，站长让他代管一段网站，说自己正忙于联系全国知名黑客。我问怎么啦，他说，笨！今天九一八，肯定有活动嘛！九一八？我把鼠标停在屏幕右下角，真的是九月十八日。我沉吟了一会儿，九一八，你有多久没在我记忆中浮现了？

那是一个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日子，从那一天起，数以亿计的中华人民被一群岛居矮子们驱逐蹂躏，历经非人的折磨。而在今天的九月十八日，这个堪称中国人民屈辱日的日子里，当手机里都堆满了提前预祝中秋节快乐的时候，竟没有人提醒我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纪念日。

仿佛大家都忘了——包括我。仿佛大家都习惯了被人称为宽容大度的民族，仿佛那只是个平淡无奇的日子，活该倏忽而过。

只有几个黑客，还叨叨念着这九一八，他们的活动是什么，我不得而知。无非是入侵几个日本网站，留下几句豪言壮语。去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就有黑客发起倡议去攻击日本的政府网站，大家约定好了时间一齐动手，我也参与了。那夜不知道有多少黑客加入，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我看见哪网站已临近崩溃，我在一刹那间有了一丝快感，过后却是深深的失落。这并不能改变什么，还不如身体力行的抵制日货。毕竟这不是一件能长期做的事。

网络上经常流传几篇狂骂日本的文章，读了似乎也很痛快。它们大多也跟《举起手来》似的拿日本人开涮——近年来被娱乐化的不只有鲁迅，抗日战争也成了数大体系之一。侵略军被丑化、愚化、非人化，最大限度的迎合国人的某种心理。难道中国就是被这么一群人轻易拿下的吗？贬低对手的同时也是在矮化自身。

日本还没有摆正姿态去面对历史，而我们仿佛也已麻木不仁。九月十八已过去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谨以此文献给九一八，愿它不再被人漠视。

时间不能使记忆风化，永远记着九一八。

九·一八事变 篇6

一、鸦片毒化政策的制定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 并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建立殖民统治政权初期, “满洲国的财政现遇很大困难”[1], 为解决经费不足, 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理总长阪谷希一和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等人便谋划实施鸦片政策。1932年9月16日, 伪满政府公布《暂行鸦片收买法》, 建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11月3日制定鸦片《专卖公署官制》, “规定伪财政部总长掌管有关专卖事务, 专卖公署设于新京 (长春) , 设署长1人 (姜恩之) 、副署长1人 (难波) 、属官47人, 事务官11人, 技士9人, 同时在各地设置专卖支署, 由专卖公署直接领导。”[2]11月30日伪满政府制定了《鸦片法》, 主要内容是:禁止吸食鸦片, 但对现有满25岁鸦片区和栽种土地面积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生产的鸦片由伪满政府或指定收购人收购;鸦片或供吸食鸦片之器具均不得私行输入或输出;鸦片销售以及制造鸦片烟膏与药用, 鸦片贮存都须经政府批准等。

为了补充《鸦片法》的不足, 12月20日, 伪满政府颁布了《鸦片缉私法》, 其中规定“专卖官员发现其认为违背鸦片法或其犯罪之鸦片及供吸食之器具时, 应即依本法逮捕或扣押之”。“专卖官员认为有违背鸦片法之嫌疑者得行搜索, 有必要时并得讯问嫌疑人或参考人”[3]。该法还规定凡警察、官吏、财政部管下的监务官员、税务官吏、海关官员均有权行使该法规定的权利。同日, 伪国务院、伪财政部、伪民政部共同公布《查获私土奖励规则》, 规定在专卖机构中设缉私员, 发现或检举违背鸦片法者, 可进行搜查、扣押等, 若有查获私土者, 则颁给奖励金, 以保证鸦片专卖政策顺利推行。12月24日伪满财政部又颁布了《批发鸦片人之贩卖区域兹规定》, 在东北划分为10个重点区域, 同时也是鸦片的种植区, 奉天省 (今辽宁省) 的批发区有:下属沈阳、新民等19个市县;辽阳区、下属辽阳、营口等7个市县;锦县区, 下属锦县、黑山等8个市县;安东区, 下属安东、庄河等12个市县;辽源区, 下属辽源、彰武等13个市县[3]。1933年1月11日正式宣布推行鸦片专卖制度, 由各级鸦片专卖署主管鸦片经营事务。3月, 伪满政府还设立了鸦片专卖特别会计, 以保证控制鸦片专卖收支。

伪满政府通过设立以上这一系列法令, 建立起了由政府垄断经营的鸦片专卖统制体制, 从而为在东北地区推行其鸦片政策奠定了组织上和法律上的基础。

二、日本在辽宁地区鸦片政策的广泛推行

辽宁是日本推行其鸦片政策的重点地区, 这主要反映在鸦片的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与走私等各个方面:在鸦片种植上, 为了解决鸦片原料的来源, 号召奉天省各地农民广泛种植罂粟, 特别是辽宁西部地区的朝阳、阜新、建昌、建平、凌源等地,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适宜, 历史上又有栽培罂粟生产的习惯和经验,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的第三天, 伪满专卖公署就在这里迫不及待地公布了鸦片种植区域和规定面积。此外还展开舆论宣传工具, 伪满财政部税务司长源田松三和总务厅主计处的古海忠之带着传单来锦州, 用飞机在辽西地区上空散发, 号召农民大量栽培鸦片, 所获鸦片全部卖给国家, 违者处罚, 顺者奖励, 并制定种植罂粟奖励规定:“对种植五谷杂粮农民, 每亩贷款7角, 年息为7%, 但种鸦片者则每亩可代贷2元, 年息为2.3%。”[4]在伪满政府这种软硬兼施的政策下, 辽宁农村, 尤其是辽西地区, 农民不得不改种大烟, 一时辽宁农村田野里到处是罂花开放, 毒气冲天。据统计:1933年奉天省54个县都栽种了罂粟, 种植面积共192780亩。

在鸦片收购上, 伪满政府主要通过其鸦片管理职能部门——鸦片专卖总署。前已提及之鸦片专卖总署设立于新京, 在奉天、吉林、滨江、龙江、承德下设鸦片专卖支署, 支署下设专卖分署, 分署下设专卖局, 局以下有的地方还设专卖支局。基层鸦片专卖局或鸦片专卖支局直接向烟农收购罂粟, 最后交到总署。1933年, 专卖总署又在奉天设立了大满号和大东号两个大公司, 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分号和集货所, 负责收购罂粟业务。各地收购的罂粟, 必须全部送交到这两个公司, 然后绝大部分都被运送到奉天 (沈阳) 、铁岭、绥化三个鸦片制造厂, 统一进行加工。在鸦片加工上, 1934—1935年, 伪满政府投资16.2万元, 选定了辽宁省的奉天市郊外的沈阳县第九区上木厂地方, 建立了鸦片烟毒制造工厂, 对外则称“奉天工厂”。该厂专门加工制造大烟、白面、吗啡, 机器设备都是进口的先进设备。1937年伪满政府对该厂进一步加以扩建, 投资达六十万元, 到1940年已成为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烟毒制造工厂。该厂虽然规模宏大, 设备先进, 堪称东亚地区最大的鸦片烟制造工厂, 但实行严格保密措施, 外界知之甚少。工厂周围戒备森严, 在高大的砖墙上, 还架设有高压电网。除了沈阳总厂之外, 在东北各地又下设了许多分厂。这些制造烟毒的大小工厂, 统归鸦片专卖总署统理。据1940年《重要政务大观》 (日) 辽宁省档案馆综合1243号记载:在东北所建各鸦片烟毒制造厂, 单鸦片膏一项, 每年便可制造880万两。按当时最低销售价格为35元计算, 总价值竟可达三亿一千零八十万元巨额。如把吗啡与海洛因等鸦片毒品的产值也计算在内, 利润就更大了。

在鸦片销售上, 根据《鸦片法》规定:“均由政府专行之”。由伪满政府指定各地批发区, 专卖署指定各地区的总销售人, 然后再将鸦片批发给本地区的鸦片零售人。而这些零售人必须是由政府指定和批准有许可证的, 绝不许未经许可私售。根据东北划分的10个重点贩卖区域, 奉天区域, 下属沈阳、抚顺、清源、新宾、新民等共为18个县, 由奉天专卖署将鸦片分配到各区总销售人, 总销售人于所属各地分设若干鸦片零卖人从事零卖业务。东北三省初定鸦片零卖者为600多家, 不久增至2000佘家。由于批发人随着增长, 奉天各地鸦片业迅速发展, 烟馆也都非常兴盛。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本将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为了筹措军费, 伪满政府对鸦片的生产与贩卖比1937年前更严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军费更加紧张, 伪满政府加大了鸦片的种植与销售规模。据有关资料显示:1940—1944年5年间, (鸦片) 共收入5.3亿元。

三、鸦片毒化政策对辽宁地区的危害

1.烟馆林立, 导致烟瘾群体庞大。据有关史料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 沈阳约有烟馆750多家。沈阳城的大西关、小西关、南市与北市等处, 都是烟馆的集中区, 而以位于和平区的“会贤楼”最为著名, 平均每天来这里的瘾者有300人之多。沈阳烟馆约有50%为朝鲜人所开, 40%为日人所开, 10%为华人所开。其毒品除鸦片外, 还有海洛因、吗啡等种类。华人烟馆须雇用日人或朝人担任保安, 并悬挂日本旗, 否则就会遭到骚扰。这些烟馆为讨好顾客, 大都雇用女招待, 实际是妓女, 如此一来, 营业额更高出几倍之多。当时丹东市区共有20家烟馆, 日本租用区内则有500多家。到1933年春, 丹东中国街头区内登记的烟窑增至245家, 日租界地增至684处。1933年, 抚顺有8家烟馆。到1938年春, 抚顺烟馆增至23家。兴京原有烟馆3家, 到1938年增至10家。1935—1936年, 铁岭城内较大的烟馆有8家。

2.造成农业结构严重破坏, 粮食生产遭受极大的冲击。在日伪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强迫下, 辽宁地区的广大农民弃种粮食作物而种植罂粟, 大片粮田变成了烟田, 使辽宁地区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日伪当局为提高鸦片产量, 要求将最好的上等土地种植鸦片, 而把粮食作物种植在此地上, 农业生产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必然使粮食生产遭到极大的影响和冲击, 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3.损害辽宁人民的身心健康, 加剧社会的动荡不安。伪满洲国推行的鸦片毒害政策, 最大的危害莫过于使中国人中毒, 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丧其民族意志而不能自拔。一旦吸食上鸦片, 便很容易成瘾, 吸食者不久就会骨肉如柴, 面黄肌瘦, 精神萎靡, 弱不禁风,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由于伪满实施鸦片毒化政策, 辽宁人民吸毒者逐年增加, 许多人因此而破产, 成为丧失了劳动能力和道德良知的废人, 形成了一个流氓无产者群。这些人不务正业, 靠乞讨、偷摸、坑蒙拐骗混日子。据史料记载, 当时铁岭城内大批罪犯中, 尤以吸毒破产者为最。这些鸦片鬼蓬头垢面, 骨瘦如柴, 披着麻袋蜷缩一团, 将国恨家仇抛到九霄云外, 哪里还会有反抗精神, 而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由此可知, 在日伪当局从鸦片当中掠夺大量钱财之时, 里面包含着多少被大烟残害的中国人民, 多少被毁灭的中国人民家庭。古海忠之说过:“以鸦片杀人可以节约钢铁, 既可以毒害中国人民, 使之亡国灭种, 又可增加财政收入, 这是一石两鸟的政策。”[11]也就是说,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 尤其是辽宁推行的鸦片毒化政策, 其实质就是用鸦片这种特殊的武器来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削弱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 起到军事进攻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并能够从中牟取暴利, 以弥补侵华战争军费上的不足, 最终达到进行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

参考文献

[1]邓一民.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25[M].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2002.

[2]专卖公署官制.载伪满专卖公署编印.鸦片法及附属法令集[Z].1933年, 大连图书馆馆藏档案.

[3]满洲国政府公报[M].沈阳:辽沈书社, 1933.

九·一八事变 篇7

一

胡适、蒋廷黻、傅斯年都在文章中明确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以及东北地方当局应承担失地责任问题。在胡适看来, 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点作为。他认为当政者“不明世界的形势, 又没有肯负外交责任的决心, 所以始终只利用国联来做延宕的工具, 从不会运用国联的组织和国际的同情来做外交上的奋斗。名为信赖国联, 实则躲避责任, 贻误国家”[2]。九一八事变后, 政府所采取的只是拖延误国行为。蒋廷黻也认为国民党政府从来也没有想过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问题, 都想把九一八的责任推到日本军阀的身上了事。在他看来, “九一八的事件说是日本预谋的, 因此是万不能避免的, 为免太笼统了”。“九一八以前外交当局的误国之罪是不能逃的。”[1]傅斯年批评国民党只会“家争”, 他说:“失望是在如此严重的国难之下, 统治中国者自身竟弄不出一个办法来。”[3]指责国民党政府在九一八这个问题上“不作为”, 没有尽到政府的责任。

他们同时还强调东北当局应承担失地责任。蒋廷黻认为:“九一八以前的外交, 东北当局亦不能完全脱难责任。”[1]胡适更具体地指出张学良应对丢失东北承担责任。他说:“东北的沦陷虽然不是那一个人应负全责的, 然而张学良先生以军政两方的全权领袖的资格, 负的责任最重最大, 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九一八以后, 他还可以说有整理残余军队和军实以谋恢复失地的机会和责任, 但锦州退兵以后, 社会上对他的责难就很不容易答辩了。”[4]总之, 全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很诚恳的劝告张学良先生决心辞职”[4]。在胡适看来, 张学良的辞职会形成一个很好的惯例, “他的一去还可以挽救中国再分裂的危机”[4]。总之, 张学良应对丢失东北负责, 辞职以谢国人。并且建议他出国学习, 学习现代国家的管理经验, 学习先进国家领袖的行为规范。

二

通过九一八事变以及一年来的经历, 他们还对国民性进行了反思。傅斯年等人痛切地感到民众的麻木不仁问题, 失望于“人民仍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政府与统治集团之使人失望绝望, 人民犹可望到别处;若一般国民都如此醉生梦死, 尚有何说?元兵未渡江, 临安已经给他预备好了, 清兵未入关, 燕京南都已经给他预备好了。所谓预备者是些甚么呢?靠天活着的心理, 毫不振作的生活, 做顺民或逃之夭夭的幻想, 知命的哲学!所以人民虽众, 如一群羊, 社会虽繁杂, 如一堆沙, 以今日之局面比宋明亡时真正再像也没有了!自己先已准备好了亡国, 做成一碗现成饭, 人家为什么不来吃?……试看今日南北人民对此局势如何反应?日本货是照旧买的, 尤其以华北为甚。明明摆着, 买他二角钱的东西便给他一个打我们的枪子, 买他两块钱东西便给他一个打我们的炮弹, 存他一批五万元的货便给他一个炸我们的飞机。然而还是买的。劳苦的大众国家本不会给他以生活之保障, 他们莫名其妙是可恕的, 至于所谓中等阶级, 真是与国休戚的, 仍是专心致志的图谋他的小小安舒生活, 尤其这个阶级中的太太小姐们, 全不想到‘国破家亡身又辱’!看看上海租界, 以为亡国不过如此而已!”[3]

通过对于九一八的反思, 他们还触及到中国国民性深层文化问题。胡适就说:“我们的大病原, 依我看来, 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 祸延到我们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都知道鸦片, 小脚, 八股为‘三大害’, 前几年有人指出贫, 病, 愚昧, 贪污, 纷乱为中国的‘五鬼’, 今年有人指出仪文主义, 贯通主义, 亲故主义为‘三个亡国性的主义’ (本刊第十二号) 。这些话现在的青年人都看做老生常谈了, 然而这些大病根的真实是绝对无可讳的。这些大毛病都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 都是千百年来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些病痛‘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 何况我们竟是兼而有之, 种种亡国灭种的大病都业集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上!向来所谓‘东方病夫国’, 往往单指我们身体上的多病与软弱, 其实我们身体上的病痛固然不轻, 精神上的病痛更多, 又更难治。即如‘缠脚’岂但是残贼肢体而已!把半个民族的分子不当作人看待, 让她们做了牛马, 还要砍折她们的两腿, 这种精神上的风狂 (疯狂) 残酷, 是千百年不容易洗刷得乾净的。又如‘八股’, 岂但是一种文章格式而已!把全国的最优秀分子的聪明才力都用在变文字戏法上, 这种精神上的病态养成的思想习惯也是千百年不容易改变的。……这些老祖宗遗留下的孽障,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病。在这个心身都病的民族遗传上, 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到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 都变成四不像了。”[5]

除上述外, 国民的麻木不仁还表现在“中国人的反应, 在时间上总是落后”, “一定要等到英法联军破了北京北方的门户洞开了,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以东的地方丧尽了, 政府中一部分官僚当时曾办过外交, 受过外人侮辱的, 才有了注意外交的觉悟, 才设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定要等到藩属失尽了, 门户完全洞开了, 才有训练新式军队的觉悟。一定要等到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了, 才改革政治制度。要中国经济破产了, 才提到工商业。一定要等到商战失败了, 才有提倡学战的觉悟。”[6]

而且即使反应和抵抗也都不到位。“五十年前, 想倚靠刘永福的‘义勇军’去抵抗法兰西。五十年后, 我们有了二百多万的新式军队了, 依旧还得依靠东北的义勇军去抵抗日本。五十年了!把戏还是一样!这不是很值得我们追忆与反省的吗?”[5]

所以, 他们都强调要民族自救, “所谓民族自救运动, 其实只是要救治这些根本病痛”[5], 除掉这些病根, 然后才有资格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复兴。

三

尽管他们对于当时的现状有些失望, 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仍充满希望。坚信中华民族是不可灭亡的, 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傅斯年说:“看深一步, 以上的失望都不够使我们绝望的。中华民族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 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 而且没有今日天造草昧之形势, 民族是复兴不来的。这不是自己安慰的话, 有事实为证。”[3]

第一, 东北是亡不了的。“所谓东北者, 在历史上本非一个单纯的层次, 狭义的辽东永是中国人居住地, 其北部则多是荒地, 最近百年中山东河北的健儿冒风雪, 辟草莱, 吃人类吃不了的苦, 然后此地在民族上永为中国。一朝日本人来, 自然要对这些人加以排挤, 然而三千万人岂能赶的许多?”[3]

第二, 中国人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 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 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 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 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这或者就是中国人不能特放异彩, 如希腊人如犹太人的原故, 然而这确是中国人万古长存的原故。论到智慧, 虽不十分优越, 却也是上等中的中等。”[3]

“试看如此死气的一年国难中何尝没有使人精神奋发的事?例如上海之抗日, 真使顽夫廉, 懦夫有立志。又如东北的义勇军, 以那样的情势, 做那样超人的奋斗。又如铁血除奸团, 极少人不顾性命的组织竟有如许大的效力。然则中国的事是不可一概而论的。浅看来是绝望, 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 不在未来, 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我们若以民族的希望为宗教的信仰, 以自身之勤勉工作各尽其职业为这信仰之行事, 则大难当前, 尽可处之泰然, 民族再造, 将贡一份助力。”[3]

他们还强调民族自救, 主要是救心, “我们要御外侮, 要救国, 要复兴中华民族, 这都不是在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上所能做到的事业”。主张要建设“现代组织的国家”即要用人工的办法建立一个“拥有各种社会阶级同情的团体”, “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 “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情感与意志的大目标”的“一个大的团结”。

主张民族自觉学习法国的复仇方式对待日本, 在他看来, 九一八后所引发的严重的国难与1870年9月普法战争时期的法国极其相似, “其情景之紧急, 固不亚于我, 而其应付之途径, 则彼有足以发人深省, 做我们殷鉴的地方”。“政府与民众彻上彻下都有了深切的觉悟。”“全国上下, 一齐努力, 从事于救国工作。”

总之, 独立评论派1932年时对九一八事变的反思,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东北军抵抗无力、大规模溃退, 不到三个月, 东北全境尽入敌手。其大背景固然有日本军阀的处心积虑、独霸东北的野心, 更有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原因。在东北方面,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皇姑屯张作霖被炸身亡事件, 导致了东北地区“群龙无首”的政治真空状态, 尽管张学良继承父业, 但短期内还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权威, 加上中东路事件的失败刺激, 其恐日心态严重。这些都是造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丢失的原因。对此, 独立评论派的学者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的反思带有明确的政治批判性, 既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不作为, 也指出了东北当局, 特别是身为军政统帅张学良所应承担的失地责任问题;更指出了国民对于失地的麻木不仁问题, 从文化深层探讨了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应该说, 他们的反思是理性的、是建设性的, 试图从反思中找到应对的办法。并提出了“东北是亡不了的”、“吞满洲就是吞炸弹”等前瞻认识。强调应唤起民族自救运动, 反省并救治民族内在的劣根性, 加强民族凝聚力、准备对日持久抗战, 学习法国自普汉战争后的卧薪尝胆的复仇方式, 收复失地, 实现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蒋廷黻.九一八的责任问题[M]//独立评论, 1932年, 第1卷, 第18号.

[2]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M]//独立评论, 1932年, 第5号.

[3]孟真 (傅斯年) .“九一八”一年了![M]//独立评论, 1932年, 第1卷第18号.

[4]胡适.汪精卫与张学良[M]//独立评论, 1932年, 第1卷, 第13号.

[5]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M]//独立评论, 1932年, 第1卷, 第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