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艰（精选12篇）
步履维艰 篇1
按揭购车、金融租赁等新的消费方式, 在乘用车领域已经十分普遍, 然而在商用车, 尤其是在重卡领域却举步维艰。相关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尽管各商用车企都在努力推进消费信贷, 但这项业务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
卡车企业:一直在完善金融政策
对重卡营销而言, 金融支持政策能让现金不足的客户买到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整车销量, 提升产品的市场认可度。显然, 这么重要的营销手段, 各家重卡企业都不会放过。
记者了解到, 中国重汽很早就成立了自己的金融服务公司。东风商用车公司也已“借力”东风汽车公司的财务公司, 来开展卡车用户消费信贷业务。
“如果用户买车现金不够的话, 可以在当地的重汽4S店申请相应的金融支持, 然后由经销商对其运输业务进行一定的审查。如果业务稳定的话, 经销商就会把他的申请上报到重汽金融服务公司, 给予他一定的金融支持。”重汽市场部一位负责人如是告诉记者, “一开始的时候, 重汽也是与某些银行签订协议, 让他们对我们的用户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但这样对我们来说缺少主动性和灵活性, 因此, 现在重汽很少做这项金融服务项目了。”
据陕汽市场部一位负责人介绍, 目前陕汽虽然没有自己的金融服务公司, 但也建立了相应的金融服务部。“陕汽的金融业务一直在做, 而且有特定的服务模式。我们是站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角度, 在尽量确保风险的情况下, 为用户创造更多的便利, 帮助用户实现梦想。”
同样, 致力于打造中国高端重卡的华菱, 也在逐渐完善金融服务系统。
“我们企业不针对单个散户做信贷业务, 而是跟银行签订总对总的协议, 推动经销商跟当地的银行 (也即跟华菱签订总对总协议银行的当地分行或支行) 进行合作, 为经销商提供按揭和其他方面的服务。也有的经销商在当地有较强实力, 自己跟当地银行进行消费信贷合作。”华菱重卡市场部陈会松如是说道。
重卡经销商:多数人还是现金购车
照理来说, 重卡消费属于大宗现金交易, 使用银行按揭、金融租赁能更好的带动用户购车的积极性, 促进重卡销量的提升, 然而记者通过对一线重卡经销商的采访发现, 多数用户还是在使用现金购车。
“用消费信贷购车的不多, 大多数人还是使用现金购车。”来自山西临汾的陈经理如是告诉记者。据他介绍, 他所在公司主要经销陕汽重卡, 厂家给了他一定的前置购车比例和一定的融资比例, 虽然对销售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现在大部分的客户还是选择现金购车。
上海联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的卡车经销商, 主要销售东风卡车, 并销售解放、福田、江淮等其他品牌的卡车。据其经理沈永宏介绍, 选择消费信贷购车的人同样也不是很多, “现金购车要占一大部分, 所以年前国家一系列金融政策的变动对我们卡车销售的影响较小, 但是对银行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据我了解, 好像上海这边有几家银行已经暂时停止了个人购小轿车的消费信贷。”
来自河南的重卡经销商杨经理也告诉记者, 当地选择消费信贷购车的用户也不是很多。杨经理解释说, 来他那里买车的人很多都不是第一次来的用户, 换句话说, 好多人是来换车的, “他之所以想换车,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旧车消耗日益严重,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通过几年的跑运输, 积攒了一定资金, 尽管这笔钱很可能不够买一台新车, 但是相比跟银行借钱, 他们宁愿从亲戚、朋友那里去借。”
业内人士:消费主体收入偏低是关键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 尽管企业一直在推动购车相关的金融服务, 但到了用户那里, 真正买账的人并不多, 他们依旧在使用现金购买车辆。也就是说, 目前在重卡领域, 购车方式还处于原始阶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消费主体主要是低收入者, 这是重卡市场金融服务步履维艰的关键。”一位业内专家如是告诉记者。据他分析, 目前的中国卡车市场, 购买卡车的人大部分还是低收入者, 比如他们中许多人都来自农村, 购买卡车主要是希望通过跑运输来改变自己的收入状况。“也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他们在购车之前都没有稳定的工作, 收入来源很少, 他们没有一定的个人信用, 银行是不会一下子贷款那么多给他们的, 因此他们要买车, 只有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这正是目前为什么重卡购车依然那么多人使用现金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 记者也了解到, 使用按揭购买的卡车, 今后当作二手车时不好卖, 这也是一部分卡车用户不愿使用金融购车的重要原因。
步履维艰 篇2
2、他步履匆匆地向单位赶去，刚才一个电话通知他必须半小时内赶到单位。
3、小明刚步履匆匆的从这经过。
4、老人出了车祸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儿女步履匆匆地来到出事现场。
5、看你步履匆匆地往前赶，是有什么紧急的事吧？
6、我步履匆匆的.走进了教室。
7、无聊的我坐在湖边，看着来来往往、步履匆匆的路人。
8、我听了奶奶在医院做骨头科手术的事，我步履匆匆地走进了医院。
9、时间利用研究者环顾四周，只见人人忙乱，处处步履匆匆。
海外经商缘何步履维艰 篇3
从法国的巴黎，到西班牙的马德里，从俄罗斯的莫斯科，到印尼的雅加达，无论是专门针对华人的骚乱，还是全社会爆发的集体混乱，几乎一有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到中国人，涉及到中国货。
“今天，如果让十个中国人居住在这里，明天就会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朝这里涌来”，“中国人太能干了，把我们的就业机会都抢走了”，“你们的商品太厉害了，要是把我打垮了怎么办？你们高抬贵手吧”。种种担心让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成了众矢之的。
这种抵制并非发生在一个地方、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效应”。
小聪明毁了自己的招牌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人孙春毅就辞职下海了，跑到匈牙利做起了贸易。当时，他把五个品种的温州鞋各发了一个货柜，结果刚刚在布达佩斯落地就销售一空。多年以后，他仍然很怀念那个“黄金时代”。“钱太好赚了，只要看到中国货，就不是选择，而是抢购”。
这让不少中国人看到了经济互补中存在的商机。“只要出国就能暴富”，一大批怀揣着财富憧憬的中国人涌向世界各地，这让更多的外国人体会到了中国商品的丰富和廉价。
但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随着伪劣商品不断浮出水面，中国货的形象急转直下。尽管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仍然是外国人的首选，但却彻底沦落为“地摊货”。
一个长年在海外经商的中国人抱怨，“有些商人在经商过程中爱耍小聪明，卖假货、水货。市场环境都被他们破坏了，殃及了我们这些正经做生意的人。”
前不久，记者的一个朋友从国外旅游回来，买了一箱当地特产的果酒。可回家后才发现，竟然被开店的女同胞“宰”了。不仅数量少了两瓶，连酒也是过期的。
“我现在想不起那家店的名字了，因为没有收据，塑料购物袋上没有任何标识。当时，女店主自称离国多年，做生意不容易。我还以‘同胞’自居，嘘寒问暖，让她有空回北京来玩儿。”说到这些，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不知道这家小店是不是连当地的消费者也欺骗。不难发现，中国人在国外的生意大不如前。
懂得分享利益
中国商人的出现，让海外本地商家竞争力受损，当地人失去了很多商业和就业机会。
中国人经商的确很强势，从生产到物流，再到销售，几乎所有的产业环节都自己包办。他们在别国求生存，却很少让人家分享商业利益。
金力伟是做地板生意的，在巴西买了几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经营着两家木材厂。由于身处敏感的资源性行业，对于如何与当地人相处，金力伟感触颇深。“一个是要分享，一个是要自律。你要把利益让给人家一点，哪怕亏一点钱，不能让人觉得你是唯利是图的奸商，拿了钱就跑。”
金力伟能体会到这一点，源于他朋友的前车之鉴。他朋友比金力伟早两年到巴西经商，在当地销售中国鞋。他到巴西之前，在广州开了一个鞋厂。考虑到运输成本问题，他把鞋厂转移到了巴西。由于价格低廉，样式也不错，他的鞋在巴西卖得很火。久而久之，当地原产鞋销量大减，许多鞋厂倒闭关张。一大批当地工人失去了原有的稳定工作。
生意上的蒸蒸日上并没有让他高兴太久，随之而来的是天天在他鞋厂门口围堵的人群。到最后，他的生意也坚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回国。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在金力伟的一个朋友身上发生。看到他们的遭遇，金力伟感受到，生意人尽管要以赚钱为目的，但如果独享其成，恐怕什么也赚不到。
现在，像金力伟这样的中国海外商人越来越多。他们意识到，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融入当地文化，才能生存下去。利益分享必须要付出成本。
中国投资协会人士告诉记者，“华商往往过分计较得失，没有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海外媒体经常出现反映华商不良行为的报道，这在当地积累了许多矛盾。海外华商应增加教育资助和公益广告等方面的投入，这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海外华商需要团结互助
不久前，西班牙埃尔切鞋城发生针对当地中国鞋商的游行示威，还放火烧掉了中国鞋商的两个仓库和一辆卡车。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也都相继发生过中国商店和工厂被驱赶和攻击的事件。
商务部研究所的研究员告诉记者，“摩洛哥移民和土耳其移民在欧洲也是少数族群，但他们非常善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权益。所在国当政者在竞选中也不敢轻视他们的能量，为了争选票，政策上自然要对他们有所照顾。”
“相比之下，欧洲华人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性格普遍谦和低调，信奉‘夹着尾巴做人’，忙于赚钱，不问政治，更少团结起来。这更使自己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海外经商带有浓郁的商会和同乡会色彩。而现在，中国人到海外经商既不是西方老牌列强那种军事大炮加商业贸易的方式，也不像现代美国这样，用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三明治和牛仔裤等“美国文化”先导于商业、商品的方式，仅仅依靠大使馆和国内外相关法律手段，难免成为在大海中随波逐流的舢板。
该研究员建议，“除了依靠大使馆和当地政府，海外华商要改变过去只会低头做生意的简单形式，重新组织起华人的社团组织，增强内部联系，避免各自为阵，甚至相互拆台。除此之外，海外华商应打破国营和个体工商业者的界限，联合起来进行物价协商，避免出现自己内部恶性竞争的情况。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应该依靠工商业协调组织机构，统一制定中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上的营销价格，避免价格过低，造成外国工商业者的‘排外’和‘闭关自守’。”
俄罗斯经商的艰辛
孟凡是记者的邻居，一年前刚从俄罗斯回来。虽然在当地的生意还不错，但他还是选择了回国。
“我们在俄罗斯做买卖的地方就在大篷车。当地的冬天很冷，不让我们用电，只有一部电话，真的是太艰苦了。”
“工作环境的恶劣还能承受，精神上笼罩的紧张气氛每时每刻压抑着我。‘阿蒙’（当地黑社会）这个词是我最怕听到的，只要一喊‘阿蒙’来了就要赶快关张锁门，一旦让‘阿蒙’进来翻钱，一天就白干了。”
“现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太多了，自己人之间经常为了抢生意打架，俄罗斯政府还扣货，真是有些不堪重负。”
“现在，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基本都是农村人，虽然做生意的环境不好，但也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高校去行政化为何步履维艰 篇4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制度
高校去行政化成为我国大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目前高校行政化日趋严重。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颁布以来,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以及对高校“去行政化”等问题的探讨一度成为教育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该《纲要》实施几年来, 虽然教育部在一些高校进行了试点改革, 但这些试点改革并没有真正地触动高校行政化的关键问题。中国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整体上并未得到改观, 甚至一些高校行政化更加严重。我们不禁发出疑问, 中国高校去行政化为何步履维艰?
一、高校行政化是中国体制或制度发展的结果
不少学者积极地探讨了高校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相关问题。关于高校行政化, 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笔者比较认同杨德广教授的观点, 他认为, “高校管理行政化是指不顾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 完全依靠行政权力, 按照行政手段、行政方式、行政运行机制管理教育、管理学术。”从这个意义上看, 高校行政化的实质就是国家权力对高校进行控制。高校行政化的成因, 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既有高校内部原因, 又有外部原因;既有客观原因, 又有主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 又有现实原因;还有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原因等。这些原因的分析不无道理, 但它们很难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因为它们并没有触及高校行政化根源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 中国的现行体制或制度才是高校行政化的根源, 高校行政化是中国现行体制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无论从世界历史, 还是我国早期大学发展的历史来看, 高校自身并未存在中国目前意义上的高校行政化问题。我国高校行政化, 实际上是高校“被行政化”, 是党和政府对高校加强控制的结果。这既有历史原因, 又有现实原因。从历史来看, 中国历来就是官僚体制的国家, 大学、“学府”或书院这些机构的设立都是为政治体制服务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就是“政教合一”或“官学一体”。虽然中国曾经出现过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那时是处于政局动荡中的民国时代, 国家政府无力对大学进行有效的控制, 大学自身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新中国成立之后, 国家结束了政局动荡的局面, 党和政府引入了苏联的教育体制, 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 也就是说, 我国实行了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大学几乎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 大学办学的自主权非常有限, 它实际上就成为了国家的一种工具。从现实来看, 党和政府对高校加强控制, 有利于党和政府的意志对学术界实现直接地渗透和影响, 从而把握前沿学术乃至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从当前来看, 高校行政化有利于高校的“维稳”工作。综观我国大学发展的历史, 中国历次学潮无不是从大学引发的, 控制了大学就控制了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内容就可以明显看出, 虽然《纲要》第38条强调:“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但它并没有涉及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质性问题, 这种教育改革的实施, 依然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进行改革, 不可能使高校去行政化。正如王长乐先生认为, 中国现在流行的大学制度理论, “不会改变大学组织的准行政机构性质, 不会改变大学内部的权本位、官本位制度和文化, 无法产生推动大学制度进步的力量, 从而无法使大学成为真正的学术和教育机构, 也无法使大学产生真正大学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 无论是教育部颁布任何去行政化的纲要文件, 还是高校进行任何去行政化的措施, 都必须受制于中国现行体制。而中国现行体制的改革是以维持社会稳定为前提条件的, 高校去行政化也必须在维护高校稳定的前提之下进行, 因而我国高校难以实现真正的去行政化。
二、高校去行政化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
由此, 我们针对高校去行政化任何建议或措施, 要对症下药。许多人提出了一系列高校去行政化的措施或策略, 大体体现为转变观念;取消高校级别;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理顺高校内部以及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校长遴选机制和管理人员职业化制度;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明确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权限;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施学术本位管理等等。这些措施或思路, 大同小异, 它们多数立足于中国现行的体制, 对现行高校去行政化的对策或路径并未涉及问题核心。有些政策或措施看似非常合理, 但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 因为它们跟现行体制冲突。因此, 高校要实现真正的去行政化, 改革中国现行体制是前提条件。
改革现行体制, 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和教育观念的改变。首先, 对中国现行的大学制度进行创新。中国现行的大学制度, 只是中国特有的大学制度, 它并未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大学改革, 包括去行政化, 都必须学习世界先进的大学制度、理念, 与世界先进的大学制度接轨。因此, 要做到制度创新, 就要修改宪法和《高等教育法》中与现代大学制度相违背的法律法规, 具体主要体现在理顺政府同高校之间的关系, 确定高校章程的地位等。而针对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 实际上是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 它不是孤军深入的, 而是同整个国家体制改革相配套的。然而, 中国现行体制像任何体制形成之后一样, 会形成惰性, 积习难改。因此, 高校去行政化的制度土壤尚未具备。
其次, 整个国家教育观念的改变。世界历史已经证明, 单有制度创新, 没有思想观念的转变, 任何一项新制度都无法具体落实, 最终可能流于形式。教育制度的创新也是如此。教育观念的转变, 是全方位的改变, 它不仅是高校自身观念的改变, 如大学领导观念改变——大学校长应该是现代教育家, 同时教师、学生也要改变观念;而且教育主管部门官员的思想也要改变;整个社会也要改变教育观念。同样地, 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国家教育观念甚至比教育制度更加难以改变, 新的教育观念土壤更加难以形成。
所以, 即使我们国家现行体制进行了改革, 教育制度得到了创新, 但是教育观念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 也要落后于制度, 高校去行政化也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现行的体制, 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很高, 甚至温家宝总理也提出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改革的障碍重重, 目前难以进行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 高校去行政化, 也注定只是一种理想。教育部制定的《规划纲要》也只是在现行的体制中稍微有点松动, 但本质依然是在体制内的产物, 也就是为什么说高校去行政化, 要逐步渐进的进行。由此可见, 高校去行政化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杨德广.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9) :19.
[2]王长乐.对一种权宜性现代大学制度理论的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 2012 (1) :21.
[3]康健.大学去行政化难在哪里?[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 (3) :180-187.
[4]陈何芳.教授治校: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切入点[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Z1) :68-73.
《步履不停》读书笔记 篇5
而是枝裕和的《步履不停》描写的正是这样一家人团聚的一天日常。
说是日常，其实也不太日常。
这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不管是主人公和父母亲的疏离，还是主人公大哥的离世，都像是一只蝴蝶扇动的翅膀，给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和大多数日本家庭一样的是，书中的“大家长”父亲有些执拗，坚持着自己作为“家主”的尊严。即使想与儿女相聚，即使想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人生，也会在某个意识到“啊，我居然有这样羞耻的想法”的时候退缩。
而母亲，失去了自己喜爱的大儿子之后，再也没能从记忆里逃脱出来。虽然看上去依然是个善良的老妇人，但是总有些“刻薄”的言论和做法。
这两位老人的形象十分真实，也因此和我们絮絮叨叨、扭扭捏捏的主人公形成了对比。
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个家庭的次子。
这个内向的、不自信的“还是个孩子”的中年男人，或许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自己和成长的环境。
少年时被父母和周围人拿来和“哥哥”对比，活成了“哥哥”身后那个没有名字的、不值得被关注的平庸的“弟弟”。
即便是这样，在嫉妒着哥哥的同时，也因此不用背负家庭的责任，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或许，原本，他也能够在开展自己的人生之后，与家庭和兄长达成和解。
但是偏偏哥哥在当好的年华，因为救人去世了。
父母亲本来规划好的人生道路突然截断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继承父亲的诊所，再也没有能够理解他人生的接班人，父亲只能落寞地关闭诊所，看着自己半生的心血落在空处。
母亲引以为傲的大儿子，便成了心里永远的痛苦。改嫁的儿媳，被救上来的少年，忌日飞来的蝴蝶，那日的情景，任何可以让痛苦减轻或者深化的人事物，都被拿来反复咀嚼。
主人公，也因此成了家里需要负担责任的“接班人”。面对这个角色和“重担”，他手足无措，慌不择路，只能用懦弱的孩子般的态度，逃避母亲的依靠，和父亲难得一见的软弱。
这样的成长阶段，发生在我自己的二十岁出头，而发生在主人公的四十岁。
那一天，主人公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老家，依然还是个?“沉浸于阴影”的少年。但是，在母亲尝试的依靠中，与孩子的相处过程中，与父亲的争论中，他体会到了试图逃避的重担，并在几年后父母亲的去世中，成长了。
也成为了他一直“不喜欢”的“成年人”。
为何美国的高铁建设步履维艰 篇6
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不争先恐后地构筑本国的高铁网络。在日本、法国，甚至土耳其和俄罗斯，每小时150英里以上车速的列车连接起各个中心城市，为旅客在航班和高速公路之外提供了另一个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在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的乡间铺设了一条28英里的高铁线路，仅此而已！全美绝大部分铁路线的车速都在每小时110英里以下，并且，没有什么迹象显示未来十年内将有什么起色。相比铁路客运业极其发达的日本，该国的客运铁路允许私营，事实上也能带来盈利，而20世纪美国的铁路客运业则经历了一个大滑坡，以致于如今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只提供长途客运服务
那么，为什么美国对投资兴建高铁表现得如此冷淡？为什么美国就不能为自己打造一个高铁系统？
看上去一切阻碍不是难题
有人说民主国家办事效率低，基础建设事先得进行无数次征询，经过各方利益博弈后方能达成一致；有人归咎于地理条件的限制；有人说美国幅员辽阔，而人口相对分散，兴修铁路没多大必要性；还有人认为金融危机后联邦政府负债累累，无力出资开展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政体不是阻碍。大部分修建高铁的国家都是民主政体，在开建之前首先经过民意的准许，并没有出现多大的阻力和延宕。此外，诸如德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联邦制国家，都是将决定权赋予各级政府，达成一致后方才破土动工。
地理不是阻碍。20年前英法两国就挖掘了31英里长的海底隧道，与之相比，美国的自然条件优越得多，绝大多数主要城市都位于平原地带，铺设列车线路的施工难度相当低。
美国的城市特质同样不是阻碍。尽管平均来看，美国城市的人口密集度的确低于很多国家，但东北部则相反，它的人口十分密集。东北部地区繁忙的客运使这块区域异常渴望高铁的到来。
资金更不是阻碍。美国固然在基础建设上的投资比重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可是一旦她感到需要，让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筹措出铺设列车线路的足够资金，绝不是什么难事儿。
说来说去，真正的症结在于——联邦没有那个意愿。联邦政府曾经向美国人承诺，她将提供一份有充沛资金保障的全国铁路计划。现在，倒不是我们的联邦不愿兑现承诺，而是难以兑现。我们的这种联邦制度把决策权下放给各个州，所以在涉及整个国家的利益时，很难让它们暂时藏起自家的小算盘，从而协调各州之力先办大事。我们的公债系统研究了一个又一个项目，均因当地政府拒绝出力出钱而作罢；我们的官僚机构从来没有操作、铺设现代化城际铁路的经验，所以对高铁建设根本无从着手。面对诸如高铁这样耗资巨大、范围广袤的建筑工程，我们这种毫无章法的零敲碎打是根本无济于事的。
美国很难重现大工程
以前的美国不是这副模样。1956年，国会曾批准大幅度提高联邦汽油税，随之而来的是一项州际高速公路的全国计划。这项计划提出了两大要点：保持稳定的资金流，一张全国重点施工规划图，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基本成为现实。全国高速公路网由各州负责施工，但路线该怎么走、走到哪里，都是联邦政府说了算，这条交通网络的重点在于连接起各大城市，所以当路线设计与各州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便果断牺牲后者。整个工程90%的资金由联邦政府筹集，联邦政府还担保，不论工程的摊子铺得多么大，她都会保障资金的供应。联邦交通部纵览全局，它拥有深谙工程技术的公务员和顾问，操作类似大型公共基础建设项目也十分得心应手。最重要的是，交通部拥有决策的拍板权。
1956年计划的结果就是现在美国人须臾不可离开的公路网，这个州际网络毫无疑问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命脉。
今天，美国人已经很难重现当年雄心勃勃的大工程了。华盛顿的信用指数在1950年代超过70%，今天则跌破20%，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可以豪迈地宣称，联邦应该为建设高速公路网路“担负起主要责任”。今天的联邦政府很难负担得起旷日持久的项目以及配套资金了，比如奥巴马政府就在2009年一度计划投资兴建全国城际铁路，结果国会里的共和党员们反对提供这笔资金，最终计划只得无疾而终。
横亘在美国高铁先驱者们面前的考验还不止于此。现在有一幅高铁线路蓝图摊在他们的面前，图上拟定的路线还很暧昧，很多重要的城际连接线路都亟需考察、验证以及最终确定，甚至蓝图上划出的某些线路似乎只是拍脑袋的草率之举——这是各个州政府的规划，当其制订之初，胸中根本不存在全国视野。
联邦政府在一项经济刺激法案中，专门划拨了80亿美元作为高铁项目的启动资金，但对于高铁项目长时段的后续投入则没有做出任何担保。更糟糕的是，美国人对“高速铁路”的定义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政府以为每小时90英里就算是“高铁”，还有些人则把底线定为250英里，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没有给出自己划下这条底线的原因何在。
原本联邦政府还乐观地预计将有不少州可以共同参与这个项目，但最后发现她们大多毫无准备。过去几十年里，各州在铁路上的投入十分有限，所以几乎没有一个州拥有铺建每小时200英里电力铁轨的经验，要命的是，这个速度却是国际标准。
照这个现状，想修建全国交通网络几乎是天方夜谭。州政府在制订决策方面存在太多的规划问题，单靠州政府自身也无力筹措城际铁路的建设资金。六十年前艾森豪威尔时期，各州尚有能力挑起大梁，现在的州政府对高铁建设所能挑起的担子薄弱得多，所以寄希望它们来搞城际交通运输网，未免太过天真了。1990年代初，德克萨斯州的TGV公司一度打算投资7000万美金在本州修建一条城际铁路，最终由于西南航空公司的阻挠而流产。所以如何挣脱州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束缚，也是对联邦行政智慧的一大考验。
建高铁需要打破周界利益
但是高铁对美国的益处确确实实摆在那里。为了公路交通的里程数、提高运能从而振兴市中心，需要新的交通方式串联起城市。铺设更多高速公路绝非出路所在，因为这将增加尾气排放量，也会破坏沿途环境，更重要的是，相比高铁，公路交通相对低速，且极易拥堵。随着人口的膨胀，国家需要一张更大的运输网。显而易见，铁路交通更环保、所使用的能源更清洁、对沿途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不易发生拥堵，这是美国必须开发高铁的理由。不过我们对一个不怎么靠谱的联邦政府难以寄托太大希望。
六十年前，美国人对交通的需求打破了州与州之间既定的线路，这就是能够规划、筹建州际高速公路网的一个根本前提。现如今，全美超过半数的人口聚居在排名前50的大都市里，这些城市分散在31个州，其中有15个城市的幅员事实上跨越了两个州。既然如此，我们便能明白，小心翼翼、墨守成规地把州政府摆在主力军的位置上规划城际交通网络，是一个多么可笑的想法了。目前全美惟一名副其实的高铁规划，是加利福尼亚州正在计划的一条连接旧金山与洛杉矶的线路，这段预计耗资6800万美元的铁路全线不出加州，但这个例子恰恰从反面证明，要构建高铁网络必须打破州界，因为加利福尼亚幅员辽阔，且境内有两个大都市，她的例子对其他地区不具借鉴意义。更何况，这个在2008年就获得批准的项目至今仍未破土动工，照这个样子下去，最早也要等到2029年方可通车。
剜却“毒瘤”步履轻 篇7
“线路是我们的, 上多少车, 上什么车型凭什么要听你们的!”
2008年5月12日, 平顶山平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运公司”) 一下聚集了百十号人, 横冲直闯, 骂骂咧咧, 目标直指主抓客运的副总经理徐振生。公司保卫部工作人员忙上前阻拦, 并把副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关死。
当时, 徐振生抓客运工作仅一周左右时间, 他对眼前的情势感到震惊, 但还是快速冷静下来, 让保卫人员把门打开, 叫来访者派代表进办公室说事儿。
紧接着是长时间的争吵、解释、说服, 一伙人悻悻而去。
对于平运公司而言, 这样的场面不算稀奇, 自公司2008年4月出台《客运公司化改造方案》, 决定大刀阔斧推进公司化经营改造之日起, 就注定要与这些已经习惯了从挂靠经营中捞取暴利的业户进行长期协调。而对徐振生而言, 那天的事件只能算是在协调“长征”上迈开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 平顶山客运市场上, 杜红军、辛建国等个体经营业户采取冲击运输企业, 胁迫管理部门等非常手段强买客运班线经营权, 霸占客运班线, 不断壮大实力, 使得市场合法经营难以为继, 当地业内愤恨地称之为“杜辛团伙”。
平运公司客运班线公司化经营改造的风声乍起, 他们便迅速纠集其他业户及社会人员围堵公司, 侮辱、谩骂工作人员, 在客运线路上恶意制造事端, 逼迫公司让他们继续按照挂靠模式因循经营。
“这一年, 我的神经高度紧张, 每天都提心吊胆, 想着他们又会采取什么行动, 会堵哪个站门。”徐振生回忆起来, 苦笑着说。
为了使公司在客运市场掌握更多主动权, 平运公司董事长姜建华近年来也一样顶着很大的压力坚持推行公司化经营改造。谈及此事, 他气愤地表示,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行业管理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我们反复和这些业户讲道理、谈判, 并给他们提供优厚的改造条件, 但他们还是要闹, 他们就是想天马行空, 不受任何约束!”
利益强力驱使
“2001年, 挂靠在我们公司的180多台客车中, 其中有3台是杜红军的, 1台是辛建国的, 3台是崔建立的, 都经营鲁山班线。他们一下子由‘个体户’变成了‘正规军’, 可以说, 在当时的环境下, 是公司给他们搭建了获取更高收益的平台。”姜建华介绍说。
平运公司是平顶山市唯一一家从事客、货运经营的国有企业, 2007年才完成改制。上世纪90年代中期, 个体运输户参与客运经营后, 为了便于管理, 由市运管处和平运公司共同牵头组建了两个联营公司, 个人车辆挂靠在联营公司经营县区班线。
客运市场的高额收益显然让杜红军等人尝到了甜头, 为了占有更多客运资源, 获取更多利益, 他们便开始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逐步向客运市场渗透。
他们首先伺机低价收购某条线路上经营不景气的客车, 而后采取恐吓、打压、撞车等不正当手段干预该班线其他业户的正常经营, 逼迫将车辆卖给他们, 形成对一条线路的垄断。
其次, 通过高价收购一些车辆, 以巨额回报为诱饵, 得到亲戚、朋友的信任, 圈集闲散资金, 以便高价收购更多老旧客车, 占取更多市场份额。
“前两年, 平顶山至叶县, 班线经营期限即将到期下线、理应报废的客车原价仅三四千元, 被他们炒到40多万元的天价进行收购, 我们对这条线路进行改造时, 他们聚集数百人围攻管理部门和企业。”说到这里, 姜建华摇着头, 非常无奈。
吴文志是平运公司的挂靠车主, 专跑平顶山到石龙区这条线, 当他把裤脚挽上去时, 满腿的伤疤令记者心颤。据他介绍, 他在这条线上干了6年了, 深受“杜辛团伙”的挤压与刁难。为了不丢饭碗, 他坚持没把车卖给他们, 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多次与挑事者发生口角与冲突, 免不了在反抗中受伤。
讲起这几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 吴文志憨厚的脸上没有了初识时的笑容, 他有些激动地讲述, 起初, 平顶山到石龙区这条线上共有11台车, 6台车是平运公司的, 其余的车都是“杜辛团伙”的, 挂靠在公司名下经营, 而他是属于平运公司第五分公司的司机。后来, 平运公司5辆车快到经营期限时全让杜红军、辛建国强行收购。为了生存, 他坚持没有卖掉他的那辆车, 而是向公司申请, 自己出钱更新车辆, 挂靠在公司名下继续经营。
“我和他们对着干, 因此, 他们就想各种办法打压我, 还经常撞我的车, 让我很难经营下去……”吴文志对记者倒着满腹的苦水。
对此, 姜建华也有不少遗憾, “当时, 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及时更新车辆, 他们乘虚而入, 通过强行收购的方式把车和线路一起打包炒卖, 把原有的公车演变成了挂靠车。”
通过多种手段, 从2003年到2007年, 杜红军、辛建国等人5年间收购客车达46台, 涉及线路20多条。
一举铲除“毒瘤”
据平运公司员工介绍, 在与“杜辛团伙”的纷争中, 公司副总经理臧文华的衣服经常被他们撕烂, 公司办公用品也常被他们砸坏, 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们的辱骂与暴力袭击。
“在多次的谈判中, 我对‘杜辛团伙’谈判成员说, 你们不要用这么大的嗓门说话, 提一些无礼的要求,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恩怨, 我是代表企业为了几千个员工的生存来和你们谈, 很多条件我们都可以让步。我们同意给你们成立一个单独的分公司, 由你来当经理运营, 财务也可以独立核算, 只要按月缴纳给公司一定的费用, 但前提是必须推行公司化经营改造, 服从公司统一管理。”徐振生讲述道。
但杜红军、辛建国等人仍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 他们想获取更多利益, 在平运公司的框架下成立一个法人公司, 而这是平运公司无法满足的。
“我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支持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 并承诺公司搞公车承包还可以承包给他们, 如果合作愉快, 经营期限到了, 还能续签合同。但如此多项让步依然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姜建华对谈判工作非常失望。
数十次谈判都无法与杜红军、辛建国等人和解, 平运公司发展因此深受影响。企业在执行国家政策, 办理车辆更新, 实行客运线路招投标时, 只要不按他们的意愿办, 他们就找各种借口阻止, 扰乱公司正常经营, 甚至闹到政府里去。考虑到稳定, 在很多情况下, 政府和企业都做出了无奈让步。
2007年3月, 根据人大代表提案, 平运公司在平桐公路正式通车后, 准备审批开通客运班线, 这伙人集结200多人到公司滋事, 至今该班线仍未开通, 给沿途百姓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2007年7月, 平运公司郑州班线的8台客车到期下线, 这伙人在短时间内用胁迫、威逼等手段硬是强行收购后, 向公司提出继续运营的要求, 平运公司按照规定要求其报废, 他们就召集100多人到公司围攻、打砸。
2008年5月22日上午, 平运公司领导班子及部分客运公司负责人正在二楼会议室开会, 主要通报业户聚众上访情况及市交通局抗震救灾会议精神, 安排抗震救灾车辆的调度事宜, 辛建国等200多人不顾门卫室工作人员的阻拦, 冲上办公楼, 强行闯入会议室, 谩骂、挑衅、拍打, 还有人跳上会议桌叫嚷, 会议被迫中断。
“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还多次到市政府、省信访局、交通运输部上访。去年9月26日, 集体上访国家信访局无果返回后, 他们开始围堵汽车站向政府施加压力。国庆黄金周期间, 他们不允许客车出入站, 组织自己的车辆在站外抢拉旅客。这个团伙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千万元。去年, 我们公司几近瘫痪, 正常的生产经营无法展开, 多个单位的员工工资都不同程度进行了下调。”姜建华悲愤地说。
2009年1月9日, 平顶山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长期非法垄断客运市场, 以杜红军、辛建国为首的黑恶团伙一举打掉。姜建华这才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 公安部门早已介入此事, 进行调查, 取证, 帮我们铲除了这个毒瘤。接下来, 我们的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推行起来就顺利多了。”
谈到近6个月来的营收情况, 吴文志也笑得像孩子一般, “实载率能达到80%, 收入相比之前翻了3倍。”他非常支持公司目前力推的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
灵活选择模式
长期存在于平顶山客运市场的黑恶势力终于被铲除, 徐振生紧绷的神经才得以稍微放松, 他幽默地说, “抓客运一年多, 我这个原本很帅的小伙子都变成老头子了……”
谈及目前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的进展, 徐振生欣慰地表示, “这一年多的斗争没白费, 黑恶势力斗下去后, 很多线路的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稳步推进, 原来的挂靠业户没有再提出什么疑义。现在, 我们公司的公车达18%, 按照目前的速度推进, 我们力争在年底之前达到50%。”
对此, 姜建华强调说, “今后, 我们要把所有的车辆产权问题解决好, 要么车是公司买的, 要么车是公司控股的。”
端掉了黑恶势力团伙, 姜建华在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中的信心更足了, 他打算利用这个时机低成本完成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 到经营期限的车辆必须下线, 不给任何补偿, 坚决执行。
据他介绍, 公司目前从方便百姓乘车, 改善百姓乘车环境出发, 分3种模式推行公司化经营改造工作:
一种模式是纯粹的公车公营, 公司独资买车, 面向社会统一招聘司乘人员经营, 如南阳、漯河、新乡、开封、驻马店、郑州等线路全部采用这种模式。通常, 这种模式比较适合在直达旅客较多的线路上推行。
一种模式是股份制经营, 公司将之前经营业户的车辆收回, 给予业户适当的股份, 由公司统一运营、管理, 年底按股比分红。平顶山至襄县、舞钢、宝丰等线路都将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比较适合多班次、客流较分散的线路。
“中国人有着久占为业的思想, 这些挂靠业户长期占有稀缺的班线经营权, 现在突然不让他们经营, 他们肯定会闹事儿, 我们不能把他们一脚踢出去, 和气才能生财。我们让他们入股班线, 通过利益来化解矛盾, 让他们今后也能在这种标准的公司化经营模式下, 成为经营过程中的受益者。”姜建华特别解释道。
另外一种模式是公车承包经营, 由公司买车, 申请线路经营权, 然后承包给个人经营, 承包期限到了之后, 公司根据该线实际客流及承包业户的服务质量重新招投标, 对承包业户进行淘汰和优选, 个人每年给公司交纳一定的承包费。通常情况下, 很难监管的超长客运线路或效益不好的农村客运线路, 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姜建华表示, “当前, 这三种模式的推进都处于初期阶段, 所以, 也存在一些需要修正的问题。但从已经改造了的几条班线看, 效益还不错, 解决了挂靠经营的安全问题、管理失控问题, 也杜绝了对稀缺的线路资源的炒卖。”
三星在华举步维艰? 篇8
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属于艰难求生?
听上去有些危言耸听, 但说这话的不是别人, 而是韩国自己的媒体——韩联社 (Yonhap News) 。
“没错, 说是苦苦挣扎一点也不为过。”韩联社在这则报道中称, 尽管从数据方面来说, 三星智能手机在中国破纪录的单位销售数字显得十分乐观, 然而, 漂亮的销售结果似乎并未完全转化为利润的进阶。
据Strategy Analytics的统计, 2013年第一度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共计6740万台, 占据全球总销售量的32%;其中三星销量占整个中国市场的18.5%, 以绝对的优势成为中国市场智能手机“销量之王”;其第二季度的销售数量为1530万台, (Canalys的记录为1550万台) 。而在利润表现方面, 据韩联社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 三星的净销售额为77.2万亿韩元 (约694亿美元) , 其中, 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达到12.6万亿韩元 (约113亿美元) , 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16.4%, 比其去年的年度净销售市场份额下降了4%。
与此同时, 三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销售份额都或增长或持平。其中, 今年上半年其美国市场的销售额达到20.6万亿韩元 (约186亿美元) , 占据了该公司总销售额的26.7%, 同比增长4.3%;紧接着是非洲与亚洲 (不包含中国) 市场的23.3%, 上涨2.7%;欧洲市场份额为21.5%, 相比小幅下跌0.6%。
称霸中国市场路艰难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向来异常激烈, 价格战自然成为各大手机品牌之间无硝烟争夺战的“斗争中心”。
尽管i Phone依旧是智能手机的旗舰, 但居高不下的价格, 以及鲜有新品推出的现状, 使得更多消费者开始转向Android智能手机的阵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苹果公司大中华地区第三季度的财务业绩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急剧下降, 比上一季度下降了43%,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
照理说, 作为产品线十分宽泛、能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产品的三星来说, 应该可以牢牢抓住苹果这个弱点;何况在手机销售方面, 三星表现得相当出色, 在各大数据分析公司的眼中, 早已稳居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冠军宝座。
然而事实上, 这两家公司在收入方面的数据可说是相差无几:在中国市场, 三星上半年赚取了113亿美元利润, 而苹果仅在同年第三季度就获得了46.5亿美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廉价手机利润更低
产生这种现象的最关键原因是, 低价手机对利润的贡献是有限的。
对苹果来说, 由于其产品本身定价就比较高, 因此它不需要卖到更高的数量, 就能达到相同水平的利润。换句话说, 并不是三星卖出去的手机多, 它赚的也会更多。因此尽管其手机的销量屡屡创下纪录, 对利润的提升却并没有明显的帮助。
此外, 随着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厂商 (如小米) 进入市场, 虽然手机销量始终名列前茅, 但三星还是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处境。
小米手机的出现, 向中国消费者证明了中端智能手机也可以做成“精品”, 而且由于它的市场方针, 使得小米手机的价格保持在中等水平, 也促使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价格开始走低。
小米公司CEO雷军早就已经指出, 小米的核心战略并不在于出售其智能手机 (不像传统的智能手机厂商, 如苹果和三星) 。相反, 它有三大核心业务:电子商务——在其网站上销售的配件;与电信运营商交流联络, 以及销售“互联网服务”, 如游戏等。
根据Canalys的数字, 在2013年第二季度的智能手机销量方面, 小米超过了苹果, 占据了销量排行榜首位。这主要受惠于其客户定制版的Android智能手机Mi及Mi2, 这两款手机的售价在1499元 (约24美元) 和2, 299元 (约369美元) 之间。
上月末, 它更进一步, 以低收入消费者为目标, 引进了零售价仅为人民币799元 (约130美元) 的手机“红米”。
三星处境尴尬
现在的智能手机市场状况, 消费者数量是一定的, 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分一杯羹”, 是每一个手机厂商都要思考的问题。因此, 想要主导中国手机市场, 三星还有很多的功夫要做。
如今, 苹果手机吸引的是一切经济上较为宽松的消费群体, 他们将iphone看做一种身份的象征。另一方面, 更多厂商开始把目光瞄准中端手机和廉价手机市场, 这些正是三星曾经“大展拳脚”的地方。
除了小米, 其他一些国产手机厂商也开始追赶三星的步伐, 比如联想, 宇龙, 中兴, 华为等, 甚至运营商大佬中国移动也于近日发布了两款自有品牌的手机, 其中一款仅售80美元, 其余LTE模式的手机售价也只有210美元。
在发展中国低收入消费群体方面, 三星还有努力的空间, 不过, 首先得让这家韩国制造商意识到目前情况的严峻性, 毕竟有很多竞争对手都对其“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取而代之。
113亿美元
步履维艰 篇9
这家店叫“步履不停”, 主打文艺风, 追求简洁、舒适的着装体验, 最抓人眼球的是类似篇首这样个性十足的文案。大多数情况下, 女粉丝都始于被店家的文字感动, 继而穿上了这家店的衣服。
这要归功于两位广告行业出身的创始人, 肖陆峰和何晓明, 十年前他们就是同事, 一个是文案, 一个是美术指导, 在上海高耸的写字楼里讨论广告创意, 也经常谈天说地, 聊聊理想和人生。两人趣味相投, 成了朋友。多年之后, 才有了步履不停的故事, 老同事变成了合作人。
广告人和旅行者
3年前进入淘宝集市, 又是做女装, 从大环境而言, 早已错过淘宝红利期, 在激烈的竞争中, 新的小卖家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不过也正因为此, 新卖家要占得一席之地, 必须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在步履不停, 最大的优势是其独具创意的文案, 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读者兼买家, 有人留言说即使不买东西, 也习惯了上他家淘宝店看看。到今年7月, 步履不停上线已经三年整, 成绩是四皇冠, 去年销售额是1200万元。根据上半年势头, 两位小老板预计今年将达到3000万元, 前三年每年都保持了3倍增长。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一家淘宝店的成长不一定都得烙上辛酸和艰难, 至少肖陆峰和何晓明没有这种感觉, 三年下来简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当然, 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已经随着淘宝发生了改变, 这变化至今令他们诧异, “有时候到公司看着这么多人在忙, 有种奇怪的感觉”, 对老板这个身份, 他们还不太适应。
肖陆峰与何晓明都生于1978年, 广告出身的他们, 骨子里都带着点不安分, 喜欢四处旅行。上海的两年广告文案生涯对肖陆峰来说, 只是人生的一小段, 他无法忍受自己继续过那种生活, 常常日夜颠倒, 赚来的钱支付完房租等生活开销后也不会剩下太多, 即便成为创意总监, 也是过着继续加班并成为房奴的生活。于是他果断辞职, 独自背包旅行, 走过了国内大部分地方和东南亚, 去云南偏远山区支教, 在印度一待就是半年。
在他四处游走的时候, 何晓明依然留在广告圈, 但也不安于现状。他尝试过自己开广告公司, 对行业的不满, 令他最终选择了退出。
2010年, 肖陆峰回到上海, 与何晓明再度相遇。此时, 身边同龄人大都已经安定下来, 成家生子, 上班下班忙忙碌碌。这两个大龄未婚男青年却赤手空拳, 开始了创业之旅。
他们说自己是不靠谱青年, 既不了解市场, 也不懂淘宝, 看到朋友做淘宝感觉不错, 便决定自己也来开店。“如果没有淘宝, 我们可能也不会来创业了, 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都不是做生意的, 但淘宝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躲在背后, 不用跟外界接触, 就把生意做了。”
“我们的性格也比较互补, 在一起创业是正好碰上了。”肖陆峰说, 他觉得自己比较复杂, 而对方比较简单。何晓明比搭档少言, 他说, 肖对大方向的把握包括直觉比较准, 而他对细节包括执行的东西更有兴趣, 两人正好互补。
文艺青年的转型
两个大男人, 为什么选择做女装呢?连朋友都觉得好奇, 肖陆峰在淘宝日记上“招认”, 大概因为店老板兄弟俩都是光棍, 还没追到喜欢的女生, 就先卖卖她可能会喜欢的衣服吧。他们聊了好几天, 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喜欢的女生是这种类型的———她像夏日里路过的一阵风, 清淡自然, 却回味悠长。她喜欢穿什么逛什么, 棉麻、长裙、草帽, 日式杂货店、咖啡馆……如此定位的客户对象已确定是文艺女青年无疑了。
照此思路, 他们四处找货源, 拍照上传, 忙得不亦乐乎。2010年7月, “步履不停”正式开张了, 这个名字是他们聊天聊出来的, 也是一部日本电影的片名。第一批货源质量不错, 加上广告圈的朋友们也来捧场, 很快售罄, 并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传了开来, 更多陌生的姑娘涌入了步履不停。
文艺青年都爱做梦, 也很享受用文字或影像表达的过程。肖陆峰曾梦想当一个作家, 父亲是教师, 他从小就看了不少书, 看多了便喜欢上了写字。他记得很清楚, 十年前在上海写字楼里上班, 有天中午灵感闪现, 他匆匆打了一辆车奔回住处打开电脑, 但是坐了一下午也没写出什么来。那一刻, 他很沮丧。
2006年去云南德钦支教时, 当地的人和生活给了肖陆峰很多触动, 他一口气写了一堆笔记。后来读到美国作家彼得·海勒斯的《江城》, 因为类似的支教经历, 更因为思想的共鸣, 他对这名作家相见恨晚。他根据这一段故事写的文章后来发表在《天涯》杂志上, 但依然没成为作家。开始淘宝创业后, 肖陆峰在店铺开设了“步履日记”专栏, 有一搭没一搭地写一些自己开店的经历和感受, 当然, 这些文字和每次上新的文案一样, 都受到了粉丝的追捧。买家中也不乏图书编辑, 就这样, 有出版社来邀请他出书了。
有意思的是, 随着淘宝店越做越大, 他当作家的念头却越来越弱。“做了生意之后, 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改变, 以前觉得很重要的事现在变得不重要了。”肖陆峰发现, 渴望出书其实也是在追逐名和利, 现在的欲望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他反问自己, 出了一本书, 生活会不一样吗?
“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根本不存在。”肖陆峰顿了顿又说, 现在不太在意外界对自己的关注, 更在意自我的认可。一直以来他经营着步履不停的官方微博, 这个文艺气息浓郁的微博粉丝数已近4万, 但他不会逼自己去讨好粉丝。
肖陆峰很清楚, 想象跟现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人们很容易混淆。他举了个例子, 步履不停的部分员工是从微博粉丝转化过来的, 她们越是冲着步履不停而来就越容易产生强烈的落差感, 虽然公司整体环境比较宽松, 但工作毕竟不是阳春白雪, 每天都要完成一些基本的事情, 做不好还要挨批, 这与其他公司没什么两样。
淘宝这档生意切切实实地改变了这两个文艺青年。步履不停刚开张的时候, 有朋友问他们要把这家店做成什么样, 他们也没有太明确的目标和计划, 只是跟着心里的感觉走。当时肖陆峰刚看完日本作家青山七惠写的《一个人的好天气》, 小说主人公在大城市里过着自己的小生活, 上班下班, 吃饭睡觉, 恋爱失恋, 总是欠缺存在感。他感觉每个人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问题。“老实说, 开这样一家店, 也许能增加点我自己的存在感。从下了决定那一天开始, 杂七杂八的事就从来没断过, 忽然发现, 这样也好, 忙得像条狗, 就没时间像以前那样唉声叹气。”
有尊严地做生意
做淘宝起初两年在上海, 两个人外加几个客服, 这样一个小团队一年忙下来也有不错的收成。淘宝上这样的小店很多, 有的也做得很大, 挣钱很快, 但在肖何两人看来, 这个模式是有问题的, 从长远看这批店可能会被淘汰掉, 淘宝也不会如此发展下去, 这样没法提供更好的东西。
于是, 他们开始自找“麻烦”, 搬到杭州注册公司, 完善架构, 设立设计部、版房、外发生产、运营、质检等各个部门。两人说, 起初设计师把打好的版拿过来, 他们也看不懂好不好, 只是相信做这些是有价值的, 对以后的发展有好处。
两人意外的是, 同行对他们的做法不以为然, 同样是做服装的朋友也泼来冷水。“朋友都说不要建版房, 现在服装不就是抄嘛。但是大家都抱着这种想法的话, 就不会产生一个有研发能力、有创意的品牌。”
“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至少做得有点尊严。”肖陆峰补充说。很多朋友都是设计圈的, 他们也希望自己有真正的原创和优秀的品质。
体系架构起来了, 人员也扩充到了二三十名, 但去年1200万的销量, 肖陆峰觉得十几个人也能完成。他口中的“混乱”, 或许在于完善规模后, 管理和效率一下子跟不上。靠文案打动人、吸引人, 也要靠过硬的质量留住人。两个小老板也说:“没有好的产品, 一切都是瞎谈。”他们在后端下起了大工夫, 多次去绍兴、广州跑原材料市场, 不断完善供应链。
今年, 步履不停正在申请入驻天猫。“现在注册了品牌, 就要做品牌价值, 不是单纯卖货。”小老板们表示。
现在, 他们的重点依然是对产品加以改进, 围绕产品风格、客户对象等问题反复进行讨论。他们发现, 产品目前只能打动一小部分人, 做小了只有学生来买, 有购买力的人就不会买了, 到底是定位学生还是白领, 公司还没有统一意见, 产品也需要更加精致的风格。没事的时候, 两人会研究品牌历史, 他们都很喜欢日本的无印良品, 这样的极简风格出现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心却很浮躁的时代, 与当下的中国社会颇有些相似。
他们倾向于脚步慢一点, 看长远一点, 让步履不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从一开始, 两个小老板就没听信别人的建议去刷销量。“刷销量短期内有帮助, 长期下去会让你丧失对产品的判断力, 把一个烂产品的销量刷得很高。”肖陆峰说。
步履不停很少做付费推广, 吸引来这么多粉丝, 漂亮的文案功不可没。这种方式看上去很容易模仿, 但也没那么简单。“店里呈现出来的东西, 跟我们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们往外走看到了一些东西, 也在上海繁华都市的写字楼里呆过, 说出来的故事可能比较容易引起共鸣吧。”
在淘宝店三周年前夕, 他们策划了一次微博抽奖活动———“把你抽到西藏去”, 奖品是两张往返拉萨的硬座火车票和3晚拉萨青旅住宿, 共有三个名额, 活动成本只有6000多元, 但这条微博转发量达到了1.3万多人次, 评论3000多条, 微博粉丝也增加了六七千个, 按照10%的转化率来算也达到了不错的活动效果。
影响他人和社会
在活动期间, 一个粉丝的留言令何晓明很是感慨, 他说, 原来去趟拉萨只是两张火车票这么简单, 来回2000块钱而已。很多人都把去西藏当成一个高远的梦想, 但事实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他们从自己和他人身上, 无数次感受到“那么多人活得不自由”。肖陆峰在旅行过程中发现, 很多中国人即使出去玩心理上也是不自由的, 常常怕东怕西, 欧美人就不太会这样。归根结底, 在国内, 家庭和社会对个人的期待早已成为一种重压, 让人不敢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成为想成为的人。
如果把步履不停当成一个品牌, 他们希望这个品牌能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告诉人们———人是自由的, 起码心灵应该是自由的。
几年前, 还在西部的肖陆峰参与到刚成立的“壹个村小”公益组织中, 为秦岭和大巴山的乡村教育做项目筹款, 如招募义工、盖校舍、建篮球场、帮助贫困学生交学费等。肖陆峰负责挖掘并采写当地人的故事, 吸引外界的参与。在他眼里, 这跟在淘宝卖东西差不多, 也是以讲故事为主, 来进行品牌渗透。
过去做公益项目时, 筹款的艰难时常令他感到无力。当他回归城市生活, 因为淘宝创业, 反而有了更大的能力投入公益。步履不停店里专设了公益项目, 其中80%都与“壹个村小”有关, 对方发需求过来, 他们做淘宝义卖。每个项目完成后, 店铺都会公布汇款凭据、收据、照片和文字等, 迄今已完成了15个公益项目。
雅安地震, 步履不停进行了一天的义卖活动, 当天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赈灾。最后的数字让两个小老板吃惊:一天竟然卖了15万元。他们感慨:“一条微博发出去, 就来了这么多粉丝参与, 是因为信任我们。虽然这15万改变不了什么, 但我们的行动力确实比以前强了很多。”
周素静:为了三军将士的步履铿锵 篇10
十年磨砺,受到军需装备部门关注
“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周素静研发设计工作经历的真实写照。
说起周素静,3515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王清林印象深刻,“记得一次我们因为一个设计问题争论起来,事后我发现周素静对研发设计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创新意识。”
“我1996年到研发中心后,仅制底设计一项工作就干了六年。无数次的测量鞋底,研究制底工艺,手指甲缝经常是黑的,拎着十多斤重的鞋楦楼上楼下的来回跑,手上经常勒出一道道的痕迹。”谈起工作经历,周素静如数家珍。
进入研发中心后,周素静先后从事过新产品生产转换试验、帮样设计、产品包装设计、工艺规程起草等工作,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磨一剑,她逐步成长为企业鞋靴研发领域的领军人才。由于专注于军用鞋靴领域的研究工作,周素静在军鞋标准、军鞋功能、军鞋实用性开发研究等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她在军鞋上的研究成绩引起了军队相关研究院所的关注。2006年至2007年,周素静被选借到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工作。
在总后军需研究所,和众多的军方专家一起为共和国的将士们研发设计着装,这对于周素静来说,是一次珍贵的学习机会,也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她先后参 与了07作战靴、礼宾哨夏马靴、骑兵马靴等近30项军鞋的开发研究工作和多项军鞋部颁标准审定和编写工作,为提升军队后勤装备保障水平和升级换代速度,减少军队官兵因鞋靴装备引起的非作战伤亡,提升军队战斗力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军方专家给予了她高度的赞誉。
国宾护卫队穿着周素静设计皮靴护航 APEC
勇于创新,为了扬我国威和军威
2009年,喜逢60周年大庆。国家要举行国庆阅兵仪式,需要阅兵鞋靴。接到军方的任务后,际华3515公司精心安排,周密部署,对阅兵靴生产任务提出了严格要求。
“当阅兵方队穿着我们公司制作的马靴和阅兵服装,以整齐矫健有力的步伐跨进天安门广场时,将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这是展示我军军威和形象、展示3515公司形象的最好时机。”作为公司首席设计师,作为阅兵鞋靴的主设计师,为了给国庆阅兵部队提供更加舒适、质量更好的阅兵靴,周素静以高度的责任意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率领研发团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为了让仪仗队战士穿上合适的马靴,周素静和她的研发团队,数十次冒着酷暑高温深入沙河、通州和南口等阅兵村训练现场进行单体测量;数十次召开专门会议,依据脚型测量数据和穿用要求进行研发,加班加点改进试制,并连夜送往北京阅兵村进行试穿。
此次该公司参与研发、生产的09阅兵飞行靴、武警国旗护卫队阅兵马靴、09阅兵武警特勤作战靴等产品受到了总部首长和阅兵方队官兵的一致好评,际华三五一五公司因此获得了国庆60周年“阅兵保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
填补空白,研制我国第一艘航母鞋
2011年,海军某研究所和际华3515公司合作研发设计适合舰艇甲板工作需要的作战靴。
周素静说:“普通的作战靴遇到高温、强酸及盐碱,都会出现发泡、脱底、分层等问题,国外的舰艇甲板靴生产技术对中国企业垄断,舰艇官兵们总不能从国外进口这种特制舰艇靴吧?”
能参与航母鞋的研制,对于周素静来说不啻为职业生涯与生命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和幸事,领受任务时,周素静庄重地立下“军令状”:“这是部队官兵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填补这项空白!”从此,周素静把时间和精力都交给了研发设计,研究所、舰艇、设计室三点一线成了周素静生活中的主要内容。那段时间,她编写资料,与艇上官兵座谈,几乎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她说:“我要为国争光,研制出国产的‘争气靴’!”
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挑选和材料配比试验,周素静解决了鞋底防强酸和耐高温、抗腐蚀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同时,还提交了“一种阻燃双密度胶料生产配方及其工艺”“双密度固特异大底”等2件发明专利申请及9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012年,际华3515研制的航母甲板靴通过了验收,荣耀装备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
这一年,周素静申报的“甲板工作靴”项目获得大型中央企业———新兴际华集团(世界500强企业) 科技进步三等奖,并被际华集团聘任首席制鞋设计师。
攻坚克难,使命重于泰山
2014年8月,在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访华举行欢迎仪式上,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三军仪仗队步履矫健,威风凛凛着新式礼宾服接受检阅。此次三军仪仗队配发的新式仪仗队长筒皮靴,是际华3515公司首席设计师周素静同志领衔设计研发,
作为军品鞋靴研发领域的领军人物,周素静承担的任务是研制14仪仗队长筒皮靴项目,编制相关鞋靴军需部颁标准规范。
责任光荣,使命重大。“三军仪仗队换装,全军关注、全国关注、世界关注。再苦再累,我也要研制成功新产品,让三军将士“走”出军威、“走”出国威,“走”出际华三五一五公司的气势。
为做好新式皮靴产品,让官兵们穿上(下转第34页)合适的皮靴,周素静率领研发人员到三军仪仗队采用德国先进脚型测量仪,为仪仗官兵近千人次进行单体测量,共采集数据2万多个,建立了三军仪仗队马靴“脚型 - 楦型 - 鞋靴尺码”数据模型。
那段时间,周素静一心扑在工作上,她除了每天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外,还要深入到皮靴生产一线,详细了解生产情况及时解决生产上的难题,连日的操劳她眼睛熬红、手指磨红肿了,一天下来连腰都直不起来。
2014年7月28日,看着三军仪仗队长筒皮靴顺发运专车驶出公司,一夜未眠的周素静和现场工作人员都忘却了一夜的疲劳,脸上露出了欣慰地笑容。
仪仗队官兵在穿着后对马靴非常满意,反映穿着舒适。据三军仪仗队大队长李本涛介绍,这个新式服装可以说是更能展示和体现仪仗官兵的精气神和军魂。
畅想未来,向着更高目标迈进
2015年,周素静又踏上新的研发征程,紧张进行研发设计工作。
她积极与科研院校开展科研合作,建立数据化模型和动态试验,进行前瞻性和针对性研发,为全面提升军鞋质量、生产工效、向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生产方式转变奠定坚实基础。
步履维艰 篇11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卫浴五金产品生产与销售国，卫生五金产品的产销量约占世界总量的 35%。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卫生洁具产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由于需求旺盛，整体市场平稳过渡。截至2011年底，国内卫浴五金的市场规模已达800亿元左右。
卫浴五金产品的下游市场主要包括住宅、酒店、餐饮娱乐、办公楼和其它五类。“其它”主要指除酒店、餐饮娱乐、办公市场以外的商业地产市场和学校、医院、场馆等公共地产市场。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更加趋于理性，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对品质与价格因素更加看重，随着国家扩大内需，启动农村市场、保障型住房项目、棚户区改造、灾后重建，这庞大的卫浴五金市场需求，将会以中档为主。
卫浴五金行业的智能化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智能家居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处于行业的快速发展期，在中国的13亿人口中大概有3.5亿个家庭，如果平均每个家庭在智能化装修的费用上做出6000元的预算，那么整个智能家居的产业值将超过上万亿元，卫浴五金行业的智能化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卫浴五金行业的市场需求日益旺盛直接导致商家的激烈竞争。因此，卫浴五金市场也即将面临“洗牌”。大鳄的相继入驻，并不是单纯的营销模式的转变及卖场数量上的增加，而是品牌影响力、公信力、美誉度的比拼，甚至是市场占有率的倾轧。顾客对卫浴产品的基本需要永远是物美价廉，品质过硬。市场的占有也就是满足顾客消费的过程，而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最后的局面可能是几家大的卖场及品牌会占据整个卫浴市场的极大份额。
卫浴五金行业整体态势发展良好，行业规模化、集群化不可避免，竞争过后的大浪淘沙的局面也将随之出现。届时，剩下的也必将是品质优良、价格合理、服务到位的优秀品牌。
技术壁垒，难挡决心
长期以来，我国卫浴五金产品因物美价廉，深受国外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喜爱，出口额成倍增长。然而，随着出口量逐步增多，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施各种非常苛刻的技术标准来制造贸易壁垒，大大增加了我国企业开拓国外市场的难度。
众所周知，要突破技术性贸易壁垒，首先必须使产品符合标准要求，为确保投放市场的产品符合标准，生产厂家应建立与产品相对应的质量控制与技术管理体系。卫浴产品除要符合出口目标地的技术标准外，还应努力迎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目前，在出口压力日益增大的环境之下，中国卫浴五金企业开始越来越重视相关国际标准，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尽量符合相关技术标准，避免了标准壁垒引起的出口纷争。随着我国企业实力的逐步增强，当前越来越多企业产品标准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国外苛刻产品标准。高标准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将成为打破贸易壁垒关键因素，从而赢得海外更大的市场。
但国际主要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滑坡，需求减少。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导致企业出口定单急剧下降，使得众多出口型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以温州为例，去年以来，近百家卫浴五金小企业从此销声匿迹，大部分都被整合到了规模较大的企业中。面对眼下困境，一方面尽力维持国外成熟经济体市场；另一方面，把寻找新兴市场作为又一重点，大力开拓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
此外， 对于国内众多出口企业来说，当今经济形势固然困难重重，但蕴藏的机遇也不少。中国市场在世界眼中如同一颗夜明珠，强劲的内需将是往后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许多以往专注出口的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市场策略，制定未来发展方向。
电商改革，节约成本
电子商务的产生与发展给传统的经济贸易活动带来的深刻影响，它不仅给全球经济增加了活力，而且正在改变着人们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任何一个企业要想获得最大利润，成本的控制是关键。据美国《福布斯》的统计表明，电子商务可以节省企业交易成本的5%-10%。同时，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一个国家的卫浴五金进口商和卫浴五金消费者既可以通过提供卫浴五金商品价格比较网站，在全球寻求价格最低的卫浴五金商品，又可以利用网上拍卖竞价和集体议价等形式购买到较低价格的商品。
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降低了进口卫浴五金商品的价格，有利于卫浴五金进口贸易的发展和增长，形成贸易扩大效应。再者，电子商务实现了商业与用户之间标准格式文件的即时传送和交换，买卖双方足不出户就可在网上直接办理订购、谈判、签约、报关、报检、租船订舱、缴税、支付结算等各项外贸业务手续，大大缩短了交易时间，使整个交易变得快捷方便，从而带动了金融、海关、运输、保险等有关部门工作效率的提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电子商务，将成为当今世界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和经济增长的引擎。
自主品牌，凸显优势
我国卫浴五金企业在今后的发展应更加注重自主品牌建设与发展，发展自有品牌，做好品牌的宣传和策划。出现了像帝朗、家宜这样的国内名牌，针对外贸企业的特点，企业应该充分了解市场变化，适度把握好加工的规模，把贴牌代加工与创造自有品牌结合起来，合理确定贴牌代加工与自有品牌的比例，既通过贴牌代加工学习掌握世界著名品牌的管理与技术，又通过自有五金品牌打响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知名度，扩大自有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潮州几家外贸型企业就已在东南亚市场开始自主品牌营销，以品牌加盟的形式开设专卖店，因此在经济危机发生时企业所受影响较小。
步履式挖掘机的救援牵引机构 篇12
步履式挖掘机与其他挖掘机相比,能够在更大坡度的山地、草原、林地行驶和作业。在使用该种挖掘机时,我们发现2个问题,一是在大坡度环境下作业时,若仅靠步履挖掘机的4个轮胎外加前、后爪支承地面,附着力不足,不能确保履式挖掘机安全作业。二是在狭小而复杂空间行驶时,用前、后爪腾挪较为困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公司研制了步履式挖掘机救援牵引机构。在大坡度环境下作业时,在牵引机构上挂上牵引绳,可有效防止步履式挖掘机在坡道处下滑。在狭小而复杂的空间行驶时,可使用救援牵引机构,将步履式挖掘机移出。
2.救援牵引机构组成
步履式挖掘机救援牵引机构由绞盘1、绞盘马达2、减速器3、钢丝绳4、挂钩5、导绳装置6、牵引动滑轮组件7、配挂钩8及液压系统等组成,如图1所示。
(1)绞盘
绞盘为救援牵引机构的动力驱动装置。绞盘1采用螺栓连接方式固定在步履式挖掘机底盘的前方。绞盘1内部设有绞盘马达2和减速器3,向绞盘马达2输入压力油后,绞盘马达2通过减速器3可带动绞盘1旋转。
1.绞盘2.绞盘马达,3.减速器4.钢丝绳5.挂钩6.导绳装置7.牵引动滑轮组件8.配挂钩9.挖掘机底盘
钢丝绳4缠绕在绞盘1上,钢丝绳4末端固定有挂钩5。当需要正向牵引步履式挖掘机时,操作人员操纵绞盘马达2正转,绞盘卷筒1即可将钢丝绳4展开。操作人员将挂钩5挂在步履式挖掘机前方某一锚定点,再操纵绞盘马达2反转,绞盘1将钢丝绳4收拢,步履式挖掘机即可沿钢丝绳向前移动。
(2)导绳装置
步履式挖掘机底盘后端设有的导绳装置6与挖掘机底盘9采用插销连接,可以收起或放下。导绳装置6内设置可拆卸的导绳辊套。
从步履式挖掘机后方牵引方法如下:首先,拔下导绳装置6插销,将导绳装置6放下,再将插销插上,导绳装置6即可锁定。其次,抽出导绳装置6的导绳辊套,将钢丝绳4和挂钩5从挖掘机底盘下方拉到步履式挖掘机的后方,穿过导绳装置6,再将导绳装置6导绳辊套复位,钢丝绳4即可从步履式挖掘机后方的导绳装置6伸出。最后,将钢丝绳钩挂5挂在步履式挖掘机后方锚定点上,操纵绞盘1,即可使步履式挖掘机沿钢丝绳4后退。
导绳辊套与钢丝绳4为滚动摩擦,当钢丝绳4承受侧向牵引力时,钢丝绳4不会磨损,钢丝绳4与挖掘机底盘1也不会干涉现象。
(3)牵引动滑轮组件
若步履式挖掘机在大坡度环境下需要救援,而单根钢丝绳的牵引力不足时,可以采用双绳牵引,即使用牵引动滑轮组件辅助牵引,如图2所示。先将钢丝绳套入牵引动滑轮组件的滑轮上,再将挂钩挂入配挂钩上,然后将牵引动滑轮组件挂在锚定点上,即可实现双绳牵引。双绳牵引的牵引力是单钢丝绳牵引力的一倍,牵引速度也可以相应减慢,更便于牵引平稳。
DT1、DT2、DT3——电磁铁
(4)液压系统
该救援牵引机构液压系统由工作泵、操纵集成阀组、液压绞盘和中央回转接头组成。其中操纵集成阀组由蓄能器、溢流减压阀、单向阀、电磁先导式减压阀、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等组成,液压绞盘由绞盘马达、梭阀、制动器等组成,如图3所示。
液压系统的液压动力来自步履式挖掘机发动机及其主液压系统。步履式挖掘机发动机带动工作泵将压力油输送至操纵集成阀组,压力油进入操纵集成阀组后分为2条支路:一条支路经溢流减压阀、单向阀A进入步履式挖掘机工作装置其他控制模块;另一支路经电磁先导式减压阀后,进入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
当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的电磁铁DT2得电时,其A口的压力油通过中央回转接头的01口进入绞盘马达。同时01口的压力油通过梭阀进入制动器,将制动器的制动作用解除。当压力油进入绞盘马达时,其进、出油口始终存在压差。该压差可使梭阀通往制动器油路始终保持压力,从而将制动解除。进入绞盘马达的压力油带动绞盘反向转动,可将钢丝绳收拢。当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的电磁铁DT3得电时,压力油驱动绞盘马达正向转动,从而带动绞盘机构正向转动。
电磁先导式减压阀为电控调节式减压阀,调节DT1电磁铁的输入电流,以调节电磁先导式减压阀的输出压力,可调节绞盘马达扭矩,进而调节收拢钢丝绳的牵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