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共6篇）

齐民要术 篇1

《齐民要术》 (以下简称《要术》) 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 在中国农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结晶, 反映的范围很广泛, 《要术》正文分十卷, 共九十二篇, 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等部分。本文所说的“农业”并非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种植业, 而是就大农业而言的, 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几个方面, 主要包括耕田、播种、蔬菜栽培、果树栽培、园艺、收获、储藏、畜牧兽医、农产品的加工利用等内容。由于贾思勰在创作过程中经过了大量的查考咨询, 记载了许多农业生产的实地经验, 所以《要术》中有丰富的口语方言、俗语词、农业术语, 能够体现北朝时期语言的实际使用面貌, 是研究当时语言的可靠材料, 在汉语词汇研究方面也有着重要的价值。

在一种语言中, 词汇是成系统的, 词义亦是成系统的。首先, 单个词是具有系统性的。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中, 在解释词义时, 就注意到词义的系统性, 即先解释词的本义, 然后顺着引申的线索, 分析解说引申义, 再探讨词的假借义。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五:“凡字有本义, 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 而弃其余义者, 其失也固;习其余义, 而忘其本义者, 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说明词义是具有系统性的, 词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偏废。其次, 词与词之间也是成系统的, 任何一个词无论是在语言里或是言语里都不是孤立的, 而是跟别的有关词联系着。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同义词、反义词等等。每当一个新词或新义加入语言的词汇体系, 它就要跟词汇里已有相关的词或词义相互影响, 从而导致词义的变化。这是词义系统内部的自我调整。最后, 词义是具有多层次的网络状联系的。词义系统具有隐性的、抽象的、多角度的特点。词义的内容是客观的, 而人们的认识总是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性, 致使我们很难描写。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 民俗、文化观自然融汇其中, 所以我们在分析词义的时候, 也应该兼顾到这些因素。上述诸端, 导致我们还未彻底弄清楚词义系统的总貌,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具体分析词义的特性以及由这些特征体现的系统性的特点。

词义的系统是可以用逐层语义场 (词义的聚合) 来展示的。本文立足于《要术》中的同质的农科类词语, 采用归纳和联系比较的方法, 提取出《要术》语言中的农科类词语, 建构牧养农业生产类动词的语义场。王宁先生说:“通过对词汇的词义的整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词汇与词义的总体是具有系统性的, 而词汇系统与词义系统——起码是它的局部系统——是可以通过描写显示出来的。”我们将通过语义场的层级关系来体现词汇的系统性特点。

在牧养语义场中辨析词义之间的细微差异, 词义总的界说方式是“主训词+义值差”。主训词指义界中与被训释词同义的词或者是上位词, 义值差是表示被训释词区别于其邻近词的意义部分。义值差不同于概念的属差。概念的属差是概念区别相邻概念的本质属性, 而义值差则是巩固进词义中去的具体的、经验的内容。这种方法的优点, 是我国古代一分为二哲学体现, 不仅仅能比较词语的量的异同, 更注重词义本质的异同点;是在吸收西方语义学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汉语孤立语特点的有效的方法;是在传统义训分析的基础上, 再利用现代语义学义素分析的手段明确标示出词与词之间意义上的差异的有效方法;西方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 在义素的分析方面, 分解是有限的, 而客观事物是时刻发展变化的, 这种用有限的义素来表达无限发展的客观的事物的特征, 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牧养语义场农业生产类动词的提取。从语义的角度研究《要术》中的农业生产类动词, 提取出的动词是表示动作行为的。在具体分析和描写时, 根据语境确定义项。而语义与语法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吻合的, 语法范畴也反映语义的区别。所以语法的标准也是我们提取的一个参考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动补结构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利用《〈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中提出的动补结构来分析。《要术》中的动补结构的补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果补语;一类是趋向补语。其中, 结果补语又分为动+动和动+形两种:动+动:—作, —为, —成等;动+形:—干, —满, —彻等;趋向补语:—来, —去, —出等。

接着, 将提取的农业生产类动词归纳和系联为牧养语义场。观察一个词要放在一个语义场里进行描写, 语义场中的具体一个词的释义方法采用的是王宁先生基于传统训诂学而提出的关于词义内部结构层次分析的方法——主训词+义值差的义素分析法, 在层层两分的基础上得到词的语义特征, 进而体现了农科生产类动词的词义系统性。

在牧养语义场中, 主要介绍了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管理、繁殖、放牧等畜牧业方面的内容, 同时还介绍了加工利用技术, 如乳制品的制作、毛织品制造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马匹体质外形的鉴定、选种留种等都有相关的介绍, 并介绍了在疾病预防防治等方面的技术。在《要术》中集中体现在第六卷。在牧养语义场中, 分为四个方面:繁殖、驾驭、放牧、饲养、兽医和治疗类。分为以下五类:

第一, 繁殖类农业生产类动词如下:

(1) 繁息、息、滋息、生、产=[+繁殖][+禽类][+畜类]

如:非直不滋息, 或能灭群断种矣。《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2) 覆=[+繁殖][+畜]

如:驴覆马生驘, 则准常。《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语境义显示雌配雄为“覆”, 词义包含[+繁殖][+畜类][+雌配雄]的义素。

(3) 剩、犍=[-繁殖][+畜类]

如:拟供厨者, 宜剩之。《养羊第五十七》

初产者, 宜煮谷饲之。其子三日便掐尾, 六十日后犍。《养猪第五十八》

《说文》:“犍, 犗牛也”;《说文》:“騬, 犗马也”;《说文》:“犗, 騬牛也”;据《校释》可知, 剩, 阉割, 也作騬。而《要术》用于“剩”羊、“犍”猪, 证明《说文》是从具体阐释抽象的角度对“犗”字进行解说的。这从侧面反映了《要术》畜牧业的内部存在很强的系统性, 反映了北朝畜牧养殖业的先进技术水平。

(4) 谷产=[-繁殖][+禽类]

如:唯多与谷, 令竟冬肥盛, 自然谷产矣。《养鸡第五十九》

据语境可知, “谷产”的词义里含有[-繁殖][+禽类][+无雄]的义素。

(5) 伏、雏=[+繁殖][+禽类]

如:鹅、鸭, 并一岁再伏者为种。《养鹅、鸭第六十》

第二, 驾驭类农业生产类动词:使、骑、牵、绊、服、乘、御、驱、驱驰。

(1) “使”是上位词, 役使、使用。

(2) 骑=[+直接接触畜力][+役使]

(3) 牵、绊=[-直接接触畜力][-役使]

(4) 服、乘、御、驱、驱驰=[-直接接触畜力][+役使]

如:服牛乘马, 量其力能。《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广韵·蒸韵》:“乘, 驾也, 胜也, 登也, 守也。食陵切”, 即以牲口驾车。

第三, 放牧类农业生产类动词:牧、放。

牧、放=[+放牧]

第四, 饲养农业生产类动词:养、饲、喂、畜、秣=[+饲养][+畜类][+禽类]

第五, 兽医和治疗类农业生产类动词:、振。

(1) =[+抖][+卧地]

(2) 振=[+抖][-卧地]

如:而不时起者……起而不振者, 皮劳也;《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通过对牧养语义场的分析和描写, 我们看到我国古代畜牧养殖在饲养、管理、兽医等方面体现的系统性。本文是将古代文献材料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利用现代语言理论对古代文献材料进行分析, 一方面验证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的可行性与正确性, 一方面是对传统语言材料的再分析, 能够揭示出传统训诂学经常被忽略的因素, 为其他古代文献专书或专类的词汇研究提供一个可供操作的范本, 将汉语词汇研究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1]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7, (2) .

[2]汪维辉.《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齐民要术 篇2

1、齐民要术讲的是什么内容

《齐民要术》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以耕—耙—耱为主体，以防旱保墒为中心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以增进地力为中心的轮作倒茬、种植绿肥等耕作制度，以及良种选育等项措施;并且首次系统地总结了园、林经验，林木的压条、嫁接等繁育技术;畜禽的饲养管理、外形鉴定和良种选育;农副产品加工和微生物利用以及救荒备荒的措施。

2、齐民要术的重要意义

“齐民要术”的含义是一般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方法，不过它的重点和中心在农业方面。“齐民”指一般老板姓，“要术”为从事生产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术。

《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强调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洪洞通背拳的基本拳理与要术 篇3

一、棋拳相比

“行兵看摆什么阵，演拳看扎什么势。阵有历敌，拳有虚实，棋有闪法。此三者皆为要言也今以棋拳相比，用车则伏炮，川炮则伏车，远者用卒，近者相击，但看士马动，大将心用力”。洪洞通背拳棋拳相比，将人的头部比作中国式象棋的将、肩部比作士、肘部比作相、腕部比作炮、手比作卒、膝比作马、脚比作车。这种方式一方面为习拳者明了洪洞通背拳的拳学思想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亦为习武者由拳入棋、棋拳相融提供了可能。能够参悟此理者，不但可以成为武术高手，也必将成为运棋妙手。洪洞通背拳第七代传人范作舟先生不仅是洪涮通背拳名家，还被誉为“晋南棋王”，可堪称棋拳会通的典范。

棋拳相比图

二、武戒四则

“武术门中要讲戒律，否则暴戾恣睢之恶剧将要表演于社会，凶忍残伤之怪象亦必现形于人群，所以武术之中必要以武戒为金科玉律”。洪洞通背拳中的“武戒”主要有如下四条：

(一)忌嫉

忌贤嫉能，君子不为。于己无长进之益，对外有量隘之名，应力戒之。

(二)争斗

好勇斗狠，最足损名丧行，招仇积怨，于家为逆子，于国为坏人，应力戒之。

(三)贪色

女色祸人，古有明征，横欲乱性，损寿丧行，甚且亡国败家，为害最烈，应力戒之，、

(四)酗酒

贪饮过度，乱性情，丧人格，荒废职业，耽误大事，并有因之而起殴斗之事，悖乱之行，应力戒之。

上述武戒亟应革剔，倘若因循不悛，贻害甚大，武术家其知之：戒忌嫉须有豁通大度的气量；戒争斗须抱忍让温良的德行；戒贪色须立以理制欲的耐性；戒酗酒须振毅然决然的精神。

三、武德八条

“习文事者首先敦品，演武术者首先重德，盖品德者可以节制一切不轨之行为，可以趋向光明善良之轨道”。洪洞通背拳高度重视武德的重要性，故制定了如下“武德八条”：

(一)忠

立身做事当存忠实竭诚尽力赤心宣劳，倘使狡诈成性、言行相违，朝秦暮楚、欺谎班骗于忠之道大相背谬矣。

(二)孝

百行孝为先，古人言之详矣，因人之初生以至长成之生活过程赖父母劬劳之恩甚为重大，为人子者即当承顺亲志竭力图报，此为立身之本，倘使负恩不报，忤逆时加，则根本即失，遑论服务社会效力国家耶。

(三)义

人之做事首当认明事理，以义为主裁，不可徒恃血气之勇而招丧败之祸，昔孟子舆氏有云，自反而缩，虽褐宽博，吾不揣焉，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亦即养义有素之谓也。

(四)勇

果敢勇为斯，谓之勇，所以武术之目的，是要以强健之体格，神奇的技术勇于卫国，勇于保民，勇于作生产事业，勇于改过，勇于铲除社会不平，勇于打到自己，退瑟畏葸之观念，所以勇字就是浩然之气，亦即大无畏的精神。

(五)知

认明曲直，辨别是非，斯谓之智，所以事之进退伸屈，全以知力为主体。例如兴利除弊，经邦济世，以及一切大小事务，非有知力不能达到完满之目的。

(六)仁

喜生恶死，爱人惜物，仁之一字包岁万有，发于良心，归于道德的就是仁，韩文公云博爱之谓仁，鲁论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足见仁字力量甚是伟大，所以遇惨忍之事当哀冷之，对无告之民，当扶济之泽及枯骨文王之仁。德普及，解网三面，成汤之恩德浩大，行仁则春风浩荡，违仁则秋气萧杀，是以人之存心作事，切勿背乎仁道。

(七)谦

谦受益，古有明训，谦之意义就是有若无实若虚，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则谦和致祥，不骄不盈，自可收集思广义之效。

(八)和

和平是安定社会国家之正道，立身处世的要素，无论大小事业，失之于刚愎，成之于和平。盖能和平，不矜不伐不偏不易，以人之长补我之短，兼之态度和蔼，言语温婉，当无怪戾之气，嚣张之风，融融一生，人不我忌，何乐如之?

据上所述，诚为立身之方针，行之则顺，远之则逆，习武术者应注意于此。

四、十大要义

(一)斯拳名为通背，实为拳艺之总出发源，共有一百单八势，其中神诀奇着變化无穷，尽在精演熟练耳。

(二)斯拳总着不离扳、搂、扶、捌、合、腾、拎、斩、推、打、劈、压、钩、掤、托、拴之类。贵精而不在多，少者易用，多则难精，精在熟练，熟则生巧矣。

(三)斯拳之用，不必硬棚、硬扳，横打横进，须用闪惊巧取，侧身而进，以小力胜大力，无力胜有力，则奇柔胜刚，洵四两破千斤之法也。

(四)斯拳有虚有实，尽在熟识，全以奇巧制胜。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人不知我，我知人，所向无敌矣”。

(五)斯拳用时，随高就高，随低就低；彼上我下，彼下我上，忽隐忽现，总以使眼为第一着。

(六)斯拳声东击西，左攻右迎，右攻左辅；左右旋转相动，上下贯通，能有周流之妙。

(七)斯拳“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之力全在两腿中间，姿式如十指抓地，头若顶天之形，步法不可闪离太远，恐有倾跌之患。

(八)斯拳手、眼、身最为紧要，凡遇攻击防时，上下左右中，眼光所至，心神之力。手法所至，臂腕之力。身法所至，胯腿之力也，总以小心谨慎为关要。

(九)斯拳有上、中、下之分。头、面、项、肩为上部，胸、心、胁、腰为中部，胯、腹、膝、足为下部，非处于迫不得已之时，不可以行此辣手也。

(十)斯拳首忌事项如持姒凌弱、标榜比试、横行野蛮、为非蔑法等等劣行，当奉武德、武戒为主臬。

五、行拳要言

一是拳皆微妙神奇之手，凡行拳者总要无所不备，尽在熟识，斯能生巧矣。

一是拳摘名家好手亦多，至大小红炮拳、猴拳等类，儿着妙者只一二手，莫如通背为尚。

一是拳总着不外乎搬、搂、扶、捌、合、掅、攒、推、打、劈、压、钩、删、拖、拴数手，演准无有不胜之理。

一是拳有虚有实，虚虚实实；虚虚实实，全以奇妙可胜，非能于力者，不可知进退矣。

一是拳随高就高，随低就低，彼上我上，彼下我下，总以使眼为第一着。

一是拳一百零八式，一势分八手，其中變化无穷，倘能熟识，处处皆妙。

齐民要术 篇4

“旱”是由于降水量少, 水分蒸发量大, 水分无法满足人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一种气候现象, 从古至今都是人类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说文》中提到, “旱, 不雨也”, 《谷梁传·僖公十一年》认为“不得雨曰旱”, 《墨子·七患》则解释为“二谷不收谓之旱”。“墒”是指土壤适合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的湿度。防旱保墒, 就是指北方旱作农业地区, 人们在降水较少的季节, 用以抵抗干旱灾害、保持土壤湿度、保证农业生产的一套耕作技术体系, 具体地说, 还包括通过耕作技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相对地增加土壤水分。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972) , 我们可知我国北方气候的变迁和水旱灾害起伏的情况。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 必然会影响这个地区的动植物生长和农业生产, 反过来, 动植物资源的变化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迁, 又是气候变化的表现。《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 书中提到的农业生产技术是与6世纪以前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特点相结合的, 面对时常出现干旱的气候和总体趋向干旱的形势, 防旱保墒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2 公元6世纪以前我国北方气候概况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1972) , 在公元6世纪前, 我国气候变迁可以划分为考古时期 (大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 和物候时期 (公元前1100至公元600年) , 变旱是这段时期的气候总体特征之一。

在考古时期, 我国北方的气候要比现在湿润温暖。考古发现, 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水婴和竹鼠的骨骼, 而它们属于亚热带动物, 后来在陕西地区已经不存在了, 干旱缺水是一个重要原因。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600年属于物候时期。在此时期, 周朝人们可以将官方文件写在竹简上, 所以可以假设, 在周朝初期, 我国北方气候温暖湿润, 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这在后来也不可行了, 原因之一还是干旱缺水。特别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干旱发生率颇高, 共有大旱记录198次, 而且常常是连年干旱, 如“怀帝永嘉三年 (公元309年) , 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大河的枯竭不是短时期内的干旱就能造成的, 而是气候持续干旱的结果。

总的来说, 我国北方地区在公元6世纪以前的气候特征是:总体温暖湿润, 但有由湿润变干旱的趋势;气候波动起伏, 变化无常, 时而出现连年干旱的现象。降水量低, 蒸发量高, 年降水变化差异大, 年内季节降水起伏大, 夏秋多雨, 春季多旱。

3《齐民要术》中的防旱保墒技术

《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我国6世纪以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经验, 标志着我国北方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初步形成。作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防旱保墒技术体系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完善。《齐民要术》中体现的一套完善的防旱保墒技术体系可以很好地做到“天旱地不旱”, 保证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关于防旱保墒技术, 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探讨和研究。如孙继本 (1980) 结合黑龙江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 提出了与防旱保墒技术相关的几种耕作措施;刘恩才、肖祖荫 (1989) 年探讨了当代旱区发展农业的防旱保墒技术;严火其 (1999) 总结了在干旱条件下, 我国北方的防旱保墒技术, 提出了对当代灌溉农业的反思。学界对我国传统农业的防旱保墒经验, 特别对《齐民要术》中的防旱保墒技术较为珍视。《齐民要术》中的防旱保墒技术梳理和略约阐释如下:

3.1 选育和种植耐旱作物

粟是比较耐旱的作物, 有易播种、易生长、易收获的优点, 粟在生长过程中可以不用灌溉, 适合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粟都是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这从《种谷第三》在《齐民要术》一书的位置就能看出—粟乃当时各种粮食作物之首。即使汉代以后, 防旱保墒技术逐渐发展, 小麦种植面积扩大, 粟在北方仍有一定位置。在《旱稻第十二》中, 专门讲到了种植耐旱的旱稻技术。旱稻, 性耐旱, 适于旱地种植的栽培稻, 亦称陆稻, 泛指能适应生长于无垠旱地、坡地及干旱生态环境下的栽培稻类, 是水稻的变异型。旱稻种植具有节约农业用水、充分利用自然降水和提高经济效益的特点。因此, 选择旱稻也能起到防旱的作用。

3.2 因时制宜

这里所说的“时”, 一方面主要是指季节, 即防旱保墒要遵循季节变化的规律。在《耕田第一》中, 有“秋耕欲深, 春夏欲浅。犁欲廉, 劳欲再”的防旱保墒观念。秋天土壤中的水分较多, 可以深耕, 而春夏水分蒸发较多, 因此不宜深耕。这样做可以达到“旱也保泽也”的效果。又如《种麻第八》中引用古谚语“‘五月及泽, 父子不相借。’言及泽急, 说非辞也。夏至后者, 非唯浅短, 皮亦轻薄。此亦趋时不可失也。父子之间, 尚不相假借, 而况他人者也?”以此来佐证因时制宜对于防旱保墒的重要性。由于气候变化存在偶然性, 即使是多雨的夏秋季节, 农业生产也可能会遇到干旱的问题, 因此, 需要进行人工灌溉。但是灌溉也大有学问, 也需要把握时宜, 如《大小麦第十》中讲到“秋旱, 则以桑落时浇之”。桑叶落时, 代表着北方已进入深秋时节, 这时土壤水分蒸发小, 此时灌溉有利于土壤保墒。此外, 《黍穄第四》中提到耕种还要“燥湿候黄塲”, 以调整农业生产时间的方法来确保防旱保墒。同时, “时”的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一天之时, 《种葵第十七》中提到“浇用晨夕, 日中便止”, 这是强调避免在水分蒸发强的时候进行浇水。

3.3 深耕借墒

最早关于深耕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任地》, “五耕五耨, 必审以尽, 其深殖之度, 阴土必得。”此后, 我国农业形成了深耕的传统。深耕具有翻土、松土、混土、碎土的作用, 深耕能够改善土壤结构, 增加土壤的底墒。深耕可以疏松土壤下层, 使土壤的含水部位下移, 增加土壤的含水量, 即增加土壤的底墒。在干旱的环境中, 如果耕得浅, 则土壤过于干燥, 作物的种子就不能正常发芽和生长。因此, 只有深耕, 下接地阴, 才能为种子的发芽生长提供必要的水分条件。农谚所说的“深耕一寸土, 多耐十天旱”就是这个道理。当春天播种遇到旱灾时, 就需要借墒。《种胡荽第二十四》中讲到“春雨难期, 必须藉泽, 蹉跎失机, 则不得矣”, 就印证了深耕借墒的技术方法。在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 秋耕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秋耕可以加强土壤的熟化, 改善土壤结构, 消灭田间虫害。而对于北方旱作农业而言, 秋耕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可最大限度地积蓄土壤水分, 翌年早春及时耙耱保墒, 调节春季用水矛盾。这是因为北方的降雨季节集中于夏秋, 春旱不利于播种。因此, 秋耕欲深有利早春作物及早播种。《齐民要术》就有“春种者用秋耕地”的春种方法。

3.4 浸泡种子

浸泡种子, 目的在于使种子在播种前就已经发芽, 这样可以减少作物的生长期, 以保证种子不因干旱而“胎死腹中”, 也可以弥补因干旱影响种子发芽生长所导致的时间上的损失。《汜胜之书》提到, “雪汁者, 五谷之精也, 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 器盛, 埋于地中。取雪汁, 渍原蚕矢。五六日, 待释, 手挪之;和谷种之, 能御旱。”《齐民要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种子处理的方法。《种麻第八》有“泽多者, 先渍麻子令芽生, 取雨水浸之, 生芽疾”。这样做是为了在雨水多的时候, 充分利用雨水使种子快速发芽, 以从容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旱情。《大小麦第十》讲到, “当种麦, 若天旱无雨泽, 则薄渍麦种以酢浆并蚕矢;夜半渍, 向晨速投之, 令与白露俱下。酢浆令麦耐旱, 蚕矢令麦忍寒。”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麦的地位虽不及粟, 但也成为了北方居民的主要的主食之一, 因此, 《齐民要术》十分重视麦的耐旱和耐寒。

3.5 多锄保墒

当地表干旱时, 通过锄头耧地, 可以将下面的土翻到上面, 中和土壤燥湿。《杂说》引用谚语“锄头三寸泽”来说明多锄对于防旱保墒的作用。此篇还提到了“看干湿, 随时盖磨著切”, 盖磨也称作劳, 意思是说依据土壤的干湿情况, 随时耕作, 以利于保墒。因为锄作并非只为除草, 也有防旱保墒的功能。锄作之所以能防旱保墒, 原因在于, 在锄地的过程中, 切断了土壤中的毛细管, 在土壤表面形成了一层松软的细土层, 减少了土壤的水分散失;锄地常伴随着培土壅根, 这在防旱保墒中有重要的作用。所以, 在《种谷第三》中讲到“苗出垄则深锄。锄不厌数, 周而复始, 勿以无草而暂停”。同时, 《齐民要术》不仅强调了多锄保墒的重要性, 还告诫齐民不锄耕的危害性, 即《种瓜第十四》说到的“先卧锄耧却燥土, 不耧者, 坑虽深大, 常杂燥土, 故瓜不生”, 告诉人们不注重多锄保墒, 可能就会出现“瓜不生”的结果。

3.6 镇压储水

由于过于疏松的土壤会使水分蒸发快, 为了减少水分蒸发, 我国农业在耕-耙-耱之后, 常常对过松的土壤进行镇压。通过镇压, 使表层土壤相对紧实一些, 达到保水保湿的效果。在农业生产的灌溉环节也往往会采取镇压的方法, 以利于储存水分, 保持墒情。《种芋第十六》中写到“内区中萁上, 令厚尺二寸, 以水浇之, 足践令保泽”;《栽树第三十二》讲到“每浇水尽, 即以燥土覆之, 覆则保泽, 不然则干涸”。以上都是在说灌溉之后, 用土覆盖镇压来储存水的保墒方法。

4 结语

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有近万年的历史,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我国人民主要是依靠传统的防旱保墒技术来发展农业生产的。在干旱的环境下进行农业生产, 除了积极发展灌溉技术外, 作为避免旱灾造成损失的更基本的措施———传统的防旱保墒技术应该得到重视。《齐民要术》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系统农书, 里面蕴含着一套较为完善的防旱保墒技术体系。

通过前面的探讨, 我们可知, 我国传统的防旱保墒技术体系涉及极其丰富的内容, 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很多环节。长期以来北方地区的农民主要是依靠上面这些技术来实现农业的稳产、高产。现在, 我国农业生产依然面临着干旱的严重威胁, 不仅北方有旱灾, 南方也时而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总结前人的经验, 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农业的先进生产技术, 对于今天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1) :16-18.

[2]楼嘉军.气候演变与民族迁徙——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新探[J].历史教学问题, 1992 (4) :13.

[3]孙继本.耕作措施与防旱保墒[J].东北农学院学报, 1980 (2) :101-102.

[4]刘恩才, 肖祖荫.北方旱区防旱保墒问题的探讨[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1989 (2) :158-162.

[5]严火其.北方干旱与防旱保墒技术─对灌溉农业的反思[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1999 (4) :11-14.

[6]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补齐民生问题的“短板” 篇5

古人说：“无恒业者无恒产，无恒产者无恒志。”只有人们都有工作干，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人心才会思安，才会增强社会归属感和安全感，社会才会稳定发展。为了提升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的质量，强化社区就业平台建设，解决民生问题中的“短板”，保康街道以创建“充分就业街道”、“充分就业社区”为目标，多举措帮助失业人员解决就业难题。

做好摸底调查，建立居民个人就业档案。各社区劳动保障站成立专门工作组，入户调查摸底，理清有就业意愿的下岗失业人员基数，在社区为956人建立了就业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居民的家庭就业状况、就业意愿、特长、期望工资等项目，社区工作人员从各方搜集用工信息，随时根据所掌握的用工信息为居民推荐适宜的工作。

开拓社区就业中介职能，加强政策咨询服务。6个社区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窗口，为居民提供就业创业的项目信息、优惠政策、法律法规、证书办理等服务，已接待居民9000多人次，并通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加强服务队伍素质建设，提高社区工作人员自身素质和服务效率，要求窗口服务人员对各项业务要做到“一口清”，使前来办事的群众在窗口就能进行咨询、审查、办理各项业务，方便群众，争创模范窗口。截止到目前，6个社区已为5023名居民办理了《就业失业登记证》。

开展多形式、高质量的职业培训，提高就业成功率。九月初，保康街道与旗就业局联手举办了大规模职业培训班，为失业人员、“4050”人员、残疾人、低保对象、“零就业家庭人员”等就业困难人员免费提供职业培训。改变以往培训内容与形式单一的状况，此次培训以时间短，科技含量低，就业快的目标开办了电焊工、计算机、砌筑工、缝纫工、餐饮服务、美容美发、木工等10项专业培训。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电瓶车方便普及的实际开办电瓶车修理专业班；针对居民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条件提高的实际开办家政服务专业 班等，此次培训计划培训720人，预计十月下旬结束。街道正在与各个企业、商户协调用工事宜，预计培训结束后，50%以上的参加培训人员能够马上实现就业。

齐民要术 篇6

关键词：西汉人口管理制度,编户齐民,惩罚措施,推广影响

西汉自刘邦建立以后, 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和进步。其法律的制定也在秦朝法律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但西汉毕竟是封建社会初期, 他的法律制定存在着明显的中央集权控制观念, 为牢牢控制政权, 严格控制所辖地区百姓的赋税征收“, 编户齐民”政策法规, 就成为西汉强力执行的法律条文。

一、西汉“编户齐民”所体现的严格户籍管护制度

“编户齐民”就是将普通百姓进行登记造册加以监控管理。齐民是当时统治阶级对普通民众的称谓。在《汉书·高帝纪》、《汉书·梅福传》中, 都有对编户、齐民的详细解读。“编户者, 言列次名籍也, 齐, 等也, 无有贵贱, 谓之齐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所谓齐民, 就是将普通百姓进行按名次登记注册, 成为户籍的最初形式[1]。

户籍制度, 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明显标志与特色, 他诞生于春秋时期, 在秦代商鞅变法中就有对人口进行授田、兵役进行登记造册的行为。在商鞅变法的内容中, 商鞅主张将所涉及人员进行记录, 把他们的田宅、四邻、亲属都进行记录, 出生的婴孩随时添加, 亡故之人从记录中撤出。这种记录之法规, 已经具有典型的户籍制度特点。对中央集权统治和管理, 意义重大。秦朝之初时对齐民造册的制定, 仍存在很大缺陷, 到了西汉时期, 统治者总结了以往的法律制定, 对其中一些进行完善和调整, 使西汉户籍制度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更具体翔实。西汉时期的户籍管理, 对户籍的称谓有很多。据《高帝纪》和《论语·乡党》、《后汉书·吴汉传》中的称谓有“护版”“、负版”。对没有户籍的人称谓“亡命”和“无名数”等很多称呼[2]。

在汉代, 平民是整个社会的主体, 是最重要的社会构成, 必须填写户籍, 这一点毋庸置疑, 是当时西汉政府特别关注的一点。对户籍的格式和填写内容, 从大量古籍中没有留下其格式标准, 但从文字记载中却可以知道当时填写户籍的内容。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对司马迁的身份进行了记录。“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 年二十八, 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户籍填写顺序应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西汉对单身人员在户籍填写上也很有讲究。不但要填写个人简历, 还有将单身时间和原因进行填写。整个户籍的填写, 在后面人物作为上都要填写现在的身份[3]。对一些特殊群体, 户籍填写也体现出严格和繁琐。比如戍边和长期野外劳作之人, 在填写户籍时, 还要填写身高、肤色、体质等情况。如《居延汉简甲编》中对河南庄盼的介绍就很有特色:年廿八, 长七尺二寸, 黑色。四月癸卯。对人员肤色等项目的登记, 是为了防止有犯奸坐科者, 在作案后逃脱, 为方便通缉, 这也是为了严格控制人员的流动和掌控。

第二种户籍登记是随军家属或朝廷官吏家属的明细。在《居延汉简甲乙编》中, 就有其所受政府配给, 和与军士或官吏从属关系等一系列明细条文列注。在给这些人进行登记的同时, 还要对家属成员的财产进行登记造册。在《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就有对此种类型的详细记录。从女奴的身价, 马匹的价格, 住宅作价、田产和副业都进行了详细记录。这种记录形式, 在现在看来不但繁琐, 而且很多涉及个人隐私等内容。但在封建社会时期, 所有人都是统治者一人的财产, 其秘密也无需对统治者隐瞒。在西汉建立之初, 随着一些赋税项目的设立和使用, 编户齐民政策也跟随其不断完善和填充落实。在记录编写的内容上, 包括以下几方面[4]。 (1) 户主名字:所在地县出生地、里、爵、姓名、年龄。 (2) 家内所有成员名单: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 (3) 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另外, 原配妻子的籍贯似也在登记内容中, 一些重点掌握的人物, 还要翔实地记录其身高、皮肤肤色等。

二、汉代有效控制人口的主要法律依据

汉代为发展经济和国家建设,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这就使征收平民税收成为国家大事。对人口的重视也在情理之中。汉代的编户齐民政策在控制平民时, 主要从三方面来控制人口。第一方面是“案比”。案比是西汉在对齐民编户时的登记和之后的核对。这是对人口进行核查及管理的基础。是摸清人口基数和流动性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东汉时期, 案比的时间一般在秋季八九月间。在《汉书·高帝纪》和《汉仪志》中都对案比的时间和所做的措施进行分类记录。西汉的案比时间一般为早春时节, 案比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由官吏将县内民众统一聚集到县衙所在地, 进行统一核实登记, 将所在地的人员和离开此地的人员再逐一进行勘验。另一种案比是勘察官吏下乡到农户家进行逐一盘查, 与所登记的户籍进行案比。这种下乡的方式, 不会因案比给百姓带来麻烦, 深受乡里百姓的欢迎。同时官员也可勘察百姓所申报的不动产情况, 也可进行新的评估。

第二方面是对脱离户籍管制和离乡迁徙者的限制措施。西汉时期, 因很多农户被地主兼并土地而选择流亡以及边关匈奴侵扰所造成百姓的流离失所, 致使很多百姓成为流民, 他们因没有与官府签订各种合约, 不受官府管辖, 官府也没有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税收, 造成了很大的税收流失。控制脱籍之人成为当时地方官员的当务之急。各地官府为增进人口数量和税收, 为此曾采取截堵措施控制当地流民, 也曾到外地引导流民的进入。将这些流民进行编户齐民。使他们能就此安顿, 行动也严格控制, 成为政府财政新的增长点。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 萧何根据秦法《经六篇》制定出《九章律》, 这是西汉对人口控制的最新法律。它在秦律基础上增加了“兴“”廐“”户”三篇内容, 使编户齐民更加翔实[5]。西汉时期阶级等级制度十分明显, 上层社会普遍享有一些特权, 这些人的出行也没有限制, 但在“编户齐民”政策下的普通百姓就没有这样的照顾。当时平民要出行, 需到当地官府申请加盖证明材料, 获得符录方可出行。对平民出行也有相关法律条文。《游士律》就是当时对平民出行的限制法律条文。这些条文的束缚, 使民众出行受阻, 脱离户籍管制难度加大, 官府对民众约束增强。在对脱离户籍管制的惩处上, 西汉还采取连坐形式, 若一户之中有擅自离开脱离者, 其家长需接受三年苦役惩处, 并处罚相当数量的罚金, 其个人财物包括房屋, 田地, 牲畜等都被充公。为制止平民的逃脱, 西汉在编户齐民政策下制定了“流民法”“、舍匿法”惟吏多私, 征求无已。去者便, 居者扰, 故为流民法。当时统治者也曾想过造成流民问题的原因, 为减少流民数量, 单靠法律制裁是不够的, 禁止当地官员对平民的欺诈、勒索才是解决流民产生的根本原因。为鼓励增加人口和户籍数量, 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看在他任期内户籍数量增加多少, 流民数量减少多少。“舍匿法”是对平民脱籍的惩罚性法律。不但要惩罚脱籍者, 而且对藏匿和接待脱籍者之人也要进行惩处。《汉书·王子候表第三上》中有一个案例记载“:元鼎五年, 侯圣嗣, 坐知人脱亡名数, 以为保, 杀人, 免。”师古注曰“:脱亡名数, 谓不占户籍也, 以此人为庸保, 而又别杀人也。”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时社会对脱籍之人的躲避和恐惧, 都不想因此而惹祸上身。凡是接待脱籍者, 本身就构成了犯罪。汉代所设定的编户齐民政策只是为了减少和防止脱籍者, 对人口的流动和迁徙, 只要通过官府批准, 手续齐备了, 还是可以迁徙和流动的。只是这种手续审批相当严格。在迁徙之前, 要将赋税交清, 官府也要看迁徙之人有无徭役在身, 经核实后经乡里、县里官府批示, 核准后方可放行。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和从事其他活动之人, 在出行上也需批准, 办理相关户籍证明[6]。

第三方面是脱籍者的家属存在连坐和经济连带责任。对脱籍者的处罚由来已久, 早在秦商鞅变法时期, 秦朝就制定了严厉法令惩处私自脱籍之人。秦国法令的严厉在这里就可见一斑。当时法令规定“, 令民为什伍, 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 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 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在《索隐》中规定, 一家有罪、九家连坐, 如有告发可免连坐, 如没有告则十家同罚。到了汉代, 这种连坐制度得到保留。并因编户齐民政策而更加有效的实行。但汉代赋税的沉重, 让一些人在生活无路之时, 选择逃逸脱籍, 这就使很多人受到牵连, 乃至当地官员。连坐的法律效力使百姓苦不堪言, 生产经济受到很大打击和影响。这样造成了更多人为活命而选择脱籍, 为防止和制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生, 汉朝时期在连坐刑罚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一系列的经济刑事的连带处罚。有些刑事经济责任现在听起来十分可怕。比如在族内有脱籍者, 不管告不告发, 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脱籍之人所承担的经济义务由其家族多倍承担。这种措施的出台, 使得脱籍者户籍流失, 留下的亲属忧愁困苦的惨状。这样的行为人数少时, 还可以用法制来控制, 当脱籍者人数多时, 留下之人已经没有了生活出路, 只能选择逃脱当流民。

从汉代“编户齐民”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汉王朝对人口控制的重视程度, 这种控制, 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平民居住的稳定, 改善了汉代赋税收支状况。但这种编户齐民政策的实施, 限制平民自由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劳动者被严格控制在劳动位置, 无法发挥其创造力和流动性。同时也束缚了汉代经济技术的交流和融合过程。“编户齐民”既促进了经济人口的发展壮大, 也对国民经济成长产生制约因素“, 编户齐民”政策的推广, 使西汉百姓的生活负担更加沉重。

参考文献

[1]商君书·境内[M].

[2]商君书·去强.

[3]史记·萧相国世家.

[4]后汉书·安帝纪·[M].

[5]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M].