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缘情

诗缘情（共3篇）

诗缘情 篇1

陆机《文赋》中提到“体有万殊, 物无一量, 纷纭挥霍, 形难为状。”[1] (P67) 肯定了文学作品风格的多样性, 且陆机论文体时注重各种文体的整体艺术特征, 在分述十种文体的体制风格时, 他说“诗缘情而绮靡”, 就强调了古典诗歌在抒情与音韵上的审美特征。

一、“诗缘情”释义

《尚书 · 尧典》中“诗言志”一语被朱自清先生认为是中国历代试论的“开山的纲领”, 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意也, 从心之声”, 意为“志也, 从心察言而知意也, 从心从音。”[2] (P217) 可见, “志”和“情”是相通的, “志”表现的就是人的心情感受, 所以“诗言志”从广义上说是概括说明了诗歌表现诗人思想感情的特征。但《尚书 · 尧典》亦提到“命女典乐, 教胄子。直而温, 宽而栗,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3] (P1) 已经涉及到了诗歌的教育作用, 言“志”的诗是须要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 到春秋末期, 孔子提出“《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无邪”即诗歌内容、语言音调等要具有中和之美, 这就间接提出了儒家对于文艺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后来正统儒者就多视 “志”为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政治上的思想志向, 这虽不否认“志”中有“情”, 但“诗言志”逐渐走上了与“情”对立的道路, 并成为正统儒家文艺思想的核心观点。

与“诗言志”观想不同的是, 汉魏六朝时期, 陆机开始阐发出“文”、“意”、“物”三个概念, 《文赋》开宗明义便云:“伫中区以玄览, 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 瞻万物而思纷。 悲落叶于劲秋, 喜柔条于芳春。”[4] (P66) 指出文学创作的前提是怀抱高洁的思想感情。有了这“感物”的情感, 再进行艺术的想象, “精骛八极, 心游万仞”, 使得“情曈昽而弥鲜, 物昭晰而互进”, 感情更加浓烈鲜明, 物象也更加清晰, 于是便下笔如神, 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诗缘情”就是强调的创作诗歌这一文体时, 诗人的情感所起的重大作用。加之 《文赋》中陆机反复提到触发诗人感情的自然物侯现象, 人的艺术构思等因素, 可见“缘情”之“情”指的是诗人的思想感情, 而非正统儒家“诗言志”观念中的“志”所强调的必须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政治志向, 因此, “诗缘情”的观点开始使诗歌摆脱掉“止乎礼义”的束缚, 而将关注点集中到了诗人本身的思想感情上面。

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说:

“诗乐分家以后, 教诗明志, 诗以读为主, 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创作诗人的存在, 他们虽然还不承认‘诗缘情’的本身价值, 却已经发现了诗的这种作用, 并且以为王者可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 知得失, 发言为诗’, 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又说‘吟咏情性’;后二语虽可以算诗‘言志’的同义语, 意味究竟不同。《大序》的作者似乎看出‘言志’二语总关乎政教, 不适用于原是‘缘情’的诗, 可见‘言志’与‘缘情’到底两样, 是不能混为一谈的。”[5] (P26)

他从诗歌是否关乎政教的角度立言以证“缘情”和“言志”的不同, 强调了诗歌抒发情感的特点。张少康进一步指出“诗言情”和“诗言志”“这两种说法的根本区别是在要不要‘止乎礼义’的问题上, 强调‘缘情’就是要使诗歌摆脱儒家礼义的桎梏。……‘缘情’说的提出正是适应了时代创作发展的需要, 是突破儒家之道束缚的一个大解放标志”[6] (P131) 。王运熙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还论述了“诗缘情而绮靡”一语在文论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即“诗缘情”不在于用“缘情”代替了“言志”, 而在于它没有提出这些诗人的思想感情要合乎所谓的礼教规范, 从而强调了诗歌的美感特征1, 也即是诗歌的审美追求。

“诗言志”与“诗言情”两种观点到底孰优孰劣?事实上, 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 对于作者而言是既要言志也要抒情的。一方面诗人需要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想要投身社会的志向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感受批评, 另一方面, 诗人亦通过诗歌抒发了自己内心的情感, 表达个体的思想, 也即“言志” 与“缘情”二者的有机结合。由于时代不同, 文化背景和传统不同, 所以诗学理论强调的方面侧重点亦不同, 那么不同时段的批评家们对诗论的评价就会出现差异。

二、“绮靡”释义

《说文解字》释“绮, 文缯也。系部奇声。”[7] (P273) 系, 为细丝, “绮”则指“有素地花纹的丝织品。”[8] (P928) “靡”在《楚辞 · 招魂》“靡颜腻理, 遗视矊些”中释“细腻”2, 可见, “绮靡”一词本来针对精而细的丝织品而言, 而且“绮”与“靡” 后来均延伸出美盛, 美好之意, 后被作为形容词来描述艺术作品, 应与华丽、美盛之意大致相同。陆机用来形容诗歌的文体特征, 也应指诗歌的艺术修饰方面。

郭绍虞的《中国文论选》在对“绮靡”一词作注时标明了陈柱《讲陆士衡< 文赋> 自纪》中的观点, 即陈认为“绮” 言其文采, “靡”言其声音3。李泽厚则否定了将陆机所说的“绮靡”之义释为“侈丽”和“浮艳”, 或将“绮”和“靡” 分释为“绮”言文词, “靡”言声音这些观点。他结合“绮靡” 两字各自的本义, 认为“绮”是一种细绫, 由此可引申出文采美丽之意, “靡”现在虽与节俭相对, 多作奢侈、奢靡解, 含贬义, 但其本意为多、泰、盛, 结合起来, “绮靡”应指文采美丽繁盛之意。加之陆机《文赋》还认为“暨音声之迭代, 若五色之相宣”, 所以, 陆机所说的“绮靡”应指诗歌的文彩美丽繁盛, 同时也包括音韵美在内4。王运熙先生的观点则更进一步:

“以‘绮靡’言诗, 是说诗歌应该美好动人。它并非仅仅指辞藻华丽, 更无须解作‘绮’指文彩、‘靡’指声音; 而是就作品的体貌而言, 指诗总体上给人以美丽动人之感, 其中自亦包括情感的动人”[9] (P104) 。

王运熙先生的观点突破之处在于他指出的“绮靡”应包括情感的动人, 并从诗歌整体体貌上来说的。其实, 《文赋》 中与“诗缘情而绮靡”相对的的下文句子与“诗缘情而绮靡” 句一起构成了《文赋》对十种文体的审美特征的整体概括, “绮靡”、“浏亮”、“相质”、“悽怆”、“温润”、“清壮”、“彬蔚”、 “朗畅”、“闲雅”、“谲诳”, 言简意赅地把握住了十种不同文体的美学特征。“绮靡”作为对诗歌这一文体审美特征的描述, 不能仅是对诗歌文辞的要求, 也包含其对音韵、情感上的要求。因此仅就文辞方面以“艳丽”“侈靡”来释“绮靡”, 确实是不恰当的。

罗根泽认为, “诗缘情而绮靡”一说使诗“完全恢复到缘情的唯美的道上了……凡此皆足以看出文学观念的转变。 皆足以证明两汉不是纯文学的时代, 魏晋六朝才是纯文学的时代”[10] (P154) 。所以谢榛《四溟诗话》云“绮靡重六朝之弊”, 虽对六朝文学绮靡的特征不满, 但也间接反映了魏晋六朝开启了文学自觉的时代, 重视文学的艺术创作。李泽厚指出, “‘缘情’与‘绮靡’可以说是贯穿陆机整个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最根本的东西, 它的意义不仅限于诗”5。进一步强调了“诗缘情而绮靡”在诗歌史上的标志性意义和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总体而言, “诗缘情而绮靡”改变了汉代以来开口必言 “志”的呆板的写作方式, 开始强调诗歌的抒情意识。从审美角度来说, 这一诗论观点对诗歌提出了文体上的审美要求, 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是对诗也是对其他文艺作品自身审美特征的深入认识。因此, “诗缘情而绮靡”一说在文论史上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使诗歌的抒情不再受“止乎礼义” 的束缚, 而且表现在它对诗歌的艺术形式美的本体特征要求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摘要：陆机《文赋》认为文因情生, 情以物感, 是创作过程的起点, 因此他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诗论。与传统的“诗言志”理论不同的是, “诗缘情而绮靡”强调了诗歌这一文体的抒情特质。“缘情”即诗歌因感情的激发而创作, “绮靡”本指有花纹的丝织品, 这里形容文辞的华丽。“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观点不仅使诗歌的抒情特征摆脱了“止乎礼义”的巨大束缚, 而且对诗歌的艺术形式美的本体特征要求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关键词：诗缘情而绮靡,诗言志,诗言情,绮靡

参考文献

[1][3][4]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7]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5]朱自清, 诗言志辩[M].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7.

[6]张少康, 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8]王力, 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9]王运熙、杨明,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0]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篇2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情感本位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诗学范畴, “诗言志”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这一诗歌的开山纲领, 始终稳稳地占据着诗学正宗的位置。而“诗缘情”是西晋陆机在其论文《文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 “体有万殊, 物无一量……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 诔缠绵而凄怆。”虽然本意是为了区分不同文体的体式特点, 这却概括地反映了汉末到建安以来诗歌发展的新的走向, 并客观上揭示了诗的抒情性质, 被人们视为与“诗言志”并行的两大诗歌理论范畴。

“缘情”和“言志”作为古代诗学上先后出现的新老两个传统, 是相互承接而又彼此分立的。“言志”说是我们的先民对于诗的本性的初次界定, 它着眼于诗歌表达人的群体性意向心理活动的性能, 在肯定诗中的情感质素的同时, 又设置了各种群体理性的规范加以导引, 这在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的条件下, 特别是我们这个宗法式礼制社会的结构里, 有其不可取代的合理性。“缘情”说则是文学创作成熟以后一部分文人才士对于诗的本性的重新界定, 它强化了诗的感性生命, 弱化了其理性规范, 使得诗歌作品纯然成了个人寄情写意的手段, 显示出历史演进中的个体自觉性的增长。朱东润言:“中国诗者, 大抵可分为二:温柔敦厚者为一派, 其说出于《戴记》;缘情绮靡者为一派, 其说出于陆赋。……国家分裂, 儒教思想不足支配全社会之时, 则缘情绮靡之说盛, 晋宋六代之间是也。”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 从先秦至两汉, 其核心都还是“言志”说。“言志”说主要以强调载道、纪事为目的, 所指之思想意志, 虽然与情感有关, 但主要受道德规范的约束, 涉及政教内容、人生志向等理性方面。真正能体现诗歌作为一种有别于理性认知的新的思维方式, 再在他们的作品中突破窒息情感审美的政教规范, 表现出种种“放荡”的境界, 那是直到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之后, 才开始逐步实现的, 而“缘情”主要涉及个人的感情, 包括哀怨及爱情等。“诗缘情”和“诗言志”, 一个侧重感性, 一个侧重理性;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 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由此而展开中国诗论的“言志”说和“缘情”说的矛盾冲突。

“缘情”说本由“诗言志”的传统演化而来, 但已从政教本位转向情感本位, “诗言志”的“志”, 原本包含“情”的成分在内。《诗经》中“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岂不怀归, 是用作歌, 将母来谂”、“君子作歌, 维以告哀”均表达了其以歌诗抒述情怀的用心, 即使是一些直陈时政得失的篇章里, 也会渗透着诗人自身的欢乐或愤怨之情。可见“志”有着鲜明的理性思维的烙印。但在“诗言志”的过程中, 它所包含的情感因素受社会群体的理性规范制约, 且“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春秋战国之交, 赋诗、说诗、引诗兴起后, 人们常“断章取义”地引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向, 却忽略其中的情感成分, 足亦可看出此点。

战国后期至秦汉, 诗情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展开:一是由儒家的乐论引向汉人的诗说, 显示出“情”向着“志”的复归, 诗、乐、舞在上古时期原本是合为一体的, 这个传统到周代仍然保持着, 所以诗教与乐教也一直密切联系。但两者又有差异:诗的表达凭借语言, 乐的表达则凭借曲调;语言可以突出理性思考, 而音声曲调却无法脱去感性因素, 故乐教比诗教要更为注重情感的作用。《荀子·乐论》中就曾说到:“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把乐的起源归结为人的情感需要。稍后出现的《礼记·乐记》中更明确指出:“凡音者, 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声成文, 谓之音。”这里已经有了情感为音乐本根的思想。由此看来, 当春秋战国时, 诗学观念里虽一度淡化诗的情感因素, 但乐论却始终坚持把人的情感活动置于核心位置予以发扬, 这对诗学中“情”的复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汉人诗说大多接受了乐论主情的传统, 肯定诗乐同源的前提下, 对诗歌的情感内核予以了确认。《毛诗序》里有关“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 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一段话, 就从情感的发动推导出诗、歌、乐、舞的系列诞生。至此, “情”在诗中的地位已经确然不移。然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 儒家乐论和诗说中对“情”的肯定, 总是同社会群体的礼义规范紧密相联系的。荀子在承认乐出于人情之后, 紧接着强调:“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形, 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又说:“乐者, 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表明儒家的乐教、诗教均须从属于礼教。这一点亦为汉人诗说所继承, 所以《毛诗序》一方面肯定诗歌创作出自情感的发动, 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要“发乎情, 止乎礼义”。政教、人伦的规范从根底上制约着人的情感活动, 于是“情”的因素便无法取得独立的定性, “诗缘情”的观念也难以摆脱对“言志”的附属, 而使自身得到开显。

二是由楚骚开辟而在两汉乐府与古诗中得到衍流的趋势, 表现为“情”从“志”的统辖下逐步走向分化与独立。此时, 楚骚所开辟的恰恰是一条由“情”的激化而导致逐渐偏离“言志”传统的道路。以屈原和宋玉为代表的楚辞, 以抒述情怀见长, 诗人的愤怨、忧思的心绪, 在骚体形式中往往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露。屈原作为第一位大诗人, 屈原“发愤以抒情”为的是“君国之思”。不出政教伦常, 故而他的抒情总体上并未脱离“言志”。但“发愤”又是诗人主体精神的突出表现, 秉承这种主体精神以与周遭的黑暗世道相抗争, 意味着个体人格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 这就为诗歌抒情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移创造了前提。宋玉的《九辩》多为个人沦落的感慨, 缺少政教的关怀, 促使他的创作路线多少偏离了政教本位的传统, 成为由“言志”向“缘情”过渡的先兆。两汉时期, 乐府民歌和文人五言诗兴起, 为了满足宫廷及达官贵人娱乐之需, 其政教功能并不明显, 从“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提法中, 也可以看出“言志”的淡化和“缘情”的抬头。“缘情”的观念随着楚骚、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这些新兴诗体的推移代兴, 渐渐孕育成形。

“缘情”一语, 并非陆机首创。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就有“缘人情而制礼, 依人性而作仪”的说法, 后来如袁準《袁子正书·礼政》所谓“礼者何也?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 徐广《答刘镇之问》所谓“缘情立礼”, 都是同一个意思的延续。“缘”者, 因也, 循也;“缘情立礼”, 是说本乎人情来制定礼仪。陆机以“缘情”说诗, 亦是指诗歌作品由人的情感活动而产生, “情”为诗之本根。“诗缘情”这一命题的产生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它是对诗歌表达人的情感生命体验的一个确认。它正式确立于西晋, 同魏晋之际社会思潮的变迁分不开, 尤其是建安时代的个性自觉对它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言志”与“缘情”也就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分叉。“诗言志”的正统地位逐渐退去, 而“诗缘情”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理论。建安时期是个性意识极为张扬的时期, 曹丕《典论·论文》用“文以气为主”来反映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认识, 是很有代表性的。曹丕所谓的“气”是“清浊有体, 不可力强而致, 虽在父兄, 不能以移子弟”的人的那种先天气质, 它构成作家的才性, 从而决定着其作品的风貌。曹丕重视个人特有的气质、才性, 肯定和发挥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正是个性自觉的鲜明标记。注重个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和能动创造, 宣泄自身的情感, 使得人们情感体验成为了诗的本根。因此, 建安文人的“主气”说虽有别于六朝诗歌的“缘情”说, 却恰恰成为后者的先导, 由传统的“诗言志”过渡到新起的“诗缘情”, “文以气为主”在其间起着重要作用。从总体情况看, 陆机及其后的南朝时期, 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诗歌由注重政教的“诗言志”转变为注重情感本位的“诗缘情”, 情感本位的兴起致使诗学观念由重“理”而倾向于重“情”, 由重群体规范而偏重个人感受, 推崇显扬情之“正”而倾向于重情之“真”, 诗歌的重心由强调以社会功利和道德导向来指引人的情意活动, 转变为注重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的抒发。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诗言志”的观念已经退出了文坛。从陆机所处的晋代到南朝时期, “诗言志”的理论依旧具有生命力, 只不过不再占统治地位而已, 至南朝时期, 诗文主情, 文学理论也以“诗缘情”观念为主流。

“诗缘情”的诗歌理念似乎更贴近艺术创造的规律。但人又总是社会的人, 个体生命不能不与群体生命息息相关, 于是理性规范对于情感活动的导引便也不容抹杀。这正是为何“缘情”说能够充实和修正固有的“言志”说, 而终至颠覆和更置的缘故, 亦是“言志”传统的捍卫者能够批判和打压“缘情”说, 却并不能从根底上加以消除的道理。“志”和“情”这对范畴共同建构起诗歌生命内核中的最基本的张力结构, “言志”与“缘情”这两条路线便也在诗学发展史上并行不悖了。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册) [M].中华书局, 1963.

[3]陆机.“缘情”说对文艺理论的贡献[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2002 (5) .

诗缘情 篇3

诗乐的产生就带有实用政治目的。“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尚书》记载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上古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及诗乐温柔敦厚的教化作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与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尚书》、《礼记》、《左传》、《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都有记载祭祀的相关仪式。《礼记·乐记》“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此用于宗庙社稷与事乎山川鬼神,都是礼乐在祭祀中的作用。《吕氏春秋·古乐篇》:“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尧命质来作乐舞《大章》,来祭祀上帝。可以说,祭祀的仪式就是以诗乐舞结合的形式来完成的。祭祀活动是诗歌产生的源头之一。上古时期,自然灾害频多、生存环境恶劣,多干旱、洪水且猛兽逼人。祭祀活动是与上天、祖先交流的形式,是祈福的形式,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风调雨顺,先王通过祭祀来安抚统治教化万民,而由祭祀产生的诗乐自然也就带有实用的目的。《春秋繁露·郊祭》:“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檝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伐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此辞者,见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时,民何处央乎。”此篇《郊祭》记载文王进行郊祭,问军事战争之吉凶。祭辞及伐辞之《诗》曰“芃芃棫朴”“文王受命”,出自《诗经·大雅·棫朴》,其下曰“文王受命”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诗经》雅颂诸篇,当为祭祀时诗歌。也可见诗乐在政治、军事及教化上的作用。《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这里明确说明诗乐与政教的密切关系,礼乐与天地感应的重要作用。

周代形成一套礼乐制度来维持统治,但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礼坏乐崩,诗乐的政教作用也有所减弱,诗歌则承载着政教作用。一、诗歌考察民风及讽谏教化作用,《诗大序》中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前一部分,言通过诗歌可以得知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后一部分言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正得失”是对统治者而言,是讽谏作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对百姓而言的,是教化作用。《国语·晋语》(范)文子曰“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先王疾是骄也。”赵文子行士冠礼之后,见栾武子、范文子、韩献子等大臣,范文子教导他不要得宠而骄,要听公卿列士献诗,知道政教得失所在,过则改之。二、诗歌的外交作用。《左传》中记载很多诗的外交功能,如在文公十三年,“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郑伯想请文公帮忙向晋国说情,维持两国的关系,郑国大夫子家赋《鸿雁》篇,以鸿雁哀鸣来比喻国家的处境,请鲁文公帮忙。鲁国季文子赋《四月》篇表示拒绝。子家又赋《载驰》求助,季文子赋《采薇》篇表示愿意帮助,可见赋诗在外交中的作用。《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鞍之战,齐侯战败派宾媚人见晋国的使者。晋人要求“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宾媚人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宾媚人的回答中,有三处引用《诗经》来说理,言明厉害,拒绝了晋人的要求,这里《诗三百》显然被当作权威话语来对待,可见诗在外交、应对上的重要作用。

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在这里教导孔鲤,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明事父事君之理,可以学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学诗,也是因为诗的社会功能。春秋战国时期,诗歌的作用就是赋诗以在外交、政治上表达自己的观点、立场与怀抱;观诗以知政教得失、民俗风气;献诗以讽谏君王、赞颂君王。正是由于诗的政教作用,所以这时期,诸家都提出“诗言志”的论断。如《荀子·效儒》“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礼记·乐记》“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诗言志”偏重用诗、赋诗而不是作诗。《诗经》大部分都不知其作者,表达的不是个人之情,而是集体共鸣之志,圣人之志。“诗言志”的提出是当时政治制度、社会氛围、文学尚未独立情况下的必然。

思想是断裂的、不连续的,不存在“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化,或是说后出现的“诗缘情”就是比“诗言志”要高明。“诗缘情”的提出,与各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礼乐制度更是不复存在,赋诗言志也不盛行了,诗歌的政教作用减弱,诗歌教化不能成为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之际,已开始记录抒发个人情志的诗作,如刘邦的《大风歌》,项羽的《垓下歌》,都是作诗抒发自己的情志。刘邦建立了大一统汉朝,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文学也有了发展。汉赋的兴起,使“文学”与“文章”有了区分。汉赋铺陈体物,大量使用双声叠韵的华丽辞藻,同时也拓展了文章描写表现的题材,出现了像司马相如、枚乘那样以文章立足朝廷的文人,汉赋对魏晋诗歌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汉赋备受统治者青睐,此时的诗歌仍有一定的政教作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云:“自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采诗作乐,观风俗、讽刺政治,诗歌的作用主要还是传统的教化作用,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已经有了个人情感的因素,故《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此时,“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相对于先秦时期已有所改变,“志”不再强调圣人之志、集体之情志,而是个人之情志。汉代个体意识萌芽,初见文学自觉端倪,为魏晋时期文学自觉,文学、诗文评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采诗讽刺,诗歌教化,已经不能发挥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曹魏时期,政治上选拔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度,使人物品评之风盛行,刘劭作《人物志》,论述了如何认识人才、如何发现人才、如何使用人才,形成了人物批评的一些规律。人物的品评与人物的才能、文章相结合起来,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大量文学批评著作有一定的影响。曹丕的《典论·论文》言“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钟嵘《诗品》“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这些都是将人的品质与所作文章一同评论。把人品与文品相结合批评,重视文人,成就了文学的自觉。两晋时期司马氏执政,多数文人作为“前朝遗民”,生活在恐惧之中。《晋书·阮籍传》言“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当时文人的生存状态。政治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士庶有别,庶族文人没有晋升之途,士族文人没有政治建树。政治上的无望,使得文化上盛行宴游、清谈之风,思考纯思辨性的命题,探讨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长年的征战、频繁的政权交替,造成了人们对生命易逝、离别无常的感伤。因此,文人更重视个人的感受,及时行乐,感物而动,以诗文抒发自己的情志。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其四“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王粲《七哀诗》“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徐幹《思室》其二“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阮籍《咏怀诗》“闻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帏。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何劭《游仙诗》“青青陵上松,亭亭山中柏。光色冬夏茂,根柢无凋落。吉士怀贞心,悟物思远托。”陆机《悲哉行》“伤哉游客士,忧思一何深。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这些魏晋诗人有感而发,诗风慷慨悲凉。这时,哲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密切,诗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诗的政教作用减弱了,相对应的诗的抒情功能增强了。陆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是政治环境、历史发展的必然。

“诗言志”是先秦时期,诗歌作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为政治统治服务,主要发挥它的政教作用下提出理论命题。诗歌在发挥政教作用的同时,自然是有人的情感参与进来。诗中并非不含情,志中也并非不含情,只是当时人们只重视诗的教化作用,而没有诗缘情的自觉。《诗经》中有很多抒情之作,《毛诗》给这些诗加上了政教的帽子。人的各种情感是相通的,屈原之“香草美人”就是把君臣比作夫妻。因着诗的“比兴”功能,所以《诗经》中大量的爱情诗得以保留。《论语·子罕》中孔子引诗“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是室远而”。又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不管这首诗原来是表达什么情感的,引用的是“找借口不去做某事”的意思。先秦时期不管是“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还是“作诗言志”都是言说诗歌的政治实用功能。而随着礼乐制度的瓦解,秦汉政权的更替,政治制度的变化,经济的发展,文学逐渐走出文史哲不分的时代,文学与文章有了区别,文体有了区分,诗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魏晋时期,非功利的纯感性、抒情诗作兴起,人们更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诗歌由政治之诗变为抒情之诗,“诗缘情”的提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以后时代应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并存,“志”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先秦强调的是圣人之志,国家之志,政教之志,抒发之情是作者之情(作者心情),表达之情是符合圣人之志的情,所用之诗情(读者之情)就是圣人之志。“诗缘情”抒发表达体会的都是诗人之情志,情多是闲情逸致(情感),志多是仕途之志(志向),这个志向有可能是儒家之道,圣人教诲,但不是作为政教之用。“诗言志”与“诗缘情”都是应各自时代而生的理论命题,是诗歌的不同作用的体现,它们体现了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文学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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