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经济（共11篇）
欧元区经济 篇1
据新华网报道, 欧元区四大经济体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6月1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部长峰会, 呼吁欧洲投资银行为中小企业投资以促进年轻人就业。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长法布里齐奥·萨科曼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四国财政部长和劳工部长们达成共识, 认为有必要为中小企业寻找新的金融渠道, 并有意向让欧洲投资银行和社会资金为这些企业提供资源。“欧洲投资银行去年资产增加100亿欧元, ”萨科曼尼说, “这一机构用于解决失业的基础资金最多可达到600亿欧元……可在短时间内吸收失业者。”欧洲投资银行是欧盟的金融机构, 股东是欧洲成员国家。萨科曼尼说, 其他可能的金融方式包括发放小型债券或由国家担保的债券等。
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4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为12.2%, 其中年龄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整体失业率升至24.4%, 创1995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第一季度意大利失业率升至12.8%, 创36年以来新高, 而年轻人失业率达41.9%。
欧元区经济 篇2
夏天，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担忧与日俱增，加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借贷成本居高不下，欧元区似乎眼看就要崩溃。如今，这个货币联盟分崩离析的风险已大大降低，但造成风险的因素仍未解决。
几大发展势头帮助欧元区重回平静。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承诺，将竭尽全力拯救欧元，欧洲央行随即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着手购买受困成员国的主权债券。
欧元区衰退已经结束。一些结构性改革得到实施，财政方面也进行了大量调整。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内部贬值，从而改善了外部平衡。尽管这些调整的步伐尚未达到德国和其他欧元区核心国的期望，但后者仍愿意提供融资，而致力于进行调整的政府也依然在执政。
但在息差降低、尾部风险减小的平静表象下，欧元区的根本性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首先，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低增长，大部分外围国的经济潜在增速依然太低，而未来几年的实际增长仍将低于1%，这意味着失业率仍将高企。
其次，由于产出增长缓慢，有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各国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太高，债务占GDP比重仍在上升，这意味着中期可持续性问题仍未解决。
再次，竞争力降低的局势只是部分得到扭转，外部平衡的改善也大都是周期性而非结构性的。外围国的严重衰退造成进口大降，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并未给出口带来足够的提振。在内需疲软的情况下，提振净出口要靠竞争力的改善，然而欧元币值太高，严重限制了竞争力的改善。
最后，尽管经济增长的财政拖累有所缓解，但其影响仍然存在。在外围国，这一影响更是因为持续的.信贷紧缩而被放大，因为资本不足的银行不得不通过甩卖资产、收缩贷款业务量来去杠杆化。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建立银行、财政、经济和政治联盟方面，进展太过缓慢，而这些都是欧元区长期存在的必要条件。德国拒绝接受银行联盟的风险共担机制，因为担心风险共担会演变成风险转移，类似的，任何形式的财政联盟都有可能转变成富裕核心国不断补贴贫穷外围国的“转移联盟”。
金融部门的一整套监管程序都是顺周期的。新巴塞尔Ⅲ资本充足率以及即将到来的欧洲央行资产质量检查和压力测试，都要求银行必须专注于筹集资金，而非提供实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融资。
欧洲央行不愿实施有助于减轻信贷紧缩的政策。与美联储和日本央行不同，欧洲央行并未进行量化宽松。相反，欧元区的利率仍太高，欧元太坚挺，无法立即加速欧元区的经济增长。
同时，对财政紧缩的厌倦情绪正在欧元区外围国升级。意大利政府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希腊政府寻求进一步削减预算时也受到了严重阻力；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甚至难以实现债权人设定的较为宽松的财政目标。
在欧元区核心国，对紧急财政援助的厌倦情绪开始浮现。在德国，下一届联合政府中势必将包括社会民主党，而该党正大力推动银行的私人债权人进行内部纾困，此举只会加剧欧元区银行系统的分裂；各核心国的民粹主义政党也强烈反对救助陷入困境的银行和政府。
至今，核心国和外围国还在坚守双方达成的妥协条件：外围国在继续财政紧缩和改革，而核心国继续保持耐心、提供资金。但欧元区政治紧张可能很快就会到达崩溃边缘，外围国反对财政紧缩的民粹主义政党以及核心国反对欧元、反对紧急救助的民粹主义政党，可能在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占据上风。
欧元区有办法促进经济增长吗 篇3
经济衰退期间是否应该执行严厉的紧缩政策
2011年12月9日，欧盟25个成员国就《欧盟财政契约》达成一致，其后正式签署了《欧盟财政契约》，标志着欧盟向更加紧密的财政一体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欧央行加大了危机处理力度，缓解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现象，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
然而，随着欧元区整体经济陷入衰退，此前制定的严苛减赤计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面对本国糟糕的经济状况，西班牙、法国、荷兰不约而同地对财政契约提出了质疑，呼唤依靠经济增长走出困境，欧元区财政纪律的共识岌岌可危。在经济衰退期间是否应该执行严厉的紧缩政策？
德国领导人默克尔认为，欧盟财政契约的推出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严厉的经济紧缩和改革措施可以让欧元区重新树立市场信心，避免再度陷入债务的泥潭；奥朗德则反对长期实施紧缩，主张继续扩大政府公共支出，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削减赤字和债务。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分别代表了欧元区在短期阵痛和长期改革之间的取舍。
支持方：财政紧缩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把财政紧缩当作治疗欧债危机的标准药方，缘于支持者坚信财政紧缩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自欧元区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以来，由于在统一的货币框架下，各国实行独立的财政政策，欧元区经济一直处于恶性循环中：财政赤字恶化，投资者信心下降，金融市场风险增加，重债国融资成本上升，财政赤字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国家违约风险上升，并引发投资者对欧元区解体的担忧。
为了解除这一封闭的恶性循环，一些欧元区领导人认为只有通过紧缩财政，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才能够打消企业和消费者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的担忧，最终促进长期内经济健康增长。
爱尔兰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该国房地产泡沫崩溃后，一直坚持实行紧缩政策，2008年到2012年间，单位劳动力成本将累计下降超过8%，国内商品相对于其他欧元区竞争者价格便宜了约15%。
反对方：财政紧缩会损害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
反对者认为，财政紧缩不仅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同时还会损害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
在短期，财政紧缩政策减少支出的同时也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财政紧缩会增强投资者对一国国债的偿还能力的信心；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又会引发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在经济衰退期间，二者合起来的效果最终会让一国整体债务比率上升，而非下降。
例如，目前意大利政府国债/ GDP等于120%，财政乘数等于1. 5（即政府紧缩一单位会引起GDP减少1. 5个单位），那么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后，债务总量每减少1%，GDP总量会下降120%×1. 5%，最终，国债/ GDP反而会上升到120. 98%。也就是说，紧缩政策在减少支出的同时也降低了整体经济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紧缩政策本身会增加政府债券风险利差，而不是下降。
从长期来看，流动性陷阱下的财政紧缩会降低潜在产出。当前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而且失业率也达到高峰，这不仅会让财政乘数显著上升，还会产生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失业的居民会降低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和就业率，从而降低当期需求，进一步增加失业率，恶化经济增长，降低减赤效果。
财政紧缩最大的风险在于调整过快可能导致欧元区陷入坏的均衡点。欧债危机目前面临着多重均衡——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的自我实现结果。与银行业挤兑自我实现的过程类似，政府国债市场也存在流动性向偿付性危机转化的可能性。
债务水平越高，从具有清偿力到违约之间的距离就越短，具有清偿能力下的利率与可能违约情况下的利率之间的差距就越小。
此前调低财政赤字目标的西班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旦市场认为西班牙政府无法达到预期的减赤目标，那么其国债就会处于风险之中，这种看法会持续存在；而当投资者离开西班牙国债市场后，他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再回来，与此同时，当市场都在谈论西班牙政府调整财政赤字目标时，许多金融投资者会开始忙着研究西班牙的银行业和劳动力市场，不断揭示新的风险，直至欧央行入市干预或西班牙违约自我实现为止。
统一财政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目前的争论情况而言，财政紧缩有害论占据了上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契约会变成一纸空文，因为从一开始，欧盟财政契约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在欧洲领导人對财政紧缩近似偏执的态度背后，隐含的并非是提高财政的可偿付性，而是从成员国手中获得部分主权来创造一个财政中心的决心。这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遵守严格的财政纪律，进行财政紧缩，最终形成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
欧元区领导人手中有足够的防火墙切断主权危机向银行危机的传导，防范局部危机演化成系统性危机；但他们担心的是以财政契约为基础的整体改革方向出现偏离。因此，财政紧缩本身并没有错，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财政紧缩的力度过大，让重债国经济无力承担，引发了投资者对政府执行力度的质疑。
所以，统一财政才是问题的关键。预计未来欧元区制定和实施紧缩政策时，会更多地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促进经济增长，也会对处境艰难的国家积极实施救援。
其他刺激经济的手段
在紧缩财政的同时，是否存在其他刺激经济的手段呢？
笔者认为现在至少有四种备选方案。
其一，利用第三方资金，如欧洲投资银行或欧洲结构性基金支持重债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通过第三方的资金刺激经济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财政风险分担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作为财政契约的有益补充，防止一国的经济暂时性的困难引发整个欧元区的财政和金融危机。但这一方案的缺陷是资金总量不足，欧洲投资银行2010年投资总额仅为720亿欧元，因此，短期内还需要欧元区注入大量资金。
其二，德国扩大内需，增加对欧元区边缘国家的进口需求，同时允许工资迅速增长，降低相对欧元区边缘国家的竞争优势；改善其进出口状况，但这一方案被德国坚决反对。
其三，欧元贬值，通过欧央行继续执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通货膨胀水平，增强欧元区商品的竞争力，这一方案与欧央行的现行宗旨背道而驰，只能作为债务的长期解决方案。
其四，发行欧元区债券，目前欧元区已经开始着手建设统一的财政中心，在此期间，欧元区将会需要某种形式的财政风险分担，财政风险分担机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通过发行欧元债券为各国的部分预算融资，这符合货币联盟的必然逻辑，同时，欧元债券政治协议的制定会大大提升金融市场对欧元长期前景的信心。
欧元区经济 篇4
(一) 产业结构不合理, 实体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
以此次危机的导火线希腊为例, 希腊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和航运业等一些主要依赖外部需求的产业,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势必会遭受严重打击。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不强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 深陷危机中的“欧洲五国”为维持国民的高社会福利需要大规模发行国债;另一方面,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 传统的优势行业因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性而遭受冲击。
(二) 外围国家加入欧元区后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
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外围国家有一个共同点:虽然已加入欧元区, 但其在欧元区内缺乏经济、政治地位, 没有实质上的话语权。而在制定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上, 德国、法国等欧元区经济大国拥有绝对的发言权。所以, 从一定程度上讲, 欧元区外围国家是以丧失货币与汇率政策自主权作为加入货币联盟的超负荷成本。当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到欧元区国家时, 希腊等国由于没有货币政策自主权, 无法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与消费, 也无法通过降低汇率、刺激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
(三) 离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存在矛盾
欧元区的独有特点是欧洲央行根据欧元区的整体情况独立制定、实施货币政策, 各成员国必须执行欧洲央行确立的货币政策, 但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上各国仍享有自主权, 致使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灵活性大幅降低。
(四) 政治与经济脱离, 欧盟内部利益纠葛不断
欧元区只是一个货币联盟, 而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联盟。德国和法国等欧元区经济强国在这次欧债危机过程中过分看重本国利益, 没有及时向危机国提供帮助。在欧债危机的整个救助过程中, 欧元区各国在政治上勾心斗角, 救助计划难以早日出台, 延误了最佳救助时机。
(五) 欧债危机是人口老龄化、社会高福利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随着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大多数欧元区国家的人口结构逐步老龄化, 政府面临的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由于民众不愿改变高消费、高福利的社会待遇, 加上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欧盟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占GDP的比重出现趋同态势, 即使是一些经济相对较弱的南欧国家社会福利占GDP的比重也已逐渐上升到20%以上。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福利水平之间的不协调必然造成政府的负担日益沉重。随着财政赤字、债务的不断积累,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必然会发生债务危机。
二、欧债危机对未来欧元区经济的影响分析
(一) 欧盟经济增长面临两难境地
1.各成员国融资成本上升, 财政状况继续恶化
以爱尔兰为代表的欧元区第二轮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给国际市场带来了又一次的巨大冲击, 整个欧元区国家的信任指数直线下降, 抛售这些国家国债的现象也在大肆蔓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欧盟区市场融资成本。一旦实体经济出现融资困境, 危机就会波及到金融机构和政府, 最终使整个欧元区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欧盟特殊的经济结构背景, 欧元区陷入恶性循环对于欧元区各经济体及整个欧盟的经济复苏来说都是极大的障碍。
2.削减赤字与经济增长两大目标难以平衡
一方面, 为了拉动经济增长, 欧盟各国应当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必将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负担加重;另一方面, 削减赤字要求政府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 这样又会导致经济疲软。削减赤字与经济增长在欧债危机的复苏过程中很难达到平衡。
(二) 欧元区经济结构失衡将进一步加重
1.紧缩的财政政策加重结构失衡
程度不同、措施各异的财政紧缩计划阻碍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首先, 像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为了保持经济不受影响, 需要欧洲央行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 尽早加息以减轻通胀压力。其次, 深陷危机中的国家为了经济快速复苏则迫切要求欧洲央行维持低利率, 从而减轻欧元区银行贷款负担。欧洲央行处于紧缩银根与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的两难境地, 将会进一步加重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2.经济复苏情况的不同将加剧成员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从2010年的发展情况看, 德国、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经济复苏进程稳定发展。德、法两国工业产值均维持较快增长势头。根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0年德国、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6%和1.6%;而希腊、爱尔兰等经济竞争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和-0.45%, 相差很大。可见, 欧债危机使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三) 欧元的稳定性和国际地位均受到威胁
1.欧元的稳定性将受到更大冲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 1999年欧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为17.90%, 而在2009年升至27.37%。这个比重足以说明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逐年提高。如果欧盟经济可以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那么欧元的国际地位还将进一步提高。但事与愿违,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蔓延至整个欧盟区, 欧元的国际地位以及整体稳定性都遭受了巨大威胁, 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由2009年11月的1:1.5144一路下跌到2013年4月的1:1.3046。在欧债危机的复苏过程中, 欧元的稳定性还将受到更大冲击。
2.欧元的国际地位受到威胁
欧元的大幅贬值使美元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或正在计划调整本国的外汇储备结构, 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被动摇。对于欧元的未来走向, 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金融大鳄”索罗斯、投资大师罗杰斯均持悲观论, 认为欧元终将会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消亡。现阶段,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仍在继续发展, 欧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面临诞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摘要：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欧债危机给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盟各成员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救助措施, 但并未起到实质性作用。通过探究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根据欧元区的发展现状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欧债危机对欧元区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元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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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经济 篇5
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之一非欧元债务危机莫属。持续了两年之久的欧债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并且日益加剧着欧盟主权国之间以及欧盟各主权国家内部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作为欧盟火车头的德国，对华政策走向会有哪些变化?中德两国经济合作前景又会受到什么影响?下面我对欧元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德经济合作关系谈几点粗浅认识。
高度关注德国对华经济合作新政策的“两重性”
2010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与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新一届德国政府宣誓就职。默克尔领导的新一届政府—方面积极致力于摆脱欧债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在着力调整对华政策，其中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
经合部部长尼贝尔上任伊始即宣布从2010年起全面取消对华传统发展项目的援助，这是否意味中德经济关系倒退了?而联邦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罗斯勒则将中国作为上任后的首次正式出访国家，并亲率高级经济代表团专程访华。上述举措释放出两种不同信号，从表面上反映了新一届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背景下对华经合政策的“两重性”。我们对此应透过现象看本质，确实摸准德国政府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真实走向，保持清醒头脑，适时调整对德经济合作方针，始终掌握对德经济合作的主动权。
不容忽视中德两国经济合作基础的“共同性”
中德两国于1972年lO月建交。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金融、外交等领域的合作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轨道，中德关系进一步改善，其间虽然经历过“六四”事件和东西德统一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也出现过联合经济制裁、西藏人权问题决议、达赖喇嘛访德等“反华”事件的倒退，但中德关系尤其是经济合作关系在曲折中一直是发展前进的，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是相对稳定的。总结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稳定中德经济合作的政治基础——战略伙伴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德两国在数十年交往合作的基础上，近几年来都致力于推进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德国经合部早在2006年制定的《发展合作国别方案》之中国篇中，就把中国定义为“锚地国家——全球发展的伙伴国”，即肯定了中国在地区事务安全与经济发展中拥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在默尔克执政的第一届内阁期间，中德之间通过总理年度会晤、部长级国际会议等形式使双边关系得到深化，掀开了中德合作新的篇章。在默克尔再次当选总理、继续执政后，2010年7月访问中国，中德双方发表了《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德关系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站在了新起点。两国政府还决定从2011年起建立政府磋商新机制，德国是欧盟国家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这种机制的国家。2011年6月底，中德双方政府间首次在柏林进行了磋商，中德双方数十位部长和双方高层决策者积极努力地参与首轮磋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为两国在经济、科技、人文以及其他领域的广泛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促进中德经济合作的双向驱动——共同利益
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双方多年来稳固的经贸合作和共同经济利益。中国和德国互为在对方所在地区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都是各自地区最强的径济体，共同的经济利益是两国多年来经济合作的坚强经济基础。
德国是对华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已有3500多家德国企业在中国落户，这些企业在实现拓展全球市场雄心壮志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欧债危机时代，双方只有继续加强经济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德国品牌汽车引进中国，就是中德双方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好例证。中国目前是德国汽车在全球的第三大市场，随着一汽奥迪落户长春、华晨宝马坐稳沈阳、北京奔驰定居首都，中国高端豪华车市场目前形成了奥迪、宝马、奔驰豪华品牌三足鼎立之局面，他们在满足中国培育高端豪华汽车市场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金融风暴后期乃至欧债危机下德国汽车工业险处逢生、扭亏为盈、稳增国内劳动力和拓展全球市场业务。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中国市场拯救了德国汽车制造业。
德国是欧盟经济体的领头羊。有眼光的中国企业家都明白，在德国投资就相当于在欧盟经济体投资，就相当于打开了西欧和东欧市场的大门。中国目前约有2000余家企业落户德国，其中有逾700家驻扎在北菜茵一威斯特法伦州(简称北威州)。这些企业在把“中国制造”打入德国市场的同时，也在逐步推动着中国企业进入西欧乃至东欧市场的规模和范围。
因此，战略合作伙伴的经济基础是双方经济利益的共同性，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将会直接驱动双方更多的中小企业到对方国家投资，随着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的逐步扩大，将会产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紧密型经济合作关系。
(三)发展中德经济合作的杠杆支撑——互补双赢
中德两国经济合作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德经济互补性强，德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优势相结合，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有利于提升德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互补双赢是促进和推动中德两国持续开展经济合作的有力杠杆支撑。
技术转让和人才交流构建双方互补双赢平台。根据欧洲专利局统计的数据，德国是欧洲对中国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截至2010年底，我国从德国引进技术累计15036项，金额逾500亿美元。其中，中德双方政府共同出资的合作形式，为国际人才交流项目的执行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这种合作模式成效显著好于一方单独出资的援助项目，最显著成果之一就是通过聘请德国高级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德国市场并开拓德国和欧洲市场，同时促进了拥有众多高技术专利权的德国精密加工、机械制造、自动控制、化工等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并销售产品，以国际人才交流为纽带，带动了中德经贸合作。这种合作模式与合作成果得到了德国经合部的肯定和推崇。欧债危机下，欧洲本来就昂贵的人力资源成本变得更加昂贵，这使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继续向德国乃至欧洲出口电器、纺织原料、机械设备、玩具和旅游纪念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相似发展目标激励双方继续合作实现双赢。目前对于两国来说，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都摆在重要的位置，其中包括能源效率的提高、电动汽车的发展、新能源交通、建筑节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等，双方相互弥补，大有所为。因此，相似的经济发展目标将会激励中德双方在未来的经济合作中继续实现互补双赢。
以风能项目为例，我国2010年风电机组装机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位，从产业规模到市场规模都居于世界前列，全球前十强风机制造商中，就有华锐、金风、东气和国电联合动力等四家中国企业。但纵观中国风电业整体实力，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某些风电机组关键设计技术依然依托于欧美、尤其是风电强国德国。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尤其是德国风电行业有技术实力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合作，不断吸收引进德国风电行业的高新科技技术，在互补双赢的道路上加快实现我国建设风电强国的目标。同时，具备了风电行业全球最大市场和产量的中国，无疑对德国风电高新技术的跨国输出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德两国需进一步加强在风电领域的合作，取长补短，共谋发展，以实现节能环保、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目标。
准确把握德国对华经济合作新政策的“实质性”
总体看来，德国政府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上升感到“中国威胁”，公开对外宣称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清醒认识到，中国是当今世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推动力之一，没有中国的合作和积极参与，就不可能解决地区性安全、联合国改革、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在共同利益与互补共赢的基础上，中国被德国看作是合作伙伴。德国对华传统援助项目从2011年起全面停止，是一个发达国家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施舍”时代的终止，同时又是两个经济大国之间平等经济合作的开始。尤其是在持续两年之久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大背景下，德国政府绝不会忽视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大国，更不会把发展良好的中德经济合作关系推向倒退。因此，德国将从战略高度上更加重视中国。
欧元区经济 篇6
此外, 紧缩政策下银行和企业的不同境遇, 使得货币政策的选择和效果更趋复杂化。在央行一波又一波的“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加息后, 央行货币紧缩政策是否已经走到尽头?就这些关于中国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和热点的等等问题,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记者:近期, 房地产销售趋弱, 一些城市的房价也开始下跌。在你看来, 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到来了吗?
厉以宁:应该说, 目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割肉”现象。因为现在松动的原因还不是供过于求的问题, 是由政府的紧缩政策所致, 包括限购令, 以及资金太紧, 地产商舍不得卖但资金紧张, 最后只好卖了。真正拐点的到来, 就是供过于求那样才会出现真正的房价下降。
记者:随着通胀回落, 一些人认为, 此轮信贷紧缩已经结束, 主张改变政策方向全面放松。你支持吗?
厉以宁:期待马上就出现全面的政策放松仍不可能。因为人民银行有它的看法, 它从一个比较的方面来看, 它认为这个货币流通量比前几年增长得确实比较多, 暂时还处在观望状态, 现在做不了这个决断。但相关局部微调已经在进行了。比如, 此前已宣布的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等支持政策;发改委对铁道债明确了“政府支持债券”, 缓解了铁道部的融资压力和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记者:那利率会出现调整吗?
厉以宁:我认为利率暂时不会调。
记者:你现在最关心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增长还是通胀?
厉以宁:我对中国最关心的问题既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经济增长速度, 而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包括三个问题:一是战略新兴产业究竟发展得怎么样, 因为要支撑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规划;二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怎么样;三是小微企业恢复得怎么样, 还能不能继续发展, 因为他们是维持中国就业的最主要力量, 中国的就业靠大量民营经济来增长。
记者:全球经济正面临另一次危机, 如果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 中国还有放松政策的空间吗?
厉以宁:中国仍有政策空间。2010年以来一直在收紧货币、财政和房地产相关政策, 而这些政策均可以转向;居民和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强劲。目前来看, 我认为保障房建设将成为首选领域。此外, 城市交通系统、水利项目、节能和环保相关项目也可能会得到推动。这也会是推进公共和商业服务投资并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服务业的好时机。
记者:经济增长三驾马车, 消费、投资、进出口都在下降, 标志着整个经济有下降的趋势, 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
厉以宁: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虽然GDP的增长出现轻微的下降, 我认为在政府的眼里是一个主动调控的结果, 属于政策目标已经达到。不过, 这里有一些地方需要引起注意:促使经济增长下降的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建工程资金短缺出了问题, 整个资金链断了, 都欠农民工的工资了, 所以这个对经济增长率有影响。第二, 过去地方的资金来源靠卖地, 现在因为房地产市场因素, 土地财政出现了问题。
中国救不了欧元, 但也不能置身事外
记者:目前在试点地方政府发债, 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呢?
厉以宁:我主张市场化。比如, 澳大利亚、新西兰城市建设都是这样, 他不是地方政府承担发债的, 而是成立一只基金, 转为以基金的形式融资, 金融债券在市场上运作。
记者:温州部分企业垮了, 有人提出中国金融业体系应该做一些变革, 你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厉以宁:从长期来看制度建设、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很重要, 但是短期救济很必要, 没有短期的救济, 工人就会下岗。长远来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要注意六个方面:第一, 把民间资本引向组建新的金融机构。除了已经采取的措施, 如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的重组, 以及容许建立小额资本的村镇银行以外, 还应当容许民间资本建立地区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大银行对大企业, 中银行对中等企业, 小银行对小企业。第二, 商业银行及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公司治理结构。商业银行既然已经股份化并已上市, 就应当同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一样, 及早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但商业银行不能单纯考虑股东利益, 还应当考虑存款人、贷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利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透明度应加大, 便于得到内外监督。第三, 混业经营模式是中国各商业银行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特别应发展资本业务, 提高资本业务对银行盈利的重要性, 同时适应广大客户的需求。第四, 农村金融应当有一个大的突破。主要是指建立土地银行之类的金融机构, 容许农民将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抵押, 容许农民把宅基地和宅基地上面的住房抵押。至少, 农民两套住房, 或自建多层住房的, 可以如此做。这样, 农村经济就活了。第五, 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督体系。要防范风险, 保护储蓄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第六, 早日建立个人资信档案制度, 保证金融安全。
记者: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继续恶化, 财经媒体报道中国有可能购买更多欧洲主权债券、从而帮助缓解债务危机。
厉以宁:中国救不了欧元, 但也不能置身事外, 救与不救以及援救的规模和方法, 均应以本国的实际利益为准。
成立农民信用担保中心, 降低营业税
记者:在国内, 有消息说据统计地方债15万亿, 这是否表示我们这个财政体制是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的, 你有什么建议?
厉以宁:从长远来看, 首先要先研究分税制改革, 现在这个分税制是1994年定的, 分税制模式中央拿走太多, 再转移支付, 这种模式是否好, 需要研究。第二, 营业税税率要降低, 营业税税率太高不利于城镇化建设, 不利于小微企业的发展。第三, 有些税种赶快推出, 如, 资源税问题, 不然的话中国老是拼命耗资源,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我认为下一届政府肯定考虑这些问题。
记者:推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你有什么建议呢?
厉以宁:应从增加农民物质资本、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加快城乡一体化社保改革等多方面着手, 才能遏制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由于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 所以农民盖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我建议政府可以考虑给农民发房产证, 允许他们进行房屋产权交易和银行抵押贷款。下一步, 还可以考虑允许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 让农民更容易地获得金融资源, 增加创业的物质资本。
记者: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 银行会接受吗?
欧元区经济 篇7
一、欧元问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欧元承载着欧洲统一的梦想, 其意义远非只是一种货币。从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启用, 到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 欧元仅用十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欧元的诞生, 让一些欧元区成员国尝到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巨大实惠, 其中, 德国是欧元的最大受益国, 统一市场的建立、贸易壁垒的消除, 成就了德国外向型经济的腾飞。欧元的使用减少了汇率波动风险和成本, 加强了欧洲市场的一体化, 促进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低利率减少了欧元区内经济活动的融资成本;在遏制通胀方面, 欧元也功不可没。数据显示, 自欧元流通以来, 各成员国的平均通胀率仅为2%, 让广大民众普遍受益。
欧元的问世不仅对于欧洲一体化意义重大, 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经济与货币的版图, 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统计, 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已从2001年底的71.5%滑落到2011年的61.7%, 而欧元的比重则上升到25.7%, 成为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还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 伊朗、俄罗斯等国先后宣布接受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欧元结算量的上升就必然导致美元结算量的下降, 结算量就是定价权, 美元结算量的比重下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流失。流通十年来, 欧元在国际外汇储备、国际贸易结算、国际债券市场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 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构成了直接而有力的挑战。
二、欧元和欧元区艰难前行
然而, 始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打破了欧元区表面的繁荣和一体化的神话, 暴露出欧元设计之初的体制性缺陷:建立超国家货币联盟却缺乏统一财政预算政策的配合, 由此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在一些欧元区国家蔓延, 并有越演越烈之势。一时间, “欧元崩溃论”和“欧元区解体论”喧嚣尘上。
2012年, 意大利必须要实现发债约1180亿欧元的目标, 西班牙需要对大约600亿欧元的债务进行再融资, 法国和荷兰也在1月份发行债券, 如果这些政府债务拍卖顺利完成, 那么, 欧债危机将有所缓解, 否则欧债危机将进一步恶化。从短期来看, 持续不散的欧债危机迫使欧元区政府采取紧缩措施, 进而令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失业率高企, 民众信心低落, 企业投资受抑, 货币市场信贷紧缩, 金融业如履薄冰, 欧元区的经济颓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欧元区能否过得了市场融资、政治选举、评级威胁、经济衰退这一道道坎?2012年的一次次的欧盟峰会是否能解决问题?人们将拭目以待。
三、欧元和欧元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欧元区解体论”、“欧元崩溃论”四起, 但也必须看到, 此次债务危机依然是一个有限的危机。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相比, 欧元区大部分国家的实体经济并未受到过度损害。从经济基础来看, 欧元区以德、法两国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实力雄厚, 拿经济总量占欧元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德国来说, 2011年其经济增长率达到3%左右, 远超美国, 出口超过1万亿欧元, 创历史纪录, 失业人口保持较低水平。有了实体经济的支撑, 欧元就不会坍塌。2011年全年, 欧元对美元汇率仅下跌2.6%左右。
从一些已经出现的迹象来看, 欧元将在艰难中前行并非是妄想。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一是欧洲央行史上首度推出的长期再融资操作 (LTRO) , 这标志着欧盟在宏观调控上首次给出了反周期的提振措施, 降低了信贷紧缩及银行业出现雷曼式破产的风险。如果LTRO确如决策者一样, 能够缓解市场对主权债券的担忧, 那么欧元区走上良性经济循环, 并非痴人说梦。二是欧元区国家已承诺实行严格的“财政契约”。这一让渡国家部分财政主权的契约标志着欧债危机的解决层次已经开始从技术范畴跃入体制层面, 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化解危机。
从历史的长河看, 欧洲一体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 欧盟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这是欧洲在诞生首个民族国家和巴黎公社后, 第三次给世界贡献的制度创新, 就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 都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如果欧元失败, 欧盟将不复存在, 欧元区国家两年前就打响的捍卫欧元之战仍将是一场不允许失败的持久战。欧元区国家的人民和政治家们如果能从这场欧元保卫战中进行新的制度创新, 打破“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历史惯性, 无疑对欧洲、对世界的贡献是空前的。
四、欧元和欧元区三种前途与命运
第一, 欧元区解体, 欧元崩溃, 欧元区国家使用自己国家货币。这种可能性有但是很小。因为退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巨大, 无论是德国还是希腊, 都不会主动退出欧元区。希腊退出的成本是整个国家违约、信用崩溃、货币贬值, 经济倒退几十年。法兴银行首席经济学家Michel Martinez用数字测算出了德国“退出”欧元区成本:首先, 德国马克会升值30%, 制造业严重受损, 市场份额减少, 经济损失总量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0%~15%;其次, 德国金融部门将会面临巨大困难, 居民会储蓄马克, 银行的负债将会以马克计价, 而银行的资产以欧元计价, 资产负债表会出现巨大缺口, 如果重新调整银行资本结构, 又会造成巨大损失, 损失额占GDP的比重可能会达到20%~30%。另外, 如果没有欧元, 德国经济增长将比现在减少2.0%~2.5%, 大概500亿至600亿欧元。
第二, 欧元区优胜劣汰, 希腊等少数国家在其国内民众的反对继续紧缩或欧盟救助停止的情况下退出欧元区。这种可能性要比欧元区解体可能性要大一些。2011年11月9日路透社报道:“德法两国正讨论建立一个一体化程度更高、规模更小的核心欧元区。”一时间, “核心欧元区”之说浮出水面。虽然此后德国政府对此加以否认, 但不排除有关国家已在考虑希腊万一退出欧元区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以及应对措施。从另一个角度看, 让意大利、希腊等国暂时脱离欧元区或许不失为当前摆脱危机的权宜之计, 有助“核心欧元区”轻装上阵, 让欧元恢复稳定, 等到欧元区的财政体系一体化之后, 再扩大欧元区也不迟。
第三, 欧元区维持现状, 并在痛苦中进行彻底的制度性改革。保守估计这个痛苦过程至少需要十年以上, 但保持了欧盟的统一和一体化进程不至于中断, 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无论欧洲还是世界, 都必须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 因为欧元艰难存活之下的欧洲将面临长期的低增长局面, 同时伴随的还有政治和经济动荡、大规模失业、竞争力不强等困境。
从长期来看, 统一财政是欧元区的唯一出路, 欧盟的未来取决于财政一体化的进程, 但财政统一需要很长时间, 也必定不会一帆风顺。解决欧债问题的方法可以是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FSF) 的规模, 提前欧洲稳定机制 (ESM) 的时间, 也可以是为问题国家国债作担保。而最终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 还是要在制度上创新, 调整经济结构, 提高核心竞争力, 以使欧洲经济获得持续稳健的增长。
五、中国的应对策略建议
第一, 高度关注外汇资产的安全, 加快外汇储备多元化步伐。客观地说, 短期内要改变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大以及现有的格局并不容易。尽管如此,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外汇储备的经营管理, 采取“消化存量, 调整增量”的原则, 促进外汇储备合理增长;同时优化投资管理, 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确保实现国家外汇储备的总体安全和保值增值。
从短期看, 中国可通过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结构降低风险, 继续考虑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 继续增持日元和欧元币种资产;在美元资产内部, 相对减持美国国债和机构债, 适当增持美国股票和公司债;也可以考虑增加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从中长期看, 关键是将外汇储备规模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应进一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稳妥有序地推进外汇体制改革, 逐步形成有利于国际收支调节的体制机制, 积极实施藏汇于民, 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跨境投资, 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第二, 要加快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暂时维护现有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运转。国际货币体系调整是一场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深刻大变革, 这不仅是学术问题、经济问题, 更是主权问题、政治问题, 是世界政治经济实力和权力利益长期博弈的结果。短期看, 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 中期看, 美元、欧元、人民币和卢布等货币将有可能分别成为区域货币, 同时逐步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长期看, 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化, 有秩序、有竞争的缓慢演变发展, 未来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金融机构作用的强化, 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极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中国应该继续在G20、金砖五国、东盟、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等单边和多边框架内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第三,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扩大人民币债券境外发行规模, 积极促进人民币向国际储备货币转化, 以满足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需要, 从而减少持有大量美元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压力和风险。在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之前, 应该积极扩大人民币债券在境外发行规模。建立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债市场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降低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二是由美国来承担部分美元贬值的损失;三是有助于中国在不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前提下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借鉴美国经验, 建立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债市场, 逐步做大国际化的人民币国债市场, 将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 提高境外人民币资金的使用效率, 缩短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时间, 进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第四,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大经济转型力度。为应对美欧债务危机, 我国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按照“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思路, 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促进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要采取有效措施着力提高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 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 要加大扩内需力度, 加快推进分配制度改革, 着力提高老百姓收入, 扩大国内消费, 以避免国际需求下滑和贸易保护加剧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五, 采取有效措施保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金融市场长期低迷将会给实体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鉴于中国股市长期低迷, 应适当降低股市扩容速度及对外开放程度, 给股市以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投资者信心, 避免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第六, 着力解决好国内地方债务问题。截至2010年底,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十万亿元, 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 这些虽是“内债”, 但如处置不力, 同样将威胁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
欧元区的命运和欧债危机 篇8
欧元区的成立
1946年, 温斯顿·丘吉尔提出成立欧洲合众国, 这项提议为创立欧元的构想撒下了第一颗种子。丘吉尔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 希望一个统一的政府可以给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带来和平。
创建欧元之初历经了许多挫折, 直到1989年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的《德洛尔报告》发表, 创建进程才正式启动。这篇重要的报告简述了创建欧洲单一货币的三阶段过渡计划:
第一阶段开始于1990年7月1日, 该阶段迅速废除了 (至少大体上) 各成员国之间资金流动的所有限制。同时开始确认必须解决的问题, 并制定工作方案, 以实施即将到来的变革。
第二阶段开始于1994年1月1日, 标志是欧洲货币局 (EMI) 的建立。EMI负责协调货币政策, 加强各中央银行间的协作, 同时为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做准备, 准备工作包括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并使用单一货币。1995年12月, 欧洲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在马德里举行的首脑会议, 投票决定“欧元”作为欧洲货币联盟的单一货币名。
第三阶段开始于1999年1月1日, 该阶段建立了当前十二个成员国通用的“严格的固定汇率制”。此时欧元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货币, 但仅用于非现金交易, 如电子转帐、信贷等。
想要加入欧元区的国家不仅要具备欧盟成员国资格, 还必须通过一些经济测试, 这些测试称为趋同标准 (即1991年起草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要求) :第一, 每一个成员国年度政府财政赤字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第二, 国债必须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下或正在快速接近这一水平;第三, 在价格稳定方面, 成员国通货膨胀率小于等于三个最佳成员国上年的通货膨胀率+1.5%;第四, 长期名义年利率 (以长期政府债券利率衡量) 不超过上述通胀表现最好的三个国家平均长期利率2个百分点;第五, 该国货币至少在两年内必须维持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正常波动幅度以内。
由于这些要求的严格程度引发了不少争论, 最终决定参加国至少须表现出他们正努力达到这些要求即可。1996年起草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订立了一项协议, 对赤字过高的国家征收罚款。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赤字过高, 就会被处以其国内生产总值0.2%的罚款, 如赤字超过3.0%, 超出的每一百分点再追加国内生产总值0.1%的罚款。但公约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迫此类成员国交纳罚款。经济不景气的国家, 即四个财政季度内出现2%的经济负增长, 就能自动得到豁免。负增长在0.75%到2.0%之间的国家, 由欧盟投票决定是否征收罚款。
2002年1月1日, 经过历时3年的过渡, 被外界称为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改革最伟大成果的欧元正式进入市场流通, 成为欧盟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前欧盟的12个成员国正使用欧元:比利时、德国、希腊、西班牙、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葡萄牙、芬兰。另外有六个非欧盟成员国和地区使用欧元作为支付方式:摩纳哥、梵蒂冈、圣马力诺、安道尔共和国、科索沃、黑山。想要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符合1991年起草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要求。符合标准但不想加入的国家有英国、丹麦以及瑞典。
欧元的优点
欧元能从根本上促进政治稳定。欧盟和单一货币这种构想首次萌发时, 这一政治动机就存在了。由于统一各参加国的经济产生了经济作用, 最终使欧盟获益甚丰。欧元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包括:
消除汇率浮动:远期交易时, 不管是消费者还是企业想在他国 (按远期价格) 购买商品, 支付的金额都可能与预期不符。欧元消除了部分国家之间的货币价值浮动。
价格透明:消费者和企业轻易就能了解各地区的价格差异。如果各地区价格平准, 企业必须更具竞争力。虽然价格差异势必继续存在, 但消费者能轻而易举的判别出交易是否划算。
交易成本:这对跨国旅行的游客特别实惠。以前, 他们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兑换货币。所有这些兑换费用合起来数目非常可观。而有了欧元, 在欧元区内就无需兑换货币。
促进跨境贸易:价格透明、没有汇率波动、无需兑换交易费, 这些都促进了所有欧元区国家之间的跨境贸易。
促进跨国就业:不仅企业的跨国管理更方便, 人们跨国就业也更容易。有了单一货币, 跨国工作就不那么麻烦了, 因为他们的薪水也是本国使用的货币。
简化收款:使用欧元, 服务、产品或其他付费项目的收款得到简化。
扩展业务市场:能轻松向邻国扩展业务。使用欧元交易就不用设立单独的会计系统、银行等, 一个统一的中央会计室就可以轻松操作, 也可以简捷地使用单一的银行。
稳定金融市场:多数情况下, 在金融和证券交易所, 每种金融工具都使用欧元, 而非各国货币挂牌上市。这种优势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因为减少了贸易限制, 欧元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同时加强了欧洲金融市场。银行可向欧元区所有国家提供金融产品 (贷款、CD等) 。
稳定宏观经济:由于欧洲中央银行 (E C B) 的调控, 欧元流通也有利于降低欧盟各国的通货膨胀。
降低利率:欧元汇率风险下降, 促使利率降低。过去, 对汇率浮动风险要征收额外的利息。随着欧元的流通这种风险已经消失。
改革欧洲经济结构:加入欧元区的要求促使许多意欲参与的欧盟成员国规范经济结构, 加快经济发展。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要求, 他们未来还须继续保持上述经济控制, 否则就要面临罚款。
欧元的缺点和风险
虽然欧元有很多的优点, 但仍存在一些缺点:12国货币转换成单一货币的成本本身就是一项缺点。这项变革花费数十亿, 不仅包括新货币的制作费, 还有会计系统、软件、印刷品、标志、自动贩卖机、停车计时器、电话亭以及其他各种受钞机器等等的重置费。
经济冲击的威胁也是单一货币流通的风险。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各国过去都可以控制经济浮动:能够利用本国货币调整利率, 鼓励投资和大宗消费。
欧元流通后, 各国不能自行调整利率, 因此丧失了这种恢复能力。整个欧元区的利率都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控制。
原来, 这些国家在经济低迷期可以调整汇率, 使货币贬值。这种贬值可以鼓励本国商品外销, 有助于经济复苏。欧元替代独立的国家货币后, 这种恢复经济的方法也消失了。各欧元国已不存在汇率浮动。
第三种调节经济冲击的方法就是调节政府开支, 例如失业补助和社会福利项目。经济困难时期, 失业人口增加, 国家就需要支付更多的失业津贴和其他福利基金, 政府开支就会增加。金钱再次投入经济中, 鼓励支出, 有助于带动该国经济走出低迷。
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 政府的预算赤字应保持在公约规定的范围内。这使得他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能自由调节开支、无法有效摆脱低迷。
欧元区国家不仅可能遭到经济冲击, 还可能遭遇政治冲击。欧元区各国缺乏统一可能会使成员国之间产生问题、导致局势紧张。成员国财政瘫痪并进而影响整个体系的潜在风险将始终存在。
欧债危机的爆发
2001年1月希腊加入欧洲货币同盟国 (E M U) , 成为该组织的第十二个成员国。2009年末, 发端于希腊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已由单一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正演变为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 进而发展为制约并影响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的一场“债务风暴”。目前, 欧元区各国正希望通过多方面合作和共同努力来摆脱困境, 但步履蹒跚。欧债危机到底会走向何方, 已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不禁反思, 单一货币联盟还有未来吗?
欧债危机的根源
国家经济结构失衡是“危机的元凶”。总体看来, 最先出现债务危机的“欧洲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 它们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它们加入欧元区, 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 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 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使得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以希腊为例, 2010年服务业在其G D P中占比达到52.57%, 而工业占G D P的比重仅有14.62%。希腊的支柱产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 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 因此经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变得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窘境下, 为了拉动经济快速发展, 反而加大了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的投资力度, 投资规模很快就超过了自身能力, 导致负债提高。截至2010年年末, 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 占GDP的142.8%, 财政整体上“减收增支”, 不堪重负。
欧元区制度固有缺陷是“潜伏的恶因”。
首先, 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统一, 导致政策调整滞后。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 然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欧洲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 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 导致利率政策调整总是比其他国家慢半拍。因此, 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滞后的情况下, 各国政府为了尽早走出危机, 无奈只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比如, 当希腊遇到问题时, 对外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 对内不能通过货币扩张来削减政府债务, 只能无奈选择债台高筑, 积重难返。
其次, 各国的税收制度不统一, 引发资本同趋势流动。欧盟国家只统一了对外关税税率, 并没有让渡公司税税率。目前各国公司税税率高低不一, 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均在30%左右, 其他边缘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则普遍低于20%, 引发资本的大量流入。而这些税率较低的国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很少受到资金的青睐, 资金便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上, 从而导致了经济的泡沫化, 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下由于需求不足, 而出现破裂, 造成经济发展乏力。最后缺乏退出机制, 导致协商成本很高。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 这给危机处理留下了难题。
老龄化、高消费、高福利是“长期的难题”。
受长期低出生率、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二战后生育潮人口大规模步入老龄化等因素影响, 从20世纪末开始, 欧洲大多数国家人口结构开始步入快速老龄化, 随之而来的便是欧洲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然而, 在面对国家经济不景气, 社会压力大的情况下, 欧洲公众却不愿改变高消费、高福利的格局, 个别成员国政府以及公众不顾本国财政情况, 一味寻求与发达国家同样的高福利。数据显示, 欧盟各国的社会福利占G D P的比重有趋同的趋势, 许多南欧国家由占比低于20%逐渐上升到20%以上, 其中希腊和爱尔兰较为突出。2010年, 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占G D P的比重为20.6%, 而社会福利在政府总支出中的占比更是高达41.6%。从长期来看, 如果这种福利制度不加以变革, 经济差异化、福利趋同化、整体社会负担趋重化等矛盾将愈发突出, 各类危机也将持续出现。
欧债危机的未来走向
未来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大体的方向。
第一, 向危机国家提供救助, 延缓危机的爆发。在市场持续波动和各种政治压力的情况下, 各国以及欧洲央行不断地协商和妥协, 并不断地推出零散的、短期的、针对具体问题的救助方案。如果情况渐渐稳定, 各国逐渐携手去建立一种长效稳定机制。短期内具体可能的措施包括:在税负政策上做一定的协调;对高赤字国家继续实施压力以使其改善财政状况;提高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金额;欧洲央行增加购买欧元区债券;进一步寻求国际的支持等。这一方向的发展也暗藏着很多风险, 最根本的问题是, 当前的救助只是向债务危机国家提供流动性, 这些国家的偿还能力并没有提升, 未来违约已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二, 希腊等危机国家退出, 成立核心欧元区。这是最悲观的一种结局。主要的选择是将希腊等不能满足欧元区条件的国家逐出欧元区, 或者由德国、法国及西北欧一些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组成一个核心欧元区, 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首先, 将希腊逐出欧元区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里斯本条约》中没有授权欧元区可以将一个成员国逐出, 任何成员国退出只能由该成员国自己要求。当前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家不会主动要求退出, 因为那样将意味着主动放弃外来援助的机会;其次, 退出的弱国极可能出现债务违约, 这会间接地影响所有国家, 特别是冲击各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 这一后果是不可控的;再次, 较强国家的货币会大幅度升值, 出口和经济增长会即刻受到货币升值的不利影响;最后, 核心国家的政治家们不太会选择这样的解决方案, 因为它将使欧洲国家几十年建立共同体的努力付之一炬。
第三, 欧元区协同作出强有力的承诺, 通过发行“欧元共同债券”共同担负起相关债务, 并着手建立有共同货币、统一财政机制的联邦制。这是最乐观的一种可能, 但希望依然渺茫。这样做的好处是各国能够从此协调货币和财政政策;投资者的信心可以得到恢复;各种问题可以从最根本的机制上得到解决。这一方向也代表了欧洲政治家们长期以来的理想和愿望。这种情况在短期内发生的可能性也较小。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与启示 篇9
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散去, 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又在世界许多国家悄然爆发。冰岛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的相继爆发, 已经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近期国家债务危机又在欧元区蔓延开来, 使整个世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9年4月, 爱尔兰财政危机曝光, 2009年12月随着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惠誉、标准普尔、穆迪下调希腊主权评级, 希腊的债务危机爆发, 之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频频爆出财政状况恶化, 从下图1可以看出, 欧元区国家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排在前三的依次为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 远远超出欧洲的平均水平6.3%。欧元区前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2009财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分别高达3.3%和7.5%, 也超过了1997年6月欧盟成员国制定的《稳定与增长条约》规定的3%的上限, 而2010年欧元区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排在前三的依次为希腊、意大利和比利时, 其中希腊的债务是GDP的1.24倍。欧洲债务危机正演变为欧洲系统性危机。受此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大幅震荡, 欧元出现大幅度下跌, 而美元则节节攀升, 美元指数曾从70多一直上冲到90以上, 而欧元与美元的兑换比例从1.45:1左右迅速贬到1.2:1, 创下欧元发行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全球股市从2010年2月初以来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一段时间以来, 恐慌性气氛一直笼罩在欧洲各国, 甚至整个世界。希腊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一时间成为各大媒体和学者“热议”话题。对于希腊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众说纷纭, 这包括希腊自身的财政状况恶化、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独立的财政政策的制度缺陷,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国际金融炒家的投机炒作, 投资者的炒作不断抬高希腊政府的融资成本, 加剧了希腊政府的财务困境。同时投机者的炒作放大希腊“债务问题”, 使其升级为“主权债务危机”。这些分析都有道理, 但不够全面, 也没有深入分析这次债务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 研究欧元区债务危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中我们应该得到什么启示, 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在解决欧洲债务危机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建立的各种合作机制还存在哪些缺陷, 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对我们亚洲正在推进的货币合作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诱因分析
(一) 欧元区各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
1. 欧元区主要成员国经济状况。
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性的存在, 特别是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以后, 欧盟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更明显, 这成为欧元稳定运行的一大障碍, 也使欧元区经济在受到外部冲击时, 显得异常脆弱, 成为诱发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原因之一。从下图2、图3可以看出, 欧盟国家中经济增长率差异比较明显, 2000年至2007年, 爱尔兰、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捷克、希腊、波兰经济增长率平均值都在4%以上, 而意大利、葡萄牙、德国经济增长率平均值在2%以下。从通货膨胀率水平来看也存在明显差异, 2000年至2008年期间, 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通货膨胀率平均水平在5%以上, 而德国、英国、瑞典低于2%的水平。欧元区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在2007年以前, 基本保持稳定增长, 但2007年以后, 出现了明显下滑, 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瑞典、丹麦都出现负的4%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2. 欧元区主要成员国政府财政、债务状况。
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比较缓慢, 欧元区国家政府财政赤字、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并且远远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标准。这一问题曾经引起了欧盟执委会和欧洲中央银行的重视, 欧盟理事会也多次讨论这个问题, 但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比较大, 最终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为最终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留下了隐患。表1反映了欧盟一些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情况, 2006年以来, 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政府债务也是节节攀升。到2009年, 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排在前三的是爱尔兰、希腊和英国, 分别达到14.3%、13.6%和11.5%, 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排在前三的依次是意大利、希腊和比利时, 分别达到115.8%、115.1%和96.7%。
(二) 美国次债危机的溢出效应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 使整个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 也使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各个子市场彼此高度相关, 成为金融危机传染的一个重要渠道。金融危机的传染可能通过各个国家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进行, 如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往来、相似的宏观经济结构、共同的债权人等。但心理因素对于金融危机传染同样不可忽视, 如金融恐慌、羊群效应、信心危机等, 此时金融危机的传染与实质经济并没有本质的联系。[1]
Masson (1998) [2]认为金融危机的传染主要通过两个机制进行:季风效应和溢出效应。
前者是指当一国发生危机时, 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提高, 无风险利率会上升, 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紧缩。无风险利率的上升通常以工业化国家提高国内的基础利率并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开始, 最后扩散到整个国际金融市场。
后者是指当一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发生金融危机时, 国际金融市场会提高对其他相似国家的风险溢价, 索取更高的回报率, 金融使得这类国家的融资成本上升。
1. 美国次债危机对欧盟经济的冲击。
2007年8月, 美国“次债危机”爆发, 2008年9月, 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 次债危机升级, 并迅速席卷全球, 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其中对欧洲的冲击最大。这是因为欧洲银行业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和相关证券市场的主要投资者, 他们特别热衷于投资美国的信用衍生品。而这次美国次债危机恰恰起源于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 欧洲遭遇的风险可想而知。从图2可以看出, 2007年后, 欧洲各国经济迅速下滑, 到2009年底, 许多国家经济出现了负增长, 德国、荷兰、意大利、英国出现了4%以上的负增长。金融危机对欧盟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金融业, 欧洲的许多银行、保险公司通过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参与美国信贷市场的整个过程, 购买了大量的证券化金融产品, 造成资产大量损失。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实体经济, 流动性的严重短缺直接影响到企业与银行间的借贷关系, 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营和投资, 给整个实体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危害。[3]以这次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起源地希腊为例, 希腊在欧盟经济体中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 工业相对落后, 海运、旅游和侨汇这三大外需型产业是希腊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 而金融危机的爆发, 对这些产业的冲击最严重, 这些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的锐减。
2. 欧盟国家对于金融危机的救助, 进一步恶化了政府财政收支状况。
在金融危机困境之下, 政府拨出巨资救市几乎已成为唯一的板斧, 而斥资救市的结果必然是公共财政赤字激增。面对美国市场需求减弱和新兴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 欧洲难以再靠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而只能依靠刺激性的财政政策鼓励投资和拉动内需,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4]。庞大的财政赤字刺激计划将导致许多欧洲国家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三) 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
1. 欧盟自身的制度缺陷。
欧洲经货联盟中货币一体化的最大弊端在于, 统一的货币主权和分散的财政主权, 造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与错配。对欧元区各个国家来说, 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本国经济增长。在向欧洲央行让渡了货币主权后, 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一旦遭受外来冲击时无法独立使用汇率政策等货币政策工具来应对, 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 容易造成赤字和债务负担普遍超标;而对欧洲央行来说, 其单一目标是平抑通胀、维持欧元对内币值稳定而非各国的经济增长, 当各国经济景气状况不一致, 或者某一国家遭受外部冲击时, 实施单一货币政策的欧洲央行面临“众口难调”的窘境[5]。
2. 欧盟过度的扩展, 增加了欧盟的协调难度。
2004年5月1日, 欧盟启动了举世瞩目的东扩计划, 波兰、马耳他、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捷克等10个国家正式加入欧盟。此次东扩极大地提升了欧盟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 但与此同时许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显现。这体现在, 一是东扩后欧盟内部组织制度和决策机制需要相应改革, 本来欧盟内部制度改革滞后就饱受质疑和批评, 欧盟东扩无形中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二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进一步扩大, 尤其是新老成员国之间经济结构、国家福利、税收、劳动力结构等方面差异明显。这也增加了未来统一货币政策实施的难度。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于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
欧元自诞生以来已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 欧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 使国际货币体系呈现多元化格局。欧洲一体化50多年的历程早已在成员国间形成合作的传统和妥协的机制, 它们会为共同的利益而彼此合作。欧洲一体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中间经历了不少挫折。每当外界由此引发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的发展前景的担忧时, 欧洲人用自己的行动化解了一个个危机, 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一次也不例外, 欧盟已经拿出了救助希腊债务危机的措施, 欧盟各成员国正在共同携手度过这次债务危机。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债务危机的发生, 而对欧元失去信心, 不能因为欧元遇到的暂时挫折, 而怀疑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趋势。相反, 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逐步2013年第6期中旬刊时完善各项制度建设, 积极推动我们亚洲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
1. 加强成员国之间宏观政策的协调。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比欧洲货币一体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要复杂得多。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差异非常明显, 因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显得更为重要。推进亚洲货币一体化进程, 需要建立类似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这样的超国家的机构, 并赋予这些机构更多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决策与执行权。必要时各成员国可以让渡部分财政权力, 与货币联盟统一的货币政策进行协调, 保证各成员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2.强化制度的约束力。1991年12月,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首脑在马斯特里赫特召开会议, 通过了《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 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以下简称《马约》) 。该条约经各国议会批准后于1993年1月1日生效。为保证欧洲单一货币的顺利推进, 《马约》还提出了实现单一货币的五条趋同标准:一是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得高于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国家平均值的1.5个百分点;二是各国政府债务总额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三是成员国的长期利率不得超过最低的三个国家的平均值的2个百分点;四是各国政府的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五是各国政府必须控制汇率波动, 至少在两年内不突破欧洲汇率体系规定的狭窄幅度。同时欧盟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欧元区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有严格的规定, 并且对超标也有惩罚措施, 但自欧元区1999年成立以来, 成员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超标的情况就时有发生, 但都没有引起欧盟的足够重视。希腊在加入欧盟时, 在《马约》规定的5条趋同标准中, 有2条不达标, 并且加入以后, 仅有2006年的财政赤字小于GDP的3%。这反映了欧盟在制度的执行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制度的公信力和约束力大打折扣。目前, 东亚货币合作处在制度建设阶段, 一方面要保证制度建设的完善性和前瞻性, 更重要的是保证未来各种制度的执行力和严肃性。
3.建立危机的预警和救助机制。欧盟在救助希腊问题上的拖延和反应迟钝, 反映了欧盟缺乏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于2009年12月初先后调低了希腊国债的信用等级, 引起了一连串针对希腊债务的炒作, 从而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因此, 欧盟需要建立自己的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和评估机构, 以便对危机进行早期预警。随着金融国际化发展, 金融风险日益加大, 金融危机发生更加频繁, 因此建立危机的救助机制显得更加重要。2010年2月,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和德国银行驻伦敦首席经济师托马斯·梅耶联合署名的动议:建立欧洲货币基金 (EMF) , 以应对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但最终目的是在欧洲重建金融市场秩序, 维护欧元区和欧盟的金融稳定。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经济规模较小, 金融系统相对脆弱, 在未来的货币合作中建立区域稳定机制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冯雁秋.债务危机传染过程中的季风效应与溢出效应:理论与政策【J】, 经济科学.2003, (1) :43—48.
[2]Masson, Paul.1998.“Contagion:Monsoonal Effects, Spillovers and Jumps between Multiple Equilibria, ”mimeo, IM F.
[3]裘元伦.金融危机冲击下的欧盟经济【J】.求是, 2009, (6) :57-59.
[4]余翔.欧盟当前经济形势及其影响【J】.国际资料信息, 2009, (3) :25-26.
希腊撼动欧元区 篇10
2009年年底，希腊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家融资能力下降，债务无法偿还，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苦苦挣扎两年多后，希腊拉响了离开欧元区的警报。
有人预计，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可以用万亿欧元计。为防止这种灾难性的情况发生，欧洲各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影响大选结果。
一天以后，选举结果揭晓，赞成留在欧元区并接受欧洲救助协议的希腊新民主党及其盟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胜出。新民主党领袖称这是“全欧洲的胜利”。
然而，“希腊退出欧元区”这枚“炸弹”刚刚被成功拆除，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欧元区风险警报再度被拉响……
【练一练】
（1） 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开始蔓延至欧盟其他国家。2010年，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的信贷评级再遭下调，将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推向了“高潮”。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
①一切事物都与周围的事物有条件地联系着 ②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性和上升性 ③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构趋向影响整体功能 ④主要矛盾是事物发展方向的决定力量
A． ①②B． ③④C． ①③D． ②④
（2） 2011年3月，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分为以德国为首的北方阵营和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方阵营，分别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希腊首都雅典召开峰会，讨论如何应对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深层次改革问题，两股势力讨价还价大唱对台戏。这说明
A. 欧盟发挥重要作用，内部存在诸多矛盾
B． 欧盟背离了以共同体方式实现其目标的宗旨
C． 欧盟缓和国际冲突，单边与集体相结合
D． 欧盟一体化进程遭到重创，已经出现逆转
【参考答案】
（1） C （2） A
欧元区经济 篇11
1.1欧元的汇率的发展
欧元名义有效汇率的明显升值是发生在2013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之后, 欧元经历了一段时期相对的明显波动, 在2013年5月和12月之间的发展所具有的特征是: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广泛的和稳定的增强。这即反映了外部因素同时也反映了内部因素, 包括新兴市场货币的抛售, 好于预期的经济数据调整和欧元区经济衰退的结束。自2014年开始以来, 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已经大致稳定。
以欧元区大致相当的20个主要贸易伙伴 (NEER-20) 来衡量, 从2013年初到2014年五月底, 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明显上升 (上升了4.0%) 。在额外统计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 包括39个贸易伙伴 (NEER-39) 的更广泛的有效汇率后, 欧元的名义有效条款升值达到5.8%。
2013年的头4个月, 可以看到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有相对明显的波动。具体地说, 2013年1月, 欧元兑美元升值了近4%, 在2月保证稳定, 3月发生贬值, 4月回落到年初观察到的水平。在2013年5月和12月之间, 欧元汇率发展的特征是高于其所有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广泛的和稳定的增强。自2014年开始以来, 欧元的名义有效汇率已经在汇率历史低位广泛、稳定的波动。
在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这个整个衡量期间, 在主要货币中, 欧元兑日元升值尤其明显, 达到+19.7%, 随着美元的贬值, 兑美元在较小程度上升值, 为+3.1%, 兑人民币升值约+3.4%, (见图1) 。欧元兑英镑保持基本上的稳定, 为-0.4%, 同时继续贸易接近最低汇率:1.20瑞士法郎兑瑞郎, 升值约+1.1%。此外, 欧元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它先进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体的货币格外的强势, 升值分别达到+12.5%和+11.7%。最后, 欧元兑其他欧盟成员国货币的汇率也升值约+3.6%, 对其他亚洲先进经济体的货币升值约+1.2%。如果在欧元广泛有效汇率 (NEER-39) 上的增加按照贸易伙伴的货币进行分解, 欧元对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导致了NEER-39整体增加约2.5个百分点 (见表1) 。
欧元兑日元的收益占额外的1.1%, 而欧元兑美元的收益增加和兑人民币的收益增加则分别贡献了0.5%和0.4%。
如果以历史的角度来看欧元的广泛的升值, 可以观察到这一单一货币在近几个月几次触及多年高位。2013年12月31日, 欧元站上了145日元这一2008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14年5月8日, 欧元兑美元报1.395美元, 为201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14年3月13日, 欧元名义有效汇率 (NEER-39) 站上了2010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 自那以来, 欧元的升值趋势已在一定程度上逆转。2014年5月31日, 欧元兑美元汇率贬值约2.5%, 欧元的名义有效条款从它们各自的峰值下降约2.4% (见图2) 。
观察欧元汇率的年度发展, 到2013年底, 欧元的广义名义有效汇率 (NEER-39) 比2012年底的水平高出7.0%。以历史标准来衡量, 这样的升值是巨大的。自1964年以来, (综合) 欧元名义有效汇率的每年变化显示, 欧元只有4次达到了较强的升值 (见图3) 。
在1999年欧元诞生后一段期间里, 它只在2003年表现得比较好 (+11%) 。在报告期内, 欧元的强势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关。
从外部方面看, 在2013年5月,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开始逐渐减少讨论后, 一些新兴市场货币的抛售、证券价格下跌支撑了欧元的大量升值。这种抛售部分反映了全球投资者所谓的担心:一旦美联储开始收紧货币政策, 近年来源源不断的进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组合流入量就有可能反转。更进一步, 新兴市场货币的疲软反映出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宏观经济基本面上的恶化, 比如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 以及向下修正他们的中期增长前景。除了新兴市场货币的明显削弱以外, 发达的商品出口国的国家货币 (加元、澳元兑美元和挪威克朗) 向下修正也有助于欧元的强势, 反映在2013年大宗商品价格全面下降。此外, 这三种货币的疲软反映了选择避险货币的需求有所下降, 这种需求曾经在传统储备货币发行经济的体经济危机背景下持续的增加。最后, 在定量和定性的宽松政策背景下, 日本央行在2013年4月宣布了在日本导致更高的通胀预期和更低的实际利率的政策, 日元发生了普遍性的贬值, 这也导致了欧元的升值趋势。
另外, 从内部因素看, 欧元也得到了支持。特别是, 欧元的强势部分反映了经济数据调整好于预期以及欧元区经济衰退的结束。有这些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支持, 欧元区不仅在2013年显示出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盈余, 同时在整个衡量期内也获到了很大的投资组合流入量 (见第2节) 。
最后, 在2013年, 我们看到了投资者对与欧元汇率相关的可预见的尾部风险的观点在进一步减少。这种看法反映在隐含于外汇期权价格 (见图4) 中的右偏态分布的美元兑欧元汇率预期收益的减少。将美元兑欧元期权的预期收益分布与在不同的时间点的3个月到期存款进行比较, 可以看到, 投资者更倾向于相信, 欧元兑美元将不会在2014年5月后未来的3个月内贬值超过10%以上, 不会超过2013年4月的幅度。相比之下, 在2012年7月, 当欧元兑美元触及多年低点, 这种情况是有相当可能性被到预见到的。
观察到的与欧元汇率相关风险的减少被与跨越欧元区主要的金融资产的整体系统压力的明显下降联系到一起, 整体系统压力已降至自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见欧洲央行, 2014 b)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2014年第一季度欧元的实际有效汇率, 扣除CPI, 站在接近其自1993年以来长期平均水平 (见图5) 。
2 欧元区发行的债券收益率
在2013年, 金融市场的分裂在细分市场中导致非常明显的下滑。2013年1月以来, 非紧迫性欧元区国家 (如:德国, 法国, 比利时, 荷兰, 奥地利和芬兰) 的收益总体保持稳定 (在债务权重的基础上) 。
与此同时, 紧迫性的欧元区主权国家的债券收益率 (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 继续下滑 (下降了-1.8%, 在债务权重的基础上) (见图6) 。作为结果, 欧元区的债券收益率持续明显的下降, 同时, 在2013年, 开始于2012年中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积极进展仍旧在大多数金融细分市场持续 (参见见欧洲央行, 2014A) 。具体来说, 到2014年5月, 两者之间的差值总量萎缩至142个基点。在2014年5月初, 差值暂时达到了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26个基点) 。差值在2012年7月见顶, 发生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高点, 同时, 非紧迫性欧元区主权债券收益率比紧迫性欧元区主权债券收益率低了521个基点。按绝对值计算, 截至2014年5月结束, 紧迫性主权国家的债券收益率 (不包括希腊和塞浦路斯) 是在它们自1993年欧元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 (3.0%P.A.) , 尤其反映在这些国家的主权资金条件改善。
短期的动力显示出, 欧元区主权债券收益率 (包括紧迫性和非紧迫性经济体) 在2013年夏天的早期暂时达到了高峰 (见图6b) 。在这段时期, 债券收益率的全球性上升反映出了对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束将引发的全球债券价格修正的担心, 全球债券价格已经连续上涨了好几年, 并且, 投资者将开始在他们的投资组合增加股票的份额。然而这些担忧在2013年下半年有所消退。作为回应, 非紧迫性欧元区主权国家的债券收益率稳定在略高水平, 而紧迫性欧元区主权国家的国债收益率继续呈下降趋势, 反映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改善, 也增加了外国对欧元区债券的需求 (见第2章节) 。
紧迫性欧元区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已经扩展到金融行业发行的评级较低的债券的收益率 (见图7) 。
就像政府债券, 自2013年1月以来, 评级较低的金融机构的债券收益率持续趋同于评级较高的金融机构的债券收益率。除了有利的外部因素外, 这种发展反映了这些金融机构资本状况的改善, , 也与OMTs公告和欧元区领导人的承诺的完成银行联盟后, 欧元区主权债务和银行业间负面反馈相关的风险的下降相符合。
最后, 2013年1月以来, 在欧洲企业 (主要是包括非金融企业) 具有投资级评级 (AA和BBB) 的债券收益率已经下降。
3 欧元区的资本流动和外国对欧元区资产的需求
外国投资者对欧元区债务和权益工具的兴趣在2013年有了显著增加, 这反映出由于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改善和可预见的欧元区尾部风险会进一步减少所导致的投资者对欧元区信心的回归。
在2013年, 欧元区的金融账户收支平衡的大量流出, 反映出欧元区日益增长的经常账户盈余。
然而, 这些发展掩盖了在欧元区的主要项目金融账户以及在紧迫性、非紧迫性欧元区国家间的显著的不均匀性。
净资本流出在2013年达到了约2300亿欧元。这些资金流出主要分别反映了其他投资的约2800亿欧元净销售额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约1060亿欧元净销售额。这些资本外流只有一部分被欧元区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大量流入抵消了, 大约有1500亿欧元。关于能最好反映投资者对欧元区情绪的外国组合投资 (非欧元区区域) , 欧元区的净买入证券达3700亿欧元, 这是2013年欧元区GDP的4%左右。
这是自2007年以来最强的年度流入。国际投资者在欧元区债券方面兴趣的增加, 部分反映了大量的国内因素, 包括宏观经济基本面改善, 可预见的欧元区尾部风险的进一步减少和对之前欧元区债券在全球投资组合头寸中的较低比重的修正。
在组合投资类中的资产配置, 外国投资者在欧元区债券的净买入主要是集中于股票市场, 这导致了在2013年相对稳定的资本流入。
相比之下, 2013年夏天, 在关于美国货币政策逐步收紧的讨论的背景下, 在投资者关于投资从债券转到股票市场的“全球旋转”的担忧下, 债券市场的流入暂时停止, 变成了负数。看到在欧元区国家投资组合流动的不均匀性, 在整个欧洲层面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后, 外国投资者在2012年下半年返回到了紧迫性国家的债券市场。这些积极的发展在2013年仍然持续, 除了在2013年中期短暂的例外, 当时外国投资者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情况下, 暂时撤出了紧迫性国家的债券市场。关于欧元区股市, 流动在整个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都是相当富有弹性的——包括在紧迫性和非紧迫性国家。
自2013年初以来, 在欧元区银行的美元资金中占相当份额的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配置分析报告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证明欧元区证券市场的人气明显增加。惠誉 (Fitch) 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加剧期间, 欧元区银行发行的短期金融工具在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总管理资产的占比下降明显, 在2012年6月达到8.2%的历史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